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進行社會資源再分配

『壹』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資源是如何配置的

財政職能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經濟穩定職能及經濟發展職能。 （一） 資源配置職能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社會資源的配置有兩種方式來實現，即市場機制和政府機制。市場對資源的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但由於存在著公共品、壟斷、信息不對稱、經濟活動的外在性等情況，僅僅依靠市場機制並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還需要政府在市場失靈領域發揮資源配置作用。 財政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社會運行的主要杠桿，是政府配置資源的主體。因為，在經濟體系中，市場提供的商品和服務數量有時是過度的，有時是不足的，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缺乏效率。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就表現在對市場提供過度的商品和勞務數量進行校正，而對市場提供不足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補充，以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 資源配置職能的主要內容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財政可通過採取轉移支付制度和區域性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強制度建設、消除地方封鎖和地方保護、完善基礎設施、提供信息服務等方法，促進要素市場的建設和發展，推動生產要素在區域間的合理流動，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二是財政通過調整投資結構，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實現優化產業結構的目標。如交通、能源等基礎產業項目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高，政府就可通過產業政策指導和集中性資金支持，防止規模不經濟的產生。除了政府直接投資外，還可利用財政稅收政策引導企業投資方向，以及補貼等方式調節資源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配置，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三是市場無法有效提供公共商品，提供公共商品是政府的基本職責。政府一般以稅收等形式籌措資金，以不損害市場機制和秩序為原則，提供公共商品。 （二） 收入分配職能 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是政府為了實現公平分配的目標，對市場經濟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予以調整的職責和功能。在各種不同的財政手段中，實現再分配的最直接的手段有：一、稅收轉移支付，即對高收入家庭課征累進所得稅並對低收入家庭給予補助二者相結合的方法；二、用累進所得稅的收入，為使低收入家庭獲益的公共服務提供資金。三、對主要由高收入消費者購買的產品進行課稅，並同時對主要為低收入消費者使用的其他產品給予補貼二者相結合的方法；四、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使低收入者實際收入增加，個人收入差距縮小；五、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人口的合理流動，這是調動勞動者勞動積極性，遏制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有效途徑。 （三） 經濟穩定職能 在市場經濟中，實現充分就業、穩定物價水平、平衡國際收支是財政的經濟穩定職能的三個方面。要保證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轉，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就必須採取相機抉擇政策，即根據經濟形勢的變化，即時變動財政收入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消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財政政策以及擴張的財政政策。同時採用「自動」穩定裝置，以不變應萬變，減緩經濟的波動。在政府稅收方面，主要體現在累進的所得稅上。當經濟處於高峰期時，可抑制需求；當經濟處於低谷時，刺激需求，促使經濟復甦。在政府支出方面，主要體現在社會保障支出上，用以控制在不同經濟發展時期失業人口的數量。同時還有政府的農產品價格支持制度。這些都是促進經濟發展，實現經濟穩定發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四） 經濟發展職能 發展是人類永恆的主題。特別是中國，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市場欠發達，經濟結構亟待調整，資本相對匱乏，企業家階層尚未形成，促進經濟發展是財政無法推卸的責任。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有效的財政政策，加快經濟增長，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實現經濟發展。

『貳』 我國現在採取的是什麼樣的資源配置方式

從整個社會宏觀角度看，由於我國目前處在經濟體制轉軌的特殊時期，資源配置方式處在較低的層次。簡單說，是處於計劃經濟條件下與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方式的矛盾點，尚未得到合理解決。（1）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處於資源配置上的主導地位，也就是全方位發揮調控職能，既在宏觀上調節資源的地區間配置、產業間配置，又在微觀上調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資源配置。（2）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處於資源配置的主導地位，按照市場競爭的原則，自由調節資源的配置，政府不予指導和管理。我國正處於以上兩種方式的矛盾點，即：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沒有充分有效發揮，同時又存在較大的干預問題；市場的自發調節行為存在較大的混亂，價格機制沒有完全建立。

