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規避劉易斯模型的缺陷

❶ 劉易斯模型能夠解釋我國二元經濟發展過程和勞動力轉移過程嗎

在這樣的二元經濟結構中，工業部門中工人的工資不是由工人的邊際勞動生產力和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來確定，而是由傳統農業部門農民的平均收入來決定。一般來說，工人的工資水平略高於農民的平均收入。

這樣，當工業部門以現行工資率增僱工人時，就會有大量的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就能在現有的工資水平下得到源源不斷的勞動力。這種經濟結構的二元性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共性，也是經濟發展的出發點。資本家增加新資本和吸收剩餘勞動力的過程持續進行，直到工業部門的擴張將剩餘勞動力吸收干凈。

在這個過程中，農業的邊際勞動生產力得到提高，農業勞動者的收入也相應增加，這時工業部門要想獲得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工資水平，整個經濟由此擺脫低水平均衡陷阱，實現穩定的增長。

這一過程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資本稀缺，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於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第二階段是當剩餘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之後，工資取決於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劉易斯認為，當今發展中國家還處在第一階段。

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模型對剩餘勞動力轉移支持經濟發展的過程作出解釋，這一理論在發展經濟學中具有重大意義。但劉易斯模型也存在著一些缺陷，如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假定及分析不大符合實際情況，技術進步因素被忽略，農業部門的發展未受到重視等。

❷ 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徵

二元經濟結構是指城市以工業為主的現代部門與農村的傳統農業部門並存的經濟結構。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對這種相對落後的國民經濟結構進行改造，使異質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為同質的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主要表現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等基礎設施發達，而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後；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於農村；相對於城市，農村人口眾多等。這種狀態既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這些國家相對貧困和落後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實現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換，以盡快完成國民經濟工業化與現代化的歷史任務。

一、建國以來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

1、趕超型發展戰略與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深化

受建國初期國際環境和歷史條件的制約，在前蘇聯經濟發展模式的影響下，我國選擇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徵的趕超型發展戰略。這一發展戰略的核心是試圖通過重工業的優先發展，超高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由於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十分低下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的，一是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十分低下，儲蓄率低，資本積累能力不足，資金嚴重匾乏。二是傳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技術落後，勞動生產率不高，產出水平低下，支持工業化的能力有限。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既不能象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當初那樣通過對外掠奪來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不可能通過引進外資的辦法來補充國內資本的不足。而且由於重工業資本高度密集性的特點，使得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特徵的趕超型發展戰略與我國的勞動力豐裕、資本稀缺的資源稟賦特點相矛盾。為了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必須依靠一種新的制度安排??由政府統一調配資源，以降低發展重工業的成本，並減輕工業化過程中由於勞動力的轉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壓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人民公社、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隔離的二元經濟體制。

趕超型發展戰略和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通過從農業中提取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以及重工業的自身循環所創造的社會需求，克服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不足與有效需求不足這兩大難題，在較低的國民收入水平上實現了較高的工業化水平，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民族工業體系。但由於重工業的優先發展是以犧牲農業的長遠發展為代價的，這不僅造成了農業生產長期低速增長，而且也使農業內部的剩餘勞動力不斷積累，農村隱蔽性失業嚴重，從而使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特徵更加突出。二元結構強度一般用農業與非農業間的相對國民收入差距來衡量。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茲的統計分析表明，世界上發展中國家這一差距最大為4 ．09倍，而1979年我國的二元經濟結構強度卻高達6．08倍。

2．戰略調整、體制改革與二元經濟結構轉換

在傳統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到70年代末，工農業之間的矛盾已相當突出，農業勞動力生產率的長期停滯，使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無法繼續進行。

從1979年開始的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不斷增強，結構變動由政府行政力量推動，轉為市場導向。這種由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所帶來的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推動了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市場機制的誘導下，農業生產不斷引入現代生產要素，加快了對傳統農業改造的步伐。以1987－1992年為例，在這短短的5年時間里，農業生產資料來源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農業投入中來自農業內部的比重已從46．7％，下降為39．l％，而由現代工業提供的生產資料從41．7％，上升為 44％。這說明農業與現代工業部門的產業關聯趨於強化。同時，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包括工業、建築業、郵電業、商飲業以及其他服務部門）對農業的服務貢獻率明顯提高，從1987年53．3％上升到1992年的60．9％。這意味著國民經濟其他各部門越來越多地進入農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後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在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提高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第二，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作用，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改革開放以前，1952?1978年的26年間我國城市化水平僅從12．6上升到17．92，年均上升0．2個百分點，在這期間的1962??1978年城市化水平從17．33上升到17．92，16年間僅上升了0．59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處於停滯狀態，而改革開放後，1978??199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上升了13．6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約0．81個百分點，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

