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好乾部有哪些

『壹』 中國當代的好乾部的人名

張俊勇，湖北紅安人，現任武漢市江漢區區長。
吳錦，湖北紅安人，現任天門市市長。
李國斌，湖北紅安人，現任荊州市副市長。
曾晟，湖北紅安人，現任武漢市國資委主任。
耿洪山，紅安兩道人，現任武漢市新州區區委副書記。(副廳級)
徐小元，湖北紅安人，現任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委員。
徐述舟，湖北紅安人，現任湖北省煙草專賣局副總經理。
何德劍，紅安縣上新集鎮人，現任江蘇省南京市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
李文華，湖北紅安人，現任寧夏回族自治區石嘴山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
蔡德坤，紅安七里坪典明聯山人，現任湖北省民宗委副主任，原任黃岡市委常委。
秦漢峰，紅安七里坪人，籍貫紅安華河秦灣，現任湖北省銀行監督管理局黨委委員、紀委書記。
秦漢軍，紅安七里坪人，籍貫紅安華河秦灣，現任中國電器科學院副院長。
張建民，紅安七里坪河西街人，現任湖北省物價局常務副局長。
葉明權，紅安七里坪人，現任中國土地礦產資源法律事務中心副主任(副廳級)。
王合意，紅安七里坪人，現任中共深圳市委政法委副巡視員
喻長友，紅安葉河人，現任湖北省國土廳副巡視員。
吳業正，紅安華河人，現任四川省國土資源廳土地利用處處長(後提拔為副廳級)。
鍾浩，湖北紅安人，現任江蘇省南京市財政局巡視員，原任南京市財政局副局長。
韓德鋒，紅安二程人，現任湖北三峽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副廳級)。
林更斌，湖北紅安人，現任深圳市寶安區福永街道黨工委書記、辦事處主任(副廳級)
吳冰，湖北紅安人，女，現任湖北汽車工業學院黨委常委、紀委書記。

『貳』 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乾部有哪些

為人民鞠躬盡瘁的好乾部有焦玉祿，任長霞，羅剛，.沈岩.，，，。這些好乾部分別來自農村，公安，航母.他們有的使農村改天換地，有的多次與犯罪分子作斗爭，出色完成任務，保衛國家安全，有的為航母.事業做出傑出貢獻。都值得我們學習的。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叄』 二十世紀60年代被人民譽為黨的好乾部的是誰

二十世紀60年代被人民譽為黨的好乾部的是焦裕祿。
焦裕祿（1922-1964），山東淄博人，1922年8月16日出生於貧農家庭。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人民解放戰爭，先後擔任河南尉氏縣副區長、區長、區委副書記、尉氏縣委書記等職。
1962年12月調任中共蘭考縣委第二書記，不久任縣委書記。為了改變蘭考貧窮落後的面貌，他不顧嚴重的肝病，實地考察災情，進行調查研究，以身作則，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向災害展開了頑強的斗爭，被蘭考人民譽為「黨的好乾部」。

