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中國城市規模縮小

⑴ 各國城市化進程的初期階段

在各國城市化進程的初期階段，通常會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 人口快速增長：城市化進程通常伴隨著人口大規模湧入城區的現象。這是因為城市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好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大量人口向城市遷移。

2. 農業經濟向城市型經濟轉型派腔：城市化進程會導致農業經濟逐漸萎縮，而城市型經濟逐漸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這是因為城市中存在更多的工業、服務業和商業等非農產業，對農業經濟的依賴逐漸降低。

3. 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為滿足人口增長和城市化進程帶來的需求，在城市化初期階段，通常會加快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如道路、橋梁、供水、電力、通訊等，以提高城市的生活質量。

4. 城市規模擴灶羨旅大：城市化進程會促進城市的規模擴大，並形成新的城市中心和商業區域，同時使城市周邊隱凳的衛星城市也得到了快速發展。

5. 社會文化變遷：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會文化也會發生改變。城市中更多的人口流動和多元文化的交匯，進一步促進了社會文化的變革和多樣化。

⑵ 中國古代工商業為什麼會「高水平停滯」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是工商經濟最為發達的國家，是世界經濟的發動機。早在十世紀的宋代，GDP總量就佔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到明代，中國仍然保持著經濟規模第一的地位，擁有最高的糧食產量，棉紡織業的生產規模是英國的6倍。
然而，無比悲哀的是，如此早慧而發達的工商經濟，卻保持了長達千年的「高水平停滯」。當世界進入到工業革命時期之後，它竟遠遠落後，受各國欺凌，成為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東亞病夫」。
生於1930年的許倬雲是一位注重實證和量化數據的歷史學家，1940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他曾隨家在中國各地流浪，目睹農村之真實景象，後來撰寫《漢代農業》一書。他觀察到：「在1949年以前，中國的農村變化不太大，我當時看到的農村基本上跟漢朝相差不多。」
各地農村所用的機械類農具，如水排（水力鼓風機，約早歐洲一千多年）等都是在漢代就已經發明出來了。
在工商方面，改變也許比農業要多很多，不過在一些關鍵產業，進步仍然是讓人汗顏的。以農耕及工業革命時期最重要的產業鑄銅冶鐵業為例，早在商代，已能夠組織三百人以上的作業團隊鑄造重達875公斤的巨型銅鼎，從日後出土的漢代冶鐵作坊看，其規模已可達千人以上。
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鐵作坊的規模也與此相仿，幾乎沒有擴大。另據計算，西漢時期每戶家庭的用鐵量將近4公斤，而這與1949年之前農村家庭用鐵的實際情況大體一致，也就是說，兩千多年來，中國家庭的用鐵量沒有增加。
在城市經濟方面，最繁榮的大都市出現在宋代，而進入明清之後，城市規模竟有所縮小。據台灣學者趙岡的研究，中國在唐宋兩朝，城市人口佔到總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更讓人困惑的是，在全球經濟規模第一的國度里，從事工商業的商人階層卻成了一個被妖魔化、邊緣化的族群。他們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極其低下，自《史記》之後，正史之中幾乎沒有完整記錄。
甚至連司馬遷也因在《史記》中專寫《貨殖列傳》一章，而遭到後世學者的病詬，東漢班固就認為：「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以工商業最為繁華的宋代為例，有名有姓的商人寥寥無幾，在史書上，連妓女的名字都遠遠多過商人。
在清代，山西商幫控制了中國的鹽業、邊貿和金融業，其財富總和相當於中央財政收入的兩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記錄在案的晉商僅一人而已。商人階層的懦弱和缺乏自主精神，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國學者費正清，一生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其中，商人階層當然是他關注的一個群體。
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費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國商人具有一種與西方企業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國的傳統不是製造肆宴一個更好的捕鼠機，而是從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權。」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老帆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
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七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志，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它們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中國歷史上的眾多制度創新，從本質上來說，都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其裂含銀歷代創新，蔚為壯觀，最終形成了四個基礎性制度，它們共同構成了支撐起集權政體「大廈」的四根「支柱」
郡縣制度：為了保證帝國的穩定，在政治上必須保證中央的人事任命權，避免地方割據勢力的滋生；
尊儒制度：封殺「百家爭鳴」的學術傳統，以實現全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大統一；
科舉制度：通過公平的考試制度，將優秀人才吸納到體制之內為我所用；
國有專營制度：在經濟上，實行重要資源的國營化壟斷，以控制國計民生。
這些制度歷經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漸趨於精緻完善，在明清時期達到巔峰。如梁啟超所言：「中國為專制政體之國，天下所聞知也。雖然，其專制政體，亦循進化之公理，以漸發達，至今代而始完滿。」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實在是大一統制度的「故鄉」。
在上述四大基礎性制度中，唯獨「不如人意」的是國有專營化的經濟制度。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人始終沒有找到一個與「惟我獨尊」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體相適應的、能夠維持長久持續發展的經濟發展模式。歷代多次著名的「變法」，均與此有關而這也正是本書內在的敘述邏輯。
自宋代「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後，中央政府徹底放棄了整體配套體制改革的變革路徑，進入明代之後，轉而實施閉關鎖國的政策，並推廣「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型態，中國的經濟能量向鄉村猛烈地下沉。
而在同一時間點，西方則走出中世紀，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文藝復興、航海大發現、工業革命。歷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本文來自於《浩盪兩千年》

