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國國企生產情況如何

『壹』 1978年後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意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國企經歷了70年的發展歷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企經過4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獲得了巨大成就，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研究成果比較豐富。歸納起來，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於中國國企的產生與發展。楊衛東認為，國企存在於各類國家，它的誕生幾乎與工業文明同步[1]。劉中橋經過從中、西方國企發展比較的角度研究後認為，中、西方國企是社會經濟運動和社會矛盾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們的產生和發展有著深厚的社會歷史根源[2]7。中、孫御西方國企產生的生產力條件有著天壤之別[2]11。

二是關於國企改革的原因及困難。陳永忠認為，國有制存在嚴重的弊端，在國有制基礎上不能正確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國家、企業和勞動者個人三者的利益關系，現在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3]。胡興旺認為，國企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國資國企改革動力不足，國家層面國企改革總體方案不明確，改革環境有待優化，社會認知尚需統一[4]。劉燦、韓文龍認為，國企改革有五大困境，包括政府和國企關系的困境、國企性質和定位的困境、國企公司治理的困境、國企企業效率的困境和國有企業利益分配的困境[5]。

三是關於國企改革成功的標准。路風認為，國企改革的關鍵在於內部組織革新，並提出「國有企業轉變的三個命題」，認為國企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於管理層從來沒有有效控制生產過程，因此，國企的發展前景取決於管理者實現這種控制的努力程度[6]。林毅夫則主張，提高國企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首要條件，而企業自身能力問題源於違背資源稟賦漏虛的趕超戰略[7]。

四是關於國企改革的階段。王忠禹等認為，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主要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改革開放初期到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擴大經營自主權階段;第二階段，從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大之前的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階段;第三階段，以黨的十六大為開端的以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階段[8]。張卓元等則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三十年分為兩大階段，前十五年主要是進行放權讓利、探索兩權分立的改革;後十五年重點進行企業制度創新和公司制改革[9]。

五是關於國企改革的路徑。范恆山認為，國企改革必須貫徹結構調整、制度創新的思路，研究和推進國企改革和改組問題的解決[10]。劉谷庭指出，國企深化改革的思路選擇在於制度創新基礎性工作，包括投資主體多元化以及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現代化[11]。宋磊主張，國企改革的關鍵是依照市場經濟的法則，隔斷國企與政府的特殊關系，把國企改造成為真正的具有預算硬約束的企業，並提出從前端、中端和末端三個環節進行改革[12]。金碚認為，每個國企改革都應圍繞如何經營更有返凱燃效率以及如何做出讓全民和國家更滿意的貢獻展開，並提出國企應該以營利方式實現全民目標、確定可行的技術路線推動技術創新以及在建設創新型國家中發揮作用[13]。

雖然研究國企改革的成果比較豐富，但全面系統梳理分析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國企發展與改革的歷程、動因及啟示的論著較少，尤其是從內陸省份四川這個特定地域視角來探索中國國企改革的緣起、進展與啟示的成果尚未搜索到，亟待研究。

『貳』 1978年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

1978年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征程，首要任務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除了遵循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一般規律外，這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只凱棗冊有大力發展生產力，才能使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多，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全面發展成為現實可能。

(2)1978年中國國企生產情況如何擴展閱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圍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任務，我們黨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到全面，從經濟岩升體制到政治體制、文盯宏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和黨的建設制度，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擴大開放，最大限度集中全黨全社會智慧，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沖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從而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叄』 1978年中國gdp總量世界排名

1978年中國GDP佔世界排名第9名，當時的國內生產總值為3645億元，人均GDP為381元，外匯儲備是1.67億美元。

同在1978年其它國家的GDP排名依次為美國、日本、蘇聯、西德、法國、英國、義大利、加拿大、中國、巴西、西班牙、印度、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

(3)1978年中國國企生產情況如何擴展閱讀：

中國GDP是指中國的國內生產總談孝值。1985年之前，中國大陸對國民經濟核算源於前蘇聯與計劃經濟相配套的物質平衡表體系（MPS），1985－1992年逐步與聯合國推薦的源於市場經濟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接軌。

1992年8月，國務院發出《關於實施新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方案的通知》，正式開始在悉帶中國實行SNA體系，GDP成了中國最為重要的經濟指標。1993年起，國家統計局完全擯棄MPS核算體系徹底轉向SNA，這樣中國經濟增強了與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的可比性。