『肆』 有哪些盡心為人民做事的好乾部

有很多盡心為人民做好事的幹部比如焦裕祿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

『伍』 黨的好乾部有哪些

1.牛玉儒：牛玉儒同志1952年11月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一個革命幹部家庭。1970年5月在通遼縣農村插隊鍛煉。 1971年12月在哲里木盟盟委辦公室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3月擔任通遼縣莫力廟公社黨委書記。1978年2月在中央民族學院幹部培訓班政治專業學習。1979年7月在內蒙古自治區哲里木盟委員會組織部工作。1980年5月調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辦公廳工作。 1983年3月在內蒙古自治區紀律檢查委員會先後任秘書、秘書長、常委，其間於1987年9月至1989年11月在內蒙古管理幹部學院行政管理專業學習。1989年11月開始，先後任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政府黨組成員，秘書長兼辦公廳黨組書記。1996年11月任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委副書記、市長。2001年2月任內蒙古自治區副主席、政府黨組成員。2003年4月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同志是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牛玉儒同志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忠誠黨的事業，忠於黨和人民，忠實地為內蒙古各族人民謀利益。特別是走上領導崗位後，堅定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自覺踐行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務實，開拓進取，以飽滿的革命激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創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實，在分管和負責的領域作出了突出貢獻，贏得廣大幹部群眾的普遍贊譽。
在包頭市工作期間，牛玉儒同志緊緊依靠全市各族人民，在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城市建設、深化企業改革、關心群眾生活等方面，提出並實踐了具有創新性的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針對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矛盾和問題，突出抓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組建了一批大型企業集團，成功地推進了稀土高科、明天科技、華資實業、鋼聯股份、北方重汽等企業實現股票上市。努力擴大對外開放，著力改善投資環境，樹立了包頭對外開放的良好形象。他緊緊抓住震後重建的機遇，用經營城市的理念進行城市改造和建設，實施了一大批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工程，使城市面貌和人居環境發生了顯著變化，先後榮獲全國園林綠化、住房制度改革、安居工程先進城市和「聯合國人居中心2000年國際改善居住環境最佳範例獎的良好範例」等光榮稱號。
在自治區政府工作期間，牛玉儒同志分管西部大開發、對外開放、商貿流通和政法等方面的工作。他堅持從抓項目建設和規劃編制入手，在建立和完善重點項目庫的同時，積極向國家有關部門匯報，爭取到一大批重點建設項目；認真組織編制了《內蒙古自治區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規劃綱要》，有效地促進了西部大開發的深入開展。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等多種招商方式，拓寬對外開放思路，擴大招商引資領域，落實目標責任制，並多次率團到沿海發達地區和國外進行招商與經貿洽談，2002年超額完成了「引進國內資金200億元，進出口總額20億美元，直接利用外資2億美元」的工作目標，實現了我區對外開放的新突破。在所分管的商貿流通和政法工作方面，也頗有建樹。
在呼和浩特市工作期間，牛玉儒同志團結帶領市委 「一班人」，充分調動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和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創造性，在過去工作的基礎上，解放思想，抓住機遇， 自我加壓，奮力趕超，再創發展新優勢，實現發展新跨越，取得顯著成效。2003年，奪取了抗擊非典和經濟建設的雙勝利，生產總值增速躍居全區和全國27個省會(首府)前列，提前實現了「十五」規劃奮斗目標。城市建設力度進一步加大，市容市貌明顯改觀。成功承辦兩個文明建設經驗交流會，推動了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年上半年，全市經濟社會繼續快速協調發展，優勢產業集群進一步做大，城市建設步伐進一步加快，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正在朝著實現「到2007年全市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在2003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綜合經濟實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位居全國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首府城市第一」的目標邁進。呼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面貌的明顯變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無不凝聚著牛玉儒同志的心血和汗水。特別是在住院治療期間，牛玉儒同志仍心系事業，忘我工作，忍受著病痛的折磨，全身心地關注和牽掛著呼市的經濟社會發展。住院治療期間，他幾乎每天都通過電話詢問、指導和督促重點工程的進展情況，還帶病兩次考察城市建設和開發區的工作。去世前不到一個月，仍以頑強的毅力，主持召開市委九屆六次全委會議，作了激情澎湃、鼓舞人心、催人奮進的工作報告，進一步描繪了呼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藍圖。他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事業，奉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人民，奉獻給了他深深眷戀的草原，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牛玉儒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在大是大非面前頭腦清醒，具有較高的領導藝術、較強的親和力、創造力和工作推動力。他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原則，認真貫徹黨的幹部工作路線，堅持科學決策和民主決策。他堅持原則，光明磊落，顧全大局，作風民主，團結同志，清正廉潔。在班子內部，是團結合作的模範；在干群眼裡，是良師益友。不論是青城還是鋼城，不論是幹部還是群眾，無不被他的革命激情和奉獻精神所感染。
牛玉儒同志是黨的優秀民族幹部，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政策水平，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黨的民族政策觀察、處理民族問題，旗幟鮮明地維護黨和國家的利益，維護黨的團結和各民族的團結。
牛玉儒同志自覺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作風深入，注重實效，竭盡全力為群眾多辦事、辦實事、辦好事。他經常深入到企業、街道、社區、農村牧區等基層一線，深入到下崗職工、困難居民、貧困農牧民之中，體察民情，了解民意，直接解決涉及老百姓利益的實際問題，深受廣大幹部群眾的信任和愛戴。他廉潔奉公，嚴於律己，對家屬子女從嚴要求，為各族幹部樹立了良好的公僕形象。
