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特點是什麼

Ⅰ 魯迅筆下的中國人！

中國人在魯迅的眼中盡是病態的樣子，渾沌、虛妄、不敢正視現實又不去反省自身，一天天墮落著卻自滿娛樂著，奴才卻不知道自己是奴才；遇狼則顯羊性，遇羊則顯狼性，見弱者一臉闊相，遇權貴則儼然奴才；愛面子喜談大話、逢場作戲。。。。總之幾乎所以醜陋的詞語都可以拿來用。而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在他眼裡就是「吃人」兩個字，「難見真的人」是他對中國人中國社會的總結。

Ⅱ 魯迅先生關於中國人的描述，急

首先，簡要談談魯迅在傳統批判中的態度：
在近代中國快速變遷的情境中，傳統文化模式不再配合，古老的法則不再適用，魯迅不得不開始「走異路、逃異地」，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向傳統文化模式告別的姿態和宣言。就魯迅而言，盡管他（包括胡適、周作人、劉半農等）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總結，如他的《中國小說史略》，（胡適的《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中國哲學史大綱》），認識到在實踐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性，其中包含著肯定因素，存在著「延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在思維方式上，在總的價值體系方面，他對傳統持否定性的整體觀。其原因就是他認為中國傳統的政治、軍事、文化、制度……已經形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這個整體的現實功能相對於西方社會文化體系而言是否定性的，並導致了中國的落後。不僅如此，魯迅的偉大之處，還在於他同樣也認識到自身的歷史性，他在反傳統的過程中同時洞察了自身的歷史性，即自己是站在傳統之中「反傳統」，因此，對傳統的否定的價值判斷導致了對自我的否定性的價值判斷，這也是魯迅反傳統的基本前提。 這表明了魯迅把反傳統的社會活動納入了自身的精神歷程，並使之具有了「贖罪」的意義：傳統的罪惡也是我的罪惡，對傳統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對「我」的批判和否定。
魯迅負載了中國傳統文化太多的積淀.魯迅生活在封建文化之中,對封建文化具有某種天然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決定了魯迅無法擺脫傳統的影響,也決定了其一生所批判的目標.同時,對封建文化的親和力是其痛苦的源泉.
魯迅的留洋經歷助長了其責任意識.生活在中國之時,魯迅對封建文化的態度是"愛也是你 --- 因為你滋養了我,恨也是你 ---- 因為你毀滅了我",此時的魯迅還局限於"小我".而留洋之後,魯迅經歷了本雅明式的 "震驚":封建文化雖然滋養了我,但害了中國.此時的魯迅有"小我"走向"大我","責任"意識呈現.
掙扎中的絕望.越是掙扎,就越能看清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質,而越是看清這種本質,就越是掙扎.如此以來,魯迅在他的作品中時常流露出一種精神上的絕望,而這種絕望就是我們所謂的其"批判的深度".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有魯迅這樣深刻而又具體，沒有哪一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魯迅這樣執著而又犀利。魯迅一針見血地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概括為奴性文化。他說：「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贊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調子已經唱完》）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努力從整體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徵。在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特徵的同時，魯迅在許多文章中還十分具體深刻地剖析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弊病，魯迅以偏執的發展觀孜孜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魯迅在他的鄉土小說的創作中也努力解剖、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種種病態。
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對國民性的卑怯是深惡痛絕的，他一再針砭在中國傳統文化浸淫下國民性的卑怯，他說：「……意圖生存，而太卑怯，結果就得死亡。以中國古訓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國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結果適得其反，可見我們蔑棄古訓，是刻不容緩的了。」（《北京通信》）魯迅的鄉土小說展示給我們的是一個卑怯者的世界。李長之在《魯迅作品之藝術的考察》中就指出：魯迅的小說創作「在內容上，寫的東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寫農民的愚和奴性」。在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的懦弱的華老栓（《葯》），一心想躋身於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風波》），在多子、飢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都是鄉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於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於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於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魯迅將國民的卑怯視為國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決絕的姿態予以抨擊。魯迅極力反對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們能掙脫文化傳統的禁錮，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魯迅先生對於卑怯者的恃強凌弱更為痛恨，他曾憤憤地指出：「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葯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雜感》）魯迅在其鄉土小說創作中一再針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裡酒客們對孔乙己的奚落鬨笑，《葯》中老栓茶館里茶客們對夏瑜的斥責譏嘲，《明天》中魯鎮上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對單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傳》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對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魯鎮人對祥林嫂悲劇故事的學舌、對祥林嫂額頭傷疤的嘲弄，《孤獨者》中寒石山村人們對魏連殳關於其母喪葬儀式的脅迫，都可看出魯迅對鄉村社會中卑怯者的恃強凌弱的深惡痛絕。魯迅曾憤然地指出：「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在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中，魯迅對封建節烈觀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惡，在《我之節烈觀》中，魯迅將封建節烈觀念視作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他說「社會上多數古人模模糊糊傳下來的道理，實在無理可講；能用歷史和數目的力量，擠死不合意的人。