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古代是怎麼定歷法的
中國古代歷法演變大致又可以分為五個時期，
一. 古歷時期：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採用的歷法；
二. 中法時期：從漢太初元年以後，到清代初期改歷為止。這期間制訂歷法者有七十餘家，均 有成文載於二十四史的《歷志》或《律歷志》中。
三. 中西合法時期：從清代期蘇會傳教士湯若望上呈《新法歷書》到辛亥革命為止；
四. 公歷時期：辛亥革命之後，於1912年孫中山先生宣布採用格里高歷（即公歷，又稱陽 歷）
五. 陰陽歷結合期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採用公歷的同時，考慮到人們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還頒發中國傳統的農歷。
歷法，簡單說就是根據天象變化的自然規律，計量較長的時間間隔，判斷氣候的變化，預示季節來臨的法則。中國古代天文學史，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歷法改革史。 縱觀中國古代歷法，所包含的內容十分豐富，大致說來包括推算朔望、二十四節氣、安臵閏月以及日月食和行星位臵的計算等。
㈡ 中國古代歷法都經過了哪些發展
中國古代文化-中國古代的歷法成就
什麼叫歷法？簡單說來，就是人們為了社會生產實踐的需要而創立的長時間的紀時系統。具體說，就是年月日時的安排。時間的計量單位也和長度、重量等計量單位一樣，是人為規定的。但是，人們的實踐告訴我們，利用和生產實踐密切有關的自然現象的變化規律作為天然計量時間的尺度，這對人們計量時間的工作，將帶來極大方便。於是，反映季節變化規律的「回歸年」、反映月貌變化規律的「朔望月」和反映晝夜變化規律的「太陽日」，便組成三個大小合適的時間計量單位。這三種計量單位並用的歷法，人們稱作陰陽歷（例如農歷）；只考慮回歸年變化的稱作陽歷（例如現行的公歷）；固定十二個朔望月作為一年的稱作陰歷。
我國古代歷法的起源是很早的。有原始的農牧業就應該有原始的歷法。早期的歷法現在只留下片言只語的傳說，難以深入考究。成文的歷法從周未到漢初的《古四分歷》開始，經過多次的歷法改革，在改革和斗爭中不斷進步和完善，達到了相當高的科學水平，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我國古代的歷法大都使用傳統的陰陽歷，但是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僅僅是年月日時的安排，還包括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食的預報、節氣的安排等。歷法的改革，包括了新的理論的提出，精密天文數據的測定，計算方法的改進等。我國古代的歷法成就，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勞動人民的獨創，從這點也可看出我國古代的生產和科學的發展水平是高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國家使用過陰陽歷，但是他們最多也只知道有二分二至。這是我國古代歷法優越的地方。我國古代的歷法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很精密的，太陽月和陽歷年之間關系的調節也達到了比較好的程度，我國古代的歷法成就是巨大的，是值得進行總結和發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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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中國古代歷法的演變過程
演變過程：
古六歷
顓頊歷 - 秦朝、西漢（? - 公元前104年）
太初歷（三統歷） - 西漢、新朝、東漢（公元前104年 - 84年）
四分歷 - 東漢（85年 - 220年）、曹魏（220年 - 236年）、東吳（222年）、蜀漢（221年 - 263年）
乾象歷 - 東吳（223年 - 280年）
景初歷 - 曹魏、西晉、東晉、劉宋（237年 - 444年）、北魏（398年 - 451年）
元嘉歷 - 劉宋、南齊、南梁（445年 - 509年）
大明歷 - 南梁、南陳（510年 - 589年）
三紀歷 - 後秦（384年 - 517年）
玄始歷 - 北涼（412年 - 439年）、北魏（452年 - 522年）
正光歷 - 北魏（523年 - 534年）、東魏（535年 - 539年）、西魏（535年 - 556年）、北周（556年 - 565年）
興和歷 - 東魏（540年 - 550年）
天保歷 - 北齊（551年 - 577年）
天和歷 - 北周（566年 - 578年）
大象歷 - 北周（579年 - 581年）、隋朝（581年 - 583年）
開皇歷 - 隋（584年 - 596年）
大業歷 - 隋（597年 - 618年）
皇極歷
戊寅元歷 - 唐朝（619年 - 664年）
麟德歷 - 唐（665年 - 728年）
大衍歷 - 唐（729年 - 761年）
五紀歷 - 唐（762年 - 783年）
正元歷 - 唐（784年 - 806年）
觀象歷 - 唐（807年 - 821年）
宣明歷 - 唐（822年 - 892年）
崇玄歷 - 唐（893年 - 907年）、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908年 - 955年）
九執歷
符天歷
調元歷 - 後晉（939年 - 943年?）、遼朝（961年? - 993年）
大明歷 - 遼（994年 - 1125年）
欽天歷 - 後周（956年 - 960年）、北宋（960年 - 963年）
應天歷 - 北宋（963年 - 981年）
干元歷 - 北宋（981年 - 1001年）
儀天歷 - 北宋（1001年 - 1023年）
崇天歷 - 北宋（1024年 - 1065年;1068年 - 1075年）
明天歷 - 北宋（1065年 - 1068年）
奉元歷 - 北宋（1075年 - 1093年）
觀天歷 - 北宋（1094年 - 1102年）
占天歷 - 北宋（1103年 - 1105年）
紀元歷 - 北宋、南宋（1106年 - 1135年）
統元歷 - 南宋（1136年 - 1167年）
幹道歷 - 南宋（1168年 - 1176年）
淳熙歷 - 南宋（1177年 - 1190年）
會元歷 - 南宋（1191年 - 1198年）
統天歷 - 南宋（1199年 - 1207年）
開禧歷 - 南宋（1208年 - 1251年）
淳祐歷 - 南宋（1252年）
會天歷 - 南宋（1253年 - 1270年）
成天歷 - 南宋（1271年 - 1276年）
大明歷 - 金朝（1137年 - 1181年）
重修大明歷 - 金、元朝（1182年 - 1280年）
授時歷（大統歷） - 元、明朝（1281年 - 1644年）
時憲歷 - 清朝（1645年 - 1911年）
天歷 - 太平天國 （1852-1864）
中華民國歷 - 中華民國（1912-）
㈣ 古代中國歷法方面的重大成就
我國古代歷法的起源是很早的。有原始的農牧業就應該有原始的歷法。早期的歷法現在只留下片言只語的傳說，難以深入考究。成文的歷法從周未到漢初的《古四分歷》開始，經過多次的歷法改革，在改革和斗爭中不斷進步和完善，達到了相當高的科學水平，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我國古代的歷法大都使用傳統的陰陽歷，但是所包含的內容卻不僅僅是年月日時的安排，還包括日月五星位置的推算、日月食的預報、節氣的安排等等。歷法的改革，包括了新的理論的提出，精密天文數據的測定，計算方法的改進等等。我國古代的歷法成就，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下面只介紹幾個主要方面。
對太陽視運動的研究
由於地球的自轉軸並不和它的公轉軌道平面垂直，黃道和赤道相交成二十三度半左右的夾角，這就使得同一地區太陽地平高度作規律性的變化，形成這一地區氣候寒暖的更替。因此，對於太陽視運動的研究直接關繫到歷法的制定。研究太陽視運動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測量中午時候日影的長度變化，來決定季節的變化和測定回歸年的長度（古代稱作「歲實」）。這種觀測所使用的儀器是圭表。一種是測定太陽在恆星間的位置，研究太陽一年中運動的快慢變化和測定冬至點逐年變化的數值（稱作「歲差」）。使用的儀器是渾儀等測角儀器。下面主要講三項：
冬至時刻的測定和回歸年長度的推求
冬至、夏至在戰國時期以前稱作「日南至」、「日北至」，表明冬至是一年中日在南天最低位置的一天，日影最長，夏至是日在南天最高位置的一天，日影最短。由於冬至影長，夏至影短，冬至的測定結果比夏至要精確一些。
只有準確測得冬至的時刻，才能准確地預報季節；有了幾次准確的冬至時刻，就能得到歲實的數值。因此，測定準確的冬至時刻是我國古代歷法工作者的重要課題。保留下來的我國最早的冬至時刻的觀測記錄是在春秋時期的魯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和魯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從理論上說，測得相鄰兩次冬至時刻，就能求得回歸年的長度。但是，由於用土圭簡單地觀測日影的變化所定出的冬至日期並不很准確，可能有一二日的誤差；另一方面，每次到達冬至的時刻並不正好在日中，簡單地用土圭觀測，並不能得到冬至發生在某一天中的確切時刻。古人為了彌補這一缺點，盡量利用相隔多年的冬至日的觀測記錄，以便減少觀測誤差給推求回歸年長度帶來的誤差。