2.王海峰 今年53歲的王海峰，是慶城縣瓜菜蠶桑站助理農藝師，1994年他被原慶陽縣委、縣政府破格選拔為科技幹部，1999年10月，他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參加工作的20多個春秋里，他的足跡踏遍了慶城的山山水水，為推動瓜菜產業發展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1989年，王海峰被慶城縣馬嶺鎮政府招聘為農技員，在該鎮從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在當農技員的幾年中，他系統地自學了農業科技知識，使自己的科技理論水平達到專業化。1992年，縣上決定，在馬嶺鎮實施「菜籃子」工程，他就帶領馬嶺鎮董家灘和宗顧村2村10戶群眾建起了10棟「三膜冬韭」塑料大棚，他白天下棚進行技術指導，晚上點燈苦讀科技知識。在他的精心指導和辛勤澆灌下，當年「三膜冬韭」大棚就收入了1.8萬元，棚均收入達到1800多元，在當地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震動。因為這1棟半畝大的塑料大棚，一茬的收入，相當於10畝大田作物的收入。第二年，馬嶺鎮「三膜冬韭」大棚就一下子新發展了67棟20多畝，年總收入達到12萬余元，這些都離不開王海峰的辛勤指導。
有了好的開頭，王海峰和當地的農民群眾積極性更高了。帶著喜悅，帶著農民群眾的信任，1994年，他又指導馬嶺鎮4個村26戶群眾建起了39棟19.5畝日光溫室。溫室蔬菜生產當時是一個新生事物，農民群眾連見都沒有見過，何況還在冬季。為了搞好這些溫室生產，他整天吃住在群眾的溫室中，手把手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科技知識和生產經驗免費傳授給這些渴望致富的鄉親。在農忙時節，他節假日也不休息，和菜農們同吃同住同勞動。白天，他挨個在溫室中巡查，及時發現問題，及時幫助群眾解決；晚上，他又舉辦培訓班，耐心地為群眾講解溫室蔬菜生產技術。一年下來，王海峰的臉黑了，人瘦了，頭發都花白了，但群眾的臉上有了笑容，因為他們種植的溫室蔬菜棚均收入達到1.72萬元，總收入就有70多萬元。有人譏諷他很傻，這樣賣命地干又不多一分錢工資，何必那樣呢？他說：「這里是生我養我的地方，看到鄉親們能夠致富，我也就『富』了。」有的群眾過意不去，給他服務費，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多年從事技術指導，使王海峰積累了豐富的生產實踐技術經驗。2000年，為了壯大瓜菜產業科技人才隊伍，王海峰憑著嫻熟的技術和豐富的生產經驗，被縣政府調到慶城縣瓜菜蠶桑技術指導站工作。在站上工作期間，他先後在馬嶺鎮、慶城鎮、玄馬鎮等6個鄉鎮蹲點，進行溫室、大棚蔬菜生產技術指導；參與了慶城教子川、熊家廟米家川等10個設施蔬菜生產示範點的建設工作。先後從北京、天津、湖南等省市農科院所引進了辣椒、番茄、黃瓜、西葫蘆、草莓、薄皮甜瓜、西瓜以及「航天菜」新品種120多個。他還藉助市、縣科技項目，試驗、示範和推廣了嫁接栽培技術、節水灌溉技術、病蟲害綜合防治技術、有機生態型無土栽培技術、膜面集雨種養沼一體化循環綜合利用等新技術30多項。這些新品種、新技術在全縣日光溫室、塑料大棚中進行了大面積推廣，取得了非常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設施蔬菜畝產量由原來的3000多公斤提高到現在的6000公斤以上，經濟效益較原來增加1倍多，僅2009年為群眾創經濟效益達16萬元。2009年後季到現在，他長期吃住在慶城縣玄馬現代農業示範園區，同玄馬鎮的菜農打成一片，發展蔬菜產業，使示範園區和四個行政村的瓜菜收入達到70多萬元。寒來暑往，他的辛勤奉獻，博得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極大贊譽，成為農民群眾心中的一面旗幟；他的熱心奉獻，拉近了干群關系，許許多多農民群眾成為他的好朋友、好兄弟。
多年來，由於長期在溫差大、濕度高的溫棚中工作，使他落下了一身的風濕病，但他沒有任何抱怨。他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咱是老黨員，咱不幹誰干」。王海峰家在偏遠的山村，上有父母，下有妻兒，但為了農業科技工作，他顧不上照看年邁七旬的父母和身患重病的妻子，也從沒有因家庭困難向單位提出過任何要求。為了大家，他犧牲了小家；為了群眾的菜園子，他總是不斷走東家，跑西家。在他心目中，群眾的家就是他的家，群眾的大棚就是他的辦公室。
「一雙鐵腳為民忙，一顆紅心獻給黨。」這正是王海峰的真實寫照。他的無私奉獻，獲得了省、市、縣各級黨委、政府的表彰獎勵。2007年，他被甘肅省農牧廳、科技廳、人事廳評為「優秀科技特派員」。2008年，他榮獲了由省委組織部、宣傳部、省人事廳、省農牧廳組織評選的「甘肅省農村優秀人才」獎。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欄目、甘肅電視台等媒體曾先後報道了他的事跡。
3. 王裕元：王裕元同志是原泰縣大倫鄉顧家人，生於一九一一年，出身於貧農家庭，一九四一年春天參加革命，同年秋天加入中國共產黨。王裕元同志生在黑暗的舊社會，當時正處於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瓜分中國，瘋狂掠奪中國經濟的年代。由於家境貧寒，王裕元十一歲時就逼迫到地主家當工打伙，專門服侍地主的小崽子，端尿擦屎，馱著上學，除此之外，天不亮就得掃地，燒火，晚上還要服侍老地主，裝煙，倒水，捶背，整天忙個不停，稍有怠慢，就挨打受罵，三年多的奴隸生活，他漸漸悟出了一個道理：窮人窮在社會制度的不合理。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正當抗日反偽斗爭進入高潮的時候，黨組織也深入到大倫地區進行活動。在黨組織的引導和培養下，王裕元同志的政治思想覺悟有了明顯的提高，懂得貧苦大眾要翻身要解放，除了要拿筆桿子，還要拿起槍桿子，投身革命，徹底推翻三座大山，才會過好日子。從此他瞞住父母和妻子兒女，秘密參加革命。先是挨家挨戶做過細的思想發動工作，及時傳達黨的指示，把大倫地區的抗日反偽工作搞的熱火朝天，卓有成效。黨組織根據他本人的申請和現實表現，當年秋天，就批准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鬥地主、懲惡霸運動中，王裕元同志立場堅定。
他根據縣區委指示，充分發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斗爭。他天天起早摸黑，走門串戶，依靠貧下中農，團結中農，組織民兵，發展人民武裝力量，另一方面，注重調查研究，專門查清惡霸盤剝人民的事實。他先後組織鬥地主三十多次，在每次鬥地主、斗惡霸的大會上，他身先士卒、沖鋒在前，以證據確鑿的事實，斗得地主啞口無言，低頭認罪，不得不答應人民的要求，減租減息運動開展的轟轟烈烈。
一九四六年冬天，人民公敵蔣介石公然違背全國人民的意願，撕毀「雙十協定」，瘋狂進攻各大解放區，全國內戰爆發。黨中央和毛主席轉戰陝北，指揮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為了堅決、徹底、干凈地消滅國民黨反動派，黨中央採取把蘇中蘇北的新四軍北撤，以收回胳膊，集中力量，狠狠打擊的方針，以迎接全國的解放。縣委指示新四軍一旦北撤，地主反動武裝將會猖獗一時，很可能利用大倫庄的有利地形和眾多華麗房屋做掩護，建築碉堡據點，搞反革命復辟，以阻擋人民解放戰爭的滾滾洪流。為了不讓國民黨反動派和還鄉團有機可乘，要求在新四軍北撤之前，以最快速度，最短的時間，將大倫庄地主幾千間房屋，全部拆除。這就是赫赫有名的「破拆」運動。王裕元同志一回到鄉，立即召開鄉村幹部會，傳達上級指示，部署破拆工作，連夜發動大倫鄉人民群眾，連同周邊地區共組織一萬多個男女老少，爬上地主的屋頂，用釘耙築的築，用翻耙推的推，用木頭撞的撞，用擔子挑的挑，用籮筐抬的抬，大小船隻運的運，火把把大倫庄照的通紅。
王裕元同志親自登上屋頂，一面指揮群眾拆屋，一面參加拆屋行動，他飯顧不上吃，水也顧不上喝，腳被釘子戳破，鮮血從鞋裡往外滴，也顧不上包紮，原定三天三夜的破拆任務，由於王裕元同志組織周到，指揮有方，僅用一天一夜的時間，就把大倫庄十八個大門，五千多間房屋全部化為平夷。國民反動派曾想在大倫庄造據點，建圩子，阻止新四軍南下的陰謀徹底破產。
不屈服，忠於黨，赤膽忠心。1947年10月初十下午，王裕元同志在大倫庄南郊申家拐兒一群眾家召開鄉村幹部會議，研究部署新四軍北撤後，在白色恐怖下，如何保存自己，繼續開展工作。正當會議緊張進行的時候，由於叛徒告密，加之站崗放哨的民兵一時疏忽，大河東塔子里據點的反動派像餓狼一樣從三個方向包圍了申家拐兒，撲向王裕元開會的哪棟房子。王裕元同志臨危不懼，首先燒毀文件和材料，接著組織幹部轉移，最後自己留下一個手榴彈，先躲在西屋粗板床底下，手和腳蹬住床愣子，敵人顫顫抖抖地用鐵叉在床底下倒戳了幾遍，以為床底下沒有人，這時富農的老婆示意，敵人把西屋圍的水泄不通，王裕元本想拉開彈弦與敵人同歸於盡，但想到周圍還有十幾個群眾在場，為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他放棄了自曝身亡的念頭，就在這一瞬間，敵人把床掀翻，王裕元同志落入了敵人的魔掌。敵人先施軟的，說只要王裕元交出在場的誰是黨員，誰是幹部，就不追究王裕元的責任，王裕元一口否認，破口大罵。接著又是嚴刑拷打，王裕元死不低頭，絕不屈服。敵人花了好的的功夫，沒有從王裕元同志的嘴裡，得到絲毫東西，只好將王裕元同志，五花大綁，想押到塔子里的據點去，但王裕元同志一步都不移，黔驢技窮的反動派，只好將王裕元捆在門板上，抬著走。王裕元在門板上活蹦亂跳，鬧得敵人不好抬，這時天色已晚，駐守在茆垛的新四軍游擊連聽到王裕元同志被捕的消息，從響堂村的牛橋趕來救援，窮凶極惡的敵人見勢不妙，就在大倫庄南頭的壩頭將王裕元同志謀害，時年37歲。
王裕元同志是黨的好乾部，人民的好兒子，他把短短的一生，獻給了黨，獻給了人民的解放事業。
王裕元同志的英勇事跡，永遠銘記在廣大人民心中。

