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應對西方媒體造謠抹黑中國

『壹』 面對西方的辱華事件，中國媒體該怎樣面對

當一個國家，一個名族崛起的時候總是會惹來很多非議，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我們沒有必要太緊張。當然，如果有些言論確實太過激，危害了祖國的利益，那麼我們也絕不能任人欺負。另外，我相信，西方一些真正的有識之士會用正確的態度對待中國，對待不實的言論。歸根到底，西方的辱華言論還是出於對中國的不了解，因此也就生出許多戒備心，對華態度也有所偏差。那麼，作為媒體，我認為責任很重大。首先，要有起碼的職業操守，據實報道，注意，不能利用中國民眾的愛國情挑起不必要的風波。其次，應該向西方傳遞一種友好、積極的態度，但是也要做到不卑不亢，闡述中國對外政策的同時表示出「中國不容侵犯」的強硬態度。讓世界了解中國，接受中國，最後願意和中國和平共處，加強合作，從而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話語權，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媒體擔負著很重要的責任與使命。靠的不只是一腔愛國情懷，還有智慧、理性和風度。

『貳』 疫情中外國對中國的污名化,中國人應該怎麼做結合跨文化溝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觀。

21世紀頻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際信息傳播曲線從疾病信息開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信息傳播。與此同時，國內對於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體的挑戰，也在傳言處置邏輯中出現若乾的翻轉。這種翻轉通過大量信息的對沖現象逐步讓事態的發展獲得受眾更多的理解與共情。

當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病毒傳播恐懼情緒下激發的種族主義傾向依然存在並隨著疾病的蔓延產生越來越清晰的影響。這種影響范圍雖然小，但是也是專業理性不得不反復面對的整體性挑戰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與認同

疫情提供了一個看似全新的國際傳播場域。面對這些場域，國家治理實踐與媒介信息傳播實踐總體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狀態。但是在這個總體面向之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義的情緒、傳言的問題等。疫情中，國際傳播實踐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視閾，在多部門聯合實踐中，在更廣泛意義上試圖贏得世界的理解、共情與認同。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擺脫一種病態心理：試圖從外界的積極肯定中獲得某種慰藉，甚至急於從西方新聞話語中挑出積極話語，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一個康復者的心情，從而落入封閉的、不自信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危機應對真正開始於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此後武漢經歷了封城隔離、撤換官員、集中治療、全國支援。這使得中國在外交層面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主要包括「犧牲精神」「負責任大國」「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總是在關系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對話關系中進行。如果只是單向收集形象傳播的效果，我們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漸擺脫恐慌的我們唯一應該展現的形象就是開放、對話，樂於向世界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也不迴避中國抗疫的困難、矛盾和問題，直面外界對中國理解與不理解的種種維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的獨特性的框架下，讓中國人的遭遇和想法聯通各國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態重建全球人際互動、互惠機制、信任關系、合作互動、價值共享。

21世紀的前20年，中國暴發了兩次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盡管「傳染性疾病將會是全球未來的共同敵人」這個判斷是一個科學共識，而且疫情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體對於中國疫情和應對疫情的報道對外界形成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全球傳播圖景並沒有突發性轉向。17年前的記憶成為新一輪質疑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疫情問題的傳播上面對的全球難題。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發初期，由於我們1月12日就主動而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合作，以及中國科學家迅速確定病毒鑒定和測序，並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在全球科學界和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里贏得了支持與尊重。在以科學家、流行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為主要采訪對象和信息來源的疫情暴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積極正向的評價較多。世衛組織的專家在其中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在疫情信息透明公開方面與2003年的表現顯著不同，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本次疫情危機體現出了中國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與專業水準。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聞媒體進入疫情核心區域即湖北各地報道的人員有限。這就為我們帶來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新聞媒體通過觀察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得疫情發展相關的權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聞提供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獲取疫情的信息補充，傳遞疫情全貌。在這兩個輿論戰場上，一方面考驗著我們與全球新聞媒體對話的專業主義能力與表現，另一方面也檢視著我們是否有通人性的溝通方式，能夠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將中國民眾的犧牲與苦難正常示人，獲得族群間的共情與體諒。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並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中國日報網撰文稱：「中國醫務人員和公民為應對這個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驗了城市的醫療基礎設施的能力，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看到。」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斷而系統的反應。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間的科學合作顯著加強。」當然其他的聲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學馬諾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維拉(KristiGovella)分析說：「與中國有關的廣泛政治、經濟對峙和憂慮加劇了某些仇外心理，這些情緒與最近對傳染病的擔憂交互在一起成為國際輿論的表徵之一。」