⑶ 全國收縮型城市名單

全國收縮性名單分為下邊五類

1、結構性危機型城市

東莞、鞍山、撫順、齊齊哈爾、台州、錦州、營口、義務、阜新、淮北、雞西、佳木斯、

鶴崗、鄂爾多斯、萍鄉、通化、通遼、白山、肇東、烏蘭察布、瑞安、永康、海城、汕尾、

三明、蘭溪、滿洲里、北票、樺甸、霍州、五常、舒蘭、北安、海林、訥河、集安、圖們、寧安

2、大都市周邊型城市

都江堰、三河、台山、鶴山、高碑店、金壇

3、欠發達型城市

漢中、洪湖、大冶、興寧、儋州、河津、河池、天長、當陽、辛集、泊頭、昌邑、江山、連州、東方、樂昌、津市、龍泉、萬寧、合山、五指山、韶山、高要

4、邊余芹境型城市

哈密、扎蘭屯、富錦豎散畢、二連浩特、根河、阿爾山、額爾古納

5、數據調整型城市

濟南、景德鎮、壽光、大理、龍口、靖江

(3)什麼時候中國城市規模縮小擴展閱讀

日前發布的《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首次提出收縮型中小城市概念，要求這類城市瘦身強體，轉變慣性的增量規劃思維，嚴控增量、盤活存量，引導人口和公共資源向城區集中。這是國家優化城鎮化布局、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部署，為收縮型掘手中小城市指明了精緻化的發展方向。

城市的發展應符合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都有其產生、發展、變化的階段性特徵。收縮與增長一樣，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今天的增長並不意味著明天就不會收縮，今天的收縮也不意味著明天就不會重新增長，兩者辯證統一於長時段的城市發展之中。收縮型中小城市要走向精緻化，需要從思維、理念、措施三個方面做好准備、扎實推進。

參考資料：中國經濟網-郭鵬：推動收縮型中小城市精緻化發展

⑷ 北京欲將人口控制在約2300萬，國家為何要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

現在我國的城市環境問題越來越值得我們關注，特別是最近幾年的中國城市污染問題，已經引起國家的關注，也引起老百姓的注意。中國現在的城市裡面最明顯的環境污染就是空氣質量的下降，而且經常伴有嚴重的城市霧霾出現，可以說是遮雲蔽日，這樣的嚴重問題說明，我國的城市規模真的需要控制了，不然環境問題會更大。

今天我看到北京市規劃國土委出了一個草案，那就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0年）》草案，現在草案已經全部的編制完成，現在是充分征詢和吸納公眾意見的時候，從北京的規劃草案來看，這次北京對於人口的控制，城市規模的控制有一個詳細的數據，而且目標也是分明確，值得全國各個城市借鑒。

北京市的規劃草案，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有戰略目標，有科學統計，有數據方面的分析。這說明北京市規劃草案，是我國總結建國以後的城市建設規模，把中國的整體城市建設經驗總結起來，並發揚創新精神的一次規劃，這對於科做猛學的建設北京市有很好的作用，可以加速北京市的合顫枝理布局，環境改善。

同時北京市的規劃草案，限制認可和城市規模，也是為了保護生態環境的一個不辦法，因為城市盲目的擴大，只能使周邊的自然環境遭到破壞，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口的壓力對於城市來說是不可能負擔的，因為環境和人口數量有一個比例，一旦超出比例的話，人口和城市都會面臨巨大的問題。

北京欲將人口控制在約2300萬，是考慮到北京綜合實力的一個決定，也是為了加強北京市未來的潛力，做出的正確決定，如果北京市不控制人口的話，那麼北京市未來的發展就會發生危機。另外國家要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也是出於純洞橋這方面的考慮，所以綜合上面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這次的北京規劃草案，真的十分科學和務實！

⑸ 近幾年，中國城市數量下降了么

市是一昌察個行政單位，在我國有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等不同級別的行政單位，由於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的城市數量和規模都在擴大，越來越多的人口進入城市生活，所以不存在城市數量下降的情況。樓主所說的這種情況，應該是區域規劃調整的結果，如最近原廣州市下轄的縣級市——從化市將撤市改區，耐汪茄取消原來的縣級市而並入廣州市區這一情況，這正反映了城市規模擴大的情況，大的城區由於擴大需要而兼並小陵桐的城區。