以上兩種資源配置方式，都有其局限性。正確的資源配置方式應是堅持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處於資源配置的主導地位，但由國家對主要產業、行業，根據資源的整體分布情況及存量分析、替代分析，進行強有力的調控，使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有機結合起來，有效消除資源配置上的不合理行為，實現資源的最大利用。

『叄』 我國分配在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並存時，如何堅持效率原則和公平原則

（1）把握二者關系：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與公平，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公平是提高效率的重要保障，處理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防止收入差距懸殊，要落實分配政策，又要提倡奉獻精神，在鼓勵人們創業致富的同時，要倡導回報社會先富幫後富，實現社會公平。
（2）提高效率：a.我們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提高經濟效益，增加社會財富，沒有效率做基礎和前提的公平只能導致平均主義和普遍貧窮。b.我國自然資源
相對匱乏，發展經濟提高效率必須做到資源的合理配置，這就必須堅持我國現有經濟制度，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與國家宏觀調控相結合。
（3）促進公平：a.落實我國現有分配製度，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b.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另一重要舉措，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加強對分配結果的監督，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c.加強宏觀調控，發揮財政在促進社會公平，改善人民生活方面的作用，推動建設和諧社會d.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行業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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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如何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建立合理的社會分配結構

一、中國分配製度現狀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經過20多年的探索與實踐，我國分配製度改革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從過去傳劃經濟體制下單一的按勞分配，發展到今天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從過去強調平均主義、反對貧富差距，發展到今天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對平均主義，防止收入懸殊。分配製度改革在不斷地深化，從政策層面上看，分配製度改革的不竭動力源自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從具體操作層面看，分配製度改革需要考察制度因素：;

1、正式制度：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

按勞分配又稱按勞取酬，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范疇。最早提出按勞分配的是英國空想者約.弗.布雷,以後馬克思將它規定為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或形式。馬克思所設想的按勞分配的「勞」，是指不存在商品經濟條件下的直接社會勞動，勞動者按其向社會提供的勞動時間領取消費品。然而，在當今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勞動」不再是馬克思所規定的直接社會勞動，因為高度單一的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局面已經打破，那種除勞動以外，資本、土地等要素由國家或相關公有組織佔有、支配、使用的情況也隨著市場化改革而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按勞分配也由此失去了一統天下的基礎。與此同時，為了提高要素的使用效率，使資源得到合理化配置，中央當局適時地提出了「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有利於解決分配問題上的兩大難題——激勵與約束。從激勵方面看，讓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其貢獻取酬，改變了過去收入分配製度，尤其是國有經濟內收入分配製度平均主義的傾向，有利於調動生產、經營者的積極性，避免偷懶與自由散漫。從約束方面看，讓收入與所作的貢獻掛鉤，減少了過去由於激勵機制不足，使國有企業領導人無法得到應該得到的報酬而損公肥私、謀取非法收入的可能性，有利於理順收入分配關系，使國家財產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2、非正式制度：「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

效率與公平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獨創，它是人類文明和社會發展的兩個基本目標。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即經濟學意義上的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產出。考慮到我國現階段特殊的所有制結構，特殊的城鄉二元經濟，特殊的區域經濟非平衡的矛盾，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效率便是深化分配製度改革重要的一極。與此同時，公平問題也同樣重要。二者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對立統一的。一方面，效率要求個人收入與其對社會所作貢獻掛鉤，充分調動行為主體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因此受個人在年齡、性別、能力、機會等自身條件及外部環境的影響，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千差萬別，從而收入差距有拉大的必然，這一點與公平的要求沒有矛盾；另一方面，由於過分追求效率，大量侵吞公產、偷稅漏稅、走私受賄、非法經營等違法亂紀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在不違犯的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不少鑽政策空子的投機主義分子，不以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致富，嚴重損害了社會經濟秩序，扭曲了收入分配機制，影響社會公平。因此，深化分配製度改革要求在認真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同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大力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公平。;

