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開發分為哪些階段

1. 我國1950年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是怎樣的

自50年代中期以後建立了城鄉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使得城市化長期處於停滯狀態，更有甚者，在較長的一段時間里，實行的是「反城市化」戰略，也就是說，大規模地將城市人口遷往農村，比較典型的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市民返鄉，幹部下放等等。此種逆歷史潮流的作法，非但不能真正解決城市人口聚集問題，反而使我國的城市化問題積蓄、矛盾累積。由於我國的城市化長期處於停滯狀態，這樣，到了改革開放以後，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就呈現出一種突然爆發的局面。總之，我國的城市化沒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演進過程：一般分為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

1950至改革開放前的城市化進程：
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國大陸僅由11.2%上升到19.4%。[1]這種城市化的緩慢並不是建立在工業發展停滯或緩慢的基礎上，正相反，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算慢，工業總產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長了38.18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會總產值增長12.44倍，其中非農產業在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則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國民收入總額則從1949年的35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010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提高7.41倍，其中非農產業在國民收入構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據麥迪森計算，從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總量年均增長4.9%，人均GDP增長2.9%，其中中國大陸GDP年均增長5.1%，人均增長2.9%，高於和等於世界平均水平，高於同期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改革開放後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1978-1984年，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要動力推動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的城市化帶有恢復性性質，「先進城後建城」的特徵比較明顯。第一，表現在大約有2000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下放幹部返城並就業，高考的全面恢復和迅速發展也使得一批農村學生進入城市；第二，城鄉集市貿易的開放和迅速發展，使得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和小城鎮，出現大量城鎮暫住人口；第三，這個時期開始崛起的鄉鎮企業也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第四，國家為了還過去城市建設的欠帳，提高了城市維護和建設費，結束了城市建設多年徘徊的局面。這個階段，就人口來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
2）.1985-1991年，鄉鎮企業和城市改革雙重推動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以發展新城鎮為主，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量新興的小城鎮。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進階段，以城市建設、小城鎮發展和普遍建立經濟開發區為主要動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個百分點。
進入90年代以後，我國城市化，已從沿海向內地全面展開。1995年底與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從467個增加到640個，建制鎮則從12000個增加到16000多個；從人口來看，城市化水平也從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 我國城市化大致分為哪幾個階段

建國後我國的城市化發展大體可以分為1949-1957年、1958-1978年、1979年之後這樣三個時期,三個時期城市化水平的走勢可以分別概括為:第一階段平穩發展、第二階段時起時落、第三階段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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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鎮化進程的四個階段

法律分析：建國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1949 ——1957年，是城市化起步發展時期；

（2）1958——1965年，是城市化的不穩定發展時期；

（3）1966——1978年，是城市化停滯發展時期；

（4）1978至今，是城市化的穩定快速發展時期。

法律依據：《國務院關於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若干意見》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精神，按照「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提高質量為關鍵，以體制機制改革為動力，緊緊圍繞新型城鎮化目標任務，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制定完善土地、財政、投融資等配套政策，充分釋放新型城鎮化蘊藏的巨大內需潛力，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持久強勁動力。 堅持點面結合、統籌推進。統籌規劃、總體布局，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著力解決好「三個1億人」城鎮化問題，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充分發揮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作用，及時總結提煉可復制經驗，帶動全國新型城鎮化體制機制創新。 堅持縱橫聯動、協同推進。加強部門間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協調配合，推動戶籍、土地、財政、住房等相關政策和改革舉措形成合力。加強部門與地方政策聯動，推動地方加快出台一批配套政策，確保改革舉措和政策落地生根。 堅持補齊短板、重點突破。加快實施「一融雙新」工程，以促進農民工融入城鎮為核心，以加快新生中小城市培育發展和新型城市建設為重點，瞄準短板，加快突破，優化政策組合，彌補供需缺口，促進新型城鎮化健康有序發展。

