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我國如何迎接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
積極迎接新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
——「第六次產業革命和產業發展問題探討」簡要小結孫明泉
這是一次參與面廣、爭論激烈、備受國內外經濟學界關注的學術爭鳴。在歷時一年之久的討論中，國內數十所著名高校的百餘位專家學者，及科研院所、政府部門和企業界的經濟學人參與了討論，甚至遠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中國學者也投來了稿件。截至今日，我們已從百餘篇來稿中選發了三十組近四十篇，劉國光、肖灼基、劉詩白、胡培兆等老一代經濟學家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熱情關注，認為討論的主題具有戰略性和前瞻性，為探討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路徑提供了必要的理論准備；魏傑、呂政、劉世錦、程恩富、黃泰岩等知名中青年經濟學家也通過電話或互聯網等途徑同「第六次產業革命」論題的提出者張其佐博士進行交流和探討；眾多中國經濟學人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並實踐著他們的社會責任。
這也是一次討論話題「漸行漸遠」，且備受新聞媒體廣泛關注的學術討論。此次討論的主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深化，在諸多方面交鋒激烈，有印證，有呼應，有補充,有商榷。《新華文摘》曾一次轉載了本次討論的四篇爭鳴文章，《經濟學家》今年第三期用七個版頁介紹了此次討論的部分觀點，《文匯報》「論苑」版、《中國青年報》「思想者」專刊前不久也分別介紹了本刊已發表的相關討論要點，《報刊文摘》等十餘家文摘類報刊對此次討論的學者觀點也及時作了報道。
為何由一個學術觀點偶然引發的討論如此備受注目？此次討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義體現在哪裡？這里僅就本刊已發表的相關文章作一簡要綜述，從中您或許能找到部分答案。
一，歷史經驗和理論研究均表明：新的產業革命和新的核心技術興起之時，也給各個國家提供了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它使後進國家通過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和經濟趕超成為可能。而這正是「第六次產業革命和產業發展問題探討」的深意所在
眾所周知，去年以來，「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字樣頻頻見諸報章，但新聞報道中對為何有此「戰略機遇期」大多語焉不詳。通過這次討論，人們看到，新世紀前二十年的確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非常難得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抓住機遇」正逢其時。
戰略機遇期是指基於國際視野的、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主客觀條件都較為成熟、具有大好發展前景，甚至能夠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特定歷史時期。學者們認為，一個歷史時期能否成為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大體上要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是該國與周邊國家關系良好，區域國際環境相對穩定，世界主要國家之間沒有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二是國內社會穩定，經濟健康發展，政策有較強的連續性，謀求快速發展成為人們的共識；三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該國具有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世界經濟的持續發展，也能為一國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四是出現能夠促發生產力跳躍式發展的重大發現與發明，該國能在新的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中佔有一定的優勢地位。縱觀本次討論，學者們普遍認為，對新世紀的我國發展而言，前三個條件目前已基本具備，第四個條件，即新技術革命和新產業革命的機遇我們如果也能緊緊抓住，實現跨越式發展就是完全可能的。而這一點，也正是此次討論的重要意義所在。
重大技術突破引發產業變革，進而強勁拉動一國經濟發展，這是一次重要的戰略機遇。問題是，這次機遇是不是遙不可及？我們是否趕上了這樣一次重大機遇？堅信「第六次產業革命已曙光初現」的中國國際經濟學會副會長、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其佐博士，在對世界經濟近二百年的發展歷程及未來發展走勢進行了深入分析後，對此給予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從工業革命到現在，世界經濟有規律性的周期變動已有五個長周期，先後發生了以紡織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以鋼鐵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二次產業革命，以石油和重化工及電力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三次產業革命，以汽車工業為主導產業的第四次產業革命，和以IT產業為主導產業的第五次產業革命。每個長周期總是與一次大的產業革命緊密相聯。產業革命是技術革命大規模集中的浪潮。技術革命包括新的關鍵技術和新能源、新材料、新產品、新產業、新的基礎設施及其新的制度和管理的創新。技術創新和技術革命必然會演變為產業革命，在原有技術創新逐漸衰落時，新的技術創新周期又蘊育並導致新的產業革命，新的經濟周期也就被啟動。他認為，目前，IT產業已由創新階段進入成本競爭階段,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明顯減弱；經濟發展的內在沖動會激勵技術創新，突破性技術及其由此帶來的第六次產業革命即將來臨。他還認為，在21世紀上半葉,最有可能成為主導產業的將是延長人類生命周期的產業,新技術革命的重點領域將是與此密切相關的生物、生命和基因技術（參見本刊2003，1，28《第六次產業革命是否已曙光初現》）。