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指標GDP大致經歷幾個階段：

按本幣計算：

1956年突破1千億元，1982年突破5千億元；

1986年中國GDP過萬億元，達到10,309億元；

2001年過10萬億元，達到110,270億元；

2012年過50萬億元，達到534,123億元；

2014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36,139億元（初步核實數）；

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76708億元（初步核實數）；

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744127億元；

2017年，中國GDP總量達到82.71萬億元，同比增長6.9%。

GDP總量按美元折算：

1972年首次破千億美元；

1993年破5千億美元；含陸稿

1998年破1萬億美元，達到10,253億美元；

2009年中國GDP破5萬億，達到50,597億美元；

2010年，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2位；

2014年破10萬億，達到103,588億美元（初步核實數）。

『肆』 1978年中國GDP是多少

1978年，當時我國的GDP總量為3645億元，大約是1495.14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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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1978年後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意義

推進國 有企業的改 革和發高伏展，從總體戚虛攜上增強 國 有企業的活力和國 有經濟的控 制力，對於建立社 會 主 義市場經濟體 制，促進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保持安 定團結的政 治局面，鞏固社 會 主 義制 度，譽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陸』 簡述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歷程：
1978年以來，中國所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市場為主要取向。這種市場化取向的改革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從產權體制角度，國有企業的自主性與競爭程度不斷增強，國有、集體企業改革逐步深化，經營自主權逐步擴大；通過股權多元化，實現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二是從企業治理機制角度，國有企業歷經放權讓利、工業經濟責任制、股份制改造到現代企業制度，建立了「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衫州企業治理機制。三是從企業監管方式角度，政府管理經濟的方式逐步由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轉變，管理的手段逐步由計劃手段向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轉變，計劃管理的范圍逐步縮小，作用逐步減弱；四是從市場運營機制角度含此，市場逐步發育，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調節范圍不斷談塌迅擴大，調節程度不斷增強，生產資料、消費資料及勞務的價格逐步由市場供求來決定。

