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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澤渝吉怎麼看中國的儒學

發布時間:2022-10-02 00:41:16

1. 怎樣才算是儒家什麼人不是儒家

孔子以及後來的孟子,都生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上發生最劇烈變化的「周秦之際」,對於這個時代的變化,他們都覺得是禮壞樂崩、山谷陵夷、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因此他們感時傷懷,積郁難平,憤世嫉俗,疾首痛心。
孔子在整理典籍中寄託了他對現實的抨擊和對他所想像的「三代」黃金時代的憧憬,並表達了他要「興滅繼絕」、「克己復禮」、挽狂瀾於既倒、復興周公之道、重振「三代」文明的希望。然而這些希望不斷破滅,滿腔悲憤的孔子在「乘桴浮海」、「居九夷」的感嘆中,懷著「吾道窮矣」、「哲人其萎」的憤懣,齎志以終。
顯然,孔子不是個趨炎附勢、歌功頌德的人。他對當時社會和統治者,誇獎不多,指斥不少,尤其是對活著的統治者幾乎沒好話——死去的「先王」可以是完人,孔子也沒少對之歌功頌德,然而他們已經死了,不能給孔子以恩寵,而活著的統治者對這樣的「哭廟罵殿」則是很不待見的。
對孔子,不管是褒還是貶,都得從這點出發。過去反孔批孔的,說孔子對現實不滿是「歷史倒退論」、「今不如昔論」,是「九斤老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復辟狂」。
幾十年批儒,孔子最大的罪狀就是這個。而褒孔揚孔的,則說孔子的這種不滿是「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精神」,是「獨立人格」與「社會良知」的體現。總之,復古倒退也罷,批判精神也罷,相反的評價針對的是同一個事實:就是孔子對現實不滿。
那麼孔子對什麼樣的現實不滿?當然就是對「周秦之變」不滿。在當時的劇變中,孔子是維護周制,主張復古,宣傳「王道」,反對最終導致秦制的「霸道」的。而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另一股潮流,即法家,則是推動秦制的。周秦之變背後的思想沖突,主要就是所謂的儒法斗爭。
今天人們一方面知道中國歷史上並沒有什麼「奴隸社會」,另一方面也知道所謂的「封建」即封邦建國諸侯林,這樣一種西周宗法貴族政治與秦以後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帝國「專制主義」是差異很大的兩回事。在這個意義上,孔孟時代的古儒確對秦政式「專制主義」十分拒斥。
當然這並非像一些以現代觀念拔高儒家的人講的那樣是因為古儒中有什麼「自由民主」因素,而就是因為孔孟弘揚的是以宗族認同、小共同體本位、大宗封建小宗、封臣依附於封主、封主保護封臣為基礎的周制,他們是以「封建」反「專制」、以貴族政治抵制皇權-官僚政治的。
正是在西周社會結構及其價值體系已經「禮壞樂崩」的情況下,以「吾從周」為志的孔子及其學派才應運而生。而整理「六經」既是對「周制」(或「三代之制」)的系統化敘述,更是弘揚「周公之道」的一整套價值宣示。
然而孔孟的努力並不能挽狂瀾於既倒。孔、孟兩人當時都是到處碰壁、倍感孤獨的「喪家狗」。但是他們的學生也有很得意的,因為在那時的大潮中儒門後學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分化。
在「禮壞樂崩」成為大勢所趨的情況下,孔子身後「儒分為八」,其中有影響的主要就是思孟與荀子兩支。荀子「識時務者為俊傑」,不再「從周」而改行「法後王」,匯合於李悝、商鞅代表的法家潮流。而思孟一支則歷經坎坷,與法家和秦制激烈沖突,以至發生「焚書坑儒」。
雖然「焚坑之禍」實際上是全面壓製法家以外的諸子百家,並非只對孔門(首當其沖的那些方士還並非儒家),後來儒者只講坑「儒」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烈士形象。但是應該承認,在「周秦之變」中最鮮明地「從周」的儒家是這場鎮壓的重點。
所謂「燔詩書,明法令」的說法和「以古非今」的罪名,都明顯地體現了「周秦之變」背景下的儒法沖突在這場事變中的重要性。而這也導致了儒門分化加劇。有些人,例如後來號稱漢代「儒宗」的叔孫通,靠曲學阿世、諂媚「暴秦」仍然混得不錯,而且秦亡後還有奶便是娘,「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
而另一些人,如以孔子七世孫孔鮒為代表的「魯諸儒」則相反,他們對**忍無可忍,從「異見人士」真正變成了革命黨。最後孔鮒帶領「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即陳勝)」,投身反秦起義。在兵敗陳下的悲壯一幕中,孔鮒這個「縉紳先生」居然與農民造反領袖陳勝一同死難。
