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中國哲學傳統的

❶ 簡述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

談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其前提是承認在中國古代有「哲學」（的思想），這個哲學與西方哲學有「相似點」，或者說中西哲學有它們的普遍性，但中國哲學又有其不同於西方哲學的特殊性。
「哲學」是個譯名，它出自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對philosophy的翻譯。西周先把philosophy翻譯為「希賢學」或「希哲學」，取宋儒周敦頤所謂「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之意，即把philosophy理解為「希求賢哲之智之學」。在1874年出版的《百一新論》中，西周始把philosophy譯為「哲學」，他說：「將論明天道人道，兼立教法的philosophy譯名為哲學。」應該說，「哲學」這個譯名的成立一開始就具有了「會通中西」的特點。如果沒有中西的會通，那麼就只有 philosophy，而沒有「哲學」。
中國古代沒有「哲學」這個名詞，但是很早就有「知人則哲」和「哲人」的表述，「哲」的意思就是「智」或「大智」（《尚書正義·皋陶謨》），而「哲人」乃指「賢智」之人（《尚書正義·伊訓》）。孔子在臨終時曾慨嘆而歌：「泰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記·孔子世家》）可見哲學的「哲」字在中國文化中有其深遠的根源。
中國古代的學術分類或圖書分類中也沒有「哲學」這個「學科」，因沒有這個「學科」，所以中國哲學缺少「系統的記載」。這樣，我們若要對中國哲學作「系統的研究」，就如蔡元培在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寫的序中所說，「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
馮友蘭先生在1931年出版《中國哲學史》（上冊），他指出中國哲學雖然沒有「形式上的系統」，但有「實質上的系統」，「講哲學史之一要義，即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此所謂「找出」，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即找出「中國之某種學問或某種學問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謂哲學名之者也」。他又認為中國古代所講「性與天道」及其「為學之方」的那部分內容「約略相當於」西方哲學所講的宇宙論、人生論和方法論。
胡適和馮友蘭都是為了強調「中國哲學史」之名的現代意義，而側重於講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同」（當然馮先生所謂「約略相當於」也包含著「異」的意思）。於是，金岳霖先生在為馮著寫的「審查報告」中提出，「中國哲學史」這個名稱仍有「困難」，「所謂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哲學的史呢？還是在中國的哲學史呢？」他又說：「現在的趨勢，是把歐洲的哲學問題當做普通的哲學問題」，這雖然「有武斷的地方，但是這種趨勢不容易中止。」
馮著的上冊是1931年出版，上下全書是1934年出版。此書對張岱年先生寫《中國哲學大綱》（1937年完成）有重要影響。金岳霖先生對馮著提出的問題，正是張著在序論中首先要解決的。於是，不同於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的先講「哲學的定義」，也不同於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緒論的先講「哲學之內容」，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的序論首先寫有「哲學與中國哲學」一節，指出「對於哲學一詞的看法」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以西方哲學為「唯一的哲學范型」，凡與西方哲學不同者「即是另一種學問而非哲學」；第二種是「將哲學看作一個類稱」，西方哲學只是此類的一個「特例」，「如此，凡與西洋哲學有相似點，而可歸入此類者，都可叫作哲學」。依後一種看法，「則中國舊日關於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論，便非不可名為哲學」，即它也是哲學這個「類名」的一個「特例」。
顯然，張先生的「類名」與「特例」之分，就是要解決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問題。只有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了，才能避免「武斷」地把西方哲學當做「普遍哲學」，從而避免「中國哲學史」之名的「困難」。《中國哲學大綱》又名「中國哲學問題史」，它所講的不是「把歐洲的哲學問題當做普通的哲學問題」，而是講「中國（的）哲學問題」。關於中國哲學的「條理系統」，張先生也指出：「我們對於中國哲學加以分析，實乃是『因其固然』，依其原來隱含的分理，而加以解析，並非強加割裂。」「求中國哲學系統，又最忌以西洋哲學的模式來套，而應常細心考察中國哲學之固有脈絡。」顯然，這里已經不是片面強調「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了。

❷ 中國傳統哲學都包括哪些方面

引言：中國傳統哲學都包括哪些方面？ 中國的傳統哲學文化是有很多方面的，只要傳統哲學的源頭就是在諸子百家的時期。當時是因為中國傳統的思想還沒有定下來，百家爭鳴的文化更是讓中國傳統哲學得到了一個融合，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等。最後雖然封建統治是以儒家為主要的主旋律，但是依舊有其他的思想相以襯托，所以中國傳統哲學文化是比較悠久的。

中國的禮儀也是在不斷進步的，從傳統的哲學中就可以看出中國的禮儀是有很強大的規矩的。無論是從老師還是學生的看法或者是君臣之分等等這些在古代時都是比較嚴格分明的，並且階級層次也是比較固化，這也是中國傳統的禮儀。其實這些思想不僅是友好的同時有壞的流傳到現在的中國的禮儀都是更加禮待他人的一種好的方面。

