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哪些困境，如何破解這一困境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境如下:
1。體制結構仍然不合理，長期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式增長方式沒有根本改變。
中國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影響發展的體制和制度障礙依然存在，重大改革面臨著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2、城鄉、區域和經濟社會發展仍然不平衡。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明顯。東海岸與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差距正在擴大。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等社會事業發展緩慢。
3、農業基礎薄弱、農民收入低、農村發展滯後的狀況沒有改變。
「三農」問題已經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
4、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存在
農業生產資料、部分農副產品和部分工業品價格的結構性上漲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
5、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住宅、安全生產等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很多。
解決方案如下：
1、深化改革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關鍵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2、大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更加註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節能環保水平，提高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促進經濟增長，實現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促進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3、解決「三農」問題，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
4、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5、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就當代經濟而言，發展的含義相當豐富復雜。發展總是與發達、與工業化、與現代化、與增長之間交替使用。 一般來說，經濟發展包括三層含義：
1.經濟量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產品和勞務的增加，它構成了經濟發展的物質基礎；
2.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即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技術結構、產業結構、收入分配結構、消費結構以及人口結構等經濟結構的變化；
3.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即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效益的提高、經濟穩定程度、衛生健康狀況的改善、自然環境和生態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現代化進程。
經濟發展是通過經濟結構的改進和優化、經濟質量的改善和提高達到經濟量的增長。「總部經濟」是指某區域由於特有的資源優勢吸引企業將總部在該區域集群布局，將生產製造基地布局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其它地區，而使企業價值鏈與區域資源實現最優空間耦合，以及由此對該區域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種經濟形態。
㈡ 中國歷史上五個第一的困難還有如何克服
中國共產黨95年的輝煌歷史，是改天換地的革命史、頂天立地的建設史、經天緯地的改革開放史，在很大意義上，也是一部感天動地的戰勝困難的歷史。黨戰勝困難的歷史經驗，永遠值得珍視。 黨戰勝困難的歷史經驗之一：掌握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
世界是在進步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世界上也有斗爭、有矛盾。希望一切都好，這是我們的主觀，而現實是客觀。黨現在經常遇到風浪，但是不怕風浪，這是黨戰勝困難的世界觀。共產黨人以不怕困難著稱。困難總是可以慢慢克服的。一件事不做則已，做則必做到最後的勝利。有利的情況和主動的恢復，產生於「再堅持一下」的努力之中。這是黨戰勝困難的方法論。
黨戰勝困難的歷史經驗之二：正確把握我國的基本國情
民主革命時期，黨正確認識和把握了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本國情，並由此制定了正確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從而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黨正確認識和把握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並由此制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一系列方針政策，從而開創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局面。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中，黨還相繼提出了統一戰線理論、三個世界理論、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理論、重要戰略機遇期理論，正確認識和把握了國內、國際大局，推動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
黨戰勝困難的歷史經驗之三：挺起信念和精神的根本支柱
共產黨是政治組織。政治信念是共產黨的最大軟實力、最大戰鬥力。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黨形成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念、建立新中國的信念。正是這種飽滿、堅實、不可動搖的理想信念，有力地凝聚了全黨，影響了全民族。