二、中國分配製度的路徑依賴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分配製度的改革過程實質上是逐漸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而經濟體制改革又是經濟利益機制的轉換，涉及到兩方面積極性的發揮，即企業經營管理者和廣大職工階層的積極性。但是，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分配製度自我增強機制的作用，分配製度出現了慣性發展從而難以退出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概念源於W.布朗.阿瑟，他用這個概念說明技術演變過程中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現象，後經諾斯推廣至制度變遷分析領域，他認為制度變遷過程同樣存在收益遞增、自我強化的機制，「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在經濟體制漸進式改革的進程中，分配製度改革一方面缺乏先驗理論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另一方面受制於其他配套改革的深度及速度，難免會出現所謂的「路徑依賴」特徵，要研究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選擇，首先需要具體地探討這種依賴的本質。;

1、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結構的定勢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主要指國民收入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三大利益主體的分配比重。近幾年來，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結構趨穩，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與體制改革的漸進與成功。隨著所有制改革的逐步推進，國有經濟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漸減少，公有制經濟逐漸集中於關系國計民生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有效地實現了政企分開，使國有企業朝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目標邁進，成為市場經營主體；非公有制經濟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勞動、資本、技術、管理以及土地使用權等生產要素日益市場化，要素市場逐步建立，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推動國民經濟迅速前進的生力軍。各種不同性質企業工業總產值增幅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差異，由此決定了三大利益主體收入分配的格局。顯而易見，所有制結構決定了分配結構。於是，單一的分配製度難以做到生產要素投入的按貢獻取酬，同時諸多非勞動要素作用的日益加強也對按勞分配製度提出了新的考驗。正是在這一前提下，政府提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共存的指導性分配製度，而這一分配製度一旦確定下來，政府、企業、個人三大利益主體收入水平便相對確定下來，以和市場價格為調節手段的再分配，雖然可以適當調整收入分配結構，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收入主體的收入分配格局。沿此思路，分配製度改革無疑還是霧里看花，難有重大突破。;

2、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沿襲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普遍採用的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有效地解決發展中國家發展滯後，工業化程度不高，吸納就業有限的問題。因其要求的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優勢而成為就業人口的吸收器，對緩解發展中國家就業壓力，利用其資源優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農產品需求彈性較小，較大幅度的價格波動無法帶來較大幅度的需求量變動，從而使農民經常處於增產不增收的困境。同時，農業收成又與自然資源、位置、氣候等條件密切相關，風險較工業要大。此外，農產品技術附加值低，價格水平便較工業品低廉。從長期來看，農民收入增加的幅度遠比城鎮居民的增幅要小。而現行的戶籍制度、「盲流遣返」制度等人為城市壁壘又不利於富餘勞動力的流動，即便流動也很難獲得城鎮居民同樣合理的合法就業待遇，只能得到較低的收入。特別幾年來，城鎮失業人口問題突出更是使農民進城面臨越來越多的限制。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也處於瓶頸狀態，隨著技術的進步，產業結構的調整，體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失業率不斷提高，再加上農村大量過剩勞動力的湧入，大量城鄉中小學生輟學和大中專畢業生就業的逼攻，給城市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進一步發展的潛力有限。因此，與經濟原因造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將沿襲下去，使得我國分配製度改革依舊是城市一塊，農村一塊，各行其是。;

3、經濟發展差距的鴻溝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眾所周知，自1978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以來，我國全面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並把效率擺到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對區域經濟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由過去注重均衡發展轉而實行人為劃分的三大塊——東中西部、並以沿海經濟發展為大局的非均衡，其目的是為了通過集中有限的、物力和財力優先發展經濟基礎較好，區位條件優越的沿海地區，使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能以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為突破口，在短期得到很大提高，進而騰出經濟力量來支援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終實現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實踐證明，這一戰略的實施達到了前半部分的目的，對沿海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為落實非均衡發展戰略，國家給東部沿海地區較多的政策優惠，包括傾斜、減免、權利下放，超前等多方面的好處，而這一做法卻對中西部地區產生了一系列負面影響，如由於東部平均工資水平較高，在收入利益驅動機制的作用下，中西部地區人才大量「孔雀東南飛」，由此使東部地區生產效率較高，工資水平因經濟快速發展而螺旋上升，進一步挖掘中西部人才。同時，為支援東部建設，豐富的中西部資源受政策性調價的干預使中西部蒙受了重大損失。加上中西部地區人口多、落後、市場化程度不高、資金市場不活躍、技術水平較低以及改革進程較慢等諸多因素，使得中西部經濟結構硬體跟不上發展的需要，經濟機製得不到有效率的轉換。總之，區域經濟的非平衡發展留給的不僅是地區經濟增長速度、經濟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而且是收入水平的宏大梯度，這制約著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入。;

