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中國

① 讀錢穆《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物》

首先，就研究目的來說，錢穆先生提出：「我們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為一歷史人物。一歷史人物，比一專門史學家更重要」；「諸位如須研究歷史人物，卻須先具一『彼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之志。若沒有了此志，則古人自是古人，歷史自是歷史，和我好不相涉，總研究不出一所以然來」。簡單地說，錢穆先生認為研究歷史人物是要向這些歷史人物（當然是流芳千古的歷史人物）學習，見賢思齊，提升境界，終至成為一歷史人物。 其次，就研究選擇而言，不當偏愛成功英雄，而要能彰顯無所表現者之大表現。錢穆先生指出：「當知各人的成敗，全視其『志』『業』。 但業是外在的，在我之身外，我們自難有把握要業必成。志則是內在的，只在我心，用我自己的心力便可掌握住。故對每一人，且莫問其事業，當先看其意志」。這般取捨，原因有二：一、「只憑事業來烘托來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處，則決不能表現出。人生在衰亂世，更無事表現，此人乃能超越乎事業之外，好像那時的歷史輪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業之外表現出他自己，他所表現者，知識赤裸裸地表現了一個人。那種赤裸裸地只是一個人的表現，則是更完全、更偉大、更可貴上，更能在歷史上引起大作用與大影響」。二、無表現的人，「論其事業，斷斷不夠載入歷史。但在其無表現之背後，則卓然有一人在，此卻是一大表現」，「中國歷史所以能經歷如許大災難大衰亂，而仍然綿延不斷，隱隱中主宰此歷史維持此命脈者，正在此等不得志不成功和無表現的人物身上。」 突然想起恩師張新民先生指導我研究鄒元標時曾說：「你研究鄒元標時，要如同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周與？』，鄒元標的為人你也要學習。

②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翦伯贊

唯心主義者不僅把歷史發展的動力歸結為「卓越人物」的願望，又把「卓越人物」的願望歸結為神的啟示。貫徹在中國歷史學中的天命論，就是唯心主義的最高發展。照天命淪者說來，「卓越人物」都是帶有神性的超人。打開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開創者幾乎都是感天而生，應天而王。用現代的話說，這些王朝的開創者都是神、是聖、是上帝最寵愛的兒子被派到人間世界來統治勞動人民的，他們的行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過讖緯、符瑞給他們以暗示，他們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動。這樣說來，人類歷史最終極的動力不存在於人類社會，而是要從神的啟示中去尋找說明了。 這樣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中國歷史，我們首先就應該從中國史上撕去這種騙人的神秘主義的外衣，揭穿唯心主義者的階級實質，正確地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不是「卓越人物」的願望，更不是神的啟示，而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的結構是歷史的真實基礎。在歷史上各時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歸根到底都應該由社會經濟來說明，因為政治、法律、宗教、哲學及其他觀念都是社會經濟的派生物，只要社會經濟一有更改，它們或遲或早都跟著更改。社會經濟決定歷史的發展，也決定它的轉變。因此，我們研究歷史，就必須研究歷史上各時期的社會經濟和它的變更，必須分析由這種變更而發生的歷史過程和具體事件，而決不該該用偶然的因素、個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來代替因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更而引起的歷史過程的客觀規律；歷史過程的客現規律性。總而言之，我們應該把歷史的動力歸結於生產這些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方式，歸結於社會經濟基礎。 歷史的發展，歸根到底是社會經濟演著決定的作用；但這不是說觀念就毫無作用。唯物主義者從來不否認，而且承認觀念形態對歷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義者認為各個歷史時代的觀念形態不僅消極地、被動地反映這個時代的社會經濟情況，而且，積極地、能動地反作用於這個時代的經濟情況。因此，我們研究中國歷史，不僅要根據物質的實踐去說明觀念形態，也要從觀念形態中去尋找它們對社會經濟所起的反作用。