第三，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明顯加快，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1978年一1998年，共有13585萬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就業，平均每年轉移為715萬人。與此相適應，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總的趨勢是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大幅度下降，從1978年的 70.5％，下降到1999年的50．l％。20年間共下降了20 ．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的就業比重穩步上升，從1978年的17．3％上升到1999年的23.0％，21年間共上升了5．7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持續快速上升，從1978年的12．2％上升到1999年的26．9％，21年間共上升14．7百分點。

2、我國二元經濟結構演變的總體度量

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核心問題是實現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的過程，實質上也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隨著一國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完畢，農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也就與非農產業勞動的邊際生產力趨於相等，農業部門與非農部門的發展水平、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也趨於均衡。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結構的特點突出地表現在傳統農業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力遠遠低於以現代工業為代表的非農產業的勞動邊際生產力。最直接的表現是：在傳統的農業部門中較大勞動力份額創造出較小的產出份額，而在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中，較小的勞動力份額卻創造出較大的產出份額。根據這種特徵，我們選用比較勞動生產率與二元對比系數兩個指標來衡量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並運用這些指標來計算1952年以來的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並以此為依據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演變進行總體度量。

比較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部門的產值（或收入）比重同勞動力比重的比率。國民經濟中農業與非農業兩部門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差別越大，經濟結構的二元性就越強。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國際比較表明，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低於1，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高於 1。從時間序列考察，在二元經濟結構加劇階段，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降低，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逐漸升高；在兩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差別達到最高點後，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轉而逐步升高，從低於1的方向向1接近，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則趨於下降，從高於1的方向向1趨近。
二元對比系數是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業和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比率。二元對比系數與二元經濟結構的強度成反方向變動，二元對比系數越大，兩部門的差別越小，反之，二元對比系數越小，兩部門的差別越大。二元對比系數在理論上的最大值為1，通常總是低於1。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徵

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發展中大國，其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除具有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之處外，由於其結構轉換的國內外環境不同，在二元經濟結構轉換方面還具有自己的突出特點。

l、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後於產值結構的轉換

我國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這在第一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見表 2）。1999年我國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為17．7％，而占社會總勞動力比重為50.1%，二者相差-32.4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49．3％，勞動力的比重為23．0％，二者相差26．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33．0％，勞動力的比重為26.9％，二者相差6．1個百分點。顯然這種差異，第一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三產業最小。

由於各產業技術進步的速度不完全一致，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絕對對稱是不可能的。由於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的供給遠遠超過了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加之在其經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第二產業的技術進步速度遠遠大於第一產業，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的轉換要慢於產值結構的轉換。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其就業結構滯後性更為突出。世界銀行在《1979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揭示出這樣一個規律，發展中國家工業與農業的產值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人均接近700美元時（1979年價格）達到相等，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兩部門的勞動力份額也達到相等。我國的工業與農業產值相等，是在1965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約134美元時達到的，當時，工業為38％，農業為39％。到1984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提高 1．3倍，達到310美元，而工業勞動力的比重，僅為17．2％，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仍高達68．4％。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產值結構與就業結構轉換的嚴重失衡，造成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結構性扭曲。從工農業產值構成看，到80年代末，我國的工業已佔國內生產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結構來分析，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第一產業仍占勞動力份額的 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見表2）。

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業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阻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業間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從這個意義上說，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後於產值結構的轉換，是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存在的直接原因。

2．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於經濟發展

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都表現為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則表現為第三產業的超前發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就業的增加，遠遠低於農業就業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生在農業和服務業之間。」與此相反，我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業發展嚴重滯後的特點。

我國產值結構中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不僅遠遠低於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於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而我國就業結構中第一產業就業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業就業份額過低直接相關。表3的數字表明，我國1999勞動力就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就業結構僅高於 1988年的泰國和1991年的巴基斯坦，卻低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其他各國。如果以我國90年代初的就業結構來進行比較，則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份額是上述各國中最低的（1991年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分別為60％、21． 3％和18％）。

3、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後於工業化進程

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業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位條件相對優越的地點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化而產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區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GNP大於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於工業化率。

在我國經濟發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出與上述城市化發展規律完全不同的特徵：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後於工業化水平（見表 5）。1999年我國製造業比重為42．7％，不僅大大超過了處於工業化中期國家的水平，並超過了工業化後期國家的平均水平達10個百分點，而城市化指標僅相當於工業化中期的水平，為 30．98％。