『陸』 黨的好乾部 指的是誰啊

黨的好乾部，指的是焦裕祿。
焦裕祿，革命烈士，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2年被調到河南省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時值該縣遭受嚴重的內澇、風沙、鹽鹼三害，他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同全縣幹部和群眾一起，與深重的自然災害進行頑強斗爭，努力改變蘭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舊忍著劇痛，堅持工作，被譽為「黨的好乾部」、「人民的好公僕」。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鑄就了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焦裕祿精神。

『柒』 建國68年了,一共出了幾位黨的好乾部

中國歷屆教育部長 馬敘倫 1949.10--1952.11 教育部部長 張奚若 1952.11--1958.02 教育部部長 楊秀鋒 1958.02-1964.02 教育部部長 劉季平 1964.02--1964.10 教育部代部長 何偉 1964.10-1968.07 教育部部長 朱奎 1968.07-1969.05 教育部部長 劉鴻益 1969.05-1970.01 教育部部長 周榮鑫 1975.01-1977.01 教育部部長 劉西堯 1977.01-1979.02 教育部部長 蔣南翔 1979.02-1982.05 教育部部長 何東昌 1982.05-1983.06 教育部部長 李 鵬 1985.06-1988.04 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李鐵 映 1988.04-1993.03 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朱開軒 1993.03-1998.03 國家教育委員會主任 陳至 立 1998.03-2003.03 教育部部長 周 濟 2003.03-2009.10 教育部部長 袁貴 仁 2009.10-

『捌』 感動中國的二十世紀60年代的黨的好乾部是誰

感動中國的20世紀60年代的黨的好乾部是:焦裕祿。
焦裕祿(1922年8月16日-1964年5月14日)，山東淄博博山縣北崮山村人，原蘭考縣委書記，幹部楷模，中國共產黨革命烈士。在蘭考擔任縣委書記時所表現出來的"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被後人稱之為"焦裕祿精神"。
1922年8月16日，焦裕祿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被任命為尉氏縣大營區委副書記兼區長，1954年8月相繼在哈爾濱工業大學、大連起重機廠機械加工車間進修，1962年被調到河南省蘭考縣擔任縣委書記，1964年因肝癌病逝於鄭州，終年42歲。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等11個部門聯合組織的評選活動中，焦裕祿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玖』 我國焦裕祿式的好乾部

紅網連續報道之一：焦裕祿式的好乾部——胡昭程
作 者： 林之樂 吳通清
欄 目： 湖南要聞
日 期： 2001-09-10
稿 源：
正 文： 教師節來臨前的一天清晨，在湖南省桂東縣，一隊隊少先隊員、青年團員胸戴白花，自發來到位於縣城西南方的寶塔山上，在一座墳墓前，他們庄嚴肅穆地獻上他們親手製作的花環。

這里，長眠著他們敬愛的一個人——桂東縣原教育局局長胡昭程。

一個埋頭數十年，在邊遠的貧困山區創造了教育奇跡的人。

一個有著強烈的愛心，卻又對自己的家人極為「冷漠」的人。

一個視事業比生命更為重要的人。

為了黨和人民的教育事業，他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直到將自己52歲的本應健碩的身軀滋養他腳下深愛著的土地。

在這第十七個教師節來臨之際，紅網特推出《焦裕祿式的好乾部——胡昭程》大型連續報道，謹以此文獻給為黨的教育事業奮斗終生的胡昭程同志。今天刊發第一篇《大山裡的奇跡》。

地處湘粵贛邊區的桂東縣是國家級貧困縣，17萬人口之中至今仍有3.6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在郴州市，至今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想不通，去桂東」。

然而，就是在這樣一個「連鳥都飛不過」的地方，卻創造了教育的奇跡：這里的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99.3%，鞏固率99.9%；初中入學率100%，鞏固率98.1%。在短短的幾年時間里，80%以上的干打壘校捨得到改善；引進香港「苗圃行動」資金598萬元，建成「苗圃希望小學」29所。2000年，全縣高考錄取率達85.48%；今年高考，僅桂東一中就有76人上了本科錄取線。

由於教育的長足進展，促成該縣黨政一班人下定決心，每年以80%的財政收入作為教育投入。在當今教師隊伍人心不穩之際，全縣教師流失率卻僅為千分之零點幾。1998年，桂東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實現「兩基」目標，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評為「兩基」先進縣；1999年4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在桂東召開「全省貧困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農村教育現場會」,下發了《關於學習推廣桂東縣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通知》，全國各地數百個團組、數萬名黨政幹部和教育工作者先後到桂東來參觀學習。

漫步在田間地頭，只見一座座頗具規模的現代化學校高高矗立，有如鑲嵌著一粒粒明珠。此時此際，你怎麼也不相信，這里是素有「湖南西藏」之稱的桂東。難怪1999年國家教育部原副部長周遠清同志前來視察工作時，由衷地說：「桂東在貧困落後的地方辦出了發達地區的教育，真了不起！」
http://www.gdjyw.com/zcjs/hzc2/red091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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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縣委書記牛向陽近日在全縣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專題報告會上指出，要結合宣傳身邊的榜樣，以典型引路，把先進性教育活動落到實處，為鳳台率先崛起和在全省率先躋身全國百強縣提供堅強的政治和組織保障。本刊今天刊發的長篇通訊《焦裕祿式的好乾部———郭新吉》和《王志文：三十八年的平凡 三十八年的奉獻》，就是我們身邊的榜樣。他們為共產黨員如何在新時期保持先進性做了新的詮釋。黨員領導幹部要以郭新吉為榜樣，對照自己，自覺在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上找差距。普通黨員要以王志文為楷模，反思自己，如何在本職崗位默默奉獻，實踐黨的宗旨。進一步增強實干意識、創新意識、奉獻意識，永葆共產黨員的先進性，為實現鳳台的新崛起發揮應有作用。

焦裕祿式的好乾部———郭新吉

歷史跨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黨中央重提學習焦裕祿，激盪著億萬人民的心。在這英雄輩出的年代，廣袤遼闊的皖北大地上，涌現出一位「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他就是原鳳台縣委書記郭新吉。

