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新常態什麼時候開始

Ⅰ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什麼

新常態：「新」就是「有異於舊質」；「常態」就是時常發生的狀態。新常態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對穩定的狀態。這是一種趨勢性、不可逆的發展狀態，意味著中國經濟已進入一個與過去30多年高速增長期不同的新階段。

中國發展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經濟社會發展難題。「新常態」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實問題和未來挑戰的清醒認識中、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現實機遇的從容把握和對未來發展的信心把握中、在彰顯中國共產黨人對自身使命的擔當精神，彰顯中國共產黨人治國理政的實力智慧和意志的背景中形成

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中國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新常態」使中國政治生活進入新階段，中國政治呈現出新常態，拿下周老虎徐老虎，刑可上常委，給公款吃喝、公車私用、奢侈消費、公款旅遊、迎來送往等戴上「緊箍咒」，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斷深入；「新常態」也不僅僅是指中國社會建設發展進入了新階段，中國社會建設呈現出新常態，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推進法治社會建設，包括北京市老百姓國學會等一大批社會組織緊跟黨走在時代前列，倡導社會風尚，促進和諧社會幸福社會建設；「新常態」使中國文化發展進入新階段，中國文化發展呈現出新常態

所謂經濟的「常態」是一個經濟體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 「穩定性狀態」的簡稱。顯然，這里隱含了一個時期或階段的概念，即所謂經濟的「常態」應該是一個經濟體在「某一特定時期或階段」內運行的「經常性狀態」或 「穩定性狀態」的簡稱。

依此定義，「經濟新常態」，由於有一個「新」字，那就一定是相對於「上個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或者是相對於「歷史時期或階段」經濟運行的狀態而言的。人類社會經濟的發展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不僅在維度上難以窮盡，而且在內涵或形式上也無法完全控制或重復，即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不可能簡單重復。從這個意義上說，有別於「上個時期或階段」的經濟運行狀態，一旦趨於穩定，並可以維持一段時間，那就是經濟運行的「新常態」。

Ⅱ 什麼時候提出的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如何轉型

你好，
今年3月兩會召開時就提出了新常態下中國經濟轉型的相關政策。
我對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是，一方面，國家在宏觀上加強管理和調控，使宏觀經濟具有較高效率；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市場機製作用，發揮由市場配置資源作用，使微觀經濟保持較高的效率。如果國家能處理好這二者關系，經濟仍然能長期保持較穩定、較快的發展。
有人認為，西方不是也採取國家宏觀調控措施嗎，宏觀經濟不也是能保證較高的效率嗎？其實，否認大財團對西方國民經濟的控制，是不符合實際的。總統選舉，難道沒有大財團支持嗎？受大財團控制，國家宏觀調控很難到位。這是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規模到達一定程度後，就要出現危機，出現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只要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上都能保持較高效率，只要內部不出大問題，也就是說，只要兩手硬，兩手都抓好，中國的經濟就非常具有競爭力。我們國內不少人，甚至包括專家精英們總是對中國國家管理經濟提出異議，但國外許多經濟學家們是十分清楚的。這有點象游擊戰，許多人都清楚，但有的人能打好，有的人卻打不好，為什麼？因為游擊戰要有群眾基礎和群眾的配合。國家宏觀管理和宏觀調控，也是這個道理。只有為人民的政府，不受大財團干擾的政府，才能做好這件事。理論在這里顯得蒼白且無濟於事。

Ⅲ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強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
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
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屬於發展范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增長速度越高越好，屬於發展范疇、能夠促進發展的可持續的高速增長是經濟新常態的追求目標。把減速和高效劃等號、高速和低效劃等號、GDP高速增長和經濟過熱劃等號，把經濟新常態定義為減速增效、增長速度降溫是錯誤的；人為降低增長速度將導致「滯漲」的嚴重後果。

Ⅳ 中國哪年進入經濟新常態

中國GDP增速從2012年起開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別為7.7%、7.7%、7.4%，是經濟增長階段的根本性轉換。中國告別過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Ⅳ 在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生了哪些新變化