4、政府政策的承上啟下性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市場經濟改革必然伴隨著政府政策的轉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的轉變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78年到1984年為第一階段，重點是農村分配製度的改革。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農民收入的多少直接取決於他的勞動成果，真正實現了「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按勞分配的初衷，充分地調動了農民擴大再生產和增加農業投入的積極性。這一改革完整地貫徹了按勞分配原則；第二階段可從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算起，到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重點是對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工資進行了重大的調整，打破了企業職工吃國家大鍋飯的局面，實現了報酬與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模式，為搞活企業，激發企業潛能找准了激勵的穴位，創造了形式多樣的分配格局，如結構工資制、崗位工資制、浮動工資制等。這一階段仍以貫徹按勞分配原則為主，理論上沒有勇氣提出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原則，生怕落入庸俗關於「三位一體公式」的圈套；第三階段自1992年十四大的召開，嚴格地說應始於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在這一階段，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面深入階段，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等要素市場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並逐步探索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深化企事業單位的工資改革，建立最低工資線和工資線，加征個人所得稅，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初步建立了完整的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不難看出，我國收入分配改革是逐步推進的，它原則上依賴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為經濟體制改革服務，這一漸進性的本質決定了分配製度改革並非改頭換面，而是循序漸進。;

5、意識形態上的障礙與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依賴;

一直以來，按勞分配被看作是公有制唯一而且獨有的分配方式，而按生產要素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是的東西。一部分人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按勞分配的前提，只有勞動才能創造價值，其他生產要素只能在勞動的組織與作用下生產使用價值，既然價值由勞動唯一創造，那麼，生產成果的按勞分配便成為必然。不言而喻，這里混淆了價值分配與價值創造的關系；另一部分人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按勞分配的基礎，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唯一屬於勞動者個人擁有的只有勞動，其他所有生產要素都歸國家或集體公有，又因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不高，不能實行按需分配，於是按勞分配便成為社會主義最為合理的分配方式；還有一部分人認為，按什麼分配勞動果實並不取決於價值創造，而跟生產方式和所有權的佔有有關，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論的萌芽，但按勞分配作為紅色分配理論仍佔主導地位，這是十六大報告依然強調的一點。

四、中國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的路徑選擇;

分配製度改革走到今天已經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取得了喜人的成績，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兼顧了公平，在激勵的同時注意了約束，在循舊的基礎上進行了維新。可以說，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越來越朝著務實的方向發展，這也體現了分配製度的原始目的——為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服務。但是，由於分配製度改革過程中存在著「路徑依賴」的問題，深化分配製度改革便面臨著三大去向，一是沿已有的路徑繼續下去，如果原有的做法合理、符合歷史潮流，跟得上經濟體制改革的節奏，會推動經濟的良性運行；若不能滿足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則會成為經濟運行的桎梏，阻礙經濟向前發展。二是改善原有的路徑，在不符合經濟發展需要時作必要的修正，再逐步在實踐中。顯然，中國分配製度改革走的是這條漸進式的道路。三是突破原有的路徑，另起爐灶，或全盤引進國外先進的做法，或向經院經濟學家求經。基於前述路徑依賴的分析，本文作出如下路徑選擇的思考：

