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洲如何互補

㈠ 中國與歐盟建立了什麼關系

1975年5月6日，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外交關系。1983年10月，中國與歐洲煤鋼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分別建立外交關系。1983年11月1日，中國與歐洲共同體正式宣布全面建交。

1998年，中歐建立面向21世紀的長期穩定的建設性夥伴關系。2001年，雙方建立全面夥伴關系。2003年，中歐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系。

2003年，中國發表首份對歐盟政策文件。2013年，雙方發表《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2014年，中歐提出打造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四大夥伴關系。

中歐關系的歷史

冷戰後，發展同歐洲關系不是中國外交的重點。相比之下，中國傾向發展中美關系中日關系和同其他亞洲國家關系。然而由於經濟交流增加，並且雙方都開始致力於建立多極化世界體系，中歐關系發展迅速。

歐盟對中國興趣巨大，因此1990年代歐洲政府頻繁訪華。中國歐洲的貿易增長高於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從1985年的USD14.3 billion in 1985增長達1994年的 USD45.6 billion，翻了兩倍。

㈡ 中國與歐盟關系

3月28日，疫情防控以來的首趟中歐班列從湖北武漢出發，將急需的防疫物資、生活必需品等貨物運往德國、法國、匈牙利、捷克、波蘭等歐洲國家。在中國（四川）自由貿易試驗區成都青白江鐵路港片區，這些中歐班列連接了中國和歐洲的城市，為歐洲國家送去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也為中國各地帶來歐洲各國的葡萄酒和其他商品。統計顯示，上半年，中歐班列開行數量大幅增長，累計開行5122列，同比增長36%，反映出中歐經貿關系的蓬勃發展，也充分說明了中歐關系的重要性。

今年是中歐建交45周年。當前，中國和歐盟的貿易額均領先世界。中國是歐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僅次於美國；歐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據歐盟委員會的統計，中國是歐盟最大的進口來源地和第二大出口市場。中國和歐洲平均每天的貿易額超過10億歐元。

中歐雙方都致力於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系，不過，相比而言，歐盟的對華立場表現出復雜性。2019年歐盟發布了《歐中戰略展望》政策報告，將中國定位為「合作夥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競爭對手」。由於歐盟對華態度的這種復雜性，針對不同的事務和政策，歐盟會採取不同的方式與中國接觸。一方面，歐盟在與中國的貿易和投資往來中表現出積極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時不時地採取可能破壞雙邊關系的舉措。例如，7月30日，歐盟以涉嫌網路攻擊為由制裁兩名中國公民和一家中國企業。

中國和歐盟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治理模式等方面確有不同，但雙方合作遠大於競爭。正如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7月30日與義大利外長迪馬舉行視頻會晤時所說，中歐雙方應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借鑒，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使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的國家實現共同促進、共同繁榮。

中歐不是制度性競爭對手，而是全面戰略夥伴。雙方有著廣泛的共同經濟利益，這使得雙方的合作必不可少，而不是可有可無。盡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諸多挑戰，加之中美緊張局勢不斷升級，但最近我們看到，中歐高層交往日益頻繁：7月28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以視頻形式共同主持了第八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7月29日，國務院副總理韓正與歐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舉行了視頻會見。在雙方努力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及其災難性影響之際，中歐關系似乎呈現出更大的發展勢頭。

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在第八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前夕表示：「當前的危機讓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夥伴攜手合作。通過齊心協力，我們可以更快地實現經濟復甦，並在貿易和投資等雙方共同關心的領域取得進展。」歐盟仍然對與中國合作持開放態度，特別是在貿易和投資領域，但中歐關系的發展也面臨一些障礙。正如東布羅夫斯基斯在同一場合所說的那樣，「我們還有一些症結需要解決，例如給予雙方企業對等待遇。」

在中歐關繫上，中方始終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希望歐盟發展壯大，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重要作用。中國與歐盟的繁榮和可持續增長是息息相關的。雙方更多的是合作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更不是「制度性競爭對手」。這一點可以從雙方的貿易數據中得到證明。根據海關總署的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中歐雙邊貿易額達2841.57億美元。在全球化時代，作為擁有不同治理模式的兩大經濟體，中歐雙方可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競爭，這是很自然的，但雙方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歐從合作中獲得的利益遠大於競爭可能帶來的損失。

隨著雙方在貿易和投資談判上取得進展，美國將密切關注，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更加緊密的中歐關系。歐盟能否在美國施壓下保持戰略定力，按照自身的根本和長遠利益行事，是對歐盟領導人的重大考驗。面對疫情帶來的挑戰和困難，中歐有機會建立更加緊密的雙邊關系。美國正為了一己私利煽動意識形態對抗，歐盟需保持警惕。更為重要的是，中歐應密切合作，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抵禦逆全球化浪潮，共同倡導多邊主義，促進經濟早日復甦，給雙方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作者：邢玉堂 中國外文局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科研管理與國際合作部副主任、副研究員）

㈢ 中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 提到歐盟你會想到什麼

中國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提起歐盟，我會想到很多，其中最近的事情是英國脫歐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歐盟逐漸成為中國非常重信喊巧要的經貿夥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世界上最成功的經濟一體化組織，中歐合作特別重要。

國際合作具有普遍性，這體現在國際合作在各個領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在經濟方面，國際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和擴展，國際政治合作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軍事，科學，技術和文化方面的國際合作突飛猛進。中歐之間的合作始於經貿領域，歷史悠久。從中歐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雙邊關系的穩定發展，中歐關系的戰略轉折和全面發展以及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中歐關系的新紀元經貿關系一直是兩國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歐經貿關系日趨成熟，合作領域不斷擴大。在經貿領域，中歐有著強烈的互補利益。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中歐實現了互惠互利。