春秋時期末年（公元前五世紀），我國開始使用《古四分歷》，它的歲實是三六五·二五日，這是當時世界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數：值。希臘的《伽利潑斯歷》和我國的《古四分歷》相當，但是要比我國晚大約一百多年。《古四分歷》規定十九年中置七個閏月，就是十九個回歸年正好有二百三十五個朔望月，那麼一個朔望月等於二九·五三○八五日，也比較精密。《古四分歷》的創制是一項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貢獻。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人們對於歷法提出了越來越精密的要求。《古四分歷》使用了一個時期以後，人們就發現歷汰所推的氣朔逐漸落後於實際天象。為了避免這一現象，必須改用新的歷法，來糾正這一誤差。西漢《太初歷》和東漢《四分歷》就是通過改元的辦法來糾正誤差的。但是，人們逐漸懂得，不斷改元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東漢未的劉洪認識到誤差的產生是由於《四分歷》的歲實太大，他第一次減小了歲實，這樣就提高了歷法的精度。
要進一步提高歷法的精度，必須從冬至時刻的測量方法上改進。西漢以後，人們就已經習慣使用八尺高表來測定冬至的日期。但是，用八尺禽表簡單地進行測量，並不能得到理想的結果。於是人們曾想過好多改進的方法。南北朝時期的祖沖之（429—500），首先從觀測技術的改進上達到了提高觀測精度的目的。由於冬至前後的影長變化不太明顯，這給冬至時刻的准確測定帶來困難，更重要的是簡單的測量只能得到冬至發生的日期，而不能得到一天中什麼時刻是冬至。祖沖之想出一個新的方法，他不直接觀測冬至那天日影的長度，而是觀測冬至前後二十三四日的日影長度，再取它們的平均值，求出冬至發生的日期和時刻；又由於離開冬至日遠些，日影的變化就快些，所以這一方法提高了冬至時刻的測定精度。祖沖之制定的《大明歷》的歲實取三六五·二四二八日，這在當時來說是很精密的，只有到了南宋以後的幾個歷法，才能達到或超過他的本平。宋代《明天歷》以後的歷法，採用更多的觀測點，並加大了兩個冬至時刻年代的間隔，這樣就減小了所求回歸年數值的誤差，才更加提高了精度。
元代的郭守敬，是數學、天文、儀器製造等方面都有重要貢獻的科學家，他不但繼承了前人觀測日影的方法，而且創造了一個叫做「景符」的儀器，用來解決日影邊界模糊不清的問題。景符的原理是，使照射在圭表上的日光首先通過一個小孔，再射到圭面，形成一個米粒大小的光點，它的邊緣就很清楚，可以量取比較准確的影長。按理說，加長表高就能使日影變化更顯著，但是表高增加以後，邊界模糊不清就更嚴重，實際上達不到提高精度的目的。解決了日影邊緣的清晰問題，就可以加大表高來增加測量冬至時刻的精度。現存的河南登封測景台，就是郭守敬所造的巨大的磚石結構的圭表。表高四丈，是傳統高度的五倍。南宋的楊忠輔對歷史上的觀測數據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在他於宋寧宗慶元五年（公元1199年）制定的《統天歷》中首先使用了三六五·二四二五日的精密的歲實數值。郭守敬根據自己多次精密測定的冬至時刻的結果，並且利用歷史上從祖沖之《大明歷》以來的六次冬至時刻的觀測資料，證實了三六五·二四二五日是我國歷史上所使用的最精密的數值。這個數值的使用，在世界歷法史上是最早的。歐洲的著名歷法《格里歷》也是採用這個數值，但是要比《統天歷》大約晚四百年。明末的邢雲路又把表高加大到六丈，測得歲實三六五·二四二一九○日，比用現代理論推算偽當時數值只小○·○○○二七日，精密程度超出了當時歐洲天文學的水平。
冬至點和歲差的測定
冬至點就是指冬至時太陽在恆星間的位置，這種位置現代都以赤經、赤緯來表示。我國古代是以距離二十八宿距星的赤經差（稱作人宿度）和去極度來表示。
戰國時期的《古四分歷》所測得的冬至點在牽牛初度。秦代使用的《顓頊歷》立春在營室五度，按古度推算，那太陽冬至點的位置也在牽牛初度。這應該是我國最早的冬至點的實測數據。
由於太陽的位置不能直接測量，只能間接推得，早期測定冬至點的方法大致是利用當時給定的冬至日，以漏刻得到夜半的時刻，由這個時刻中天的恆墾的入宿度，反推得到太陽的位置。這一方法由於漏刻定的時間難以准確，所以測得的數值也比較粗略。
在晉代以前，我國的天文學家是不知道有歲差現象的。天周和歲周不分，以為從冬至到冬至一周歲（歲周），就是太陽在眾星間運行一周天（天周）。所以當《四分歷》把回歸年長度定作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也把周天劃分成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他們相信冬至點的位置一旦測定，就永遠不變，所以戰國時期到西漢大都沿用冬至點在牽牛初度這個數據。西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制定的《太初歷》，認為冬至太陽在建星，實際並未改變。
西漢劉欲在成帝綏和二年（公元前7年）說，冬至點的位置進退牛前四度五分，含糊其詞，不敢肯定。東漢賈逵在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年）才明白地說，冬至太陽在斗二十一度又四分之一。漢代人不知道歲差的現象，但是通過實際觀測，已經明顯地反映出冬至點的位置是變化的。南北朝時期後秦的姜岌，想出了一個巧妙方法，就是在月食的時候測量月亮的位置，這樣推得太陽的位置，再核算到冬至太陽的位置。這種方法是相當准確的。他實測得冬至點的位置在斗十七度。
3樓
地球是一個橢球體，又由於自轉軸對黃道平面是傾斜的，地球赤道那裡的突出部分受到日月等吸引而引起地軸繞黃極作緩慢的移動，大約二方六千年移動一周，由此產生了歲差現象。這種變化是緩慢的，冬至點在赤道上每年西移的度數，依我國古代所用的度數計算，大約七十七年差一度。
晉成帝的時候（公元330年前後），虞喜（約284—約360）比較了歷史上冬至點的觀測結果，第一次明確地提出冬至點有緩慢的移動，認識到太陽在天球上運動一周天並不等於冬至到冬至一周歲，應該「天自為天，歲自為歲」。太陽從冬至到下一個冬至，還沒有回到原來恆星間的位置，還不到一周天，於是稱這個現象叫「歲差」。虞喜根據自己的分析結果，認為五十年冬至點沿赤道西移一度。他的發現雖然比古希臘的依巴谷遲約四百五十年，卻比依巴谷冬至點每百年沿黃道西移一度（依我國古代度制計算）相當於冬至點經一百零九年多沿赤道西移一度）的數值精密。在虞喜以後不久，歲差便在歷法的計算上得到實際應用。
何承天也討論過歲差現象，他以為赤道歲差每百年差一度，但是沒有應用在他的歷法中。祖沖之是第一個用它來改進歷法的人。他實測得冬至點在斗十五度，和姜發的斗十七度相比較，不到一百年就差二度，因而得到四十五年十一個月差一度。雖然祖沖之所得的數據不很准確，但是他在歷法中引用歲差，卻是一個很大的革新。隋代的劉焯，在他的歷法中使用七十五年差一度的黃道歲差數值，這在當時來說，已經相當精密了，而這時候西方還是沿用依巴谷的數值。唐宋以後，赤道歲差值的推算更加准確，如周蹤的《明天歷》、皇居卿的《觀天歷》、陳得一的《統元歷》等都曾採用七十七年多差一度的數值，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平氣和定氣
地球沿著離心率很小的橢圓繞太陽運動，每天實際運行的距離是不等的，但是由於離心率很小，這種差數是不大的。古代受觀剛儀器的限制，在南北朝以前還不知道太陽的視運動是不均勻的，認為太陽每天所行的角度相等。當時也不知道有歲差，那麼一年太陽行一周天，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周天就是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太陽每天行一度。每一節氣所佔的日數也柵等，是一五·二月。後人把這種規定節氣的方法稱作平氣或恆氣。
北齊張子信用渾儀在海島實測了許多年，才發現太陽的視運動是不均勻的，發現「日行在春分後則遲，秋分後則速」（《隋書·天文志》）。事實上，當時冬至點離開黃道的近地點不遠，近地點只在冬至點前十度多，這一結果是大致符合實際情況的。隨著時代的推移，冬至點和近地點越來越接近，大約在南宋的時候二者相合。
張子信的這一發現，對歷法的改進是有很大意義的，不久就應用在歷法中。劉焯等開始提出在歷法中改用二十四等分周天來定節氣，得每氣十五度多，這種劃分節氣的方法稱作定氣。由於太陽每天在黃道上移動的快慢不同，所以太陽移行一氣所需的日數也不一樣。冬至前後日行快，一氣只有一四·七一八日；夏至前後日行慢，一氣達一五·七三二日。他推得春分、秋分離冬至各八十人日多，離夏至備九十三日多。但是他所給定的太陽運行快慢數值是和實際不符的。僧一行的《大衍歷》卻更符合實際情況，認為冬至附近日行最快，所以二氣間的時間最短，夏至附近日行最緩，所以二氣間的時間最長。《大衍歷》指出了正確的日行快慢規律，糾正了劉焯的錯誤認識。實際上，《大衍歷》日行最快的時刻定在大雪和冬至之間，當時實際近地點在冬至點前丸度，所以《大衍歷》的數據是准確的。《大衍歷》又測知從冬至到春分六個定氣間共八八·八九日，日行一象限；從春分到夏至六個定氣間共丸一·七三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後和春分前後情況相同。