『柒』 1978年後中國國企改革的歷史意義

1.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叢雀薯用，這包括加快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場體系和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深化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改革。2.進一步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要按照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逐步實現以中央、省、市縣三級財政為基礎，重點在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劃清各級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3.進一步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推動工業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農村發展體制機制。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4.進一步理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深化社會領域改革。這包括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教育科技文歲圓化衛生等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可劃分為改革的初步探索、制度創新以及縱深推進三個階段。國企改革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錯」過程，是中央推動與地方實踐上下結合的產物，本質上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作用，符合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國企改革將主要集中於調整戰略布局、深化股滲者份制改革、健全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及國企領導方式等幾個方向。國企混改仍將保持企業的國有屬性，通過改善國企的經營模式和治理結構，讓有市場嗅覺更敏銳的社會資本參與到國企的生產、銷售、布局和規劃中來，提升國企整體效率，進而緩解政府財政壓力。從本質上看，仍是中央和各級政府減負的一種手段。當然，也有通過此次混改催生新一輪牛市的戰略意圖。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捌』 中國國企改革經歷了哪些過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一、1978~1992年：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
從1978年到1992年，是我國國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階段，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
1．國企改革起步於放權讓利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議公報中明確指出，我沒租國的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陷就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大膽下放，讓地方和企業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環節，國企改革開始於對國有企業進行擴權讓利的改革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調整國家與企業的關系；二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並且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起鉤來，著眼於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1979年7月，國務院先後頒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企業有了一定的生產自主權，開始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都有所提高，並打開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口。
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約束機制難以規范，出現了企業為擴大自銷比例而壓低計劃指標、不完成調撥任務和財政上繳任務等問題，結果是形成了「內部人」控制，出現了「工資侵蝕利潤」和行為短期化問題。實踐效果與改革預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背離。在這種情況下，1982年中央推廣實行工業經濟責任制，旨在解決放權讓利中暴露的問題，處理好國家和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解決大鍋飯問題，在硬化企業預算約束，強化企業內部管理等方面收到了成效，尤其是國家財政赤字大幅減少。但是由於企業外部環境不平等，企業內部條件也千差萬別，該政策很難找到可操作化的指標來規范國家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企業激勵不足問題十分嚴重。1983~1984年先後又兩次推出利改稅，但結果都很不理想。
2．國企改革先後出現了多種形式
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李察轎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實行政企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明確國企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並在大多數國有企業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對一些小型國有企業實行租賃經營，並在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中開始了股份制改造和企業集團化的改革試點。
到1987年底，全國國有大中型企業普遍實行了承包制，同年，中共十三大報告肯定了股份制是企業財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試點可以繼續實行，到1988年底，全國共有3800家股份制企業，其中800家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60家發行了股票，其餘3000家原是集體企業。1988年2月國務院更加明確了企業承包制在國有企業改革中的地位，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原則。同時，全國人大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從而將擴權試點以來取得的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下來。
雖然承包哪肆制在當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承包制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1991年9 月中央工作會議強調要轉換企業經營機制。1992年後國務院就不再鼓勵企業搞承包。1992年7月國務院公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根據兩權分離的思路明確了企業經營權、企業自負盈虧責任、企業和政府的關系、企業和政府的法律責任等問題。但是很快人們就發現，僅靠企業內部轉換機制，難以達到改革的預期目標。
3．國企改革與價格體制改革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
國企改革是與價格體制、投融資體制等宏觀經濟改革同步進行的。在價格體制上，國企改革的推進對價格體制提出了挑戰。1984年以後開始了對價格體制的改革，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放開價格為主。1987年9月，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國家現行的3種價格形式，即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並規定企業在價格管理方面享有的權利，主要是賦予企業對一部分價格的定價權。