③ 我們該如何研究中國

張經緯□人類學者，北京 「1979年初，首個由七位美國學者所組成的小組進入中國開展長期學習和研究。……他們不僅僅被允許進入中國，他們也被允許在鄉村裡呆上很長一段時間」。海外學者們興奮地以為「民國時期的(中國)社區研究，其復興好像觸手可及了」。但這種興奮情緒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數十年封閉隔離之後的突然開放，加上中國行政部門的控制措施的不可預測，促成了這種以隨機和偶然為特徵，而非以仔細規劃為特徵的研究風格的發展。」這就是近日出版《在中國做田野調查》(以下簡稱《田野調查》)一書的編者曹詩弟和瑪麗亞·海默對70年代末以來中國社會研究局限的看法。 ，尤其是變遷中須臾不同的中國？是給無論海外，還是本土研究者們提出的問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一同到來的諸多新的現象，讓貿貿然進入村落或社區的研究者大呼不解，驚詫地發現，柏油路、瓷磚樓房替代了以往的泥牆茅屋，村廟的菩薩也住起了新房，新的開發政策和新的話語，在人們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跡。不過，每一個熱愛中國，潛心研究的人們應該知道，文化(傳統)並沒有消失，它只是發生了變遷。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以《寫文化》為代表的系列反思之作，已將田野調查遭遇的這些現代主義之「後」的問題列上了討論議程，並試圖解決田野中遇到「後現代」困境。學者們紛紛從最基礎的方面提出了應對方案，「研究者做田野筆記的過程並不是簡單地依靠天生的敏感性和洞察力，還運用了可以習得並熟能生巧的技能，」三位人類學家在《如何做田野筆記》(以下簡稱《田野筆記》)一書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已有的人類學研究前提和程序進行了歸納，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解決研究中遇到的問題。 「我們身邊來了一群充滿不滿情緒的農民；不一會兒，我們甚至就無法聽懂他們談話中的哪怕是一個詞了……當小王把主要短語翻譯成普通話之後，我意識到小王不但把當地方言翻譯成了標準的中文，而且他還把百姓語言翻譯成了幹部語言。」田野調查帶給中國還是外國研究者的第一道難題，毫無疑問就是語言，而如果我們將語言以文字的形式呈現出來後，其中轉換過的內容將發生更大的變化。這給田野研究者提出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闡述這些來自不同層面的信息，我們該用第一人稱，還是第二人稱，甚至全知視角，來呈現「到底發生了什麼」。如果我們了解自己的視角，掌握應有的記錄方法，就不會向一個「年輕」農民問出「你有沒有考慮過，為你的祖國和人民負起責任？」這樣的問題了。這位田野記錄者或許會為他/她的調查對象，提出一個更合理的問題。 「如果我們簡單地認為田野筆記的撰寫就是研究者將所見所聞寫下來的過程，那麼未免過於簡單化了。」而對於一個與研究對象相處不多的國外或國內研究者，更變得「只是將觀察到的事實照搬進筆記。」歐博文在《田野調查》中發現，「中國充滿了本不應該是那樣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卻是訪談對象樂於端給我們的。」田野對象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傾向於把每一位外來的研究者都判別為能在一定程度上給當地社會提供「資源」的潛在對象，於是在研究者看來，訪談對象樂於給他們提供各種信息，唯獨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不過，對於熟練的研究者來說，任何信息都不是無「意義的」，為了發現這些意義，我們不但要記下所見所聞，還要通過筆記「呈現場景」。 因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有其背後的「劇本」，為我們寫作這些劇本的，就是文化。為了呈現這些文化劇本，研究者需要把觀察到的「基本場景、背景、物品、人物和行動」細節一一描繪出來。通過這種描寫既能幫助觀察者了解一個貌似「本不應該」行為的含義，又能通過藉助這個場景了解社會行為的邏輯。於是，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施情況的「場景描寫」，能幫助研究者了解一個山東農村「十星家庭」的話題：這些「星」跟正在擬定的村莊章程有關，而家庭會因為完成各項任務而獲得「星」，比如交稅、守法……不讓豬跑到別人的地里、孝敬老人等。有了這個場景，我們或許就能理解訪談對象所說的：「年輕姑娘不願嫁到少於八星的家庭去；幹部家庭如果低於八星或九星，就有可能失去位子……」這些談話的實際意義了。正是這些描寫，將費解的「星星」(符號)與婚姻關系、村落的政治地位聯系在了一起。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許多人誤解了人類學研究的本意，我們的研究本身不為理論對話，也不為結構理論，而在於「揭示被研究者的意義世界」；這也是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的實踐前提———只有揭示他者行為的意義，溝通才成為可能。《田野筆記》的作者指出了調查的關鍵在於「以敏銳的筆觸將當地人眼中事物的含義記錄下來，然後讓那些對這一特定社會生活環境並無了解到廣大讀者知曉和理解當地人的意義世界。」 《田野調查》的一位作者跟蹤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中國公安部門展開的「打擊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合作項目。他轉述了對一位被拐婦女的訪談，「她告訴我們，你們不要想帶我離開這里。這里比我老家好多了。我可以吃足夠的糧食，還不用下地幹活，只照顧家裡就行了」。這顯然與研究者的經驗和知識不符，研究者認為「她是被非法賣到這里的，應該被解救，但從她的經驗來看，是不是『非法』拐賣並不重要，她的生活由此得到改善，因此拒絕別人的解救。」盡管這位婦女的生活依然窮困，「但她的理解是只有這種選擇才對她更有利。」同時，研究者也從被拐婦女家鄉山區的經驗獲知，「她們在家鄉不僅要做所有的家務勞動，還要下地幹活，等於雙份工。」 (來源:南方都市報南都網)研究者並不是為犯罪辯護，卻一再提醒我們「局內人」對意義的不同理解。研究者再次援引那位被拐婦女的視角，「原來在老家時，有電燈但沒電視……現在家裡有電視，」盡管接收質量不好。研究者與「局內人」在談話中都談到了電視(這是了解「拐賣」婦女現象的主要渠道)，但「限於受教育年限或文化水平」，影響了雙方對「打拐」或「防拐」觀點的形成，也決定了對溝通和認識上的差異。 研究日益變遷的中國，與變遷中的世界並無差別，追求現代性的民族主義政治家們揮舞著發展的旗幟迎面而來，試圖迅速改變傳統社會多少帶有「前現代」氣質的文化，可是，這種發展觀念，難免用消費主義的大商場、一元現代主義的壓路機，將農村或鄉土社會變成發展的對立面，忽視了鄉土中國本身在現代化面前的能動性以及變遷過程中的文化連續性。這種狀況讓我們用田野調查，用民族志文本揭示當地人眼中的意義世界，也讓我們更堅定地站在「被發展者」的一邊，理解他們行為的意義，幫助他們成為現代性的主體。

