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破中國近代歷史怪圈

『壹』 中國近代歷史事件 論文

中國現代化與九一八事變後的遲滯

今天,當我們回首省視20 世紀中國的時候,發現在痛苦轉型過程中,中國現代化是伴隨著列強的入侵而發生發展,同時也因受外力的干擾和破壞,而不能正常發展。九一八中日戰爭,對20 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極為深重。一方面它激發了民族覺醒和民族凝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遲滯。
一
從19 世紀下半葉到20 世紀初,是中國幾千年封建帝制走向急劇衰敗的階段,也是中國人探求新的生存發展模式的急迫時期,更是世界列強瘋狂刮分中國的危險期。以1839 —1842 年英國發動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為肇端,接連有1855 —1860 年英法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3 —1885 年中法之戰、1894 —1895 年中日戰爭、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爭。這一系列以徹底征服大清帝國為目的的侵華戰爭,雖然都以獲勝而告終,並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獲取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但處於急劇衰敗過程中的清朝政權仍能「殘存」下來。
在分析這一現象時,發動侵略戰爭的侵略者也包括一些西方學者,總是簡單地把定性為先進與落後、開放與閉守之爭。瑪麗·B·蘭在中國現代史透視中說:「滿清政權之下的中國古老秩序是如何的堅固,又如何善於自我保存,它竟在多次的人民起義及外部打擊下又殘存了一世紀之久。然而也正是這種力量敗壞了自己,它如此緩慢地主動接受現代工業化運動以及民族主義、科學和民主,以致註定了自己的最終滅亡」〔1〕(P3) 。從一般意義上講這種結論是對的。然而,不揭示殖民主義者掠奪本質和破壞性的一面,就無法解釋中國現代化進程從1840 年以來遲滯與頓挫的原因。中國現代化遲滯與頓挫,既有自身各種反現代化與非現代化勢力的頑固抗拒〔2〕(P7) ,也遭到了外部勢力的干擾與破壞。因為,現代化「後發式」和「新發式」的國家,既需要有外力沖擊和引導,更需要和平的發展環境。列強入侵既刺激了中國現代化的發生,同時也阻礙和破了它的正常發展。
考察所有國家或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其演進方式,都是沿著器物技術層面的現代化、制度層面的現代化及思想觀念行為層面的現代化這樣三個層次來展開。無論哪一層面的推進,它都需要和平環境和制度推動。沒有和平環境和制度推動的現代化進程必然是無序和緩慢的。
在列強不斷入侵形勢下,中國全面的社會危機隨著甲午戰敗而凸顯出來,這種由列強「瓜分狂潮」引發的
民族生存危機和國家發展危機,也造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危機。當時「從何處獲得可以與列強抗衡的能量和意識形態,便成為20 世紀中國政治家最關注的問題」〔3〕。因此,中央政府不可能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建立一個包含法律、商業和教育制度的新社會體制,以適應現代化順利快速發展。因此,中國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進程,只依靠一些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的個人力量推動,通過各通商口岸中的洋務派官員、中外企業家的努力緩慢開展。這種現代化的進程,既不同於以英、美、法為代表的「原發式」現代化進程,一切都憑社會自然地演進,人們並不清楚演進的最終結局。也不同於那些不受外力干擾並有強有力政府行為的「後發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他們既看到了樣板,也看到了結局,又能吸取「原發式」的經驗教訓。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通過政府以適應現代化進程的制度體制,包括思想、法律、教育制度等來推進。處在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中國看
到了現代化是必由之路,但沒有「原發式」國家的環境,更沒有像日本那樣「後發式」國家的條件。所以,19 世
紀末20 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化,只能在外力刺激和干擾下緩慢、畸形地發展。
二
中國現代化進程雖然緩慢和畸形,但直到九一八中日戰爭之前,它都一直堅忍不拔地向前發展。甲午中
日戰爭的結局,使許多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物質器物層面上的現代化進程,已完全不可能應付中國社會的全
面危機。戊戌變法是在這一背景下發動的,它的重要意義是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理論結構,開始突
破物質與精神分離的「中體西用」的思維模式,提出既要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又要學習民主制度。應當說,這
是中國人為挽救民族危機和堅持現代化進程的一次認識上的飛躍。
1900 年八國聯軍侵華與《辛丑條約》的簽訂,使中華民族遭受了空前的損害和屈辱,它對中國現代化進程
環境、制度逐步完善的破壞,是非常嚴重的。但它也使清朝統治者們從「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醒來,清朝統治者
為挽救中華民族,確切地說是為了挽救他們風雨飄搖中的封建統治,而開始主動改革。1901 年4 月21 日,
「督辦政務處」這一推行「新政」的中樞機構的設立,標志清末「新政」的正式開始,也是中國現代化由政府行為
推進的開始。因此,它是20 世紀中國的一次全方位、多層面的社會變革,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其廣泛性與深刻性都是空前的。如在教育上廢止歷時1300 年的科舉制:在政治上預備立憲運動的推進等等。這是清王朝以其傳統的政治權威發動的一場運動,它具有改革的性質。試圖在保存現有秩序的基礎上,漸進地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它最終不能全部實施「新政」目標而被辛亥革命所打斷,其原因:一是從時間上講,已經失去發動這樣一場全面深刻的改革時機(第一次機會是1793 年馬戛爾尼使團來華時;第二次是洋務運動興起時;第三次是戊戌維新時) ;二是從空間上講,內憂外患的現實沒有發動這樣一場改革的環境;三是從社會基礎上講,以廣大人民群眾為基礎的各階層人民對清政權的信任度已降到極點;四是從統治者自身的條件上講,與要達到的目標應具備的眼光、素質、能力相差甚遠。因此,在不能對現實社會進行有效整合的情勢下,發動全面社會變革,最終被一場社會革命所打斷是必然的。
1911 年爆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歷史所賦予的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創立民主共和政體的兩大任務,這對
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在辛亥革命進行過程中,是以推翻清
朝統治為直接目標,也由於他們的活動始終處在一個「有綱領而無計劃、有組織而無調度、有目標而無角色分
工、有理想而無現實感」的層次上進行的。因此出現「建設不足」的嚴重缺陷〔4〕(P22 —25) 。盡管如此,辛亥革命
兩大任務的完成,使中國現代化進程由被動型轉為主動型的意義是巨大的。特別是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革
命綱領,它既是辛亥革命的指導思想,也是中國第一個比較完備的現代化發展戰略藍圖,它對後來的現代化進
程影響深遠。辛亥革命打破了中國幾千年來不斷改朝換代的歷史循環怪圈,確立了一種全新的社會政治制
度。革命黨人沒能將其繪制的藍圖和全新的制度付諸實施和不斷完善,既有自身局限的原因,也有社會制約
問題。