2.傳播偏向與專業理性

危機時刻的全球傳播狀態是一面鏡子，各種常態與非常態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清晰呈現。面對疫情不斷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狀況，全球涉華信息的景觀也很像一個萬花筒。然而，從我們常規對所謂西方媒體的觀察實踐來看，信息依舊受到刻板印象、傳統偏見的影響，並與所謂的專業理性之間生產了足以成為經驗性材料的緊張空間。

狹義來看，疫情的發生往往涉及兩方面的傳播實踐，一個是危機傳播，一個是科學/健康傳播。而一次規模如此廣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的實踐場域，是檢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傳播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被捲入了這場大考，而無法做到對他者隔岸觀火。疫情發展至今，對疫情中的中國報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國向全球揭示疫情發生至武漢宣布封城；第二個階段:從武漢宣布封城開始至李文亮醫生去世；第三個階段：日本、韓國、義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發現首例社區人傳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個階段里，西方媒體尚能接受科學界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的認知邏輯，對疫情的報道相對集中在對病情發展的追蹤，媒體報道框架多在傳染病報道的健康傳播框架內，「病毒測序」「疫苗」「有效葯」等方面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在第二個階段，即封城之後，由於採取了傳染病防控的圍堵措施，西方媒體僅有少數記者能進入疫情核心區域進行報道，而且一旦離開湖北地區記者又被迫居家隔離，因此與疫情相關的現場報道基本消失。西方媒體成為國內媒體報道的觀察員以及中國社會化媒體內容的「搬運工」。由於封城行為史無前例，且缺少直接觀察者，西方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由於缺少歷史經驗判斷與比照對象而較為謹慎。然而，自武漢中心醫院發布李文亮醫生死訊，及其生前被訓誡的事實被報道之後，西方媒體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報道中國的政治框架與話語——極權主義國家。關於疫情的報道轉向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討論以及極權國家言論自由問題的尖銳批評。在這個轉向下，中國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轉，「中國的數據不可信，中國人不可信」作為一種集體形象，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

第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膠著狀態。此時對中國的疫情報道正逐步讓位給其他新暴發疫情國家。在此階段，中國往往被作為一個對照國家進行比較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否能夠翻轉還未可知。從對2003年非典新聞報道的分析來看，前幾個階段的報道框架將基本決定這個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學者對西方媒體中對中國和越南在非典期間的報道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由於前期疫情信息不公開，造成對中國的報道負面形象顯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這次的西方媒體報道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國疫情報道依然沒有偏離一些固有的模式，如沖突模式（偏向於呈現疫情中的社會沖突）、平衡呈現模式（在場地呈現中國抗疫的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比較模式（與歷史事件比較、與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比較）、異端模式（如視社會主義體制為異端）等。但中國主流媒體習慣性地選擇報道西方媒體的積極話語來表達中國形象，我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道中國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現的「要面子」心態也很難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現中西對話姿態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專業理念來解讀西方媒體的報道，弄清楚西方新聞話語是否為某種偏見所主導，在何種程度上脫離了新聞專業主義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關注西方媒體對種族主義偏見的反思，並由此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發的反華情緒。相比之下，路透社的報道更有氣度，它援引人類學家的觀點揭示反華情緒的根源，「東方主義假設、政治不信任和健康問題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警示人們不要對中國人抱有歧視（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經歷與感受，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呈現出他們對疫情的看法，有人在開學在即無法成行；有人被房東要求趕快退房；有人飛往東南亞逃難；也有人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應對已非常有力（《紐約時報》，2020年3月1日）。

