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試論中國如何借鑒歐盟一體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應對亞洲各國的合作浪潮中占據更有利的地位。
中國與歐洲的相互關系既取決於雙邊關系的客觀進程 ,同時也取決於雙方各自對於對方的認知狀況。中國人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正面評價不光與歐洲的實際成就有關 ,而且也與中國人決心投身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努力息息相關。盡管中國與歐洲無論是歷史文化、 現行體制、 還是地緣政治條件都有很大的差異 ,但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演進過程表明 ,中國有許多方面可以從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借鑒。
晚清西學東漸以後 ,中國的精英階層大體上是在以下幾個方面向當時最為先進的歐洲學習和取得借鑒的:第一 ,了解世界;第二 ,求強求富;第三 ,救亡圖存;第四 ,民主革命;第五 ,科學啟蒙。 [1]此後百多年來 ,雖然每一個歷史階段所關注的主題有所變遷 ,但是中國現慧枯察代化的歷史過程大體上也是圍繞著上述問題展開的。到 20世紀 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 ,中國各界精英又一次表現出了解和研究歐洲、 學習和交往歐洲的強烈意向。這一時期的興趣則集中在歐洲發生的一系列歷史性創舉 ,包括像歐洲一體化這樣的宏大歷史進程方面。
早在改革開放的最初時期 ,中國學術界已經著手對歐洲一體化的經驗進行系統的研究。上世紀 90年代下半期和新世紀以來 ,在中國與歐盟之間一系列重大合作項目推動之下 ,不僅中國學界的歐洲研究進入了一個全面深化的新階段 ,而且對於歐洲問題的介紹也成為中國媒體的熱點。以最近兩三年為例 ,甚至當歐盟憲法進程遭逢困難的時候 ,中國的媒體和學者總體上還是表現出了謹慎樂觀的態度 ,認為歐盟憲法進程所遇到的困難是暫時性的 ,歐盟將用自己深化改革和擴大影響的努力來證明自己的強勁生命力。對於這種樂觀的預期應該如何看待呢 ? 事實上 ,這里既包含了中國對於世界發展的多元化特性的一種執著追求 ,因為歐洲人的確是通過自己的特殊方式顯示了對於世界發展多樣化的信念。同時 ,也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於歐洲政治家和歐洲人民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合理性及其抱負的一種信任 ,因為這畢竟是歐洲人在半個多世紀的努力實踐中所取得的一種成就。在更深層次上說 ,歐洲一體化進程的成功與否已經與中國的未來息息敗握相關。因為 ,中國的前途也已經不可逆轉地與整個東亞地區乃至於更廣泛區域的一體化發生著緊密的關系。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和對於事態的理解推動著中國人願意以一種前瞻式的態度來看待遠在歐亞大陸另外一側的歐洲一體化進程。
顯然 ,中國人對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看法並不全然取決於歐洲一體化這樣一個客觀的歷史過程 ,而是取決於對歐洲一體化的認知過程中的主體和客體它們各自的境遇、 對於對方的理解 ,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歐洲一體化與東亞區域化
長期以來 ,關於歐洲一體化進程究竟是國際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例 ,還是普遍路徑的問題曾經有過不少爭論。持「 特例 」 觀者認為 ,歐洲歷史條件與文化個性具有特殊性 ,因此歐洲一體化的進程很難在其他地區被重復;持「普遍 」觀者則認為: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隨著經濟日益出現跨國、 跨區域的流動 ,出現要素之間的更大規模的整合是完全可能的。進一步而言 ,在當今世界上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求訴已經成為不可動搖之勢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溝通與合作 ,乃至於形成區域間的一體化已經是勢所必然 ,歐洲一體化進程完全可以在其他地區被重現。