從經濟增長原因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發生了4個方面的變化。首先，中國經濟以往是以工業為基礎、以出口為導向的。隨著世界經濟陷入低速增長，出口高速增長難以為繼。沿海發達地區出口企業所遭遇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其深層次原因還是市場需求不足。
其次，以往的城鄉二元結構意味著農村勞動力供應充足，價格低廉，城市裡較高的生產率能提供相比農村更高的勞動收入。但是這一條件已經發生了變化。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農村25歲以下勞動力已經有70%不在農村了，以往供應充足的農村勞動力條件不再具備，這種現象的結果是工資增速提升，並且這種提升是全國性的。去年的統計數據顯示，西部地區的工資增長速度相比中東部更高，這使中國低成本製造業受到挑戰。
第三，人口老齡化現象的出現。老齡化社會意味著儲蓄率下降，儲蓄率的下降意味著投資來源的下降，表明以往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
第四，節能減排已經是大勢所趨，資源環境條件日漸緊張。在以往的經濟增長中，資源是廉價的，環境甚至是不要錢的。但是現階段，我們的土地資源、水資源、能源已經非常緊張。60%的石油需要進口。與此同時，霧霾的大面積發生也使人們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隨著經濟增長因素的變化，經濟的結構性開始轉變、潛在增長率出現下降，構成了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但對於中國經濟發展來說，更值得關心的問題是經濟增速下台階之後能否在一個新的平台上穩住。穩住腳了，才是可持續的增長。
雖然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很大，但是希望也很大。近期的4組指標可以說明問題。
其一，居民收入在增長，尤其是廣大的農村。過去5年，居民收入增長基本與GDP同步，但是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要快於GDP，與之同步，農村消費的增長也很快。人們印象中，電視機、冰箱、傢具行業會是夕陽行業，但數據顯示，這些行業在農村市場獲得了新商機。可以說，與農村消費相關的行業現在是「嫩芽」行業。
其二，服務業的發展非常強勁，而且這種服務業是生產性的服務業，比如說物流、醫療、教育、金融、互聯網、文化創意行業，這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又一個「嫩芽」。
其三，技術進步明顯提速。「十一五」中未完成的指標之一是研發投入佔GDP比重超過2%，但是最新的統計數據表明，這個指標已經實現了，更加值得欣喜的是，研發投入中企業投入增長很快。同時，我國的專利申請數量、專利增長速度也明顯提升，這是技術的表現。這樣的趨勢下，促成科技轉化為生產力的行業將成為新常態中的「嫩芽」行業。
其四，東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結構發生了更為均衡化的變化，經濟平衡性增強。與西部經濟相關的產業成為增長最快的「嫩芽」行業。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看，「嫩芽」成長為參天大樹還需要時間，如何為「嫩芽」提供合適的生長環境是宏觀調控所要重點關注的。為「嫩芽」固本強基、澆水施肥需要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推進。為此，一方面，通過宏觀調控的預調微調穩定「嫩芽」的生長環境;另一方面，通過改革開放為「嫩芽」注入活力。未來幾年，中國經濟保持較高增速仍沒有問題，這將為代表著中國經濟未來的、能為中國經濟提供持續健康增長的「嫩芽」行業提供環境。
如何為中國經濟新常態中的「嫩芽」提供合適的生長環境?經濟新常態也意味著宏觀調控思路的更新。宏觀調控要適應服務業變成第一大產業、消費變成主要增長動力的新經濟形勢。這種適應過程中最重要的是觀念、機制創新。
在宏觀調控中，過去的重點是促進經濟增長，但現在要的是穩定增長，不是要一味追求速度。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也會去托，但托不是目的。托的目的是創造環境，為「嫩芽」提供合適的溫度濕度。
從市場和政府的分工角度講，創新的地位在中國經濟新常態中最為重要，但是創新恰恰是政府最力所不及的領域，政府所要做的應是為創新創造有利環境。
在世界經濟發展歷史中，有些國家在經歷了高速發展階段後進入了所謂的「失去的時代」。對於中國經濟的未來，這種風險存在，但是風險並不大，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仍在繼續。相比有些國家進入「失去的時代」前70%的城鎮化率，中國目前的城鎮化水平只有53%。通過城鎮化提升勞動生產率的空間仍然存在。
從另一個角度說，理論上在中國城鎮化水平還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下出現經濟增速下降是不應該的，這說明我們促進經濟繼續增長的機制還需要不斷創新和完善。

