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疫情華人如何聯系中國

㈠ 是不是疫情期間中國不管我們在日華人了讓我們刻死異鄉嗎

現在疫情期間，哪一個國家都不允許國內與國外之間走動。你的這種提問實在實在太自私了，自己在國外反省一下自己吧，中國那麼大的地方非得跑日本去。

㈡ 國外疫情不斷，是否會影響當地華人生活

不為了疫情不斷惡化，肯定會影響到當地華人的生活，因為雖然每一個國家都是獨立的，可是由於經濟全球化以及隨著不斷有人定居國外，那麼就相當於其實世界是整體的，只要國外的疫情沒有徹底的結束，那麼中國就不算是真正的安全。

盡管這一次海外疫情這么嚴重，但是我國在顧及自身的疫情狀況，同時也向外國去進行了物資援助。因為全球大家都是一體的，只有共同度過這一次疫情之後，才能讓全世界變得危險，在疫苗沒有成功研發出來之前，所有的國家都不算是真正的安全。

㈢ 疫情中外國對中國的污名化,中國人應該怎麼做結合跨文化溝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構成了一種特殊的世界交流景觀。

21世紀頻發的公共衛生事件中，國際信息傳播曲線從疾病信息開始，逐步蔓延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全方位信息傳播。與此同時，國內對於信息高度秩序化需求既受到了自媒體的挑戰，也在傳言處置邏輯中出現若乾的翻轉。這種翻轉通過大量信息的對沖現象逐步讓事態的發展獲得受眾更多的理解與共情。

當然，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與病毒傳播恐懼情緒下激發的種族主義傾向依然存在並隨著疾病的蔓延產生越來越清晰的影響。這種影響范圍雖然小，但是也是專業理性不得不反復面對的整體性挑戰的一部分。

1.理解、共情與認同

疫情提供了一個看似全新的國際傳播場域。面對這些場域，國家治理實踐與媒介信息傳播實踐總體上呈現了一個相對理性的狀態。但是在這個總體面向之下，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民族主義的情緒、傳言的問題等。疫情中，國際傳播實踐也突破了原有的媒介視閾，在多部門聯合實踐中，在更廣泛意義上試圖贏得世界的理解、共情與認同。

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過程中，我們很難擺脫一種病態心理：試圖從外界的積極肯定中獲得某種慰藉，甚至急於從西方新聞話語中挑出積極話語，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一個康復者的心情，從而落入封閉的、不自信的狀態。中國的疫情危機應對真正開始於1月20日鍾南山正式宣布「肯定存在人傳人現象」，此後武漢經歷了封城隔離、撤換官員、集中治療、全國支援。這使得中國在外交層面贏得了世界普遍贊譽，主要包括「犧牲精神」「負責任大國」「速度、力度和透明度」等。

形象總是在關系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對話關系中進行。如果只是單向收集形象傳播的效果，我們得到的只能是不自信的形象。逐漸擺脫恐慌的我們唯一應該展現的形象就是開放、對話，樂於向世界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也不迴避中國抗疫的困難、矛盾和問題，直面外界對中國理解與不理解的種種維度，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中國的獨特性的框架下，讓中國人的遭遇和想法聯通各國人的遭遇和想法，以包容的心態重建全球人際互動、互惠機制、信任關系、合作互動、價值共享。

21世紀的前20年，中國暴發了兩次大規模傳染性疾病。盡管「傳染性疾病將會是全球未來的共同敵人」這個判斷是一個科學共識，而且疫情最終在中國得到了控制，但是某些境外媒體對於中國疫情和應對疫情的報道對外界形成對中國的負面認知產生了深遠影響。新冠肺炎疫情雖然還在持續，但是全球傳播圖景並沒有突發性轉向。17年前的記憶成為新一輪質疑的基礎，也是中國在疫情問題的傳播上面對的全球難題。

值得肯定的是，疫情暴發初期，由於我們1月12日就主動而積極地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際組織合作，以及中國科學家迅速確定病毒鑒定和測序，並及時與世衛組織和其他國家分享有關病毒的基因序列，從而在全球科學界和公共衛生健康領域里贏得了支持與尊重。在以科學家、流行病專家以及病毒學家為主要采訪對象和信息來源的疫情暴發早期，中國的國家形象得到很大提升，積極正向的評價較多。世衛組織的專家在其中尤其發揮了重要作用，再三向世界解釋了中國在疫情信息透明公開方面與2003年的表現顯著不同，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

