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歐洲18世紀興起的中國熱

⑴ 結合材料一和所學知識，說明導致18世紀歐洲出現一股中國熱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那時歐洲興起工業革命，需要大量資本市場正是對外擴張的時候。中國地大物博的閉關鎖國無論是文化還是物質對他們來說是神秘有誘惑的。中國的東西很難出口到外國，就變得珍貴。外國貴族爭相收藏拿來炫耀成為常事，比如茶葉，貴族們會用精緻瓷器表演如何炮製還會把葉子全部吃完。

⑵ 十八世紀歐洲掀起「中國熱」，當時的歐洲人有多愛中國

我們都知道在18世紀的歐洲是極為喜歡中國文化的，在當時的歐洲的大街小巷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中國的影子。而且在那個時候，但凡是一些富貴人家，家中就要放著一些中國運來的瓷器以及茶葉。而且歐洲人喜歡喝茶的習慣也是因為喜歡中國的茶葉而養成的。

但是可惜的是，中國當時自以為是天朝上國而不去學習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先進的技術，這就導致中國的國力開始下降，中國開始落後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也就導致了中國熱後來在歐洲漸漸的衰退了。

⑶ 十八世紀為什麼在歐洲大陸掀起中國風

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勢待發。一朝被引，即成疾風。所向披靡，傾倒一方。
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現的載體。所以文化不管什麼類型，產生自哪個民族或地域，因為有人性這個媒介，一經接觸，就會相互吸引，進而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乃至相互交融。當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會很快交融，有的甚至還會發生摩擦，以至戰爭，例如宗教文化，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都是。但大的趨勢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過程。
一般來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產力發展的先後，也會對文化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歐洲人自17世紀起就開始擺脫農耕文明，開始了工業文明。他們的文化遂轉型為「工業文化」，而我們直到現在，雖然生產方式已經工業化了，但文化形態基本上還保留著農耕文明的特點。因為一種新型文化形態的形成需要時間的沉澱。工業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質力量和以「普濟眾生」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這種文化的特點是陽剛文化，強力文化，它是進取性的，是岀擊型的。而我們的農耕文化是一種陰柔文化，它是封閉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就跟西方這種「工業文化」的特點很有關系。因為是岀擊型的，所以它要輸出他們的文化，首先是他們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這就必須派傳教士；因為是進取性的，求知慾很強，急於了解世界的事情，並且拿回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初的西方傳教士就起著這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這就形成了歐洲人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初潮。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兒」是歐洲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都有雙重的素質：虔誠的佈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後，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利瑪竇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最初他們只知道有個產「絲」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賽麗斯」，後來又叫「契丹」，再後是「奇那」。中國有史料說，羅馬人曾在6、7世紀派使團來過中國。但歐洲卻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那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後，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曆皇帝的准許。在這前後葡萄牙、法國、義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圖）。
利瑪竇於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採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曆皇帝朱翊鈞）。最後他死在中國，生前留下了《利瑪竇札記》。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康熙於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無害」），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於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餘年的努力，於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
高潮
高潮形成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主要標志有下列幾個方面：
中國學成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佈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據記載，1682年，義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冊。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冊。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義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影響最大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

⑷ 解讀18世紀的歐洲中國熱

引領歐洲時尚 18世紀歐洲流行"中國熱"
1700年1月7日，為慶祝新世紀的到來，「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法國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大廳里舉行了一場盛大的舞會。當巴黎上流社會的顯貴命婦們到場後，隨著一陣音樂響起，只見國王竟身著中國式服裝，坐在一頂中國式八抬大轎里出場，全場頓時發出一片驚嘆聲。這場由奧爾良公爵策劃的「中國式」舞會，其實只是當時整個歐洲一種特殊風尚的一個片段。這種特殊的風尚，就是18世紀流行歐洲100年的「中國熱」。

傳教士描繪中國盛世美景，動盪歐洲出現「中國熱」

很久以來，歐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國。早在羅馬帝國時期，中國的絲綢作為一種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會引起轟動。進入16世紀後，大批傳教士紛紛前往中國，而他們帶回的各種報告則直接引起了歐洲對中國的巨大興趣。在眾多傳教士當中，利瑪竇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國獲得了很大成就，也成為當時向歐洲知識界介紹中國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紀中葉，利瑪竇最早把儒家經典《四書》、《五經》譯為西文，他的《利瑪竇日記》第一次向歐洲全面介紹了中國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經過他的倡導和努力，來華傳教士們把中國的哲學、宗教、科學、技術、藝術等介紹到歐洲，並在18世紀的歐洲產生巨大影響。