郭守敬的《授時歷》把日行最快的時刻定作冬至，《授時歷》創作時代的近地點實際在冬至後不到一度，所以它所使用的數值是很精密的。《授時歷》根據實測，知道從冬至到平春分前三日（定春分），日行一象限，只需八八·九一日；從平春分前三日到夏至九三·七一日，日也行一象限；秋分前後相同。
由此可知，從《大衍歷》以後，就有了能夠比較准確地推算太陽位置和推算定氣的方法。但是由於長期使用平氣的習慣影響，安排節氣仍用平氣，定氣這種概念只是在計算日行度數和交會時刻等的時候才使用。直到清代才改用定氣。
對月亮運動的研究
我國古代的歷法以月亮的圓缺作為記月的單位，很早就注意對月亮運動的觀測和研究。中國古代對於日月食的預報也特別重視，所以對月行的研究更加認真。春秋末期的《古四分歷》，對朔望月的長度（古稱「朔策」）已經掌握得相當精密了，和真值相比較，大約三百多年差一日。隋代以前的歷法，就一直以朔望月的長度來推算安排備月的歷日。每月的第一天稱「朔日」，意思是日月合朔將發生在初一這天。由於朔望月的長度比二九·五日稍大，所以，通常以這樣的辦法來進行調整：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月相間，相距大約十七個月安排一個連大月。
由於太陽在天球上的位置也在移動，所以一個朔望月並不等於月亮繞天一周。我國古代很早就能把這兩種概念區分開來。《推南子·天文訓》就記有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又十九分之七①，那月行一周夭是二七·三二一九日，已經有了「恆星月」的概念（月亮從天球上某一固定位置運行一周又回到原來的位置所需的日數叫恆星月）。
地球在公轉軌道上作橢圓運動，月亮在自己的運行軌道上也是這樣，所以月亮的運動速度是作周期變化的。月亮過近地點的時候運動最快，過遠地點的時候最慢。月亮從最快點運行一周又回到最快點所需的日數稱作「近點月」。它和朔望月的長度是不等的，這就使得月亮圓缺一次所需的時間實際是不等的。所以，朔望月只是月相變化一周所需的平均日數。以朔望月長度推得的合朔時刻稱作「平朔」。
戰國時期的石申可能已經知道月亮運動的速度是有變化的，可惜記載簡略。西漢劉向（約前77—前6）在《洪範五行傳》中有關於月行九道的記載。東漢賈逵也認識到月行有快慢。他認為月行快慢是由於月道有遠近造成的，並且知道，經過一近點月，近地點向前推進三度。以此推算，經九·一八年近地點才能回到原處，那一近點月是二七·五五○八一日。張衡也提倡用九道術。在古代文獻中也記載了月行九道圖，可見月行九道的說法在漢代是很流行的。九道術是我國早期對遠地點變化的認識。按九道術安排月歷，會有三大月相連和二小月相連。九道術雖然比較粗略，但是比不考慮月行有快慢的平朔法要精密。
劉洪在《乾象歷》中第一次考慮到月行的快慢問題，他設每近點月中近地點前進三度四分（十九分是一度），由此可以求得近點月是二七·五五三三六日，和現今測得的值二七·五五四五五日相差不遠。《乾象歷》實測得一近點月中每日月亮實行度數，給出月亮每日實行速度超過或不及平均速度的「損益率」表。 「損益率」逐次相加稱「盈縮積」。求某日月亮的實行度數，以月亮平行數值加從近地點時起到前一日的盈縮積。《乾象歷》求日月會朔時刻，使用了一次內插法。《乾象歷》計算月行的快慢問題，主要是為了推算日月食發生的時刻和位置，所以它不但能求出定朔望時候的經度，而且能術出日月食發生的時刻。
古人為了研究交食的需要，對於「交點月」的長度也進行過許多研究工作。月亮從黃、白道的升（降）交點起運行一周又回到升（降）交點所需的日數稱作交點月。祖沖之的《大明歷》第一個推得交點月的數值是二七·二一二二三日，同現今測得的值比較，只差十萬分之一。以後各家歷法差不多都推算交點月的長度，都達到很高的精度。
張子信發現太陽運動有快慢以後，為定朔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從隋代的劉焯、張胃玄開始，在歷法中推算定朔時刻的時候同時考慮月行和日行的不均勻性，這在中國歷法史上是一個重大進步。劉焯在推算定朔的時候創立等間距二次差的內插法公式，在歷法中引進了中國古代數學的先進成就。
南北朝的何承天，首先在他於劉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制定的《元嘉歷》中，提出安排歷日使用定朔法，但是由於受到反對而終於未能實行。以後不斷就改用定朔問題進行斗爭。唐初的《戊寅歷》曾一度使用定朔法，因為受到反對又停止使用，直到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頒行的《麟德歷》才又改用定朔。改用定朔法從何承天倡議開始，經過二百多年的爭論和斗爭，終於獲得勝利。
唐代的僧一行對劉焯計算定朔的方法又作了發展，使用不等間距二次差的內插法公式。元代的郭守敬更對劉焯等在推算定朔的時候日月在短時期里的運動速度是等加速的假設進行改進，認為日月的運動不是時間的一次函數，而是二次函數，在某一時間里日月多行的度數應該是時間的三次函數。他創立平立定三次差的內插法公式。把我因古代數學的光輝成就應用到歷法的實際計算上，使我國古代的天文歷法成就達到了新的高峰。
交食研究
我國古代對於日月食戊因的科學認識是很早的。
《周易·豐卦》就有「月盈則食」的記載，《詩·小雅·十月之交》有「彼月而食，則維其常」的詩句，就認識到月食是有規律的，只有在月望的時候才能發生。
戰國時期的石申，已經知道日食和月亮有關，認識到日食必定發生在朔或晦。西漢末劉向在《五經通義》中說：「日食者，月往蔽之。」可見最遲在西漢的時候，就已經明白了日食產主的原因。東漢張衡在《靈憲》中對月食的成因解釋得更清楚，認為月光來自太陽所照，大地遮住了太陽光，便產主月食。
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七中曾清楚地解釋了為什麼不是每一朔望月都發生日月食的道理，指出了黃道和白道並不在一個平面，而是相交的。只有當角度（經度）相向而又靠近的時候（緯度相近），就是在黃道、白道相交的地方，才會互相掩蓋。在黃白道正好相交的地方，便發生全食；不在正中，便發生偏食。
我國古代對於交食是作了長期認真的分析的，早在西漢以前，就能認識到交食的發生是有一定規律的，是有周期變化的。所謂「交食周期」，就是經過一個周期以後，太陽月亮地球三者又回到了原先的相對位置，一個周期以前出現的日月食又再次相繼出現。
從數學上來看，這就是探求朔望月和交點年之間的公倍數問題。由於兩者之間沒有簡單的倍數關系，所以根據不同的精度可以求得不同的交食周期。我國古代的歷法工作者用自己創立的方法探求交食周期，所採用的數值在世界天文學史上說，也是很先進的。西漢的《三統歷》就使用了一百三十五個朔望月的交食周期。此後交食周期值的推算不斷得到進步，達到很高的精度。西方十九世紀才由美國天文學家紐康（1835—1909）推得的比較精密的三百五十八個朔望月的紐康周期，我國早在唐代的《五紀歷》就已經找出了（周期是紐康的二倍）。
利用交食周期，只能預推日且食發生的大概日期和情況。我國古代天文工作者並不滿足於這一結果，而是編制了一套預推交食的計算方法。早在《乾象歷》中，就已經求得黃白交角是六度左右、這在當時來說是相當精密的。《乾象歷》規定月亮距黃白交點十五度以內才能發生日食，後代都用這個數作為會不會發生交食的判據，這就是食限的概念。
隨著對日月運動研究的深入，推算日月食的方法也越來越改進，預報的結果也越來越精密。
三國時期楊偉的《景初歷》開始了預報日食發生的食分大小和虧起方位。劉焯在推算交食的時候第一次考慮到視差對交食的影響（在地球表面觀測天體和在地心觀測天體所產生的天體位置的差稱「視差」）。從唐代僧一行起，開始嘗試推算各地見食的情況。隋唐朱元歷法水平不斷向上發展，因而推算日月食的水平也不斷提高。元代郭守敬所推交食是相當准確的，所用方法在世界天文學史上也是很先進的。
我國古代對於日月食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天文學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節氣和置閏
節氣和置閏這兩部分內容在我國古代的歷法中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們現在所了解的古代歷法，一開始就是陰陽歷。由於回歸年、朔望月和日之間都沒有整數倍數的關系，十二個朔望月比一個回歸年少十一天左右，必須設置閏月來調整季節。《尚書·堯典》就記載著「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設置閏月的歷史可能比帝堯時更早。二十四節氣的出現，相對來說要晚一點。節氣和閏月是有聯系的，如果沒有閏月，就沒有使用節氣的必要。正因為設置了閏月來調整寒暖，才有必要創立二十四節氣，以便更精確地反映季節的變化。但是，二十四節氣的產生也進一步促進了置閏規律的發展和完善，它們是互相促進的。
在《古四分歷》出現之前，為了在歷法中能反映出四季的變化，早已知道把昏旦一定星象的出沒和月份聯系起來，《夏小正》、《月令》等書就有這樣的記載。一旦發現不符，就設置閏月來調整。昏且中星的變化和北鬥鬥柄所指的方向成為置閏的標准。由於全憑肉眼觀察，判歐個容易准確，置閏也就沒萬一定的嚴格標准。只能隨時觀測，隨時置閏。這種方法，從理論的角度來說，任何一個月都可置閏，但是由於觀測不精，大都在歲終置閏，這樣比較方便易行。由於置閏經驗的逐步積累，人們慢慢掌握了置閏的規律，到春秋中期，就大致掌握了十九年七閏的方法。十九年七閏法是我國首先發現的，西方發現這一規律要比我國大約晚二百年。