④ 怎麼研究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亦叫中華文化、華夏文化[1]
或華夏文明[2]
，是以中國境內56個民族為基礎，充分整合全國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且流傳年代久遠，地域甚廣，被稱為「漢文化圈」，特指社會意識形態，是社會政治、經濟與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反映。從舊石器時代的發明創造，到康梁的維新變法、何子淵的教育革新，再到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無一不是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
我個人認為
文化是精神與物質循環演繹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歷史的不斷進步。
只有活的文化才能起到化人的作用。只有經過外來文化的不斷沖擊鍛煉，才有活的文化。能化人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春秋戰國史，秦穆公稱霸西戎採用的是外國人才，秦孝公嬴渠梁發求賢令而得衛鞅（也不是秦國人），實行變法強國（可以做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真正開始），秦國的相國將軍什麼司馬錯啊、李斯等。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各家看法多有不同，還時不時有名家設壇講學，各家在下面激辯致辭。那是個開放思想的年代。可以想像當時秦國的處境跟我們中國的20世界是很像的。最強大的齊國在山東靠海里秦國最遠（像現在美國），靠近秦國的邊上是強大的魏國（戰國初）、楚國（戰國中後期，但一直發展緩慢）、趙國，他們像現在的日本、俄羅斯，旁邊還有好多小國。
秦國變法可以說比我們改革開放徹底的多，取得的成效也大多了。