⑹ 中國的城市化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論中國城市化發展的三個階段 據國家建設部《2003年城市建設統計公報》顯示，至2003年末，我國設有城市660個，城市人口近3.38億，城市面積39.9萬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為55%。在工業革命之後，中國的城市化之所以長期處於落後的狀況，是因為 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城市發展的進程走的是一條十分曲折，時而又不斷反復的艱難道路 一、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第一個階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國城市化，因為它對中國今天城市化的發展不具有現代化意義上的啟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100年內，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第一個階段。它的發展呈現出這樣一些特點： 城市化的發展十分不平衡。東南部城市化進程較快，而中西部地區則遠不如 東南沿海，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今天。 城市工業化特徵差距懸殊。比如東南沿海的大連、天津、青島、上海、廣州 等城市不僅在城市規模上迅速擴張，而且其工業化進程也較迅速。而中西部地區的一些城市甚至不處在工業化進程之列。東南沿海城市的建築、通訊、工廠、商業、交通已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有了相當程度的聯系。譬如上海外灘一條街的高樓大廈，青島的洋樓區。而其他不發達地區城市則不具備這些工業化的明顯特徵。 城市的商業化功能不顯著。有一種說法，西方資本主義的每個城市都是以市 場為中心的，而中國城市是以官府、衙門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場則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邊上而不在中心。這一階段的城市中心是屬於官府，城市的政治、軍事的特徵和意義更為顯著和重要，也就是說，中國城市形態上商業化的功能不佔主導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發展。由於列強的入侵，東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經受到了西方 文化較大的影響。同時，由於長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華民族的一些風俗、傳統習慣、戲劇、本土文化也佔有一定的空間，這二種不同的文化在同一個城市空間里共存，相互影響但又並行發展著，實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種奇特現象。例如：這一階段的上海已經與傳統的中國城市距離很遠，西方的文化隨處可見，並且佔主流地位，但中國的傳統文化又頑強地在這個城市中生存著。如滬劇、越劇這些地方劇種也擁有大量的觀眾，這種文化畸形發展的現象令人十分費解，不過，人們認為這個現象與上海日後形成的海派文化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第二個階段 這個時期大約是1949年~1980年左右，這30年間，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艱難，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處在一種「反城市化」的狀態。例如：對農村與城市在戶口的管理上實行二元分割的社會結構模式，限制農民向城市的流動，甚至出現過大規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農村轉移的現象，這些做法在客觀上使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長期處於停滯、緩慢，有時甚至是倒退的狀態。這一階段的城市化的狀態有如下特點： 城市的發展具有規劃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30年間實行的是計 劃經濟，因此城市的發展也有了比較明確的規劃性。除了關注東南沿海城市的發展，還考慮國家整體戰略的需要，新建了一些工業城市，另外，還從備戰的角度出發，從一些大城市搬遷了許多工廠和人員，新造了一些三線城市。這些新增的城市在客觀上為中國的城市布局，特別是中西部城市化的進程提供了一些積極的因素。 城市的生產功能凸顯。這一階段過程中，城市的建設與工業生產的發展不可 分割，不管是大城市，還是中小城市，辦工業，辦交通運輸業是城市的最主要的任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全國的省會城市基本上也是該地區工業生產最發達的城市。消費、商業、第三產業這些功能僅占城市次要功能的地位。 過分強調生產功能，特別是工業生產的功能給城市化的發展埋下了一個極大的隱患環境污染的問題，給今天的城市化發展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包袱。 城市仍然是行政的中心。也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習慣，在這一階段里，各個 省會城市基本上都是該省最大的城市。以次類推，各級地方政府所在地也基本上都是該地區最大的城鎮。不僅如此，政府的辦公地往往還佔有該城市的中心地段、黃金市口。這種現象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才略有改變。 城市的市區與郊區界限分明。在這30年的時間內，城市的市區與郊區的人 們在戶籍管理上涇渭分明，按計劃供應的商品也有相當的區別，而且在建築物景觀、交通、商業、電訊設施等方面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城市的整體規劃和發展受到了嚴重的制約，某種程度上也妨礙了城市化的進程，而且市區人口、工廠、建築物高度密集，給城市未來的發展增加了很大的麻煩。 可以這樣認為，這30年間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在觀念指導上，具體實施時基本上是一種反城市化的戰略，致使城市化發展的進展緩慢，時而還處於停滯狀態，並且還積累了大量的矛盾，給中國未來的城市化發展留下了許多包袱和難題。 三、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第三個階段 這個階段大約開始於20世紀80年代。198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允許農民進城」。再加上我國開始逐步地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發展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被當作國家未來發展的戰略方針得以全面的重視和實施。。因此，這一階段城市化與前二個階段有著不同的特點。 城市化與現代化相聯系。 一些發達的國家，其城市化程度均80%以上。而且在當代社會中，城市化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它在市場經濟豐富的商品生產的支持下，由城市居民所創造的一種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它能極大地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某種意義上講，城市化與現代化是同一個詞。一個國家如果有絕大多數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裡，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因此，中國的政府開始拋棄以往反城市化的觀念，改革並大力推進城市化，而且把它與實現現代化緊密相連。 城市的消費性功能趨強顯現。中國城市以往的主要功能是政治行政中心，生產中心，也許這些功能在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中還會存在相當長的時間，但在今天，城市消費性的功能開始顯現，而且有逐步走強的發展趨勢，其標志是一些大中城市中金融、貿易、通訊、運輸和第三產業服務業開始迅猛的發展，其增長的速度，發展的規模均超過了工業產業。當然各個城市的消費功能所處的地位有著一定的差異，但令人欣慰的是，各級政府開始清醒地意識到城市的消費性功能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推進中國的城市化發展離不開加強城市消費性功能的建設。 城鄉一體化戰略得以實施。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曾經實施過在世界上少見的嚴格戶籍制度，這個戶籍制度也許在當時因為某些因素不得已而為之，但客觀上卻限制了人與人、人與資源之間的流動關系，對中國的城市化發展帶來了許多不利的因素，特別是造成了城郊或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 20世紀80年代，戶籍管理制度的社會屏蔽功能大大削弱了。進入21世紀，有的省、市宣布取消城市戶口與農村戶口之間的差別，也許這不僅僅是對人權的尊重，同時也意味著長期以來反城市化政策的終結，中國開始了從人口的城鄉逆向流動轉變為城市化的正向流動。 這一流動的直接結果，使得城市開始了在規模上的擴張，一些大中型城市開始重視衛星城鎮的建設。在現代化立體交通的基礎上，一些特大型的城市開始出現了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中的第二階段「分散化」的特徵。城鄉之間一體化的戰略得以實施，城鄉之間可以共享城市化發展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前30年間，人們對大型城市的發展一直持批評的態度。但是，在當今世界上，一些國際性大都市，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的飛躍，卻呈現出許多令人不可忽視的優越性。 大型城市往往是經濟貿易活動的中心城市，它的集聚效應帶來了經濟上的高度繁榮。而人口的密集與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創造出無數的就業機會，它的發散效應還形成了連片的城市群、廣闊的區域經濟增長地帶，其結果還往往帶動了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與騰飛。 中國已初步形成了三個大都市圈、其中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最有望成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這一地區的城市將以上海舉辦2010年世博會為平台，共同努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圈。 這些以大型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的崛起與以往分散、獨立、規模不大的城市相比較，它能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能源，完善交通的設施，提供良好的教育，控制環境的污染，提升人口的質量。而且從全球范圍來看更具備可比較的現代意義 以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不斷地完善發展是我國城市化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要珍惜改革開放以來的城市化發展收獲的成果，堅定地加速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增強協調發展，因為城市化與祖國的現代化緊密相聯，城市和大都市圈代表著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一個國家的綜合競爭力。