本次疫情危機體現出了中國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全球公信力水平與專業水準。由於疫情的特殊性，全球新聞媒體進入疫情核心區域即湖北各地報道的人員有限。這就為我們帶來了兩方面的挑戰。一方面全球新聞媒體通過觀察我國主流媒體的報道獲得疫情發展相關的權威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新聞提供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獲取疫情的信息補充，傳遞疫情全貌。在這兩個輿論戰場上，一方面考驗著我們與全球新聞媒體對話的專業主義能力與表現，另一方面也檢視著我們是否有通人性的溝通方式，能夠以有人情味的故事將中國民眾的犧牲與苦難正常示人，獲得族群間的共情與體諒。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政府迅速成立專門應對小組，在全國范圍內密集部署，並配合相關國家做好人員撤離工作。這些工作在國際上得到了肯定。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賽說，他看到了中國為避免傳染擴大展開了多方面的努力，包括及時向其他國家通報有兩國間流動記錄人員的確診信息。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志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中國日報網撰文稱：「中國醫務人員和公民為應對這個事件而做出的勇敢努力，考驗了城市的醫療基礎設施的能力，這代表了一定程度的英雄主義，只有在戰爭中才能看到。」斯洛維尼亞前總統達尼洛•圖爾克（Danilo Türk）在2月14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果斷而系統的反應。世界各研究中心之間的科學合作顯著加強。」當然其他的聲音也不少，如夏威夷大學馬諾阿主校(University of Hawaii, Manoa)亞洲研究助理教授克里斯蒂·戈維拉(KristiGovella)分析說：「與中國有關的廣泛政治、經濟對峙和憂慮加劇了某些仇外心理，這些情緒與最近對傳染病的擔憂交互在一起成為國際輿論的表徵之一。」

2.傳播偏向與專業理性

危機時刻的全球傳播狀態是一面鏡子，各種常態與非常態都可能在這個時候清晰呈現。面對疫情不斷在全球范圍內蔓延的狀況，全球涉華信息的景觀也很像一個萬花筒。然而，從我們常規對所謂西方媒體的觀察實踐來看，信息依舊受到刻板印象、傳統偏見的影響，並與所謂的專業理性之間生產了足以成為經驗性材料的緊張空間。

狹義來看，疫情的發生往往涉及兩方面的傳播實踐，一個是危機傳播，一個是科學/健康傳播。而一次規模如此廣泛的疫情，又是一次政治傳播、國際傳播的實踐場域，是檢驗一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大考的一部分。

病毒傳播沒有國界，世界各國都被捲入了這場大考，而無法做到對他者隔岸觀火。疫情發展至今，對疫情中的中國報道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中國向全球揭示疫情發生至武漢宣布封城；第二個階段:從武漢宣布封城開始至李文亮醫生去世；第三個階段：日本、韓國、義大利等全球各地宣布發現首例社區人傳人病例，疫情向全球蔓延。

在第一個階段里，西方媒體尚能接受科學界對科學的不確定性的認知邏輯，對疫情的報道相對集中在對病情發展的追蹤，媒體報道框架多在傳染病報道的健康傳播框架內，「病毒測序」「疫苗」「有效葯」等方面的討論成為主要話題。

在第二個階段，即封城之後，由於採取了傳染病防控的圍堵措施，西方媒體僅有少數記者能進入疫情核心區域進行報道，而且一旦離開湖北地區記者又被迫居家隔離，因此與疫情相關的現場報道基本消失。西方媒體成為國內媒體報道的觀察員以及中國社會化媒體內容的「搬運工」。由於封城行為史無前例，且缺少直接觀察者，西方媒體在這一階段的報道由於缺少歷史經驗判斷與比照對象而較為謹慎。然而，自武漢中心醫院發布李文亮醫生死訊，及其生前被訓誡的事實被報道之後，西方媒體迅速找回了其故有的報道中國的政治框架與話語——極權主義國家。關於疫情的報道轉向對中國政治體制弊端的討論以及極權國家言論自由問題的尖銳批評。在這個轉向下，中國前期建立的良好形象被反轉，「中國的數據不可信，中國人不可信」作為一種集體形象，再次成為國際輿論的主流。

第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膠著狀態。此時對中國的疫情報道正逐步讓位給其他新暴發疫情國家。在此階段，中國往往被作為一個對照國家進行比較分析。這一階段的中國形象是否能夠翻轉還未可知。從對2003年非典新聞報道的分析來看，前幾個階段的報道框架將基本決定這個階段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例如有學者對西方媒體中對中國和越南在非典期間的報道進行比較分析後發現，由於前期疫情信息不公開，造成對中國的報道負面形象顯著，而越南的正面形象居多。這次的西方媒體報道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例外。