18世紀時，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而歐洲仍在經受著教派紛爭和戰亂之苦。當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一幅美好的中國圖景呈現在人們面前時，立即引來整個歐洲的無比驚羨。結果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年間，在歐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國熱」。在長達100多年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中國器物引領歐洲時尚，中國宮殿風靡歐洲各國

在「中國熱」流行歐洲期間，人們普遍愛好來自中國的物品，熱衷於模仿中國的藝術風格和生活習俗，以致形成一種被稱為「漢風」(Chinoiserie)的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

17世紀以來，絲綢、瓷器、茶葉等中國特產開始大量進入歐洲，成為上流社會顯示財富的奢侈品。據說茶葉最初傳入歐洲時，曾被上流社會當成包治百病的良葯，婦女們常用它來治偏頭痛。在1650年時，英國一戶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費用大約為5英鎊，而1磅(0.45千克)茶葉的價值就高達10英鎊。中國瓷器一直受到歐洲眾多王侯的珍愛，被視為「東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宮和貴族的客廳里才能看到。

中國的上等絲綢也受到歐洲消費者的極大歡迎。由於當時歐洲生產的絲綢質量還比不上中國，所以他們往往繪上中國式圖案並註明「中國製造」，冒充中國絲綢進行出售。此外，來自中國的漆器、牆紙、扇子乃至轎子等都一度進入歐洲上流社會的生活。這種需求的日益劇增，使當時從事中歐貿易的商人們大發橫財。到1692年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贏利總額已超過1億法鎊。

在追逐各種中國器物的過程中，歐洲社會迅速形成了一種時尚，包括舉行中國式宴會、觀看中國皮影戲、養中國金魚等，都成為高雅品位的象徵。這種時尚最典型地體現在中國式園林與建築在歐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華著稱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爾賽為自己的一位寵妃建造了一座「中國宮」。這座建築一經落成，馬上引來了歐洲各國的效仿。一時間，歐洲出現了許多中國風格的代表性建築，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普魯士「無憂宮」中的中國茶亭。

由於中國時尚的狂熱流行，當時也出現了很多趣聞。1672年，當傳教士閔明我神父從中國回到歐洲時，馬上就成為了明星式的人物。1698年，巴黎曾出現了一位自稱是中國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會高規格的接待。然而到後來，人們卻發現她只是一位來自法國鄉下的女騙子。

18世紀的法國油畫《天文學家》，畫中人物均穿著中國服裝。

⑸ 1718世紀為什麼出現中國熱歐洲思想家對儒學

17——18世紀，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熱」，許多思想家對中國文化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德意志的萊布尼茨盛贊儒家道德及其影響下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統一。法國伏爾泰認為，中國的考試制度使管理職位人人皆可爭取，歐洲應加以採用。以上史實說明了：
①儒家思想總體上符合歐洲資本主義需要
②儒家的「大一統」思想符合德意志國家統一的需要
③中國的考試制度有利於法國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等級制度
④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對歐洲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君主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 B ]