1919 年爆發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思想革命和文化變遷的角度看,是對辛亥革命的延伸和補課。科學與民主兩大命題的提出,表明中國現代化進程開始在思想文化層面尋求現代化發展範式。這種深層次的發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社會革命的指導思想而開始廣泛傳播,也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做了准備。此後,科學、民主這兩面旗幟在引導中國現代化進程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直至今天,這兩面旗幟仍是我們認真思考和解決的深刻命題。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為20 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化發展奠定了基礎。此後雖然出現1916 年至1928 年的軍閥混戰時期,但現代化進程卻呈快速發展態勢。1911 年末,中國本國銀行只有16家,資本總額共約2155 萬元。1912 年至1927 年,新創辦銀行達311 家,資本總額2 億元。本國銀行在與外資和中外合辦銀行競爭中,1925 年佔到4018 %的份額〔5〕。改變了中國金融業「完全操於外國銀行及錢庄手中」的局面〔6〕(P56) 。在這期間,中國的棉紡業、麵粉業以及製造、化工、電力、礦業和交通運輸業,都有程度不同的發展,以棉紡和麵粉業發展最快。1912 年,本國僅有紗廠22 家,紗綻51 枚,1927 年增為72 家,紗綻202 萬多枚〔7〕(P182 —187) 。這一時期,促成中國現代化出現較快發展勢頭,除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在政治、文化方面的推動作用外,還有國際市場競爭需求因素和國內社會權威真空後自由度提高等諸因素。
從1927 年直到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這10 年間,國民黨實行「以黨治國」的政治模式。這種模式雖然沒=能從根本上整合中國社會,並還最終走向反面演化成現代化進程的阻礙因素而被拋棄。但主觀上推動現代化的意願是明顯的,以強力推進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適應後發展國家的中國國情,客觀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和
不同層面上推動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在這10 年裡,國民黨在經濟特別是在財政金融方面採取一系列變革措施,這些措施雖然潛伏著發展的危機,但也促進了經濟發展。以1928 —1931 年和1914 —1919 年兩個時間段的民間工業發展相比較,後4 年平均每年新設企業165 家,新投資本6360 萬元,而被稱為「黃金時期」的前6年中,平均每年只設63 家,新投資本1430 萬元〔8〕(P435) 。這期間公路通車里程從312 萬公里增長到1116 萬公里,新建成鐵路7895 公里。1933 到1935 年的幣制改革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使1935至1937 年的國內工商業增長高達20 %左右。揚格評論說:「現代化的內在力量和外在力量,在1935年的幣制改革之後,都取得向前推動的巨大勢頭」。這說明在現代化各階段特別是啟動階段,在各種非經濟因素中,政治因素是起決定性作用的。
1927 到1937 年的中國現代化進程,在國民黨的強力推動下是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過於依賴權力,缺乏創新和活力,特別是「政府不與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寧願站在人民之上」所以,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也帶來很深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危機。與國民黨依賴強力、放棄廣大鄉村、站在人民之上不同的另一現代化模式,在這一時期正在逐步形成。中國共產黨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結合起來,確定了新的奮斗方向,從而整合了全民族不同階層、不同群體、不同個人的奮斗目標,給中國現代化進程帶來希望。但由於共產黨只在根據地或解放區里實行,還不能影響中國現代化的整體進程。
三
從九一八事變到1937 年全面戰爭爆發,艱難曲折的中國現代化進程雖然也受到影響,但還不是整體的。1937 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使中國現代化進程趨於停滯。在考察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的現代化程度,當然要涉及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但工業文明是核心因素。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對中國工業文明的
打擊是深重的。
當時中國極其薄弱的工業,主要是集中在江蘇、浙江、上海等東部地區。全面戰爭爆發後,只有少數工廠倉促內遷,上海5000 多家工廠只有152 家內遷。到1940 年,各地共內遷工廠才448 家〔14〕(P87 —88) 。在搬遷過程中由於運輸困難和敵機的轟炸,很多機器沉沒失落。這是日本侵華戰爭對中國工業的有形破壞。當時蔣介石明確指示,在「平漢、粵漢線以西的地帶建立新的工業中心,以中國西部作為抗戰建國的大後方」〔8〕(P540) 。內遷工廠以四川、雲南、貴州、湘西等地為主。全面戰爭前,西部川、湘、桂、陝、甘、滇、黔七省的近代工業只佔全國工廠數的6102 % ,資本數的4121 % ,工人數的0179 %〔15〕(P165) ,而到抗戰後期的1944 年底,上述七省工業已佔國統區工廠數的88163 % ,資本數的93152 % ,工人數的85161 %〔14〕(P102) 。表面上看,東部工廠內遷給上述七省的工業發展帶來機會。但我們換位思考,恰恰是這七省的顯著變化說明對我們工業的破壞是深重的。
因為七省工業指數的變化並沒能帶動全國的發展,相反卻造成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停滯。戰時「主要工業品的產出從未超過戰前水平的12 %。棉紗、棉布和麵粉的產量分別僅占戰前的513 %、818 % 和513 %」〔16〕(P647 —648) 。日本侵華對中國工業的有形破壞,還體現在它迫使中國工業喪失了通商口岸這賴以發展的基地,使其中斷與世界市場的聯系。這對處於非常時期的中國工業影響是深重的。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更嚴重的是對已形成的有利於現代化發展的社會環境的破壞。在嚴重民族危機的形勢下,給國民黨集權帶來了客觀需要和無可爭議的合法性。在「國家至上」、「軍事第一」、「力量集中」的口號下,使軍事組織成為強大的政治力量,由此「鞏固了國家政權機構中的官僚主義結構,使它能夠利用政治強制,超經濟干預的方法,加強對國民經濟的控制。」超經濟干預的方法集中體現是利用權力資本干預經濟活動〔8〕(P529 —530) 。這種戰時統制經濟體制對於調動人力資源、經濟資源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作用。但它是以遲滯中國現代化進程為代價的。
從九一八事變到1945 年抗戰勝利,日本在14 年戰爭中給中國經濟造成的損失和破壞在人類發展史上是罕見的。據韓啟桐對抗戰6 年來(1937 —1943 年) 損失的調研,「六年來,敵軍陷我城市總達751 座。陷區戰前原轄戶口4499 萬戶,政區面積57811 萬平方市裡,耕地面積388847 萬公畝。陷區半數以上地域作過戰場,受災面積約在上述面積的70 %以上。敵機空襲省區達23 省區。在上述災區,我國所受損失,總計國幣44967571000 元,約合美金13359416000 元。」對上述統計結果,韓啟桐認為是「最低的數字,因為其中有許多有意無意的缺漏,致有多項損失都未計入。這組統計數字深刻地說明九一八事變後的14 年,是一部血與火的歷史,是日本軍國主義對華掠奪、破壞、殺戮的歷史,也是中華民族的血淚史和屈辱史。這段歷史對中國現代化遲滯的影響是深遠的。
中國現代化進程體現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它具有強大的生機與活力,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扼殺的,更不能將其長期遲滯。相反卻激發了中國人現代化進程的強烈渴望和創造性潛力,促使人們對現有現代化模式的懷疑和否定。這種心理機制,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勝利,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範式轉換,造成了關鍵性的契機。