二十四節氣產生以後，更准確地設置閏月就有了基礎。《太初歷》規定以沒有中氣的月作閏月，是很符合科學道理的。依據這一原則，就能使閏月安排得更准確，更合理，使節氣在月份里的變化不超過半個月。總結出十九年七閏的規律，對於《四分歷》的產生和發展是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的。這十九年七閏的「閏周」，從春秋中期出現以後，在歷法中一直使用到南北朝時期。由於東漢和魏晉南北朝的科學進一步發展，對歲實、朔策已經測得更准確，如果再沿用十九年七閏法，就限制了歷法的改進。這是由於歲實、朔策和十九年七閏法之間具有互相制約關系的緣故。劉洪減小了歲實（三六五·二四六二日），同時也就減小了朔策（二九·五三○五四日），這兩項改革都提高了精度。但是要進一步改革，就會發生困難：如果再減小歲實，那朔策就更小；如果加大朔策，那歲實就更大。例如《景初歷》朔策取二九·五三○六○日，比《乾象歷》精密，但是為了符合十九年七閏，歲實取三六五·二四六九日，比《乾象歷》更大。南北朝時期北涼趙第一次打破這個舊框框的束縛，改用新的閏周，祖沖之又把新的閏周定得更精密。事實上，規定了以沒有中氣的月作閏月之後，再規定閏周就是多餘的了。唐代李淳風以後，就不再考定閏周，專按沒有中氣的月置閏。
二十四節氣是逐步產生起來的，是我國勞動人民為了生產實踐的需要而發明的。節氣完全是太陽位置的反映，因而也就是氣候寒暖的反映。這就是我國古代的勞動人民非常重視節氣的原因。首先產生的是對冬至、夏至的認識；對春分、秋分的認識也很早，因為它們處在冬至、夏至之間的平分點上。最遲在春秋時期，這些概念就產生了。《春秋》一書中記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每季三個月。根據現有的資料看，二十四節氣可能產生在戰國末期。雖然全部二十四節氣的名稱在西漢《淮南子·天文訓》中才出現，但是戰國末期成書的《呂氏春秋》就記載了二十四節氣的大部分名稱。秦統一中國的時候制訂的《顓頊歷》，已經把歷元定在立春，這些都可以說明，二十四節氣產生在秦統一中國以前。
二十四節氣是節氣和中氣的通稱。從小寒起，每隔三十日多或黃經三十度有一節氣，如小寒、立春、驚蟄等十二節氣；從冬至起，每隔三十日多或黃經三十度有一中氣，如冬至、大寒、雨水等十二中氣。在二十四節氣中又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八節最重要。它們之間各相隔大約四十六日。一年分為四季，「立」表示四季中每個季節的開始，「分」「至」表示正處在這個季節的中間。
節氣的定法有平氣和定氣二種，這在前面已經講了。
在我國古代的歷書中還插入和人民生活有關的歷注，其中」九丸「、「三伏」到今天還在流行。它們也是和太陽的位置直接或間接有關的。「九九」是從冬至開始，安排九個九日的周期，「九九」過後不幾天，春分也就到了。伏日的安排是根據傳統的習慣，頭伏安排在夏至後第三個庚日，中伏在第四個庚日，末伏在立秋後第一個庚日。由於夏至日可以是任何一個干支，因此第三個庚日距夏至可以有十天的變化，這就使得二伏有時是十天，有時是二十天。夏至太陽達到最北點，冬至達到最南點，那好像冬至應該最冷，夏至應該最熱，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有句諺話說：「冷在三九，熱在中伏。」這是經驗的總結。這個道理南北朝的祖暅就作出了科學的解釋：這是由於寒暑的積累而造成的。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勞動人民的獨創，從這點也可看出我國古代的生產和科學的發展水平是高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國家使用過陰陽歷，但是他們最多也只知道有二分二至。這是我國古代歷法優越的地方。我國古代的歷法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很精密的，太陽月和陽歷年之間關系的調節也達到了比較好的程度，我國古代的歷法成就是巨大的，是值得進行總結和發揚的。
㈤ 誰能詳細介紹一下中國古代歷法
從中國古代文明確立之時起，天學就一直被天子所壟斷，是皇家的禁臠。據《國語》《山海經》等古書記載，在遠古的少嗥氏時代，天下混亂，人與神都混雜不分，人人都搞起與上天溝通交往的巫術，於是顓頊帝採取斷然措施，命令專門官員掌管天地之事，這就是所謂的"絕地通天"的傳說。其最主要的意義是斷絕了平民與上天交通的權利，這種權利從此以後就由天子壟斷起來，只能由王家的專職巫覡去施行。
二 專職天學機構及其日常工作
既然天學為天子壟斷，很自然，天學機構及其直接象徵觀象台（類似於現代的天文台，當然用處不一樣）也為皇家獨占，其他任何地方政權或個人都不能建立，否則就是"犯上作亂"的行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犯法。但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可以找到一個例外，即北齊的張子信，他可能趁中原長期戰亂時在海島上建立過一個小型天文台，並取得了重要成果。這或許是中國古代唯一可與西方私人天文台相媲美的例子。歷代天學機構名稱及主要負責人官名變動沿革如下：
秦 太史令
西漢 太史公 太史令
東漢 太史令
魏晉南北朝 太史局；太史
隋 太史曹 太史監；太史令
唐 太史局 渾天監 渾儀監 太史監 司天台；太史局令 渾天監 太史監 司天台監。824人
宋 司天監 太史局 天文院；司天監 太史局令
遼 司天監；太史令
金 司天台；提點 司天監
元 司天監 回回司天監 太史院；提點 司天監 太史院史。259人
明 欽天監；太史令 監正。41-23人
清 欽天監；監正。154人
與現代社會中天文學家的身份截然不同，古代皇家天學機構的負責人及其屬吏都是政府官員；天學機構則是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門，通常在地方上沒有常設的下屬機構和人員。有時為了特殊的觀測任務，則委派臨時人員，元明兩代例外。不過這個部門在理論上的品級卻一直不太高，最高時在唐代，曾達到三級左右，最低時在五品左右。天學機構的工作人員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世襲的天學官員，二是從社會上招集，三是本身的專門培訓。
天學機構的主要工作如下：首先是天象的觀測記錄，內容有恆星位置的測定，並編製成星表或繪制為星圖；日月食和掩星觀測；行星在恆星背景下的視運動狀況；異常天象的觀測記錄，包括彗星新星流星太陽黑子等。對其中的某些天象還要有選擇地向皇帝匯報。其次是觀天儀器的研製和管理。三是修訂歷法，編算歷書歷譜並印製頒發。
三 觀測手段與研習——天學儀器與典籍
天學儀器的出現是天文學走向定量化的必然結果，只有藉助於天學儀器才能精確定量地測定各種天文數據。中國古代的天學儀器大致可分為三類：圭表、漏刻和儀象。其中渾儀、渾象兩類是古代渾天家測侯和演示天象的基本儀器。
渾儀是測量天體位置的赤道式儀器，歷代製作各不相同，但基本上是由許多同心圓環組成，中有窺管。測量天體位置是古代天學事務中最為重要的基礎性工作，因此，歷代對渾儀的製作均是竭盡所能。渾儀何時發明，目前尚難斷定。史籍中最早明確記載渾儀製作的是西漢的落下閎，隨後東漢賈逵、張衡，東晉孔挺，唐代李淳風、一行，北宋沈括、蘇頌等均對渾儀作過不同程度的改進，使它有利於實際觀測。而元代郭守敬的簡儀則是對渾儀革新的產物。
圭表是一種既簡單又重要的測天儀器，它由垂直的表（一般高八尺）和水平的圭組成。圭表的主要功能是測定冬至日所在，並進而確定回歸年長度，此外，通過觀測表影的變化可確定方向和節氣。
漏刻是古代的一種計時工具，漏是指計時用的漏壺，刻是指劃分一天的時間單位，它通過漏壺的浮箭來計量一晝夜的時刻。漏刻的計時方法可分為兩類：泄水型和受水型。漏刻是一種獨立的計時系統，只藉助水的運動。漏壺的改進是個技術性問題，但更關心這個問題的是古代的天學家，如張衡、沈括等都對漏壺的改進有過貢獻。因為除日常生活中需要准確的時間計量外，天文歷法中更要求有精確的時間計量系統。
渾象是古代渾天家用來演示天球周日運動的儀器，類似於現代的天球儀。基本結構是一個圓球，在球面上有星辰和黃道、赤道等。漢耿壽昌、張衡，三國吳陸績和王蕃等製作過機械轉動的渾象，最有名的當屬唐一行和梁令瓚的開元水運渾天、北宋張思訓的"太平渾儀"和蘇頌等的元佑渾天儀象（現在通稱為水運儀象台）。蘇頌曾把整個儀象台的結構、部件的形狀、尺寸等寫成一份說明書《新儀象法要》。
中國古代最系統、最完整、記載資料最豐富的天學典籍，當首推歷代官制中的天學三志：律歷志、天文志、五行志。其中有少數幾種官史中這三志的名稱稍有變化，但其所述內容仍與傳統相符。五行志專述該朝災異、祥瑞的情況，為各地災異、祥瑞報告的文獻匯總；律歷志是關於該朝律與歷的文獻匯總。天文志所記錄的是該朝發生的天文大事，天象記錄，以及對應的星佔佔辭等。此外，還有重要的星占著作如《開元占經》等，官修大型天學著作如《崇禎歷書》等，私家著述如明朱載 育《聖壽萬年歷》等。
四 理論基礎——宇宙論與天學思想
《淮南子原道訓》註："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宇宙，一般當作天地萬物的總稱。宇宙學就是從整體的角度來研究宇宙的結構和演化。在中國古代，關於宇宙的結構，主要有三派學說，即蓋天說、渾天說和宣夜說，此外還有昕天論、穹天論、安天論等。
渾天說認為，天地具有蛋狀結構，地在中心，天在周圍。渾天說到底是何時由何人首次提出，現在已不得而知。但作為一種宇宙學說，它的產生和發展卻與一種實用的測天儀器——渾儀有著密切的關系，史籍所載明確的渾天說直到東漢張衡造渾天儀並作《渾天儀注》時才提出來。張衡的宇宙學說被後世天學家多次引用和發展，並成為中國古代絕大多數天學家公認和遵用的宇宙學說。中國古代天學家就是以《渾天儀注》中所描述宇宙模型，進行天文觀測和歷法推算的。以後歷代歷法推算方法上常有改進，但基本模型仍是少有變化。