⑺ 中國城鎮化的開始時間

1991年，辜勝阻在《非農化與城鎮化研究》中使用並拓展了「城鎮化」的概念，以前都叫「城市化」。

中國城鎮化有別於其他國家和地區人類的城市化道路，實際上已經經歷了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大階段是英國的城鎮化，由工業化推動城鎮化。英國的城鎮化用了200年的時間。第二階段是美國和北美的城鎮化，那些城鎮化規模更大，但是用了100年時間；第三階段是拉美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鎮化，只用了40-50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這一進程，然後中國的城鎮化就開始了。中國的城鎮化跟英國、美國、拉美有什麼不同點？從人口規模上講，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單個國家的人口轉移的城鎮化國家，在中國整個城鎮化過程中，將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高達8億多人口，而且因為國家大、情況復雜、貧困人口多，城鎮化速度要比其他國家期望的要低，城市化率每年是1%左右，不像非洲3%、5%，我們認為這個城市化率是合適的。更重要的，大家可以看到，中國幾乎是關起門來搞城鎮化的唯一大國。英國在搞城鎮化的時候有一百多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接納了許多英國移民，由此減輕了許多資源、能源和環境的壓力。拉美國家特別是像墨西哥這樣的國家，在城鎮化過程中僅向美國移民就達4000萬。但是中國沒有這個條件，過去鄧小平曾經這樣說過，中國為了對全世界負責，我們不會向世界輸出難民。中國努力做到自己關起門來完成城鎮化，而且第一次、第二次城鎮化過程中能源和原材料價格非常低，石油只有兩三美元一桶，但是輪到中國搞城鎮化時石油價格暴漲。

城鎮化的動力和背景也不一樣。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鎮化依靠工業化推動，但是輪到中國搞城鎮化的時候，全球化、信息化的影響，包括中國要完成城鎮化需要工業化，所以中國是人口轉移和就業安排比較一致的國家，這是中國政策制定產生的效果。而美國出現非洲人口轉移在前就業安排之後，出現大量貧民窟。

最後，城鎮化輪到中國了，但是我們城鎮化的時候遇到非常嚴格的環保要求和低碳排放的要求，這是應該的。但是我們回顧過去，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城鎮化的時候，先行國家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現在中國在這上面再疊加大家都覺得受不了，但是城鎮化的過程是一個必然增加能耗和碳排放的過程，中國到現在為止每年消耗的水泥是世界上所有水泥產量的40%，所有鋼材的35%；每年要蓋20億平方米的房子才能滿足需求，所以在城鎮化過程中需要原材料、能源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要完成城鎮化又不能有排放，這是不可能的。這對中國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中國城鎮化的挑戰中國的城鎮化剛剛進行到中期，才是完成了47%左右，我們還有30年的城鎮化，而且這一個城鎮化過程中，每年還要轉移1500萬人口，二氧化碳排放還沒有達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國如果選擇錯誤的城鎮化模式，不久的將來當我們完成城鎮化的時候會出現二氧化碳排放的劇增，這是非常可怕的，沒有一個中國人願意看到這樣的前景，也沒有人願意中國這樣做，中國人跟所有的世界人民在這個意見上完全一致的，我們應該另闢一條節能減排的生態文明的城鎮化道路。

這樣一來，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遇到的挑戰就多了。

第一，中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人地矛盾尖銳的國家。適宜人類居住的土地不到整個土地面積50%，而適應人類居住、適應大規模推進城鎮化的恰恰是優質的耕地，而耕地人均只有1.4畝，每年因城鎮化減少耕地1800萬畝左右；中國人均水資源被國際有關組織列為貧水國家。大家要注意，我們國家水資源分布非常不均勻，比如說在華北地區人口佔全國的1/3，但是水資源僅僅佔6%，而西南地區，人口很少，但是擁有了大部分的水資源。中國的水土資源和各個大國相比，耕地只有人家的1/20，水資源、森林面積也只有人家的1/20，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到底怎麼辦？在資源問題上我可以這樣說，中國是以全球7%的耕地、7%的淡水資源來支撐全球21%人口的城鎮化，而且還要關起門來搞城鎮化，這樣一個難題我們需要30年時間去應答。

第二，中國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候鳥式」農民工群體，而且其流向分布非常不均勻。中國的土地制度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政府，也是屬於全民，而農村土地屬於集體組織，這就使得農民轉移到城裡來，但是土地還保留在那裡，這在經濟學上看來是一個錯誤，但是在中國卻是發揮著有效率的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在這一次金融危機中，中國的出口銳減30%，造成了幾千萬農民工失業，但是這些農民工回去種地，所以沒有出現大的社會問題。但是，這一制度也正在調整之中。中國的大城市裡的城中村扮演著一種「貧民窟」的角色，安排許許多多農民工住在這里。從2001—2004年農民工進城的就業分布來說，大城市扮演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從57%到62%，小城市吸引力在下降，這有一個很危險的傾向就是北京、上海這樣的超級大城市人口會越聚越多。