從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看，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巨大的改變——仍然是真實與偏見並存。誠如一位在倫敦求學的華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體總是以一種狹隘的視角報道中國。這種敘事來自冷戰時期，把每個非民主國家都視為威脅。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也陷入了這種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責中國信息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如《紐約時報》一直在批評中國的宣傳控制。在經濟方面，唱衰中國的聲音同樣不絕於耳。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認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3.種族主義與污名化

與其他的全球性危機不同，病毒因為其可能的與飲食、族群、生物之間的關聯，而使得其帶有流行病學意義上的溯源的需求。實際上，這一話題在科學層面始終無法研究和闡述清楚所帶來的一種連鎖反應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用其現存的模糊性，煽動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引發了針對疫情最早暴發地中國的「污名化」問題。由此人們期待，大家能夠在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打破傳統意義上的族群分歧。這種期待是理想主義的，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次重大疫情發生，首發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污名化的威脅，如艾滋病的全球傳播造成人們對非洲人的歧視。正如中國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所預測的，這次疫情的發展必然帶來「COVID-19=武漢=中國=中國人=華人=亞洲人」的國際反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就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呼籲警惕因疫情帶來的針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與騷擾。一些研究也顯示，由於此次新冠肺炎暴發於武漢，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推特在#武漢肺炎#標簽下的內容多為恐慌性謠言和視頻，含有大量負面虛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狀病毒#標簽下多為客觀中立的報道。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在疫情面前，「種族主義妄想」的作用顯著。

其中用地名來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現象是疾病報道中首先要警惕並盡力去除的。世衛組織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為族群帶來的污名化後果，很快採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狀病毒，並在全球推廣。國際媒體基本上迅速進行了採用。但是在華語社區，以台灣地區為例，台灣疾控中心依然稱新型冠狀肺炎為「武漢肺炎」。這一稱謂依然被華人的自媒體刻意使用，可見疾病的傳播確實會增強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與偏見。

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他道出了這些疫情危機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文化偏見問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前副議長、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翁詩傑（ONG TEE KEAT）說得好：「零和思維的政客們長期以來一直痴迷於遏制中國的戰略，以維護自己國家的霸權地位。但現在面對這樣一種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標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國家和人民。在這方面，常識和人道主義意識必須占上風。」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協助。在這次危機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積極的現象，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捐贈抗疫物資上的詩詞最近刷屏、刷圈，讓很多國人對日平添好感。在東京街頭許多店鋪的廣告牌都寫著「武漢加油」的字樣；韓國總統文在寅公開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這些感人的事，註定將會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樣載入歷史。同樣，由40位知名法國音樂劇演員共同演繹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個國家50位外國音樂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網路上熱播，傳遞了愛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傳播景觀與地方化傳播景觀相互呈現，種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國家利益優先等現象日益凸顯。一個心裡裝著「敵對勢力」的人是走不出狹隘的傳播空間的，相對而言，我比較認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2月6日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對話性的演講，他表示近來關於疫情的相關情況受到了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高度贊揚了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給出了合理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到，仍有部分媒體報道存有偏見、惡意和不實信息，而這一切都被他置於可溝通性的話語中加以討論，即：「謠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決心才能戰勝疫情。」

事實上，疫情發展到後來，兩百多個國家遭遇新冠病毒襲擊，人們終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務，而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只能共同面對。在共同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世界將會形象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民心相通與跨文化合作，面向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傳播圖景。