4. 中國近代城市經歷了哪三個些發展階段，並進行簡要概述

一、鄉村式城堡階段
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城堡階段，大致是指從原始社會末期軍事部落聯盟間發生戰爭至夏代前期。它既是文明曙光初現時野蠻人掠奪性戰爭的產物，又是原始人類長期同自然界斗爭的結果之一。
這種鄉村式的城堡，在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中多稱作「城」或「城邑」等。關於「城」的概念，《說文解字》載：「城，以盛民也。」清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9〕《釋名》也說：「城，盛也。盛受國都也。」晉崔豹更是明確地指出：「城者，盛也，所以盛受大物也。」〔10〕這些雖然是從城的作用來解釋城的含意，但都反映出城是一種特殊的防禦設施。它的產生，其最初的動機完全是為了防禦上的需要。故《墨子・七患》中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可以說，這種概括性的解釋是相當恰當的、符合史實的。
既然當時城的主要功能體現在防禦方面，因此，它必須首先具備防禦的設施――城牆。這在古代科學技術不甚發達的條件下，難以逾越的城牆，自然就成為城的最主要的標志。在人們看來，只要有了城牆，城才有了防禦的屏障，其防禦功能才能得到體現。當城中居民遭遇人為或自然災害時，才能充當其城堡的作用。
著名史學家郭沫若認為：「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在我國歷史上，這個時期可以溯源到傳說中的黃帝時代，經堯、舜、禹直到夏代前期，持續了數百年之久。」〔11〕從我國當時的歷史條件來看，這一時期正是部落聯盟階段。這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不僅產生了鄉村固定居民點，而且產品的剩餘、增多等導致了各部落聯盟間相互發生戰爭，如黃帝和蚩尤、黃帝與炎帝之戰。在戰爭中為了防禦敵人，保存自己，同時為了抵抗、預防自然界中野獸與洪水等的侵害，人們開始在較為集中的居民點，即駐地周圍築起簡陋的夯土牆垣，或是在居住地周圍挖出一定寬度和深度的壕溝，同時用溝里返到地面的土築成一道堅固的土牆。另外，也有些較大的居民點或部落聯盟中心在其周圍修築出質量更好，形式更復雜的城牆。至此，最原始的鄉村式城堡就開始出現了。
這種城堡的產生，可以從我國古代大量歷史傳說和文獻記載中得到印證。《軒轅本紀》載：「黃帝築城邑，造五城。」《黃帝內傳》曰：「帝既殺蚩尤，因之築城。」除「黃帝築城說」以外，還有「夏鯀造城說」。據載：「堯聽四岳言，鯀曰：『帝遭天災，厥黎不康』。乃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12〕《呂氏春秋・君守篇》也有：「夏鯀作城」，《淮南子》中也有「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的記載。《管子》也說：「夏人之王，……民乃知城郭門宮閭室之築。」這種城，顯然是指簡陋的城堡建築。因為除了其有關城牆的記載外，其他資料所反映的多與以農耕為主而定居的鄉村毫無二致。
不僅如此，中國歷史上這種鄉村式城堡階段的存在還可以從已取得的考古發掘的材料得到證實。龍山文化中城子崖、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台等遺址中就發現有夯土城牆、城堡等距今約4200年左右的遺跡。
早在30年代初，我國考古工作者在山東章丘發掘龍山文化遺址時，就在城子崖發現一個圍繞遺址南北長約450米，東西寬約390米的長方形城牆，住房多在城內。該城牆是以夯土築成的，距今約4250年左右〔13〕。1977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西王城崗上也發現了一座城堡遺址。其中上、下夯土牆內有龍山文化晚、中期遺物，根據碳14測定，其絕對年代應該在距今4340―3870年之間，「可能相當於夏王朝」。故有人據此認為，「原始社會的部落也可能有了城堡」，「時間應早於夏代，可能屬於原始社會晚期」〔14〕。1980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淮陽縣城東南發現了又一個古城址，即平糧台古城址。「城址高於地面二至五米，面積約百畝」〔15〕。其城牆近正方形，城內長寬皆為185米，西南城牆角略呈弧形。在城址中發現城牆有南北城門和排水陶管等遺跡。據碳14測定，其年代當距今4010年左右，樹輪校正年代為4515年左右〔16〕。