於是孔鮒與叔孫通,上繼孟子與荀子,代表了大分化中儒者的兩種主要選擇:是像孔鮒那樣繼續做「喪家狗」,甚至不僅「喪家」還喪身,成為反抗**的「烈士」呢,還是像叔孫通那樣改換門庭做「看家狗」?應當說多數儒者還是依違兩者間,既不能像孔鮒那樣殺身成仁,也不願像叔孫通那樣寡廉鮮恥。
然而在不斷碰壁之後,還是叔孫通的道路顯得越來越有優勢。到了漢景帝時代,一些儒家還宣傳推翻暴君有理,宣傳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結果在如今可以被稱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那次「轅黃之爭」中,碰了一鼻子灰,漢景帝宣布革命理論不能再講,「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正好西漢前期幾十年間由道家演變而來的黃老之學是主流思想,而漢初黃老繼承莊子的犬儒主義,提倡順其自然、恢詭譎怪、因是因非、無可無不可,像孔老夫子那樣死腦筋想不開一定要「吾從周」,那不是犯傻嗎?於是在「上好申韓,下必佛老」,在上者指鹿為馬、在下者難得糊塗的氛圍中,後來之儒越來越學乖了,懂得「圓融通透」了。
到了漢武帝時,董仲舒先生把韓非發明的「三綱」弄過來,完成了「儒表法里」的改造,於是武帝龍顏大悅,儒家據說也就得到了「獨尊」的地位。盡管董先生在放棄「革命」的同時還把那裝神弄鬼的讖緯之學弄來,想對皇上保留一點「上天示警」的約束,但後來在曹魏到隋唐間皇上們又感不爽,下辣手殺了許多人,把讖緯禁絕,於是「上天示警」也不靈了。
這樣,儒者便完成了從「喪家狗」到「看家狗」的演變。「百代都行秦政制」,體現「周公之道」的「五經」自然顯得太虛了些,經典盡管還是經典,但不能過於當真:「霸道」既然惹不起,「外王」既然搞不成,我們就玩「內聖」吧!
今天理學家講濫了的「內聖外王」其實本來源於《莊子·天下篇》,是道家之言,並非儒家祖傳。孔子那時只講「遠聖」(堯舜等遠古聖王)而從不言今聖。所謂「遠聖」也只是通過行仁政安天下,而不是通過修身養性體現出來的。那時的儒學只講「外王」,而不講什麼「內聖」。只是在外王無可挽回地變成「外霸」後,儒學才逐漸變成「向內用功」的心性之學。
有種自由主義,我把它叫做日本式自由主義,它的特點是強調個性,強調個人的權利,但是它針對小共同體、針對家庭、針對周邊的人。日本在明治時代特別提倡這些,就是六親不認只認天皇,福澤諭吉就是這么主張的,他一方面認為自由是人最可貴的品質,同時又認為自由是要效忠天皇的。
這個自由只是從你周圍那個熟人社會擺脫出來,你要敢於反抗爹媽,反抗家族,敢於六親不認。但你必須知道「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你必須歌唱「我把黨來比母親」。這種人雖然是從大家庭中叛逆出來的,但他身上已經不具有儒家文化了,什麼孝啊,基本上拋開了,等於傳統的叛逆者。
還有一種,簡單點說就是不滿現實,追求一種理想,當然這種理想可能是近代理想和儒家理想兼而有之的,在這個過程中並沒有一種和家庭、和傳統決裂的自覺。
中國自秦制代替了周制以來,儒家士大夫中就潛藏著很大的不滿,有一種「從周仇秦」的情緒,這是毛澤東最不滿意儒家的一點。「文革」中他一直講「儒法斗爭」就是這個意思,以為儒家喜歡貴族制不喜歡官僚制,喜歡分邦建國,不喜歡中央極權的大一統。
講得簡單點,喜歡那種道德社會所謂的「三代之治」,不喜歡秦以後的那一套東西,實際上西方進來的思潮在中國受到歡迎就是這一幫人,他們是基於對秦制的仇恨來歡迎西方的,他們認為西方的那套就是仁義道德。
中國是禮儀之邦,三代本來是非常不錯的,但是秦以後就墮落了,他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墮落是西方的原因,要恢復三代的理想只有學習那些新的東西,才能顛覆家天下,才能恢復天下為公。在他們看來,民主選舉就是天下為公,就是推舉制,「幾欲天下為公,親親不得三代之遺也」,一開始這個東西就是和民主共和接軌的。
說實在的,我們現在很多聲稱是儒家的人實際上是偽儒,因為他們都贊揚秦制,今天你衡量什麼人是儒家很難說,但是什麼人不是儒家還是比較容易說的。
什麼人不是儒家呢?第一,欣賞秦始皇的人肯定不是;第二,欣賞毛澤東的人也不是。因為這兩個人一個是把孔子的祖墳都刨了,一個就是直接焚書坑儒的。孔子的九世孫孔鮒就是投奔陳勝吳廣造反的,他投奔陳勝吳廣是為了抵抗秦制,伐無道、誅暴秦。
傳統儒家精神怎麼適應近代以來的潮流?總體上我有一個看法,近代西學東漸早先就是受到反法之儒的歡迎,認為西方的那套就像三代的推舉之法,「己欲以天下為公」,而從秦以後就不行了。那麼我們之所以搞民主共和就是因為這和我們以前的理想是一樣的。
晚清最早引進西學的時候,人們最感興趣的就是民主共和,對個人主義、個人權利這些東西很長時間是沒有人注意的,真正注意到個人主義是從日本傳來的。
現在的我們,仍然是要為一百多年前的理想奮斗。在這個奮斗過程中有人認為儒家的傳統資源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我並不否認這一點。從傳統以及近代歷史看,的確是這樣。
今天有人提倡新儒家,如果這個新儒家是和秦制妥協的,那我只能說這不是新儒家,是偽儒家。因為不管新儒家還是老儒家,儒家的特點就是和秦制不妥協。
怎樣算是儒家?對現實不滿,對秦制不妥協。

