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的反腐什麼時候開始
反腐，是古今中外都備受關注的話題。在中國古代，各個朝代都強調反腐，「老虎、蒼蠅一起打」，大貪小貪均不放過。古籍上記載的三大特例，堪稱古代反腐的「非常」之舉
1.反腐從官員選拔開始
貪贓枉法，受賄藏污的腐敗行為，是一種官場寄生現象。可以說，從官場誕生那天起，就出現了。西周穆王時編修的刑法《呂刑》中便指出，要防止五種執法伍汪受賄行為，即所謂「五過之疵」，可見上古三代時官場腐敗已成社會問題。
針對官員腐敗問題，歷代都曾採取不少措施和悉橘慶手段，從用人角度來看，首先是選出賢能的好官，建立了一套官場「准入」制度，用現代話來說，就是「注重搞好乾部隊伍建設」，古人稱之為「吏治」。
什麼樣才是算好官？古人的標准之一是有「德」，且以德為本。「清」，即廉潔，是官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廉潔的官員被古代史家稱為「循吏」。為了選到循吏這樣高素質的官員，在先秦時即出現了一種「察睜握舉」制度，面向社會公開推薦官員。這種察舉手段，民間叫「舉賢」，到兩漢時，舉賢已成為官員的重要來源之一。而且，「察舉」也有嚴格的法規，先秦時的秦國規定，如果所推薦的官員「不善」，推薦人也要治罪，在漢代則叫「連坐」。
此後，曹魏時期出現的「九品中正制」、隋唐開始的「科舉取士制」，都是古代高層為了選拔到「好官」而採取的手段，特別是科舉制度，最為成熟，一直沿用至晚清。
在這些常規選拔制度之外，不少朝代還結合朝情，推出一些「本朝特色」官員選拔手段。如在公元十世紀的五代十國時期，便出現了一種另類絕招 「閹割」。
此手段真可謂天下奇聞。實施這種另類選官制度是南漢，地域在嶺南今廣東、廣西一帶。《新五代史·南漢世家》記載，當時的南漢皇帝叫劉鋹（後主），相當荒淫，政事全權委託當時的龔澄樞、陳延壽一班人處理。龔澄樞等人便根據劉鋹的意思，規定擬用官員均須閹割，此即史書中「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閹然後用」記載。
如此選拔官員的理論依據何在？劉鋹有這樣一番解釋：「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沒了生殖器的官員就不為子孫著想，不貪，忠心？顯然是否定的。歷史上宦官腐敗一直是官場重災區，從秦二世時的宦官趙高，到明武宗時的掌印太監劉瑾，都以斂財弄權，禍害朝政出名。
據明王鏊《震澤長語·雜論》所記，劉瑾出事後，從其家裡抄出：「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其他大量財寶還未計算在內。所以，史書上稱劉鋹「尤愚」。
但讓官員「凈身」後上崗，也不能說對反腐沒一點用處，起碼在防止官員生活腐化、亂搞兩性關系方面，還是有作用的。
2.反腐鼓勵民間參與。
漢武帝劉徹設立「刺史」提倡「打小報告」
一個不容迴避的歷史事實是，不論古代選拔官員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官場腐敗仍層出不窮。於是古人在注重選拔高素質官員的同時，也想到預防腐敗這一招，各朝都成立相當於今反貪局或監察部這樣的中央監察機構。
秦朝是中國歷史第一個建立完備監察機構的朝代，此機構名叫「御史台」，一把手叫「御史大夫」。御史大史是副丞相級別，其下還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監郡御史，地方郡縣也都配備了相應的監察官員。
漢代時，御史大夫被提升到丞相同一行政級別。劉恆（漢文帝）當皇帝時，鑒於當時御史監察不力的情況，臨時調派身邊可信人員到下面核查，此行為稱為「刺」。劉恆孫子劉徹（漢武帝）當皇帝後，覺得這做法好，於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正式設立「刺史」，成為中國古代反貪史一種新型的「反腐辦」。
在常規監察機構反腐外，古代還有非常手段。其中最有效的一招，是動員民間參與反腐，在「舉賢」的同時，鼓勵民間積極「舉報」。其具體操作辦法是，鼓勵越級上訪。劉徹在位時曾專門下詔，保障吏民的言論自由，即建立所謂「言事變」制度，鼓勵基層官員、民間人士越級上書、詣闕言事。這種在非正規渠道外反映情況的行為，叫「言事變」，其實就是俗話所說的「打小報告」。
南北朝時的北魏也提倡「打小報告」。《北史·魏本紀第一》記載，拓跋嗣（魏明元帝）當皇帝時，於神瑞元年(公元414年)專門下詔，鼓勵民眾舉告貪官：「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闕告之」。