Ⅵ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與舊常態的區別

如果用簡要的話來解釋，舊狀態就是 「經濟結構的低水平野蠻生長」，滿足於「跑馬圈地」和「佔山為王」。新常態則是 「經濟結構的全方位優化升級」，致力於實現創新驅動。兩者的根本區別就在於能否實現創新驅動。如果再展開一些，則具體區別體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從增長速度來看，舊狀態是高速增長，而新常態是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增長保持了接近兩位數的水平，創造了震驚世界的「中國奇跡」，是典型的高速增長。這種增長是難以長期持續下去的。伴隨著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變化和能源資源環境的約束，我國經濟開始向新常態的中高速增長轉變，增速大體在6%-7%左右。
第二，從發展方式來看，舊狀態是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而新常態是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過去我國經濟「跑馬圈地」的粗放式增長極為普遍，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過度依靠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經濟高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要求我們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第三，從產業結構來看，舊狀態是中低端水平，而新常態是追求中高端水平。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發展方式較為粗放，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的產業占據很大比重，產業結構主要位於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由於我國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傳統人口紅利在逐步減少，「劉易斯拐點」正在加速到來。新常態下，產業結構必須從增量擴張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優化升級。
第四，從增長動力來看，舊狀態主要是靠要素驅動、投資驅動推動經濟增長，而新常態是強調創新驅動推動經濟增長。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很快，現在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的新引擎。
第五，從資源配置來看，舊狀態基本上是政府主導的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市場起基礎性作用，而新常態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在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新常態下，我們要更加尊重市場、理解市場，將資源配置的決定許可權交給市場，並通過合理運用區間調控、定向調控和結構性改革等方式來完善市場機制，彌補「市場失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第六，從經濟福祉來看，舊狀態基本上是非均衡型發展，而新常態是向包容共享型轉換。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城鄉居民收入增加。但由於政府調控不力、市場體制不完善，導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較大。新常態下，要釋放改革紅利，更加關注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使其持續較快增長，迅速提高公共服務水平。

Ⅶ 什麼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

Ⅷ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經濟新常態的特徵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強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2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會議首次闡述了新常態的九大特徵——
會議認為，科學認識當前形勢，准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准確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
從消費需求看，過去我國消費具有明顯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徵，2014年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保證產品質量安全、通過創新供給激活需求的重要性顯著上升，必須採取正確的消費政策，釋放消費潛力，使消費繼續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發揮基礎作用。
從投資需求看，經歷了30多年高強度大規模開發建設後，傳統產業相對飽和，但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涌現，對創新投融資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須善於把握投資方向，消除投資障礙，使投資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關鍵作用。
從出口和國際收支看，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國際市場空間擴張很快，出口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動能，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也發生了轉化，同時我國出口競爭優勢依然存在，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正在同步發生，必須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使出口繼續對經濟發展發揮支撐作用。
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看，過去供給不足是長期困擾我們的一個主要矛盾，2014年傳統產業供給能力大幅超出需求，產業結構必須優化升級，企業兼並重組、生產相對集中不可避免，新興產業、服務業、小微企業作用更加凸顯，生產小型化、智能化、專業化將成為產業組織新特徵。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看，過去勞動力成本低是最大優勢，引進技術和管理就能迅速變成生產力，2014年以後人口老齡化日趨發展，農業富餘勞動力減少，要素的規模驅動力減弱，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人力資本質量和技術進步，必須讓創新成為驅動發展新引擎。
從市場競爭特點看，過去主要是數量擴張和價格競爭，2014以後正逐步轉向質量型、差異化為主的競爭，統一全國市場、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經濟發展的內生性要求，必須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形成統一透明、有序規范的市場環境。
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2014以後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從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看，伴隨著經濟增速下調，各類隱性風險逐步顯性化，風險總體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桿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將持續一段時間，必須標本兼治、對症下葯，建立健全化解各類風險的體制機制。
從資源配置模式和宏觀調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邊際效果明顯遞減，既要全面化解產能過剩，也要通過發揮市場機製作用探索未來產業發展方向，必須全面把握總供求關系新變化，科學進行宏觀調控。
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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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為什麼會有經濟新常態的局面

新常態是本輪金融危機爆發以後，近年國際上描述發達國家經濟與金融狀況的一個常用說法。該說法在最近兩年的冬季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頻繁出現。而中國經濟從2013年開始進入到一個增長速度相比之前明顯下降的發展階段，新常態也因此被反復用來描述中國經濟的新形勢。