「為群眾辦事苦點、累點算不了什麼。」

1972年秋冬，皖北鳳台縣遇上了罕見的內澇災害：全縣50多處內河堤壩紛紛潰破，30萬畝糧田頃刻被淹，糧食急劇減產，許多災民等待救濟。
就在第二年的3月，郭新吉肩負黨組織的重託，出任鳳台縣委副書記，主管農業生產。到縣上任的第二天，東方還沒泛起魚肚白的時候，郭新吉就到內澇最嚴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
一路上，看到受淹的糧田，就赤腳蹚水而過，了解災情；碰上農民，就地一蹲，向農民問寒問暖；走進村莊，就往農家茅屋裡一鑽，往農民床沿上一坐，親熱地同農民聊起來……
在鄉下跑了一圈，郭新吉認准了影響鳳台經濟發展的是水。他在縣委常委會上提出：「鳳台受害於水，治窮必先治水。」然而，鳳台水利現狀究竟如何？正確的治水良策是什麼？大家的心裡都沒有底。郭新吉建議：「成立水利普查隊，對全縣水情深入調查，再作治水決策。」
於是，有100多人參加的縣水利普查隊宣告成立。郭新吉率領大家背著水壺，帶著干糧，扛著標桿出發了。他們穿水田，過河灣，宿村頭，象地質隊員那樣，辛苦踏勘著鳳台縣的山山水水，崗崗窪窪。
日復一日的奔波，通宵達旦地熬夜，使郭新吉患了頸椎骨病。為了不影響下鄉，他瞞著大家不去醫院就診，囑咐家人保密，自製了一個頸椎骨牽引套，走到哪帶到哪兒，利用夜晚吊在門框或床頭上牽引。兩個月過去了，牽引套換了一個又一個，郭新吉的頸椎骨病沒有好轉，後頸部的頭發卻被牽引套磨去了大半。
一天深夜，奔波一天的郭新吉頸椎骨酸疼難忍，老伴心疼地說：「你病成了這個樣子，住院休息幾天吧！」郭新吉說：「我這點病是小事，全縣水利普查才是大事。」第二天清晨，郭新吉又和水利工程師嚴正出了縣城。他倆從禹王山下跨淮河，過東風湖，沿著焦崗湖繞了大半圈，足足走了35公里。一路上，郭新吉走村串戶，興致勃勃，直到下午4點鍾才簡單吃了頓午飯。回城的路上，頸椎骨陣陣酸疼，他仍然咬著牙走著、揉著。嚴工程師關心地說：「你身體不好，不要硬撐了，打個電話讓縣委小車來接一下吧！」郭新吉不同意：「為群眾辦點事苦點累點算不了什麼。我們走著回去，還可以多了解一些情況。」就這樣，他倆一路邊走、邊看、邊問，直到晚上9點多鍾才走回到縣里。
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奔波，郭新吉率領水利普查隊，跑遍了全縣的山水崗窪，終於摸清了全縣境內五大自然水系的源和流，一個「崗窪結合，排灌結合，旱澇兼治，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的水利建設藍圖繪制出來了。一場全縣動員，幹部、群眾齊上陣的興修水利高潮從此興起。
在鳳台，提起貫穿全縣南北的「永幸河」，人們總會想起郭新吉。
1977年晚秋，永幸河樞紐工程方案一出台，就有人提出異議：「這次工程要切開淮北大堤，搞不好會掉腦袋的！」剛接任縣委書記的郭新吉堅定地回答：「樞紐工程一定要上，不上，永幸河等於白挖。出了問題，我負責！」郭新吉深深知道，淮北大堤切開後，必須在汛期到來之前重新合攏，否則將直接危及兩淮煤田、京滬干線，責任重大啊！為了搶時間，爭速度，郭新吉和縣委一班人吃住在工地，拉著裝滿石頭的板車，行進在運石隊伍最前列。
一場澆灌閘板的硬仗打響了。整整三天三夜，郭新吉沒有離開過工地，餓了他就啃一口乾饃，困了就靠在木板上打個盹，就在第一塊閘板竣工之際，郭新吉因疲勞過度倒在閘板上，頭臉摔青了幾塊，左臂韌帶嚴重損傷。縣委的同志要送他進醫院，郭新吉哪裡肯：「這里就是戰場，我決不能離開！」就這樣，他拖著摔傷的身體，一直堅持到淮北大堤汛前安全合攏，樞紐工程順利建成。
鳳台縣委的同志都知道，每年夏秋時節的防汛工作消耗了郭新吉大量精力。鳳台是沿淮低窪地區，每臨汛期，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危都令郭新吉夜不能寐。多少個日日夜夜，他帶領縣委一班人戰斗在防汛最前線，夜裡守在電話機旁休息；他曾在險要地段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直到水退堤安；他曾帶著縣委一班人，蹚著齊腰深的洪水，到災區察看水情，把救災物資送往災區。
有年秋天，江淮地區連降大雨，沿淮各地相繼潰堤、行洪。就在東風湖行洪的第二天，郭新吉擔心行洪區還有人沒撤離，又冒險乘木船前往察看。船行至行洪口處，由於水位落差很大，船體打橫、傾斜，船上4根纜繩一下崩斷3根。在危急時刻，郭新吉沉著指揮，僅靠一根纜繩的拉力，將船劃出急流漩渦。事後，人們才知道郭新吉不會游泳，都埋怨他不該去冒險。郭新吉卻認真地說：「我不去看看，就不放心，就是失職呀！」

「把根深深扎在群眾之中」

凡是跟郭新吉一塊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他的特點：越是邊遠、貧困的鄉村，他越愛去，而且總是徒步下鄉。一次，郭新吉去邊遠的尚塘鄉，辦公室派了吉普車，郭新吉不肯：「貧困地區農民的溫飽問題還沒解決，我們坐小車下鄉會脫離群眾。再說，徒步下鄉也易於接近群眾，了解情況。」這一天，他徒步走了80多里地。
每當下鄉，他總是便飯從簡或帶上水壺和干饃，從不給村幹部和農民添麻煩。他常對身邊的同志講：「大吃大喝就把共產黨人的本色給吃光了，把幹部與群眾的關系吃掉了。」一次，郭新吉到錢廟鄉檢查防汛工作，跑了一天沒吃飯，村幹部很不過意，瞞著郭新吉抓只家養的雞殺了。菜端上來，郭新吉堅決不吃：「小雞端走，下碗青菜面，不然我走了。」村幹部無奈，只好照辦。
毛集鄉小花庄因為窮，是全縣有名的「光棍村」。郭新吉到村裡訪農戶，跑田頭，幫助村裡分析原因：一是水利設施差，無抗旱排澇能力；二是水稻面積少，糧食產量低，打這以後，郭新吉常來小花庄，帶領群眾修水渠，建電站，旱田改水田，擴大水稻面積。兩年後，小花庄水利配套，稻花飄香，農業生產打了個翻身仗，鄰鄉的姑娘也一個個嫁到了小花庄。
徐橋村是鳳台縣有名的窮地方，郭新吉在徐橋蹲點，幫他們規劃了兩座電灌站，發動群眾挖了5條引水渠。1977年秋，徐橋人迎來了第一個豐收年，第一次不吃救濟糧了。秋後的黨支部會上，人們情不自禁地談起了郭新吉，決定派老黨員徐文良送50公斤最好的大米給郭書記嘗嘗。誰知老徐竟被郭新吉擋在門外。老徐說，「這米是你帶領咱們栽下的，今年水稻豐收，大夥都有這份心意，你不收，俺無法向支部和鄉親們交待！」郭新吉很受感動，他按國家大米價格付了錢和糧票，留徐文良吃了頓飯。老徐臨走時郭新吉交待：「今後不準再送米來。」
東風湖行洪區群眾的居住問題，始終是郭新吉的一塊心病，目睹洪水泛濫後的斷垣殘壁，郭新吉流下了眼淚。他沉重地對鄉幹部說：「不能改變行洪區的面貌，黨派我們來干什麼！」
隨後，郭新吉帶領縣委、縣政府調查組進駐行洪區，廣泛聽取基層幹部、群眾和水利工程技術人員的意見，最後形成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方案：靠近便峽段行洪堤的河口、張王、何台村就地築庄台；緊靠淮河大堤的塘沿、劉崗、大橋村全部遷入大堤內；董崗、徐大郢、三拐、後拐村因面積大、人口多，築保村圩；石灣村因淮河幹道拓寬遷往河東山上。
「認準的事堅決干！」郭新吉和縣委一班人上工地參加勞動，帶領群眾大幹了兩個春秋，改變了行洪區的面貌。1983年秋後的一天，郭新吉帶領縣委一班人到東風湖察看水情，一位老大娘拉著郭新吉的手感激地說：「這下好嘍，洪水治住了，咱們的日子好過了，還是共產黨好啊！」郭新吉深情地對大家說：「咱們辦了一點應辦的事，老百姓都忘不了。黨的幹部只有把根深深扎在群眾之中，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和依賴！」