❸ 現代社會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

中國傳統哲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不論從其思想內容還是從其思想形式方面都有自己鮮明的特點。這些特點在宇宙觀、辯證法、認識論、方法論、人生觀、倫理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現。

一、關注現實政治倫理而忽略自然宗教

美國的德克·布德（Derk Bodde）在1944年出版的《美國東方學會雜志》第62卷4號發表一篇題為「中國文化形成中的主導觀念」的論文，文中說：「中國人不以宗教觀念和宗教活動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規的、有組織的那一類宗教）。」這確實揭示了中國文化也是中國哲學的一個主要特點。中國歷史上的諸子百家，大多數人都關心現實的政治倫理，都渴望從政做官，目的就是治理社會和教化人心。內聖外王之道始終是中國文化的理想目標，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終是中國知識分子努力奮斗的目的。中國哲學中，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最為發達，內容也最為豐富。中國的教育史上，也始終都以這種政治倫理為最主要的教育內容。相比之下，中國哲學中的自然哲學內容就顯得貧乏，諸子百家中很少有人把治學的重點放在自然研究上。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文化中才科學成分不足。雖然在實用技術上中國古代有非常豐富的發明創造，但是這些技術背後的科學原理卻很少被清晰揭示出來。同樣地，中國哲學也不關心宗教，對遠離現實的宗教沒有熱情。中國人對宗教的信仰不虔誠，一個人可以同時敬奉很多宗教的神靈，但是不論敬奉什麼神靈，都是為了讓神靈保佑自己的現實利益。因此中國人沒有基督徒和伊斯蘭教徒以及印度教徒那樣虔誠狂熱的宗教感情，宗教生活是可有可無的。正是這種文化精神，中國歷史上才既沒有發生西方式的科學革命，也沒有陷入西方中世紀的黑暗時期，而一直以道德禮儀之邦的形象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二、主張天人合一而反對天人對立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中國哲學的主流思想是天人合一。中國哲學認為，人類與自然本就是一個整體，自然界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人類生存的一切需要都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人必然無法脫離自然界，必然要依賴自然界，必須與自然界保持和諧一致。在諸子百家中，對天人關系大都強調人類的一切活動應該順應自然，應該順應自然規律，遵循自然固有的性質和特點，恰當地利用自然物產，適應自然對人類的限制尺度，最後實現自然允許范圍內的人類目的。從人類與自然的力量對比關系中，中國哲學認為自然力量是無比強大的，人只是自然中之一物，是渺小的。因此人絕對不可逆天行事，否則就必遭天譴。中國哲學史上雖間或也有人提出天人相勝思想，但是這種思想沒有成為中國歷史的主流思想，沒有成為支配中國人行為的精神力量。從總體而論，中國哲學不贊成天人對立，也明確認識到，如果處理天人關系不當，造成天人對立的局面，最終必然會釀成天災人禍。通觀中國歷史上的農業、水利、建築、各種手工業的成果，都滲透了這種順應自然的理想觀念，很少有與自然鮮明對抗的物質發明。

三、重視宇宙生成而忽略宇宙構成

在本體論思想中，中國哲學始終關注的是天地萬物由何而來問題，而不太重視天地萬物由何而成的問題，這就使中國哲學本體論鮮明地表現出宇宙生成論的特點。太極論認為天地萬物都從太極發源，由太極分化變現而來；道體論主張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在天地之先，是天地之始和萬物之母；理本論強調理在物先、理在事先，未有天地而有天地之理，未有萬物而有萬物之理，天地萬物由理而出；心本論則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天地萬物都在心中，是心孕育出來的；元氣論認為元氣是天地萬物始基，元氣通過聚散產生了天地萬物；天命觀實質是一種神創論，而神創論本質上也是生成論，只是帶有意志的生成論，天命既不能控制也不能改變，絕對地規定了天地萬物的產生和歸宿。其他的宇宙論如道教的太一說、管子的水地說也都屬於生成論范疇。真正帶有構成論意識的有宙論思想，在中國古代只有唯一的五材論，五材論主張萬物由最基本的五種元素組成，是土與金、木、水、火雜合而成的。可惜的是這一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揮，在秦漢以後就中絕了，沒有成為中國宇宙論的主流。