⑤ 如何從宏觀一體視角研究中國藝術史

1、首先明白藝術與文化的關系。
2、其次明白文化學研究思路：依照文化形態對照藝術、依照文化學研究視角考察藝術、依照文化特徵審視藝術、依照文化系統體察藝術等方面學習探究。
3、最後對文化學觀念下的藝術史料研究、文化學觀念下的藝術體裁研究、文化學觀念下的多元藝術研究、文化學觀念下的藝術現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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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如何研究中國（增訂本）
作者名：曹錦清
豆瓣評分：7.8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8
頁數：481
內容介紹：
◎本書以通俗的語言講解如何從歷史中理解中國，如何從現狀中研究中國……
作者介紹：
曹錦清，著名社會學家。1949年生，浙江蘭溪人，現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社會學教授、博導。

⑦ 中國共產黨如何去學習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史

一是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近代中國歷史特別是黨的90多年奮斗歷史進行了新總結。同志反復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為可歌可泣的篇章。90多年來，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和推進了「三件大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總結歷史經驗，不斷艱辛探索，終於找到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二是著眼於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對黨執政60多年來自身建設的歷史進行了新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更大的決心抓黨的建設，針對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借鑒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制定了關於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推出了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一系列重大舉措，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這些新思想、新觀點、新要求，為新的時代條件下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指明了方向。

三是著眼於推動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對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進行了新總結。同志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強調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必須堅持正確的方法論，在不斷實踐探索中推進；必須堅持全面改革，在各項改革協同配合中推進；必須堅持改革發展穩定的統一，在確保社會穩定中推進；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這「五個必須」，深化了黨對改革開放規律的認識，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定不移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的根本原則。

四是著眼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世界社會主義500年歷史，特別是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進行了新總結。同志全方位回顧社會主義 500年來從無到有、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從外國到中國，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艱辛探索到破浪前進的歷史進程，深刻闡明了我們黨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進程中，是怎樣經過反復比較和總結，歷史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的；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獨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樣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⑧ 如何研究中國通史

此為讀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筆記。買錢穆的這本書，主要是看看倒底怎麼樣去研究歷史。比如我如果要為很喜歡的某歷史人物寫傳記，我應該怎麼去搜集資料。以前讀歷史總是隨興所至，從不做深入思考。而且我幾乎不讀原版的古文史書。所以對歷史只能說徒有興趣，而缺乏自己的見解和具體的框架。

錢穆的這本書是演講集，講了很多他對歷史的見解和研究歷史的方法，但是過於抽象和概括化。因此要從操作層面上來具體學習，恐怕是痴心妄想。也許應該略有感悟之後，老老實實讀一些史書之後，再來讀他的這本演講集，才能有更深的體悟。

錢穆講歷史有三個特徵:變異性，特殊性，傳統性。變異性很重要，正因為有變異，才有不同之處，才值得書寫，才成為歷史。正如人若無變，每日都是碌碌而過，波瀾不驚，這樣的人生哪有精彩，哪能成為歷史呢?我喜歡的歷史也恰是大分裂時代。如春秋戰國和三國時代。這些歷史都是風雲劇變，英雄輩出。其間，謀略，軍事，個人成敗，國家興衰，都精彩無比。但這樣的偏好是如何產生的呢?可能只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所處時代相對平庸的緣故。但這種偏好可能會隨著我對現實社會和歷史理解得更深入時會有所改變。其二，特殊性。正因為有特殊，所以每段歷史會吸引不同的人去關注和研究，比如有人喜歡漢唐氣象，有人喜歡魏晉風度，有人喜歡晚明風雲疊起。但關注變異性和特殊性，不能忘了傳統性，忘了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和大動向。錢穆認為中國史的趨勢，是向團結融和的方向走。所謂分久必合。但這個結論的含意不多，僅僅只是一個簡單事實陳述而已。中國史內在變遷的路徑是什麼，還沒有看到有人能給出答案。

錢穆講到研究歷史的三個方法:由上而下，自下溯上，依興趣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在這三種方法中，我感興趣的是第三種。錢穆說: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但難點在於搜集史料和閱讀史料。