㈣ 中國與歐盟建交的原因如題 謝謝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歐洲聯盟的外交關系建立於1975，伏殲中歐基嘩關系基於1985中歐貿易與合作協議，從2007起，雙方開始談判提升關繫到新的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層面，已經有20多個項目的談話和協定簽署，設計環保、教育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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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中德兩國企業合作的互補性

中德企業合作的思考
◎ 文/南存輝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國已經從一個普通消費品的市場大國，逐步成為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大國。

「坐賓士，開寶馬」，曾是中國社會上一句流行語，形象表述了富裕起來的中國人對高檔汽車的最初認識，也直觀地反映了中國消費者對德國製造的高檔工業品和消費品的高度認可。

多年來，德國企業及機構向中國輸出的工業、交通大型設備和民用環保、家居製品以及金融、零售等各領域的產品與服務均取得很好的業績。為數眾多的德國企業紮根中國當地，憑借先進的技術與管理，占據諸多行業的產業鏈高端，獲得巨大的市場份額和豐厚的利潤回報。

根據德國工商總會（上海辦事處）研究發布的《德國工商總會2007年調查》報告，截至2007年11月，德國企業經中國政府批準的在華投資項目有5,800多個，設立獨資及合資企業2,500多家，實際在華投資金額累計約160.4億美元。德國中國商會近期對在華德資企業的調查結果顯示，得益於中國良好的政策環境與中國經濟的強大活力，大部分德國企業的在華投資獲得成功，實現了經營目標，新投資項目達到盈虧平衡的時間僅需2至4年；90%以上的德資企業計劃在短期或中期擴大在華經營規模，40%以上的德資企業計劃在中國開設新的子公司。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企業通過引進、學習、消化吸收及再創新，使中國逐漸成為製造業大國，形成了門類齊全的產業體系。以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為代表的、由眾多中小企業參與的、各具特色的製造業基地初具規模，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配套能力，基本處於產業價燃族旅值鏈的低端，為全球市場提供的是質優價廉的產品。「中國製造」已經成為穗慶各國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中小企業為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做出了較大貢獻。

據統計顯示，中國中小企業創造的最終產品和服務價值佔到國內生產總值（GDP）6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鎮就業和50%以上的稅收總額；德國中小企業提供了德國70%的就業崗位、80%的職業培訓，創造了45%的國民生產總產值。在中國，65%的專利、75%的技術創新、80%的新產品開發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因此，中小企業既是中德兩國經濟的主體與基礎，也是兩國經濟合作的主要參與者。

中德兩國經濟技術的互補性強。眾所周知，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潛在消費市場，也是全球最大的工業品市場之一。在過去10年間（1997-2007年），中皮凳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年均復合增長率達到18.6%。根據中國統計局在2006年所作的預測，在未來三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GDP的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7%以上，至2020年國內GDP總量將超過6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4萬元，折算美元超過5,500美元/人，實現（或超額實現）中國政府提出的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未來十五年內，資本積累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在50%以上，其次是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預計在「十二五」期間，其貢獻率將超過40％；

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市場將保持對工業品的強勁需求。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將繼續成為推動區域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這是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企業的歷史性機遇。即將召開的北京奧運會和2010年上海世博會等，更是為各國企業包括來自德國的中小企業繼續開拓中國市場提供了良好機會。在此歷史條件下，中德中小企業具有廣闊的合作前景。

就中德兩國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而言，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慮：

一、國際貿易

近年來，中德兩國貿易的發展勢頭良好。中國是德國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是中國在歐洲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間貿易額佔中國與歐盟27個成員國貿易額的三分之一。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統計，2007年1-11月份雙邊貿易額達到772.86億歐元，同比2006年增長15%。雙方出口商品結構大體保持穩定，兩國貿易合作的法律框架逐步完善，合作的機制比較健全。

貿易合作已經成為中德兩國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兩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推動因素。在中國重化工業、軌道交通、先進製造業、節能減排、新能源、水處理和環保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德國中小企業生產的機械設備、電力電子、精密儀表、自動化裝置和新材料等高技術產品具有廣闊的應用市場；而中國中小企業在付出巨大資源與人力代價基礎上生產的各種高性價比的工業品與消費品，將繼續成為德國民眾高福利生活的重要基礎。

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中國企業出口德國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一些值得關注的變化。德國聯邦統計局近期公布的統計報告顯示，2000-2007年間德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中，高附加值產品所佔比重呈上升趨勢，如辦公設備、電腦設備及元件所佔比例從2000年的10.4%增加到2007年的18.6％，電視機、收音機及其他電子產品的比例由12.6%增至16.5%；而附加值相對較低的商品，如傢具、玩具和裝飾品的進口比重從11.1%下降至9.7%，紡織服裝類則由11.5％降至9.7％。中國出口德國商品的結構性變化，與我國領導人在2005年訪德期間提出了有關深化兩國經貿合作的建議內容是一致的。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環境承載力較為薄弱的國家。中國所面臨的人口、資源及環境等方面的約束條件，決定了中國只有改變粗放式的增長方式，在技術進步基礎上構建資源節約型的產業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中國政府為調整產業結構所作的努力。

我們要在繼續保持雙邊貿易的同時，穩步提升雙邊貿易的深度，擴大雙邊貿易的寬度，提高交易頻率和交易額，增加技術與服務在雙邊貿易中所佔的比重。

二、產業銜接

德國是世界製造業大國，更是製造業強國。如果說「德國製造」推進了中國產業的技術進步，那麼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中國製造」對德國的進一步貢獻則是，隨著進入德國市場的中國產品技術水平的逐步提高，將直接推動德國企業的技術革新與產業轉型，進而有利於德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的持續提升。