蓋天說是比渾天說出現更早的一種宇宙說，可將其起源、發展的過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原始的形象化比喻的"天圓地方說"，沒有進一步關於天地結構的定量描述；第二階段以《周比算經》為基本綱領性文獻，提出了自成體系的定量化天地結構，基本假定是天地平行，其間相距八萬里。蓋天說家以此解釋天地結構和天體運行，並進行定量描述和計算。
宣夜說認為天是無限而空虛的，星辰就懸浮在空虛之中，自由自在地運行著。史籍中關於宣夜說的記載現在只找到兩條，其中一條還是斥責它"絕無師法"的。這種說法與現代宇宙論頗有形似之處，所以往往被作適當發揮之後，成為中國古代最先進的宇宙學說。然而，宣夜說認為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運行，所以對它們的運行規律也就無從談起。這種對天體自由運行的誇大，使得宣夜說無隻字片言談到對天地結構的定量化描述，所以嚴格地講，宣夜說還不能稱作為一種宇宙學說。
上述三家之外，還有三國時吳太常姚信所在"昕天論"，東晉虞聳的"穹天論"，晉虞喜的"安天論"，都不能稱為嚴格的宇宙說，對後世也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只有渾天、蓋天兩說，是中國古代真正的宇宙學說，而且兩說各有合理成分，都沒有完全被拋棄。
在中國古代，蓋天、渾天之說，圭表、渾儀等器，以及天文歷法之操作規則，這些都是為著一個致用的目的——為王權服務。然而賦予這個致用目的以一種神秘、庄嚴、威嚴，以致人人相信它的有效性的，是古代深入人心的天學思想——天人合一。這里的"天"是被用來指整個自然界，它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並非象近代科學的"客觀性假定"中那樣是無意志、無情感、可認識的客體，而是一個有意志、有感情、無法徹底認識、只能順應其道、與之和睦共處的龐大而神秘的活物。它表現為兩個不同的層次：天地相通和天地對應。
五 數理天文學成就——歷法
中國古代歷法的主要研究內容是日、月及五大行星的運動規律。就此研究內容而言，稱中國古代歷法為中國古代數理天文學是恰當的。史籍所載中國古歷前後近一百部，其中獲得官方正式頒行的五十餘部。各部歷法在具體內容和治歷方法上有承襲，也有變革，綿綿兩千餘年，作述不息。令人嘆為觀止。要而言之，中國古代歷法的中心課題可以歸結為兩個：原理和數據。原理是指日、月、五星運動規律在歷法中得到的反映；數據是指歷法對日、月、五星運動的數值描述。歷法之疏與密主要從這兩個方面表現出來。
根據原理和數據這兩個要素，對中國古代歷法作縱向考察，可以按時間順序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階段：（1）兩漢魏晉南北朝歷法；（2）隋唐兩宋歷法；（3）元明歷法。
傳說漢代以前有所謂的先秦古六歷，然而對它們的真偽，便是古人也早已懷疑。漢武帝時修的《太初歷》是中國古代有明文記載的第一部歷法，但已不傳。西漢末劉歆所作的《三統歷》是第一部被完整保留下來的歷法，但學者們認為它幾乎就是《太初歷》的翻版。《後漢四分歷》雖經反復修改，但並無實質變化。直至劉洪《乾象歷》，引入月亮視運動的不均勻性，算是一大進步。此歷並未頒行，至魏晉修歷時其先進方法被採用。南朝何承天《元嘉歷》在實測數據上有所改進。祖沖之所造《大明歷》則試圖從改變閏周和測定冬至點入手，提高歷法精度，但由於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
隋張賓《開皇歷》依何承天之法，微加增損而已。而劉焯的《皇極歷》根據北齊張子信發現的太陽周年視運動和行星運動不均勻性，引進定氣；採用定朔、歲差；還運用先進的數學手段解決計算問題。所有這些先進的原理和方法的運用使得《皇極歷》成為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上的歷法。同樣由於政治原因，其法不得施行。但時人稱其為精密。唐初《戊寅歷》和李淳風《麟德歷》雖然行用一時，但它們的成就均不出《皇極歷》的范圍。直至一行《大衍歷》，在對天體運動的理解、實測、計算技巧方面，都有重大革新，使得《大衍歷》成為中國古代歷法史上冠絕一時的好歷。南、北兩宋頒行的歷法共有十九部之多，然均無重大突破。
《大衍歷》之後，元代郭守敬等人的《授時歷》成為中國歷法史上的另一座高峰。經過前後數百年的努力，歷法所反映的天體運動規律，即治歷的基本原理已被古代天學家們大致掌握，欲使歷法有所改進，惟有在數據及其處理方法上下工夫，《授時歷》便是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並獲得成功的典範。其基本數據全憑實測，打破古來治歷舊習，開創後世新法之源。明代遵用《大統歷》，其法沿用《授時歷》。
參考資料：http://www.astron.sh.cn/jiangzuo/paleoastro.html
㈥ 中國的歷法都做了哪些改革
與公歷的改革完全不同，中國的歷法改革復雜而困難得多，從歷的本身來看，因為中國的農歷是陰陽歷，即不但要研究月亮的運動規律，而且要研究太陽的運動規律，同時還要考慮兩者的關系，使之能得到恰當的調節。同時考慮這么多因素，比起只關心太陽的運動來顯然要經歷更大的艱難曲折。因此，從先秦時期起到清末止，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中國的歷法曾經歷過多次的改革。據統計，先後提出過的歷法共有近百種，大部分是實際行用過的。談過，歷的基本要素是年、月、日三者的長度。對於農歷來講，年的長度取回歸年長度365.2422；月的長度取朔望月的長度29.53隔日。顯然，年、月、日三者的關系是不可通約的。因此，無論怎樣好的歷法都只能是近似地反映了三者的關系。這樣從根本上來看，某種歷法其行用的年代越長，它和實際天象的偏差就會越明顯。等到這種偏差積累到足以影響按節氣安排農業生產時，這種歷法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這也就是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了。我國歷法多次改革，其首要原因就在於此。例如，西漢初年制定的《太初歷》，使用到東漢初年時已經一百多年了。人們發現，日月合朔常在歷書上所載的朔日之前，月食發生日期也比預先推算的要早一日。這結果引起了後漢初年改歷工。作的進行，從而導致一個新歷——《四分歷》的誕生。除此而外，引起改歷頻繁的另一因素是封建帝王的反動正統觀念。在古代，頒布歷法一直是帝王的特有的權力。朝代變了，也必須改頒新歷法，即所謂「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改正朔」，即是指頒新歷。這里實際上是借「天意」愚弄被統治的人民。這樣一來，每當改朝換代以後，歷史上就可能出現改歷的事件。例如，魏朝的《景初歷》到了西晉時改名為《泰始歷》，以後又改為宋時的《永初歷》。歷名雖三易，歷卻是一個。其實，這不過是皇帝老官兒玩弄的「改正朔」的把戲而已。
拋開封建帝王的丑惡表演，我們回到科學的改歷上來。在我國多次的科學改歷中，有幾次重大的改革是需要強調的。通過這些改革，我國的歷法研究不斷向前發展，歷法的精度不斷提高。我國首次的重大歷法改革是在秦代進行的。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大變動時代，周朝的奴隸主統治政權日趨崩潰，作為王權象徵的全國統一歷法在這種情況下也頒發不出來了，大的諸侯國分別制定了自己的歷法。據史籍所載，當時影響最大的有六種歷，即所謂「古六歷」。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對歷法也進行了改革；把顓頊歷作為全國統一使用的歷法，從而保證了全國政治、經濟活動的步調一致。1972年在臨沂出土的漢簡歷譜，就是顓頊歷的一個歷史遺跡。第二次重大改革是漢代的太初改歷。漢承秦制，故西漢初年一直使用顓頊歷。到漢武帝時代，歷法和天象之間的不符已很明顯。為了不失農時，漢武帝於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下令改歷。當時曾召集了「民間治歷者」共同參加修訂歷法，訂出了我國有完整史料記載的第一種歷法——《太初歷》。太初歷內容豐富，其中包括歷日制度、日月食周期、五星運行情況、二十四節氣測定、二十八宿的天球坐標等等，為後世的治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範本。太初歷中明確規定了無中氣的月為閏月的置閏規則，使陰陽歷的調合更為合理。第三次改革是在南北朝時代，由祖沖之編制的《大明歷》反映出來。在這部歷法中，祖沖之把在此以前由後漢劉洪發現的「月行遲疾」和晉朝虞喜發現的「歲差」等因素全部考慮在內，因而制訂了比較精確的歷法。第四次改革體現在隋時劉焯的《皇極歷》中，它根據北齊張子信發現的太陽運動不均勻性，即所謂「日行盈縮」現象，更精確地計算節氣發生的時刻，即所謂使用「定氣法」。第五次改革是元代郭守敬實行的。他創造了較精密的新儀器，仔細地重測了一些基本天文數據，更精確地皮映了太陽和月亮的運動規律。在數學上，他又引進了十進小數，創造了坐標變換公式和高次內插法，因而編制出了我國古代最優秀的歷法——《授時歷》。這5次重大改革只是我國歷法發展史的一個縮影，這些成就都是我國古代天文家辛勤工作和精心研究的結果。
㈦ 中國古代天文歷法發展
中國古代天文歷法的演變
