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如何正確看待中國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我們不妨把它叫做「新常態」。正確認識「新常態」的特徵，對於新階段的經濟政策設計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改革開放之初快速發展的條件隨著快速發展取得的成就已經不復存在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已經跨過了粗放經營、快速發展的階段，進入了一個不創新、不深化改革就難以持續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經濟之所以30年保持兩位數的快速發展，是因為存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這些條件是：
第一，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國經濟面臨著崩潰的邊緣，即「窮」，「窮」的另一方面就是產業空間很大，從事什麼產業都是新的，都可以發展經濟。加之基數小，很容易快速發展。
第二，長期的封閉使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外邊的世界，特別是不能清楚地了解上世紀70年代世界上其他國家快速的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就是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改革開放打開了國門，知道了我們是後發展中國家，可以發揮後發優勢，承接新一輪世界產業轉移，跟在人家後邊亦步亦趨地做就是最經濟的經濟發展方式。
第三，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世界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誕生了信息產業和網路經濟。這樣的態勢使世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興奮點，並因此使產業結構上升到了更高層次。由於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可以使我們大批量地承接外來產業轉移，實行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戰略。
第四，改革開放之初，我們的資源、環境壓力不大，勞動力「紅利」相當充分。
第五，改革開放從制度層面解放了生產力，激發了人們創業的熱情。
基於上述發展之初的條件，我們形成了明顯粗放的速度型的經濟發展方式。這一發展方式的特點是：一是粗放經營，鋪攤子，上項目，靠投資；二是拼資源，拼環境，拼勞動力便宜，走低價格路線；三是招商引資，模仿，處於產業鏈的低端；四是過度依靠外需；五是靠行政力量推動，特別是地方政府之間的GDP競賽；六是GDP崇拜，速度第一，而不是速度、質量、效益的統一。在這六個特徵中，核心是GDP崇拜和行政力量推動。這樣的發展模式雖然使我國經濟總量上升到了世界第二，但付出的明顯代價和潛在代價都是難以估量的。此外，必須指出，低價格路線是低層次的競爭路線，是與更窮的國家競爭而不是與更富的國家競爭。
二、中國經濟步入了「新常態」
現在，中國經濟的規模已經做大，我們面臨著做強的新的歷史任務，既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人們所講的「新常態」。
「新常態」的顯著特點是經濟增長速度的自然放緩。這是基於以下的分析：
第一，真正的經濟增長是由創新推動的。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大約從1783年到1842年是第一次產業革命時期，這是第一個長波；第二個長波是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的蒸汽機和鋼鐵時代；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是電氣、化學和汽車對經濟發展起重要作用的時代。西蒙·庫茲涅茨在其《長期運動》中也做了類似分析。他們的分析揭示了經濟何以發展，即一個革命性發明和發現被用於工業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就成為新階段經濟增長的引擎。然而就當前情況來看，世界經濟還沒有出現可以擔當引擎的新的經濟增長興奮點。
第二，經濟增長速度是有一定規律的，即「自然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在一定的技術水平、產業結構和制度環境下，不受緊縮政策或擴張政策等外來因素的干擾，本身固有的、自然而然的增長率。這樣的增長率和既定的條件是協調的，是既定條件下的一種均衡。「自然增長率」是階段性的，是歷史的。據此，隨著快速發展的條件成為過去時，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速率，一個中速的增長速度。
第三，「新常態」面臨的任務是為已經起飛的經濟持續加油，使整個經濟在做強的過程中展翅高飛。「新常態」下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舉措是貨真價實的創新，是扎實有效的結構調整。
三、面對「新常態」的應有形態和政策設計
既然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即新的歷史時期，我們就應當以科學而冷靜的態度直面現實：
第一，要從昔日的GDP崇拜和速度型情結中掙脫出來，以平常心態對待一個並不算快速的、自然而然但確實有效的增長速度。要重塑經濟增長的心理底線，認清經濟發展的規律。要清楚地把握當前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創新，是調結構，是追求經濟增長的結構效應，即通過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提升帶動經濟發展，而不是水平結構，即平面復制原來的產業結構。更不能迎合錯誤的速度情結而盲目刺激。必須明確，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重視就業，但這種就業應當是貨真價實的就業，而不應當是偽就業。
第二，在「新常態」下應當抓緊完成旨在建設和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任務。經濟發展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微觀層面的事，是經濟規律自發作用使然。要正確處理宏觀調控和制度建設的關系。從世界經濟史的角度看，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是顧此失彼、按了葫蘆上來瓢，我們切不可過高估計了宏觀調控的作用，更不能讓宏觀調控耽誤了我們的改革。
第三，通過合適的制度安排，激發大眾的創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其《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中認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繁榮，是普遍大眾創新的結果。他說，「繁榮的歷史進程從19世紀20年代的英國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是廣泛實現自主創新的結果。」他強調，「國家層面的繁榮源自公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它涉及新工藝和新產品的構思、開發與普及，是深入草根階層的自主創新。」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個產業空間很大，跟到人家後邊模仿著做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不創新就不能發展、就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我們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例如平等進入、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淡化官本位；鼓勵適當的冒險；包容各種創新伊始的「異端」；杜絕各種尋租的機會，把企業家精神引導到真正的創新而不是官商勾結的尋租。
B. 怎樣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新常態之「新」,意味著不同以往；新常態之「常」,意味著相對穩定,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適宜、結構優化、社會和諧；轉入新常態,意味著我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環境已經或即將發生諸多重大轉變,經濟增長將與過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別,與傳統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粗放增長模式基本告別.