從上述各個城址的遺跡可知，它們既與一般的村落有某些區別，但由於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還很低下，因此，其生產與生活狀況又與鄉村無明顯的差異。城裡城外居民的利害是協調的，並未因城牆的存在而被分割。而且，不論是據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料證實，當時圍有城牆的城內范圍，大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大，並不同於歐洲中古時期那種狹小的城堡，故城內不僅有相對集中的居民區，還有一些由城裡人耕種的農田、菜地等。其目的就是為了在特定情況下，以備較長期防禦、守城的物資需要。或許正因為如此，即使是在城市早已形成的2000多年以後的部分近代城市中，仍有農田、菜地等分布在圍有城牆的城內。如「福建的泉州城，在1945年經航空測繪訂正的地圖上，仍有四分之一是空地。民國初年完成的二萬分之一的蘇州城圖，城內也還有不少農田」〔17〕。城中有農田和水利等設施，可以大大減輕外力圍城的威脅;同時也表明古代早期城中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與鄉村農耕生活方式沒有什麼差別。中國古代的城，尤其是如此。這種鄉村式城堡的存在，可以認為是以後城市形成的原形之一，是城市產生的最初萌芽或城市雛形。
二、城、市分離階段
城、市分離階段，大致始於夏，迄於西周前期。如上所述，在鄉村式城堡階段，城堡只具有極其單一的防禦性功能。到夏、商時期，伴隨著統治階級機構的逐漸增大，單純的對外防禦性城堡逐漸發展為不僅對外具有防禦性作用，而且對內也具有政治中心職能的都城。不過，這種都城與地方性政治中心「城邑」同以前的「城」或「城堡」相比較，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
從「市」的歷史來講，在鄉村式城堡階段，由於生產力的相對低下，加上城堡規模小，人口少，人們互相之間的商品交換極其有限，即使偶爾為之，也是臨時性的，因此，當時很少有固定的生產物的交換場所――市。但到夏、商時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手工業與商業的分工，開始出現了日益增多的商業活動，相對固定的商品交換場所――市，也因此產生。作為物資交換場所的市，在其形成初期，是與城邑完全分離而單獨存在的一種既不同於都邑，又有異於鄉村的單純的經濟活動場所。因此，當時的城與市是兩個無任何內在聯系的獨立體，完全處於相互分離的狀態。在中國古代從城到城市形成的漫長過程中，城、市分離階段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在許多歷史文獻與大量已有的考古資料中已經得到了證實。
據歷史文獻記載，我們已知最初的「城」與「市」是兩個不同的單概念，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其性質、功能等相互有別。如上所述，城，是指四面圍以城牆，扼守交通要沖，具有防衛作用的軍事據點。故文獻上載道：「城，郭也，都邑之地，築此以資保障者也」〔18〕。在此，城、郭、城邑、都城、都邑等，都是指單純的「城」而言，其間並無質的差別。
市，指的是交易市場。《易・系辭》載：「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說文解字》也認為：「市，買、賣所之也」，「貿、賈，市也」〔19〕。可見，凡進行買賣的交易場所即為市。從古代文獻記載城與市的基本特徵看，城與市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有城不一定有市;相反，市場也不一定圍築牆垣。可以認為，最初的城或市，皆不包括復合名詞「城市」的含意。
近幾十年以來，許多有關夏、商時期城址的考古發掘，所發現的也多為城、城郭、都邑或宮殿遺跡，發展水平較高的都邑，也僅存一些單純供應王室、而非用於交換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即使是可能與城邑有關的手工業作坊，也大都分散設置在城外或其他地方〔20〕。至於作為以商品交換為目的商業市場，一是不可能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完全形成，二是少量的臨時性的商品物物交換，由於它與官營手工業作坊相比較，與政治、軍事中心的城邑的關系更趨鬆散。因此，它更缺乏條件在都城大邑中佔有一席之地。市、城分離的狀況更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如河南偃師二里頭宮殿廢墟、鄭州商城遺址以及湖北盤龍商城和安陽殷墟都城遺址等，盡管各個都邑城址分布較大，遺物收藏頗豐，既有城垣、宮殿基址，又有手工業作坊等遺跡，但商代的都邑經濟，仍以農業生產為主。如規模宏大的商城遺址，其東牆、南牆各長1700米，北牆長約1690米，西牆長約1870米，周長大致為7公里。四周城牆共發現有十一個缺口，這些缺口有的可能是該城毀損過程中產生的，有的可能是該城的城門。但從城址中「其出土物看，這些居民大半是農業人口，同一般村落遺址似乎沒有太大的區別」〔21〕。這也正好反映了早期城邑的某些特點。不過，與一般村落遺址又有所不同的是，商城外圍還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的手工業作坊遺址。如南北近郊各發現一處鑄銅器遺址，西郊有燒陶作坊遺址，北牆處發現制骨器作坊遺址。只是這些作坊中所製作的各種手工業品還不是為了市場需要，而主要是專門為統治者所製作的〔22〕。