和信念密切相連的是精神。中國共產黨是富有革命精神的偉大政黨。迎著困難前進，在戰勝困難中實現和完成自己的精神成長，是黨的一條重要經驗。黨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不是在經歷勝利、高潮和順境的情形下形成的，而恰恰是在經歷失敗、低潮和逆境的條件下形成的。過去，為了中國人民的獨立和解放，我們曾經走過萬水千山，曾經經受千錘百煉；現在，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要准備迎接新的萬水千山，新的千錘百煉。
黨戰勝困難的歷史經驗之四：組織嚴密、紀律嚴明
㈢ 發生困難中國怎樣面對
5·12四川大地震發生後，黨中央和國務院在最短時間里採取一系列堅強有力的措施，進行了巨大的國力動員投入救災，其行動之迅速、規模之龐大、效率之高、能量之大，令國人感佩，令世界瞠目。
天災在現代科學條件下，仍然無法完全控制，但在重大災難前如何應對，則是對一個國家和政府能力的考驗。在世界范圍內，近些年頻有災難發生，人們最關注的是對災害的處置是否有力。中國黨和政府面對這次重大自然災害所採取的措施，可以說達到了舉國動員、傾力而為的宏大規模。川蜀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惡劣，古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的慨嘆，但解放軍、武警部隊、公安幹警和各級黨政組織，為著人民的生命安危，突破艱難險阻，星夜兼程，源源不斷地從水陸空趕赴災區，總理親上火線指揮，中央主導救災全局，各種物資和設備迅速向災區調集。國家資源和社會力量充分動員起來，在第一時間搶救生命，在第一時間提供生存保障，在第一時間發布救災信息安定人心，在第一時間打通生命線，在這次空前規模的救災中，中國黨和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國人民展現出來的應對災難的能力，是中華民族崛起的生動寫照。
中國的這種巨大動員力從何而來，這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所積累的能量和實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真實體現，是黨和政府為人民服務宗旨所決定。我想，到目前為止，這恐怕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龐大、充滿中國社會主義人道精神的一次抗災大救援。通過這次抗震救災，中國人民對黨和政府更加信任，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堅定，對人民軍隊更加熱愛，對發展是硬道理更有體會，對中華民族的崛起更有信心。
㈣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面臨的最大困難，以及如何克服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面臨的最大困難，就是現在，一是失民心，二是實體經濟後繼泛力。
盲目改革，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損失是當年「大躍進」是幾十倍。政府不得不依靠挖礦產、賣土地渡日子。
前三十年，在物價穩定的基礎上，經濟發展的速度平均超過10%，將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業國家，建設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奠定了我國工農業和軍工發展的基礎。黃金儲備達680萬噸。人均收入排世界第七十二位。人均壽命比1950年增加了31歲。幼兒園免費，小學到高中的學費總和僅一個普通工人的一個月收入。全國人民不用為孩子上學、醫療、住房和工作和養老而操心。思想道德上是夜不閉戶路不撿遺。
後三十年，在物價瘋漲、平均每年超發人民幣達20%以上的情況下，經濟發展的速度平均維持在10%左右，雖然GDP號稱世界第二，人均收入卻排世界第一百三十二位。國有資產大幅縮水。全國人民為孩子上學、醫療、住房和工作和養老而操碎了心。............
㈤ 國家應該怎樣克服改革困難,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要抓住關鍵，扎實工作，加快推動科學發展、綠色崛起；
二、要抓住機遇、主動作為，推動協同發展；
三、要調整結構、創新驅動，努力提高各個產業的發展層次和水平；
四、要積極穩妥、有力有序，化解改革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五、要堅定信心、攻堅克難，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不斷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
六、要改進作風、關注民生，認真解決群眾的困難問題；
七、要把握市場、加強管理，做經濟轉型發展的推動者，為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㈥ 政治題 面對經濟全球化 中國如何克服困難
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的大國策略制定
（一） 全球化的概念
所謂「全球化」,是指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國家界限,在世界范圍內展現出的物質、能量、信息等全方位的聯系、溝通、交流、互動的客觀歷史趨勢。它是伴隨著人類交往的不斷擴大,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揭開了全球化進程的序幕，18世紀的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在西歐迅速發展,突破了農業經濟時代的地方狹隘性,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了世界性的了; 20世紀下半葉的信息技術革命,極大地突破了傳統的時空界限,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大潮,引起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思想等各領域的深刻變革。
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一） 經濟全球化的一般性問題
所謂「全球問題」，是指在發生規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質，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國家、地區的根本利益，並需要全人類的共同努力和國際社會的一致行動才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那些問題。
全球問題是客觀存在的。對此，國內外大多數學者都是承認的，但他們對全球問題的理解卻並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於對哪些具體問題有資格進入全球問題的認定上以及如何區分各問題之間的主次關系，例如，前羅馬俱樂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問題歸結為人口增長、社會的差距和分工、社會的不公正等近30個問題構成的總問題;前蘇聯學者M"M"馬克西莫娃則認為全球問題包括核戰爭的威脅、飢餓、貧困。