中國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特徵既受傳統工業化道路和傳統經濟體制的影響，也取決於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農村工業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非城市化發展道路。二元經濟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就業結構滯後於產值結構的轉換與第三產業發展滯後是直接相關的。塞爾昆在《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中發現，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不斷提高，服務業相對製造業來說，其就業彈性系數不僅大於1，而且呈現連續遞增的發展趨勢，與第二產業相比第三產業能夠吸收更多的勞動力就業。由於第三產業發展滯後，嚴重地影響了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導致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後於產值結構的轉換。而第三產業發展滯後的直接原因是由於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非城市化道路所造成的城市化發展滯後。這是因為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相比更依賴於城市化的進展。與第二產業不同，第三產業所提供的產品??服務具有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它不象第二產業所提供的物質產品那樣可以在產地以外銷售和消費。因此，第三產業只有在人口較為密集的城市才會有較大發展，而在人口密集度較小的農村由於受到需求不足的制約，發展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相比，成本高收益小。因此，要進一步推進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轉換必需加速城市化發展進程，以帶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

❸ 為什麼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不適合發展中國家國情

首先，模型暗含假定現代部門吸收勞動和創造就業的速度與現代部門資本積累的速度成比例。但是如果資本家的投資總是投向技術比較尖端的資本密集的設備的話，資本家的再投資就不能吸收那麼多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所有的產量增長實際上都被資本家得到。從經濟增長的角度來說，經濟確實獲得了增長，但是從擴大收入和就業來說，從人們的經濟福利的角度考慮，經濟並沒有獲得發展。前面的論述還建立在資本家把他所有的利潤都投資而沒有移作他用的基礎上。在許多發展中國家，資本家不但不把利潤投資，相反還會把利潤收入以資本外逃的方式，轉移到國外。
其次，劉易斯模型假定，農村存在著大量的剩餘勞動力，而城市當中則是一種充分就業狀態。但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卻恰恰相反。
第三，劉易斯模型假定，第三世界國家中的現代部門的工人工資在農村剩餘勞動力沒有完全被吸收之前是固定的，但是，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工資都有著隨時間上升的趨勢。
總的來說，劉易斯兩部門模型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很大。許多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擴大現代化工業部門的規模解決發展中國家存在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出路和就業問題，但是並沒有獲得預期的結果。

❹ 你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否符合劉易斯的模型

摘要 但是現在在轉變經濟發展模式，目標是以新的發展方式，突破劉易斯模型

❺ 結合材料，分析「劉易斯拐點」可能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產生的影響。

勞動力轉向賣方市場，工資水平上升；企業用工成本加大，勞動力低成本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
兩個方面，各3分
如果要分3點的話，以下是個人的見解
1、勞動力供不應求，工資上漲
2、促使勞動力的結構發生改變，對勞動這的素質有更高的要求
3、勞動密集型企業將面臨「用工荒」，因勞動力成本上升而被淘汰

❻ 劉易斯模式的缺點

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式有兩個缺點：第一，不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方面的重要性；第二，忽視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剩餘產品是農業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

❼ 本講認為，運用劉易斯拐點理論時要結合中國的哪些國情進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954年，劉易斯發表了他的成名作《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經濟由兩類性質不同的部門即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構成。這就是所謂的二元經濟結構，或者說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特徵。以中國而論，所謂傳統經濟部門就是存在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系統，所謂現代經濟部門就是鴉片戰爭以後出現的現代工商業經濟系統。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傳統農業部門存在大量「邊際投入效益為零」的勞動力即剩餘勞動力。發展中國家要發展起來，必須由現代經濟部門吸收這些剩餘勞動力進行資本積累。

劉易斯進一步指出，只要傳統經濟部門還存在剩餘勞動力即勞動力無限供給，現代經濟部門就能夠以「生計工資」即僅能維持生存水平的勞動成本雇傭工人，而且，「生計工資」將一起維持到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的時點上。也就是說，在傳統農業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之前的很長的經濟發展階段內，「生計工資」機制都將從根本上制約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工資水平無法實質性提高，即使有提高，也只是對城市生活費用高於農村的補差，比如高出30%。在劉易斯看來，只要傳統農業部門還存在剩餘勞動力，亦即具備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就不起作用。所謂的「劉易斯拐點」，在嚴格的劉易斯語境中，是指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性的國家經濟發展到「生計工資」機制不起作用的那個時點，在這個時點上，傳統經濟部門剩餘勞動力已經被吸收完畢，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機制開始發揮作用。