由上可知，從中國古代的文獻記載和現代考古城址發掘中，都還沒有發現夏商時期的城邑中有市場的任何痕跡。盡管這一時期市場已經出現，但它與當時的城或都邑仍處於分離或相對隔絕的獨立狀態，彼此之間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系。
三、城、市合一階段
在中國古代城市形成的過程中，城與市自漸趨結合到最終合二為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經歷了幾百年之久。在時間上大致包括西周至春秋時期。可以認為，春秋戰國之際，才是中國歷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誕生之時。
從城市的起源看，「城」是適應統治集團的需要，統治者利用它行使國家職能，由於政治力量的作用自上而下形成的;而「市」則是由於經濟的發展需要，通過商品交換以及伴隨出現的手工業的逐漸發展，剩餘產品的不斷增多，由「下」而「上」形成的。在城、市分離階段，由於城的功能偏重於政治中心與軍事堡壘的作用，因而抑制了具有經濟性質的市與城邑的有機結合;同時，由於社會發展相對緩慢，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還不能完全沖破人為的某些束縛向城邑內部「進軍」;此外，當時城邑農產品的主要供應途徑，是通過軍事性的野蠻掠奪和強制性的徵收，而有市無市對於早期國都或城邑則並不那麼重要，況且，設市人多又雜，更容易增加城邑防衛上的困難，削弱了城邑的政治、軍事功能。因此，至商代中後期，城郭之內雖然開始設有為王公貴族服務的手工業作坊和極個別臨時性的集市，但仍然改變不了當時的都城突出的單純軍事防衛性質。對此，從當時的城或都邑的特殊性質所反映的地理特點，即夏、商時期的城多築於易守難攻的依山傍水之處就可得到佐證〔23〕。
在中國古代究竟從什麼時候起於城邑中設有市場，文獻史料中沒有留下明確的記載。但從《周禮》等早期經史中與市場相關的記載可知，在西周時城邑中已開始設有市場，從而拉開了中國古代早期城與市結合的序幕。
在周代，由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多，聚居點增加，手工業與商業有了較快的發展。因此，隨之而來的是城、市觀念上的變化。人們一方面逐步認識到工商業的發展與國家的富強有著密切的關系，另一方面由於諸侯割據，各國認識到僅有城牆的防禦功能而無經濟實力的城難以長期固守。同時，隨著統治集團地域的擴大和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統治者為使其生活更為便利和舒適，並為增強都城的防衛能力，在開始僅建有宮殿或衙署等政治、軍事性建築的「城」里，允許在「城」的城廂設「市」貿易，進而手工業作坊等也不斷隨之出現並增多，「城」的規模由此相繼擴大，人口增加，逐漸形成了「前朝後市」的格局。與此同時，由於經濟的逐漸發展，市場的增多，促進了一些交通發達的商品集散地或繁華的市場，因軍事、政治等原因，圍「城郭溝池以為固」，從而出現了「市」、「城」合一的情況。所以，「市」有大市、小市，早市、晚市，定期與不定期市等之分。《周禮・地官》曰：「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蒞焉。」所謂「市師」，即「司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24〕。即是說，當時「市」中所設的管理官員，其職責不僅在於監督商販貨物等出入城門，整頓攤肆貨店排列場所，甚至確定物價、限制違禁品買賣等，而且自身有專設的吏所治舍及其管理制度等。可見，當時城中有市是毋庸置疑的。
通過上述城內部市的建立以及外部城的修築這樣兩條主要途徑，最初各自獨立的城與市便漸趨融合，緩慢地發展為統一的、有機的復合體――城市。這樣的有機整體性的城市，不再僅僅是「王宮的營壘」，盡管最初只是城與市的簡單結合，但愈到後來，其職能、成分和基本特徵等都已大大復雜化、多樣化。這種具有復合性的一體化城市的產生，它不僅事實上已成為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對中心，而且還是行政、生產、文化、居住和交通等系統在空間的統一體，同時還是人們在生產和生活方面利用和改造自然的一個有機聯系的環境。它構成了一種區別於鄉村的獨特的生活方式，表明中國古代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形成。
只有城市已經成為人們在生活中感覺到的客觀實體，城與市已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時，才會在語言中出現「城市」這一復合名詞。正因為如此，在城堡和城、市分離階段，中國古代文獻上和成語中只有城、邑、都和市等單概念，直至春秋戰國之際，載有復合概念「城市」的文獻才開始流傳。《韓非子・愛臣》篇載：「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黨羽雖眾，不得臣士卒。」這與前面所引文獻中僅存城、邑等單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本質上具有質的差別。對此，《戰國策・趙策》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趙策》中雲，韓國上黨守馮亭使使者對趙王說：「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此外，《周禮・地官・司徒》(下)篇中有關周代各種專門管理都城市場官吏及其職責分工和國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過市應有不同賞罰等具體規定的系統記載，諸如「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市」等，說明當時不論是天子王都，還是諸侯國邑，其性質已明顯地反映出都城與市肆逐漸有機地結合的事實。這既是周代城邑發展的自然需要，又是當時社會經濟、特別是手工業、商業發展的必然結果。