哈貝馬斯較早地就開始關注全球問題了，他曾把資本主義社會分為「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或「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兩個階段，他稱後者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對全球問題的關注是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分析的重點，在《合法化危機》一書中他對晚期資本主義增長的後果作了這樣的分析:「晚期資本主義的高速增長給國際社會帶來了許多問題。」「在這里我所說的是對生態平衡的破壞，對人格系統一貫要求的損害(異化)，以及對國際關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壓力」。在他看來，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的原因在於「系統」侵入了「生活世界」，人們的交往被扭曲、異化了。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就是重構理性，建構一種交往理性，也就是主體在平等自由的基礎上通過對話達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從而實現人們之間交的合理性，實現社會的合理化。
建構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離析的傳統理性是哈貝馬斯的理想，這也是他的交往行動理論的核心。這一理論一經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雖然有的學者認為他所提倡的通過「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話語倫理」規范的建立與貫徹來消除當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實現一種「無暴力統治」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一種空想，但是，哈貝馬斯幾十年一直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論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導的交往理性是有著相當重要理論價值的。
（二）中國的問題
中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樣一條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也就是和平發展的道路。
20多年來，中國的這一歷史抉擇經受了考驗，和平崛起的進程已經開了一個好頭，但是還遠遠沒有完成。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發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說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人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同時，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平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這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回收率低而導致環境破壞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另外，全球化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進出口體制、貨幣體系、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金融體系監管的透明度、控制方法都提出了向完全市場化的趨同要求。
因此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內在體繫上，還是外在環境上都需要中國政府的大國策略。
（三）中國的大國策略
中國是歷史上文化大國，也是現實中地緣政治大國，正致力於成為未來的綜合性大國。所有這些決定了她的戰略定位及其選擇不同於任何大國。作為國際地位日漸提高、實力不斷增長的發展中國家，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要，就構成了國家戰略利益的主要方面。各種需要之間彼此聯系，形成一個有機系統：從基本的生存權益需要到更高層次的需求，從而通過自助成為一個對國際社會有重要貢獻的大國。
第一，主權需要。它包括領土完整，內政不被干涉，這是一國存在的基本需要。主權需要與國家統一密切相聯，互為一體。隨著全球化進程加快，「主權過時論」在西方興盛一時，「新干涉主義」抬頭，在這種情況下，維護國家主權，反對霸權主義就成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考驗。
第二，穩定需要。與主權需要一樣，穩定需要同樣涵蓋了國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內涵。穩定分為內部社會穩定與周邊環境的穩定。前者需要強大政府並建立有力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經濟繁榮社會進步的必要保障；後者是指建立在「主權需要」層面上的「防衛需要」，「防衛需要」也就是擁有影響和控制周邊危險事態能力的需要，從而才能保證外部環境的安全。
第三，發展需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在拚命迅跑，以在未來競爭中爭奪力量制高點。對中國來說，發展既必要又緊迫，因為惟有發展才能提高綜合國力，並使和平自主的對外政策具有堅實的物質基礎。穩定是發展的保障，反過來，社會不發展、經濟衰落，則內部社會震盪及民族問題會被激活，社會穩定及國家安全自然受危及。
第四，平等需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也不論國家制度及意識形態差異，在國際法上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平等的需要，也是被尊重的需要。一個國家不被尊重或被侵犯，是主權不完整的表現。對平等需要的強調，是對強權政治及霸權行為的反對，它要求利益與機會均等，反對因文化歧視、貿易歧視而對某國作出的單方面限制。
第五，正義需要。中國的地緣政治及文化歷史背景使它具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使命，即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使命感。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中國已為自己樹立了作為大國的必要道義形象。這種正義需要包括作為一個大國在聯合國扮演積極的更富有建設性的角色，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維護小國、弱國權益、反對霸權主義方面始終樹立自己的正義形象。一個國家惟有發展具備一定實力，才能為國際和平與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反過來，一個成為負責任的國家從而樹立起正義形象，也必然給它的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支持。