西方的中國疫情報道依然沒有偏離一些固有的模式，如沖突模式（偏向於呈現疫情中的社會沖突）、平衡呈現模式（在場地呈現中國抗疫的積極與消極的兩面）、比較模式（與歷史事件比較、與新興民主國家的社會治理方式比較）、異端模式（如視社會主義體制為異端）等。但中國主流媒體習慣性地選擇報道西方媒體的積極話語來表達中國形象，我認為，這種做法一方面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道中國的幻象，另一方面表現的「要面子」心態也很難得到世界的理解。最能表現中西對話姿態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專業理念來解讀西方媒體的報道，弄清楚西方新聞話語是否為某種偏見所主導，在何種程度上脫離了新聞專業主義軌道。

然而，我們也應關注西方媒體對種族主義偏見的反思，並由此尋找對話的可能性。如路透社、美聯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也都報道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引發的反華情緒。相比之下，路透社的報道更有氣度，它援引人類學家的觀點揭示反華情緒的根源，「東方主義假設、政治不信任和健康問題是一種相當強大的組合」，警示人們不要對中國人抱有歧視（路透社，2020年1月30日）。《紐約時報》徵集了來自世界各地華人的經歷與感受，以讀者來信的方式呈現出他們對疫情的看法，有人在開學在即無法成行；有人被房東要求趕快退房；有人飛往東南亞逃難；也有人認為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應對已非常有力（《紐約時報》，2020年3月1日）。

從西方主流媒體的報道看，中國的形象並沒有因為這次疫情發生巨大的改變——仍然是真實與偏見並存。誠如一位在倫敦求學的華裔加拿大人所言：「西方媒體總是以一種狹隘的視角報道中國。這種敘事來自冷戰時期，把每個非民主國家都視為威脅。關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也陷入了這種模式。」在政治上，西方仍然指責中國信息不公開、言論不自由、人權得不到保障。如《紐約時報》一直在批評中國的宣傳控制。在經濟方面，唱衰中國的聲音同樣不絕於耳。如《紐約時報》2月11日發表題為《「就像中世紀的歐洲」：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中國經濟》的評論文章認為，疫情使得中國經濟基本處於停擺狀態。

3.種族主義與污名化

與其他的全球性危機不同，病毒因為其可能的與飲食、族群、生物之間的關聯，而使得其帶有流行病學意義上的溯源的需求。實際上，這一話題在科學層面始終無法研究和闡述清楚所帶來的一種連鎖反應是，個別政治人物利用其現存的模糊性，煽動民族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情緒，進而引發了針對疫情最早暴發地中國的「污名化」問題。由此人們期待，大家能夠在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下，打破傳統意義上的族群分歧。這種期待是理想主義的，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每次重大疫情發生，首發族群就不可避免地面對污名化的威脅，如艾滋病的全球傳播造成人們對非洲人的歧視。正如中國台灣人類學家劉紹華所預測的，這次疫情的發展必然帶來「COVID-19=武漢=中國=中國人=華人=亞洲人」的國際反應。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伊始，就已經有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呼籲警惕因疫情帶來的針對華人和其他亞裔的種族歧視與騷擾。一些研究也顯示，由於此次新冠肺炎暴發於武漢，在國際社交媒體上，推特在#武漢肺炎#標簽下的內容多為恐慌性謠言和視頻，含有大量負面虛假信息，而在#新型冠狀病毒#標簽下多為客觀中立的報道。正如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Zizek）所說，在疫情面前，「種族主義妄想」的作用顯著。

其中用地名來命名疾病的污名化現象是疾病報道中首先要警惕並盡力去除的。世衛組織為了避免以地名命名疾病為族群帶來的污名化後果，很快採用COVID-19命名新型冠狀病毒，並在全球推廣。國際媒體基本上迅速進行了採用。但是在華語社區，以台灣地區為例，台灣疾控中心依然稱新型冠狀肺炎為「武漢肺炎」。這一稱謂依然被華人的自媒體刻意使用，可見疾病的傳播確實會增強某些早已存在的分歧與偏見。

齊澤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應該真正羞愧的是世界各處只想著如何隔離中國人的我們所有人。」他道出了這些疫情危機中存在的種族偏見和文化偏見問題。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們」與「我們」、「東方」與「西方」，是人類社會長期存在的思維定勢。這種思維定勢以自我為中心，建構對於他者的想像，誤解、誤讀與認知偏見在所難免。民族國家間、宗教信仰間，乃至思想觀念與意識形態間之隔離與沖突蓋與此有著密切的勾連。在全球化時代，社會交往頻度、廣度和交往技術都較以往有著根本區別，人類社會唯有完善「與他人共在」的交往理性，超越東西的二元思維定勢，方能化解文明之沖突，建立起和平的世界交往秩序。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前副議長、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會長翁詩傑（ONG TEE KEAT）說得好：「零和思維的政客們長期以來一直痴迷於遏制中國的戰略，以維護自己國家的霸權地位。但現在面對這樣一種致命的病毒，遏制的目標應該是病毒本身，而不是國家和人民。在這方面，常識和人道主義意識必須占上風。」