中德兩國中小型製造企業的比較優勢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具體表現在，德國中小企業產品的優勢為領先技術、專業設計、高品質、工藝精湛及可靠耐用，在專業應用領域具有很強的競爭力。而中國中小企業的產品則以適用性、通用性及高性價比取勝，主要定位於大批量的經濟型市場。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兩國中小型製造企業不同的產業優勢是可以互相銜接、互為補充的。兩國中小企業之間要加強產業內的分工與協作，圍繞各自的比較優勢，建立互補共贏的產業合作模式。如在德國企業佔有傳統優勢的專業設備領域，可通過OEM及ODM方式更多地採用中國企業生產的非核心部件，使在保持產品性能與質量的同時，降低製造成本，提高生產效率，進一步增強市場競爭力；在德國企業相對遜色的標准化產品領域，則可通過技術轉讓、授權生產、組建合資企業等方式與中國廠商合作生產，形成綜合競爭優勢，填補市場空缺。我們相信，如果德國的技術研發、工業設計、生產工藝及質量管理體系，結合中國良好的產業基礎及優質廉價的人力資源，可以形成全球性的製造業競爭優勢，並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

中國的中小企業要積極開拓視野，創新國際業務方式，改變以往原料從國外進口、生產加工在國內、產品銷往國外的「孤島化工廠」模式，積極走出去設立研發機構與生產基地，主動實現與國外企業尤其是與德國中小企業的產業銜接，共謀互利發展。

三、雙向投資

中國近代工業的建立與發展，曾在較大程度上借鑒了歐洲特別是德國的工業化經驗，這使得中德兩國經濟在產業結構、經營理念等方面具備一定的互通性，由此為兩國企業、包括中小企業在資本層面合作提供了很大空間。

當前，德國企業的對華投資熱情持續高漲。根據德國工商總會在對8,000家德國工業企業調查基礎上所作的《2008年德國對外投資報告》，中國是德國企業在歐盟以外最受歡迎的投資目的地，約有32%的企業將中國作為首選投資地；對於海外雇員超過1,000人的德國大型企業，中國是超過歐盟的首選投資目的地；41%的海外雇員在200－999人的德國中小企業則計劃於今年對華投資。

總體而言，德國企業對華投資優化了其產業的區域布局，中國也成為諸多德國企業最具盈利性、增長最快的區域市場。此外，德國工商總會的調查結果還顯示，在中國等國外有投資的德國企業，其國內經營業績和雇員增長幅度都明顯都高於國內平均水平，由此表明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國國內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強了德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相比而言，中國企業投資德國尚有很大的潛力。隨著中國企業競爭能力的逐步提高，中國資本應走出國門開展對外投資，在更深層次參與國際的合作與分工。由於中德兩國經濟資源稟賦的差異性與互補性，使德國成為中國企業在歐洲投資最有價值的目的國之一。中國廠商可以通過新建獨資企業或與當地企業合資合作等方式建立在德國的業務實體，充分利用當地在科研、技術、工業設計、產業標准、質量認證、職業培訓及技術員工等方面的優勢，建立面向全歐洲、中東、非洲乃至全球市場的經營主體。

然而，企業之間的合作離不開政府和行業組織的支持和推動。當前我們最大的願望，一是希望中德兩國政府積極推動兩國商會和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的交流，為兩國企業間的聯系和業務往來提供更為有效的中介服務；二是希望德方放寬在市場准入等方面的有關規定，為中國產品進入德國市場提供便利，為中國企業到德國投資營造更為良好的環境條件。

我們相信，只要有積極的態度，寬闊的胸懷。中德兩國中小企業之間的合作前景一定會更加輝煌，中德兩國中小企業一定會為共同促進兩國經濟的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㈥ 試論中國如何借鑒歐盟一體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應對亞洲各國的合作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中國與歐洲的相互關系既取決於雙邊關系的客觀進程 ,同時也取決於雙方各自對於對方的認知狀況。中國人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正面評價不光與歐洲的實際成就有關 ,而且也與中國人決心投身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努力息息相關。盡管中國與歐洲無論是歷史文化、 現行體制、 還是地緣政治條件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演進過程表明 ,中國有許多方面可以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借鑒。

晚清西學東漸以後 ,中國的精英階層大體上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向當時最為先進的歐洲學習和取得借鑒的:第一 ,了解世界;第二 ,求強求富;第三 ,救亡圖存;第四 ,民主革命;第五 ,科學啟蒙。 [1]此後百多年來 ,雖然每一個歷史階段所關注的主題有所變遷 ,但是中國現慧枯察代化的歷史過程大體上也是圍繞著上述問題展開的。到 20世紀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 ,中國各界精英又一次表現出了解和研究歐洲、 學習和交往歐洲的強烈意向。這一時期的興趣則集中在歐洲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創舉 ,包括像歐洲一體化這樣的宏大歷史進程方面。