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 ,歐洲歷史文化條件的特殊性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但是在其他地前茄區實際上也已經在不同水平上和不同內部結構中出現了可以推動區域一體化進程的動因。比如 ,無論在東亞還是拉美 ,市場的發展規模、 市民社會的歷史性進步都呈現出對於一體化的需求。第二 ,雖然各地的具體歷史文化背景、各區域一體化的具體內容和規模各不相同 ,但是一體化的總體方向已經被證明是可以成為各個區域政治和經濟的共同目標的。第三 ,不光是一體化進程本身 ,一體化現象也正在成為影響各個地區和國家內外事務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對於向著現代市場經濟制度轉型的國家和地區來說 ,一體化帶來的內外事務之間的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正在日益增長。因此 ,這樣一個重要的變化也促使歐洲之外的各個地區和國家都來關注歐洲一體化這一重要的歷史進程。
但是 ,在進一步論證歐洲之外的地區具有學習歐洲一體化經驗的可能性之前 ,還是有必要非常冷靜地來觀察一下歐亞之間的差別所在。從比較的觀點來看 ,整個東亞地區無論在歷史文化 ,還是在當今政治經濟領域中都存在著與歐洲地區的重大差異。
就文明背景而言 ,在當今歐洲各國之間對歐洲文化的高度認同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刻背景 ,這種認同受到長期歷史的培植 ,尤其是受到相對統一的基督教文化的熏陶。雖然歐洲的基督教也還有著各種流派 ,但與之相比 ,面貌各異的亞洲各國各地區的宗教狀況 ,以及以此為背景的文明狀況則要相對復雜得多。
就地緣政治條件而言 ,歐洲國家比鄰聚居於歐亞大陸的西端 ,大大地不同於有高山大川阻隔、 相互間交往不便的亞太或者東亞地區的各個國家。歐洲的這種地理條件比較有利於形成統一市場 ,有利於相互之間的合作與交流 ,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相對成熟的區域認同。後工業時代的經濟發展與交往雖然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超越天然屏障 ,但依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亞太與歐洲地表景觀的差距 ,以及這種差距對於區域合作的影響。
就歷史進程而言 ,東亞諸國並沒有經過一個如歐洲那樣的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 工業革命為主要內容的世俗化過程 ,在歷史上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猶如「 市民社會」 一類作為市場經濟與民主法制建構的基本單位的歷史要素。這造成了東亞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在體制發展方面大大落後於歐洲的狀況。
就國際社會結構而言 ,古代希臘城邦體制中「平等競爭型 」 的國際關系結構 ,經過中世紀的洗禮和文藝復興時代之後的東山再起 ,成為前歐盟時代的歐洲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框架。 [2]在歐洲各國 ,除戰爭年代之外大體上是主權獨立、 特別是主權相分 ,這反而使得它們有了一個可以實現整合的法權依據。而東亞國家在古代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的等差式國際關系結構。近代以來 ,東亞雖然出現了「 大君體制 」(以日本為領頭羊的挑戰者 )向傳統「 華夷體制 」 的挑戰 ,但整個東亞還並沒有進入類似於歐洲的「平等競爭型 」 國際關系結構。差等式國際結構所帶來的主從依附關系和等級觀念還時時對區域整合進程起到掣肘作用。就歐洲和亞洲區域之內的國際力量對比而言 ,當今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 ,各國規模與實力的懸殊差距也要遠遠超過歐洲 ,這又對差等式的國際關系結構的持續起到推波助瀾作用。這樣一種狀態使得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政治結構與權力關系和歐洲相距甚遠 ,從而對於區域化的進程表現出不同的制約因素。
在時空交互作用的背景下 ,二戰後的歐洲與亞太地區也面目各異 ,前者以各大國規制下德國較為深刻的戰爭反省為前提 ,一步一步地走向區域一體化;而亞太地區則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又緊跟著發生了朝鮮戰爭 ,爾後在美國的庇護之下 ,日本的戰爭罪行並沒有被徹底清算 ,日本政府的戰爭反省也遠遠落後於歐洲戰敗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雖然經由 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 中日關系的恢復 ,在亞太地區冷戰狀態的終結要早於歐洲 ,但是整個冷戰時期在亞太地區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出現類似於歐洲那樣深刻的區域化進程。冷戰之後 ,歐洲與亞太之間的差異並沒有因為國際局勢總體上的深刻變動、意識形態和軍事集團對抗的隱退而消失。亞太不僅沒有出現象歐洲那樣在經濟、 政治、 戰略等領域的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為標志的全面整合 ,而且各國之間無論是經濟規模與水平、 社會發展模式、 包括安全結盟等各個方面的取向還越來越顯現出形態各異的趨勢。