2. 如何評價儒家思想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儒家的根,在道家。實際上,世上的一切正統宗教、一切學文,或都在、或都想、或都在追求,能夠唯道是從,因為道是真理、是標准,是不二。

3. 如何評價福澤渝吉的脫亞入歐理論

福澤諭吉生於大坂堂島,是當時的豐前國中津藩藏屋敷的下等武士福澤百助的次子。由於他出生的當晚,作為儒學家的父親剛剛獲得《上諭條例》(記錄清朝乾隆帝時期的法令的著作),因此給他取名為「諭吉」。諭吉的父親既從事管理與大坂的商人的貸款業務,也是一位通曉儒學的學者。但是由於身份卑微,在等級制度森嚴的中津藩一直未能有所建樹,終生不得志而溘然逝世。因此,諭吉在日後說「門閥等級制度是父親的敵人」,他本人對封建制度也開始產生懷疑。
諭吉在1歲6個月的時候就失去了父親,回到中津(現在的大分縣)。他與他的兄弟或者當時的普通武士家子弟不同,並沒有忠孝仁義的觀念,也不敬神佛。他起初也非常厭倦讀書,到了14、5歲的時候,由於周邊環境的壓力,他才開始學習。不久,他的能力就逐漸積累,漸漸地開始閱讀各種漢文書籍。
安政元年(1854年),19歲的諭吉前往長崎,學習蘭學。作為他人生的轉機便是這時。由於佩里侵日,日本國內對火炮戰術的需求高漲。為了學習荷蘭的火炮技術,必須要有通曉荷蘭語的人才。於是諭吉的兄長便建議諭吉學習荷蘭語。諭吉此後開始拜訪長崎的火炮專家山本物次郎,在荷蘭語翻譯的指導下開始學習荷蘭語。
次年1855年,介紹諭吉認識山本的奧平一岐與諭吉不和,便通知諭吉返回中津。但是,從離開中津那時便不打算再回去的諭吉卻自行經過大坂前往江戶(現東京)。他到大坂後,便去投靠與父親同在中津藩藏屋敷工作的兄長。兄長勸阻他前往江戶,並說服諭吉前往大坂學習蘭學。於是諭吉便來到了緒方洪庵的適塾。這中間,因為患傷寒,曾暫時回到中津休養。
1856年,諭吉再次前往大坂求學。同年,由於兄長去世,他成為福澤家的戶主。但是,他仍然沒有放棄求學,變賣了父親的藏書和部分家產後,還清了債務,雖然除了母親以外的親戚都表示反對,但是諭吉還是毅然前往大坂。由於他無力支付學費,便從奧平一岐處借來便偷偷抄寫的建設工程學的教科書(C.M.H.Pel,Handleiding tot de Kennis der Versterkingskunst,Hertogenbosch 1852年),並以翻譯該書的名義作為緒方的食客而學習。1857年,諭吉成為適塾的塾長。他在塾中研讀抄寫荷蘭語的原著,並根據書中的理論進行化學實驗等。但是由於他害怕見到血,從來沒有做過放血或者解剖手術。雖然適塾主要是教授醫學,但是諭吉對荷蘭語的學習超過了對醫學的興趣。
1858年,諭吉為了擔任在江戶的中津藩官邸內設立的蘭學塾的講師,便和吉川正雄(當時名為岡本周吉,後改名古川節藏)結伴前往江戶。當時住在築地鐵炮洲的奧平家的中屋敷,在那裡教授蘭學。這個小規模的蘭學塾後來成為了慶應義塾的前身,因此這一年便被定為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時間。
1859年,諭吉前往橫濱。當時,根據日美修好通商條約,橫濱成為外國人的居留地。但是當地全用英語,學習了荷蘭語的諭吉連招牌的文字都看不懂。從此他痛感學習英語的必要,便開始通過字典等自學英語。
同年冬,為了交換《日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批准文本,日本使團要乘坐美國的軍艦Powhatan號赴美國,日本決定派遣咸臨丸作為護衛艦。諭吉作為咸臨丸的軍官木村攝津守的助手,在1860年(萬延元年)前往美國。當時咸臨丸的指揮官是勝海舟。之後,福澤也以在首次看到蒸汽船僅僅7年後就乘坐完全由日本人操縱的軍艦橫渡太平洋而感到自豪。