據考古發掘古城址的資料證明，西周曲阜魯國故城〔25〕、燕國的下都城址〔26〕、楚國郢都故城〔27〕等遺址中，不僅發現在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中有手工業、商業和居住區的分布，而且在內城除了發現宮殿為主的建築外，也多發現有手工業作坊和居住區。郢都就分為宮廷區、手工業區及平民居住區，其中手工業作坊發現多處〔28〕。而下都城址所屬手工業作坊中，不僅東城有大型官營鑄鐵、鑄錢、兵器、制骨、燒陶作坊等多種，而且在城西南居住區還發現有一些小型的手工業作坊，這些以農用鐵器為主的個體手工業作坊，顯然不是為官府生產而是作為商品出售給農民或從事耕作種植者的，從而說明燕下都已具有某些商業色彩〔29〕。
有人認為：「春(秋)戰(國)期間較大的都城幾乎都附築一個以手工業、商業和居住為主的城區，作為君王宮城的屏障――郭城。郭城不僅可作軍事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強長期固守的經濟實力」〔30〕。這種城市布局模式，以河南境內的鄭韓故城較為典型。據考古勘察發現，鄭韓故城由城牆分為東城、西城兩區。西城是君王和王室貴族居住的宮殿區，而東城則是從事手工業、商業的平民區，今已發現大面積的鑄銅、制骨等作坊以及熔銅爐、骨錐、骨珠、骨環等產品。而城西南還有大規模的鑄鐵作坊，面積達4萬平方米。其遺物表明，當時作坊中不僅鑄造劍、戟、箭等武器作為軍用，而且還鑄造大量的鋤、鐮、鏟、錛、鑿等農業和手工業工具〔31〕。很顯然，這些大量用於日常生產的工具製作是為了出售而不僅僅是為了自用。由此表明，鄭韓故城已開始擺脫過去僅具有政治、軍事中心功能的地位，漸趨向具有商業經濟性質的「城市」新階段邁進，進入了城、市結合，以致二者最終合二為一的新時期。
正是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城、市結合的新情況，所以歷史文獻中也出現了有關在城市形成過程中所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的記載。有人認為：「工肆之人」〔32〕即是指手工業與商人而言;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中的「百工」，大概就是指自產自銷的民間手工業者〔33〕。《墨子》和《論語》中的有關這類記載，也從城邑的人口組成這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城、市合一的狀況。
不僅如此，城、市合一的狀況在當時的都邑政區的劃分與管理等方面也表現出來。如管子在齊都臨淄「定民之居」，制國為21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34〕。按規定，「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可見城邑中工商戶占整個臨淄城民戶的近30%。當時每鄉2000戶，「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戰國策・齊策》中記載：「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每戶皆以平均4口計，臨淄城中即有十多萬人。與夏商時期的都邑相比，顯然，二周時期城與市的合一較為明顯，城邑也有較大的發展。這不僅表現在城邑點的增多，城區分布范圍擴大，城區區域結構的變化，而且還表現在人口有較快的增加，城內人口構成也日趨復雜化。所有這些，都反映出當時的城與市已逐漸結合為一體，形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城市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是在與鄉村分離的過程中，逐漸成為鄉村的對立物而存在的居住形態體系的。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時期，主要經歷了鄉村式城堡，城、市分離，城、市合一三個階段。尤其是從西周開始至春秋時期，由於城邑規模、區域及人口構成等的變化，已明顯地反映出當時城與市合一的趨勢，且由最初個別的、臨時的、偶然的結合，逐漸發展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較經常的、帶有趨勢性的合二為一，從而在春秋戰國之際，宣告了具有真正意義的城市的誕生。