「打小報告」這種上書行為，又叫「上奏摺」。到了北宋，如此「上奏言事」備受重視，范仲淹、包拯、王安石、朱熹，都曾給皇帝寫過很多這樣反腐奏摺。《包孝肅公奏議》一書幾乎全是揭露、舉報官員腐敗的，全書187篇，有55篇直接舉報貪官污吏，當時的貪官最怕被包拯奏上一本。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明太祖）更把「打小報告」推到了極致。朱元璋除了允許越級告狀、鼓勵實名舉報外，還支持民間進京上訪。據朱元璋組織編撰的《大誥·民陳有司賢否第三十六》，不論大小官員，只要發現「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財」，老百姓可以聯名寫舉報信，到京城上訪。
老百姓甚至可以將貪官直接「綁縛赴京治罪」。《大誥三編·民拿害民該吏第三十四》中記載，押貪官進京途中，即使身上沒有證明信，官員也不得阻攔，關卡要「即時放行，毋得阻擋」。如果有人敢阻擋進京，「其家族誅」。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官員一旦被查出是貪官，是別想挪個地方做官的，連其兒、孫都將被「株連」，失去當官機會。
3.反腐重在立法嚴懲
明太祖朱元璋懲貪 「梟首示眾」「剝皮實草」
「舉賢」與「舉報」，雖然可以減少官員腐敗現象，但腐敗仍無法從根本上杜絕。於是， 「制度反腐」成為一種探索。所謂「制度反腐」，古人叫「治貪用重典」。中國反腐立法時間相當早，在《呂刑》中，便有「其罪惟均」的說法，即官員貪贓枉法，與犯人同罪。
秦國有《置吏律》、《軍爵律》、《內史律》等專門針對官員的立法，嚴懲「不廉潔」的「惡吏」。特別是經濟問題的犯罪，決不手軟：「通一錢，黥城旦罪」，意思是，行賄一個錢，都要被判處在臉上刺字，再罰去修城的「黥城旦」之刑。
漢代的量刑標準是：「贓二百五十錢以上」，即免職；主政官員「盜直十金」，即判死刑「棄市」。250錢在當時還買不到一件像樣的襯衫，可見處罰之重。
隋唐時，反腐的相關立法更為縝密、規范。《唐律疏議·職制》「受人財而為請求者」條規定：一般官吏受賄，「坐贓論加二等」，「即一尺以上笞四十，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如果是握有實權大權的「監臨勢要」，則加重處罰，「一尺以上杖一百，一匹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
宋元兩朝反腐也有特色。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宋太祖），於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下詔，官吏盜公物，據為己有的，與其他盜竊一樣，「贓滿五貫文者處死」。五貫錢什麼概念？當時的縣令月俸料錢在10至20貫（千錢），侵吞不到半月的工資就要處死，如此反腐令人生畏。即使在後來酷刑著稱的《大明律》中，官員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僅「免絞充軍」。
但在事實上，明朝懲治腐敗比宋朝厲害多了，因為明朝常設「法外之法」。據清趙冀《二十二史札記》「重懲貪吏」條，朱元璋於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下詔， 「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一般貪官罰到京師「築城」；貪污銀子60兩以上的，「梟首示眾，仍剝皮實草」。
60兩銀子，在當時算是筆小財。據《明太祖實錄》所記，當時1兩銀子可以買到1石米，也就是說，60兩銀子可以買60石米；這等於當時最低一個級別、從九品官的年薪（俸祿）。
為了便於操作，朱元璋下令在地方官府廣場左邊，設立一座土地廟，將腐敗官員剝皮的刑場就放在這里，民間因此稱此廟為「皮場廟」。皮剝下來後，用草填空，製成「貪官標本」並懸掛起來，「使之觸目驚心」，以此警示官員要廉潔自律。
實際上，朱元璋的反腐手段可謂無不用其極，凌遲、梟首、棄市、族誅……當時僅「空印案」、「郭桓案」兩案，朱元璋就殺了8萬多貪官，後來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冤枉的。
朱元璋如此反腐，大概只有戰國時的齊威王能與之相比。齊威王是狠君，曾將腐敗官員「一鍋煮」。《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了此事：齊威王「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比並烹之」。
在這點上，歷朝歷代莫過於制定採用嚴刑峻法了。法家的創始人管子就認為「法者，天下之大道也」，而嚴法反腐的典型例子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了。這位貧民出身的皇帝歷經寒苦，對世間的人情世故要比一般人體味得深刻得多。他曾語重心長地對大臣們說過：「朕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引酒過度。凡民之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貪污蠹害吾民者，罰之不恕。」為震懾官吏的腐敗行為，朱元璋「刑用重典」，頒布《大明律》，之後更是制定了一系列更為嚴酷的刑律。據史記載，明代僅酷刑就有數十種之多，諸如族誅、凌遲、挑筋以及宮墨刖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還發明了不少令人發指的極刑。可見，朱元璋對官吏腐敗的深惡痛決。當然，朱元璋「刑用重典」也只是通過殺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以重典為手段，其目的還是教育各級官吏和百姓民眾，使全國的臣民畏法、守法，最終形成穩定的社會秩序，維護政權。