在流通體制上，1978年中國以計劃管理的商品將近400種到1990年底已經逐漸減少為9種。同時，改變原來生產資料不能成為商品的現狀，將近850種生產資料，由國家統一計劃調撥的方式轉變為市場調控，生產資料正式成為商品。由於生產資料成為商品，以它的有效和方便的運轉支持和支撐了國企改革的進行。
在投融資體制上，中央進行了「撥改貸」改革、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建設項目投融資體制從撥款改為貸款，國家不再給新建企業投入資本金。在監管體制上，1988年4月，為了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理順國家與企業的財產關系，國務院直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局成立，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的代表權、監督管理權、投資和收益權、處置權。
此外，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期，隨著發行股票的企業增多，對股票交易的需求壓力相應增大。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海（1986年）和深圳（1987年）先後建立了股票櫃台交易市場。其後，兩地先後於1990年和1991年成立了規范的證券交易所，主要在於緩解已經發行在外，且具有相當規模的股票交易需求的壓力。據中國證監會的統計，從1987年至1990年末，我國共向社會發行了可流通股47億股，籌集資金47億元。資本市場的建立不僅為國企改革提供了融資渠道，還為將來國企改革的深化奠定了基礎。
4．改革的推動力量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在不斷地探索中前進，具有十分鮮明的試錯特徵，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徵。
（1）國企改革是解決我國經濟短缺問題的客觀需要。改革之初，長時間的計劃經濟體制和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發展路線使我國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與國家對它的投資不相稱，使國家財力吃緊，生產資料和人民生活資料長期處於嚴重短缺狀態。為了擺脫這種局面，中央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作為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制結構與國有國企改革成為解決當時短缺問題的必然選擇。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和兩權分離目的就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能力，緩解緊張的產品短缺問題。此外，迫於「文化大革命」之後，國營和集體企業職位有限，無法安置上千萬的回城青年的工作，各級政府不得不鼓勵自謀職業，並大批發放個體營業證。個體經濟就這樣在政府默許下發展壯大起來，並最終成為一種合法的所有製成分。
資金、技術和經驗的嚴重匱乏要求國家必須堅定地推行對外開放政策，以吸引國外投資，引進改革所急需的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正是在這種旨在緩解短缺問題的政策推動下，三資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獲得了初步發展，為90年代外資的大規模湧入奠定了基礎。
（2）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企業實踐相結合，自下而上佔主導，經濟短缺的現實迫切要求改革國企以提高產量和效益，改革所有制結構，發展個體經濟、外資經濟。改革的具體實踐過程，卻是中央指導、理論研究和地方實踐共同作用下推動的。在探索的初期，這種共同作用表現為以地方實踐為主，自下而上推進國企改革。
對國有國企改革，中央政策主要是採取「試點」的大原則，結合企業發展實際和企業相關理論，先後推出了多種政策。從放權讓利到兩權分離的承包責任制和轉換經營機制，經歷的都是「政策—實踐—政策改進」的過程。被實踐證明不好的政策，用新政策加以取代，如用兩權分離取代放權讓利；被實踐證明有效或尚未證明的政策繼續加以推進，如股份制試點、「撥改貸」等。
與國有企業改革密不可分的是非公經濟的改革，個體和私營企業在中央的默許和「看一看」的寬容政策支持下，通過自我發展與實踐，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地方的成功實踐獲得了中央的認可，進而推動了所有制結構的巨大變革，個體和私營經濟成為所有制結構的一部分。外資經濟在政策的鼓勵下也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發展。
（3）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
這一階段，國企改革沒有明確的方向和路線指引，除了有一點改革之前的一些教訓外，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發展經驗，走的是一條完全陌生的道路。通過不斷的試探性改革措施，尋求改革的正確方向和路徑，也就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調整改革的方向。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推出了放權讓利，但是「內部人控制」等問題的出現，使改革調整為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但問題依然沒有解決，於是又調整為轉換經營機制。
二、1993~2003年：國企改革的制度創新
20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制度下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使改革陷入發展的僵局。同時，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解體對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巨大沖擊。觸及計劃體制本身的改革勢在必行，國企改革由此進入了第二個階段。
1．逐步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目標
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明確，使國企改革從政策調整階段進入了制度創新階段。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步伐。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企改革實踐的重大突破，具有劃時代得意義，為國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2．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與國有經濟布局調整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通過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這種改組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結合起來，擇優扶強、優勝劣汰」。截至1997年底，在抓大方面，國家集中抓的1000 家重點企業，確定了分類指導的方案。在放小方面，各地堅持「三個有利於」標准，不搞一刀切，採取改組、聯合、兼並、股份合作、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多種形式，把小企業直接推向市場，使一大批小企業機製得到轉換，效益得到提高。山東諸城、四川宜賓、黑龍江賓縣、山西朔州、廣東順德、河南桐柏、江蘇南通、福建寧德等許多地區在探索搞活小企業方面先行一步，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此外，一大批新型的民營企業從自身發展的需要出發，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兼並、收購、投資控股、承包、租賃、委託經營等改革舉措，將非公有制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融入國有經濟運行中，盤活了大量的國有資產。特別是中共十五大肯定股份合作制和提出調整所有制結構後，各地國有中小國企改革的步子加快，改制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
中共十五大的報告中進一步強調要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明確指出，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領域，可以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