早在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 ,中國學術界已經著手對歐洲一體化的經驗進行系統的研究。上世紀 90年代下半期和新世紀以來 ,在中國與歐盟之間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推動之下 ,不僅中國學界的歐洲研究進入了一個全面深化的新階段 ,而且對於歐洲問題的介紹也成為中國媒體的熱點。以最近兩三年為例 ,甚至當歐盟憲法進程遭逢困難的時候 ,中國的媒體和學者總體上還是表現出了謹慎樂觀的態度 ,認為歐盟憲法進程所遇到的困難是暫時性的 ,歐盟將用自己深化改革和擴大影響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強勁生命力。對於這種樂觀的預期應該如何看待呢 ? 事實上 ,這里既包含了中國對於世界發展的多元化特性的一種執著追求 ,因為歐洲人的確是通過自己的特殊方式顯示了對於世界發展多樣化的信念。同時 ,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於歐洲政治家和歐洲人民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性及其抱負的一種信任 ,因為這畢竟是歐洲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踐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在更深層次上說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已經與中國的未來息息敗握相關。因為 ,中國的前途也已經不可逆轉地與整個東亞地區乃至於更廣泛區域的一體化發生著緊密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對於事態的理解推動著中國人願意以一種前瞻式的態度來看待遠在歐亞大陸另外一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顯然 ,中國人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看法並不全然取決於歐洲一體化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 ,而是取決於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它們各自的境遇、 對於對方的理解 ,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歐洲一體化與東亞區域化

長期以來 ,關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究竟是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例 ,還是普遍路徑的問題曾經有過不少爭論。持「 特例 」 觀者認為 ,歐洲歷史條件與文化個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難在其他地區被重復;持「普遍 」觀者則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隨著經濟日益出現跨國、 跨區域的流動 ,出現要素之間的更大規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進一步而言 ,在當今世界上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求訴已經成為不可動搖之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 ,乃至於形成區域間的一體化已經是勢所必然 ,歐洲一體化進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被重現。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歐洲歷史文化條件的特殊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前茄區實際上也已經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內部結構中出現了可以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因。比如 ,無論在東亞還是拉美 ,市場的發展規模、 市民社會的歷史性進步都呈現出對於一體化的需求。第二 ,雖然各地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各區域一體化的具體內容和規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體化的總體方向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成為各個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共同目標的。第三 ,不光是一體化進程本身 ,一體化現象也正在成為影響各個地區和國家內外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於向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一體化帶來的內外事務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因此 ,這樣一個重要的變化也促使歐洲之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來關注歐洲一體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

但是 ,在進一步論證歐洲之外的地區具有學習歐洲一體化經驗的可能性之前 ,還是有必要非常冷靜地來觀察一下歐亞之間的差別所在。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整個東亞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 ,還是在當今政治經濟領域中都存在著與歐洲地區的重大差異。

就文明背景而言 ,在當今歐洲各國之間對歐洲文化的高度認同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刻背景 ,這種認同受到長期歷史的培植 ,尤其是受到相對統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雖然歐洲的基督教也還有著各種流派 ,但與之相比 ,面貌各異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宗教狀況 ,以及以此為背景的文明狀況則要相對復雜得多。

就地緣政治條件而言 ,歐洲國家比鄰聚居於歐亞大陸的西端 ,大大地不同於有高山大川阻隔、 相互間交往不便的亞太或者東亞地區的各個國家。歐洲的這種地理條件比較有利於形成統一市場 ,有利於相互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成熟的區域認同。後工業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交往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超越天然屏障 ,但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亞太與歐洲地表景觀的差距 ,以及這種差距對於區域合作的影響。

就歷史進程而言 ,東亞諸國並沒有經過一個如歐洲那樣的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工業革命為主要內容的世俗化過程 ,在歷史上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猶如「 市民社會」 一類作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建構的基本單位的歷史要素。這造成了東亞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在體制發展方面大大落後於歐洲的狀況。

就國際社會結構而言 ,古代希臘城邦體制中「平等競爭型 」 的國際關系結構 ,經過中世紀的洗禮和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的東山再起 ,成為前歐盟時代的歐洲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框架。 [2]在歐洲各國 ,除戰爭年代之外大體上是主權獨立、 特別是主權相分 ,這反而使得它們有了一個可以實現整合的法權依據。而東亞國家在古代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等差式國際關系結構。近代以來 ,東亞雖然出現了「 大君體制 」(以日本為領頭羊的挑戰者 )向傳統「 華夷體制 」 的挑戰 ,但整個東亞還並沒有進入類似於歐洲的「平等競爭型 」 國際關系結構。差等式國際結構所帶來的主從依附關系和等級觀念還時時對區域整合進程起到掣肘作用。就歐洲和亞洲區域之內的國際力量對比而言 ,當今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 ,各國規模與實力的懸殊差距也要遠遠超過歐洲 ,這又對差等式的國際關系結構的持續起到推波助瀾作用。這樣一種狀態使得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系和歐洲相距甚遠 ,從而對於區域化的進程表現出不同的制約因素。

在時空交互作用的背景下 ,二戰後的歐洲與亞太地區也面目各異 ,前者以各大國規制下德國較為深刻的戰爭反省為前提 ,一步一步地走向區域一體化;而亞太地區則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又緊跟著發生了朝鮮戰爭 ,爾後在美國的庇護之下 ,日本的戰爭罪行並沒有被徹底清算 ,日本政府的戰爭反省也遠遠落後於歐洲戰敗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雖然經由 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 中日關系的恢復 ,在亞太地區冷戰狀態的終結要早於歐洲 ,但是整個冷戰時期在亞太地區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類似於歐洲那樣深刻的區域化進程。冷戰之後 ,歐洲與亞太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因為國際局勢總體上的深刻變動、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對抗的隱退而消失。亞太不僅沒有出現象歐洲那樣在經濟、 政治、 戰略等領域的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為標志的全面整合 ,而且各國之間無論是經濟規模與水平、 社會發展模式、 包括安全結盟等各個方面的取向還越來越顯現出形態各異的趨勢。

退一步而言 ,雖然東亞與歐洲總體上說都以不同程度的區域化、一體化為發展方向 ,但是這種區域化的動力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在東亞地區 ,更多地表現出市場自發的傾向 ,而在歐洲則表現出比較明確而有力的政治推動。