『貳』 面對滿清在十九世紀所遇到的問題,你會用改革還是革命去救國解釋你所選擇的方法在當時會遇到什麽障礙

對康有為的學術思想、變法思想和政治活動，學者們從多個方面作深入探討。郭漢民、吳志柳認為，康有為著《實理公法全書》，突破了以古聖先賢之論為評價尺度的經注思維方式，而以「必然之實」和「永遠之實」出現的自然法則為評價一切是非的最高標准；《康子內外篇》打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信條，實現了自身思維方式的近代變遷。思維方式的變更促使康有為以近代精神發見今文經學的實用價值，借經述以文飾其政論，著《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為變法維新提供理論基礎。黃明同指出，康有為的道德思想，既繼承了傳統的先驗道德觀，又受到董仲舒的影響，強調道德的後天性，還吸收了西方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提出「人人皆可以平等自立」的新的道德准則。吳義雄指出，所謂「劉歆作偽」的觀點早已有之，康有為在見到廖平之前對此已有了解，沒有充足的理由認為康從廖的著作受到啟發，故《新學偽經考》並非因襲《辟劉篇》。但廖平關於「孔子改制」的觀點則與傳統的「孔子改制論」有所不同，《孔子改制考》和《知聖篇》是有聯系的。袁進指出，康有為是中國博物館事業最早的熱心倡導者和早期博物館學理論家之一。

宋德華認為，康有為的變法指導思想可略分為必變大變速度論、君權變法論、變於下論和興民權論，它們回答了要不要變法、按照什麼基本原則和基本方式變法、變法的最終目的如何等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問題。沈茂駿指出，康有為1879年已接觸西學，但直到1888年上清帝第一書，他雖已形成變法思想，卻基本沒有觸及學習西方的問題。1891年康創辦萬木草堂，「科舉之學」是主要教學內容「夷務」也是七項「日課」之一。這時他形成了「中體西用」的變法思想。甲午戰爭期間，他已擺脫「中體西用」的羈絆，形成較全面學習西方的思想。趙春晨則指出，1897年11月德國侵佔膠州灣，對康有為是一次大的震動和刺激，他的變法思想有了一個新的飛躍。對康有為在新加坡和澳門的政治活動，段雲章《庚辛間康有為在新加坡活動述評》和陳樹榮《康有為與澳門》分別作了詳述，其中有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史實，如鄭觀應在戊戌政變後寫信給澳門《知新報》創辦人何穗田，轉達對康有為及其家人的慰問；康有為1900年至新加坡時，總督邀其入居督署，待為上賓，但到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英國殖民當局就對康怠慢冷淡。龔雲認為，「共同富裕」是康有為超越西方現代化范型、設計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終極目的之一
洋務派在洋務運動早期採用先進生產技術，創辦一批近代軍事工業，在洋務運動後期為解決軍事工業資金、燃料、運輸等方面的困難，興辦一批民用工業。同時為適應洋務運動的需要，還舉辦京師同文館、福州船政學堂等一批新式學堂，培養翻譯人才、軍事人才和科技人才，又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洋務派掀起洋務運動，沒有使中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但在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培養科技人員和技術工人方面功不可沒，而在客觀上也刺激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對外國經濟勢力的擴張也起到一定的抵製作用。
有人說，陳獨秀也有始終堅持如一的信仰，即科學—民主—社會主義；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的思想也是一種社會主義。這倒不假，即使他說「法西斯蒂的帝國主義專政會普遍發展而形成歷史上一整個時期」時，也認為未來世界是「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的「社會主義」。可是，現在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陳獨秀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呢？是「民主社會主義」。而他的民主是超階級的絕對民主；他的社會主義是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即通過民主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證明，在中國如果拋棄了「無產階級專政」，在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面前，這樣的社會主義連一天也存在不了。陳獨秀的「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只不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

在客觀考察陳獨秀「民主觀」、總結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時，有一點積極因素須給予應有的評價，即他最早從蘇聯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中提出分清敵我界線、防止專政到人民頭上、以避免發生大量冤假錯案的問題。根據中國的經驗，這是一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極端重要的問題。

總之，我們從宏觀上全面客觀地來評價陳獨秀一生功過，不能不承認他曾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傑出人物，他在推動中國歷史前進上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然而，他的錯誤及其給中國革命所造成的損失也是極為嚴重的。這里，我們試圖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評說這個復雜的歷史人物，但限於水平，舛誤難免，敬請讀者批評指教。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座偉大的里程碑。辛亥革命雖然成功了，但由於種種原因，革命勝利的果實卻被反動軍閥所竊奪，孫中山意欲創建民主共和國家制度的革命目標和理想未能實現。有鑒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即史稱舊民主革命）失敗的歷史事實，古今中外對中國近代史和孫中山的史說、史論，在關乎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上，必然會涉及對孫中山是非功過的評價。

在浩翰豐富的孫中山史論、史說、史作（指文學、影視藝術創作）各類文章作品中，對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的歷史要義和偉大功績，人們總的評價都是一致的；但在涉及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敗的具體史實時，由於人們所持的視角和論旨的不盡相同，卻出現了種種歧義。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將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說成是導致革命失敗的重大失誤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將孫中山缺乏依靠工農大眾作為革命主力軍的指導思想、缺乏先進的建黨理論、缺乏正確的建軍路線認作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等等。筆者以為，若從孤立的視角或者單純的邏輯去分析，這樣的論點和說法都順理成章，似乎並無不當；但若將孫中山領導民主革命的實踐放到當年當時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中去觀照，這樣的論點和說法就失去客觀性和准確性了。

一·讓位於袁世凱是孫中山的歷史大功績

1911年的武昌起義，實際上是革命黨人策動清庭駐漢新軍舉行的一次武裝暴動。武裝起義的勝利震驚全國，南方各省軍政要員在革命黨人影響下紛紛宣告獨立，促進了革命形勢迅猛發展，滿清統治岌岌可危。1912年元旦，孫中山從日本回國，在各省代表的擁戴下於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臨時政府宣告成立，建立起全新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制度，敲響了統治舊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喪鍾，辛亥革命成功了。但當此時，腐朽沒落的滿清皇朝仍在北京苟延殘喘，大軍閥袁世凱任清朝庭總理大臣要職，手握軍政大權，威脅革命政權的生存。時隔不久，就發生了南北對話，在袁世凱公開答應「逼清帝退位」和「絕對贊成共和」的條件下，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之職，讓位於袁世凱，致使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奪。

如若從孤立的視角單純地看待這一史實事件，確實，孫中山之讓位於袁世凱，是導致袁世凱竊國、革命政權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論、史說由此引申出「孫中山一大失誤」的評價，似乎順理成章。然而，筆者認為，如果將此事件放在當時清末民初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中考察，卻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評價——孫中山之讓位於袁，不僅不是失誤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幟飄揚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歷史功績。