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由於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人們從遠古時期開始就已經對天文現象進行觀察，經過世代連續不斷的努力，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天文學知識，並逐漸形成了內容豐富且具有獨特風格的天文學體系。中國古代天文學在許多領域曾長期在世界上處於領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學史和中華民族文化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歷法，換一句話說，歷法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核心。中國古代歷法不單純是關於歷日制度的安排，它還包括對太陽、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運動及位置的計算；恆星位置的測算；每日午中日影長度和晝夜時間長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預報等等廣泛的課題。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歷法的編算相當於近現代編算天文年歷的工作。為此，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展開了一系列的觀測與研究活動：譬如對歷法諸課題的共同起算點——歷元的選定，對一個又一個天文學概念的闡述，對種種天文常數的測算、各種天文數表的編制，對具體推算方法、天體測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抉擇和改進等等。這些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歷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
當然，中國古代天文學還包涵更廣泛的內容，如中國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儀器的設計與製造，關於宇宙理論的探討，以及對一系列天象特別是奇異天象的長期系統的觀測與記錄等，它們與歷法一起，組成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十分豐富多彩的體系。
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經歷了發生、發展、完善、沒落，最終融入近現代天文學的漫長演變過程。下面我們擬分六個階段（即如下六節）簡要地加以介紹。
西周以前的天文學知識
這是一個天文學知識開始萌芽和初步積累的漫長歷史時期。由於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從對星辰出沒、日月運動的觀測中，人們逐漸形成了與這些需要密切相關的年、月、日等時間長度的概念，進而產生了初始的歷法系統。由於占卜活動的需要，人們對天象變化、尤其是異常天象的出現，極為關注，這也刺激了人們對天象觀測的重視，並由此逐漸形成了天象記錄的傳統。這些都給後世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一、觀象授時時期
我們的祖先，生息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人們在自己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逐漸發現日月星辰的升落隱現，自然界寒來暑往，獵物的出沒和植物的榮謝等自然現象，對於人類的生存有著密切的關系。所以有意識地觀察和認識這些自然現象，以期順乎自然，求得自身的發展，便成為先民們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從中也就逐漸萌發出天文學知識的嫩芽。
太陽對人們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陽的出入作為作息時間的客觀依據。太陽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現的規律，必定給先民們以極深的感受，於是以太陽出入為周期的「日」，應是他們最早認識到的時間單位。
自然，月亮的圓缺變化，是又一明顯的和意義重大的天象。說它意義重大，是因為月亮的亮光對於人們夜間活動的安排是關鍵的要素。經過長期的觀測和計數，人們逐漸發現月亮圓缺的周期約為30日，這便進而導致一個較長的時間單位「月」的產生。
對於更長一些的時間單位「年」的認識，要較「日」、「月」困難得多，但這是對於人們生產和生活的意義更為重大的一種周期，因為寒暑、雨旱，以及漁獵、採集乃至農業生產活動無一不與它有關。所以，人們對它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由物候——草木枯榮、動物遷徙、出入等的觀察入手，大約是探索一年長度的最早方法，隨後才是對某些星象的觀測。後者所得結果要較前者來得准確。
據傳說，在顓頊帝時代，已設立「火正」(1)專司對大火星（心宿二，天蠍座α星）進行觀測，以黃昏時分大火星正好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時，作為一年的開始，亦即這一年春天的來臨。由此不難推得一年的長度。這是我國古代觀象授時的早期形態。據研究，這大約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又據《尚書·堯典》記載，在傳說中的堯帝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其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恆星在黃昏時正處於南中天的日子，來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為劃分一年四季的標准。據推算，這大約是公元前2000年時的實際天象。
由上述記載，我們還可以推知，當時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現，否則人們就無從確定某星辰南中天的問題。這時的圭表還僅用於釐定方位，尚未用於測定日影的長度。觀測星辰南中天來確定季節，可以減少地平線上的折射和光滲等的影響，其精度自然要比觀測星辰出沒來得高。此外，從「日中」和「宵中」（指晝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別指白晝最長和最短的日子）等說法，可知其時已應用了某種測量時間的器具（這一點由下述《夏小正》的有關記載亦可證）。這些都說明，此時已進入觀象授時相當發達的時代。其標志是：所觀測的恆星已由一顆增加到多顆，由觀測恆星東升改為南中天，並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堯典》還記述了這時人們已經採用了「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初始歷法。這里以一年為366日，當是人們對恆星周年運動周期的測算得到的結果。由於一年的長度與月的長度不存在整數倍的關系，該初始歷法已採用了置閏月的方法予以調整，這顯然是一種陰陽歷，是我國古代長期使用的陰陽歷的最早記載。
在《夏小正》一書中，則載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氣象和農事等內容，它集物候歷、觀象授時法和初始歷法於一身，相傳它是夏代行用的歷日制度。就觀象授時法而言，它是以觀測黃昏時分若干恆星（鞠、參、昴、南門、大火、織女、銀河等）的見、伏或南中天的時日，以及北鬥鬥柄的指向，作為一年中某一個月份起始的標準的。有人認為，《夏小正》乃是一種分一年為10個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為過年日的初始歷法。(2)據《夏小正》記載，正月「初昏斗柄懸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懸在上」，其間的五個月為半年；五月「時有養日」，十月「時有養夜」亦以五個月為半年。也有人認為，《夏小正》還是分一年為十二個月的太陽歷。由此看來，《夏小正》乃是一種不考慮月相變化的純陽歷的見解，這是可信的。
《尚書·堯典》和《夏小正》的記載，都反映了觀象授時法的重要成果，同時又反映了夏代出現的兩種不同系統的歷法（陰陽歷和陽歷）的雛形。它們是由觀象授時向有一定規范的初始歷法過渡的兩種不同形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商周歷法
由甲骨文的有關卜辭，我們可以知道商代行用的歷法乃是陰陽歷。
首先，年有平年、閏年之分，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閏月置於年終，稱十三月，是為年終置閏法。這時的歲首已基本固定，季節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關系。但在甲骨卜辭中還偶有十四月甚至十五月的記載，這說明這時人們還不能較好地把握年月之間的長度關系，對於閏月設置的多少，還沒有一定之規，多半是由經常性的觀測來決定，當發現季節與月分名相悖時，便加進一個閏月加以調節，帶有較大的隨意性。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記載，它們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時期人們還稱冬至為「日南至」）。其中有一塊卜辭說：「壬午卜，扶，奏丘，日南，雨？」（壬午這一天，貞人扶占卜，舉行奏丘的祭儀，迎接太陽南至，會下雨嗎？）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則有這樣的記載：「冬至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二者說的是同一祭祀活動，可證「日南」即為「冬至」(3)。這說明殷商時期已使用圭表觀測日影長度的變化，並由之確定冬至日，已知冬至日，一回歸年長度的數值便不難算得。