晚近的幾十年中 ,東亞和歐洲都面臨著深刻的制度轉型。但是 ,這兩個地區轉型的焦點有所不同。東亞主要是在一國之內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體制的更替;而歐洲則主要集中在以本國公民還是歐洲公民為身份認同的爭論。近兩年歐盟憲法危機中所表達的信息是:歐洲各國的國民雖然不希望一體化速度過快 ,但對於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方向總體上並沒有表示異議。然而 ,在東亞各國面臨內部諸多問題、 包括主權問題面臨挑戰的情勢之下 ,從體制變遷和社會轉型的一般邏輯出發 ,顯然對於一體化進程所必然要求的主權讓渡等制度安排會比歐洲國家提出更多的保留;內部轉型與對外發展中出現的張力在缺乏區域體制保障的條件下也有可能使該地區間歇性地和局部性地出現紛爭、甚而沖突的局面。這又會對於東亞的區域化進程形成牽制。

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在歐亞大陸的若乾重大歷史事件對於其各自區域化進程的影響也是有所區別的。從歐洲來說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的啟動直接受到冷戰結束這一重大變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德國的重新統一使得歐洲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框架來避免歐洲地緣政治的失衡 ,而且歐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種新建立的合作邊界來抵禦可能來自於前蘇聯地區的動盪局面。冷戰的結束對於東亞地區的影響遠沒有像在歐洲所造成的那樣直接。作為冷戰的遺產 ,中國海峽兩岸和南北朝鮮至今尚未完全統一 ,使得區域一體化並沒有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提到亞洲人面前。

冷戰結束之後 ,有若乾重大變化推動著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上世紀 80年代以後 ,隨著東亞經濟的普遍增長 ,出現了是否存在統一的「 東亞文明 」 的爭論。這場爭論所揭示的東亞整合的文化含義 ,不管人們對此肯定與否 ,都激發著東亞人有意無意地把經濟增長與文化尋根的問題聯系起來;[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使得「 東亞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嚴峻挑戰,但是同時使得東亞經濟合作、 特別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視;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給東亞區域合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使得整個東亞經濟不僅從中國的穩定和增長中獲得動力與空間 ,而且也從中國發展的特殊模式中獲得某種啟示。但是從總體上看 ,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一體化進程 ,特別是在公民認同和體制建設方面還是大大地落後於歐洲的步伐。

二、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雖然存在著以上種種深刻差異 ,但是不是東亞區域合作、 乃至於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就無法實施了呢 ? 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 ,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異和限制 ,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趨勢對於東亞區域合作的引導。實際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 ,以及上世紀 60年代後日本經濟對外擴張的「 雁行模式 」對於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都為這一地區提升合作水平作了鋪墊。20世紀 80年代以後 ,「 亞洲四小龍 」 和「 亞洲四小虎 」 的崛起 ,更是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准備。上世紀 90年代以後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這種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輻射效應 ,更是從東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大大拉近了與歐洲的距離 ,迅速推動了一批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的形成 ,從而描畫出一幅東亞國家合力推動地區合作的清晰圖景。全球化趨勢之下的商品與資本、 人員與科技的流動 ,打破國家間的藩籬與阻隔 ,優化了資源的組合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 ,給人民帶來福祉。東亞人民對於一體化的認知首先是從切身物質利益中獲得的;而不是像歐洲那樣 ,是從戰爭的災難和痛苦的歷史記憶中反推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 , 20世紀 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這種趨勢與東亞各民族文化傳統比較關注民生 ,注重經濟發展的務實趨勢相結合 ,從而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盡管有限、但還是舉世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 ,東亞人民這種對於一體化的追求就長時段而言是可以超越大洋阻隔、 超越國家間的無情競爭 ,甚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藉助於文化傳統來推動的。

其二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展 ,在 20世紀的最後一個 25年中 ,東亞各地市民社會的成熟和發展已經遠不是以前可以比擬的。雖然很難取得關於東亞各國和地區市民社會發展和中產階級成長的確切統計 ,但是無論在經濟發達的日本、韓國、 新加坡、 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 ,還是在經濟相對後進的「四小虎 」 國家 ,中產階級顯然已經成長為不光是對於內政擁有巨大影響力 ,而且對於外部事務有著很大作用的社會力量。同時 ,東亞中產階級對於促進外部世界的穩定以確保國內政治經濟正常發展的訴求 ,對於區域一體化進程有著直接的作用。這樣的一種作用原則上說與歐洲中產階級相比 ,雖然晚了幾十年 ,但是沒有根本的區別。從理論上說 ,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中產階級的出現對於二戰以後社會進步的推動 ,特別是對於國際社會緩和局勢的追求 ,對於冷戰局面的最終結束是有著巨大作用的。從邏輯上說 ,西方工業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原則上是可以在東方國家得到重現的。雖然對於東亞各國中產階級在區域化進程中的作用 ,也許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如 ,東亞各國的中產階級到底是主要地表現為以保護主義為導向的本土傾向 ,還是表現出以開放態度為主旨的區域合作精神 ,這還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證研究的復雜問題。但是根據筆者在東亞各地的實地觀察 ,根據與日韓及東盟各國專家訪談中所獲得的信息 ,包括從 80年代以來重要歷史變遷中東亞各國的商業和知識精英所表現出來的進取與開拓精神來看 ,可以假設東亞中產階級對於區域合作進程總的來說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當我們說到 ,由於東亞各國晚近的幾十年來受益於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 ,因而有可能對於繼續推動區域合作持肯定態度的時候 ,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考慮到東亞歷史的特殊性 ,東亞社會傳統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員、 商業階層和知識分子 )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的緊密關系 ,中產階級的這種外向努力極有可能演化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對於東亞地區一體化的動因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比較多的意見認為 ,東亞一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於經濟動因。在很多年中 ,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個判斷。但是應該看到 ,隨著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全因素也越來越突出地成為東亞一體化的動力。東亞金融危機以來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輿論的一般看法是認為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地區合作的機制和杠桿、 [4]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也缺乏文化與道義力量的推動。但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近年來也正在表現出非常奇妙的雙重現象。一方面是在東亞各國之間由歷史和現實的復雜情況所產生的經濟、 政治和安全問題對於相互間的信任產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為止 ,在東亞地區還留存著許多冷戰時期的陰影。東亞地區冷戰形勢的解凍要比歐洲地區來得早 ,但是冷戰遺留問題卻依然使得較高水平的東亞地區合作難以實現。然而 ,問題的另一方面 ,是東亞地區始終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推動地區整合的因素。這種努力不光表現為推動經濟一體化 ,一種新的寬容與和解為主要方向的政治文化也在重新呈現。比如 ,最近一年多來東亞地區兩個最主要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政治關系的不斷改善 ,就有可能醞釀著東亞地區合作的新的契機。而最近圍繞著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有所突破 ,表明了這種對於地區安全的巨大需求有可能使得區域合作首先從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領域取得突破 ,從而成為更高層次的准區域合作和區域合作的先聲。