雖然諭吉已經在書上了解了很多美國的事物,但是還是受到了文化差異的震撼。例如他在書中寫道,在日本,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德川家康的子孫的近況,但是美國人幾乎沒有人了解喬治·華盛頓的後代們的生活。(事實上,華盛頓並沒有留下後裔) 諭吉還和同行的翻譯中濱萬次郎一起購買了韋伯辭典的盜版書帶回國內,成為日後研究的幫助。
回國後,他仍然在鐵炮洲教授課程。但是此時他決定放棄荷蘭語,專教英語,把蘭學塾改變成英學塾。同時也受雇於幕府,從事政府公文的翻譯。據說當時他對於不能理解的英文部分,還需要參考荷蘭語的譯本進行翻譯。回國的當年,福澤還將在美國購買的漢語和英文對譯本詞彙集《華英通語》加入日語譯文,作為《增訂華英通語》出版[1]。這是福澤諭吉最早出版的書籍。在書中,福澤將表示V的發音的假名「ウ」上面加上濁音符號變成「ヴ」,這成為後來日本通行的標注方法。
在同年冬天,日本派遣以竹內下野守為正使的使節團出使歐洲各國,福澤諭吉也隨之同行。當時也用幕府發給的津貼費買了許多英文書籍帶回日本。他在歐洲對於土地買賣等制度也感受到了文化的差異,並對於許多在書本上無法看到的事物進行調查。例如歐洲人習以為常但日本人前所未聞的醫院、銀行、郵政法、徵兵令、選舉、議會等。
通過這幾次參加海外使團的經歷,福澤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學的重要。回國後,他寫作了《西洋事情》等書,開始了對西學的啟蒙運動。當時,他曾作為官員提倡幕府機構的改革,但在1868年(慶應4年)後,便將蘭學塾改名為「慶應義塾」,專心從事教育活動。
在明治維新後,福澤繼續大力提倡普及西學。並針對日益高漲的國會設立運動,提出創立英國流的不成文憲法的論調。他在1881年(明治14年)的政變後與政府要人絕交,在1882年創辦日報《時事新報》,遵循不偏不倚的立場,引導社會輿論。1898年因為腦出血而病倒,之後雖然一度康復,但在1901年(明治34年)復發,溘然長逝。在葬禮上,遺屬遵從福澤的遺志,婉拒了各方的獻花,但是唯獨默然收下了福澤的盟友大隈重信送來的喪禮。
由於福澤生前居住在慶應義塾的校區內,因此現在在他去世時所在的慶應義塾大學三田校區內設有石碑。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2],墓地在麻布山善福寺。每年2月3日(福澤諭吉的忌日)被稱為雪池忌,校長會帶領眾多師生前往掃墓。
福澤由於是1萬日元的正面人物而在日本家喻戶曉。有時候人們也將1萬日元直接叫做「福澤諭吉」或者「諭吉」。也因此,有人在數1萬元紙幣的張數時,會以1人、2人的人數來計數。
福澤也是將會計學的基礎「復式記賬法」介紹給日本的第一人。「借方」、「貸方」的用語也是福澤首先翻譯的。
首先將近代保險制度介紹給日本的也是福澤諭吉。他在《西洋旅案內》(中譯:西洋旅遊介紹)中介紹了人壽保險、火災保險和損害保險等三種保險制度。
福澤諭吉主要的思想特徵是反對封建社會的身份制度。他激烈地抨擊封建時代的專制壓抑。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第一篇開篇第一句即使「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可見其對於封建專制的抨擊和對自由平等的肯定。更在《勸學篇》後續篇章中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近代化思想。