第三，中國能源存量結構完全失衡，建築、交通能耗增加很大。中國人均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1%和4%，所以當發達國家原來用煤作為工業燃料的，現在轉成用天然氣了，它的二氧化碳排放就減少了一半，但是中國沒有這個條件，中國還是只能以其儲量相對豐富的煤，而中國天然氣儲量非常少，不可能像英國、歐洲、美國能源結構的轉移，再加上中國的氣候冬天非常冷，夏天非常熱，與世界上同緯度地區的平均溫度相比，所有城市冬天都偏低了3-15度，所以中國單位建築能耗應該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高。所以高速城鎮化期間，我們不得不建造20億平方米的新建築，也就是世界上40%的建築量發生在中國，而過去我們所建的400億平方米建築需要簡單改造。大家知道，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們空調的消耗量、建築能耗將會逐漸上升，這是一個剛性的消耗，由此造成將來能源問題比產業能耗問題更大，更難克服。中國的人均能耗非常低，就是那麼低的能耗，40%左右是因為生產外貿產品所產生的能耗，所以中國替發達國家轉移了一部分二氧化碳氣體的排放。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人均很低，但是總量很大。

第四，中國的機動化跟城鎮化是同步發生。為什麼歐洲城市比較密集，而美國城市就出現低密度化，我本人理解歐洲城鎮化在前機動化在後。但是美國是城鎮化和機動化同時發生，除了紐約和波士頓以外，其實城市都出現嚴重的城市蔓延，一旦出現城市蔓延問題就大了。中國非常不幸的是，跟美國一樣也是機動化跟城鎮化同時發生，也就是說中國很有可能出現美國式的城市蔓延，好在中國土地制度是一條「攔水壩」。汽車進入家庭對每個人都有誘惑，一旦擁有汽車人們就可以在地理空間上廣泛選擇居住地，這個時候城市蔓延是很難阻擋的，所以說中國在這個時候要保持土地制度的基本穩定，才是應對機動化和城市蔓延非常關鍵的政策。

第五，中國城鎮化的推動力失衡。中國依靠工業化來推動城鎮化，導致服務業發展比較滯後。這樣一來，工業排放污染就比較大，我們同樣經歷了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的工業化階段的水污染、空氣污染問題，再加上污水收集管網不足，工業和城市污水排放量上升非常快，前兩個五年計劃，中國政府下決心加強污水處理，污水處理率是世界上城鎮化過程中增長最快的，從1995年20%上升到現在超過了50%。但是，中國沿海和其他河域地帶污染問題越來越突出，突發性的事故非常嚴重。

第六，中國是自然和歷史文化遺產眾多的國家，但是整個城鎮化過程中，也遇到一個盲目照搬國外城鎮發展模式的問題。我們嚮往發達國家那種城鎮化的模式，但是那種模式使得我們城市的風格雷同，城市的規劃設計缺乏地方特色，自然遺產文化遺產受到破壞，國家風景區、自然保護區是最精華的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但是保護難度很大。

第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日益擴大。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這種擴大的趨勢就造成了農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轉移，同時也造成了不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別在擴大。

第八，城鎮化帶來了區域化的發展。也就是城市區域化了，區域又城市化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就出現了，這種競爭有些是良性的，有些是不好的，這些問題中國人從來沒有遇到過，城市群的集中度在提高，城市的決策不僅對城市產生影響而且會影響周邊的城市。大家都可以看到，在20年前珠三角的廣州、深圳在地圖上只是兩個小紅點，但是現在這些紅點連成一片了，這是一種區域的城鎮化，急需對城市群綜合進行規劃，綜合進行設計，綜合進行引導。中國的對策這樣一來，我們就要大家都來對中國面臨的挑戰獻計獻策，這不只是中國的問題，而且關繫到全人類。我個人想有這么幾條：

第一，在城市規劃中我們要用強制的管制手段來劃定基本農田的保護區，來有效制止城市的蔓延，這種無序的蔓延會導致非常嚴重的後果。

第二，要堅持緊湊型的城市化發展模式，防止出現美國式的城市郊區化。大家可以看到，美國在100年過程中所經歷的城鎮化，它的人口密度從每平方英里八千人下降到現在只有三千人，而且在繼續下降。中國在過去50年間大中城市的人口密度始終保持在1平方公里一萬人，所以中國所有城市叫緊湊型城市。我們要繼續採取這樣的政策，而且這個政策現在是遇到了機動化的挑戰，如果中國走錯了道路，就會出現像美國這樣的結果，低密度的城鎮化就帶來汽車依賴症，就帶來私有依賴症，一個美國人消耗汽油相當於5個歐盟人。

第三，採取農村人居整治，均衡城鎮化的壓力，避免非洲式貧困的城鎮化。我們不能驅趕農民到城裡來，中國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來均衡城鎮化的壓力，這是健康城鎮化的一個需求。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趕快把農民聚集到城裡來，但他們忘記了生態和能源的承載力。說到能源承載力，我們跟國際上發達國家數據完全不一樣，根據我們實際調查，一個城市的居民消耗的能源相當於三個農民，中國農民還是手工勞動為主，所以消耗能源非常低，中國農民人均耕作的土地不到3畝地，只有美國農庄的1%。

第四，要推行嚴格的節能目標和政策。建築能耗會出現快速上升，根據我們的測算，如果不進行節能，中國建築能耗將從現在的3.5億噸標准煤上升到2020年的11億噸標准煤；如果推行建築節能我們就有望節約3.5億噸標准煤，這是一個巨大節能減排領域。我們現在對所有新建築都是嚴格執行節能50%的標准，大城市節能65%標准，兩步就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現在可以跟大家說80%以上新建建築已經執行這個標准，但是我們還不滿足，要求更多的公用建築能夠走綠色建築的道路。

第五，要實行自行車和公交優先的交通戰略。中國在未來十年內要修建世界上最多的地鐵，將要投資總數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的自行車數量現在正在穩定，而且有望逐步上升；中國的電動自行車已達1.2億輛，而且每年增長30%，已經佔世界的60%以上。各國優惠政策傾向電動汽車，中國自行車節約空間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第六，我們正在實施太陽能屋頂計劃和分配式能源計劃。太陽能屋頂計劃，為裝上太陽能光電板的，每瓦補貼20塊錢，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電板生產國家。目前，我國已有超過三千萬家庭安裝了太陽能熱水器，佔世界使用量的70%。每年光這一項就減排2000萬噸二氧化碳氣體。最近，把太陽能熱水器以國家補貼方式送到農村去。

