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泛指哪些人

⑴ 什麼叫做工人階級

這個很有意思，工人，顧名思義就是指廣大工人階層的老百姓！工人階級是我們無極階級政黨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對工人們的稱呼，同理農民也稱為農民階級，中國的大部分是工人和農民，代表了他們其實就是代表了人民，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合法執政！為人民服務嘛！
我國目前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
希望被採納！

⑵ 工人是什麼意思

工人（millhand；labourer；worker）古稱「匠人」。今稱個人不佔有生產資料，依靠工資為生的工業勞動或手工勞動者。

通常是指為掙工資而被僱用從事體力或技術勞動的人，他們本身不佔有生產資料，只能通過自己的勞動才能獲得工資性質的收入。工人一般指工廠中生產工序的人，除了工廠的管理者外，都稱為工人。如：操作工人、搬運工人等。

在某些國家和地區，工人有時不單是指在工廠中從事生產工作的人，也指在社會服務行業工作的人，如服務員、電工、銷售員等在最前線工作的人員都被定為工人階層，而且工人的收入也僅維持在最低工資線上下。有些地區工人與勞工同義，泛指受薪階層，其中包括收入非常高的中產人士。

(2)中國工人階級泛指哪些人擴展閱讀：

工人階級的基本特點：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

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

第三、由於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佔多數，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便利於他們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

⑶ 誰知道什麼是工人階級什麼又是中國的工人階級

什麼又是中國的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又稱勞動階級、勞動階層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於表示社會地位與社會等級，無論何時，該階層在社會所佔比例最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比例減少，一般為產業工人階層為主。該術語沒有一致的解釋，主要依賴個人的立場與觀點的不同來理解。比如美國劃分階級標準是依照經常性收入和就業率來確定。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 工人階級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 第三、由於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佔多數，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便利於他們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

⑷ 什麼是資產階級什麼是工人階級

資產階級是根據一些西方經濟學思想學派，為資本主義社會所做的階級劃分當中的富有階級之一。
工人階級通常用於表示社會地位與社會等級，無論何時，該階層在社會所佔比例最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比例減少