3．國企解困始終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主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非公經濟迅速發展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有企業由於高負債率、冗員多、社會負擔重、攤派嚴重、員工積極性不高等原因，陷入了發展的困境，效益逐年下滑，虧損面逐年增大的。據不完全統計，1996年上半年虧損的國有企業達到43.3%，1998年第一季度出現了全國性的虧損，國有資產的損失數額也逐年上升。1997年，中共十五屆一中全會將國企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在三年內在大多數國企初步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並使大多數國有虧損企業走出困境。
為了給國有企業解困，中央推出了多項政策，包括兼並重組、主輔分離及債轉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結合國有商業銀行集中處理不良資產的改革，成立四家專門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對部分符合條件的重點困難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改革。到2000年，最後確定了對符合條件的580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實施債權轉股權，涉及債轉股總金額4050億元。已實施債轉股的企業，資產負債率明顯下降，由原來的70%以上下降到50%以下，這些企業每年減少利息支出200億元。
此外，國務院還採取其他一些有效措施，努力解決企業冗員過多、企業辦社會等問題，主要是將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附屬普通中小學校和醫院等社會負擔逐步分離或獨立出來，轉移到地方，由當地教育和衛生部門進行管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4．股份制和公司制試點的推進
股份制試點在1986年就被提出了，但當時是為了增強企業活力，僅針對少數有條件的大中型全民所有制企業。1992年國務院頒布了《股份制企業試點辦法》、《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股份制試點企業財務管理若干問題的暫行規定》等11個法規，引導股份制試點走向規范化。1994年，為了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精神，國家經貿委、體改委會同有關部門，選擇100戶不同類的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隨後，全國各地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先後選定了2500多家國有企業參與現代企業制度試點。本著「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這些試點企業在清產核資、明確企業法人財產權基礎上，逐步建立了國有資產出資人制度，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領導體制和組織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了企業法人治理結構。1997年中試點企業普遍進行了公司制改造，經過一年的實施，全國2343家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共有84.8%的企業實行了不同形式的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已初步建立。在現代企業制度試點企業中，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的有540家，佔23%，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的909家，佔38.8%；尚未實行公司制的國有獨資企業有307家，佔13.2%，其他類型企業有47家，佔2%。1999年，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於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1994年，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的同時，國家經貿委在18個城市進行「優化資本結構」的配套改革試點。試點的主旨為以市場為依託，在整體推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前提下，採取多種政策，通過破產、兼並探索建立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在補充企業資本金、減輕企業債務負擔，分離社會服務功能，分流富餘人員，資產多元化等方面實現了重點突破，尤其是在企業破產、兼並和職工再就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國務院逐步擴大了「優化資本結構」試點范圍，1996年增加到58個城市，1997年擴大到111個城市。「優化資本結構」試點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於國有企業虧損面太大，虧損額太高，無法從根本上為國企解困。
5．利用與發展資本市場
投融資體制實行「撥改貸」之後，隨著國有企業經營虧損日益增加，銀行對國有企業的不良貸款率不斷攀升，間接融資渠道很難滿足國有企業改革資產重組、規模擴張等的融資需求，此外，解決國有企業歷史遺留的過度負債和財產損失需注入龐大的資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僅靠銀行的間接融資已難以滿足其巨大的資金需求。因此，通過資本市場發展直接融資是必然的出路。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出《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要利用資本市場積極穩妥地發展債券、股票融資。同時，資本市場的發展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因為企業為了自己的股票能夠上市，利用直接手段來融資，必須按照《公司法》要求，對企業進行公司制的改造，並完成上市公司的規范操作。在利用資本市場解決國企改革的融資問題的過程中，一方面大力發展國內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面讓一些企業走出去，在國際資本市場上進行融資。截至2001年初，我國境內上市公司從1990年的14家增加到1063家，其中包括114家境內上市外資股公司和52家境外上市公司，境內上市公司市價總值達46061.78億元，流通市值達15492.49億元，投資者開戶數達到5683.88萬戶。
6．國企改革與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相結合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企改革是與國家宏觀經濟改革結合進行的。在所有制結構上確立了非公經濟的重要地位；在分配製度上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形式並存的分配方式；價格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價格體制的目標；改革外貿、外匯管理體系；在社保制度改革方面，紛紛出台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制度等政策，為企業解除後顧之憂；企業富餘人員、下崗失業職工再就業政策給解困工作創造條件；國債補貼技改，促進了企業的技術進步等。
7．本階段國企改革的動因
國企改革在本階段獲得了較大的發展，改革的推動模式主要有以下特點：