因此,新常態絕不只是增速降了幾個百分點,轉向「新常態」也不會只是一年兩年的調整.認識不到新常態下的新趨勢、新特徵、新動力,不僅難以適應新常態,更難以把握經濟工作的主動權.
C. 如何認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
新常態的核心是資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歸。新常態，意味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新時期，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統籌發揮「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的職能作用，確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縱市場，又不越位干預市場，也不錯位擾亂市場，從而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要求落到實處。當前，全球經濟和我國經濟發展都已經步入新的階段，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經濟增速放緩，各級政府要有包容心態和科學研判，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優勢仍然存在。各級政府要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減少和克服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不搞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刺激和大面積調控，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強和保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促進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技術創新。同時，推進政府職能深度轉變，履行好必要的監管職責，充分釋放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彌補市場失靈，矯正市場畸形，凈化市場秩序，管控市場風險，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D. 如何看待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變化
經濟新常態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積極變化當前，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如何看待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怎樣的挑戰？又將迎來哪些機遇？要理解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就必須將我國經濟發展目前所處的新階段及其所表現出的新特徵、需要的新改革等結合起來系統理解。當前的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長進入了可控、相對平衡的運行區間。在外需疲軟、內需回落、房地產調整及深層次結構變動的力量綜合作用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劇。然而，「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因此，中國經濟「新常態」孕育著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擁抱新經濟體系的宏大發展機遇。第一，大改革與大調整的機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暴露了世界經濟面臨巨大的結構性問題，同時也宣告了鑲嵌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傳統增長模式走到了盡頭。高投資帶來的高能耗與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帶來的社會經濟沖突以及過度管制帶來的創新不足已經成為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足和民族復興的絆腳石。人民深深認識到，大改革和大調整是重構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基石的唯一選擇。這種「大改革」與「大調整」共識的形成是「新常態」帶給中國經濟下一輪發展的最大禮物，在世界性結構改革的大浪潮中給予了中國良好的機遇期。第二，大消費、大市場與構建「大國經濟效應」的機遇。中國在GDP穩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時，其市場份額和消費規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國需求成為世界需求最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大國經濟效應」開始全面顯現。一是在市場上出現全面的規模效應和范圍效應，生產效率的提升有效對沖著各種成本的上升，使中國在世界市場的份額並沒有下降；二是消費開始上台階，中國消費規模依然按照每年平均13%的速度增長，中國開始從「世界工廠」轉向「世界市場」。三是中國的「世界工廠」開始與中國的「世界市場」相對接，在內外貿一體化的作用下使中國經濟的穩定性和抵抗世界經濟波動的能力大幅度上揚。第三，「大縱深」與構建多元增長極的機遇。雖然到2014年年底，中國各類產業結構的指標已經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向後工業化階段轉化，工業化紅利開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國經濟縱深的厚度和寬度，即「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區」雖然開始全面轉向服務業驅動，但廣大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工業化依然處於高速發展的中期階段。這不僅為東部產業升級提供有效的騰挪空間，也為中西部加速發展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產業的梯度大轉移不僅大大延緩了中國工業化紅利消退的速度，同時通過構建多元化的增長極使中國空間布局更加科學。第四，「大人才」與構建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機遇。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和老齡社會的逼近意味著中國傳統的人口紅利開始消退。但必須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難」和「用工貴」問題主要凸顯在農民工領域。中國的就業格局是「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相並存。每年700多萬大學生畢業壓力已經使大學生就業起薪與農民工平均工資開始拉平。而這恰恰是中國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的關鍵，這說明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經為中國產業升級准備了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產業後備大軍。以大學生和人力資源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紅利開始替代以農民工和低端勞動力為核心的傳統人口紅利。第五，「大創新」與構建技術紅利的機遇。仔細梳理中國技術創新發展的各類指標，我們會發現，在粗放式發展模式走到盡頭的同時，中國創新發展模式已經嶄露頭角：一是專利申請大幅度提升，於2013年達到257.7萬，增速為15.9%，佔世界總數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經費支出突破低水平閥值，於2014年達到GDP的2.09%，增速達12.4%，進入高速度、中等強度階段；三是技術市場活躍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術市場交易額達到7469億元，增速達到16%；四是高技術產品出口大幅增長，總額達到6603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30%；五是國外發表的科技論文在2013年已接近30萬篇，邁入世界科技論文大國的行列；六是中國擁有世界最龐大的科學技術研究人員。