⑸ 工人階級是指哪些人

所有非老闆的都能稱謂工人階級，國企的領導也算是工人階級。

⑹ 中國「工人階級」究竟說的是誰

本名「工人階級」；假名「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經濟學定義「低收入階層」；洋名「藍領」；別名「體力勞動者」；昵稱「弱勢群體」；外號「蟻族」；社會學定義「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學定義「社會不穩定因素」；經常性稱呼「失業者」；政府給的名字「下崗工人」；民政定義「低保戶」；真名「窮人」。——引自網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對當代中國工人階級並沒有專門的研究，所能貢獻給各位的，僅僅是一些個人零星的觀察和不成熟的思考，這些肯定都不在學術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們能成為學術研究的資料。本人把它們放入沿時間—歷史的敘述之中。 中國人講究「名正言順」，因此，究名實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討論的「工人階級」究竟說的是誰，是馬克思意義上的近代產業工人么？應當說，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會人文領域，任何概念的邊界都該相對模糊、相對開放才好，因為它們所對應的現實本來如此。我讀中共早期文件時，發現他們面對「工人階級」這個中國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時，也是閃爍不定。一方面是他們要大力發展的、能與歐洲工人運動接軌的「鐵路工會」「冶金工會」「海員工會」。另一方面是從悠悠歷史中走來的、工不工農不農的「手工業工人」。前者雖然條條達標，但規模可憐——中國當時的海輪就沒幾艘，海員工會又能湊多少人？後者按馬克思主義的定義雖然缺斤短兩，但畢竟人多勢眾。當代的「工人階級」會讓人產生類似的糾結[1]。例如農民工，農閑在城裡，農忙回鄉下，今天蓋樓，明天看門，後天流浪，對於相對穩定的概念，實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們算不算「工人」是成問題的。最近中國的「左派」陷於分裂，其中一派特別激進的就認為，「工人階級」不應是現代大企業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應是在城鄉間頻繁流動的「農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無產者」[2]。他們雖不一定明說，但確有這樣一個意思：工人階級是毛時代的貴族階級，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園里唱「紅歌」，把頭埋進往日的回憶。這樣的觀點雖不可取，倒也不無道理。因此，在討論「中國當代的工人階級」時，需要有道牆，只是牆別太高了，以方便腿兒長的進進出出。 一、 中國古代的商業經濟相對發達，有些產業具有相當的規模。例如鹽業，就可以說是個支柱產業，鹽政則是社會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以及會議論文集《鹽鐵論》成為後來兩千年中華帝國統治的一塊理論基石。到了中華帝國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爾·哈特的美國人造訪了有著兩千年鹽業史的自貢，他在在自己的日記中慨嘆，全世界哪兒能找到年代如此久遠、規模如此宏大的企業。據同時期一位縣太爺的觀察，在鹽場運水的挑夫就數以萬計。不過，有點不幸，關於這些工場的工人生活以及階級關系包括勞資關系等等，就筆者有限的閱讀而言，歷代似乎並未留下太多的記錄。我們都知道，古代中國文人的書寫工具是毛筆、墨和研磨的硯台。產自端州懸崖峭壁的端硯最為文人所寶愛。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詩人李賀曾用瑰麗的詩句贊美製硯工人巧奪天工，說他們「磨刀踏天割紫雲」。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階級奉為「第一階級的」、並不憚氣力搜羅勞動者史料的毛時代，這句詩被唐代詩集的編纂者當做詩人同情和熱愛勞動人民的有力證據。毛時代以後的幾十年裡，中國經濟史的研究相當繁榮，不過經濟史中工人階級狀況卻不在聚光燈下。吸引學者尤其是大眾興趣的，還是資本家階級的「徽商」「晉商」之流，即這個時代人人都想成為的那類人的鼻祖。 西方資本主義從十九世紀開始向中國的擴張，不但造就了中國革命，也早就了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近代產業工人階級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很有意思。在中國革命的初期，「工人階級」基本上就像蘇聯飛機撒下的一張傳單，中國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拿著傳單上的畫像按圖索驥，尋找據說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階級」。這個階級中國確實有，但由於規模太小，在中國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屬於那種沒兩句台詞的演員。就拿中國經濟比較繁榮的所謂「民國黃金十年」[3]中間的1933年為例吧，那年的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是249.55億元，其中屬於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值佔了87.7%，剩下的區區12.3%才歸現代工業[4]，能容納多少工人階級呢？但既然中國革命選定了蘇俄道路，既然蘇俄道路上的「工人階級」一馬當先走在頭里，中國革命也只好將工人階級奉為領導階級。中共早期的骨幹或實幹人物如毛澤東、劉少奇、鄧中夏、張國燾等人於是跑鐵路的跑鐵路，下煤礦的下煤礦，又是組織工會，又是發動罷工。在國共合作的北伐戰爭中，他們領導上海工人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與北伐軍里應外合，解放了這座遠東最大、也是工業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隨後的「四一二政變」中，蔣介石的部隊輕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裝，還砍了許多共產黨員的腦袋，結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敗。挫敗之後，一些中共領袖緊緊攥著那張俄國傳單不放，對工業化的城市戀戀不舍，繼續在大城市裡開會、串聯，撒傳單，貼標語，組織罷工，發動起義，以及——東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領袖如毛澤東等則轉變了思路，雖然他們嘴上須臾不離「工人階級」，但他們的腳卻走向了廣闊無際的農村，把農民當成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至於蘇聯或共產國際，他們似乎把中共的失敗歸因與文弱的書生而非工人的領導，於是指定一位工人當一把手。這個一把手沒當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沒多久叛變了，叛變沒多久就槍斃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不久也轉移到了農村革命根據地，走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或主要依靠的力量並非工人階級，盡管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的意識形態中一直名列前茅[5]。 雖然中國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真正壯大卻靠的是中國革命的成功。這個革命結束了晚清以來中國實際上的分裂局面，啟動了大規模的工業化，大大擴展了整個工人階級的規模[6]。作為現代化核心內容的工業化的主體，工人階級在社會生活中地位顯赫。顯赫的地位落實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質利益上，國營（全民）企業職工享受了和官僚群體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說，工廠不會倒閉，工人不會失業，看病有本，理發有票，恨不得幾月份懷孩子都等著廠里下指標[7]。雖然名義上「工農」像連體嬰似的形影不離，農民就享受不到這些——原因不光是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鄉二元體制」[8]。第二，在生產關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說沒有，但跟今天一比，幾乎就是沒有。而且，由於企業的國家或集體所有制，職工和管理者之間並不存在僱傭與被僱傭的關系，「都是給國家干」的感覺縮短了二者在等級制中的距離[9]。第三，我曾在中國的文化館系統做過一點點調查，他們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藝術，經常組織中國最優秀的藝術家輔導工人中的文藝愛好者。我們可以想像，當一個工人哼著《卡門》中的詠嘆調換工作服時，他對自己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個年代會玩樂器的青年工人為數不少。第四，對於親屬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團、入黨、升學、就業等人生重要關口，都意味著更多的機會。例如入伍這個毛時代社會流動的黃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進不去的。軍工及高科技保密企業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階級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農傾斜[10]。最後，符號上，毛時代可謂鉤以工人，鑿以工人，標語、口號、報刊、黨章、小說、詩歌、音樂、繪畫、雕塑、銀幕等等，都給予工人階級最高的禮遇。符號上的最高禮遇，肯定是可以兌換其他實際好處的。不過有個兌換率，肯定是以多換少。舉個例子，那個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擇偶標准看做社會實際價值觀的最便捷指標——工人並不是首選，而是排在大學生、軍人、幹部之後。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時代報刊，聽了毛時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為那個時代工人階級的地位真的那麼高。我常對這些年輕人說：真的比現在高，但真的不如你們想得那麼高。昔日的工人階級 毛時代是國家主義型社會主義，黨國一體。這種體制的長處是好起來無微不至——壞起來也是無孔不入。在這樣的體制中，各個階層和人群都無法形成自為的獨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臨危難時才會想到抱團行動，而毛時代的工人階級實在看不出他們有結社集會示威遊行的必要，他們的生活被國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個著名的口號是「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11]，聽著很唬人，好像國家大事真由他們說了算。其實在毛時代，除了官僚階級，文革前的舊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罷，中國沒有任何別的階級是領導階級。