新常態對於中國和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麼?對這一問題的判斷，無疑是一個影響中國經濟、社會以及企業相關決策的重要課題。以下，我們分別針對發達國家、除中國之外的新興市場國家以及中國三類經濟體，分析其各自發展的新常態。由於分析過長的年份需要更加粗線條的研究框架，精準度也隨之下降，本文將時間窗口設置為未來三到五年的中期發展階段。
發達國家的新常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6年之後，發達國家陸續進入後危機時代的恢復進程，不僅英國、美國，即使是危機深重的希臘、西班牙，也已經全面進入逐步走出危機、不斷修復創傷以及調整引發危機的深層次問題的階段。
對於英國、美國等國，新常態意味著經濟總體增長速度比之危機前略有下降，但最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在危機後的增長主要來自於金融、房地產、高科技、高端服務業等領域，因此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經濟恢復過程中的社會矛盾。尤其突出的問題是，全球化的大格局導致發達國家一大批低技能人群喪失了經濟競爭力。以美國為例，盡管失業率不斷下降，但大量人口長期失業且已經不納入失業的統計。因此有人講，美國的恢復是富人的恢復，收入差距在擴大。在英國，雖然經濟增長速度並不低，但是員工的薪酬卻在下降，這是連英國人自己都感到分外吃驚的經濟現象。
綜合分析，西方發達國家新常態的主要特徵是:在全球化的壓力下，經濟社會體制和政策「向左轉」，更加強調分配的公平性，強調對市場機制，尤其是金融市場的約束，同時，對於社會高收入人群的稅收也會有所加強。這一點從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Piketty)的新作走紅並引發熱議中可以得到一定的佐證。
中國之外新興市場國家的新常態
中國之外的新興市場國家，在這一輪金融危機初期所受到的影響相對有限，而從2009年開始，當發達國家大規模推行量化寬松及其他寬松的貨幣政策之後，大量資本湧入新興市場國家，再加上中國經濟迅速恢復所帶來的對大宗商品需求的上漲，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出現了一輪興旺、蓬勃發展的可喜格局。不幸的是，這一輪發展的基礎並不牢固，因為不少國家的市場機制並不牢固，宏觀管理並不夠穩健，所以從2013年初開始，當美聯儲宣布將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時候，新興市場國家遭到了新一輪撤資的沖擊。可以預計，在受到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的影響之下，這些國家的新常態將是經濟整體增長速度的低迷，而這個低迷的過程，又會刺激一部分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推行一些面向市場化的經濟體制改革。
所以，新興市場國家新常態的基本主題，是在低增長時代尋求經濟體制的改革，試圖為新一輪的增長創造一個制度基礎，簡而言之，「向右轉」。可以肯定的是，部分新興市場國家能夠抓住機遇，推行改革；而其他一些國家很可能迴避改革，將自己的經濟推向更加艱難的困境。
中國經濟的四種新常態
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國經濟新常態的基本點就是增長速度的逐步下降，以及債務水平的逐步調整。在我看來，這些分析不一定全面，其原因在於，這些分析過多地關注宏觀經濟的表現，而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些內涵，即哪些潛在的、非常重要的經濟、社會現象將決定中國宏觀經濟的新常態表現。綜合來看，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將有四個方面的重要表現。
一、新舊增長點的拉鋸式交替
這將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最明顯、最突出的一個特點。中國舊的增長點有兩個，一是出口，二是房地產，它們將會逐步地、有一定反復地退出。其中，出口的增長將直接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而出現各種波動和反復。總體上講，因為中國經濟的體量在不斷增長，而世界市場將難以支撐中國出口的持續增長，所以，出口以及貿易順差佔中國GDP的比重將不斷下降。但這個過程不是線性的，而是波動的。
在中國城市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大致得到滿足這個大背景推動下，加之金融市場的調整使得百姓的投資回報率上漲，房地產增長也會出現波動式的下降。這些舊增長點波動式的下降，將與新增長點不斷波動式的上升，為整個宏觀經濟的增長帶來陣痛。
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有三個。第一是長期性的、公共消費型的基礎建設投資。這些投資包括高鐵、地鐵、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空氣和水污染的治理等。第二是各種生產能力的轉型和升級，包括高污染、高能耗的產能的升級，這也不可能是線性的、平穩上升的，一定會出現波動，這與資本市場融資成本的高低以及政府產業政策的調整有密切的關系。第三是居民消費，中國的居民消費佔GDP的比重已是每年上升0.7%，目前已升至47%左右。