正是張其佐博士這一具有原創性和開拓性的觀點引發了此次歷時一年之久的學術討論。在此次討論中，人們對IT技術是否再無力拉動世界經濟強勁增長，對未來可能爆發的產業革命劃分為第六次產業革命是否准確，對新技術革命的突破點是生物、生命和基因技術，還是納米技術、新能源技術、海洋開發技術等問題上，有明顯的甚至激烈的意見紛爭。參與討論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各陳其理。但有幾點是基本達成共識的，這就是：技術創新活動目前已受到了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高度重視，新的技術革命已曙光初現；每一次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進步都會導致一次大的產業革命和結構調整，從而推動一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和大跨越；新的產業革命和新的核心技術興起之時，也是後進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絕好時機，它給各個國家提供了一個重新「洗牌」的機會，使落後國家通過發展新的主導產業實現經濟的跨越發展和經濟趕超成為可能。正因為如此，已曙光初現的新的產業革命，將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一次非常難得的戰略機遇。
學者們認為，光明日報組織的這一討論既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也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既然新產業革命是後進國家「後來居上」的歷史契機，我們目前的現代化建設,就不僅要關注經濟數字的增長,更要關注經濟數字增長背後的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必須把加速現代化建設與積極推進新科技革命、新產業革命有機地結合起來。人們相信，抓住了新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實現經濟社會的跨越式發展就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華民族曾經領先了四千五百多年。只是近幾百年我國才明顯落後了。但新中國成立後短短五十多年時間里，「兩彈一星」的發射成功、人工結晶牛胰島素的提取、「神舟五號」的上天、巨型向量計算機的研製、水稻基因圖譜的精確繪制，無疑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中國人的實力和智慧。學者們還認為,按照日本、韓國的經驗，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目前正處在一個「趕超期」、「起飛期」、「自主創新期」，只要我們緊緊抓住這一機遇，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實現民族復興的宏圖大志。
二，產業革命發生和轉移路徑的歷史考察能給我們哪些啟迪？我們是否有必要也有實力去搶佔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制高點？我國未來科技發展的戰略選擇，是自主創新為主，是技術引進為主，還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討論相持不下的焦點之一
新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是否會不請自來？有學者認為，從歷史上多次產業革命轉移的路徑考察發現，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由島國，向半島國家，再向大陸國家和地區漸次擴張的。在亞洲，先是日本、新加坡等成功崛起，接著是韓國、泰國、中國香港等半島國家和地區經濟騰飛。目前，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所顯示出來的強勁勢頭，正吻合這一發展潮流.應當說中國發展有此機遇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工業化浪潮正在由島國向半島國家，進而向大陸國家和地區「翻滾」的表現。
針對這一「唯象科學」層面上的觀點，有學者立即提出商榷意見，認為，這樣就會把一國經濟的發展鎖定在「地域決定論」和由此帶來的「等待觀望」等認識上，更談不上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發揮後發優勢去實現一國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了。事實上，考察歷史上產業革命轉移路徑的歷程就會發現，產業革命的轉移路徑是多樣化的,地域流變只是表象,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的結合,以及經濟技術發展的模式變革才是產業革命決定性轉移的根本路徑。