簡言之，主權、穩定、發展、平等、正義五個層次的利益需求，是一個由基本層次向更高級層次的逐步遞升的過程，利益需要層次的拓展，也就為外交及戰略目標的進一步推進提供更深的內涵和意義。
三、 交往理性的指導性意義
（一）哈貝馬斯交往理性的內涵
.哈貝馬斯是通過分析語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動來揭示交往理性內涵的，而這種分析主要體現在他所提出的交往行動理論中。這一理論通過對生活世界和以語言為媒介的主體間交往活動的語用學分析來發掘交往行為的理性內涵，並從語言的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實性、正確性和真誠性之中，歸納出生活世界的理性結構和基本規范。因此分析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範式，可以從他關於語言和生活世界的理論論述中著手進行。
1、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理性內蘊於以語言為媒介的相互理解的交往結構中。他對交往行為下了這樣的定義:「交往行為是以象徵符號為媒體的交互活動(interaction)。這種交互活動是按照必須遵守的社會規范進行的，而必須遵守的規范又是給相互期待的行為下定義的，並且至少必須被兩個行動著的主體理解和承認。」從他對交往行為所下的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說的「交往行為」具有如下特點:第一，交往行為是至少兩個主體之間以達到共識為目標的行為:第二，交往行為是以語言(符號)為媒介，語言是交往行為的根本手段;第三、，交往主體必須遵守共同的社會規范;第四，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對話，通過對話以求達到人們之間的相互「理解」與「一致」。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行為本質上是一種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總是與三個有效性要求相關聯，即真實性，「言說者必須有提供一個真實陳述的意向，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正確性，「言說者必須選擇一種本身是正確的話語，以便聽者能夠接受，從而使言說者和聽者能在以公認的規范為背景的話語中達到認同」:真誠性，「言說者必須真誠地表達他的意向以便聽者能相信說者的話語」。
哈貝馬斯聯系言語的有效性要求，把世界劃分為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因為交往行為反思地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和主觀世界相關聯，所以每個行為者都會明確或不明確地提出對應的言語有效性要求。在論及客觀世界時，陳述應是真實的，「客觀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事態存在的」;論及社會世界時，陳述應該是正確的，「社會世界的意義可以解釋為是涉及規范存在的」;論及主觀世界時，陳述應該是真誠的，主觀世界是「主觀經歷的總體」「可以通過真實表達的經歷原理來說明主觀的東西」。
他還特別指出，在語言行為中，語言的有效性要求總是同時浮現，即使一個語言表達只是主體性地使一個有效性要求凸顯出來，三個有效性要求在一個交往行為中仍然同時被要求。例如，當一個聽者接受一個論斷的真實性，但同時又懷疑言說者的真誠性或懷疑表達的正確性時，一致協議是不可能達成的。在現實交往中，三個有效性斷言能夠提出、接受或被反駁，這都是理性的言說過程。
哈貝馬斯認為，人際交往最基本、最核心的形式是語言。惟有通過語言交往，單獨的人才能組合為社會。語言原初地蘊含著「有效性要求」，即合理性的要求，這便是哈貝馬斯稱之為「交往理性」的基本內涵。
（二）哈貝馬斯對全球問題的設想
哈貝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分析與全球問題有著密切的聯系。哈貝馬斯解決全球問題的設想可以概括為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商談倫理學說，一個是超越民族國家理論。這兩個方面其實是交往理性在現實中的應用。
哈貝馬斯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合法性危機，他把合法性問題與規范有效性聯系起來，認為合法性問題本身應當是一個規范有效性問題。對於規范有效性問題，有與危機理論相關的兩個基本觀點，一是交往共同體，一個是普遍利益。哈貝馬斯認為，如果人們不能合乎情理地相信在某一規范上可以達成共識，就無法說明規范有效性問題。交往共同體成員之間通過商談、對話共同或一起來確定規范的有效性，這不僅是一種認知活動，更在於這是一種普遍利益的共識。規范有效性的實現要求普遍利益原則能夠得到貫徹，所謂利益的普遍化，哈貝馬斯指的是可以通過交往(溝通)而共有的需求。合法化危機意味著普遍利益受到壓制。
對於擺脫資本主義對普遍利益的壓制，哈貝馬斯寄希望於以語言作為交往中介而不是金錢和權力作為中介的相互理解，寄希望於以可普遍化原則作為先決條件的話語論辯的解放作用。也就是說，哈貝馬斯把「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作為社會變革的目標。讓溝通不受限制，使交往行為的交互主體生活在一個美好的、沒有任何外在或內在壓制的生活世界裡。哈貝馬斯在解決全球問題上同樣主張以語言為媒介，交往主體通過對話、溝通達成一致和相互理解，從而實現交往的合理化。
如果說，哈貝馬斯的商談倫理在解決全球問題上還有一定的空想性，那麼主張超越民族國家，則可以說是哈貝馬斯在20世紀90年代應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的具體措施。
哈貝馬斯清楚地認識到，飛速發展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由此而來的社會緊張，為了轉移國內矛盾，西方國家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利用民族主義的推動力將社會沖突引向對外的帝國主義戰爭。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慘劇之後，民族主義的整合力已消耗殆盡，西方各國不得不在社會總產值中支配很大份額，實行有力的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就業的政策和完善的社會福利政策，同時促進經濟的活力，保障社會一體化，化解了階級對立，穩定了資本主義。但是，在激烈競爭的全球化的經濟框架中，民族國家要保持其國際競爭力，就不可能再繼續福利國家的政策，而必然要「採取有害於社會團結一致，使社會的民主穩定性面臨嚴峻考驗的削減政策」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全球化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而社會福利國家妥協即使不是解決資本主義內在問題的理想方案，至少也能夠把它所造成的社會代價維持在可以容忍的限度。