退一步而言 ,雖然東亞與歐洲總體上說都以不同程度的區域化、一體化為發展方向 ,但是這種區域化的動力也有著明顯的不同:在東亞地區 ,更多地表現出市場自發的傾向 ,而在歐洲則表現出比較明確而有力的政治推動。
晚近的幾十年中 ,東亞和歐洲都面臨著深刻的制度轉型。但是 ,這兩個地區轉型的焦點有所不同。東亞主要是在一國之內 ,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市場經濟和民主法制體制的更替;而歐洲則主要集中在以本國公民還是歐洲公民為身份認同的爭論。近兩年歐盟憲法危機中所表達的信息是:歐洲各國的國民雖然不希望一體化速度過快 ,但對於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方向總體上並沒有表示異議。然而 ,在東亞各國面臨內部諸多問題、 包括主權問題面臨挑戰的情勢之下 ,從體制變遷和社會轉型的一般邏輯出發 ,顯然對於一體化進程所必然要求的主權讓渡等制度安排會比歐洲國家提出更多的保留;內部轉型與對外發展中出現的張力在缺乏區域體制保障的條件下也有可能使該地區間歇性地和局部性地出現紛爭、甚而沖突的局面。這又會對於東亞的區域化進程形成牽制。
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在歐亞大陸的若乾重大歷史事件對於其各自區域化進程的影響也是有所區別的。從歐洲來說 ,《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 的啟動直接受到冷戰結束這一重大變故的刺激 ,不光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之下 ,德國的重新統一使得歐洲有必要以一種新的區域合作框架來避免歐洲地緣政治的失衡 ,而且歐洲也迫切需要以一種新建立的合作邊界來抵禦可能來自於前蘇聯地區的動盪局面。冷戰的結束對於東亞地區的影響遠沒有像在歐洲所造成的那樣直接。作為冷戰的遺產 ,中國海峽兩岸和南北朝鮮至今尚未完全統一 ,使得區域一體化並沒有成為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提到亞洲人面前。
冷戰結束之後 ,有若乾重大變化推動著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上世紀 80年代以後 ,隨著東亞經濟的普遍增長 ,出現了是否存在統一的「 東亞文明 」 的爭論。這場爭論所揭示的東亞整合的文化含義 ,不管人們對此肯定與否 ,都激發著東亞人有意無意地把經濟增長與文化尋根的問題聯系起來;[3]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 ,使得「 東亞模式 」 的存在本身受到了嚴峻挑戰,但是同時使得東亞經濟合作、 特別是東亞區域金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重視;與此同時 ,中國經濟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給東亞區域合作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使得整個東亞經濟不僅從中國的穩定和增長中獲得動力與空間 ,而且也從中國發展的特殊模式中獲得某種啟示。但是從總體上看 ,亞太 (至少在東亞 )地區的一體化進程 ,特別是在公民認同和體制建設方面還是大大地落後於歐洲的步伐。
二、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雖然存在著以上種種深刻差異 ,但是不是東亞區域合作、 乃至於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就無法實施了呢 ? 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是 ,正在出現的一些重要趨勢在逐步地超越上述差異和限制 ,成為推動東亞區域化的強勁動力。