但是，仔細推敲一下，劉易斯創立的「生計工資」概念並不成立。

首先，由於一部分剩餘勞動力的轉移，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量趨於減少，但傳統農業部門的總產量並不因此而減少，這樣，留在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力平均產量必然增加。也就是說，傳統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會隨著剩餘勞動力的轉移而相應提高，從而傳統經濟部門勞動者的「生計」即收入狀況得到改善，不會固定在現代經濟部門出現之前的水平上。而且，傳統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出去的越多，即留在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總數越少，「生計」狀況改善的程度就越大。

在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若想「生計工資」概念成立，必須補充一個假設，即傳統農業部門內部新增勞動力的數量與轉移出去的勞動力數量相等。然而，一旦做出這一假設，也就等於假設傳統部門的剩餘勞動力永無轉移完畢之日。顯然，劉易斯及其理論追隨者不敢追加這個假設條件。

其次，現代經濟部門從傳統農業部門吸收勞動力的第一時刻起，就必然伴隨從傳統農業部門購買農產品(註：這里假設現代經濟部門只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商業行為。這樣，傳統經濟部門就獲得了向現代經濟部門購買現代生活資料和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貨幣支付能力。現代生活資料(如鍾表)直接改善傳統農民的生活狀況；尤其是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使用意味著農業生產技術創新，必然帶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的提高，使傳統部門的總產出增加，從而在上述單純減少勞動力總量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高了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力的平均產量。

張五常教授在《佃農理論》一書中也早就指出過劉易斯認為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錯誤。

只要以上兩點無法否認，那麼，「生計工資」的概念就不可能成立。「生計工資」概念立不住，所謂的「劉易斯拐點」當然就不能成立。「劉易斯拐點」的經濟學價值在於闡述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臨界點。顯然，劉易斯在他的模型中設定這個臨界點是錯誤的。供求關系決定勞動力價格的市場機制從現代經濟部門紮根於傳統社會那一時刻起就會發生作用。劉易斯聲稱，二元經濟結構模型是「按照古典學派的傳統」建立起來的，但他在建立「生計工資」概念的過程中卻違反了供求關系決定價格這個最基本的古典經濟學規范。

❽ 劉易斯模型和托達羅模型，誰更適用於解釋，解決當前中國的人口流動問題

劉易斯在他的著名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中建立了一個二元經濟的「古典」模型。劉易斯認為，在二元經濟體系中，並存在兩大經濟部門。一個是以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的僅夠維持生計的部門，包括農業、小型商業和某些服務業；另一個是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現代部門，包括製造業、采礦業和種植園。由於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等於零甚至是負數，因此，現代部門的工資水平要高於生計部門，他假定，資本主義現代部門以現行工資率增僱工人時，願意就業的人多於需求的數量，生計部門由於勞動力轉移而減少的數量為新增加的勞動力所填補。因此，在傳統的維持生計的部門中。在生計工資條件下勞動的供給超過了對它的需求，因而勞動供給是無限的。這種供給無限的勞動力大部分來自農業中的隱蔽失業者、小商小販和婦女參加勞動。現代部門為了吸引僅夠維持生計的部門中的勞動力。其工資水平一般要比後者高30%。劉易斯認為，在他的勞動無限供給的發展模型中，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是利用資本主義的剩餘，即通過利潤的再來增加新的資本和吸收更多的非資本主部門的勞動力，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如此反復進行，不但資本主義現代部門不斷擴大，而且利潤、儲蓄和資本積累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也逐漸增加，直到多餘勞動力吸收完畢，其實工資相應上漲時為止。在劉易斯的經濟發展模型中，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是伴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持續，通過兩種在時空上並存的形式而最終實現的。一種型是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產業轉移，即社會勞動力從傳統的自給農業部門流向現代資本主義工業部門；另一種形式是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地域轉移，因為傳統的、自給性的農業部門主要分布在農村，而先進的現代資本主義部門主要在城市。因此，農村部門的剩餘勞動力向現代部門的轉移過程，從地域上講，就是農村勞動及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

❾ 劉易斯,拉尼斯-費景漢模型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Ranis－Feimodel）用一種從動態角度研究農業和工業均衡增長的二元結構理論。是1961年費景漢(JohnC．H．Fei)和古斯塔夫·拉尼斯(GustavRanis)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改進，他們認為因農業生產率提高而出現農業剩餘是農業勞動力流入工業部門的先決條件。

費景漢和拉尼斯認為，劉易斯模式有兩點缺陷：

（1）沒有足夠重視農業在促進工業增長中的作用；

（2）沒有注意到農業由於生產率的提高而出現剩餘產品應該是農業中的勞動力向工業流動的先決條件!