第七，正在採取大幅度增加城市污水管網和處理廠投資，預計今後五年投資兩千億人民幣，所有城市和縣城都建立污水處理廠。

第八，建立歷史文化名城、名縣的保護法規。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且綿綿不斷保留至今，保留了大量的文化遺產，非常珍貴，我們正在著手做這樣的保護工作。

第九，我們要建大量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來改善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條件。

第十，正在編制區域性規劃，在整個城市群范圍內來統籌地建設基礎設施，統籌地使資源共享、生態環境共保、污染共治。更重要的，我們正在建設大量低碳生態城。中國每年要建的新衛星城都在50個左右，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新城鎮建設的國家。我們正在跟眾多國家合作來建立生態城，同時又對原有的城市進行生態化改造。比如，在天津我們建設中新（加坡）生態城，花八年時間在鹽鹼地上建設人口30—50萬的新城市，而在這個城市裡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量將超過30%。
我借這個平台向各位朋友呼籲，正處在城鎮化高潮中的中國，我們必須借鑒先行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根據中國的實際變革城市規劃和公共政策，同時使中國城鎮化走對路，堅持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基本原則，全面推行綠色建築、綠色交通和低碳生態城，希望大家都加入我們的隊伍，因為只有中國走綠色發展道路，世界才會綠色。（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 仇保興）

⑻ 近代中國華北地區城市化的特點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城市化獲得了長足的進展，現在已步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特點。這些新的變化和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罩首個方面。

（一）城市化動力呈現出公有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三足鼎立的動力結構

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只有單一的公有經濟成分。即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和集體兩種經濟形式。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非公經濟快速崛起，即除公有經濟之外其他所有經濟形式，包括民營和外資兩大類。經濟成分趨向於多元化。然而，公有經濟的步伐卻相對放慢了。尤其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公有經濟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萎縮。這樣，在21世紀之初，民營經濟就取代公有經濟而上升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主體。民營經濟是指由中國民間資本投資和管理的經濟成分，包括除公有和外資之外所有其他經濟形式。同時，外資經濟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成為中國市場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外資經濟是指由境外資本投資和管理的經濟成分，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和港澳台商投資企業兩種形式。2006年，公有、民營和外資三種經濟成分的比重分別是23%、56%和21%。
因此可以說，當前中國城市化的動力結構為：公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主體，外資經濟為輔助，三者大體上成鼎立之勢。這樣的動力結構，就為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提供了條件。

（二）城市化模式演變成計劃、市場和外向三種模式並存的格局

城市化動力成分和動力結構的發展與變化，自然會帶來動力機制和模式的演變。計劃經濟時期，在公有經濟基礎上，城市化形成了計劃機制和模式。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民營經濟基礎上，又出現了市場機制和模式。同時，隨著外向經濟的發展，在外資經濟的基礎上，還形成了外向機制和模式。這樣，改革開放30年來，與動力結構的演變相適應，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與模式也轉變成計劃模式為主導、市場模式為基礎、外向模式為輔助的格局。
從總體上說，這樣的模式結構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兼顧了質量和效率，有利於城市化的快速推進。

（三）城市化進程進一步加快

動力結構、機制和模式頃臘的優化，加快了城市化進程。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不足500萬人。改革開放後，城市化步伐顯著加快。20世紀80年代，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0萬人以上，到90年代又增長到1500萬人以上。進21世紀，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接近2000萬人，規模進一步擴大。同時，在90年代（1990～2000年），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平均每年擴大938平方公里，進入21世紀後（2000～2007年）則平均每年擴大1861平方公里，幾乎加快了一倍。

（四）城市化質量顯著改進

改革開放後，我國城市化之所以加速推進，主要是由市場經濟推動的。在初級階段，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主要是一些小企業，甚至是個體戶。由於個體私營企業規模小，素質低，不規范，主要從事些簡單的生產和經營活動。因而，早期的城市化是比較粗放的，存在著大量的半城市化現象，而且帶來了環境污染和生態壓力。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由於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和新城建設，各個城市也幾乎成了建設工地。進21新世紀後，舊城改造接近尾聲，過去那種大拆大建式的城市化開始降溫，內在素質的提升已成為新型城市化的主要內涵。尤其是近年來，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各地積極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了科技創新，信息化和現代化進程加快，競爭力增強，城市化質量有了大的飛躍。例如，反映城市現代化水平的各項公用事業指標，進21新世紀後均上了一個大台階。尤其是園林綠地面積，在2000年之後的建設進度比前一個時段快了兩倍多。

（五）大城市發展優勢明顯增強

計劃經濟時期，由於政府主導的重工業化道路，中國大城市發展較快。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小城鎮雀悶滑快速崛起，大城市風光不再。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比較薄弱的外圍起步的，如農村和小城市，尤其是在東南沿海地區。這樣，小城鎮和小城市最先得益於市場經濟的推動，活力展現。然而，大城市由於受體制的拖累，負擔過重，步履維艱。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同時也將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了），以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尤其是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大城市的活力開始得以恢復和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市場經濟體制趨於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逐步增強，大城市、特別是區域性中心城市，如上海、南京、武漢、廣州、北京等，發展優勢更加突出。2000～2005年，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就顯示出城市規模越大年均增長率越高的趨勢。