⑺ 中國工人階級包括哪些人

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工人階級之所以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是由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質和它肩負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工農聯盟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以工農兩個階級的聯盟為我國政權的基礎，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工農聯盟代表了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不但構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實基礎，而且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充分的民主性和廣泛的代表性。

⑻ 我國哪些人是工人階級

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工人階級的范疇明顯擴大了，不再局限於普通的工廠工人了，國企中的高管應該是工人階級中的高薪階級，階級屬性並沒變。又如在東北的國營農場中，有很多美國式的「農場主」，但其階級屬性有的是農民，有的是工人，我想不能以薪水高低判斷階級成分了，尤其在當下社會。而個體戶、私企老闆等應該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不能簡單的歸於民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我國不存在資產階級了。當然，現實中私企老闆等建設者已化身為「實質」的民族資產階級了，只是大家都不說了，要不怎麼構建和諧社會。

⑼ 在中國 工人階級到底是包括哪些人

工人階級，亦稱無產階級，歷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紀歐洲的工場和手工業的產生，至18世紀的後半期，以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為標志的產業革命，以及引發的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為其發展壯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機。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工人階級是作為被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都業已成為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分層結構的重要成分，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階級共通的精神機理、行動邏輯和文化實踐，不止是純粹研究工人階級課題的對象、內容，也是分析、探究階級階層理論的基礎性前提。
工人階級是以工作種類劃分不是以戶口劃分。

⑽ 中國工人階級包括哪些社會群體具體點

中國工人階級包括：1、產業工人,如製造、建築、運輸等行業的勞動者；2、機關事業單位、商業單位的勞動者（職員）；3、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己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78）；4、 有關數據,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應有1.4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

工人階級（又稱勞動階級、勞動階層等；英文：working class）通常用於表示社會地位與社會等級,無論何時,該階層在社會所佔比例最高,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比例減少,一般為產業工人階層為主.
按照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那些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和腦力)、不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勞動成果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剝削,並為社會創造主要財富的階層,包括大部分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
如此,農民自然不在工人階級行列,因為,農民佔有一點生產資料（農場農民例外）,私營業主,個體業主肯定不能列入工人階級行列.即使蝸居菜市場的農民工,也不能列入工人階級行列.如此一劃分,社會主義社會中的貧富階層,並是工人階級以外階層和工人階級了,而是,十分混濁,理不清,講不清的.由此可見,機械地按照馬克思主義認為,去界定工人階級,那麼,我們無法去探討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問題.
鑒於上述原因,我們以「工人階級就是勞動階級、勞動階層等；如此一界定,社會主義社會就存在兩大階層：勞動階層和非勞動階層.凡是參與社會主義勞動的人都是勞動階級的人,凡是不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的人都不是勞動階級的人（當然,法定退休人員、病休人員、及未到法定勞動年齡的少年兒童不在此列）.

