在中國的胡服怎麼做

E. 請問胡服的來歷和歷史地位是什麼

趙武靈王

周赧王八年(前307)春，趙國的國君趙武靈王進行的軍事改革。他令軍民改穿胡服，學習騎射。當時趙國北方居住著胡人游牧部落。他們在與趙國軍隊作戰時都使用騎兵。胡人身穿短衣、長褲，騎馬奔跑、開弓射箭都十分方便。當時趙國軍隊兵器雖然比胡人精良，但多是步兵和戰車混合編隊，官兵穿著長袍，行動遠不及胡人靈便。趙武靈王決心向胡人學習，他不顧貴族官僚的反對，發布了「胡服騎射」的命令。由於胡服確實穿用方便，很快受到國民的歡迎。在提倡改穿胡服成功後，趙武靈王接著又訓練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趙國不斷開拓疆土，成為戰國七雄之一。趙武靈王一方面提倡有利於生活和武備的胡人方式，另一方面加強了對胡人侵擾的反擊。修築趙國長城就是措施之一。趙武靈王實行的「胡服騎射」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服飾改革，也是中國戰爭史上的一次革命。

F. 胡服最早由誰引入中原

胡服最早由趙武靈王引入中原。當時趙武靈王向北進攻中山國，大兵經房子，抵達代地，再向北直至數千里的大漠，向西攻到黃河，登上黃華山頂，與國相肥義商議讓百姓穿短衣胡服，學騎馬與射箭。

趙武靈王說：愚蠢的人會嘲笑我，但聰明的人會明白的。即使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這么做，一定能把北方胡人的領地和中山國都奪過來。於是改穿胡服。

(6)在中國的胡服怎麼做擴展閱讀：

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為常服，南朝系漢族，仍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為田獵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間則為時服流風最盛。溯其由傳人以至興盛，胡服由軍用以至民服，歷史悠長，變化復雜。

但是胡服真正流行的時代是唐朝開元、天寶年間，女子流行穿胡服騎馬。它的特徵是翻領、對襟、窄袖。在陝西等地的墓中壁畫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絹畫中也有這類服裝的婦女。

G. 胡服的起源

「胡服之制，冠則惠文，帶則貝帶，履則靴，褲則上褶下褲。自戰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褲褶傳人中國，歷代皆以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帶，或三者全用，晉代民間，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為常服，南朝系漢族，仍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為田獵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間則為時服流風最盛。溯其由傳人以至興盛，由軍用以至民服，歷史悠長，變化復雜，王(國維)氏《胡服考》言之最詳，不贅。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來無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見，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雜居內地，為數眾多;(2)貴族階級，廢古之席坐，而為胡人倚坐;(3)朝臣侍從，棄車而尚騎馬。 胡服之中，有所謂馬卦者，今言馬褂。《說文》無褂字，《玉篇》亦無之，恐即卦字，褂卦皆從圭得聲，俗作褂，但不能作「掛」或「掛」。《罪唯錄·冠服志》雲:「歷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無袖而衣中斷，下有橫摺，又下有豎摺。若袖長，則為曳撒。
似此褲褶，又變為胡服總名。凡無袖、短袖、長袖之衣，與腰中間有線道橫截或無線道橫截之袍，皆可稱為褲褶，因而今所論之半臂，其為胡服，決無問題。至其形制，宋曾三異《同話錄》「貉袖」條述之最詳: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裹，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之，名日貉袖，聞之起於御馬苑圉人，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耳。」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緣邊用紫皂布，有夾衣，亦有綿衣，顯然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後襟，坐鞍上不妨脫，故亦可稱為馬褂，馬褂即對襟衣。明清之制猶然。《日知錄》卷二十八《對襟衣》所謂:「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唯騎馬許服，以便於乘馬故也。」是也。」（摘自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 當時西域將這種裝有帶扣的胡帶稱之為師比,譯成漢語,也作犀比或胥毗。趙武靈王引進胡服時，考慮到它的便利，也引進了這種腰帶。 同時引進的還有胡履。過去，漢族人民所穿之履往往以絲帛為面，麻縷為底，朝會之舄則用木底，這種履舄多為短幫,平時穿著沒有問題，用於行軍則不太適宜，尤其不適合跋涉於水 草之地。而胡人之履則以皮為之，做成高統,這種革履用於軍旅顯然要優於漢族的履舄。因此也被趙武靈王採用。最初稱為絡鞮，後來則稱其為靴。