5. 1、中國城市化分為五個階段:

1、中國城市化分為五個階段:
(1)城市化的起步與正常發展階段(1949-1957)
(2)城市化過度發展階段(1958-1960)
(3)城市化的調整階段(1961-1965)
(4)城市化的嚴重停滯階段(1966-1976)
(5)城市化恢復正軌並健康發展階段(1977年至今)

6. 城市發展從歷史進程來看可以劃分為哪幾幾個階段,各階段有什麼特點

城市空間結構是城市要素在空間范圍內的分布和組合狀態,是城市經濟結構、社會結構的空間投影,是城市社會經濟存在和發展的空間形式.城市空間結構一般表現在城市密度、城市布局和城市形態三種形式,因此,城市空間結構就有內部空間結構與外部空間結構之分.就城市功能對城市進行分區,可劃分為商業區、居住區、市政區與公共服務區、工業區、交通與倉儲區、風景瀏覽區與城市綠地、特殊功能區.影響城市功能分區的主要因素有自然地理條件、歷史文化因素、經濟發展水平、交通運輸狀況等.
城市密度
城市是由分屬於經濟、社會、生態等系統的諸要素構成的社會經濟綜合體,城市各類要素在城市空間范圍內表現為一定數量,形成各自的密度.城市密度是城市各構成要素密度的一種綜合.合理的城市密度,有利於發展生產的專業化和社會化,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有利於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節約使用土地和資源,降低生產成本；有利於信息的傳遞和交流,刺激競爭,培養和提高勞動者的文化和技能；有利於縮短流通時間,降低流通費用,加速資本周轉；有利於城市政府進行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能.
城市布局
合理的城市布局,能縮短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流動空間和時間,方便他們的流動,提高城市效益；能合理地利用城市的土地和自然條件,建立合理、便捷的交通聯系；能避免城市各物質實體或要素相互干擾.
城市形態
城市形態是城市空間結構的整體形式,是城市內部密度和空間布局的綜合反映,是城市三維形狀和外瞻的表現.
中國的城市結構就是,市中心和市郊分得很明顯,商業區和住宅區也分得很明顯.但是隨著現代化的進程,這種結構慢慢的變得越來越來不明顯,因為在政府的干預下,要更好的實現城鄉一體化.