其一 ,全球化的趨勢對於東亞區域合作的引導。實際上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對日本的佔領 ,以及上世紀 60年代後日本經濟對外擴張的「 雁行模式 」對於東亞地區的經濟整合都為這一地區提升合作水平作了鋪墊。20世紀 80年代以後 ,「 亞洲四小龍 」 和「 亞洲四小虎 」 的崛起 ,更是為區域一體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准備。上世紀 90年代以後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這種增長所帶來的巨大的輻射效應 ,更是從東亞地區整體發展的角度大大拉近了與歐洲的距離 ,迅速推動了一批區域層面的合作機制的形成 ,從而描畫出一幅東亞國家合力推動地區合作的清晰圖景。全球化趨勢之下的商品與資本、 人員與科技的流動 ,打破國家間的藩籬與阻隔 ,優化了資源的組合 ,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 ,給人民帶來福祉。東亞人民對於一體化的認知首先是從切身物質利益中獲得的;而不是像歐洲那樣 ,是從戰爭的災難和痛苦的歷史記憶中反推形成的。尤其重要的是 , 20世紀 6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發展的這種趨勢與東亞各民族文化傳統比較關注民生 ,注重經濟發展的務實趨勢相結合 ,從而使得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盡管有限、但還是舉世矚目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 ,東亞人民這種對於一體化的追求就長時段而言是可以超越大洋阻隔、 超越國家間的無情競爭 ,甚至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藉助於文化傳統來推動的。
其二 ,隨著經濟的增長和發展 ,在 20世紀的最後一個 25年中 ,東亞各地市民社會的成熟和發展已經遠不是以前可以比擬的。雖然很難取得關於東亞各國和地區市民社會發展和中產階級成長的確切統計 ,但是無論在經濟發達的日本、韓國、 新加坡、 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地區 ,還是在經濟相對後進的「四小虎 」 國家 ,中產階級顯然已經成長為不光是對於內政擁有巨大影響力 ,而且對於外部事務有著很大作用的社會力量。同時 ,東亞中產階級對於促進外部世界的穩定以確保國內政治經濟正常發展的訴求 ,對於區域一體化進程有著直接的作用。這樣的一種作用原則上說與歐洲中產階級相比 ,雖然晚了幾十年 ,但是沒有根本的區別。從理論上說 ,在西方工業社會中 ,中產階級的出現對於二戰以後社會進步的推動 ,特別是對於國際社會緩和局勢的追求 ,對於冷戰局面的最終結束是有著巨大作用的。從邏輯上說 ,西方工業國家中產階級的表現原則上是可以在東方國家得到重現的。雖然對於東亞各國中產階級在區域化進程中的作用 ,也許還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比如 ,東亞各國的中產階級到底是主要地表現為以保護主義為導向的本土傾向 ,還是表現出以開放態度為主旨的區域合作精神 ,這還是一個比較缺乏實證研究的復雜問題。但是根據筆者在東亞各地的實地觀察 ,根據與日韓及東盟各國專家訪談中所獲得的信息 ,包括從 80年代以來重要歷史變遷中東亞各國的商業和知識精英所表現出來的進取與開拓精神來看 ,可以假設東亞中產階級對於區域合作進程總的來說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當我們說到 ,由於東亞各國晚近的幾十年來受益於全球化和區域化進程 ,因而有可能對於繼續推動區域合作持肯定態度的時候 ,主要指的是中產階級的立場與態度。考慮到東亞歷史的特殊性 ,東亞社會傳統上在官、商、 士 (政府官員、 商業階層和知識分子 )之間的相互交融與滲透的緊密關系 ,中產階級的這種外向努力極有可能演化為重要的政治成果。
其三 ,對於東亞地區一體化的動因一直有著不同的看法。比較多的意見認為 ,東亞一體化的動力主要來自於經濟動因。在很多年中 ,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一個判斷。但是應該看到 ,隨著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安全因素也越來越突出地成為東亞一體化的動力。東亞金融危機以來 ,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 ,輿論的一般看法是認為東亞地區民族主義傾向嚴重、缺乏地區合作的機制和杠桿、 [4]整個東亞地區的合作也缺乏文化與道義力量的推動。但與此同時 ,東亞地區近年來也正在表現出非常奇妙的雙重現象。一方面是在東亞各國之間由歷史和現實的復雜情況所產生的經濟、 政治和安全問題對於相互間的信任產生了很大的阻隔。到目前為止 ,在東亞地區還留存著許多冷戰時期的陰影。東亞地區冷戰形勢的解凍要比歐洲地區來得早 ,但是冷戰遺留問題卻依然使得較高水平的東亞地區合作難以實現。然而 ,問題的另一方面 ,是東亞地區始終存在著日益高漲的推動地區整合的因素。這種努力不光表現為推動經濟一體化 ,一種新的寬容與和解為主要方向的政治文化也在重新呈現。比如 ,最近一年多來東亞地區兩個最主要大國中國和日本之間政治關系的不斷改善 ,就有可能醞釀著東亞地區合作的新的契機。而最近圍繞著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有所突破 ,表明了這種對於地區安全的巨大需求有可能使得區域合作首先從區域集體安全機制領域取得突破 ,從而成為更高層次的准區域合作和區域合作的先聲。