其次，殷商歷法是以新月為一月的開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起初僅以大、小月相間安排歷日，這表明人們以為一朔望月長度等於29.5日。後來，更有連大月的出現，即在若干個大、小月相間的月份後，安排兩個連續的大月，這證明人們已經知道，一朔望月的長度應略大於29.5日，這是對朔望月長度測算的一次重大進步，雖然此時對連大月的安置尚無一定的規則。
再次，殷商時期已明確使用干支紀日法，建立起了逐日無間斷的日期記錄的系列，從而提供了較准確地探求月、年等更長的時間單位的重要基礎，同時也為歷史年代學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干支紀日法順序循環，幾乎沒有中斷地連續使用到今天，成為世界上最長的紀日方法。
再其次，商代已將一天分為若干不同的時段，甲骨文中可見的時段專名有：明（旦）、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這是一種把白晝均分為六個時段的方法。有人認為，把一天分為百刻的制度，亦自此始。(4)
這些便是商代歷法對於年、月、日、時刻安排的大體情況，西周歷法與之大同小異。在金文中，亦有不少十三月的記載，並以「胐」（新月）為一月的開始，均為明證。但《詩·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記載，據研究，這當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發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5)這是我國典籍中關於朔日的最早記述。由此看來，大約在西周後期已有以朔代替胐為月首的嘗試。由於朔並無具體的天象與之對應，它必須在測知比較准確的朔望月長度後，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應用，乃是歷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此外，金文中經常出現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種名稱，對此，古今眾說紛紜。一為定點月相說，認為它們分別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二千年來人們多宗此說。一為四分月相說，認為西周時是將一個月均分為四份，每份約為七天，初吉等依次為各份的專有名稱，此說起於近代王國維，一度廣為史學界接受。本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新說又起，現在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初吉系指初干吉日，即每月上旬的吉日；既生霸和既死霸分別指每月的上半月和下半月；既望則指滿月或其後的一、二天。(6)這些解釋孰是孰非有待進一步論證。
三、對天象的觀測與記錄
從遠古時期開始，人們就已經注意對天象特別是奇異天象的觀測。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我們看到了古人對有關天象的真切記錄，這些記錄往往是與預卜人事凶吉等占卜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異常天象。
「貞，日有食」；「癸酉貞日夕又食，唯若。癸酉貞日夕又食，匪若」等，這是關於日食的記錄。「六日□午夕，月有食」；「庚申，月有食」；「旬壬申夕，月有食」等，這是關於月食的記錄。它們都是發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紀以前的交食現象的記述。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時，人們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還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陽邊緣上有三條火焰升騰而起，當是關於日珥現象的記錄。
「辛未有■新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並火」。這是關於新星的記錄。
此外，有人認為在甲骨文中還有太陽黑子、彗星等的記事，這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證認。
總之，甲骨文中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天象記錄，說明我國古代重視天象的觀測與記錄的傳統，至遲在殷商時期就已經形成，這對後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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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期天文歷法體系的奠基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從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社會大變革的時代，這時生產力得到很大的發展，促使包括科學技術在內的古代文化得到長足的進步。就天文歷法而言，前進的步伐亦明晰可見，這主要表現在對天文現象的觀測與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轉變，陰陽歷的定型，和關於宇宙的理論的涌現等等，這些都為我國古代特有的天文歷法體系奠定了基礎。隨著周室衰微和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數天文學家壟斷天文歷法的局面。各諸侯國由於發展農業生產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極其重視天文歷法的研究，這給流散四方的疇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機會。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學家，「魯有梓慎（活動於公元前550年前後），晉有卜偃（活動於公元前650年前後），鄭有裨灶（活動於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韋（活動於公元前480年左右），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皋，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後四人皆活動於公元前四世紀），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7)他們或者前後相繼，或者同時並立，在天文歷法界內形成了各樹一幟、百家爭鳴的局面，更促進了天文歷法的發展。
㈧ 中國的歷法是怎樣形成的
世界上計算時間有三大系統：陽歷、陰歷、陰陽合歷。因為計算時間，或以地球繞太陽公轉的周期為基礎，或以月亮繞地球公轉的周期為基礎，或把兩種周期加以調和。一屬於陽歷系統，二屬於陰歷系統，三屬於陰陽合歷系統。
陰陽合歷，是調和太陽、地球、月亮的運轉周期的歷法。它既要求歷法月同朔望月基本相符，又要求歷法年同回歸年基本相符，是一種綜合陰、陽 歷優點，調合陰、陽歷矛盾的歷法，所以叫陰陽合歷。我國古代的各種歷法和今天使用的農歷，都是這種陰陽合歷。
原始的陽歷是古埃及人創立的；陰歷是伊斯蘭教國家和地區採用的歷法，又稱回歷；農歷是我國採用的一種傳統歷法，又名夏歷、中歷、舊歷，民間也有稱陰歷的。
中國歷法分為四個時期，即古歷時期：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所採用的歷法；中法時期：從漢太初元年以後，到清代初期改歷為止。這期間制訂歷法者有七十餘家，均有成文載於二十四史的《歷志》或《律歷志》中。諸家歷法雖多有改革，但其原則卻沒有大的改變；中西合法時期：從清代期蘇會傳教士湯若望上呈《新法歷書》到辛亥革命為止；公歷時期：辛亥革命之後，於1912年孫中山先生宣布採用格里高歷（即公歷，又稱陽歷），即進入了公歷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採用公歷的同時，考慮到人們生產、生活的實際需要，還頒發中國傳統的農歷。
相傳我國在黃帝時代就已經有了歷法，但不足為憑。帝堯時代有粗疏歷法的傳說，可能還稍有根據，據成書於春秋時代的典籍《尚書·堯典》所載，帝堯曾經組織了一批天文官員到東、南、西、北四方去觀測星象，用來編制歷法、預報季節，但有關歷法的材料至今尚未發現。
