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山東自考00814中國古代文論教程如何學習
應該是這個。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李鐸。
『貳』 學習古代文論心的體會
很長，我粘貼了一部分，剩下你自己看吧！http://wm338.com/Lunwen/zxlw/zxqt/200905/112698.html
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上海文風書局1956年版）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仿效西歐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竊以為侯先生此言過於樂觀。不僅50年代甚至整個20世紀後半葉，中國思想史界都很難說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講解自己的歷史」；不僅是侯先生所專攻的中國思想史界，而且在我們古代文論界，其實都是在用別人的話說自己的事。近日讀王先霈教授新著《國學舉要·文卷》，一個最深的感觸就是：先霈教授是在用自己的話，說自己的事。 著者在《國學舉要·文卷》之「緒論」開章明義，謂是書「所要介紹和評析的，是中國古人提出的文學觀念、文學思想」。這部論述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專著，為「國學舉要」叢書之一種，所舉之「要」依次包括歷史概要、思想精要和知識輯要。這是一種限定也是一個平台，著者在這個平台上將如何言說？ 古代文論之言說有不同的方式，哲學—美學式的，心理—心態式的，學案—學理式的，或者批評—評點式的。言說方式不僅僅是一個形式問題，它本身從特定的角度構成思想。往深處說，言說方式之異取決於言說者對中國古代文論的理解之異。《文卷》之言說古代文論，有著自己獨特的話語方式，概括起來說就是大問題，大背景和大手筆。 「文」（文學理論、文學觀念），作為國學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其「要」何在？那就是，如何理解「文學」這個概念。《文卷》一書，其知識的和理論的出發點或依據是現代文藝學關於「文學」的定義，其觀照和研究的對象卻是幾千年來中國古代關於「文學」的論述和思想，這二者並不能完全對應。作為現代文藝學的關鍵詞，「文學」是從西方引進的，它有著特定的所指（所謂「語言的藝術」）；而作為國學門的一個術語，「文學」的內涵和處延極為寬泛（幾乎囊括了所有的「文獻典籍」及「精通文獻典籍之士」）。二者構成一個悖論，同時也形成一種張力，其間有著巨大的闡釋空間，《文卷》的入思方式是：「依據現代文藝學的文學觀念，重在概念的內涵而不是表達概念的詞語，凡是古人有關文學問題的論述，不管用什麼詞語表述，都是我們研究的對象。當然，我們也將注意概念的形成和發展變化。」抓住「文學」這個概念，也就抓住了中國古代文論之言說的最為重要最為根本的問題；而對「文學」概念的闡釋並不以中就西、削足適履，則是著者解答此「大問題」的最佳路徑。 《文卷》認為，古漢語詞彙中，真正能與「語言的藝術」相對應的並不是「文學」而是「文」和「文章」。文，意謂對文字、言辭的修飾而使其藻麗；章，則是對「文」的修飾含義的強調。曹丕《典論·論文》說「詩賦欲麗」，陸機《文賦》說「詩緣情而綺靡」，麗和綺靡就是文，就是章，就是蕭統《文選序》所言「綜輯辭采，錯比文華」。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認定魏晉是文學獨立或自覺的時代，依據的就是「語言的藝術」這一現代文藝學的標准。然而，魏晉文學的「麗」和「綺靡」在促成文學獨立的同時，卻也留下「從質及訛，彌近彌淡」的隱患。後來陳子昂痛斥「文章道弊」、「采麗競繁」，可見真正有風骨的文章是不能太「文」太「章」的。早在齊梁之際，用駢文寫作的劉勰就已經看出了這一點，其《情采篇》有「衣錦耿衣，惡文太章」之喻。不錯，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然而，文學如果太講究太雕琢語言則最終將無藝術可言。因此，《文卷》言說中國文學思想，雖然也談語言（第一章第三節題為「獨體、表意的文字帶來的對文學形式美的特殊追求」），但更多的是談文學的「言」外之義，談中國古人對文學的獨到理解。 