請看當時整個中國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袁世凱身為清庭鷹犬，手握北洋軍重兵，背靠帝國主義列強的財政支持，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皆勢雄力厚，武昌失守不久，便派兵南下攻佔漢陽，在英國領事策劃下，與獨立各省代表談判，以「擁袁當政」為條件達成停戰協議，然後通電南京，以派兵鎮壓要挾臨時政府；而當時武昌起義的成功，雖為黃興等革命黨人組織策劃，卻只是對武漢守軍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獨立之舉更是一時的革命影響所致，並無明確的革命目標，即便孫中山領導的臨時政府正式成立，也因缺少統一指揮的軍事力量，加之財政窘迫和革命陣營混雜的立憲派、舊官僚的內訌搗亂，其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勢單力薄，無法與袁世凱相抗衡。在此情勢之下，假如孫中山硬著頭皮抗袁，在南京一隅堅守臨時大總統職位，維持民主共和新政，那也是以卵擊石暫延時日，必遭袁軍彈壓，不僅可能導致革命政權崩潰坍塌、革命陣營土崩瓦解的不良後果，而且可能造成清庭傀儡長存、共和制度消失的可悲結局。正是偉哉孫中山，站在國情大勢之高度，從民主革命之大局出發，利用袁世凱偽裝「贊成共和」的姿態，以革命者的博大胸懷辭讓大總統職位，先迫使袁簽下談判之約，實踐逼清帝退位，繼之又迫使袁在議會公開接受《臨時約法》，不得不在表面上履行共和政制；唯其如此，才用一個「讓位於袁」換取徹底推翻封建帝制和共和大潮有進無退的巨大成功，不僅為繼續革命保存了革命黨的有生力量，而且為民主共和思潮廣泛深入民心開辟了道路，這正是孫中山審時度勢為民主革命繼續發展作出的一大正確決策和歷史貢獻。其讓位之後的歷史事實表明，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雖然篡權竊國野心得逞，一朝權勢傾國，不僅實施假共和真獨裁，甚至明目張膽地策劃登基稱帝，然而，隨著其反革命復辟面目的大暴露，孫中山借機領導了護法運動和二次革命，全國各地討袁呼聲洶涌澎湃，加上北洋軍閥內部的矛盾激化，大權獨攬的袁世凱也僅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便宣布「廢除帝制」一命鳴呼了；這便是孫中山「讓位於袁」之決策正確和成功的歷史明證。

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並非領袖 局限性造成

華夏中國的歷史與世界其他國度或地區歷史之顯著不同之處，是代表地主階級統治的封建皇朝專制制度一直綿延二千多年。在這漫長的封建皇朝歷史上，雖多次爆發過被壓迫階級的農民反抗戰爭，但不是以起義失敗告終便是以改朝換代為結局，始終不能撼動其皇帝獨裁專制制度的根基；另外，雖也發生過幾次舊封建知識分子從朝庭內部掀起的變法運動，希圖進行封建制度的改革，但也總以變法失敗或舊制度復辟告終，更難動搖封建專制制度的傳統。到了清朝末年，隨著封建制度的腐朽末落，加之帝國主義列強的大肆入侵和資本主義文化的「西風漸進」，催發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萌芽，一批具有新潮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走出國門渡洋求學，帶來了歐美日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一場轟轟烈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勢必爆發，而發動和領導這場革命的歷史巨人正是孫中山。

孫中山與歷代反抗封建皇朝的農民起義英雄和同代資產階級改良派代表人物之顯著不同之處在於：一是通過他方式獨到的認真學習和深入思考，將歐美資本主義制度之精華與中國落後封建專制制度之國情相結合，從「以民為本」 的宗旨出發，不僅提出了「三民主義」基礎學說，同時還就改造落後舊中國的偉大目標，從國體、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諸方面作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綱領、設想和規劃，形成了系統化的革命理論；二是他自發動和組織革命伊始，終其一生，在領導整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歷程中，始終不渝地堅持徹底的反封建立場和堅定的革命方向，面對滿清朝庭的通揖、反動軍閥的圍攻、帝國列強的威逼、維新保皇派的論戰、陣營內部的叛亂、同黨戰友的分歧，在極其艱難充滿風險的環境中，幾番組織和改造革命政黨，多次發動武裝起義，「愈挫愈奮，再接再勵」，不屈不撓，戰斗不息；三是他始終堅守「一心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從建立興中會、同盟會，發動廣州、惠州、黃花崗等十次武裝起義，到領導辛亥革命、建立臨時政府、舉行二次革命，到組織和改造國民黨、組建黃埔軍校、實施國共合作，直至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拋卻個人名利，彰顯博大胸懷，大公無私，一生操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孫中山的理論學說、立場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說是獨秀一枝前無古人。如若當時之中國，能夠依持他的的理論學說、目標綱領和指揮路線付之實施，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勢將取得勝利，應當是無疑義的；然而，蘋命的實踐正好與之相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卻一直障礙重重，舉步維艱，屢戰屢敗，無力回天，最終半途而廢，讓黑暗的舊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後境地，這究竟是為什麼呢？這一正反落差強烈的史實，成了古今中外孫中山歷史研究領域繞不開去的重大課題。

在豐富多彩的孫中山歷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間，有一種史說或史論，在評說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命題時，將主要原因歸結為孫中山及革命黨領導人物「缺乏階級分析的理論基礎，沒有依靠工農大眾作為革命主力軍；缺乏先進的建黨路線，沒有用遠大理想武裝革命黨人的頭腦；缺乏正確的建軍路線，沒有建立起一支統一指揮的革命軍隊」之歷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開孫中山所處時代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用後代人的視角去俯視前代人的史實，此類評說似乎理正言順無可挑剔；然而，須知，時處清末民初，馬列主義未入國門，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種子尚未入土發芽，孫中山遠渡重洋游歷英、美、日本諸國，接受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從事和領導的革命事業只能歸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疇，後人所持有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與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學說不可相提並論，共產黨領導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經驗與孫中山領導的「起共和而終帝制」 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無法同日而語。於是乎，這種以後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敗、以今人的覺悟去審視古人的意識所得出的所謂「孫中山的歷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樓閣式的高談闊論，失去了歷史的客觀性和公正性；何況，偉哉孫中山，到了晚年，從軍閥割據殘民誤國、帝國主義侵略有進無退、武裝起義屢遭失利、共和大業日暮途窮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脫身而出，慷慨接受馬列主義與無產階級運動新潮思想的洗滌，重新解釋舊三民主義，改組國民黨，主張國共合作，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建立黃埔軍校，重新培育革命隊伍，在思想上完成了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者的轉變，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為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這便是「歷史局限性」一說並不恰當的歷史明證。