『叄』 如何看待外國媒體質疑的聲音

外國媒體是代表他們資本的利益發聲。我們要有清醒的頭腦，不去理它就行了。

『肆』 對於西方國家對中國抗疫的摸黑造謠,主要原因有哪些

西方國家對中國抗疫抹黑造謠的主要原因有：

1、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有效處理使全世界人民對西方的政治制度產生了質疑，從而加劇了其他國家對這種一直處於高高在上的制度的偏見。

2、中國的抗疫成功使西方對中國邪惡專制、獨裁統治、共產主義政權壓迫人民的說法開始站不住腳。數十年來西方政府可謂不間斷，兢兢業業地一直在各大國際知名媒體進行著這種宣傳，而世界開始逐漸認識到這些宣傳只是謊言和故意抹黑中國的言論，那麼西方政府就無法繼續操縱公眾輿論。

3、散布謠言可以轉移群眾的視線，讓群眾因為西方國家抗疫失敗而產生的憤恨情緒發泄到中國身上。因為大多數人們不會意識到，誕生於西方國家的政府只為富人和列強國家的利益服務。利用種族主義可以使西方人民日益增長的負面情緒從西方的政府轉移到中國。

4、新冠疫情讓很多西方民眾正經歷著悲慘的生活。而政府的抗疫不力和無所作為甚至使情況變得更糟。因此，疫情存在的每一天西方民眾的心中都在積累著怨恨，他們需要一種渠道來緩解沮喪的情緒。

但是，政府不想成為民眾受到攻擊的目標去承擔指責和謾罵。他們會告訴民眾這一切都是因為中國，都是中國造成的。在西方，現在「責備中國」，「反中國」是一種新的政治正確性。在媒體和政客聳人聽聞的描述下，中國被徹底妖魔化了 。

(4)如何應對西方媒體造謠抹黑中國擴展閱讀：

從中西方疫情防控看中國制度優勢，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疫情防控形勢形成鮮明對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充分彰顯。

面對史無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黨領導人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運籌帷幄、沉著應對，領導和指揮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

在保持政治穩定和社會安寧的同時，僅用兩個月就基本阻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本土傳播，經濟社會秩序加快恢復。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表示，中國展現的領導力和政治意願值得其他國家學習。然而，盡管中國為世界贏得了抗擊疫情的寶貴時間和經驗，美國等西方國家面對疫情，卻陷入了制度失靈、管理失效、社會失序、物資匱乏、感染人數激增的混亂局面，所謂的資本主義「制度優勢」盪然無存。

『伍』 當西方媒體借疫情「埋汰」中國，俄羅斯人是怎樣為中國發聲的

當西方某些國家利用自媒體對中國落井下石時，俄羅斯的外交部部長直接對西方國家的這些行為表示震驚不理解，並表示俄羅斯會與中國一起共度疫情。

西方國家借媒體“埋汰”中國
當中國還在和新冠行病毒肺炎做斗爭之時有的西方國家，卻利用媒體來造謠和混淆人們的視聽，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德國的一期報刊，以“新型冠狀病毒中國製造”為封面。這就是在諷刺中國製造。這些報道不僅會胡亂地引導那些不了解事實真相的人，還會製造恐慌，甚至導致種族歧視。而我覺得這些國家就是嫉妒中國，看中國這幾年發展的越來越好，不做點妖心裡不舒服。要知道現在面臨這項疫情的可不僅僅是中國，韓國日本，許多國家都已經出現了被肺炎感染的感染者，並且人數在持續的增加，所以這場疫情戰並不止在中國打響，還在世界許許多多國家同時打響，此時選擇落井下石其實沒有任何意義。

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多次表示將全力支持中國抗擊疫情
甚至連總統普京都直接表示自己將和中國站在一起，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同在對中國人民表達最誠摯的祝福，希望我們能取得最終的勝利。除此之外，俄羅斯的各個市長，各個州長都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陸』 1、奧運聖火傳遞被阻撓，一些西方媒體也詆毀中國，隊這個問題你有什麼看法，持什麼觀點