成書年代不晚於春秋時代（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的《夏小正》按12個月的順序分別記述了當月星象、氣象、物候，以及應該從事的農業和其他活動。
由《夏小正》給出的記述可以推知，夏代歷法的基本輪廓是，將一年分為十二個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之外，每月均以某些顯著星象的昏、旦中天，晨見、夕伏來表示節候，這雖然不能算是科學的歷法，但稱它為物候歷和天文歷的結合體可以的，或更確切地說，在觀象授時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經驗。《尚書· 堯典》中也記載了古人利用顯著星象於黃昏出現在正南天空來預報季節的方法，這就是著名的「四仲中星」，書中說：「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推求可知，「四仲中星」至晚是商末周初時代的實際天象，可見，至遲在商末周初人們利用星象預報季節已經有相當把握了。
夏代已經有天干紀日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已、庚、辛、壬、癸十天干周而復始地記日，夏朝末代的幾個帝王有胤甲、履癸等名稱就是佐證。商代在夏代天干紀日的基礎上，發展為干支紀日，即將甲、乙、丙、丁……十天乾和子、丑、寅、卯……十二地支順序配對，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六十干支，六十日一周循環使用，在出土的商代武乙時的一塊牛胛骨上面刻著完整的六十天乾地支，兩個月共計60天，這也許就是當時的日歷。還發現，有一組胛骨卜辭記著兩個月共計59天，這證明商代已經有大、小月之分了，即大月30日，小月29日。另外，卜辭中還有分一年為13個月的多次記載，這又證明商代已經用閏月來調整節氣和歷法的關系了。從大量干支紀日的材料分析，學者們對商代歷法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商代使用干支紀日、數字記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 30日，小月29日；有閏月，亦有連大月；閏月置於年終，稱為十三月；季節和月份有較為固定的關系。
「我國歷法之發生，有謂始於堯，即以《書經·堯典》有『歷象日月星辰』之語為據。又同書《甘誓》之雲：『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即夏正、殷正、周正）《大戴禮記》中亦有《夏小正》一篇。再孔子常謂『行夏之時』。有論者據此又謂歷法始於夏。實則歷法之發生，應有一個大前提，即必在農業普遍興盛於世之後。此證諸世界古國如埃及、巴倫比之歷史，斑斑可考。夏人普遍尚過著漁獵畜牧生活，焉能有歷法。《書經》、《虞書》、《夏書》都是後人偽作（注21），所言歷法，自不可信……孔子托古改制，言必稱三代，故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並列，而不知殷周雖有輅冕，夏則無『時』。三正之說，或許始於戰國時人為改革歷法而做的宣傳……故歷法之發生，不始於畜牧時代之夏，而始於農業興盛之殷。」（摘自黃現璠著《中國殷代社會史》，1950年4月，又載黃現璠著《古書解讀初探——黃現璠學術論文選》第286-359頁収錄《殷周社會考》一文，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7月）
周代在繼承和發展商代觀象授時成果的基礎上，將制訂歷法的工作推進了一步。周代（大允是春秋中葉，即公元前600年左右）已經發明了用土圭測日影來確定冬至（一年中正午日影最長的日子）和夏至（一年中正午日影最短的日子）等重要節氣的方法，這樣再加上推算，就可以將回歸年的長度定得更准確了。
《詩經. 小雅· 十月之交》中記載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朔月」二字在我國典籍中這是首次出現，也是我國第一次明確地記載日期（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776年）的一次日食。
周代歷法的第三個進展是，到春秋末至戰國時代，已經定出回歸年長為365日，並發現了19年設置7個閏月的方法。在這些成果的基礎上，誕生了具有歷史意義的科學歷法——四分歷。在歐洲，羅馬人在公元前43年採用的儒略歷中，也用365日這個數據，但比我國晚了大約500年左右。
當時各諸侯國分別使用的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歷、魯歷，即人們所統稱的古六歷，其實都是四分歷。四分歷問世以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歷代編歷家屢有改革，遂使中國古代歷法不斷完善，內容亦日趨豐富起來。對四分歷的第一次改革，當屬西漢武帝時期由鄧平、落下閎等人提出的八十一分律歷。由於漢武帝下令造新歷是在元封七年（公元前104年），故把元封七年改為太初元年，並規定以十二月底為太初元年終，以後每年都從孟春正月開始，到季冬十二月年終。這部歷法即叫做《太初歷》。這部歷法朔望長為29日，故稱八十一分法，或八十一分律歷。
《太初歷》是中國有完整資料的第一部傳世歷法，東漢末年劉洪（公元158-167年）制訂的《乾象歷》，首次將回歸年的尾數降至1/4以下，成為365.2462日；成為第一部載有定朔演算法的歷法，這部歷法還給出了黃道和白道的交角數值為六度左右。
南北朝時代的祖沖之，首次將東晉虞喜（公元281-356年）發現的歲差引用到他編制的《大明歷》中，並且定出了四十五年十一個月差一度的歲差值，這個數值雖然偏大，但首創之業績是偉大的。祖沖之測定的交點月長為27.21223日，與今測值僅差十萬分之一。到了隋代，劉焯（公元544-610年）在制訂《皇極歷》時，他採用的歲差值較為精確，是七十五年差一度。劉焯制訂的《皇極歷》還考慮了太陽和月亮運行的不均勻性，為推得朔的准確時刻，他創立了等間距的二次差內插法的公式，這一創造，不僅在中國制歷史上有重要意義，在中國數學史上亦占重要地位。
唐代一行和尚在大規模天體測量的基礎上，於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撰成《大衍歷》的初稿，一行去世後，由張說和陳玄景等人整理成書。《大衍歷》以其革新號稱「唐歷之冠」，又以其條理清楚而成為後代歷法的典範。
唐代徐昂制訂的《宣明歷》頒發實行於長慶二年（公元822年），是繼《大衍歷》之後，唐代的又一部優良歷法，它給出的近點月以及交點月日數分別為 27.55455日（今測值27.5545503日）和27.2122日（今測值27.2122206日）；它尤以提出日食三差，即時差、氣差、刻差而著稱，這就提高了推算日食的准確度。
宋代在三百餘年內頒發過18種歷法，其中以南宋楊忠輔制定的《統天歷》最優。《統天歷》取回歸年長為365.2425日，是當時世界上最精密的數值，歐洲著名的《格里高歷》，即當今世界通行的公歷，其回歸年長亦取365.2425日（公元1582年頒發），但比《統天歷》晚了383年。《統天歷》還指出了回歸年的長度在逐漸變化，其數值是古大今小。
宋代最富有革新的歷法，莫過於北宋時期沈括提出的十二氣歷。
中國古代歷法，歷經各代制歷家的改革，至元代郭守敬、王恂等人制訂的《授時歷》達到了高峰。《授時歷》於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製成，次年正式頒發實行，一直延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長達363年，足見《授時歷》的精密。
明代末年，一批懂天文學的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傳教，中國學者向他們學習了歐洲天文學的計算方法。崇禎皇帝接受禮部建議，授權徐光啟組織歷局，修訂歷法。徐光啟除選用中國制歷家之外，還聘用了耶穌會士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等人來歷局工作。歷經五年的努力，撰成46種137卷的《崇禎歷書》，該歷書引進了歐洲天文學知識、計算方法和度量單位等，例如採用了第谷的宇宙體系和幾何學的計算體系；引入了圓形地球、地理經度和地理緯度的明確概念；引入了球面和平面的三角學的准確公式；採用歐洲通用的度量單位，分圓周為360°，分一日為96刻，24小時 ，度、時以下60進位制等。徐光啟的編歷，不僅是中國古代制歷的一次大改革，也為中國天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和思想基礎。
《崇禎歷書》撰完後，明已近滅亡，未能用來編歷。清初，湯若望將《崇禎歷書》刪改為103卷，連同他編撰的新歷本一起上呈清政府，得到頒發實行。新歷本定名為《時憲書》。刪改後的《崇禎歷書》更名為《西洋新法歷書》。
我的回答希望您能滿意。
㈨ 什麼標志了我國古代歷法已完全成熟
西漢至五代時期是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發展、完善時期。從西漢時期的《太初歷》至唐代的《符天歷》，我國歷法在編排日歷以外，又增添了節氣、朔望、置閏、交食和計時等多項專門內容，體系越加完善，數據越加精密，並不斷發明新的觀測手段和計算方法。比如，十六國時後秦學者姜岌，以月食位置來准確推算太陽位置；隋代天文學家劉焯在《皇極歷》中，用等間距二次差內插法來處理日、月運動的不均勻性；唐代天文學家一行的《大衍歷》，顯示了我國古代歷法已完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