誠然，實事求是地分析，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孫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論學說並非十全十美，他的行為實踐也非完美無缺。譬如，他對當時舊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狀態和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特點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對袁世凱、段琪瑞、陳炯明、蔣介石一類新舊軍閥的兩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對革命黨內部嚴重的矛盾分歧團結乏力，他對建立革命軍事力量的認識跚跚來遲等等，都是他個人思想行為的局限性。但是，與當時舊中國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的客觀現實相比照，他個人的這些局限性皆屬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誤，無礙於整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方向大局和歷史軌跡，更無損於他創立革命學說、領導革命運動和開創歷史新篇的光輝形象。

三·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失敗的三大客觀因素

那麼，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究竟為什麼失敗了呢？如若從孫中山所處時代的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中去觀照他的革命實踐，就會自然而然地尋覓到一些比較客觀的、准確的結論。

首先，孫中山所處的時代，呈現出的是國弱家貧、民怨沸騰、外敵入侵、國門初開、封建皇朝專制制度根基動搖的時代特徵。然而，腐朽沒落的滿清朝庭的統治雖然苟延殘喘，但綿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讓它退出歷史舞台決非易事；而且，封建大軍閥袁世凱手持重兵裝備精良，背靠帝國主義列強的財政和軍事支持，成了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難以逾越的障礙；即便是清庭鞭長莫及的南方諸省，也是諸候稱王軍閥割據，致使革命黨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裝起義難成大氣候。力量對比過於懸殊，這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一大客觀因素。

其次，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造成中國社會民眾物質上的赤貧和苦難，綿延千年的封建舊禮教、舊意識、舊文化、舊風俗更造成國民思想上的落後和精神上的愚昧。隨著帝國主義外敵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風漸進」，雖然促使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或則研讀洋書、或則出洋考察，從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文化和科學技術中求索救國救民的道路，但極大多數人帶來的是無關大局的「君主立憲」改良方案或半生不熟的「共和主張」；而廣大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民眾則背負著根基深厚的舊封建意識，低頭求生抬頭看天，難與「西風」為伴；因此，高處不勝寒，孫中山獨樹一幟的「反封建、倡民主、建共和」的先進革命思想，不僅需要面對清朝庭的鎮壓、舊官僚的聲討、復古派的擠兌、改良派的論戰、立憲派的詰難，同時還需面對社會大眾的無動於衷和革命黨內部的分歧糾紛，陷於孤掌難鳴的險惡境地。強烈的政見落差和冥頑的思想障礙，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另一大客觀因素。

再次，世界歷史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並不斷鞏固發展，是得益於十六、十七世紀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和興旺，尤其是得益於十八世紀成功的工業革命驅使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動了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新興的經濟基礎造就了新興的不斷壯大的資產階級，為資產階級的革命准備了基礎條件和生存土壤，因此，資產階級的新興軍事力量打垮封建貴族的沒落勢力、資本主義新興的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封建貴族舊式的獨裁專制制度，就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必勝無疑。然而，在我們中國，漫長的封建專制統治不僅表現為制度上的殘暴、政治上的頑劣、經濟上的落後和文化上的凝固，長時期的閉關鎖國和夜郎自大更形成了生產力的凋敗和科學技術上的滯後，直至十九世紀末葉，華夏大地上尚未出現西方式的工業革命；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對外通商口岸的打開，雖然出現了民族工商業的幼芽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隊伍，但民族工商業發展的遲緩決定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稚嫩和軟弱，而國家經濟的命脈仍然掌握在封建官僚、軍閥和買辦資本家之手，縱觀清末民初的中國，實際上並未產生真正意義上之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資產階級階級力量，資產階級的革命先天就缺乏階級的基礎和生存的土壤；緣於此，革命先驅孫中山雖然創立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理論學說、制訂了資本主義的共和制度和目標綱領，但這些理論學說和目標綱領卻疏離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實質，猶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軟弱的民族資產階級難以擔當起革命主力軍之重任，致使孫中山在革命實踐中既無深厚的階級力量的積極參與，又無強大的革命後盾的財政支持，只能依靠革命黨人一時一地的零星起義和孤身奮戰，要想從掌握政治、經濟、軍事命脈的皇朝餘孽、反動軍閥和帝國主義外侵勢力手裡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新制度，無疑是勉為其難無法實現的了。缺乏資產階級的階級力量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第三大客觀因素，而且是關鍵性的致命因素。

綜上所述，孫中山所處時代中國歷史大范圍和社會大環境所存在的三大客觀因素表明：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失敗，是歷史的安排、時代的局限和國情的制約，決非孫中山個人的思想行動所能左右；同理，中國近代史上這場舊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正是這場轟轟烈烈和正義悲壯的革命，為其後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經驗、准備了條件。故而，中國之所以能夠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後走向先進，孫中山不僅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是創造歷史的第一功臣，這也是歷史的不爭事實。

『叄』 為什麼中國的封建社會（1840年以前）反復折騰，總是跳不出怪圈。

任何政權都是跳不出的。
一個 政權從建立到衰敗有其內在規律，這個周期性就是：建立建設——矛盾積累——社會改良——矛盾爆發——衰敗垮台。如此周而復始，循環往復。想當初，國家剛成立，領導人和各級官員都是從戰火中走出來，正如黃老先生據說的：「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所以能夠虛心聽取各方面人士意見，官員大都能夠廉潔自律，政權能夠得到不斷鞏固和發展，這就是周期率的第一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階段，由於執政者決策的失誤或其他非決策災害，導致社會矛盾不斷積累而加劇，這就到了周期率的矛盾積累階段；當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由量變到質變。如果執政者不進行政策調整或改良以解決矛盾，任其發展就會直接發展到第四階段甚至第五階段導致政權垮台。鄧小平先生，就是在中國國內矛盾十分突出的情況下，調整基本國策的，把「以階=段=斗=爭為綱」的基本國策轉變到「改革開放」政策上來，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國家繁榮富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使中國共產黨政權得已進一步鞏固而延續，這就是周期率的社會改良階段。隨著國民財力的積累，財富的增加，當年前輩的「艱苦奮斗、清正廉明」的精神在執政者當中逐漸消退，加之政=權運作不夠透明，政府缺乏有效監督，決策不夠民=主，導致官員腐=敗情況十分嚴重，風氣已經養成，想剎都剎不住。就如黃老先生說的：「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這種情況已經或正在出現，當今政權如果不注意加強民-主=政治建設，不進一步進行改良也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話，可能也不能跳出這一歷史怪圈。

『肆』 你認為中國古代朝代更替的怪圈該如何打破

我覺得考慮這個問題要從朝代更替的本質去看。首先要明確一點，不論什麼時候人們才是國家最根本的主人，古代君王的權力都是人民讓度給他的，朝代的更替的本質是由於君王不能正確地行駛權利，所以人們要進行變革。而在古代的君主專制下，人民只能採用以暴力手段更換執政者（即國家更替）的方式來實現這種變革。而現在我們的政體是建立在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根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我們可以不通過顛覆性的暴力手段來保持權力的正確行駛。其實文革的平息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我想文革如果發生在古代，或許就又是一次亂世的開端（或許沒這么嚴重）。但我想這足以證明新中國政體的先進性，說明其有很強的彈性，並且會通過一種不以國家更替形式存在的柔性變革來調整政治上出現的問題。所以我認為新中國被顛覆的可能性很小，除非被其他國家滅亡（不過這種事情從來不會在中國身上發生）。所以總的來說，我認為幾乎不可能。