其四 ,從地緣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比較中國與歐洲 ,還可以獲得一些令人深省的信息。來自法國、 而又長期在中國工作的高大維教授認為:「 許多西方人以為 ,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比如日本、 韓國和越南一樣 ,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單一民族國家。事實上 ,中國和歐洲的情況類似 ,中國是遠東的『 歐洲 』 。也就是說 ,中國和歐洲一樣 ,是一個內部高度異質而多樣化的大陸。 」 [5]這種狀況表明 ,中國並不是一個簡單化的單一市場 ,而是在統一體制管理之下多樣復雜的市場 ,是一個在一種主導文化引導之下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的實體。這意味著在亞洲區域整合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中國 ,重視統一管理模式之下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和諧 ,具有協調這種內部的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的利益訴求之間矛盾的能力。這樣的一種歷史慣性不光是中國內部保持活力的原因 ,而且顯然將對未來的亞洲多樣化發展背景下的整合提供歷史經驗。

以上探討的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有沒有可能像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問題。總之 ,盡管存在著種種區域特殊性 ,使得東亞地區沒有可能在可見將來在相同水平和相同規模上完全如同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 ,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引導 ,以及中產階級那樣特定的社會階層可能對於區域化進程的推動 ,為了解決區域安全問題所形成對於區域合作的高度需求 ,以及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 中國自古以來對於統一體中內部多樣性發展的協調與管理能力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東亞地區在今後發展的方向上 ,在政治、 經濟、 安全等特定領域中 ,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走上區域合作 ,乃至於逐步實現一體化的道路。

三、東亞地區如何學習歐洲一體化的歷史經驗

在如何學習歐洲和學習歐洲哪些經驗的問題上 ,中國所在的東亞區域化過程是如何表現出自己的明顯特色呢 ?

第一 ,東亞的一體化過程始終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東亞不太可能出現歐洲一體化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內向型的經濟合作 ,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區域內向型特點。東亞主要國家的貿易無論是對於美國、 還是歐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 ,各國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使得對於外部安全關系的需求甚至於要超過對於內部安全合作的需求。東亞地區的資源狀況也是使得東亞地區不能不對外部和周邊地區開放的一個原因。同時 ,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模式在確保自主性的同時 ,也特別地關注向外部世界的學習 ,從而表現出不同程度上的外向化的趨勢。因此 ,東亞的區域一體化始終不能夠離開美國和歐洲 ,包括俄羅斯這樣一些大國的影響和作用,也離不開例如中東、 非洲等這樣一些地區的資源的吸引力。

第二 ,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將是一個逐漸地由次區域的合作向區域合作發展的過程。自上世紀 90年代後半期以來 ,在東亞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變化 ,也即大體上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相繼出現了上海合作組織、 朝鮮六邊會談、 中印俄三邊合作、 1加 10或者 3加 10這樣的次區域合作的熱潮。這種次區域合作的勢頭 ,以切實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務實態度著手、從互諒互讓的誠信為本的立場出發、 以逐漸積累穩步推進構建地區合作機制的建設性目標為方向 ,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和不同程度的區域合作框架。這種次區域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區域合作的基礎和前提 ,雖然還需要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但是 ,正在出現的關於東亞一體化問題的熱烈討論還是可以看作是區域化和次區域化這兩個層面合作可能產生緊密互補性的一個信號。

具體地說 ,東亞區域化進程應該向歐盟學習什麼呢 ? 我覺得首先應該學習的是一種精神:將地區合作的目標不光看成是一個直接與日常生活的繁榮富足有關、與增強經濟競爭能力有關、 或者與當前的政治經濟穩定有關的政策安排 ,還要看作是一個與這一地區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與福祉緊密相關的重要保障 ,看作是一個與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 ,看作是一個需要為之作出長期努力和巨大犧牲的社會理想。歐洲聯合是一個從 18世紀起就從這一角度明確地提出其意義和目的的思想和社會進程 ,無論是對於康德 ,還是對於讓 ·莫內 ,歐洲聯合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抱負 ,而不止是一個政策目標 ,或者精心設計的戰略 ,歐洲聯合要實現的是「 永久的和平 」 。因此 ,無論是從實現社會價值目標 ,還是從加強社會認同的角度來看 ,都有必要在這方面對民眾實行長期持久的教育。