錢穆又提出先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研究某一斷代史，然後回過來再治通史，接著再研究一部新的斷代史，如此循回往返，則終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大全。思路不錯，但操作難度太大。就算真有人想這樣去做，窮其一生也未必能完成這個宏偉目標，達到大而化之的境界。我認為可將目標降低。每一斷代史都研究到，幾乎絕無可能。因此上述方法循環兩三次足矣。最後達到的境界是對通史粗略了解，對某一部或幾部斷代史則了如指掌。也就成為斷代史專家而不是通史專家。

最後，錢穆也主張新人寫舊史，以實現歷史古為今用的作用。並舉出資治通鑒作為例子。在各斷代史都有的情況下，仍產生了這樣的編年體歷史巨著。而錢穆自己本人也曾寫有《國史大綱》一書。我所知道的還有台灣的柏楊也是重寫了資治通鑒。錢穆所提出的新人寫舊史的主張，有其現實意義。但在今天這種快節奏的時代，來完成這種工作，不但找不到合適的人，也沒有讀者。沒有人接受，就不能傳世，也沒什麼價值。因此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也沒有必要。理想的著作就是結合現實寫的歷史學術性著作。比如萬曆十五年。有這樣的作品出現，就夠了。

⑨ 怎樣研究中國歷史

研究歷史，首當注意變。其實歷史本身就是一個變，治史所以明變。簡言之，這一時期的歷史和前一時期不同，其前後之相異處即是變。因此乃有所謂歷史時代。歷史時代之劃分，即劃分在其變上。如果沒有變，便無時代可分。我們當知，並非先有了各個時代，才有這各個時代的歷史。乃是先有了這一段歷史，才照此歷史來劃分為各時代。時代只是歷史的影子，乃由先史中照映出時代。無時代之變，便無歷史可寫。如在先史以前，人類存在，已不知其經過了幾十萬年。但其間變動少，便亦無許多時代可分，亦無詳細歷史可寫。於是便成為我們對這一時段歷史之所知少。實因這一段歷史自身之變動少，人類進步遲緩，故無事變可言時代可分。淺言作譬，如一人，只是生老病死，只是溫飽度日。在其人生過程中，無特殊性，無變異性，其人之一生，便亦無歷史可言。
其次，我們研究歷史之變，亦宜分辨其所變之大與小。例如從春秋到戰國是一變，但這尚是小變。從戰國到秦卻是一大變。自東漢到三國魏晉時代卻又為一大變。歷史進程，一步步地不斷在變。從此不斷之變中，我們又該默察其究竟變向哪裡去。正如一個人走路，我們可以察看他的行蹤和路線，來推測他想走向哪裡去。同樣情形，治史者亦可從歷史進程各時期之變動中，來尋求歷史之大趨勢和大動向。固然在歷史進程中，也不斷有頓挫與曲折，甚至於逆轉與倒退。但此等大多又外部原因迫成。在此種頓挫曲折逆轉與倒退之中，依然仍有其大趨勢與大動向可見。此等長期歷史之大趨勢與大動向，卻正表現出每一民族之歷史個性有不同。我們學歷史，政要根據歷史來找出其動向，看它在何處變，變向何處去。要尋出歷史趨勢中之內在嚮往，內在要求。我們要能把握到此歷史個性，才算知道了歷史，才能來指導歷史，使其更前進。使其前進到更合理想的道路上，向更合理想的境界去。
現在我們再重述前面所講的意義。如何研究歷史，貴能從異求變，從變見性。從外到內，期有深入的了解。我們研究歷史，其入手處也可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由上而下，自古到今，循著時代先後來作通體的研究。治史必有一起點，然後由此以達彼。此起點，即是從入之途。我們研究歷史要先有一知識據點，然後再由此據點推尋到其他另一點。例如這講台上有茶杯，我知道它是茶杯，同時即知道旁的東西非茶杯。我雖未知此許多東西是何物，但起碼已知道了它決不是一茶杯。如我們讀《左傳》，先明白了春秋時代是怎麼一回事，待我們讀到戰國史時，便見戰國與春秋有不同。此即所謂從異明變。普通自該從古到今，從先而後地順次讀下。但現代人似乎覺得這樣學歷史太麻煩了，真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感。也有人以為古代史已是年代湮遠，和我們現時代太隔別了，似乎不太相干。再來研究它，未免太不切實際。此說若或有理。讓我試講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