A．①②③
B．②③
C．②③④
D．③④

⑹ 歐洲在世界近代史中出現兩次中國文化熱，不久消失的原因是對中國文化熱有何看法

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這一百年，「中國文化熱」在歐洲興起。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43-1715）執政期間，為了藉助耶穌會的傳教士在中國打開的局面，於1685年（康熙24年）1月28日，親自簽署任命書， 從國庫中撥款9200鎊作為年俸，資助白晉等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後來，他們先後成為康熙身邊的「教師」和「謀士」，因而，也就成為康熙與路易十四之間，進行溝通的重要橋梁。 1699年（康熙38年），白晉著《中華帝國史》一書出版（1940年天津再版），此書的序言，充滿了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客觀資料。他認為「儒學畢竟預示著一種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觀的可能性；漢字也蘊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語言的希望」。這兩個方面後來也被聰明的哲學家萊布尼茨所運用。而在300年後的今天， 他的預言驚人地變成了現實。 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大部分在中國的傳教士是法國人。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在中國長期居住，並且熟悉中國文獻，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文化的知識。他們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記述，傳播給法國和歐洲的公眾，這使得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超過了對歐洲的了解。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的《論語》、《大學》（以《中國的智慧》為名，於1662年在法國翻譯出版）、《中庸》（以《中國政治道德學》為名，於1663年在法國巴黎翻譯出版）、《孟子》等四書，以及《詩經》、《書經》 、《易經》、《禮記》、《春秋》等五經，還有《樂經》、《孝經》、《幼學》和朱熹的著作，被翻譯成西方多種文字在西方發行。此外，耶穌會士們還撰寫了大量介紹中國歷史、地理、社會制度以及天文、醫學、動植物學和文學等方面的著作。 歐洲100年的「中國文化熱」 經過耶穌會士們近百年的傳播，終於從1685年到1789年，在歐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國的文化熱」，法國的巴黎大學，成了「中國文化熱的中心」。中國、孔子、儒學，「在歐洲獲得了前所未有過的知名度」。盡管18世紀的法國是「英國的世紀」，但是，中國「似乎比英國更受青睞」。1769年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 在這個歷史時期，歐洲正處在從中世紀的封建社會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轉變階段。在新的歷史時期到來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備，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這個思想准備階段的主要特點是，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新思想，與耶穌會士傳入歐洲的儒家思想，這兩種思想之精華的整合。法國文學史創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認為，自1680-1715年期間，是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文明與中國的儒家思想相融合，進而形成啟蒙思想——法蘭西社會精神的大變換時期。產生於這個時期的歐洲思想有以下6個要點：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條理的思想，關注事實和經驗，既不向偏見、 也不向權威讓步，一個人為他自己尋求真理； 2、良心是自主的，信條是獨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與種族或宗教無關，從根本上講都有同樣的道德原則，並且個人可以自己判斷善與惡，總的來說，善就是「中庸之道」； 3、善和樂是一致的，人們不應該去尋求消除，而是要導引他們的慾望。 這強調的是此世的享樂，來世的賞罰消失了； 4、善，並不是如後來盧梭主張的，本來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產物； 5、快樂的哲學被擴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個人會認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別人幸福； 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1] 應當說，這六條思想在《論語》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夠找到「有不同尋常的相似之處」。如第六條，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這些新合成的智慧，為啟蒙思想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在17-18世紀的歐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經非常狂熱地崇拜中國文化，如：伏爾泰、萊布尼茨、霍爾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們「發現，令他們驚訝的是，在兩千多年前的中國……孔子以同樣的方式思索同樣的思想，並進行了同樣的戰斗」。於是他們把孔子的人道主義價值觀、民主觀、平等觀、自由觀、博愛觀，視為「天賜的禮物」，魁奈在他的《中國專制制度》一書中聲明：「中國的學說值得所有國家採用為楷模。」霍爾巴赫也宣稱，法國要想繁榮必須「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這些啟蒙學者們響亮地提出，要向歐洲「移植中國的精神」。這就表明，中國的儒家思想，已經成為他們「自由、 平等、博愛」等民主思想的一個重要來源和依據。「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學者們的守護神」。 18世紀法國大哲學家、啟蒙運動的領袖和導師伏爾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從未在其中發現任何東西，並且沒有些許的假充內行式的蒙騙的味道。」，他又說，「在這個地球上曾有過的最幸福的、並且人們最值得尊敬的時代，那就是人們尊從孔子法規的時代。」。他宣稱，「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 伏爾泰讀了傳教士巴多明（在華時間：1728-1740）的通信之後認為：中國文化傳入是對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沖擊」，中國文化被發現，對西方思想家們來說，是與達·伽馬和哥倫布在自然界的新發現，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一件大事。他還認為：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說，當中國已經成為廣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國家的時侯，「我們（歐洲各國）還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技術的發展，都是首先從中國那裡開始的，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遙遙領先。 伏爾泰指出，「中華帝國的組織，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國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優秀、最古老、也是最廣博的王國」。是他大聲疾呼；法國要「全盤華化」!他主張，每個法國人都應該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作為自己的座右銘。 法國哲學家霍爾把赫（1723-1789），與狄德羅（1713-1784）、愛爾維修（1715-1771）同是法國18世紀啟蒙運動中，最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都是「網路全書派」的領導人。他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將政治和道德結合的國家」，是一個「德治或以道德為基礎的政府」，「這個帝國的悠久歷史使一切統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國家繁榮，必須仰賴道德。。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1646-1716），被稱為「在歐洲，除了萊布尼茨之外，還從未有任何一位哲學家對新儒學感興趣。」他在1672-1676年期間，作為德國外交官，在法國巴黎居住了四年，這是他能夠接觸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機會，對於他哲學思想的發展和科學成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論中國哲學》中說：中國哲學「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善的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1689年他在羅馬逗留了6個月， 期間他結識了由中國返回歐洲的耶酥會士閔明我，獲得了許多關於中國的第一手資料。他在1697年寫作的《中國近事》一書序言中， 曾經建議：「鑒於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實，由中國派傳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象我們派傳教士去教他們由神啟示的神學那樣，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哲學思想， 對於以後德國的哲學家康德（1724—1804）、黑格爾（1770—1831）的哲學思想，都有重要的影響。 半個世紀以前，在1945年，美國漢學家顧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與中國之道》一書。他對中國儒學在17—18世紀對歐洲的影響，尤其是對法國啟蒙學者的影響，做了極其翔實的闡述和論證。他在該書一開頭就明確指出： 「眾所周知，哲學的啟蒙運動開始時，孔子已經成為歐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學家包括萊布尼茨、沃爾夫、伏爾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來推動他們的主張，而在此進程中他們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響。法國和英國的實情是，中國，在儒學的推動之下，早就徹底廢除了世襲貴族政治，現在儒學又成為攻擊這兩個國家的世襲特權的武器。在歐洲，在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發展中，孔子哲學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國思想，它又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民主的發展。」 原貼地址: http://www.cnzxmr.com/thread-24268-1-1.html