1、宏觀調控收入分配，理順分配機制，實現共同富裕;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揮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實踐證明，運用市場手段能夠比較充分地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和調節經濟運行，但是在三大利益主體——政府、企業和個人的收入分配方面，有許多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更為重要的是，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分配結構一旦形成，便不易由市場手段打破，從而使分配製度改革明顯觸礁。因此，有必要對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首先，應合理調整收入總量的分配格局，在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合理安排三大利益主體的收入份額或比例，避免因此消彼長關系肥了一方，瘦了另一方。其次，要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合理的拉大收入差距，實現多勞

多得，少勞少得，反對平均分配，同時又要防止收入懸殊，從而影響安定，制約的發展。再次，理順工資分配製度，建立相應的企事業單位和機關工作人員工資制度及相應的激勵機制。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防止國家的流失，確保政府收入的穩定；企業工資分配要以不影響企業正常運轉為限，做到在激勵員工的同時，使企業經濟效率有明顯的提高；個人收入分配應該在最低工資標准基礎上制定與執行。最後，完善的收入分配機制還需要建立相應的監督機制，使政府、企業與個人的收入在比例協調、互相促進的基礎上取得「三贏」局面。;

2、協調城鄉經濟發展、縮短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

如前分析，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造成了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特別是隨著我國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投入相對不足，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超過了合理的限度，對居民生活、農業經濟的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因此，如何提高農民收入，解決農村壓力；如何提高城鎮居民收入，在有帕累托改進的可能上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的共同增長，合理縮小收入差距，走全民小康之路，便成為今後分配製度改革的重中之重。正是如此，我們的收入分配應該做好「兩手抓」的工作，一手抓城鎮居民收入改善，一手抓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首先，應加快城鎮建設，整治城市分配秩序，規范城鎮收入分配，理順分配關系，抑制某些行業或階層收入的畸形增長；同時逐步實現農村戶籍制度在有序的條件下松動甚至取消，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加快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當然也不反對城鎮人才到農村創業。還要花大力氣做好城鎮再就業工程，減少失業人口；其次，通過農業現代化、社會化、化、科技化促進農業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加農副產品附加值；再次，應加快市場體系的培育，力爭通過市場的辦法去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同時不能忽視政府的宏觀調控。深化企業體制改革，完善農村土地承包制度，大力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3、全面實施西部大開發，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縮小東中西部貧富差距;

我國東部地帶與中西部地帶差距的擴大由因素的累積，政府政策資金在改革之初向東部傾斜，以及中部地區自身存在的諸多問題等相互疊加所造成。改革開放20年後，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目標是促進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這符合發展的規律，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政府與民間要做的事情非常之多，從深化分配製度的改革角度來說主要有幾點：第一，政府要調整區域經濟政策，加快利於中西部的政策的出台，加大支持基礎建設的力度。對外開放，通過「補血」與「造血」相結合的方針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發展；第二，中西部地區也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舊工業、落後產業的轉產，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發展自己的特色產業、優勢產業、並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第三，廣泛推進東中西部三區之間多層次、多形式的經濟技術合作，加大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援力度；最後，大力發展，增加教育投資，盡快轉變觀念，揚長避短，發揮區位優勢，用足用好政府優惠政策性資金的投入和國內外的支持，化外部條件為內部條件，振興經濟，填平東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鴻溝，只有這樣，才能有資格談共同富裕，也只有在這一歷史發展進程中，才能更好地深化分配製度改革。;

4、轉變政府職能，依賴市場與政府「兩只手」相結合，共同完成分配製度改革的深化;

我們並不主張「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也不贊成「一切由政府包攬」，應該充分讓市場說話。分配製度改革本質上從屬於經濟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步需要分配製度改革的配套，經濟體制改革一天不止，分配製度改革也就一天不能落後半步。當然，在分配製度改革的過程中，政府起到了主導作用，用制度變遷的觀點來說，這是非常明顯的強制性變遷過程。按勞分配是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歷史以來主要的分配方式，在公有制經濟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別是三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按勞分配在農村農業、城鎮工業以及後來的現代化企業制度的建立中均有建功，充分地調動了廣大勞動人民群眾生產、經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按要素貢獻分配是近幾年，特別是十五大以來的幾年中十分強調的分配方式，它徹底地突破了價值分配與價值創造之間的糾纏，有利於調動要素參與生產的積極性，積極地作用於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增添了動力。十六大報告還為我們探索分配製度改革留下了餘地，即「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為我們集思廣益、在實踐中發現和提出新分配方式留下了政策彈性空間。