（六）城市化的地域差異已經形成

中國城市化大體上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傳統模式，即從計劃經濟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的計劃模式；另一類是新興模式，包括前面提到的市場模式和外向模式兩種形式。傳統模式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以政府為主導因素，主要通過行政的力量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發展，推動城市化進程。尤其在中西部地區，這種城市化模式目前仍佔主體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模式。新興模式是在改革開放後出現的，以資本為主導因素，由市場來配置資源，通過發展經濟，推動城市化進程。新興模式主要存在於東部沿海，尤其集中在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開放後，東部沿海地區城市化步伐之所以顯著加快，主要得益於新興模式。由於這一模式是以新興工業化（尤其表現為農村工業化，主要從事簡單的加工和裝配活動）為動力的，城市化的地域擴張快，佔地范圍廣，為離散型城市化。經過30年的發展，這一工業化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市場空間基本上開發完備），目前正在進行轉型和升級。尤其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迫使其轉型和升級過程不得不加快步伐，向著技術創新型工業發展。而且，這些地區的土地空間基本上被開發完備，不得不向著土地集約型的經濟活動轉變。同時，經過30年的發展，這些地區已積累了雄厚的經濟基礎（成為中國的經濟發達地區），也在轉型和升級，向著服務業發展：一方面是商業貿易，另一方面是生產性服務業。這樣，該地區的城市化就在原來初級工業化基礎上開始進行再城市化過程，即商業化過程。根據中國的實踐經驗，城市化有三個階段：工業化—商業化—都市化。當然，這樣的城市化主要是集中型城市化，地區中心城市將得到優先發展，如廣州、深圳、溫州、蘇州、上海等。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轉型和升級，就促使當地產業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擴散，這其中包括東南沿海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的產業轉移與擴散，如珠江三角洲向東邊的惠州、北邊的河源及西邊的陽江等地進行投資。這樣，從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在產業上開始形成縱向關聯，經濟發展和城市化的梯級差異態勢正在形成，並向縱深發展。這樣，中部地區的新型工業化過程正在大規模推進，其重點在靠近東部沿海的省份，如安徽、江西、河北等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西部地區，只有少數幾個條件適宜的地方有限地展開，如四川盆地、關中平原等地，總體上規模不大。
這樣，經過改革開放後30年的發展，原來計劃經濟時期比較均衡的城市化格局就徹底改變了，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在地域上已經形成了梯度差異。

（七）城市化增長重心開始內移

改革開放後，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快速崛起，新興城市化進程得以啟動，從而使得中國城市化重心逐漸東移。進入21世紀之後，隨著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投資重點開始西移，從而使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增長重心出現了由沿海向內地移動的趨勢。如表4所示，近年來中國東部地區的GDP和進出口額均出現了微弱的相對下降趨勢，而中西部地區則有所上升（但東北地區幾乎沒有變化）。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中西部地區增長幅度明顯提高。從城市建成區面積來看，雖然中西部地區的增長速度仍然趕不上東部地區，但差距在逐步縮小（只有2005~2006年中部地區的增長速度有所反常）。

（八）農村隱性城市化進展加快

隨著新農村建設的推進，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村莊建設步伐加快，村容面貌顯著改觀。樓房的出現，突破了傳統上平坦的村落格局。街道路面的硬化，照明設施的建設，以及公共服務設施的普及或改善，如電視、電話、電力、供水、交通等，顯著縮小了農村與城市之間的距離。雖然這並不是統計意義上的城市化，但在內涵上與城市化是一致的。因而，可將當前的新農村建設稱之為隱性城市化。還有一種形式的城市化，也是隱性的，但卻是負效應。主要存在於中西部邊遠地區的農村、山區或牧區，大批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去城鎮打工，學生到附近城鎮上學，富裕家庭也遷到生活條件較好的城市居住，從而使得農村人口逐漸減少，村莊不斷萎縮，直至消失。在當地，由於農村人口減少，相應的使得城市化水平有所上升。
負效應的農村隱性城市化雖有出現，但並不普遍，更多的是隨著新農村建設帶來的正效應的隱性城市化為主。這也應該是中國特色城市化的一種表現。