「打鐵需要本身硬」

早在1987年，郭新吉就給自己約法三章：不以權謀私；不損公肥私，假公濟私；不收受賄賂禮品。這「三不」，始終融貫在他的言行中，影響著縣委一班人。
郭新吉剛調入鳳台工作時，老伴和6個孩子都沒有工作，全家僅靠他一個人的工資生活，經濟上比較緊張。有關部門的同志考慮到他的實際困難，想給郭新吉老伴安排干臨時工。郭新吉知道後制止說：「我老伴不識字，不夠條件，不能因為我是書記就照顧她。」
郭新吉「文革」中受沖擊，他的大女兒當時年歲小，因驚恐刺激過度，後來患有精神病。有位廠長想減輕他一點家庭負擔，准備給他大女兒安排個工作。郭新吉聞訊，找到這個廠長：「女兒不能工作，不能白拿國家的錢！」
郭新吉的六弟從小臉被狼咬去半邊，父母又早年去世，一直由郭新吉撫養。前些年與外地一位農村姑娘成了家。郭新吉調到鳳台工作後，有人好心背著郭新吉將其弟媳的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郭新吉發現後，立即找到公安部門，將弟媳的城鎮戶口注銷了。回到家，老伴哭著說：「六弟從小殘疾，好不容易成了家。這戶口一銷，不是拆散了這個家嗎？！」
郭新吉鼻子一陣發酸，但他仍堅定地同老伴和六弟說：「我不能因為是領導就以權謀私，搞不正之風。你們不是也恨不正之風嗎？我若這樣搞，你們恨不恨？你們不恨群眾恨！」郭新吉的肺腑之言，得到了親人的理解。不久，包括郭新吉六弟媳在內的清理農轉非名單張榜公布出來，引起了很大震動，不僅教育了廣大幹部，也促進了全縣社會風氣的好轉。
有年冬天，郭新吉四弟的女兒從河南老家趕到鳳台求伯伯給找個工作。侄女在家裡一住就是一個多月。老伴沉不住氣了，便把這事跟縣福利院院長方誌平透露了。老方快人快語：「行！跟老郭通通氣，我把你侄女安排到福利紙袋廠做臨時工。」誰知郭新吉聽了一口回絕：「不行！她沒受這個照顧的資格。」郭新吉的四弟知道了這件事，生氣地瞞著郭新吉找老方讓侄女當上了臨時工。一個月以後，這事被郭新吉發現了，他先是對老伴發了一通火，然後又找到方誌平，讓老方辭掉了侄女。
在鳳台縣直機關，人們至今談起郭新吉兩封家信的事，仍贊不絕口。那日郭新吉任縣委書記期間。有一天，他開會抽不出身，就讓公務員幫寄兩封家信，同時交2角錢買郵票。公務員說：「辦公室郵票現成的，幹嘛還要買？」郭新吉認真地說：「公是公，私是私，我這是私人家信，不能用公家的郵票。」
郭新吉在縣委工作十幾年，自己很少坐小車，對於家屬、孩子要求更嚴，就是順便搭一下車也不準。1980年，郭新吉在阜陽工作的一個兒子回來探親，回去時恰好趕上縣委小車去阜陽辦事，司機提出車上有空位，可以把他帶回去。可郭新吉卻去買了張車票，讓孩子擠上長途汽車。郭新吉說：「這對家屬、孩子有好處，不能讓他們養成一種優越感。」
原縣委黨校食堂的4間草頂泥牆倉庫，郭新吉一家老小在裡面一住就是11年。1984年，縣里有計劃地翻修危房，其中也包括郭新吉的住房。當時，縣里安排郭新吉暫時住進招待所，郭新吉誠懇地說：「不必添麻煩了，這點困難我自己能克服。」三九寒天，郭新吉借來一塊油布，搭起了一間帳篷，一家人在裡面住了一個冬天。
打鐵需要本身硬。郭新吉始終認為，作為縣委書記，只有嚴以律己，帶頭做到一塵不染，兩袖清風，才能要求大家清正廉潔，克己奉公。
他時常囑咐老伴和孩子，任何人送東西都一概拒收。一天晚上，郭新吉家來了一位基層幹部，拎了一包土特產品，想請郭新吉為他愛人的「農轉非」說說話。郭新吉直言相告：「你愛人能不能轉為城鎮戶口，這要看符不符合戶口政策，要由公安部門來研究決定，不是我能幫忙的事。請你把東西拿走。」這位幹部執意要把土特產留下。郭新吉火了，不客氣地說：「你若放在這里，我明天拎到縣委門口給你曝光。」這位幹部很尷尬，只好拎著東西走了。這件事傳開後，人們都知道郭新吉是個軟硬不吃的「怪人」。再也沒有人敢給他行賄、送禮了。