第二種研究歷史的途徑，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到古，由現代逆追到古代去。只把握住現代史上任何一點一方面，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屠思想的等等，任何一事實一問題，都可據我們眼前的實際問題循序上推，尋根究底地研究，也可明白出這一事變之所以然來。

另外又有一種研究途徑，便是純看自己的興趣，或是依隨於各自之便利，即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肇端。例如聽人談到宋史，說起王荊公新法如何，司馬溫公反對新法又如何，忽然引起興趣，便不妨從此一處起，來作宋史之鑽研。只求在一處能深入有體悟，自然會欲罷不能，便推及到其他處去。為要知道此一事的前因後果，而很自然地上溯下尋，愈推愈遠，這就是一種歷史研究了。又如或是受了某一師友的影響，或偶然讀得一本新書，而得了某一項啟示，因而引起了研究歷史的興趣和動機，也盡從此入手。總之，要學歷史，只要能知道了某一代，某一地，某一事，或某一人物，都可即此為據點，來開始前進作研究。例如漢武帝、曹操等人物，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不僅在外表上只知道一個是紅面，一個是黑面就算。要能從容不迫，沉潛深入，自然漸漸能窮源竟委，作出一番明透的鞭辟入裡的研究來。

但如上述第三種，根據某一問題來研究歷史，實不是最理想的。例如有人提出一問題：「中國何以會有共產黨？」若循此作研究，經過一番推溯，在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前，中國並無共產黨，而且在百多年前，此世界亦尚無馬克思其人。那麼此一問題似乎推究到此即完了，中斷了。你將認為上面歷史和此無關，如是的心習，會使你走上許多狹窄膚淺短視的路上去。因此即使我們要根據當前問題來推究，也得首先將此問題暫放一邊，平心靜氣，仍從歷史本身的通體來作研究，如此才能對你原有問題得出一正當的結論。我們當知，從研究歷史用心，可以解決問題。若僅從解決某些問題上用心，卻不一定能了解歷史。這等於說，明體可以達用，而求用心切，卻不一定能明體。

故此，我們若真要研究歷史，仍不如從頭到尾作通體的研究。首先便是通史，略知通史大體，再深入分著時期去研究一部斷代史。對一部斷代史有研究，再回頭來接著重治通史，又繼而再另研究一斷代。如此循環不息地研究下去，才是可遠可大，才能真明白歷史上的時代之變，才能貫通上下古今，而獲得歷史之大全。

⑩ 發展中國公共關系學應如何研究國情

研究」國情「，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公共關系學的先決前提。這里僅就公共關系成長所需的條件角度去分析」國情「。從文化心態來看，一般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包括了正道直行，貴和持中、民為幫本，平均平等及重情輕理等諸多方面，分析這些傳統文化精神，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對公共在中國傳播或正或負的種種影響。再從經濟方式上看，迄今為止的中國經濟仍未達到充分的市場經濟水平，而是計劃經濟，自然經濟與市場經濟相混雜的結合體，最後一方面，則是在世界經濟的沖擊下，在開放浪潮中所涌現出來的市場經濟。它在中國大陸的發展既不充分，也不平衡。這是造成我國公共關系事業發展先後快慢不一的主要原因。最後從管理體制上看，黨政不分，政企不分仍是中國管理體制的一大弊端，尤其突出的是，我國現有的輿論一統，媒介壟斷，極少民辦報刊，其結果必然是媒介缺乏相對的獨立性，傳播體制僵化，溝通渠道單一，民意和輿論的社會作用不強。這將大大影響公關的社會效果。

盡管公共關系學在我國起步較晚，盡管我國的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與社會信息化等方面還有相當多不完善，不發達之處，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體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及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國公共關系的蓬勃發展是不可避免並不可阻擋的，公共關系中國化有著令人鼓舞的輝煌前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