問題的關鍵是，舊增長點的退出是波動性的，新增長點的發力也不是平穩的，因此，未來三五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將會出現波動。這種波動與中國傳統的宏觀經濟波動不同，傳統的宏觀經濟波動更多來自於總需求的波動，包括投資需求的波動，因此政府需要經常性地踩剎車，通過各種政策和行政手段來應對。而在中國經濟的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波動的本質是新老增長點的交替。這種交替將不斷導致增長的內在動力不足。因此，宏觀政策在這段時間基本的主題將是穩增長，採取各種措施來為新增長點催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公共消費型基礎建設投資的投入。這種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講顯然需要政府來主導，這也是政府穩增長的主要發力點。
與此相關的是，中國經濟由於國民儲蓄率高企，所以目前高達200%左右的債務/GDP比例還會提高，所謂的去杠桿率的進程短期不會來到。高儲蓄帶來的高杠桿是合理的，關鍵是結構，有政府擔保的長期債務大有必要提高。
二、漸進式的經濟結構調整
中國經濟新常態的第二個表現事實上已經出現，那就是潛在的、漸進式的，並沒有完全被觀察者所識別的結構調整。這種結構的調整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勞動工資率的持續上漲，尤其是藍領工人的工資上漲，其背後的原因是剩餘勞動力的減少殆盡。與藍領工人工資以兩位數上漲、明顯超過名義GDP增長速度形成對比的是，總體上資本的收益率在下降。事實上，當前中國已經處在資本成本較高的一個階段，這種實際利率在3%以上的情形在改革開放年代並不多見。相信經過下一輪改革，實際利率將又會下降，畢竟中國經濟的基本特點是高國民儲蓄率。就算按照目前的水平，藍領工人勞動工資上漲已經帶來了資本取代勞動力的趨勢，各行各業都在想方設法提高資本對勞動力的比重。伴隨資本取代勞動力，資本積累將會加速。
第二個悄悄推進的結構調整，是隨著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除特大型城市外，戶籍已經基本放開，中國勞動人口將實現60年來的第一次自由遷徙。今後，中國經濟的區域布局將超出行政規劃的約束，呈現各城市、各地區競爭高質量人口的格局，中國的經濟地理將會發生重大變化。這一進程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影響將極為深遠。
第三個結構調整也已經開始，那就是居民消費的比重、服務業的比重均不斷上漲。而且，服務業不只是生產性服務業，也包括物流、配送、電商、金融服務等消費性服務業。勞動就業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務業。
三、改革的艱難推進
這也將是中國經濟的一個新常態。本輪改革的決心和目標以及覆蓋面可以說是前所未有，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改革的阻力恐怕也前所未有。與前幾輪改革相比，當前改革的重要特點是改革動力的缺位。
改革的動力應該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是上層推動改革的能量。這種自上而下的動力現在非常充足，中央特別成立了全面深化體制改革領導小組。但問題是，本輪改革中，基層政府與國有企業顯得比較被動，整體上缺少創造力、能量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方面是一些官員激勵不足，膽小怕事，不願冒頭，擔心改革引發矛盾，從而導致對自身歷史問題的調查和追究。
目前經濟領域最引人矚目的三大改革，第一是金融體制改革。這一改革目前是自上而下推進的，所以進展相對順利，利率市場化未來兩到三年內有可能基本完成，民間資本創辦的銀行已經開始布局，資本賬戶的開放也已提上議事日程。第二是財政體制改革，其目前處在規劃之中，重點是完善稅收體制、劃分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得到推進。第三大改革，是大家眾望所歸但處於相對停滯狀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的根本在於進一步的市場化，在於把國企與政府進一步地分離，在於國企要進一步地資本化運營，但是這些方面的探索目前遠遠不足。總之，艱難的改革將是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四、國際經濟領域中國要素的提升

Ⅹ 什麼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中國進入新常態有哪些挑戰和機遇

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
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

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
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
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
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
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
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展開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