其四 ,從地緣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角度來觀察和比較中國與歐洲 ,還可以獲得一些令人深省的信息。來自法國、 而又長期在中國工作的高大維教授認為:「 許多西方人以為 ,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比如日本、 韓國和越南一樣 ,是一個同質性很高的單一民族國家。事實上 ,中國和歐洲的情況類似 ,中國是遠東的『 歐洲 』 。也就是說 ,中國和歐洲一樣 ,是一個內部高度異質而多樣化的大陸。 」 [5]這種狀況表明 ,中國並不是一個簡單化的單一市場 ,而是在統一體制管理之下多樣復雜的市場 ,是一個在一種主導文化引導之下具有豐富多彩的表現形式的實體。這意味著在亞洲區域整合中起著重要作用的中國 ,重視統一管理模式之下內部多樣性之間的和諧 ,具有協調這種內部的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的利益訴求之間矛盾的能力。這樣的一種歷史慣性不光是中國內部保持活力的原因 ,而且顯然將對未來的亞洲多樣化發展背景下的整合提供歷史經驗。
以上探討的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有沒有可能像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的問題。總之 ,盡管存在著種種區域特殊性 ,使得東亞地區沒有可能在可見將來在相同水平和相同規模上完全如同歐洲那樣實現區域一體化 ,但是近三四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引導 ,以及中產階級那樣特定的社會階層可能對於區域化進程的推動 ,為了解決區域安全問題所形成對於區域合作的高度需求 ,以及作為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 中國自古以來對於統一體中內部多樣性發展的協調與管理能力 ,所有這些因素都使得東亞地區在今後發展的方向上 ,在政治、 經濟、 安全等特定領域中 ,都有可能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走上區域合作 ,乃至於逐步實現一體化的道路。
三、東亞地區如何學習歐洲一體化的歷史經驗
在如何學習歐洲和學習歐洲哪些經驗的問題上 ,中國所在的東亞區域化過程是如何表現出自己的明顯特色呢 ?
第一 ,東亞的一體化過程始終是一個開放的過程。東亞不太可能出現歐洲一體化歷史上所表現出來的、主要是內向型的經濟合作 ,特別是在貿易領域的區域內向型特點。東亞主要國家的貿易無論是對於美國、 還是歐洲都有很大的依存度 ,各國的安全需求和安全公共產品的提供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使得對於外部安全關系的需求甚至於要超過對於內部安全合作的需求。東亞地區的資源狀況也是使得東亞地區不能不對外部和周邊地區開放的一個原因。同時 ,東亞地區的政治發展模式在確保自主性的同時 ,也特別地關注向外部世界的學習 ,從而表現出不同程度上的外向化的趨勢。因此 ,東亞的區域一體化始終不能夠離開美國和歐洲 ,包括俄羅斯這樣一些大國的影響和作用,也離不開例如中東、 非洲等這樣一些地區的資源的吸引力。
第二 ,東亞地區的一體化將是一個逐漸地由次區域的合作向區域合作發展的過程。自上世紀 90年代後半期以來 ,在東亞地區正在出現一個新的變化 ,也即大體上是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相繼出現了上海合作組織、 朝鮮六邊會談、 中印俄三邊合作、 1加 10或者 3加 10這樣的次區域合作的熱潮。這種次區域合作的勢頭 ,以切實解決最為緊迫問題的務實態度著手、從互諒互讓的誠信為本的立場出發、 以逐漸積累穩步推進構建地區合作機制的建設性目標為方向 ,已經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和不同程度的區域合作框架。這種次區域的合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區域合作的基礎和前提 ,雖然還需要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但是 ,正在出現的關於東亞一體化問題的熱烈討論還是可以看作是區域化和次區域化這兩個層面合作可能產生緊密互補性的一個信號。
具體地說 ,東亞區域化進程應該向歐盟學習什麼呢 ? 我覺得首先應該學習的是一種精神:將地區合作的目標不光看成是一個直接與日常生活的繁榮富足有關、與增強經濟競爭能力有關、 或者與當前的政治經濟穩定有關的政策安排 ,還要看作是一個與這一地區的人民世世代代的和平與福祉緊密相關的重要保障 ,看作是一個與人本身存在密不可分的必要前提 ,看作是一個需要為之作出長期努力和巨大犧牲的社會理想。歐洲聯合是一個從 18世紀起就從這一角度明確地提出其意義和目的的思想和社會進程 ,無論是對於康德 ,還是對於讓 ·莫內 ,歐洲聯合首先是一個偉大的社會抱負 ,而不止是一個政策目標 ,或者精心設計的戰略 ,歐洲聯合要實現的是「 永久的和平 」 。因此 ,無論是從實現社會價值目標 ,還是從加強社會認同的角度來看 ,都有必要在這方面對民眾實行長期持久的教育。