H. 胡服的唐宋時期

《新唐書·五行志》中即記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的史實。 唐代所謂的胡服,不單指少數民族的服裝,還包括大量異國之服。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巔峰時期,當時的首都長安,不僅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會和東西文化交流中心。據史書記載,和唐朝政府有來往的國家,先後有300多個,在當時的長安城內不僅居住著漢族人、回紇人、龜茲人、南詔人,還有大量的外國人,如日本人、新羅(朝鮮)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這些兄弟民族和外國使者雲集長安,從中國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華,直到今日,在中國東鄰地區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朝鮮等地,仍保留著中國傳統的服制。中國人民也從異族文化中獲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胡服在中原地區的流行,就是一個具體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婦女著胡服者甚多。這種現象與當時的文化生活有密切關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對婦女服裝的變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喜愛跳舞
唐人喜歡舞蹈,尤其喜歡跳胡舞。據說唐玄宗、楊貴妃都是善胡舞的能手,由於統治者的提倡,胡舞在民間也非常盛行,用白居易的話來說,一時間臣妾人人學團轉,簡直到了入魔的程度。因為對胡舞的崇尚,發展到對胡服的模仿,進而出現了胡妝盛行的情況。正如元稹《法曲》一詩所稱：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 竟紛泊。 從文獻記載來看,胡舞的動作姿態,與舞蹈者的衣帽裝飾有密切關系。譬如從西域康國傳入的胡旋舞,表演者的服飾就很有特點,據當時杜佑所編的《通典》一書記載,舞蹈者通常 為兩人,都穿緋襖,錦綉綠緩渾襠褲,赤皮靴,白袴、雙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又如石國傳入的胡騰舞,舞人都要戴一種虛頂的織成蕃帽,身穿窄袖的細氈胡衫。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唐人劉言史《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詩中就有：石國胡兒人少見,蹲舞樽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氈胡衫雙袖小的描寫。另外,在舞者的腰帶上還往往裝有金屬小鈴,隨著舞蹈者的運動節奏而發出和諧的聲響。這種服裝既是舞服,也是西域居民的日常便服,唐代婦女在模仿這種舞蹈時,也採用了這些服飾。 從大量傳世和出土的唐人畫塑來看,唐代婦女所穿的胡服，通常由錦綉帽、窄袖袍、條紋褲、軟錦靴等組成。衣式為對襟，翻領，窄袖；領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緣以一道寬闊的錦邊。陝西乾縣章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出土壁畫及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張禮臣墓出土的絹畫中,都繪有穿這種服裝的婦女形象。在這些婦女的腰間,還系有一條革帶,革帶上還附綴以若干條小帶，這種革帶就是南北朝蹀帶的遺形。
胡服卡弗坦
最常見的是波斯胡服卡弗坦（خفتان），胡服卡弗坦是一種棉或者絲制的，長至腳踝的長袖風衣，腰間用帶系攏的正裝。對不同等級的胡人，也有顏色、花紋、扣子的區別。它對中亞和西域影響很大，不僅僅向北影響了維京人的民族服，西域的吐火羅人也穿，通過絲綢之路也影響了唐朝時尚，可能對滿人的馬褂也產生過影響。
除這種胡服以外,其他少數民族的服裝對漢族婦女也帶來一定的影響,最為典型的就是回鶻裝的流行。回鶻為維吾爾族的前身,在唐朝開元年間,回鶻一度是北方最強盛的民族之一。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回鶻族在蒙古高原建回紇汗國,接受唐朝冊封,從此與漢族關系密切。這個民族的服裝,曾經令許多漢族婦女著迷,尤其在宮廷婦女中廣為流行。花蕊夫人在她的《宮詞》中就曾寫道：明朝臘日官家出,隨駕先須點內人。回鶻衣裝回鶻馬,就中偏稱小腰身。這種回鶻衣裝在甘肅安西榆林窟壁畫上還可看到：其制和長袍相似,也用翻領,袖子做得非常窄小,袍身則比較寬大，下長曳地；領、袖等處也鑲有寬闊的錦邊。腳上則窄著軟底翹頭錦鞋。宋代理學盛行，對於外來文化，不像唐代那樣採取兼收並蓄的態度。另一方面，在這個時期，北方的契丹、女真力量逐步強大,對宋朝政權造成很大威脅,宋朝的統治者非常懼怕胡風的滲透和漫延,同時也擔心漢人穿著胡服之後,出入市井難以分辨,所以千方百計地加以阻攔。據《宋史·輿服志》等書記載,在兩宋時期,朝廷曾多次下令禁止民間效仿胡俗,穿著胡衣。如仁宗慶歷八年(公元1048年),詔禁士庶效契丹服 及乘騎鞍轡。婦人衣銅綠免褐之類。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詔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外裔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盡管多次申飭，但並沒有完全奏效，民間男女仍然有穿胡服者。以至於南宋學者朱熹也在《朱子語類》中以忿忿不平的口吻明確記述道：「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屬。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所以,宋徽宗不得不在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再次規定：敢為契丹者若氈笠、釣墩之類者，以違御筆論。 和宋代相比，明代就顯得開明一些。明朝從蒙古族手中奪得政權，對整頓和恢復傳統的漢族禮儀當然十分重視,在剛建立政權時，也曾下令禁止胡服，同時還不許使用胡語、胡姓。後來政局相對穩定,有關詔令逐漸減少。在制定服制時,還吸收了一些頗有特色的元朝服飾。如元代蒙古族有一種長襖,以氈革、彩錦或薴絲製成,交領窄袖,下長過膝;它的主要特點是用彩絲捻成細線,橫綴於腰數道,既可藉此束腰,又可用為裝飾,因形得名,被稱為腰線襖子,省稱腰線。