⑺ 18世紀，歐洲竟然出現了崇拜中國文化的中國熱，是怎麼回事

歐洲在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中葉，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興起一股“中國熱”風潮。涌現了大量介紹中國國情的著作。

其中囊括了中國的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風土人情和道德思想等等，頗具代表性的有門多薩的《中國大帝國史》、杜赫德的《中華帝國全志》等等。

由於後來“禮儀之爭”的加劇，羅馬教廷強令中國教民禁止祭祖祭孔，中國統治者便越發反感傳教士傳教，這導致了在華傳教事業的衰落，同時隨著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的興起，公眾的興趣也發生了轉移，這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最終使持續了百年之久的“中國熱”漸趨衰落。

不管怎樣，18世紀的“中國熱”在漫長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中都是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結語：然而，一個事物有興盛就有衰亡，歐洲的“中國熱”也不能避免同樣的命運。

十八世紀的中國已然走上閉關鎖國的道路時，同時代的歐洲文明，卻正井噴般百花齊放：科學的突破一茬茬冒尖，新發現新發明層出不窮，終於引爆改變人類文明的“科技革命”。

思想文化的巨人，也是群星燦爛，如火如荼的啟蒙運動席捲西方世界，一批批傑出人物，至今享盡後人膜拜敬仰。

⑻ 17-18世紀歐洲為什麼會出現「中國熱」

「中國熱」其實是馬可波羅從中國回歐洲後吹出來的,他在書中將當時的中國描述成遍地黃金.而當時的歐洲各國又都在經歷工業革命,生產力的提升極大地增加了對流通貨幣的需求,為了得到更多的貴重金屬,各國派出探險家從陸路海路或向東或向西去尋找新的貿易國家和開發殖民地,美洲,亞洲,非洲都是對象,只不過美洲和非洲貧窮落後,空有自然資源,對他們只需暴力奪取即可,而亞洲的中國此時正處於中央集權制度的頂峰,國力強盛,經濟發達,歐洲只能需求夥伴貿易,在貿易過程中了解到中國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東西,特別是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因為當時的歐洲在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後人民的文化素質大幅提升,許多人開始關心參與政治活動,民主之風盛行,中國的科舉本來就是給沒有門道的底層人民一條改變自己階級宿命的渠道,這和西方當時渴望平等民主,爭取個人權利,有些許相似.而儒家思想本來就是統治階級影響人民群眾的思想武器,這一點更加讓西方統治者感興趣.「中國熱」的星期也就不那麼奇怪了,至於後來的鴉片戰爭和殖民侵略戰爭,無非就是貿易中中國賺多了,西方不滿了就開戰了,說到底,利益驅使.我的個人見解,你做參考吧.

⑼ 17-18世紀歐洲為什麼會出現中國熱

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 17～18世紀歐洲出現了一股「中國熱」，中國古代的主要經典和儒家學說，通過傳教士的介紹、研究，在歐洲知識界和上層社會得到了流傳和宣揚。德意志的萊布尼茨盛贊儒家道路及影響下的社會秩序和國家統一。儒家學說也成為伏爾泰等啟蒙運動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更是主張開明君主專制的啟蒙思想家反對歐洲王權所追求的社會楷模。

⑽ 說說你對啟蒙運動時期中國熱的看法

啟蒙運動發生於17、18世紀的歐洲，是繼文藝復興之後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又一次解放運動，以理性主義為主要特徵。古代中國不重神權的思辨哲學及對倫理道德的強調，與追求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相符，因此，一些啟蒙思想家對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著名思想家伏爾泰在其著作《風俗論》中提到，如果說有些歷史具有確實可靠性，那就是中國人的歷史。伏爾泰還對中國古代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加以稱頌。「網路全書派」代表人物狄德羅曾經高度評價過中國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孟德斯鳩認為，中國的統治者因為嚴格遵守禮教而取得成功。除了思想、精神文化方面的推崇外，中國的園林建築、服飾、風俗等也被當時的歐洲人所效仿。啟蒙運動時期的「中國熱」，說明在近代西學東漸的同時，東方文化對西方文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