7. 中國近代城市經歷了哪三個些發展階段，並進行簡要概述

中國近現代城市化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鴉片戰爭後、日本侵華前，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國的華僑遍布世界，他們積累了財富之後就回到自己的家鄉建設城市。在今天的廣東的不少地方，還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華僑城市，比如台山市的台城就是這樣一個城市，這些城市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是在向西方學習，甚至是在模仿西方建設起來的城市，所以它們具備今天城市的特點。
中國的近現代城市第二個快速發展時期是在1950年代，也就是解放後，中國迎來了一個工業化快速發展的10年，也就是1949年到1959年。伴隨著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工業化發展，中國的城市在解放後的一段時間里也迅速地發展，所以它的特點就是工業化促進城市建設
第三個階段就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一直延續到今天。改革開放之後的城市化發展的特點是城市的生產、生活、工業和城市建設全面發展。改革開放的這37年實際上也可以大致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改革開放開始到1994年，這個階段是中國各地生產、生活全面發展，城市的發展仍然是伴隨著工業化生產進行的，所以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城市化落後於工業化。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4年開始到2002年，在1994年中國社會推進了兩項深深影響後來中國發展的政策，一項叫分稅制，第二項是房地產制度改革。
然後第三個階段是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會上制定了一項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推進新型工業化。在中共十六大報告裡面，新型工業化的定義內涵非常清楚，就是要發展知識產業、信息產業、環保產業，走無煙工業化的道路。但是這樣一個政策遇到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轉型和升級，東部沿海地區一部分高能耗，高物耗，還有污染的企業開始從東部沿海地區退出，向內地轉移。這些產業稍加包裝之後，就以新型工業化的面貌出現在內陸地區。
這個政策後來在2007年開始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中，又再一次走了樣，那就是中國政府制定的四萬億計劃，通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和加快工業化的道路，來刺激生產，來規避全球金融危機的風險，但實際上出現了大量的重復投資。這個重復投資不僅僅是工業的重復投資，也包括城市建設的重復投資，原來只存在於東部沿海地區的各種類型的開發區開始由東部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無序地蔓延。所以很多內陸城市，甚至很多鄉鎮也開始建各種規模，各種級別的開發區，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開始由東部沿海地區快速地向內陸地區蔓延。

8. 我國城市規劃的階段如何劃分各層次基本內容

我國城市規劃編制的完整過程由兩個階段、六個層次組成，即總體規劃階段和詳細規劃階段；城市總體規劃綱要、城市總體規劃（含市域城鎮體系規劃和中心區域規劃）、詳細規劃、分區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和修建性詳細規劃。

由於新的社會制度的實驗和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的影響，中國現代城市規劃在思想、理論、技術、體系等方面均呈現了比較獨特的形態，是近代城市規劃的結束和現代城市規劃的開始。

(8)中國城市開發分為哪些階段擴展閱讀：

作為經濟結構變化的空間反映，物質規劃也發生了相應的轉型，即從增量規劃到存量規劃的改變。存量規劃是在限定總量的前提下解決建成區的各類現實問題，是經濟方式由外延式轉向內涵式、由粗放式轉向集約式的必然要求，其本質是對已利用土地資源進行優化調整和再次利用。這種轉變意味著城市規劃已經進入了由「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轉型的階段，從大開大闔向精雕細琢提升。