這一類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里，古來不曉得死了多少人物；節烈的女子，也就死在這里。」魯迅在其鄉土小說中就描述了在封建節烈觀念的影響摧殘下，「不幸上了歷史和數目的無意識的圈套，做了無主名的犧牲」的鄉村社會的人們。《明天》中的寡婦單四嫂子執意守節，將兒子寶兒視作她人生的惟一寄託和希望，寶兒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後又被婆婆強行嫁到賀家墺，一心守節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頭撞在香案角上。被稱作善女人的柳媽竟認為當初祥林嫂「索性撞一個死，就好了」，並勸祥林嫂去土地廟捐門檻「贖了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節烈觀念成為摧殘鄉村婦女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社會公意不節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這社會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盡折磨和摧殘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會里只有走向死路。魯迅認為應該追悼中國歷史上為節烈觀念迫害致死的人們，並說：「我們追悼了過去的人，還要發願：要自己和別人，都純潔聰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虛偽的臉譜。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我之節烈觀》）
魯迅將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歷史與傳統概括為吃人的筵宴，這種吃人是建築在封建的等級制度上的。魯迅指出：這種吃人的筵宴，「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燈下漫記》）魯迅對這種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極為憎惡的。他說：「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是依賴門第，還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論「他媽的!」》）中國傳統的君臣父子等第嚴格的禮治秩序成為幾千年來規范人們的生活准則和處世方式，魯迅的鄉土小說中對這種森嚴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動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們，長衫客和短衣幫涇渭分明，短衣幫們是靠櫃外站著喝酒的，而長衫客則踱進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終未能躋身於長衫客之列，最終脫下了長衫，穿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來喝酒。《故鄉》中回鄉尋覓過去的記憶與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歲月和生活壓迫得麻木了的閏土一聲「老爺」的稱呼中，感到他們「之間已經隔了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時相處得無拘無束的小英雄閏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閏土了。魯迅十分深刻地將人之間的這種隔膜歸為封建等第的緣由。他說：「……在我自己，總彷彿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牆，將各個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這就是我們古代的聰明人，即所謂聖賢，將人們分為十等，說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
魯迅針砭了中庸思想和瞞騙行徑。被稱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導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中和主義，這成為人們道德修養和處世行事的基本准則和方法。魯迅將中庸視作國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礙中國人進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魯迅指出：「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里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無聲的中國》）在散文《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魯迅就抨擊了聰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論》中針砭了執兩用中的中庸之道。魯迅在鄉土小說創作中，也生動地揭示了這種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媽，面對單四嫂子詢問寶兒的病情，她只是「端詳了一番，把頭點了兩點，搖了兩搖」。這種不置可否不負責任的回答，與《立論》中既不謊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轍，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鄙棄的。《祝福》中回歸魯鎮的遊子，在祥林嫂關於靈魂地獄有無的叩問中，只能以「也許有」，「也未必」和「說不清」搪塞，這種中庸之道的處世態度，魯迅在小說中闡釋道：「『說不清』是一句極有用的話。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於給人解決疑問，選定醫生，萬一結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這說不清來作結束，便事事逍遙自在了。」這顯然是為魯迅所針砭的調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種擺脫責任和道義的中和主義。《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在社會和環境的壓迫下，從一個關心國家前途命運敢作敢為的青年，變為一個教教「子曰詩雲」敷衍模糊無聊隨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調和規范自我的人生。這顯然也是為魯迅所不滿的。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的《阿Q正傳》立意寫出國人的魂靈，阿Q是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的典型人物，不管處於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從中擺脫出來，處於精神上勝利的不敗之地。《故鄉》中麻木辛苦生活著的閏土，在香爐和燭台里尋覓人生的希望，尋求精神的寄託和慰藉。《祝福》中受盡折磨的祥林嫂，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門檻贖罪，求得精神的平衡與解脫。《孤獨者》中作繭自縛的魏連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在失敗中找到了精神上的勝利。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真誠地期盼能創造出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真正爭取到做人的資格和權益。
參考資料：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23895/