此外,他也吸收了西方的社會契約論,提出要使國民和政府的力量相對均衡。這種均衡說體現了福澤獨特的政治理念,反映出他並非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學說。此外,福澤在其著作《勸學篇》中強調「一人之自由獨立關繫到國家之自由獨立」。而要達到個人的自由獨立,就必須要具備數學、地理、物理、歷史等等現代科學知識。福澤的代表性語言就是「獨立自尊」,這也成為了他死後的戒名。福澤毫無疑問是明治維新時代的最高級別的精神導師之一。其著名著作是《勸學篇》17篇,《福翁自傳》,《脫亞論》。尤其是《勸學篇》,在當時的日本幾乎人手一本。
福澤諭吉終其一生都致力於在日本弘揚西方文明,介紹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應的價值觀。他在《時事新報》發表了著名的短文《脫亞論》,積極地提倡在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應該放棄中華思想和儒教的精神,而吸收學習西洋文明。基於優勝劣汰的思想,他認定東方文明必定失敗,因此他呼籲與東亞鄰國絕交,避免日本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他對當時的東亞其他國家採取蔑視的態度,比如將中日甲午戰爭描述為一場「文野(文明與野蠻)之戰」;認為朝鮮王朝‎、清朝是「惡友」。故而《脫亞論》又被認為是日本思想界對亞洲的「絕交書」。 福澤諭吉對於西洋文明並非沒有取捨。可以說在其自由主義的表象之下,始終貫徹不移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後,也有人批評福澤是一位肯定侵略行為的種族歧視主義者。但是,根據平山洋的《福澤諭吉的真實》(文春新書)的文字,其實這應該歸因於《福澤諭吉傳》的作者、《時事新報》的主筆、《福澤全集》的主編石河干明。根據平山的論點,雖然福澤批評了支那(中國)和朝鮮的政府,但是並不是貶低其民族本身。至於將清朝的士兵稱為「豬玀」等種族歧視的說法,其實是石河將自己的觀點偽造成福澤的說法寫入全集的。但是,對於這種觀點,仍有不少人表示質疑。但根據《脫亞論》,事實上當時福澤認為日本,中國之間如同近鄰。而日本已經將舊的茅草房改建成石房,但中國仍然是茅草房。所以福澤認為應該想方法令中國也改建為石房,不然代表中國的茅草房著火一樣會影響到改建成石房的日本。為了代表日本的房子的安全,日本應該不惜強占還是草房的中國,朝鮮。幫助其改建成石房。而且事實上,福澤甚至還資助過當時朝鮮的政變。但無論福澤如何認為,作為日本當時的精神導師的福澤在推動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問題上亦難辭其咎。他對亞洲的觀點,尤其在當時精神導師的地位而導致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民眾的心理,而這種普遍存在的觀點,成為日後日本軍隊在亞洲國家實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在一些學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亞洲路線的基本設計者,堪稱「日本近代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而福澤「脫亞入歐」的理論至今仍在影響著日本的發展,可以說是「現今日本政治右傾化思潮的總根源」。