上述這些參數說明，只要進一步進行科技體制改革和鼓勵各類創新創業活動，中國技術創新紅利必將逐步實現。「中國製造」開始向「中國創新」轉型，從勞動力密集型製造業向知識密集產業過渡。第六，「大升級」與構建升級版中國經濟的機遇。在市場、技術、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全面升級的勢頭：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消費開始出現大幅度升級，開始從過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為主體的工業化消費轉向以高端製成品和服務消費為主的後工業化消費；二是產業在需求拉動下，開始大幅度由製造業轉向服務業、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產業。中國升級版經濟的雛形開始顯現。第七，「大開放」與中國經濟全球布局的機遇。中國經濟實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給予中國前所未有的進行大開放和全球布局的機遇。一是中國開始從「商品輸出時代」轉向更為高級的「資本輸出時代」，海外並購突飛猛進，其平均增速超過30%，對外投資總量201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二是以區域性自由貿易區的構建全面強化中國開放的板塊效應；三是以「一帶一路」為核心中國空間戰略與開放戰略全面對接，並通過互聯互通打造中國新的國際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磚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金融機構的構建，打破歐美一統國際金融的格局。這些拓展有效擴張了中國資源配置的空間以及盈利模式，必將把中國發展帶入新階段。當然，要很好把握上述七大機遇，將各種戰略機遇轉化為真正的增長和發展，這不僅需要我們有效解決「新常態」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同時還需要我們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構建出適合下一輪經濟發展的制度體系。
E. 怎樣正確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主要特徵：一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二是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消費需求逐步成為主體，城鄉區域差距逐步縮小，居民收入佔比上升，發展成果惠及更廣大民眾。三是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簡單的理解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處於下行周期，並進入個位數增長時代。結構調整的深化是傳統追求數量和規模想追求質量和效益發展，反映到具體數據上是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度提升，第二產業信息化、集約化、智能化加速。消費升級是指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數據。本質，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進入全方面的升級提檔時期。新常態的內涵：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強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
F.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
「新常態」不是一個靜態目標，而是一個動態的系統目標。
一是不追求過高的GDP速度。領導在尚未上任時就提出不以GDP論英雄，顯示其對單純追求經濟增長數據的傾向並不認同，甚至可能預見到了單獨追求經濟增長數據而忽視其帶來的社會代價及不可持續性。二是強調全面深化改革。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這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六大」只提經濟體制改革是一種修正。新時期的改革是全方位的，而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三是在提出新常態的同時，也強調需要維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這顯示出決策層對經濟增速下行仍有容忍度，也說明經濟增速在目前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關注點。整體來看，中央領導強調中國經濟「新常態」，似乎暗示只要經濟運行能不出大的風險，能夠平穩運行，便是可以接受的。因此，「新常態」代表了一種全面改革的系統思維，以及不認為中國經濟會出大問題的從容心態。
G. 如何正確理解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一、新常態的目標是經濟發展質量的全面提升。
適應新常態，是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必須面對和思考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長久以來，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盲目攀比搞工業，重復投資上項目，肆意擴張借貸款，跟風決策建新區，吹捧包裝玩概念，不僅造成了自然條件的嚴重破壞、資源承載的重大透支和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而且造成了市場經濟的表面繁榮、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財政收入的空轉虛增等問題。
面對經濟全球化競爭的日趨激烈，要想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始終能夠「一枝獨秀」、領銜演出，不被人指為「搭便車」，就堅決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也不能走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邪路，而是要走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新路。落實經濟新常態要求，追求經濟新常態目標，必將有利於地方政府從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中解放出來，使中國經濟從片面追求經濟發展規模和速度轉向更加註重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和發展的良性循環，促進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
二、新常態的背後是執政思維理念的重大轉變。
新常態的提出，預示著長期以來唯GDP增長馬首是瞻的政績考核指揮棒將會逐步淡化使用。當然，新常態，既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連續探底的坐視不管，也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徘徊不前的漠不關心，更不意味著對經濟發展一路高歌的刻意打壓。經濟新常態，實際上是從體制、機制和制度上，甩掉各級領導幹部的思想包袱，清除各級領導幹部的思維障礙，突破GDP增長高於一切、財政預算必須連年遞增的思維定勢，解開層層加壓指標值、層層簽訂軍令狀的權力束縛，不搞「一刀切」和「一錘定音」。
具體來說，就是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堅決不要帶血的GDP，嚴防各類重特大安全事故和群體事件的發生，體現穩中求進、事緩則圓的要求。就是正確處理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隱形政績和顯性政績的關系，遵循經濟發展基本規律，潛心做好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堅決不做殺雞取卵的蠢事，體現咬定青山不放鬆和一張藍圖繪到底的統一。
就是正確處理發展主體和發展客體的關系，凝聚發展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體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執政邏輯。就是正確處理發展戰略和發展戰術的關系，在堅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時，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堅持問題導向和底線思維，體現「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結果」要求。