『伍』 什麼是四次分配

四次分配，就是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後又繼續進行的社會再分配，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以及在基本公共服務等分配領域，公平的體現或公平的標准應該有所不同。

或者說，在不同的分配領域和不同的社會資源分配中，我們所強調的公平原則的側重點或角度是有差異的。

在第四次分配中，也就是慈善捐贈方面，最能體現公平原則的是能力。有能力的人不捐贈是不公平的，有能力的人不捐贈而讓沒有能力的人捐贈就更不公平了。

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我們鼓勵每一個社會成員熱心慈善捐贈，但第一個社會成員從事慈善捐贈應該同其能力大致相符，這才是公平的。

社會總產品的分配

社會總產品是社會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所生產的物質產品的總和。它既是生產過程的結果，又是再生產過程的條件，是整個社會存在和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總產品中的生產資料部分只能用於生產消費，其中的一部分用來補償生產中消耗了的生產資料，另一部分用於滿足擴大再生產的需要。

社會總產品中的消費資料部分，則用來滿足社會成員的生活消費需要，其中一部分用於個人消費，另一部分用於社會消費。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中，社會總產品中的生產資料主要歸剝削階級佔有，以作為繼續和進一步擴大剝削的手段。

而消費資料的分配，則按照有利於剝削階級的方式進行。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制度下，社會總產品則按照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絕大部分或全部歸勞動人民佔有，並按照有利於勞動人民的方式進行分配。其中的生產資料，主要用於維持和擴大公共生產的需要；而消費資料部分則用於滿足全體社會成員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陸』 如何實現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解答

資源合理配置是指為了達到一定的生態經濟目標，根據生態經濟系統結構，利用科學技術管理手段，對自然資源系統進行改造、設計、組合、布局的活動。它是確立區域發展方向、合理布置生產要素的關鍵，也是解決經濟系統增長的無限性與資源生態系統供給的有限性矛盾的重要措施。

實現方法：在生態經濟系統平衡的前提下，在時間和空間上最優地利用和分配自然資源，合理布局生產力，以達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資源的永續利用，取得最佳生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目的。資源的配置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資源在空間或不同部門間的最優配置；二是資源的時間配置，根據資源在不同時段上的最優分布特徵，實現資源開發利用最佳時段的控制與決策。

『柒』 我國實施社會公平在收入分配方面有哪些政策措施

(一)消除分配起點的非公平。(1)加快城鎮化步伐，消除城鄉人口流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加快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步伐，讓城鄉居民享有同等的國民待遇。同時，加大對「三農」的投入。2005年我國不斷加大對「三農」的投入，僅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的支出就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有效改善了農民生產和生活的條件。今後，要加大以工補農的力度，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2)加快落後地區的開發，改善落後地區的發展條件。除進一步實施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戰略。西部大開發5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明顯加快，2000年至2004年，西部地區國民生產總值分別增長8.5%、8.8%、10.0%、11.3%和12%，高於前些年的增長速度。(3)對弱勢產業進行調整。要在強化弱勢產業基礎地位的同時進行資源要素的調整，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4)對高收人人群加強收人和個人所得稅的徵收監管，同時考慮實施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徵收。
(二)消除分配過程的非公平。(1)強化對農民工的勞動就業管理和保障，社會保險要覆蓋農民工，加大對農民工的就業培訓，規定農民工最低工資標准。如，2006年各地出台最低工資標准，廣東省最低工資標准平均上調17.8%，安徽也由380元調至460元。(2)統籌地區間的產業分工，優化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加快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轉移。進一步完善市場體系，逐步建立全國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體系，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3)加大壟斷部門的改革力度，引入競爭機制，從根本上降低壟斷利潤。
(三)消除分配結果的非公平。(1)消除平均主義。加快工資改革步伐，特別是公有制單位內部要理順分配製度，徹底摒棄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實行真正意義上按勞分配，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2)遏制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一是加強稅收分配的調節力度，調整過高收入。二是盡快完善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要把農村居民、農民工以及城市下崗職工等低收入人群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當中來。三是努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以形成社會分配高、中、低群體呈「兩頭小，中間大」的格局。