其次 ,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時俱進、 適時因變的靈活態度 ,也是值得一體化進程中的後來者關注。如果不具有對於形勢變化的充分感悟 ,不具有對於一體化過程的深刻洞見 ,那麼歐洲人就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一結束 ,立即就提出有關煤鋼聯營的區域合作構想 ,從而成為半個多世紀以來區域一體化的堅實基礎;也不可能在冷戰剛一結束就立即簽署《馬斯特里赫特條約》 ,從而對於歐盟要成長為一個新的政治、 經濟和戰略區域合作組織作出如此迅速的反應。同樣 ,當兩年以前歐盟憲法的制訂過程遭遇到重大挫折之後 ,歐盟也能夠合乎時宜地作出調整 ,經過認真討論而作出相應的變動。
第三 ,歐洲一體化進程中對國家內部建設和區域一體化的相互作用的關注 ,也是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重要經驗。值得注意的是 ,歐洲最主要大國之一的德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由分裂走向統一的歷史就與歐洲的一體化進程有著緊密的關系。如果說國家政治統一問題和區域合作進程是具有高度的內在關聯性的一個過程的話 ,那麼歐洲一體化可以留給東亞國家、 特別是東亞尚未統一的國家的歷史經驗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東亞國家如何在推進國家統一的同時兼顧維持地區的和諧與穩定;同時 ,如何運用地區整合的力量來推進國家的統一 ,將這兩個過程辯證地結合起來。顯然 ,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實現區域合作過程中必需而且已經在加以慎重考慮的。
第四 ,東亞與歐洲一體化比較過程中經常被歐洲學界所指出的一個問題是:歐洲一體化過程比較多地關注體制建設 ,而東亞國家較多地關注人際關系;歐洲一體化進程比較注重法治的作用 ,而東亞的區域合作則較多地關注通過合作取得效益。雖然這樣的比較還是難以概括這兩個地區整合進程的全貌 ,但是總體上依然是中肯之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還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在自身傳統和區域整合的需要之間尋找契合點。
第五 ,在具體的操作上 ,歐盟國家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歐盟無論在區域合作活動的目標設計 ,還是在操作程序的具體安排上都體現了他們所採用的有效方法、豐富經驗和多邊合作的精神。同時 ,歐盟政治精英在一體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務實求真的工作態度也值得東亞同行借鑒。以最近歐盟的峰會而論 ,會議工作日程緊湊、 沒有過多的禮儀要求、 會議一開始就直接進入討論主題;與會者不發空論 ,所言及者總是經過充分的准備或深思熟慮的實際問題。與東方傳統中有的時候過於關注禮節、 講究排場的習慣相比 ,歐洲的做法顯然要更有效和更為節儉。
結語:對於東亞一體化前景的一種估計
東亞的一體化近期之內所表現出來的模糊不清的局面 ,應該視為是未來一體化進程將有所加速的准備階段。理由之一是東亞經濟所表現出來的突出進步 ,已經吸引了很多西方學者 ,他們甚至提出了世界政治經濟的重心向東方轉移的問題。理由之二是東亞主要國家所表現出來的合作意向 ,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和日本政治關系中所表現出的有所緩和的跡象 ,尤其值得人們對於未來的漫長的一體化進程感到由衷的、但還是相當謹慎的樂觀。理由之三是各個次區域合作的歷史性積累。特別是以六方會談為基礎的朝鮮半島事務出現轉機 ,從深層次上看 ,未必不是一次把壞事變好事、 實現初步的區域合作機制的機會。最後 ,中國和其他東亞人民所特有的集體意識和儒家文化中所蘊含的樂天主義精神 ,這種精神以現世關注為重點 ,以和諧、 穩定與合作為目標 ,以化解和疏導而不是暴力壓制為方法 ,這樣的一種傳統精神是能夠為未來的一體化提供幫助的。從這個角度看 ,東亞的整合雖然還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 ,但是這樣的發展趨勢已經一步一步地越來越成為各國的共同意向。[6] 總的看來 ,作為學習過程的東亞一體化進程是能夠從歐洲經驗中獲得靈感和鼓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