其次 ,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時俱進、 適時因變的靈活態度 ,也是值得一體化進程中的後來者關注。如果不具有對於形勢變化的充分感悟 ,不具有對於一體化過程的深刻洞見 ,那麼歐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 ,立即就提出有關煤鋼聯營的區域合作構想 ,從而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區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也不可能在冷戰剛一結束就立即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從而對於歐盟要成長為一個新的政治、 經濟和戰略區域合作組織作出如此迅速的反應。同樣 ,當兩年以前歐盟憲法的制訂過程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後 ,歐盟也能夠合乎時宜地作出調整 ,經過認真討論而作出相應的變動。

第三 ,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對國家內部建設和區域一體化的相互作用的關注 ,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經驗。值得注意的是 ,歐洲最主要大國之一的德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就與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果說國家政治統一問題和區域合作進程是具有高度的內在關聯性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麼歐洲一體化可以留給東亞國家、 特別是東亞尚未統一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東亞國家如何在推進國家統一的同時兼顧維持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同時 ,如何運用地區整合的力量來推進國家的統一 ,將這兩個過程辯證地結合起來。顯然 ,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實現區域合作過程中必需而且已經在加以慎重考慮的。

第四 ,東亞與歐洲一體化比較過程中經常被歐洲學界所指出的一個問題是:歐洲一體化過程比較多地關注體制建設 ,而東亞國家較多地關注人際關系;歐洲一體化進程比較注重法治的作用 ,而東亞的區域合作則較多地關注通過合作取得效益。雖然這樣的比較還是難以概括這兩個地區整合進程的全貌 ,但是總體上依然是中肯之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還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自身傳統和區域整合的需要之間尋找契合點。

第五 ,在具體的操作上 ,歐盟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歐盟無論在區域合作活動的目標設計 ,還是在操作程序的具體安排上都體現了他們所採用的有效方法、豐富經驗和多邊合作的精神。同時 ,歐盟政治精英在一體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務實求真的工作態度也值得東亞同行借鑒。以最近歐盟的峰會而論 ,會議工作日程緊湊、 沒有過多的禮儀要求、 會議一開始就直接進入討論主題;與會者不發空論 ,所言及者總是經過充分的准備或深思熟慮的實際問題。與東方傳統中有的時候過於關注禮節、 講究排場的習慣相比 ,歐洲的做法顯然要更有效和更為節儉。

結語:對於東亞一體化前景的一種估計

東亞的一體化近期之內所表現出來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應該視為是未來一體化進程將有所加速的准備階段。理由之一是東亞經濟所表現出來的突出進步 ,已經吸引了很多西方學者 ,他們甚至提出了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向東方轉移的問題。理由之二是東亞主要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合作意向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和日本政治關系中所表現出的有所緩和的跡象 ,尤其值得人們對於未來的漫長的一體化進程感到由衷的、但還是相當謹慎的樂觀。理由之三是各個次區域合作的歷史性積累。特別是以六方會談為基礎的朝鮮半島事務出現轉機 ,從深層次上看 ,未必不是一次把壞事變好事、 實現初步的區域合作機制的機會。最後 ,中國和其他東亞人民所特有的集體意識和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樂天主義精神 ,這種精神以現世關注為重點 ,以和諧、 穩定與合作為目標 ,以化解和疏導而不是暴力壓制為方法 ,這樣的一種傳統精神是能夠為未來的一體化提供幫助的。從這個角度看 ,東亞的整合雖然還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但是這樣的發展趨勢已經一步一步地越來越成為各國的共同意向。[6] 總的看來 ,作為學習過程的東亞一體化進程是能夠從歐洲經驗中獲得靈感和鼓舞的。

㈦ 新亞歐大陸橋沿線的亞洲國家和歐洲西部國家的經濟合作中有哪些方面的互補性

新亞歐大陸橋沿線的悶宴察亞洲國家和歐洲螞茄西部國家的經濟合作中的互補性：中亞國家有豐富祥桐的能源，有廣闊的消費市場。但是資金技術不足。歐洲西部國家資金充足，技術先進，能源和資源缺乏，國內市場不足。

㈧ 2012年中歐關系發展看好的原因是什麼

中歐關系多年來發展相對比較平穩、順利，沒有經歷大起大落，也沒有因歐洲政局和領導人的變化而發生重大波動，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具體地講有以下幾個方面：

中國一直奉行對歐友好政策。

新中國成立後，歐洲所有大大小小國家都同中國建立並保持著友好關系。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始終把歐洲國家當作朋友，從未與歐洲為敵，也未把它視為競爭對手。中國對所有歐洲國家，不論其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異同，一貫堅持相互尊重、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立場，尊重各國人民做出的自主選擇。對於事關歐洲人民切身利益的事情，例如歐洲聯合、德國統一等，中國採取理解和支持的態度。中國沒有干過任何有損歐洲人民利益的事。中國奉行的對歐友好政策經受了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成為中歐關系發展的堅實基礎。

中歐之間沒有根本的利害矛盾。

中國地處亞洲東部，同歐洲互不接壤。中歐之間不存在邊界問題或領土糾葛。中國本著「一國兩制」的原則哪歷缺，通過和平談判，同英國、葡萄牙分別妥善解決了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和澳門問題。這不僅消除了雙邊關系中的政治障礙，而且使得香港和澳門成為推進中英、中葡以至整個中歐關系的「紐帶」。中歐之間從未發生過直接沖突，也互不構成威脅。
中歐在國際事務中互有需要，合作空間巨大。