『伍』 中國歷朝陷入興廢的怪圈根本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權力的“世襲制”。

為什麼“世襲制”是歷代陷入興亡怪圈的根本原因？

三個例子

唐朝末年，黃超屢試不爽，升遷之路受阻。最後，他領導了農民起義。

基層皇帝朱元璋正式趁元末農民戰爭之機，完成了他的晉升之路。他當上了皇帝，建立了明朝的政權。然而，他的後代仍然沒有吸取教訓，最終失去了自己的國家和種子。

從幾千年的歷史教訓來看，歷代歷代都是在前期吸取了教訓，但從來沒有到末期。

事實上，由於財產的繼承，老百姓也有三代不能富的觀點。

綜上所述，權力“世襲制”是歷代盛衰惡性循環的症結所在。只要能者勝於平庸，人才不埋沒，這個怪圈自然會被打破。

『陸』 中國朝代為啥跳不出歷史的怪圈

因為中國古代的朝代都沒有辦法解決土地兼並的問題，朝代剛剛成立之初，你以為經過戰亂人口稀少，平民也能獲得足以養活家小的土地。但隨著朝代的發展，人口逐漸增多，土地兼並越發嚴重，普通老百姓手中沒有了土地，自然就要造反，不然就活不下去了。然後經過一番戰亂人口再次減少，新建立的朝代又可以向平民百姓均地

『柒』 如何跳出歷史的怪圈

歷史發展規律,如果你是權貴 你還是會從歷史中學習,這樣就會不斷形成迴圈.

『捌』 簡述中國歷史怪圈的形成,原因和過程

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興趣，為什麼自秦漢以後，中國歷史便輪回往
返，一次次治亂反復而幾無窮已？史家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有人說來源於中國的大一
統文化傳統、文化上缺乏彈性；有人說是因為外族的武力威脅，「游牧民—定居者」的
生存競爭一次次使中國王朝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有人說這乃肇於中國傳統的等級制統
治模式，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經常性沖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長治久安。無疑，
所有的說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釋部分甚至很多事實，但本文則側重於經濟角度，從經
濟層面看，王朝的循環又該如何解釋？本文想要強調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後期形成的強
大既得利益階層給國家稅收帶來的巨額損失，在掏空了國家的公共財政的同時也摧毀了
王朝的統治大廈。這一既得利益階層與國家公共財政之間的緊張，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基
本問題，其影響極其深遠。

1、自耕農遞減律與公共財政的短缺循環

從經濟上來找原因，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認為中
國古代王朝循環、帝國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於經濟管理的循環，
「每個王朝在它建立約 100年後都開始面臨財政上的種種困難」（斯塔夫里阿諾斯，
P294），而公共財政的崩潰，又直接導致帝國的滅亡。

歷史在歷史學家的筆下，是輕滑而明快的，一兩句提綱契領、富於概括的話語，就
把一個又一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盡數羅入了其中。但歷史作為一種過程，卻絕沒有這般
從容平淡，歡樂和幸福是怎麼產生的，悲傷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長的，牽涉到具體而微的
人和事，一切過往煙雲都將浸透著迷茫和不確定，尤其對於今天站在與往日不同時間維
度觀察著歷史的人，聯系古與今、中與外，我們因觀察歷史所引出的聯想，就特別地有
一些不輕松。帝國的循環究竟是怎樣發生的？歷史如何詭譎地而不動聲色地將前朝後世
一起串聯？而過去又能給未來提供什麼樣的可能性？我們應該好好對歷史發問。

王朝的循環、帝國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種綜合性的結果，政治、經濟、文化等等
全面凋零，統治秩序就將難以為繼。但任何文明畢竟都是建築在物質上，王朝的循環因
此如斯塔夫里阿諾斯所說，顯著表現為一種經濟過程。但這種經濟過程又和一種文明的
政治、文化和社會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間互為因果，經濟過程里有社會政治
機理作用的存在，而隨社會政治機理生發的某種經濟過程，反過來又會強化某種政治機
理，並產生某種社會結果。

還是從公共財政的匱乏說起，這是每個王朝到其晚期之後的必發之症。而公共財政
為什麼會發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們先來看一看因人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
景象。檢索一下歷代王朝在其晚期經濟上所出現的征侯，不難發現，以下幾點是共通的
：

稅收大量短缺。每個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過一段時間的安寧和繁榮，如漢朝
有「文景之治」「光武中興」，唐朝有「貞觀之治」「開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
世」，宋明兩代也曾有過休養生息、政治清明、國家財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諧局
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長久，每一朝代在前幾任皇帝之後，由於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
業法律，稅收無論是提取量還是在其現有制度維護上，都開始遇到許多困難，以至到王
朝後期，都面臨開支超過稅收的困難局面。

自耕農劇減。中國歷代王朝更換的基本動力，是農民起義。農民起義所呼喚的平均
地權思想，對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過打倒
原有大地產擁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夠按照人口來平
均。平均土地的結果，是在國家形成自耕農階層，這一階層占據著農民的大多數。然
而，這同樣是暫時的，隨著休養生息階段的過去，賦稅增加，自耕農逐漸承擔不起生存
的壓力，不得不將自己的土地讓給大地主，而自己則淪為佃農。這一過程通常時間都不
長，到帝國後期，慢慢就形成佃農和農奴占據著農民的多數、而自耕農逐漸淪為少數的
境地。

土地嚴重集中。平均地權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時的景觀，由於缺乏相應的商業和貨幣
體系作支撐和法律的制度性約束，帝國的財富總是按照馬太律窮者越窮、富者越富，而
在農業社會中，財富的主要標志就是土地佔有量，那些與政治權力相勾結的大地主，在
經歷幾代皇帝之後，一般很快就通過對自耕農的高利貨盤剝而積累起大量的地產，相
反，自耕農階層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賦稅和無法償還的高利貨的雙重壓迫下，逐漸失去自
己的土地主權而成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國後期，國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絕
對少數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點實際上是遞近關聯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農減少，而自耕農減少必然
導致稅收不暢和公共財政匱乏。在三者之間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自耕農的減少，翻一翻二
千年帝制史，不難發現，自耕農遞減業已成為伴隨歷代王朝由盛轉衰過程的鐵律。自耕
農遞減為什麼必然導致王朝的稅收財政短缺？這與傳統中國是農業社會的經濟現實有
關。農業社會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只能是土地，而農業社會的人口多數，則為
農民。正常情況下，王朝的稅收是由農民所負擔，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農占據農民
的主要，帝國的稅收一般不會發生大的短缺，特別是在政府實行人頭稅制度的情況下，
國家通常能夠保持收支平衡。但這其實往往只是「理想類型」，由於沒有實現「數目字
管理」，帝國的稅收一方面不通暢、難以保證所有的稅收都能落實，另一方面也難以對
與政治權力有糾葛的土地權貴進行管理，尤其是自耕農不堪遙役重負、喪失地權、土地
集中時，散布各地、自給自足、各成整體的農業經濟，在大地主的庇護下，經常會使政
府的稅收制度失靈，即使採用按土地田畝征稅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
那樣），亦無法阻擋這種趨勢。