個人認為：聖火被阻撓是我國的一些分裂分子與西方一些極端主義分子有計劃有目的的陰謀，這不僅是詆毀中國，更是對奧林匹克精神的一種侮辱。他們這么做只是通過奧運聖火這個事件以達到他們醜化中國的目的，但是中國幾十年來和平發展的事實將證明，中國人民是熱愛和平、勤勞勇敢的。西方大多數政府、政黨和民間組織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是肯定的，聖火事件只不過是一些跳樑小丑的行為而已。只要我們每個人做好自己的工作，這些跳樑小丑的陰謀是不會得逞的。

5.12地震後，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援助，是對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的一種肯定。我們應當接受國際社會的援助，就像外國受災的時候，我國政府和人民也是向外國進行援助的。

『柒』 中國到底如何做才能讓西方媒體停止對中國的污衊

這個太難了，現在西方媒體都嫉妒中國這幾十年來發展得非常迅速。我們能做的只有不斷提高綜合國力與國際地位，讓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到中國，去真正的感受一下中國究竟有多麼偉大！

『捌』 以國家為組織單位,如何看待中國被西方媒體不斷抹黑打壓,有何對外傳播的策略做

我覺得對於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換位思考，就不會惡意打壓

『玖』 面對國外勢力的造謠詆毀,作為青年的我們,有何感想

向世界發出屬於中國青年的聲音，展現真實、立體、全面中國，重塑中國形象，展露中國風華。抵制謠言，明辨是非。
面對國外勢力的造謠抵制，作為中國的青年，我們一定要堅信「中國有中國的好，而且越來越好，別當別人的奴才蓄意抹黑祖國」。
尼采說「我們的眼睛就是我們的監獄，而目光所及之處就是監獄的圍牆。」總會有人因為自己知道很多而自鳴得意，卻不知自己所知的東西，就如同一個圓圈裡的內容，而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就是圓圈之外的無限空間。正如西方某些品牌以勞工為荒謬理由，抵制新疆棉花，以歷史上自己做過強迫黑奴採摘棉花的醜事來以己度人，不可取，帶著偏見去認知和荒謬抹黑新疆棉花，更加不可取。
做為新時代的青年人，我們有責任、有義務重塑中國形象，展露中國的新風華。
重塑中國形象，必以典型的案例呈之。
綠野仙蹤，蔭蔭夏木，阡陌縱橫，這是中國的鄉村。水電便利，綠色生產，機械耕植，這是中國的鄉村。鄉規民約，共評模範，自己當家，這是中國的鄉村。猶記西方人曾語，「中國的農村，穢物遍地，人民愚昧不堪，經濟極度落後」。而今，國家大力實施鄉村振興計劃，「黑土麥田」青輕人，滾一身黃土、踐共富誓言，手握改天換地、脫貧攻堅的巨筆，打造出了一座座生態美麗、民風淳樸、生活富裕、傳統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自然風光與現代科技水乳交融的美麗村落。中國的鄉村，早已不是西人口中的蠻荒僻壤，反而能媲美於北歐童話鎮。

『拾』 瑞典電視台辱華事件引熱議，我們該如何樹立正確的愛國觀

筆者覺得要樹立正確的愛國觀，我們要做到這些。

01 文明禮貌先行

總是過段時間在國外就出現個辱華事件，是這些國家的人太扯皮，故意為之，看不起，還是怎麼的，反正他們就愛欺負中國人。

我們作為中國人，出門在外，尤其是在國外，一定要多注意文化差異和自己的言行是否得當。

樹立正確的愛國觀，首先要做到的是，文明禮貌先行，在國外同樣如此。

無論外國人是無端生事還是故意為之，總之，我們自己先做到文明禮貌，遇到事情，或者突發情況，有理有據的去處理，總比和這些外國人胡攪蠻纏來的好。

綜上，才是樹立正確的愛國觀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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