四、強調直覺體悟而忽略邏輯論證

在對各種事物的思維方式上，中國傳統哲學各家各派多表現出重視直覺體悟而不注重邏輯論證的特點。比如儒家強調三省吾身，道家主張靜觀玄覽，佛教倡導頓悟成佛。理學宣揚對事理要涵養切己，默識心通。中國傳統哲學的直覺思維具有整體性特點，強調知、情、意一體化和真、善、美一體化，表現為天人合一、情景合一、知行合一的整體性精神境界。這里不主張對天與人、情與景、知與行等進行分析，也不主張對其中的同異進行邏輯上的論證，而是主張對此給出互相聯系的整體把握。對於怎樣實現這種直覺的整體性思維，中國傳統哲學表現為比類與意會兩種基本方法。因為整體與部分之間有著相類、相似、相通的特徵，中國人把握客體不用邏輯的、分析的、演繹的方法，而用直觀的、比類的方法，通過對於個別事物的認識，進而運用比類堆理的方法，由此及彼、由近及遠，即可獲得關於對象世界的整體性、全面性的認識。萬物無窮，萬象紛紜，怎樣才能揭示其背後的本質？中國哲學強調本體世界的不可言傳性與不可思議性，因此要把握本質，語言不可言說，邏輯無能為力，只能對其進行直覺意會。這種思維特點在中國哲學各派中都有充分表達。

五、強調智慧之道而忽略知識之學

中國哲學在智慧和知識關系方面強調智慧之道，對知識之學則認為是次要的。修習哲學的根本目的不是為了增長知識，而是為了提高境界。否則，追求知識不但無益，甚至還會妨礙對宇宙和人生之道的把握理解。老子就說過這樣的話：學得越多可能距離道越遠。中國哲學所謂的「道」，有時是指天地萬物及人生的本質和規律，有時則指的是關於一切事物最根本的智慧。而「學」則是具體的知識，具體事物無窮無盡，關於具體事物的知識也就沒完沒了。如果人們追逐具體知識，那就會永遠沒有窮盡之時，從而也就無法去掌握關於宇宙人生總體的「道」。而不能對宇宙人生的總體有所把握，也就不能認識宇宙人生的永恆真諦。莊子說過這樣的話:：人生時間有限，而具體知識則是無限的，以有限時間的人生去追求無限的知識，那是無論如何也實現不了的。相反，為了把握宇宙人生之道，就不能以求知的方式進行，它需要另外一種方式。獲取知識可以靠學習方式，一事一物地學就可以得到一事一物的狀態和原理的知識。可是要了悟宇宙人生的總體和本質之道，只能依靠修習的方式，從整體上以不可言說的途徑去反復感悟，通過內心直覺與事實經驗去反復驗證，只有這樣才能理解把握「道」。當然，對宇宙人生總體和本質之道的理解把握，其價值意義顯然要高於對具體事物知識的認識。

六、強調平衡調和而忽略矛盾對抗

中國哲學承認世界的變化發展，承認任何事物及其內部都存在差異，不否認兩點論。這可以證明中國哲學不乏辯證法思想，而有些辯證法思想還非常深刻和獨到。辯證法的首要前提是承認矛盾，承認兩點論，沒有這一前提就沒有辯證法，就不能說明世界萬物的存在。但是中國哲學的辯證法在矛盾關繫上強調矛盾的調和，在兩點論上主張兩點之間的平衡。而不主張兩點間的對立，反對矛盾的對抗。儒家的中庸之道就是典型的平衡論的辯證法，也是典型的調和論的矛盾觀。這種辯證法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是主流，雖然先秦法家極力主張矛盾的對抗斗爭，但是終因不合中國歷史實際而沒有成為中國思想史的主導。道家的辯證法思想十分豐富，但是道家講究自然無為，講究和而不爭，比儒家更為消極，自然也反對矛盾的對立對抗。佛教也有豐富的辯證法，可佛教認為世界是假是空，勸導人們看破紅塵，放棄一切慾望，其辯證法的最終結局也必然是消解矛盾。平衡論是對現實存在的肯定，調和論在處理具體矛盾是也有積極意義。但是這種辯證法在總體和根本上取消了事物發展的動力源泉，從而也就否定了世界永恆的發展變化。

七、重視日用行常而非抽象說理

哲學本來是高度抽象的學問，就純粹的哲學理論形式而言，它的概念范疇都是超脫具體事物的。哲學之所以具有廣泛的指導性和滲透性，就是因為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對於西方哲學而言，在展開其理論體系時，大都是從哲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開始，從一個范疇邏輯地推出另一個范疇，從一個原理邏輯地推出另一個原理。雖然為了說明理論的含義也要舉出具體事例，但是就其體系而言，它的純粹形式化特點是極為鮮明的。但是中國哲學則不重視純粹形式化的建構，而是從日常生活事實展開論述，就事說理而不純粹說理。中國哲學認為理在具體事中，離開具體事物哲理也就不存在了。處理日常的人倫事務才是完善人格的最重要的歷練功夫，才是實踐道德責任的主要途徑，而純粹說理則於事無補。這就是宋代邵雍所指出的： 「不離日用常行內，直到先天未畫前。」邵雍的這句詩是說蘊藏在日常事務的道理只有通過對日用行常的反復體悟才能得之於心，而絕不是靠抽象說理所能說明白的。理不外於事，如欲明理，則必於具體事上下功夫。能認識和處理好日常事務，就是明理的最好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