在傳統中國社會，自耕農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實上已成為衡量社會經濟生活運
轉是否良好的一個試金石。但自耕農遞減律卻毫不例外地貫徹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敗，
原因在哪裡呢？這當然與傳統中國社會農業經濟的單一化（缺乏商業和市場機制）密切
關聯，也與政治體制缺乏彈性有關。應當說並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聵無能，相反我們發
現，不少最高統治者都看到了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基本問題，而且歷代王朝都有皇帝曾
致力於予以解決，但囿於農業社會的政治經濟現實，所有的努力最終都毫不例外歸於了
失敗。與自耕農遞減速律和公共財政短缺循環相對應，我們在統治者身上也觀察到一種
國家治理模式的循環，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時都曾花大力氣著手舒解土地問題，
力圖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農在人口結構中的主體位置。最為顯眼的
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國的大廈剛剛建起，如後來的毛澤東大打「地、富、反、壞、
右」一樣，洪武皇帝即「連興大獄，打擊官僚、縉紳、地方等高級人士，從朝廷內的高
級官員直到民間的殷實富戶，株連極廣。據有的歷史學家估計，因之喪生者有逾十萬。
沒收了案犯的家產並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國以來大批的移民屯田開荒，就使
全國成了一個以自耕農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黃仁宇，P150）不僅如此，為防止當時
全國仍保有700畝以上地產的14341戶地主家產不致無限擴大，朱元璋則給他們加之以很
多額外的服役義務，「這種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進稅的原則分派，即家室愈是殷
富，其負擔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驛站所需的馬匹、船轎和飲食，完全出自大戶供給，
一年中的供應量又沒有限額，旅行的官員越多，他們的負擔也越重。」（黃仁宇，
151）也因為這樣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農都占據著全國人口的大多
數，帝國的稅收也因為人口和土地的增長而有一時的充實。

盡管幾乎每一代王朝在其開始都曾對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農數目作出過努力，但後
來的結果，卻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農銳減速、公共財政缺失，如此不斷循環。這正是
制度學派經濟學家張五常所說的「三種社會體制」中的按社會等級排序的社會所表現出
來的典型特徵，政治經濟體制的缺乏開放性，使一種表面上看起來有利於國有利於民的
經濟政策，也維持不能長久。仍以明朝為例，雖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時落實了土地問題，
但後來情況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歷史的循環。所以盡管在明帝國岌岌可危時出
了一個大清官海瑞，但黃仁宇卻非常精當地指出來了：海瑞想恢復先祖遺訓的努力命中
註定是一個悲劇，他所不能領會的是，帝國的這一套經濟政治系統從其發端就有問題。
明初之時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夠維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個人魅力，而魅力的喪失也
將意味這種經濟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後，你叫後世的皇帝們到哪裡去
尋找類於開國皇帝的權威呢？他們的權力只是來自傳統，而傳統型統治理所當然意味著
對往日時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對制定和解釋這些傳統的具體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權因
此已不具有絕對性，先王的老臣、現世的官僚集團，都有可能對上發難。當後世皇帝們
的統治合法性大為減弱的時候，維系在魅力型統治上的經濟安排，因此再無繼續有效維
護的可能。

在一個以土地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封閉性農業社會，國家的安寧和穩定密切依賴於土
地平均，只有這樣才能維持一支強大的自耕農隊伍，國家的稅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級
制的政治體制（這是農業社會的悖論：要維持一個龐大帝國的統治，只能採用等級制）
又註定不能將平均地權的經濟安排貫徹始終。在稅收銳減、國家公共財政空虛的情況下
帝國將面臨什麼樣的結局？歷史學家早有有結論：維系著帝國統治的兩大力量——官僚
體系和軍隊，將因為缺乏財政上的支撐而無法維持，帝國因此首先從自身體制上瓦解；
而內部不堪忍受剝削的農民在則也聯合起來，為自身生存而舉起義旗，這時往往又有外
族趁王朝內部的動亂而以武力來犯。在內憂外患夾擊下，帝國只好分崩離析。

2、另一種私有化，另一種結局

自耕農數目下降導致每一王朝在其後期都面臨財政上的困難，但公共財政的匱缺並
不表示國家財富總量的減少，相反我們倒還可以發現出另外的事實，比如唐朝，雖然其
統治者並未象明朝一樣嚴格地平均地權，而是在不剝奪大家族所佔土地的現狀下，通過
其他途徑開辟新土地並贈予自由農民，這種「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
產的增長，同時增加了國家稅收，也加強了唐初時的統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
後都無可倖免支大於收、財政上捉襟見肘，即使在國家財富總量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
此。是誰使得自耕農銳減並掏空了帝國的公共財政？