兩人對這兩點作了補充，從而發展了劉易斯模式。

1961年，由美國經濟學家費景漢和拉尼斯在《經濟發展的一種理論》一文中提出。該模式用劉易斯模式把不發達國家經濟部門的劃分為基礎，把雙元經濟結構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

他們把農業勞動的流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勞動生產率等於零的那部分勞動力的流出，這部分勞動力是多餘的；

劉易斯第一拐點

第二個階段：邊際生產率大於零但小於不變制度工資的勞動力的流出。這兩個階段的勞動是農業中偽裝失業者的勞動。

劉易斯第二拐點

第三個階段：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品的價值大於不變制度工資的勞動流出，因此這部分的農業勞動力已經變成了競爭市場的產品。

「費景漢－拉尼斯拐點」的意義是，如果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不重視農業生產，不斷向工業轉移農業資源，就會出現全社會資源都趨向於贏利高的行業，社會資源開始撤離農業，造成農產品總供給的結構性短缺，農產品價格上揚，糧食問題將不可避免。

❿ 什麼是劉易斯拐點

在長期經歷二元經濟發展之後，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開始出現重要轉折。按照發展規律，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消失，就意味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對於處在二元結構和經濟體制雙重轉換中的中國經濟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這個轉折的成功意味著一個嶄新發展時期的到來，另一方面，這個轉折期間充滿了嚴峻的挑戰。「劉易斯轉折點」簡而言之就是在此這個轉折點之前不論有多少新增就業，工資都不會漲，這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在這一點之後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開始上漲，人均收入開始實質性地增長，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經濟增長。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之八：劉易斯轉折點及其政策挑戰》綠皮書指出，目前發端於中國沿海地區並且蔓延於全國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將預示著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正在發生轉變，即中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轉折點」正逐步呈現。 曾幾何時，不少人還在為「廉價勞動力」、「富裕勞動力」而慶幸，可從2004年起，一度僅在個別行業、地方出現的用工短缺，並不像人們當初設想的那樣，只是一種季節性現象，而是迅速蔓延到珠三角、長三角、閩東南等國內多個地區，目前仍沒有緩解的跡象，並逐步演變為局部地區招不到工的民工荒。 當一個國家把無限供給的農村剩餘勞動力淘乾的時候，就到了發展經濟學中的劉易斯轉折點。一個國家的發展可以是幾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劉易斯轉折點應該只出現一次。幸運的是，我們即將看到這一點。如果把劉易斯轉折點看成一個區域的話，我們已經生活在劉易斯轉折區域了。 從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劉易斯轉折點是黎明前的黑暗。那麼，我們靠什麼應對劉易斯轉折區域呢？由於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數量龐大，曾經連綿不斷的民工潮令企業家們錯誤認為，民工是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因此，在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中民工被密集且廉價地使用，民工的生存環境惡劣，民工的勞動力價格長期被嚴重扭曲，並已達到了極不合理的低水平。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的價格不可能長期背離其價值，民工荒現象的出現，正是國內勞動力價格上升這一必然趨勢的前奏，是市場供求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 我們現在需要關心的目標並不是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本身，而是那些在不同區域中生活的人，尤其是其中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和農民工。區域差距形成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不能浪費資源和時間試圖去縮小各個方面的區域差距。區域經濟差距是否合理的依據，不是區域差距大小本身，而是在這些不同區域中的個人實際收入和福利水平是否大致相當。而個人福利水平的高低，不是取決於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是否一致，而是取決於個人意願和個人之間是否擁有大致相同的生存權、發展權、自由擇業權及相應的社會和物質的基礎結構。這是應對應對劉易斯轉折區域的必然要求。 應當承認，勞動力短缺不是短期矛盾。普遍認為，勞動力短缺是民工工資福利待遇太低、農村政策有較大改善、經濟新一輪高速增長對勞動力需求大幅增長三大因素所致。但還應看到農村勞動力資源經過20多年的持續輸出，供給能力已經發生變化，正從過剩轉向緊缺，勞動力短缺並不是短期性、結構性、局部性現象，而是長期性、根本性矛盾。接下來我們可以發現，外出務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經濟未來繼續持續增長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經濟發展階段和發展模式，都將面臨挑戰，低成本廉價品低利潤主導的出口戰略和發展戰略必須盡快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