（1）鄧小平南方談話為改革解放了思想，指明了方向。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圍繞計劃與市場的爭論愈演愈烈，姓「資」和姓「社」的問題嚴重製約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國企改革因為無法跳出計劃體制的框框而舉步維艱。已經迅速發展起來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由於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名不正」而「言不順」，發展壯大的阻力越來越大。在此關頭，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指出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明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談話完全消除了人們的疑慮和擔心，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徹底解除了長期以來困擾理論界和社會各界的姓「資」和姓「社」的問題，指明了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國企改革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客觀需求。本階段國企改革較20世紀80年代為解決短缺問題而實行的改革有較大的區別。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的推進及集體經濟和非公經濟的迅速發展，短缺現象在90年代已經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國有企業面臨的生存困境成為國企改革新的客觀原因，其背後隱藏的是企業制度上的問題。基於兩權分離理論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和只承認國有企業有經營權，而不承認企業作為法人應該有財產權，認為所有權全部屬於國家經營機制轉換，決定了國有企業不可能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制約，即不可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的狀況不斷惡化，使對企業制度的改革成為必然要求。
（3）理論探索與實踐經驗總結的共同作用
20世紀90年代後，理論界關於企業制度探討不斷深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國企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外，20世紀80年代的國企改革的實踐經驗證明不涉及產權和計劃體制本身的國企改革，只能是停留在經營管理層面，不能觸及企業的核心，因此，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成為水到渠成的選擇。同時，改革實踐還證明，改革不僅要注重每個具體企業的改革，更要注重全局性的調整。因此，理論探索和實踐經驗明確了國有國企改革的任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要在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使國有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另一方面，是要處理好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改變為主導地位，改變國有企業范圍過寬、數量過多、比重過大的局面。
三、2004年至今：國企改革的縱深推進
中共十六大之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繼續深化、國有資產管理方式的變化和資本市場的改革使我國的國企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改革，是利益的調整和權力的重新分配，涉及政治體制和政府機構改革，困難和阻力可想而知。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深化國有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明確要求中央和省、直轄市、自治區，兩級政府設立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成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改變部門分割行使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2003年3月，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分別成立，統一了管人、管事和管資產的權力。此後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國資委成立後明確所管轄的大型國有企業要吸引外資和社會資金，實行產權多元化，可以上市募集資金，而且鼓勵整體上市，以保持和增加企業的整體實力，許多大型企業正在剝離社會職能部分，過去一階段是剝而不離，仍由企業自己管理，現在有的正逐步移交社會；在企業內部實行主輔分離，使各部門面向社會，成為獨立經營的實體，企業同國資委分別簽訂責任書，對領導班子進行考核。
2．國企改革以大企業、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為中心
本階段，國企改革依然是以抓大放小為主，同時以產權多元化和治理結構建設為中心。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包括物權、債權和知識產權等各類財產權。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於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有利於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決定》第一次把產權制度提到如此的高度，提出「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是對「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的重大創新和歷史突破，進一步明確具體了國企改革的任務和目標。
3．各種所有制企業關系的處理
這一階段，如何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成為了理論探討和政策制定的重點。非公經濟經過多年的發展，逐步壯大起來，在許多領域佔有絕對優勢，非公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在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提升，出現了個體、私營、外資與公有制經濟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趨勢，如非公經濟在行業分布上從以製造、建築、運輸、商貿和服務業等領域為主，已經開始向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領域拓展。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之間的沖突時有發生，如石油行業的民營資本問題。此外，外資企業在我國的發展也迅速膨脹，外資的並購問題成為了各界關注的熱點。非公經濟遇到了重新定位和判斷的問題，發展面臨巨大的挑戰。為了正確處理非公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非公36條」）。該政策一定程度上給予了非公經濟更大的發展空間，並掃除了人們對非公經濟去向問題的擔憂。
4．國企改革與資本市場的改革同步進行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國有經濟的戰略性重組，迫切需要資本市場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與有效的金融服務。資本市場對於國企改革而言非常重要。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深入，非公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推動的國際資本的流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資本。另一方面，「撥改貸」之後，國企直接融資渠道越來越窄，資本市場是國有企業理想的融資平台。此外，資本市場有利於國有企業治理結構的完善，有利於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但是，我國資本市場中股權分置的先天缺陷嚴重製約其健康發展，投資、融資、定價和資源配置的功能逐漸被弱化，面臨邊緣化的危機。對資本市場先天缺陷的改革對於國有經濟改革越來越重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股權分置改革。2005年4月中國證監會啟動了股權分置改革試點工作。到2006年末，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市場的功能逐漸回歸。資本市場的功能回歸，吸引了大量沉睡已久的民間資本，強烈的投資需求必然會引來更多的優質資產和公司進入資本市場，以獲取資本，實現資本的增值。因此，股權分置改革成功後，隨著資本市場體制的逐漸完善，資本市場將成為一個全國優質資產的吸納器，為國企改革提供了一個全國范圍的資源配置平台，企業之間的大額換股並購有了可能。這對於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非公資本參與國企改制，產業整合以及上市公司做優做強，都有積極的影響。而且，國有資本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可以在資本市場獲得公允的定價，股價有條件成為新的績效考核標准。一直以來無論是考核國有資產保值增值，還是進行國有資產轉讓，最重要的參考指標都是凈資產。但這一指標並不能反映國有資產的真實價值。因此，資本市場的巨大變革，將非常有利於國企改革向縱深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