『捌』 共產主義社會 如何實現資源的按需分配

共產主義的資源分配完全按照需求來的不會出現浪費！
共產主義社會，人的本身的需求大多數都在家庭的關系裡完成了，人需要的糧食家庭就生產了，人需要的輕工業製品家庭的關系就可以生產了。除了重工業的生產資料上的，需要社會來完成的生產，不再是普通的普遍的，而只是在家庭的關系裡無法完成的而又是人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這樣，社會生產的進行建立在對市場需求的計劃里，需要多少就組織生產多少，需要什麼就組織生產什麼，什麼時候需要就什麼時候組織生產。這一切為生產的進行都有著完備的機制的制度，這種生產形式之所以得以順利進行，它是社會的生產資料是社會的公有，自然的一切資源是人民的公有，一切生產行為的進行，不再是資本形式的驅動，社會的人對一切產品的需求在人本身對社會的貢獻的價值里完成，即個體的人在生命中對社會的價值貢獻的同時，也就為社會的需求進行著生產需要的達成。並且這種達成是有區別的，社會根據人對社會價值的奉獻，來決定人的本身的生活狀況，奉獻大的，會得到較為奢侈的生活享受，有更多社會價值選擇條件，有更多的社會價值活動空間。價值一般的，會得到一般的生活享受，選擇的條件及社會活動的空間相對少一些窄一些，社會人最低的享受都是生活條件的擁有，即不會為吃穿住行而擔心，只要本身沒有危害社會的行為發生，便不會遭到社會的遺棄，社會的勞動生產會解決這部份人的基本需求。
在共產主義社會，一切滿足人們需求的生產，都是整個社會形式的進行，整個形式是說需求方面的整體和生產方面的整體是一致的相互的，需求什麼就生產什麼，需求多少就生產多少，不會造成生產的過剩，也不會有需求的浪費發生。

『玖』 我國的分配方針制度原則各是什麼

過去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實行中肯定是」效率優先「。1987年十三大，對收入分配改革的提法是「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十四大是「兼顧效率與公平」；十五大提出「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鄧、江實行的都是這套東西，甚至連」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都不提。實質是犧牲公平。

到胡接手初期，十六大發展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要按照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的要求，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實行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堅持精神獎勵和物質獎勵相結合的原則，針對各類人才的特點，建立健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與工作業績緊密聯系、鼓勵人才創新創造的分配製度和激勵機制。「
後期改變比較大，17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註重公平」。
十八大對此進一步強調，並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

下面是一個分析報道：
在收入分配方面，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林毅夫分析，這個提法實現的方針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顧公平和效率，再次分配更加重視公平，這跟過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實現公平」的說法不同。
對於怎樣在一次分配中同時達到公平和效率，林毅夫認為，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會讓經濟最有競爭力。中國正處於勞動力多且相對便宜的階段，發展集中於對勞動密集的產業或者資本密集產業的勞動力區段，這讓一般工薪階層得到就業機會，資本會積累得非常快。「中國正從資本相對缺乏發展成資本相對豐富、從勞動力相對豐富到勞動力相對短缺。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力價格會非常快地上漲，資本回報會下滑，窮人的勞動力越來越值錢，富人的資本越來越不值錢，這樣一來分配就公平了。」

『拾』 再分配中我國確立了怎樣的分配原則

就再分配的角度而言，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重點首先應改革公共財政體制，優化公共資源配置結構，發揮公共財政在再分配領域的正向調節功能。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往往造成兩極分化，收入差距過大，而公共財政著眼於社會平衡，對收入差距起調節作用，防止貧富懸殊釀成的社會沖突。完善的社會保障具有保障基本生活、調節收入分配、協調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的功能，是社會的穩定器和安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