二、中國工人階級內涵的三次外延
第一次外延：幹部、職員都屬於工人階級對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經濟結構逐漸趨向單一,只有全民所有制經濟和集體所有制經濟,工人階級相對人數和絕對人數都進一步擴大.同時,社會階級階層也隨之發生重大變化,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消失,中國只剩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兩大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形成了「二階級--階層」的社會結構.
工人階級的內部構成日益豐富,管理階層不再獨立,而成為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相應地,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內部階層劃分為幹部和工人兩種政治身份.「職員」的身份消失,職員與工人之間的界限被打破,商業及機關事業單位的「職代會」都改稱工會.
第二次外延：知識分子階層的定位在如何認識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問題上,經歷了比較曲折的過程.
1949年3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對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分析,認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個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一時期的劉少奇則更加明確,認為教員、記者、演員等文化教育工作者「都是僱傭勞動者」,應該包括在工人階級之內;工程師、技師等職員,都是「僱傭勞動者」,從事「腦力勞動」,「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1956年1月,周恩來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的論斷.
但是隨著中國政治思想領域逐步進入「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軌道,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不斷發展.特別是1971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了「兩個基本估計」:教育戰線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擴展到整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段時期,在全國范圍內對知識分子實行了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並沒有將知識分子作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直到1978年,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強調,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因此可以說,己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才真正從理論上把知識分子納入到工人階級的范疇,進一步擴大了工人階級的內涵.
第三次外延：農民工階層興起農民工是指農民戶籍身份還未能得以轉換,而又常年或大部分時間在從事非農產業生產經營的被僱傭群體.改革開放後,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大量農民工開始涌現.在2003年舉行的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首次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農民工大體可被分為兩類：一是離土離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市的廠礦、機關、商業、服務行業勞動;二是離土不離鄉的農民工,在本鄉本村的鄉鎮企業或在附近城鎮的工廠、商店、機關勞動.從勞動關繫上講,這兩種農民工都應該屬於工人階級.
可以說,當前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根據近期正式公布的數據,我國農民工總數約為2.3億人.其中外出務工人員1.2億.其中,在第二產業中,農民工佔全部從業人員的58%,其中在加工製造業中佔68%,在建築業中接近80%;在第三產業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中,農民工佔到52%以上.加起來,二、三產業的農民工已經有8300萬之多.
當代的農民工與以往來自農民的工人有很大不同：首先,它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它不但是對工人階級隊伍的大量補充,也是對現有產業工人的有力沖擊;其次,與新中國成立後農民進入工人隊伍的過程不同,這次基本上是自發的,而且其主要流向是合資、外資、私營企業,成為典型的雇傭工人;再次,農民工享受不到城鎮國有企業工人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福利待遇,處於城市裡的社會底層.
近30年的泛化與分化以是否擁有生產資料為一元化的階級劃分標准,從理論上為工人階級內涵泛化提供了依據.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晚年時期,已經出現了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趨勢,分工在擴大,協作在加強,因此「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並提出了「總體工人」的概念.相應地,工人階級不僅包括體力勞動者,也包括腦力勞動者;不僅包括工廠工人,也包括工廠以外的在其他領域從事「協作性質」的「共同勞動」的人員;不僅包括普通工人,也包括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總之,一切從事或參與社會化大生產的勞動者都屬於工人階級.
因此,理論上對工人階級的泛化進行解讀並不難.比如,馬勒的「新工人階級」論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隨著自動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生產工人將愈來愈少,非生產工人即技術工人和研究人員、管理人員會愈來愈多.工人階級除了要直接生產有形的產品,還要生產無形的「生產條件」,即為生產提供技術、管理和服務等.這樣,工人階級不僅包括傳統藍領工人,還包括那些生產「生產條件」的科研人員與組織者等,稱之為「新工人階級」.
對工人階級的泛化理解,也同樣適用於改革開放30年中出現的多種新興社會結構成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社會步入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時期.隨著我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推進和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包括廣大知識分子在內的我國工人階級隊伍日益壯大,大批鄉鎮企業職工、進城農民工、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和新興產業職工源源不斷地加入工人階級隊伍.