I. 簡述歷史上的胡服騎射

歷史意義 這位本名趙雍的北方君主學習胡人的長處，實行易服、改兵制、創新戰術的全面軍事革新，終於使騎兵這一靈活的新兵種取代了笨重的車兵，中國古代戰爭的樣式從此有了根本性的變化。過去史書多稱贊商鞅變法，其實趙武靈王推廣胡服騎射在軍事史上的意義更為重要。近代史學家梁啟超曾評價說：「七雄中實行軍國主義者，惟秦與趙。……商鞅者，秦之俾斯麥；而武靈王者，趙之大彼得也。」他甚至把這位堪比俄國彼得大帝的趙武靈王盛贊為「黃帝之後第一偉人」。 戰國時期，地處胡人和華夏民族交匯處的北方趙國，雖以農耕為主卻頻繁接觸游牧習俗，通過抗擊胡騎襲擾也體會到其「來如飛鳥，去如絕弦」的優長。15歲的趙雍繼位時，其疆域只限於如今的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北部，軍隊與其他列國一樣仍由車兵、步兵構成。為了改變小國弱勢，趙武靈王決定讓本國的精銳全部棄車乘馬。此前人類雖馴養馬匹千年，卻只能耕田駕車，因未解決鞍具無法騎馭。春秋和戰國前期馬拉戰車成為軍隊主力，其沖擊力和速度超過步兵，卻因道路所限難入山地丘陵，呆板的車戰、步戰使軍事機器運動遲緩。目睹過胡人穿短衣長褲騎馬便捷的趙武靈王，決心改變幾百年相傳的軍制，實行由車戰向騎戰的轉變。他選擇靠近河套的草原訓練騎兵，並讓國內作坊製作馬具，建立起華夏民族最早的一支騎兵。當時軍隊實行騎兵化的重要意義，相當於現代戰爭史上陸軍由徒步躍升為機械化。 春秋至戰國前期，華夏傳統服裝是長袍寬袖，不便於騎馬射箭。為此，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下達易服令，讓男人改穿胡人式的緊袖短衣和長褲。這一舉措對重服飾禮義的傳統觀念形成了重大沖擊，眾多臣屬驚呼這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趙武靈王卻從作戰需要出發，反對法古不變，以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推廣服飾改革。他還親自騎馬彎弓並露宿草原，聘請擅長騎射的胡人充當教練，推廣了養馬、製革、設獸醫和籌辦草料等完整配套的制度，很快培訓出1萬名裝備精良且射術高超的騎兵，其他列國的步、車兵和北方零散部落在其狂飆般的攻擊下，一時均非對手。 趙國在戰國七雄中開軍事變革潮流之先，經過短短十幾年，便由一個小小中山國都敢侵犯的弱邦崛起為唯一能夠同秦相抗衡的強國。趙軍滅中山國後，又南抑魏齊，北逐三胡開疆千里，還佔領了如今的陝北一帶，對秦都咸陽構成直接威脅。可嘆的是，這位對外征戰所向披靡的一代英主，卻未跳出封建王權你死我活的爭斗漩渦，於公元前295年在父子兄弟相殘的宮廷政變中被困沙丘宮，活活餓死。對這一悲劇性結局，梁啟超曾帶著嘆息設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則一統之業，其將不在秦而在趙」。 趙國新建騎兵在戰爭實踐檢驗中顯示出的巨大優越性，很快刺激了其他列國也發展這一全新兵種，馬拉戰車就此在戰場上被淘汰而改為運輸之用，中國軍事史進入了騎兵起決定作用的新時代。在隨後統一華夏的戰爭中，「秦之畏害天下者莫如趙」，曾持續40年攻趙，最終依仗著地大財豐，在馬業和弓弩製造方面逐漸佔有了優勢。公元前223年，秦國騎兵最後追擊到代郡滅趙，兩年便達到了「秦王掃六合」而一統天下。 趙武靈王實行軍事變革的成果，被秦國全面運用，到漢代一度還發揮到極致。胡服騎射的實行，不僅使華夏民族建立起能夠同匈奴相抗衡的騎兵，在社會上也培養起彪悍驍勇的尚武風氣，漢武帝時代才能創造出世界軍事史上農耕民族以騎兵擊敗游牧民族的奇跡。後人稱頌大漢雄風，吟誦「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時，不能忘記趙武靈王這位軍事變革者的奠基之功。 後世影響 趙武靈王趙雍，趙國遷都邯鄲後的第四代國君，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為了拓展疆土、富國強兵，他不為舊制和保守勢力所束縛，力排眾議，勇於革新，於公元前３０7年推行以「胡服騎射」為中心的軍事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使趙國的軍力顯著增強，成為戰國後期東方六國中唯一能與強秦抗衡的國家。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服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於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以後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一奠定了心理基礎。現對「胡服騎射」所導致的服飾變化及其對後世服飾的影響略陳管見。 對趙國軍隊的影響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據步戰和車戰的要求而做，基本類似於平民的短打；用在騎兵上，則顯得不太適合作戰，在與胡人騎兵的交戰中往往處於劣勢。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於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並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於軍隊軍裝不適於騎兵和車戰的作戰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賓士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習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鑒於這種情況，趙武靈王於公元前３０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後「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自此以後，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徵：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鬍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製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清代學者全祖望研究，當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製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對後世服飾的影響 大體可歸結為以下幾點： 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胡服，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後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軍裝，以後逐漸演變改進為後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展演化進程產生了重大影響，開創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 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後，「習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並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於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大量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再次，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至戰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濟文化本就落後的周邊少數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後，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變了民風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端於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後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一佔主導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精神支柱。