中國堅定地走和平發展的道路，致力於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歐洲國家走的是和平聯合、發展自己的道路。中歐雙方在處理國際問題的理念和主張上有不少契合和相似之處。例如，雙方都反對任何國家採取單邊主義政策，主張發揮聯合國為主的多邊國際機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作用；都主張世界各國按照聯合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和平相處，通過對話、談判解決國際爭端，反對動輒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都反對單憑軍事手段，採取「以暴抑暴」的辦法對付恐怖主義，主張國際社會通力合作，通過政治、法律、經濟等多種手段，標本兼治，從根源上化解恐怖主義問題；等等。不僅如此，在當今的時代，中歐雙方都面臨爛陵著越來越多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應對的問題，如全球化、氣候變化、恐怖主義、防擴散、疾病流行等。中歐之間可以而且應該合作的領域越來越多，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時代的要求。

中歐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

歐洲是世界工業革命的發祥地，是世界上實現工業化比較早的地區，而中國剛剛走上實現工業化的道路。就整體而言，中歐經濟李辯發展處於不同階段，不在一個水平上，互補性很強。中歐之間的利益吻合點或者說共同點遠大於雙方之間的分歧點。進一步發展中歐之間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符合中歐雙方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穩定。只要雙方堅持以大局為重，根據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異、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中歐關系一定會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在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中歐關系的發展從不針對第三方，也從不損害第三方的利益。對中歐關系感到擔憂，甚至企圖加以干擾，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歐洲國家是美國的盟友，採取什麼樣的對美政策，這是歐美兩家的事。雙方為了共同利益，加強協調也是情理之中的，中國不會過問。中國既重視發展同歐洲的關系，也重視同美國的關系。但是，中國不會為了發展同歐洲的關系而損害美國的利益，也不會為了發展同美國的關系而損害歐洲的利益。當然，中國也不會同意歐洲和美國為了它們之間的利益分別或者聯手損害中國的利益。中國主張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為了應對共同的挑戰，中、歐、美三方以及整個國際社會在平等共贏的基礎上攜起手來，共同努力，創建一個和諧世界

㈨ 歐洲與中國在古代是如何聯系的

在我們中國歷史中，第一次嘗試接觸歐洲，是從漢朝使者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核橡開始。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總算是一次嘗試。

最初，成功的和歐洲發生的經濟文化交流，是西漢：通過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團慧」，這應該屬塌氏答於貨物交換。
中國沒有直接與歐洲產生聯系，是經過絲綢之路途中的各個轉口貿易國家間接進行的。比如古印度、古波斯、貴霜帝國等等、

㈩ 如何加強澳大利亞與中國經濟互補發展

中國是世界工廠，澳大利亞是有名的資源大國。這方面我們有天然的互補性。這個互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澳洲的很多產品我們是很需要的，包括
一、資源類 澳洲盛產鐵礦石、原煤、天然氣，氧化鋁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急需的物資，
二、農產品類 澳洲的燕麥、小麥、牛奶、牛羊肉、葡萄酒晌搜
三、旅遊資源 澳洲有著得天獨厚的旅遊資源、漫長的海岸線、美麗的大堡礁、廣袤的大地。
三、澳大利亞在南半球的港口，是我們向南必不可少的補給基地，南極科考，航天器發射跟蹤站等等。
其次，我們可以出口澳洲的東西，都是輕工業和電子產品，包括家電。還有，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壯大，現在有資金向海外投資的需求。
那麼現在我們與澳大利亞的經濟關系如何？我們與澳大利亞的政經關系是時松時緊的，跟他們的政府有關，也跟澳大利亞的文化有關。澳大利亞是個很糾結的國家，他是白人孤懸在南太平洋上的基地，澳大利亞聯邦成立的時候推行的是白澳政策，二戰之前緊抱英國的粗腿，二戰後唯美國馬首是瞻。中美關系好的時候，中澳關系也是好的，中美關系緊張的話，中澳關系也必然是緊張的。還有一件事，二戰時，中澳是同盟，特別在太平洋戰場上，中國的抗日戰爭牽扯了日本上百萬軍隊，使得日本無暇登陸澳大利亞。這一點，澳洲一直都是銘記在心的。但是，他們記得的是當時的中國政區最高統帥，所以澳大利亞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很晚的。
基於以上分析，如何加強中澳宴廳歷關系其實需要我們多做一些工作，我們對澳洲的資源有很大的需求，但這些資源都是不可再生的，我們要宣傳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理念，也總結一下國內是如何扶持資源大省的，幫助澳洲發展他們的輕工業和家用電器和電子工業，可以在澳洲設立一些產業園，從國內出口加工件，到澳洲組裝成品。幫助澳洲的農產品進入我們的電商平台，大型企業要適應澳洲的商業慣例，增加長期合同的比重。可以與澳洲旅遊業加強合作，他們的旅遊設施還是很粗獷的，質次價高，影響了我們國人去澳洲的旅遊意願。
同時注重文化交流，對於到澳大利亞投資的企業，要提倡尊重當地人，不要拿出一副財大氣粗的樣子，注意個人修養。要鼓勵到澳洲多投資實業，不要一窩蜂投房地產。還要在中澳傳統關繫上多加宣傳，比如墨爾本、悉尼的發展有勞工的心血，二戰時，拖住日本大軍的不單是統帥和將軍，更多的是流血用命的中國人民。我們現在都知道以色列人感激上海曾經庇護他們，中國大陸也是拖住日本的。忘掉這些的，不單是一部伏衫分澳洲人，也有我們，這是不對的。
最後，還是一句話，和而不同，美美與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