隨著城市建設不斷推進，存量空間資源將成為城市建設的主要空間載體，對存量空間資源的利用將成為完善城市結構、提升人居環境質量的重要途徑。

9.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

三個階段

1、初始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30%以下這一階段農村人口占絕對優勢，生產力水平較低，工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農村剩餘勞動力釋放緩慢。

2、中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30%~70%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城市人口可在較短的時間內突破50%進而上升到70%左右。

3、後期階段：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70%以上這一階段也成為城市化穩定階段。

2城市化的特徵

在世界范圍內，已高度城市化的國家和地區，在世界范圍內的人口流動進行再次城市化，形成世界新的經濟、社會可持續中心，為二次城市化，所形成的的城市即為新的世界中心。

1.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一工業化經濟及遠距離物流交換模式形成的通脹危機，利用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絕通脹危機而形成的新的無通脹危機的城市，是其第一特徵；

2.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純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缺少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而形成的能源危機，利用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絕能源危機而形成的新的無能源危機的城市，是其第二特徵；

3.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掠奪與人類共生的生物質資源，超出了人類的預期，城市隨經濟利益的驅使而無限擴大，掠奪了大量的可生產糧食的土地資源，使糧食形成了新的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消除通脹危機、能源危機同時消除了糧食危機而形成的無糧食危機的城市為其第三特徵；

4.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純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犧牲了人類生存質量使養老和就業發生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農事很好的解決了就業和養老問題而形成無養老就業危機的城市為其第四特徵；

5.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燃燒化石能源形成的單一工業經濟而形成的人類無法在生存的氣候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很好的解決了氣候危害而形成無氣候危機的城市為其第五特徵；

6. 針對世界范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對水的無限制使用而形成的無水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用水是原有城市水消耗的百分之一，從而解決由水消費而引起的水資源危機而形成的無水資源危機的城市為其第六特徵。

針對上述第一次城市化的歷史遺留而形成的多項危機，聯合國碳熵行動綱是世界二次城市化的綱領指南。

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階層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圍地帶，這就是郊區城市化。

10. 我國城市化處於哪個階段遇到了怎樣的瓶頸

城市化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口由農村向城市大量遷移,第二個階段是人口開始從城市向郊區遷移。我國目前還處在第一個階段
是什麼對城市化形成阻礙？會上有專家指出，城鄉居民 「錢袋子」的差距懸殊是一個關鍵問題。上海社科院執行副院長左學金指出，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經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約1.7:1拉大到目前的3.3:1。他認為，城鄉收入差距過大，說明城市勞動人口配置過少，而農村勞動人口配置過多，這恰恰說明，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遷移存在障礙。而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則認為，城鄉居民之間真正拉大的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資產差距。
專家指出，農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上，政府轉變職能是關鍵，城市財政的收入與支出應體現包容性增長，切實把改善民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同時，允許並鼓勵社會力量的參與，例如鼓勵企業捐贈，鼓勵慈善事業等。
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還要保障這些人可以享受到與市民相同的公共資源，勢必意味著需要巨額的資金支撐。對此，孫滌建議，可以多渠道籌措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採取梯度式加價的收費方式，以減輕貧困人群的負擔；允許發行城市建設債券，對中小城市可以發行 「中小城市集合市政債」；通過采購形式，與中標單位簽訂特許合同，由中標單位負責籌資、建設、經營。
此外，針對 「淺城市化」的 「低密度空間症」 ，孫滌還建議，應該把城市群作為推進城市化的主體形態，走緊湊型、集約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他指出，在充分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前提下，應該發展好現有的小城市、縣城和具有潛力的小城鎮。他認為，對城市的盲目擴張要進行管理，限制城市對周邊農村地區和生態地區的侵佔，限制在城市邊界以外地區的土地開發、工業開發和房地產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