縱觀中國文學批評史，從詩言志到詩緣情到詩有三境，從興觀群怨到發憤著書到熏浸刺提，思考和言說的都是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大問題：文學是什麼，或者文學能做什麼。言說的方式不同，得出的結論有異，而《文卷》從中找到一個「基本的模式」，並將其概括為中國古人對文學的三種基本態度：以文為用，以文為哭，以文為戲。以文為用的文學觀，主要是所謂社會的「積極成員」所持有和維護的，是中國古代「以文教化」的文化思想在文學領域的體現。同為「以文教化」，其中又有「上化下」與「下刺上」之別，前者多迂腐訓誡之言，讀之令人生厭；後者乃為情造文之作，因其對社會矛盾的深刻揭露而世代傳誦。而社會的「積極成員」之中多有懷才不遇者，他們的「文」連同他們自己並不能為社會所「用」，忠而見疑，信而被謗，能無「哭」乎？心憂而歌且謠，既是個體性的心理排遣或慰藉，也是社會性政治性之怨憤情緒的噴涌或發抒。以文為哭的文學孕育了以文為哭的文學思想，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並不誕生於書齋，而是誕生於人生的苦難和對這苦難的體驗與哭歌。長歌可以當哭，和墨可助談笑，故孔子既講「詩可以怨」，亦講「游於藝」。以文為戲，擱置外在的實用的目的，撇開利益得失的考量，或自遣或娛眾，其高境界是人性與能力的自由舒展所帶來的快樂。如果說，以文為用和以文為哭，強調的是文學的社會性、倫理性和抒情性，而以文為戲則強調了文學的超功利性及審美性。《文卷》對三者的的揭櫫及其整合，不僅是對「文學」這一「大問題」的破解，而且是對古代文論之言說方式的優選。 漢語言的「文學」一詞並不通向「語言的藝術」，而是通向「為文教化」，狹義的「文化」與廣義的「文學」，均為劉勰所說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即「人之文」），故二者在語義上是相通的甚至是重合的。《文卷》對「大問題」的言說有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大背景」：自始至終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言說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著者指出：「用文化的眼光看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學思想，能夠看得更深透，能夠更客觀地分析其長處和弱點，認識它在不同情勢下的不同作用和不同命運。……從這里出發，可以客觀地分析自家的遺產，對文學的性質和作用作出全面的解釋。」比如陳寅恪《元白詩箋論稿》提出許多獨到的觀點，就在於不是就文學看文學，而是從文化背景出發看文學。前述《文卷》所論「以文為用」，即是文化觀照的結果。宗法制度下以倫理為社會意識的核心，文學理論注重教化和功利，「以文為用」遂成為佔主流地位的文學觀念。宗法制度下的綱紀文化還影響到古代文學對文體的選擇，言政教綱常之志的詩文為文體之正，說兒女之真情的小說戲曲則難登大雅之堂，樂天《長恨歌》因敘燕妮之私而被譏為「不曉文章體裁」。與西方文論相比，中國的敘事理論發展滯後，這是中國古代制度文化造成的根深蒂固的文學觀念的局限。 《文卷》將古代文論之言說置於文化的「大背景」之下，既有孟子式的「知人論世」，亦有陳寅恪式的「了解之同情」。講唐宋文論的一節，在「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大背景下探討兩代文學理論之異同，指出前者是上升的進取的開放的，後者則趨於收斂、成熟、定型。初唐陳子昂講「骨氣端翔，音情頓挫」，以金石之聲表現風骨、傳達興寄，這是「唐型文化」在文學上的綱領。與子昂「音情頓挫」相銜接是杜甫的「沉鬱頓挫」，由「音情」而「沉鬱」，初唐的激昂奔放，已內斂為中唐的深沉厚重。到了宋代蘇軾則為「清壯頓挫」，東坡之「清壯」，既有詞風的清新自然、壯闊豪放，亦有人格的曠放達觀。而在這詞風和人格的背後，則是宋代文化的儒道釋兼綜，是宋型文化之中文學理論的成熟。《文卷》用「音情頓挫」、「沉鬱頓挫」、「清壯頓挫」既將陳子昂、杜甫、蘇軾綴為一體並見出三人的同中之異，又最終揭示出唐宋兩代文學理論嬗變的文化根源及時代足音，這一原創性言說堪稱《文卷》一絕。 