Ⅲ 魯迅如何評價中國人

魯迅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資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中國歷史上只有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

魯迅將國民的卑怯視為國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決絕的姿態予以抨擊。魯迅極力反對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們能掙脫文化傳統的禁錮，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說：「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忽然想到•五》）

Ⅳ 魯迅是如何描寫中國人的人性的

魯迅筆下的人物很多，除了阿Q，祥林嫂，閏土和孔已己等能反映當時中國人民普遍形象以外，還有不少配角，讓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那些看客。
魯迅描寫看客形象中最具代表性，最為含蓄的一句是：於是他背後的人們須竭力伸長脖子，有一個瘦子竟至於連嘴都張得很大，像一條死艫魚。乍一看，這句話似乎很滑稽，接著遍是陷入一片沉思之中。所謂看客，重點自然在於一個「看」字，這些人在魯迅的世界裡沒有相貌，不管男女老少，只有一個動作——看。這可能就是最愛看熱鬧的中國人最突出的形象吧。

Ⅳ 魯迅先生是怎樣評價中國人的

1、奴性

《論睜了眼看》：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2、看客

《娜拉走後怎樣》：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

3、虛榮

中國人好面子，打腫臉充胖子，委屈只能自己咽，這跟謊言是一個理，撒了一個慌，就需要無數個慌來圓，直到真相兜不住的那一天，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就是傷筋動骨的時候。我們活著，沒有那麼多觀眾，不要讓自己過的那麼累！

擴展內容：

魯迅先生學術思想

魯迅的文學史思想極為豐富深刻，發出具有時代特色的熠熠光輝。他創造性地從事了文學史的編撰工作，留給後世兩部文學史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要》，為我國的文學史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極為遺憾的是，由於當時不利於創作的現實客觀條件，他本來計劃要寫的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在有生之年未能完成。支持魯迅進行學術創作的兩大觀念，其一，早期的進化論的文學史觀，其二，中後期的馬克思唯物論指導的文學史觀。

魯迅早年接受了嚴復《天演論》的影響，故而使得進化論的思想根深蒂固直接影響到他的學術研究。

一方面，魯迅認為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形式，不斷地變化發展著，具有求新求變的本質，它的變化發展不可阻擋。另一方面，在文學不斷進化發展的基礎上，魯迅認為文學還必須革故鼎新。「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而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後的文學史研究中，魯迅一直堅持著唯物論，從科學的客觀性出發，堅持物質第一性，認為人的意識是對客觀存在的反映和摹寫。

Ⅵ 魯迅先生是怎樣評價中國人的

1、奴性

《論睜了眼看》：

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2、卑怯

《忽然想到·五》：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3、看客

《娜拉走後怎樣》：

群眾，——尤其是中國的群眾，——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

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放佛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事後走不了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

(6)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特點是什麼擴展閱讀

魯迅的批判不同於一般的思想評論，他把自己的批判鋒芒始終對准人，人的心理與靈魂：這是一種文學家的關照。正如魯迅自己說：「我的習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有「疑心」。

因此，他最為關注的正是人們隱蔽的，甚至自身無法自覺意識的心理狀態。如雜文《論「他媽的」》，魯迅在國人習以為常的「國罵」背後看出了封建等級、門第制度所造成的扭曲的而不免卑劣的反抗心理。

魯迅還提出了「推背式」的思考方式，即「正面文章反面看」，據此而寫出的一些雜文，例如《小雜感》：「自稱盜賊的無須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得其反則是盜賊」：這都是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

魯迅的雜文思維也是非規范化的，他常在常規思維路線之外，另闢蹊徑，別出心裁，就打開了全新的思路，例如其在著名的學術隨筆《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的關系》中就以這種思路就得出了不一樣的結論：嵇、阮對禮教的破壞只是表面現象，事實上卻是愛之過深的表現。