⑼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歷史發展

1.城市化水平。
從1949年建國到1978年「三中全會」以前，中國大陸的城市化相當緩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國大陸僅由11.2%上升到19.4%。這種城市化的緩慢並不是建立在工業發展停滯或緩慢的基礎上，正相反，改革開放前的29年，中國大陸的工業和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並不算慢，工業總產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長了38.18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會總產值增長12.44倍，其中非農產業在全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則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國民收入總額則從1949年的358億元增長到1978年的3010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提高7.41倍，其中非農產業在國民收入構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從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總量年均增長4.9%，人均GDP增長2.9%，其中中國大陸GDP年均增長5.1%，人均增長2.9%，睜源祥高於和等於世界平均水平，高於同期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2.城市化特點。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1)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2)城市化對非農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3)城市化的區域發展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的制約。(4)勞動力的職業轉換優先於地域轉換。(5)城市運行機制具有非商品經濟的特徵。
這種城市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城鄉之間相互隔離和相互封閉的「二元社會」。這里所說的二元社會結構，是指政府對城市和市民實行「統包」，而對農村和農民則實行「統制」，即由財產制度、戶籍制度、住宅制度、糧食供給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給制度、教育制度、醫療制度、就業制度、養老制度、勞動保險制度、勞動保護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體制度所造成的城鄉之間的巨大差異，構成了城鄉之間的壁壘，阻止了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動。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城市化，是在國民經濟高速增長條件下迅速推進的，城鄉之間的壁壘逐漸松動並被打破，特別是鄉鎮企業的發展，使得中國的城市化呈現出以小城鎮迅速擴張、人口就地城市化為主的特點。
1.城市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1）1978-1984年，以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為主要動力推動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的城市化帶有恢復性性質，「先進城後建城」的特徵比較明顯。第一，表現在大約有2000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和下放幹部返城並就業，高考的全面恢復和迅速發展也使得一批農村學生進入城市；第二，城鄉集市貿易的開放和迅速發展，使得大量農民進入城市和小城鎮，出現大量城鎮暫住人口；第三，這個時期開始崛起的鄉鎮企業也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第四，國家為了還過去城市建設的欠帳，提高了城市維護和建設費，結束了城市建設多年徘徊的局面。這個階段，就人口來看，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1984年的23.01%，年均提高0.85個百分點。
2）1985-1991年，鄉鎮企業和城市改革雙重推動城市化階段。這個階段以發展新城鎮為主，沿海地區出現了大量新興的小城鎮。
3）1992-2000年，城市化全面推進階段，以城市建設、小城鎮發展和普悉搏遍建立經濟開發區為主要動力。1992年到1998年，城市化率由27.63%提高到30.42%，年均提高0.42個百分點。
進入90年代以後，中國城市化，已從沿海向內地全面展開。1995年底與1990年相比，建制市已從467個增加到640個，建制鎮則從12000個增加到16000多個；從人口來看，城市化水平也從1990年的26.41%提高到28.62%。
2.城市化政策的變化。
1978年以後，在經濟高速增長而城鄉戶籍分隔的背景裂握下，積極發展小城鎮就必然成為可供政府選擇的最佳城市化政策。中國的城市化終於由被壓制轉為松動和放開，過去那種控制城市人口增長和城鄉分隔的政策被鼓勵小城鎮發展的政策所取代。1980年，在當時城鄉分隔、大城市基礎設施滯後的情況下，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總方針。
為貫徹上述政策，80年代初，開始實行市地級市管理縣級市制度，地級市數量增加較快，1983-1998年間，共有100多個縣級市升格為地級市，其中僅1983-1985年的3年裡，地級市的數量凈增加50個。
1983年，加強小城鎮建設，以小城鎮為主，大中小城市為輔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
1984-1986年「撤社建鄉」，並降低建制鎮標准，3年裡建制鎮數量增加7750個；1992-1994年，國家對鄉鎮實行「撤、擴、並」，結果3年裡建制鎮又增加7750個。這6年裡建制鎮增加數相當於1979-1999年間(21年)凈增加數的71%。
1986年國家有關部門修訂「建市」標准後，縣級市也增加很快。1986-1996年的11年間，縣級市數量凈增加286個。1992年，國務院再次修訂小城鎮建制標准，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
1993年10月，建設部召開全國村鎮建設工作會議，確定了以小城鎮建設為重點的村鎮建設工作方針，提出了到21世紀末中國小城鎮建設發展目標。會後，經國務院原則同意，建設部等6個部委聯合頒發了《關於加強小城鎮建設的若干意見》。1995年4月，國家體改委、建設部、公安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達《小城鎮綜合改革試點指導意見》，並在全國選擇了57個鎮作為綜合改革試點。1997年6月10日，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和《關於完善農村戶籍管理制度意見》的通知。通知認為，應當適時進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許已徑在小城鎮就業、居住並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村人口在小城鎮辦理城鎮常住戶口，以促進農村剩餘勞動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鎮轉移，促進小城鎮和農村的全面發展。農村新生嬰兒可以隨母或者隨父登記常住戶口。此後，許多小城市為促進經濟發展，基本放開了戶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鬆了外地人口進入本市的限制。
1998年10月，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農業和農村工作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進一步提升了發展小城鎮的重要地位。2000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促進小城鎮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指出，加快城鎮化進程的時機和條件已經成熟。抓住機遇，適時引導小城鎮健康發展，應當成為當前和今後較長時期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
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提出：「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推進城市化條件已漸成熟，要不失時機實施城鎮化戰略。」為了加快城鎮化，2001年5月，國務院批轉了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2001年5月，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推進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指出：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實施范圍，是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及其他建制鎮；凡在上述范圍內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穩定的職業或生活來源的人員及與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親屬，均可根據本人意願辦理城鎮常住戶口；已在小城鎮辦理的藍印戶口、地方城鎮居民戶口、自理口糧戶口等，符合上述條件的，統一登記為城鎮常住戶口。這標志著小城鎮已經廢除了城鄉分隔制度。有些地方甚至採取了鼓勵農民到小城鎮居住和創業的政策。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政策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由過去實行城鄉分隔，限制人口流動逐漸轉為放鬆管制，允許農民進入城市就業，鼓勵農民遷入小城鎮；二是確立了以積極發展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方針。

⑽ 為什麼中國在1960年到1965年的時候城市化進程減慢

1958年～1977年是城市化的停滯階段，這個時期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受左傾思想的影響，生產力發展受到嚴重製約，經濟、社會發展受阻甚至倒退，這也直接限制了城市的發展，加速了二元經濟的發展，在近20年的時間里，城市人口僅增加了1.2個百分點，城市數量也只是增加了十多個中小城市。城市化水平先由16.25%上升到1960年的19.75%，到1965年為19.82%。

從1958年開始，全國在「大躍進、大煉鋼鐵」的影響下，農民大量進城，城市人口劇增，全國城鎮人口由1957年的9949萬人增加為1958年的13073萬人，分別佔全國總人口的15.4%和19.8%。全國城市數量也劇增，1957年底為177個，1960年為199個，1961年又增加為208個。結果，由於工業建設規模過大，城市化發展過快，大大超過了國力可能承受的限度，嚴重影響了工業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1961年中共中央決定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薯埋，做出調整工業項差手彎目、壓縮城市人口、撤銷不夠條件的市鎮建制的決定。經過幾年調整，全國的經濟形勢趨於好轉，城市化也逐步轉上正軌，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208個減少為169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了新的挫折。如出現了大批資源貧乏交通不便的中小城市，實行所謂「山散洞」的建設方針，大大延誤了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甚至虛悶出現了把城市變為農村，以達到「消滅城鄉差別」的逆歷史潮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