問題出在歷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們一直習慣於認為，中國社會向來不存在私有制問題，上下五千年，各個朝代都
在壓制著私有化。如果說這是與近現代西歐明確產權制度的一種對照，也不能說這種說
法全無道理，與受法律保護權利和稅收義務制約的私有產權制度，在中國從未有效生
長。但若以「全豹」來否決「一斑」、認為中國社會只有政府對經濟資源的無度控制而
無私人對財產的大量佔有，這卻與歷史曾有過的現實不符。中國古代大地主和豪強的土
地兼並，事實上也是製造了一種土地上的私有。雖然這種私有並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嚴
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擁有者的地契和通過與統治者共謀而獲得的政治權力，一般都使土
地私有的狀況能夠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權力的侵擾。但中國以往社會存在的問題，也正
在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強那裡的集中並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財政稅收制度保證擁有
大地產者亦交納相應的稅銀，則土地私有尚不致對國家和社會造成大的危害，然而，傳
統中國社會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產權擁有者所亨權利與應盡義務的極端不平
衡，一方面，帝國的統治不是建立在技術上，類於黃仁宇先生所說的「高層機構」和
「低層機構」，向為中國社會所缺乏，帝國的稅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無法精確定量，
這使大地產擁有者有了逃稅的可乘之機；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大地產擁有者一般
都是特權的享有者，傳統中國社會的統治，本身就建築於官僚階級與地方鄉紳豪強的合
作，大地主利用其對政府的影響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來要交的稅務。套用現代一點
的話來說，傳統中國社會里的大地產擁有者作為既得利益階層，才真正亨有著「輕瑤薄
賦」，這種財產佔有權與應盡義務的分離，導致了公共財政的匱乏，也成為中國歷史王
朝興衰榮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實上的私有，必然的結果，是政治權力施用於土地佔有，進一步加強土地私
有的強度。在土地作為社會的主要財富的背景下，政治資源的施用所能謀取的經濟利
益，最多最頻繁的當然只會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階層，這個階層的慣
常模式，就是官僚+地產。它與傳統中國社會的家庭和家族觀念有很大關聯。隋唐以後
所實行的科舉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國社會創造了「機會均等」，為貧家子弟進入士紳
階層打開了方便之門，實則不然，一句「三代出一個貴族」的習語道破了科舉入仕的秘
密：沒有足夠的財力作為多年學習和准備的根基，甭提參加科舉考試、就是讀書向學的
可能性也不會存在。所以能夠中舉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財力在背後作著支撐，而
中舉入弟，政治權力則自然向經濟權力的方向迴流，為家庭和家族的財富與地位躍升提
供便利。官僚和地產因此這樣結合在一起。這雖然沒有囊括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相勾結
的所有類型，但卻最明顯、明通俗、最普遍的一類，各朝情況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為
例，明朝的官員退休以後，告老還張即成為鄉紳，但按政府規定，仍享有著與在位時相
近的各種政治經濟優待（在這方面我們又一次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驚人相似），這本身
就意味著他們在佔有社會財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勢，還不僅如此，他們還以
鄉誼、年誼、姻誼等等作為紐帶，與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權力的權貴者保持著千
絲萬縷聯系，因是之故，將既得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對他們來說就極其自然和順
當，比如曾作過文淵閣大學士的徐階，退休回南直隸之後，家庭成員多達幾千，通過放
高利貸等各種手段所佔有的地產，據說便有40萬畝。（黃仁宇，P146）權和錢自古相
通。明朝的官員通過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積累起一定的資產，這些
資產或可直接用來購買土地，或可通過放高利貸豪奪土地。官員有位在職時積累金錢財
富，退休後將金錢轉化為土地成為土地貴族，之如此類在各朝各代皆為常識。一代王朝
開國時打倒一批鄉紳豪強，但「野火吹不盡，春風吹又生」，經過新一輪政治權力的重
構，經濟資源在王朝建立幾十年後亦將重新依舊安排。明朝到萬曆年間，一個新的土地
貴族便早就已產生了，「當年送達御前以備乙覽的14000多家富戶，已經為新的富戶所
代替。這些新興的富戶，絕大多數屬於官僚、士紳或在學生員而得以享受『優免』，不
再承擔『役』的責任。政府中的吏員，也越來越多地獲得了上下其手的機會。因為全國
的現金和實物不是總收集發，財政制度無從以嚴密的會計制度加以考察，從罅隙中漏出
來的錢物就落於這些人的手裡。」（黃仁於P153）

類似的現象和過程，在各代都能發現。再如唐朝，唐朝開國時實行「均田制」，但
實際上一開始的「均田」就不徹底，對前朝形成的擁有巨大的、自給自足的、免稅的地
方家族大地產，並沒有予以剝奪，而是開辟其他途徑如開墾戰爭期間被荒廢的土地的方
式公給農民以土地，而且國家稅收是由廣大小農所承擔，擁有政治權力的大地主則不需
要交稅。最後一個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即是一個生動的寫
照。

至此我們看到，在歷代王朝後期，圍繞賦稅全體臣民實際上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掌
握政治經濟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貴族，他們不必交稅或少交稅，並且通過高利貸
等方式對農民進行盤剝；另一類是農民（自耕農、佃農、農奴），他們在承擔政府的稅
務的同時，還承受著土地貴族的剝削。貧和富的這樣分野，已經告訴人們帝國的財富究
竟流入了何處，並且社會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分化。這種分化實際上提示了階級分析在
傳統中國社會的現實針對性。人口居於少數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於絕對多數的受剝削
者的存在，又會產生何種社會後果？

經濟問題歸根到底是利益問題。利益問題主要又在於兩方面：一是生產，即財富的
創造；一是分配，即財富的使用。這兩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發生故障，都會對另一
者產生負面影響，而且常常會產生一定的社會後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階層的出現、利益
分配上的不公（不等於不平均），恰恰是引發社會危機的導火索，當然，如果此時在財
富的生產上有所突破，盡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貧弱者亦能享有一湯羹時，就如唐朝一
度所做的那樣，社會危機也許也有一時緩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時間內，土地資源畢竟
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為前提。而從遙遠的古代至20世紀上
半葉，傳統中國社會的絕大部分經濟和財政來源，都來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經濟來源，
也非常單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於人，再無其他獲取生活資料的機會。貧和富的對
立因此並不僅僅表現為財富佔有量多寡的對立，而更多表現為謀取財富機會有無的對
立，單純的貧富不均在一般情況下還並不是最緊要的問題，但在貧富不均的同時假如致
富的機會亦不均等，弱勢都實際上已被逼入了無路可走、無希望可覓的艱難境地，起可
反抗「為富不仁」便順其自然。傳統中國社會也因之呈現出動亂循環。

『玖』 三百年滅亡的怪圈，在封建王朝千年的歷史中為何逃不過

自秦以後，國號超過三百年的只有"漢"和"宋"，然而"漢"被王莽中間給一刀切了，東西兩漢是兩回事。唯有宋的319年是整體的，雖然北宋與南宋交替有些混亂且南宋偏安一隅，但還是一輩傳一輩，沒有中斷。但是宋朝向金，遼稱臣，算不上大一統王朝。

唐朝有289年歷史，近300年，當時恰好是一個小型溫暖期，再加上和漢朝一樣的陸路地理大發現，大量外來作物引入，促進農業發展和人口增長。其後期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上述紅利引發的後遺症，一是氣候變化，二是移民壓力，再加上前期的好運氣養成的奢靡之風，崩的十分徹底。

總之，一、思維固化，不願接受新的東西；二、思想僵化，不願改革與時俱進；三、自私自利，當權者眼裡只有自己的榮華富貴，沒有百姓的苦痛；四、禮教束縛，列祖列宗定的規矩等不敢違背，否則就是不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害死人。以上四種是自秦以來各王朝國祚不過三百年的原因。

『拾』 封建王朝興亡的怪圈，為什麼我國5000年都沒有打破

前2070年大禹建立夏朝，我國開始出現國家，到戰國時期，隨著農業革命的推進，我國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至前221年，秦始皇建立秦朝，我國完全進入封建社會！

有意思的是，從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2年清朝滅亡，雖然經過了2000多年的發展，但我國始終沒有產生資本主義等新的社會制度，千百年來，我國社會不斷上演著王朝興衰的歷史循環。

這是為什麼呢？為何封建王朝始終走不出滅亡的歷史周期律呢？

而因為他們並不能給中原地區帶來實質性的進步，所以幾乎沒有外來力量能夠改變古代歷史發展的方向，也就無法打破封建王朝滅亡的歷史周期律。

所以，直到鴉片戰爭後，西方帶來更加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清朝慢慢地開始了近代化的進程。但是由於家天下的制度始終沒有動搖，清朝還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滅亡！

古代歷史，就是一個又一個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