「人離休了思想不能離休」

1986年12月，郭新吉離休了。離休後，為了讓子女們集中精力工作，他主動分擔了家庭購買煤、糧、菜的任務。一天，他拉著板車去幾里外的煤場拉煤，因為買煤的人多，他就拉車站在最後面排隊。煤場的認出是郭書記，驚訝地說：「老書記，你這樣大歲數，自己來拉什麼煤，待會兒我們給你送去。」郭新吉說：「謝謝你們，別人能排隊拉煤，我為什麼不能。」他硬是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一個人把煤拉回家。
郭新吉離休後，家裡也曾熱鬧過一陣子。有人給他送來了顧問之類的聘書，有人來請他掛個名譽職務。郭新吉一一謝絕。一天晚上，一位自稱是某公司經理的人來到郭新吉家，想請他幫忙「辦點事」，並保證「不會虧待」。郭新吉回絕後，這個人指著郭新吉破舊的傢具說：「你馬列了一輩子管什麼用？現在離休了，也該活套活套了。」郭新吉說：「我人雖然離休了，但我思想不能離休，我還是一名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就不能幹給黨抹黑的事。」
鳳台淮河大橋建設期間，郭新吉工作過的阜陽縣一個建築單位的同志來找他說：「老領導，大橋建設工程量大，勞駕你動動嘴給我們搞一個工程干，辦好了給你2000元辛苦費。」郭新吉眉頭一皺，說：「這事我絕對不能幹，那不是共產黨員乾的事。況且我已經離休了，不管大橋建設的事。」他還勸告說：「作為老領導，我要求你不要拿這錢去腐蝕別的幹部。」一席話，說得那位同志尷尬而去。
然而只要是黨的需要，郭新吉總是主動請戰，不講價錢。去年10月下旬，王集鄉東朱、王郢兩個村的幹部多次向縣里反映，由於新集煤礦征地，兩村之間的水系被打亂，直接影響了1000多畝土地的水利灌溉，急需縣里幫助解決，縣里為此請郭書記「出山」作參謀。「老水利」郭新吉實地察看後，提出在兩村兩邊建一個電灌站，既能避開塌陷區、工礦區、生活區，又不影響領近村。縣政府很快批准此方案，建成了電灌站，有了好的效益。當地農民感激地說：「老書記又為俺們辦了樁好事！」
城北鄉崗湖、南金兩個村群眾的溫飽問題一直沒解決，郭新吉離休後始終記掛著這里的群眾。1988年春，郭新吉將兒女們給他買冰箱的3000元錢拿來，又從親戚朋友家借來2000元錢，牽頭承包了九里灣內的62畝沼澤溝塘。當初的九里灣雜草叢生，蚊蟲多。郭新吉每天起早揣上兩個饅頭，帶上一壺白開水，晚上披著余暉歸。烈日下，他光著脊樑板在魚塘拔葦根，除雜草。腳被葦根扎破了，撕塊布條纏一纏；腿被蟲咬腫了，抹上一點紅葯水、風油精；細雨中，他披塊塑料布，肩扛大鐵鍬，看渠放水。他曾三下焦崗湖，四上城北湖，向漁業工程師求教，回來邊學邊實踐。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奮斗，62畝精養魚塘終於出現在九里灣內。當年投放的400萬尾毛仔，當年就有了效益。去年夏，郭新吉按股份第一次分得九里灣養魚紅利500元，他家都未回，悄悄把這筆錢送給崗湖村小學。
在郭新吉的示範帶動下，九里灣內的2000畝沼澤窪塘得到了全面開發，兩年時間，精養魚塘由62畝發展到170畝。同時，隨著魚塘的開發，水源問題的解決，帶動了九里灣內蔬菜生產的大發展。長達2.5公里的魚塘兩岸，四季蔬菜鬱郁蔥蔥，種菜面積已達400畝。九里灣內的老百姓每年人均增加收入150元。看到兩個村的農民逐步解決了溫飽問題，今年4月，郭新吉主動將62畝魚塘連同固定資產全部移交給縣水利部門。崗湖等村群眾動情地說：「多好的縣委書記呦，離休了還想著咱老百姓。」
今年春天，縣里決定利用焦崗湖的水面資源，加快開發魚場。為了摸清焦崗湖的資源情況，給縣委提供決策參考，郭新吉打算同縣人大幾位領導一起去實地考察。不巧，這時天連降大雨，他的關節炎復發了，又患了前列腺炎。連解小便都疼痛難忍。一天清晨，縣人大一位同志來邀他出門，老伴小聲說：「老郭病得厲害，不能出門！」
躺在床上的郭新吉聽到了，硬撐著下了床，沖著老伴說：「你怎麼說我不能出門，我這不是好好的嗎？」
老伴生氣地說：「你早已離休，還操那麼多心，不要命啦！」
郭新吉急了，對老伴說：「離休就不能革命了？咱們縣還不富裕，我這個老黨員還能為老百姓辦點事。」
老伴拗不過他，心疼地望著他消失在雨霧中……
http://www.ft.gov.cn/zwgk/topic_view.php?id=49&ty=1

『拾』 請你列舉幾位焦裕祿式的好乾部並簡要介紹其事跡

1、柴生芳

柴生芳(1969—2014)，男，漢族，1969年7月出生，甘肅寧縣人，中共黨員，1990年7月參加工作，2004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學歷，博士學位。

2014年8月15日凌晨，當時為臨洮縣縣長的他，因為加班開會後在宿舍休息，誘發心源性猝死，年僅45歲。

定西市「優秀共產黨員」，甘肅省「優秀共產黨員」，中宣部「時代楷模」。中組部「全國優秀共產黨員」。2015年6月，被推選為德耀中華·第五屆全國道德模範敬業奉獻模範候選人。

2002年，柴生芳留學歸來，帶著對黃土地的深深熱愛，加入到建設家鄉的行列當中，殫精竭慮、夙夜在公、一心為民、忘我奉獻，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997年5月，柴生芳赴日本國立神戶大學留學。留洋博士的光環，讓他有更多到發達地區工作的機會，但是，他毅然決然地回到了生他養他的黃土地。

2006年，柴生芳主動請纓從省委辦公廳調任有「苦甲天下」之稱的定西工作，這一干就是8年。「出門招商、回家下鄉」 這是他給自己制定的兩條工作法之一。

為了盡快改善當地農民落後的生產生活條件，推進農村路、水、房、電等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多次匯報銜接，柴生芳爭取到了總投資9.1億元的「六盤山片區交通扶貧攻堅示範試點縣」項目。

在臨洮工作期間，他跑遍了全縣323個行政村，全面深入了解掌握縣情實際。面對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臨洮，柴生芳提出了建立「五個到村到戶」的精準扶貧思路。