魯迅雜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難以接受，還在於他的同樣違反「常規」的（聯想力）想像力，魯迅一方面將外觀形式上離異最遠似乎不可能聯系在一起的人和事連接在一起：在「形」的巨大反差中發現「神」的相通；另一方面又能夠發現和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獨特聯系。

在《小品文的危機》中「煙花女子，已經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塗脂抹粉，在夜裡到馬路上來」。這樣一端是高貴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在經過魯迅的牽連下就達到了「神聖」的「戲謔化」，「高雅」的「惡俗化」。

Ⅶ 為何魯迅筆下的中國人那麼醜陋可笑，而沈從文筆下的中國人那麼善良可愛呢

這種感覺算是正常的，但其實，也不盡然。沈從文對於鄉村的陋習也有批判，只不過不是魯迅寫的那麼淋漓盡致。所以，下面我分成兩個部分談這個問題，魯迅與沈從文關於鄉村描寫的區別在哪？共同點又在哪？

魯迅有一顆憂國憂民的心，他筆下的是浙東農村破敗的景象，對於百姓凄慘的命運洞若觀火，他剖析的是人性，文字里的閏土從一個天真的孩童飽經滄桑後的改變，祥林嫂被舊社會逼的瘋癲而死，華老栓對於死亡的麻木……

Ⅷ 魯迅先生是怎樣評價中國人的

魯迅先生說的國人的三大劣根性:專制性和奴性,中庸之道,精神勝利法

中庸之道。儒家視之為最高的道德標准。魯迅通過對「叭兒狗」的形象的描繪，揭示了這種劣根性：叭兒狗「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苟活於專制主義等級特權的社會結構之，中庸主義的態度十分有利於中國人敷衍生活下去，因而形成了中國人極愛「中庸」的特點。「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但魯迅又深刻地指出，從人性的本質來說，中國人是並不中庸的。「中庸」的人生態度是強迫出來的，或者說是為了適應於在畸形的社會環境中生存下去的需要。

魯迅先生所說的國人的劣根性主要表現在『阿Q正傳』中,精神勝利法。奴性。
「自欺欺人」，即「精神勝利法」。阿Q與人家打架吃了虧，心裡就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世界真不像樣，兒子居然打起老子來了。」於是他心滿意足，儼然得了勝利似的。當他被關進牢房時，他便「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當他被拉去殺頭時，他便「覺得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也未免要殺頭的」。所以，阿Q「永遠是得意的」。
「奴隸性」。阿Q看到審訊他的人穿著長衫，便知道這人有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松」，立即跪了下來。長衫人物叫他站著說話，但他還是跪著，並且第二次審訊他時，他仍然下了跪。

Ⅸ 魯迅先生筆下的「中國人」「勇士」「庸人」各指哪類人,有什麼特定內涵

「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出自魯迅先生創作的《記念劉和珍君》，原文於1926年4月12日發表在《語絲》周刊第七十四期。劉和珍是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1926年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年僅22歲。

原文：

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9)魯迅筆下的中國人特點是什麼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記念劉和珍君》一文寫於三一八慘案之後。1926年3月，奉系軍閥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進兵關內，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同奉軍作戰。日本帝國主義公開援助奉軍，派軍艦駛入大沽口，並炮擊國民軍，守軍死傷十餘名。

魯迅先生在參加了劉和珍的追悼會之後，親作《記念劉和珍君》一文，追憶這位始終微笑的和藹的學生，痛悼「為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歌頌「雖殞身不恤」的「中國女子的勇毅」。

「真的猛士」指的就是真正勇猛的革命鬥士，他們敢於正視黑暗的現實，能嚴肅對待反動統治者下的血腥屠殺。他們為國家暗淡的前途、人民悲慘的命運而哀痛，以勇往直前、奮斗、獻身為最大幸福。

「庸人」即平庸之人，平平常常無所作為的人。

Ⅹ 魯迅筆下的人物都有著怎樣的特點

知識分子和農民作為魯迅作品中的兩類主要的人物形象，在他們身上集中體現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國民性，魯迅的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主要表現了他"哀其不興"的態度，他的農民題材小說更多地表現了他"怒其不爭"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現出魯迅作為一個啟蒙主義思想家的特點。魯迅正是通過這兩列人物形象，全景式的反映了當時舊中國的普遍社會氛圍，從一個國民審視者的視角入手，表現了魯迅對於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與深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