問題還不僅如此。一旦放棄社會福利國家的政策，勢必要造成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分化;而社會分化又勢必破壞自由的政治文化，喪失民主的基礎。哈貝馬斯認為「只有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這種職能」.再說經濟全球化也必然大大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也就是說，只有從民族國家過渡到一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才能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繼續原先由民族國家採取的社會福利措施，對抗資本無限擴張的邏輯，保障和進一步擴大民主。他認為只有堅持政治先於經濟，對在全球范圍內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加以「政治馴化」，才能使現有的社會長治久安。
經濟全球化使得地球上的人們成為風險共擔的共同體，有著無法迴避的集體命運。一方面，市場的擴張遇到了地球幅員的限制，資源開發也遇到了自然界的限制。「日益變小的世界己不允許人們將行為後果外化:無須擔心制裁，而把代價和風險轉嫁給他人一如其他社會部門、其他地區、其他文化或子孫後代—的機會越來越少。這無論在重大技術的跨地區風險上，還是在富裕社會的工業所製造的危害整個地球的有害物質上，都表現得同樣明顯.」單個國家不再能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公民免受全球風險。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毒品走私、跨國犯罪和軍火貿易，都不是哪一個國家可以單獨解決的;並且，解決這些問題必然也必須對民族國家的主權有所限制。面對上述人類共同的嚴重問題，「各個國家都必須在對內政策上鮮明地被納入一個負有世界義務的國家共同體的有約束力的合作過程」
他一再指出，經濟全球化造成大多數人，尤其是弱勢群體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差距日益擴大，而「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導致貧困者和無社會保障者增多，這方面的指數確鑿無疑，社會分化的趨勢同樣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管從哪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都破壞了一度得以實現的社會福利國家妥協的歷史局面。」
哈貝馬斯的設想，具體而言，就是把民族國家的社會福利國家職能轉讓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之所以「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適應跨國經濟」，是由於地理的和經濟的基礎擴大而在全球競爭中獲得優勢，加強自己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地位。他還認為僅將原先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轉移給跨國性的政治共同體是不夠的，關鍵是要以政治來克服「橫沖直撞的資本主義」。具體做法是，「要引進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意志構成因素，並保證政治決策的約束力」也就是將國內的民主擴大到國際范圍，藉助各政治實體的市民社會和政治輿論，形成世界性的強制互助意識。只有當公民要求大力轉變對內政策形成觀念壓力，具有全球行動能力的行動者，包括民族國家在內的各種政治共同體的自我意識才會發生變化，才會日益把自己視為一個只能相互合作和相互兼顧利益的共同體的成員。
（三）哈貝馬斯的方式
1、 以交往理性約束工具理性
哈貝馬斯系統地分析了工具理性的泛濫給現代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嚴重問題，他認為要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確立交往理性。在現在看來，他的這一思想，對我們解決全球問題同樣是適用的。由於工具理性的擴張，使人們片面地認識和對待自然以及對科學的盲目崇拜，就產生了許多全球問題。
哈貝馬斯認為工具理性的實質是:在目標確定的情況下選擇達到這一目標最有效的手段，或在被給定的條件下現實地權衡和制定所要實現的目的。在他看來，工具理性完全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人在生活世界以及彼此間的交往中遵循著一種完全不同於技術規則的特殊規范。這種規范必須通過語言的共識來形成，並以語言的形式而存在。人之所以為人，並不僅僅在於能自覺地進行物質必需品的再生產或工具的使用，而在於能夠使用語言。人的自我意識的發展與語言的發展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對人的行為的分析最終必須落實到語言。以語言形式進行的交往活動主要應歸結為建立在特定觀念和原則的有效性共同理解之上的和諧共處。也就是說，要克服工具理性帶來的弊端，限制工具理性的擴張，必須在主體間建立一種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形成共識的交往理性。
哈貝馬斯主張通過交往理性來限制工具理性，就是要求人們，不要只注重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在現實中，就是要正確地認識科學技術的兩面性，人們不能一味追求「工具—目的理性」，不能以工具合理性作為評判一切的標准。雖然科學技術能大大發展生產力，能極大豐富我們的物質生活，但是，我們不能無限度的向自然索取。哈貝馬斯對科學技術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作用雖然作了過分極端的評價，認為科學技術執行意識形態的功能，但是他對濫用科學技術的後果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堅決反對科學主義、技術至上論。對於當前的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問題說到底還是人的問題，是人如何看待人類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問題。科學技術本身並沒有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應用科學技術。我們在改造自然時，也有一個限度問題，不能無限度索取。人類和自然的關系也是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關系。哈貝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來約束工具理性，有其合理的一面。
2、 形成普遍的有效規范