「開門辦公、馬上就辦」這是柴生芳為自己制定的第二條工作法。「開門辦公」，群眾來說事情，對他來說是「送上門的社情民意」「送上門的群眾工作」和「送上門的發展點子」。

柴生芳的生活非常簡朴，他乘坐的公車上，除了雨鞋、雨衣、草帽、茶杯、筆記本外，再無他物；他逝世時，腳上還穿著滿是破洞的襪子。「陞官發財，莫入此門」，這句話被醒目地寫在柴生芳一本工作日誌的扉頁上。

2014年8月15日凌晨，柴生芳同志因長期超負荷工作，勞累過度，誘發心源性猝死，在辦公室不幸去世，享年45歲。

2、沈浩

沈浩（1964年5月-2009年11月6日），安徽省蕭縣人，原小崗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村委會主任。

1986年6月，畢業於銅陵財經專科學校。198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安徽省財政廳參加工作。

2004年，作為安徽省第二批選派農村任職幹部到到鳳陽縣任小溪河鎮黨委副書記、小崗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村委會主任。

2004年，沈浩同志到安徽鳳陽小崗村任黨支部第一書記。在小崗村任職近6年來，始終以黨和人民的事業為重，幹事創業，勤奮務實，勇於創新，無私奉獻，以實際行動踐行科學發展觀。

忠實履行共產黨員的神聖職責，在廣大幹部群眾心中豎起了一座巍峨的豐碑，使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小崗村，有了突飛猛進的大發展。

時代先鋒，優秀共產黨員沈浩同志，因忘我工作，積勞成疾，倒在了工作崗位上，年僅46歲。為黨的事業，為「三農」做出了重大貢獻。唯一愧對的是他的老母親、愛妻、愛女與自己。

沈浩為小崗村修建公路，引進資源，集中土地。為黨的事業，為「三農」做出了重大貢獻。獲得全國農村基層幹部「十大新聞人物」、安徽省第二批選派幹部標兵、全國百名優秀村官、感動中國2009年度人物、全國敬業奉獻模範等榮譽。

3、孔繁森

孔繁森（1944年7月-1994年11月），男，漢族，中共黨員，山東聊城人，孔子第74代孫。他18歲參軍，196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9年復員後，他先當工人，後被提拔為國家幹部。

1979年，國家要從內地抽調一批幹部到西藏工作，時任聊城地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孔繁森主動報名，請人寫了「是七尺男兒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還鄉」的條幅。

剛到西藏，他又寫下「青山處處埋忠骨，一腔熱血灑高原」，以此銘志。 孔繁森同志是優秀共產黨員，焦裕祿式的好乾部、時代先鋒、領導幹部的楷模、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2018年12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授予孔繁森同志改革先鋒稱號，頒授改革先鋒獎章。

4、胡昭程

胡昭程，湖南省郴州市桂東縣人，1969年10月參加工作，197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長期工作在教育戰線，先後當過教師、班主任、中學校長，1983年12月任桂東縣教育局副局長。

1990年5月任桂東縣教育局黨組書記、局長，1998年3月任桂東縣人民政府助理調研員兼教育局局長，因積勞成疾，不幸於2000年12月21日病逝，終年52歲。

30多年來，胡昭程同志紮根山區，艱苦奮斗，開拓進取，無私奉獻，為桂東縣的教育事業付出了心血和生命。

特別是他主持桂東縣教育局工作以來，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團結和帶領全縣教職員工，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銳意創新，走出了一條花錢少、效益高、符合貧困山區實際的發展教育的路子，為改變山區的落後面貌作出了突出貢獻。

1992年，桂東縣成為湖南省首批「實驗教學普及縣」；1996年，實現了基本掃除文青壯年文盲的目標；1998年，全縣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兩年實現「兩基」目標，被省、市人民政府授予「兩基」工作先進縣稱號；

1999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桂東縣召開「湖南省貧困地區與少數民族地區農村教育現場會」，並下發了《關於學習推廣桂東縣教育改革和發展經驗的通知》，桂東成為湖南農村教育的一面旗幟。

胡昭程同志的工作得到了各級組織和領導的肯定，先後10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先進教育工作者，並受到記功獎勵。

1995年9月，被評為全國優秀教育工作者，1998年9月，被中共郴州市委、郴州市人民政府授予「十佳教育公僕」榮譽稱號。

5、馮文林

馮文林，男，廣西桂平市扶貧辦原副主任，工作十分嚴謹，清正廉潔，秉公辦事。他不幸病逝的消息，讓很多人感到震驚、痛惜。

2012年5月，馮文林的老家油麻鎮平安村有一條扶貧路，馮文林帶隊去驗收時，發現工程量不夠。對負責項目施工的單位，他嚴格按標准驗收，毫不講情，要求必須補足工程量才給予驗收通過。

馮文林從來不收受群眾的禮物，也不接受建設施工方的宴請。每到一個村子，群眾都喜歡走到他身邊，與他交談或詢問扶貧政策，他總是微笑著對村民耐心解釋，讓群眾滿意而去。

馮文林對工作總能做到「早謀劃，早安排」。他經常對同事說，「雨露計劃」是一項造福農村貧困家庭子女和群眾的民心工程，是增強貧困農民就業能力、脫貧致富的重要途徑。

為確保圓滿完成年度及「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工作任務，讓貧困戶盡快入住新居，馮文林毫無怨言挑起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這個重擔。

他個人沒有車輛代步，每天為了按時8:00前到達紫荊鎮安置點指揮工人工作，他在6:30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趕上乘坐紫荊專線第一班車，到站後再步行2公里多的路程到達安置點。

為了趕上進度，他全天候與工人打拚在工地上，下雨天穿長筒水鞋，披上雨衣；天氣炎熱，汗流浹背，便用毛巾抹乾汗水，累了就回移動板房辦公室伏台休息半個多小時，就是這樣一直奮戰到晚上9點多，日復一日，堅持到安置點整個項目完成。

2017年，桂平市扶貧辦組織全體幹部職工體檢，馮文林心系安置點的工作，放棄了體檢機會。長期超負荷工作，透支了馮文林的體力和精力，他慢慢變得消瘦，身體常常不適，但仍然堅持工作。

2018年1月，馮文林感覺勞累越來越嚴重，他這才聽從單位領導的勸告，拖著疲憊的身體到自治區人民醫院做全面檢查。醫生建議住院觀察，以進一步確診。

他認為是勞累引起的不適，記掛著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肯浪費時間住院，馬上回到桂平投入到工作中，直至確診肺癌的報告出來，他仍牽掛著扶貧工作的事情，處理分管工作的大小事務。

3月28日凌晨，他帶著對扶貧工作的無比眷戀，對幫扶貧困對象的深情，悄悄地走了，腳步停止在56歲的人生終點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