《文心雕龍·論說篇》：「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文卷》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研精中國古代文論的「大問題」，頗有一種敷理舉統、彌綸群言的大師風范。《文卷》中的「群言」，既有本土資源亦有異域資訊，既有先賢舊談亦有後學新論，著者按轡中外之域，環絡古今之際，揮灑自如，開闔有序，有管錐、談藝之博大而不流於瑣細，有金明館主之通脫而不失之冷澀。比如「緒論」部分論「中國文學思想漫長而輝煌的過去」，並不去談五帝三代、周秦兩漢，而是宕開一筆，從容不迫地敘說起1827年1月31日歌德與愛克曼關於中國小說的談話。爾後「畫面」一轉，是歌德的同胞黑格爾在大致相同的時間里講授《歷史哲學》，給中國歷史以極高的評價。這種含而不露的敘述，頗有中國古典小說「染葉襯花」之妙。 言說中國古代文論，若僅僅囿於木土資源則難見廬山真面目。《文卷》對諸多問題的觀照，其理論視域在中外之間流轉變換，使得學理的探究既是多側面的又是深層次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理論一節論劉勰「體性」觀，先引用歌德「風格，這是藝術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之界定，旁證彥和作家風格論是文學理論批評走向審美自覺之標志。彥和標舉「八體」，每一體皆有「根」有「葉」，《文卷》又引德國十九世紀文藝理論家威克納格的風格理論，藉以解讀「根」、「葉」之所指，並指明劉勰的風格論起到了喚起欣賞力和培養批評力的作用。《文卷》之出入於古今中外如行雲流水，自然而然，不露絲毫痕跡。如「思想精要」部分評介莊子文學思想，講莊子「真畫者」的「解衣般礴」，從杜甫的「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說到清惲南《南田畫跋》的「作畫須有解衣般礴、旁若無人之意」，又說到俄羅斯小說家契訶夫關於文學創作中「個人自由感覺」的妙語：讓坎肩敞開，不系領帶。讀到這里，我們似乎覺得杜甫、惲南、契訶夫這些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大文人，竟能坐在一起討論莊子的文學思想，真是妙不可言！ 聖嘆評點第五才子書，謂「大凡讀書，先要曉得作書之人是何心胸」，此即彥和「覘文見心」之義。讀王先霈教授《國學舉要·文卷》，不揣淺陋而大膽設身處地代著者立心：先霈教授是要用自己的語言來講解中國古代文論。
『叄』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表現形態
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源遠流長，十分豐富，積下大量符合文學規律和我國文學發展實際，至今仍顯得非常精闢、可供擇取運用的資料。中國文學創作重在真實表現生活和有各種社會關系的人物的思想感情及性格神態。中國文學理論多從實踐中來，有相應的特點，資料具在。簡單搬用異域無論哪一方面的文學理論，當然都會發生不合適、不相配的困難。過去我們這里倒來倒去的現象誠然有其歷史的原因，現在形勢變了，無疑就應當從我們自己的實際出發考慮、擇取，建立有利於繼往開來、繁榮文學創作的文學理論了。自然我們也還是需要吸取異域的具有普遍價值的理論成果，但兼收並蓄乃是要建立最適合於我們自身發展的文學理論，而決不是毫無自尊自信地盲從異域。
不消說要做到這點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做許多奠基性的准備工作。准備工作前人已開始做起，改革開放以來成績尤其顯著。例如各類文學理論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研究專著和論文的出版。但就當前文學理論研究的整體而言，薄弱環節依然存在。中國古代文論認為，文學「以文字為准」，不以文采為准，所以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廣義的文學理論，這是與現代文學理論的差別。同時，按照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價值論，文學又應當「以意為主」，應當是「心學」；並且，文學在表情達意時應當藉助景事境象，講究文采修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