針對目前的全球問題，各利益主體也達成了不少協議，但是到目前為止，有些國際公約的執行情況很不令人樂觀，甚至有的協議形同虛設、有的協議事與願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規范的制定出現了問題。哈貝馬斯在他的交往理性重建中對規范的作用做了闡述。
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強調以語言為核心的交往活動及其三大有效性要求在社會規范建立過程中起重要作用，將生活世界合理結構的整復定位於交往理性的重建，並將此提升到「話語倫理學」的高度，視其為社會倫理的根本原則，主張依此來約束人的行為、人與人的關系乃至整個社會實踐，使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中權力和暴力的使用成為非法，從而建立合理的社會秩序。實質上，「話語倫理學」是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在實踐中的運用，即他的「實踐理性」。
哈貝馬斯認為交往關系是人類的基本關系，人們之間必然會發生交往關系和交往行為，於是，人們就必須相互理解，而人們之間要實現相互理解，就必須具有確定性和規范性的准則，這一方麵包括共同的語言背景和語言規則，另一方麵包括共同的價值准則。他由此得出建立普遍化的規范是對話倫理學的基本原則，但是他認為普遍化的規范的確立，必須排除強制的因素，也就是說對話倫理學的規范原則，必須是人們能夠自願接受的。
那麼，在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怎樣才能保證規范為一切人所接受?哈貝馬斯認為共識並不像利奧塔所說，必定會抹殺個性，取消話語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築在對個性和多元性的承認之上的，但承認多元性和個性決不意味著異質多元的話語可以不遵守任何規則，可以超越語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問題的實質在於，通過何種途徑來達到差異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識決不會否定差異，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價值領域內，對對話論證的形式規則達成主體間認識的合理的一致，並將這一前提引入語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據的乃是建築在邏輯合理性之上的語言規則的統一，目的是使論證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獲得保證。
哈貝馬斯認為，建立普遍承認和遵守的規范是主體間順利展開對話，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條件之一。規范的本質特徵在他看來就是普遍有效性，這是他的對話倫理的一個基本原則，那麼，如何確保規范的普遍有效性?這就涉及到另一個原則，即論證原則。他認為真理是由共識形成的，陳述的真理性條件是參與對話的主體的普遍同意，也就是說，一個規范是通過參與對話的主體共同論證的結果，所有具有理性、具有語言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主體在參與討論的過程中都根據自由意志確定何者為普遍規范。在這一過程中，不是現存的普遍原則決定人們提出的倫理規范是否正確、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是在主體的相互討論中，由共同認同產生普遍的規范。規范既然是各利益主體在平等自由的條件下，經過論證而形成的，那麼規范就體現著各主體的共同意志，他們必然會遵守規范。
四、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指導
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是從不同利益主體通過對話、商談並遵從一定的互相認同的規范而達到合作與協調、尋求共存、互利發展的心理趨向、認知構架與行動取向。哈貝馬斯認為運用著認知構架可以較好地分析顯示社會以及人類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和重大變革。總的看來，交往理性概念揭示了在充滿矛盾和沖突的社會生活中人們是如何消除沖突、達成協調和尋求互利發展的。
交往理性的概念的重要之處在於真正突出了社會歷史共在主體的作用，它不再把社會共同主體看作先天地內在同一的普遍化整體，也不再把某一特殊社會群體提升為歷史的唯一主體，而把其他社會成員排斥在歷史主體之外，而是看到各個歷史行動的參與者的內在差異的同時找尋到了社會歷史共同主體的內在同一性的根據及現實途徑。
我們要解決全球問題，除了運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全球問題形成的根源之外，也要借鑒西方思想家特別是哈貝馬斯的理論，積極尋找全球問題的出路。
（二）實踐指導——以貨幣為例
在此基礎上，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具體操作層面上，還應採用合作博弈的基本理論，與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各類利益主體進行長期重復進行的合作博弈，在國際范圍內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爭取能源、資源。
自1972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國際貨幣秩序陷於混亂。金融自由化浪潮又為國際資本流動開放了大門。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獲得高經濟增長後，由於國內經濟體系內在扭曲，相繼受到國際資本的沖擊，幾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被國際資本吞噬。拉美開始出現「美元化」現象，被認為是全球化消除貨幣民族特徵的一個標志。但從交往理性的角度，這明顯不是一個平等的合作。在亞洲范圍內需要一個實力與道德的信任感兼有的國家來承擔亞洲貨幣一體化的火車頭，目前還期待著中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崛起，以及國際交往能力、制定協議能力的增強。
因為，現代國別貨幣(如美元、日元等) 是一種制度工具,它以本國的經濟實力為基礎, 又服務、支持並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當一種國別貨幣成為國際貨幣時,這種工具不僅給該貨幣的發行國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使發行國無償地、長期地佔有他國的部分商品和勞務,也有影響、為難甚至於左右他國經濟的功能,並影響他國的政治、社會生活以至於文化、意識形態等。國別貨幣的國際化,有著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國際社會權力效能。在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樣的國際化,推動了經濟的全球化; 反過來,經濟的全球化又進一步強化了國別貨幣國際化的效能。
由此可見，國際范圍的合作博弈首先是一個利益聯系體，其次相互理解與信任是基礎，第三還需要維護機制運行的約束機制。