反腐的另外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加強對官吏的嚴密監察了。
最早的監察專員應該是刺史了。西漢武帝時，全國劃分為十三個州，漢武帝為每州親自指派一名刺史，並給於他們相當大的權力，以對所轄地區的地方官員進行考察監督。武則天、朱元璋都曾鼓勵民眾赴京告奸，鼓勵打小報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承認民眾擁有監督制約官官府的權力，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還有唐代的魏徵犯顏直諫，明代中後期的東西廠特務機構，這些都是各個朝代對官吏監督的不同方式。
而在監察制度建設上，做得成績突出的還得算朱元璋了。在中央，設置了與六部品秩相齊的都察院，這可是一個集組織、紀檢、公安、司法於一身的特設機構，在地方，建立了御史巡按制度。 「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正是在這種制度和機制下，監察官吏成為明朝政壇上一支活躍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涌現出不少優秀的監察官員。如洪武時期御史韓宜可劾丞相胡惟庸；嘉靖時期給事中吳時來，御史王宗茂、鄒應龍劾內閣首輔嚴嵩、嚴世藩父子；天啟時期左副都御史楊漣劾「九千歲」大太監魏忠賢，都是明代監察官彈擊奸惡中最著名的事例。
接下來說說「倡廉」。儒家歷來推崇廉政，所謂「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晉書》曰：「王道治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所以，中國古代的吏治中，特別強調「廉者，政之本也」，因而也就形成了豐富的廉政思想。
在封建社會，國家的治亂興衰與最高統治者有著直接的關系。唐末的羅隱曾列出了明君的四大標准。第一，仁德的標准。羅隱認為，君主之所以高貴，不僅在於君主的地位和權力，更重要的是君主的仁德，君主不僅是政治權力的代表，而且應該是道德的表率。第二，奢與儉的標准。他認為，只有節儉的君主才能節制私慾，實行德政。第三，敬與慢的標准。「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理國則人殆'。第四，用賢的標准。君主的個人能力是有限的，必須依賴賢臣的輔佐才能致治。從根本上講，在這種封建君主專制下，君主自身的素質就成了整個國家廉政建設的保證。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因此對官吏的廉政教育尤為重要。首先在官吏的考核選任上，各個朝代都很重視考核內容和選士的標准。從察舉制考核「孝廉、廉吏」等科，到九品中正制的「舉賢良方正」等等，都十分強調官吏的廉政素質的培養。以科舉制為基礎的文官選拔制度也是古代官吏選任的一大創舉。在這種考核的過程中，封建統治者始終都在給官吏灌輸著為官廉潔清明的思想。如克己奉公，慎獨自律；又如廉潔守正，淡泊物慾；再如提倡節儉，反對奢侈。正是如此的廉政文化熏陶，歷史上不乏清正廉潔的官吏。岳飛「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的信念；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襟；清代廉吏於成龍，三國淡泊寧靜的諸葛亮，宋代青天包拯等等。
封建王朝的「反腐倡廉」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解決，這是由其專制主義的制度本身決定的。「人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我們應當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我黨新時期嚴懲腐敗行為，倡導廉政文化提供借鑒，內外兼治，完善社會主義法治，加強民主監督，最終在全社會形成廉正清明的良好氛圍。
⑵ 反腐問題什麼時候提出
1933年12月15日，毛澤東簽署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反腐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