三、新常態的核心是資源配置方式的理性回歸。
新常態，意味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新時期，要辯證認識和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統籌發揮「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的職能作用，確保政府既不缺位放縱市場，又不越位干預市場，也不錯位擾亂市場，從而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要求落到實處。
當前，全球經濟和我國經濟發展都已經步入新的階段，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經濟增速放緩，各級政府要有包容心態和科學研判，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優勢仍然存在。各級政府要加強和改進宏觀調控，減少和克服行政手段的路徑依賴，不搞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刺激和大面積調控，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最大限度地增強和保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市場主體的創造活力，促進結構調整、產業轉型和技術創新。
同時，推進政府職能深度轉變，履行好必要的監管職責，充分釋放經濟體制改革紅利，彌補市場失靈，矯正市場畸形，凈化市場秩序，管控市場風險，確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發展。
H. 怎樣理解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如何適應新常態
具體理解分析如下：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經濟新常態，需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從根本上說，就是向改革要動力，向結構調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潛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讓市場主體真正放開手腳；就是要『補短板』，把該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就是要『強實體』，把該給的政策給足，夯實發展的微觀基礎。」《人民日報》評論認為：「新常態是新的探索，要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以改革開路，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激發企業和社會活力，培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加快經濟轉型升級結構優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態」作為中國高層對經濟形勢的清醒判斷和重要定義，對未來宏觀經濟政策導向有著決定性意義。而《人民日報》的三篇評論恰為人們清晰呈現了「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整體面貌和未來趨勢，正如評論中所說，「面對新常態，我們要有冷靜的心、堅定的心和火熱的心，科學認識新常態，積極應對新常態，學會適應新常態，創造中國經濟發展的新輝煌。
圍繞實現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要抓好六項重點任務。一是分類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將國有企業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推動國有企業同市場經濟深入融合，促進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有機統一。二是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推進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建立企業領導人員分類分層管理制度，實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薪酬分配製度，深化企業內部用人制度改革。三是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推動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優化配置、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四是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鼓勵國有資本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探索實行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五是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強化企業內部監督，建立健全高效協同的外部監督機制，實施信息公開加強社會監督，嚴格責任追究。六是加強和改進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貫徹全面從嚴治黨方針，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加強企業領導班子建設和人才隊伍建設，切實落實企業反腐倡廉「兩個責任」。
I. 如何理解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新在以下特點：
中高速。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徵。
優結構。產業結構方面，第三產業逐步成為產業主體；需求結構方面，消費需求逐步成為需求主體；城鄉區域結構方面，城鄉區域差距將逐步縮小；收入分配結構方面，居民收入佔比上升。
新動力。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多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樓市風險、地方債風險、金融風險等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
J. 怎樣正確理解中國經濟新常態
中國經濟新常態就是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在經濟結構對稱態基礎上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可持續穩增長。經濟新常態是調結構穩增長的經濟，而不是總量經
濟；著眼於經濟結構的對稱態及在對稱態基礎上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GDP、人均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最大化。經濟新常態就是用增長促發展，用發展促增
長。經濟新常態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長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長，而是把GDP增長放在發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長成為再生型增長方式、生
產力發展模式的組成部分。
四個基本特徵：
1. 中高速。 從速度層面看，經濟增速換擋回落、從過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為7%—8%的中高速增長是新常態的最基本特徵。
2. 優結構。從結構層面看，新常態下，經濟結構發生全面、深刻的變化，不斷優化升級。
3. 新動力。從動力層面看，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將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4. 多挑戰。從風險層面看，新常態下面臨新的挑戰，一些不確定性風險顯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