在貨幣合作方面，歐盟、歐元走在東亞的前面，啟動東亞的貨幣及經貿合作。可以成為建立中國、日本、韓國為領頭羊的亞洲貨幣機制良好借鑒。
（李謂文 原創）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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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哈貝馬斯.超越民族國家?[A]貝克等.全球化與政治【c】.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
㈦ 當下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應對措施
中國當今面臨的三大挑戰是：
國內一些深層次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仍然突出。
中國的和平發展要贏得國際社會的真正認同尚需時日。
周邊環境動盪，安全局勢不容樂觀。
第一：中國經濟正進入結構性全面調整、創新階段，面臨體制性變革。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場革命。要改變經濟增長中資源與環境代價過大的狀況，涉及面廣，情況復雜，阻力大，尤其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還會遇到一些預料不到的困難。
第二：中國需要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為此，中國的和平發展模式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只有這樣，中國才能融入國際社會，以實現互利共贏，進而促進中國經濟的更大發展。
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和平崛起，實屬世界空前。無論中國政府如何宣講，人們總會用歷史上英、美、德、日崛起的發展模式看待中國：英國用炮艦建立了日不落帝國；美、德、日用對外侵略擴張壯大自己。而中國是否也要走這條老路？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問號，因而疑慮重重。
第三：泰國、緬甸、吉爾吉斯斯坦政局不穩；西部邊陲安全突出，三股惡勢力活動猖獗；南海爭端加劇；朝核六方會談擱淺。許多周邊國家大都採取「經濟上靠中國，安全上靠美國」的政策，故美國軍事戰略部署東移，打造亞洲式北約，以圖包圍中國，牽制中國發展建設。
(7)中國如何應對困難擴展閱讀：
當前國際形勢跌宕多姿，變幻莫測。世界各種力量粉墨登場，加緊角逐，縱橫捭闔，分化組合。
各國忙於本國經濟盡快企穩回升，並為後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布局謀篇，力爭在國際舞台上占據有利地位。全球正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在此形勢下，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總體來看，機遇大於挑戰。
㈧ 中國面臨的困難與對策
經濟增長面臨六大困難和問題
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的經濟增長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從2007年二季度至今，過去十年間的時間里，經濟整體上是在下滑中波動、在波動中下滑，過熱和過冷輪番登場，進入W+Lw型增長。
進入新常態後，我們經濟發展面臨一系列結構性矛盾，包括人口老齡化、財政金融風險加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另外實體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表現為供需失衡、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失衡。
尹中卿指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六大困難和問題：全要素增長率趨於下降、科技創新能力不足、供給側結構性矛盾抑制消費需求、保障改善民生存在短板、生態環境質量尚未根本改善、國際經貿環境日益嚴峻。
他舉例說，服務業增加值比率和研究與事業發展經費投入強度肯定完不成預期目標，而耕地保有量、劣V類水體比例完成也很難。
開出遠、中、短期葯方
對於經濟增長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尹中卿也開出了遠、中、短期葯方。
從長期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制度變革，主要包括行政管理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有企業、社會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在財稅體制改革中，主要有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地方稅體系等，對於外界關注的房地產稅，尹中卿提醒大家，房地產稅不僅是用來調控房價，更是為了給地方政府提供主體稅種。
從中期看，主要是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防治污染「三大攻堅戰」。從近期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補」。尹中卿透露，在降成本方面，明年可能會有更大動作
㈨ 如何應對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變，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在經濟增長由「高速」轉向「中高速」過程中，部分體制性、結構性和周期性問題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經濟發展還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
經濟運行面臨的困難和挑戰
二是地方性債務問題。《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對於規范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機制，切實防範化解財政金融風險，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意義十分重大。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嚴格控制，地方政府的還本付息壓力會加大，地方政府的投資會縮減。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進入償債高峰期後又需要大量舉債償還債務，同時還要通過舉債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來穩定經濟。在多難選擇下，可能會出現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增大，大量得到批準的基礎設施項目不能開工的局面。