4. 如何看待當時福澤渝吉「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這句名言

全句是:
天在人之上不造人,天在人之下不造人
《勸學篇》的頭一句話,堪稱經典.
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但環顧今日的人間世界,就會看到有賢人又有愚人,有窮人又有富人,有貴人又有賤人,他們之間似乎有天壤之別.而造成這些差別的就是學與不學.
人生來並無富貴貧賤之別,唯有勤於學問,知識豐富的人才能富貴,沒有學問的人就成為貧賤.
從而論述了學問的重要性,並提倡實學.

5. 作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看待福澤諭吉

首先讓我們來了解一下福澤諭吉是誰。他是日本近代著名啟蒙思想家,明治時期傑出的教育家,日本著名私立大學,慶應義塾大學的創立者,同時也被稱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應該是一個國家之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然而很多人認為,尤其是很多中國人認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第一理論下,但是歷史的發展和選擇都應該順應自然,不能說是福澤諭吉倡導。要侵略中國。我們就應該討厭他,甚至覺得他所有的思想都是在為日本侵略中國而做理論准備。反而。如果沒有過去落後的中國,中國人也許永遠都會在落後中度過,永遠不會思變,也不會覺醒,更沒有今天發展日新月異的新中國。

6. 日本著名學者福澤渝吉為什麼提出"脫亞入歐"

福澤諭吉本人的經歷也有影響,因為自小在貧窮的單親家庭,小時候沒有讀過書,直到十幾歲才開始學舊學,沒幾年蘭學也就是西學在日本興起,他就轉向蘭學,後來又有機會走訪歐美。本身作為底層對傳統那套就不感冒的他,面對先進的西方文化,眼看著東亞圈子的衰落,自然全盤接受轉向,拋棄傳統封建體制文化,他認為跟弱者做朋友會被當作弱者,會被強者不接受,劃清界限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提出脫亞入歐,其實也是很多日本人的想法。

7. 如何看待當時福澤渝吉「天不造人上之人,亦不造人下之人」這句名言

日本著名導師福澤諭吉說:「天不生人上之人,亦不生人下之人。」
意思說:
人出生時,人和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只是因為生存環境的不同,造成人世上各人際遇的不同。這句話告訴我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變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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