根據2008年度的國家統計年鑒,2007年城鎮就業人員29350萬,其中國有單位和城鎮集體單位分別佔6424萬人、718萬人,只佔城鎮就業人員總數的不到1/4,其餘超過3/4的就業分布在股份合作單位、聯營單位、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私營企業、港澳台商投資單位、外商投資單位.同時,鄉鎮企業和鄉村私營企業就業的人數分別達到15090萬、2672萬.這些就業人員絕大多數都屬於泛化工人階級的范圍.
同時,工人階級內涵的泛化,並不能掩蓋工人階級內部的階層分化,並真真切切地體現在轉型社會中的每個角落.有學者採用最經典的西方社會分層理論,以財富、權力和聲望作為綜合標准,把泛化的工人階級進一步細分為四個層次：管理者為上層,由黨政幹部、高層經營管理者、高級專業人員構成;專業技術人員為上中層,由擁有高新技術的人員、國家壟斷行業的職工構成;產業工人為中層,由國企、集體企業和其他所有制企業的職工構成;一些特殊工人為下層,由失業下崗職工、失業工人和城市外來農民工構成.
當前工人階級的泛化與分化,還在意識上使得傳統理念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的直接感受產生差距.對於改革開放中不斷涌現出來的新興階層與群體,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管理人員、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等,顯然難以使他們對傳統產業工人形象產生共鳴,更難讓他們承認與農民工群體屬於同一社會組分.因此,工人階級的分化,不僅體現在職業結構和經濟地位上,更體現在意識分化上,彼此間難以形成認同感,使得當前的工人階級成為「不確定」的階級.因此,需要研究如何整合工人階級價值觀念,重建工人階級「共同意識」.
關注工人階級中的困難群體中國工人階級60年來的演變歷程,伴隨著社會價值分配格局的不斷調整、變遷,陣痛不可避免,對於當前出現的工人階級中的一些困難群體,需要格外關注.
關注一：進城農民工的權益保護與社會保障問題在其他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都存在著大量農民湧入城市的特定發展階段.但中國這樣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其實,中國工人階級在最初形成時,其成員絕大部分就來自破產的農民.只是上個世紀60年代之後,由於我國建立起特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才人為割裂了工人和農民之間的淵源關系.在計劃經濟時期,農民向工人的轉化主要是通過行政手段和「招工」方式實現的.這是一種比較徹底的方式,沒有出現所謂的「農民工」現象.
在改革開放以後的社會轉軌時期,進城的農民工大批湧入產業工人隊伍,成為產業工人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時,農民向工人階級的轉化主要是通過市場的手段和方式實現的,但同時被刻上深深的制度安排烙印.他們的戶籍身份仍然是農民,在現有的戶籍管理體制中舉步維艱,成為城鎮生活中的邊緣群體,過著候鳥式的生活.
由於身份的限制,農民工往往不能享受到正常城鎮職工的社會保障.農民工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低、勞動強度大的「苦、臟、累、險」行業,他們工作條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環境差,未被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像城鎮職工一樣平等地分享到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
據統計,目前在城市就業的約1.4億農民工,與用人單位有勞動關系的只有7000多萬人.截至2008年底,全國只有24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4200多萬農民工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4900多萬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1500多萬農民工參加失業保險.同時,他們還在居住、生活、子女就學等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另外,他們常常被看作城市社會的異己力量,被當作治安狀況惡化的重要因素.如何進一步打破農民進城務工的制度障礙,使得農民工融入正常工人階級隊伍,是一個不容迴避、必須破解的難題.
關注二：國企下崗職工生活問題這部分工人主要是第二產業中從事體力、半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是近代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作為我國傳統工人階級的主體,一度被稱為「老大哥」.他們曾經擁有優越的政治身份地位,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積累了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
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人口問題造成我國勞動力過剩,使得在改革以前就存在著隱性失業.不過改革前,國家採取了「低工資,高就業」、「三個人飯五個人吃」的保障性安置就業措施,把顯性的過剩勞動力轉化為隱性的過剩勞動力.上世紀90年代初期,隨著國有企業三項制度的改革,計劃體制內的國有、集體企業的工人與企業的勞動關系逐步脫離計劃經濟的束縛,向市場化的勞動關系轉型,使得這種隱性的失業逐步顯現化.當時還不叫「下崗」,有的地方叫「停薪留職」,有的地方叫「廠內待業」,有的叫「放長假」、「兩不找」,等等.90年代中後期,下崗職工問題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開始凸顯,並且引起社會各方面普通的廣泛關注.下崗職工問題集中在這個時期出現,是我國經濟發展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綜合反映.從根本上說,這是前進中的問題,國企改革將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同時,在改革的利益重新調整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失業、為企業效益及早退休的工人成為受損最嚴重的困難群體.部分職工在改製成功的和壟斷的企業中得到實惠,但一些被淘汰的夕陽產業的工人,下崗及失業補助或退休工資水平非常低,這部分工人本身的科技文化水平也較低,而且年齡偏大,他們再就業和增加收入的能力也就很有限.這部分職工收入水平低,基本生活缺乏必要社會保障,在經濟社會生活中處於明顯弱勢地位,他們的生活困境已逐漸被固化,且開始形成貧困的代際傳遞.這部分職工的就業利益和勞動報酬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與國家對工人的「欠賬」有關,需要以負歷史責任的態度對他們的生活困難問題進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