三是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產能過剩行業和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等預算軟約束部門的巨大資金需求拉高了資金成本；房地產市場回調和部分理財產品違約風險上升，金融機構和企業流動性偏好提高，導致資本「避實就虛」，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難以進入實體部門，民營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下，企業經營較為困難。
四是財政金融風險加大。與房地產調整、產能過剩、政府性債務相關的金融產品違約風險開始暴露，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壓力增大，實體經濟問題開始向財政金融領域傳導。融資難融資貴也導致部分地區非法融資現象抬頭。這些問題相互交織、相互傳導，加大了經濟下行的壓力，也導致財政金融風險上升。
五是企業進入去庫存階段。我國工業企業自2013年9月份以來進入補庫存階段，2014年3月份我國推出的「微刺激」政策增強了企業信心，產成品庫存持續較快增加，到2014年8月產成品庫存累計增長15.6%，產成品存貨增量是上年同期的2.9倍。2014年9月以後，隨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回落和國內經濟下行，產成品庫存增速連續四個月放緩，企業開始進入去庫存階段，這將對2015年上半年經濟產生一定影響。
需要關注的四大問題
一是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是體制性、結構性、周期性的。從產能過剩、政府性債務增加、融資成本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問題看，我國經濟中的問題主要是體制性和結構性，必須通過行政體制、國企改革、財稅金融等改革加以解決。
三是我國是否進入通貨緊縮階段。截至2015年1月，我國工業品價格已經連續35個月下跌，超過了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連續31個月下跌的紀錄。產能過剩嚴重的煤炭、黑色金屬、有色金屬、石油加工等價格降幅較大，競爭性充分的行業價格基本穩定。除了產能過剩影響價格外，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也成為重要影響因素，計量經濟模型測算表明，2014年國際市場石油、鐵礦石價格下跌分別影響我國PPI下降0.4和0.8個百分點，分別影響CPI下降0.3和0.3個百分點，推動經濟增長0.4個百分點。國際原油、鐵礦石、有色金屬、農產品價格下跌導致2014年我國PPI下跌1.3%，佔全年降幅的68%，CPI下跌0.6%。同時，電商等新的商業模式也大大降低了商品的價格。此外，還應關注資金大量流入股市帶來的資產價格波動。而且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增強，服務價格仍保持穩步上漲。因此，我國並沒有進入通貨緊縮，只是存在通貨緊縮的風險，不應對價格形勢估計的過於嚴重，下葯過猛。
㈩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是如何戰勝困難的1000字
建國伊始,黨面臨著很多困難和嚴峻考驗.軍事上,國民黨還有上百萬軍隊在負隅頑抗.經濟上,所繼承的是一個十分落後的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際上,美國拒絕承認並竭力阻撓其他國家承認新中國,阻撓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對新中國實行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的政策.此外,黨也面臨著因革命勝利而可能滋長的驕傲自滿、享樂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蝕.
建國初,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復雜,黨和人民面臨著巨大困難和嚴峻考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革命力量大大增強,但是美帝國主義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對新中國極端仇視,採取政治上不承認和孤立、經濟上封鎖禁運政策,實行軍事上封鎖包圍、伺機侵略顛覆的方針,妄圖扼殺新中國.在國內,新民主主義革命雖然取得了基本勝利,但全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新中國經濟形勢異常嚴峻.中國人民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殘余勢力的矛盾,仍然是建國初期的主要矛盾.
新中國成立初期,也面臨著許多嚴重的困難和一些緊迫的問題.這對於剛剛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是新的嚴峻的考驗.主要是：
1．能不能保衛住人民勝利的成果,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當時,解放全中國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遺留下的100餘萬軍隊、200多萬政治土匪以及60多萬特務分子還有待肅清；在廣大城鄉,反動會道門和黑惡勢力還危害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還沒有進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2．能不能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當時中國的經濟不僅遠遠落後於歐美發達國家,就是與許多亞洲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當於亞洲國家平均值的2/3.新中國從舊中國接收過來的是一副爛攤子.許多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遇到極大的困難.同歷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糧食產量減少約四分之一.
3．能不能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新中國的誕生,打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劃定的勢力范圍,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不願意看到的.它們企圖通過實行強硬的對華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政策,從根本上搞垮新中國.
4．能不能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前進中的問題.毛澤東把當時的情況概括為三句話：「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