J. 唐朝胡服是什麼樣子的

胡服流行於唐朝開元、天寶年間，女子流行穿胡服騎馬。
胡服的特徵是翻領、對襟、窄袖。在陝西等地的墓中壁畫有大量反映。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的絹畫中也有這類服裝的婦女。唐代流行於西域地區以及波斯等國的胡服卡弗坦，卡弗坦形制為錦綉渾脫帽，翻領窄袖袍，條紋小口褲和透空軟錦鞋。流行的原因是初唐至盛時期，中原與西域經濟文化交往及胡舞的興盛。
《新唐書·五行志》中即記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的史實。 唐代所謂的"胡服",不單指少數民族的服裝,還包括大量異國之服。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巔峰時期,當時的首都長安,不僅是中國-、經濟、文化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都會和東西文化交流中心。據史書記載,和唐朝政府有來往的國家,先後有300多個,在當時的長安城內不僅居住著漢族人、回紇人、龜茲人、南詔人,還有大量的外國人,如日本人、新羅(朝鮮)人、波斯(伊朗)人、阿拉伯人、越南人及印度人等。這些兄弟民族和外國使者雲集長安,從中國文化中取吸了大量精華,直到今日,在中國東鄰地區的一些國家,如日本、朝鮮等地,仍保留著中國傳統的服制。中國人民也從異族文化中獲取了不少有益的東西,胡服在中原地區的流行,就是一個具體的反映。 和以往相比,唐代崇尚胡服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婦女著胡服者甚多。這種現象與當時的文化生活有密切關系,尤其是胡舞的流行,對婦女服裝的變化帶來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