面對公共危機事件，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需要的是相互協助。在這次危機中，我們也看到很多積極的現象，如「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日本捐贈抗疫物資上的詩詞最近刷屏、刷圈，讓很多國人對日平添好感。在東京街頭許多店鋪的廣告牌都寫著「武漢加油」的字樣；韓國總統文在寅公開表示：「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這些感人的事，註定將會以生命至上、人性之善等正面字樣載入歷史。同樣，由40位知名法國音樂劇演員共同演繹的抗疫歌曲《在路上》（Together）和由19個國家50位外國音樂人翻唱的《在路上》（Together）在網路上熱播，傳遞了愛的力量。

在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傳播景觀與地方化傳播景觀相互呈現，種族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國家利益優先等現象日益凸顯。一個心裡裝著「敵對勢力」的人是走不出狹隘的傳播空間的，相對而言，我比較認同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在2月6日新聞發布會上具有對話性的演講，他表示近來關於疫情的相關情況受到了包括英國媒體在內的世界各國媒體的關注，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客觀公正的報道，高度贊揚了中國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或是給出了合理的建議。但他同時提到，仍有部分媒體報道存有偏見、惡意和不實信息，而這一切都被他置於可溝通性的話語中加以討論，即：「謠言和恐慌比病毒更可怕，信心和決心才能戰勝疫情。」

事實上，疫情發展到後來，兩百多個國家遭遇新冠病毒襲擊，人們終究明白，抗疫不再是地域性任務，而是人類的共同任務，只能共同面對。在共同抗擊疫情的過程中，世界將會形象地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民心相通與跨文化合作，面向多邊、民主、透明的全球傳播圖景。

㈣ 疫情期間馬來西亞籍華人現在可以回到中國嗎

目前馬來西亞禁止本國人出境，除非有工作簽證，申請准證批文。
外國人去中國，也必須有工作簽證才可以申請入境，而且需要提前按照使館要求做好核酸檢測、血清和CT報告，自費隔離14天以上。

㈤ 疫情期智利華人怎麼回中國

現在你沒辦法回國，現在中國已經限制入境人數了，每周每個國家只有一個航班。

㈥ 國外華人因病向所地使館求助申請回國報告怎麼寫

摘要 如果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留學生該如何治療？需要向使館報備嗎？崔天凱表示，如果發現留學生檢測呈陽性，可以馬上和使館、總領館聯系，同時到當地醫院診治。你越早去診治，對恢復越有利，對保護其他同學也更有利。

㈦ 中國人外國國籍疫情期間病重沒人照顧想回中國怎麼辦

中國人外國國籍疫情期間病重沒人照顧，想回中國怎麼辦？我覺得我們中國人是很講人性的，很講人權的，如果是中國人，是外國籍疫情期間病重沒人照顧，想回中國的話，那麼，只要他申請，只能得到批準的，只是他要舉行有效期的隔離

㈧ 大量從陸海擁入國內國外華人,中國疫情會帶來什麼局面

現在是國外的疫情比中國嚴重得多。大量海外華人入迴流國內，會給國內帶來新一輪爆發的風險。

㈨ 美國疫情這么嚴重海外的華人怎麼辦呢

美國疫情嚴重，很多公共場所都被關閉，生活在美國的華人表示日子不太好過。

其實華人在應對疫情方面還是比較謹慎的，很早開始，能不出門就不出門，囤積了大量物資之後在家裡包餃子看美國亂象。

華人一向有儲蓄的傳統，和美國人掙多少花多少是不一樣的，長期在美國生存的華人多少還是有些余糧，又對疫情比較謹慎，把自己保護的比較好，所以應該是可以的？

問題是那些被困在美國短期工作或者留學的，在疫情開始時是很恐慌的，比如買不上飛機票，買上天價飛機票之後發現航班給停了，根本就回不來。

有些美籍華人匆匆回來，沒待多久，美國突然又宣布，在美國本土之外的美籍人員，如果不在限定時間內回去就會被取消國籍，這樣一來，逃離虎口的他們不得不又再次返回去，也是蠻悲催的。

網路上有不少華人拍攝美國現狀以及自己所生活的狀態，雖然也有不少難處，但是既來之則安之，也沒有什麼別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