如何積極迎接新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多數學者認為，在有可能引發新產業革命的生物工程等新技術方面，我們與發達國家的距離並不太大，基本上處於同一起跑線上,我們應當加強相關技術的研發,搶佔新技術革命的高地。要實現跨越式發展，必須實施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科技戰略創新，大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鼓勵科技創新，在關鍵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掌握核心技術和擁有一批自主知識產權。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他們認為，我國沒必要也沒有實力去和發達國家一爭高下。因為，如果一個發展中國家想要靠自己的研發取得新技術,在最前沿的技術上和發達國家競爭,成功和失敗的概率頂多和發達國家一樣。但是,發展中國家如何籌措那麼巨大的資金如果發展中國家依靠引進技術,最貴的方式是買專利。根據一些研究,即使是買專利,成本一般只要這項專利技術研發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引進的必然是有商業價值的技術,可以避免自主研發所可能遭遇的99%的失敗。所以,發展中國家以引進技術為主來取得技術創新,成本會遠低於發達國家自己發明技術的成本,取得新技術發明專利的數量雖然比發達國家少,但是技術創新的速度卻可以比發達國家快得多。
有人對此針鋒相對。他們認為，從當前世界市場的競爭來看,一些發達國家正在利用標准化這個武器來壟斷技術、高築技術壁壘。如果說資本主義初期,是以商品輸出、商品壟斷為主要形式,後來又以資本輸出、資本壟斷為主要形式,那麼現在已經轉入到以技術輸出、技術壟斷為主要形式,設法以技術霸權謀取超額利潤。它們決不甘願讓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全面引進先進技術而趕上它們。這就決定了我們沒有主要靠技術引進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客觀條件。
有人則明顯「中庸」，主張「有所為有所不為」。他們認為，在關系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關鍵產業技術領域,必須不惜代價,立足於自主研發;在一般技術領域,可以通過技術貿易,引進、消化,從而達到再創造;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要放在重要位置上；在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技術開發方面，要把有限的人力、財力集中起來，優先解決那些對工業化發展能產生重大帶動作用的戰略技術；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新動向，在那些對我國新型工業化發展具有戰略性、基礎性、關鍵性作用的科技領域不斷進行自主創新，盡可能地使自主技術創新與世界科技新趨勢保持同步。
三，產業革命具有擴散和輻射的規律,多數學者認為,我們應積極把握現有產業國際分工重組和擴散轉移的戰略機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和後發優勢,但不同地區應有不同的發展重點,對主導產業的選擇也應有所為有所不為
產業革命具有擴散、輻射、加速效應的規律。積極迎接新產業革命的戰略機遇，自然也包含著迎接現有產業國際分工重組和產業擴散轉移的機遇。學者們認為，隨著全球科學技術的發展，世界各主要市場「空間—距離—可達性」的提高，各國間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的經濟社會關系越來越緊密。在這種背景下，全球性的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由低級向高級、由簡單向復雜演進，由單一或多個生產要素的重組、單一或多個產業的轉移，演變為全要素優化組合、多層次產業轉移。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是在第六次產業革命即將到來之際的背景下發生的，它為我國提供了實現跨越式、趕超式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
中國如何迎接國際產業轉移和產業重組的機遇？有學者指出，我們應當積極迎接第六次產業革命浪潮的到來,但總體而言,中國的產業變革只能屬於混合型的模式,既要打基礎,補四、五次產業革命的課,積極提升已有的產業,還要在新興產業上有所突破,從而整體推進。只有認清這點，才能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從發展的區域看,台灣、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可能要推進第五次和第六次產業革命,中部則要推進第三次和第四次產業革命,西部可能要花大力氣補第一次和第二次產業革命的課。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對研究和開發進行投入,要形成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第五次產業革命和第六次產業革命的關鍵部分,以在世界產業革命中佔一席之地。
多數學者力主積極參與國際產業分工。他們指出，盡管我國的產業結構有相對的完整性和自我配套性，但是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必須參與國際競爭並把產業結構作為國際分工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種環境條件下，加之我國產業結構演化的特殊性，主導產業的選拔未必完全遵循從低到高的順序化原則；也未必一下要求主導產業群是一個基於「緊密」的產業關聯關系的群體。主導產業群可以包含多種類型或層次的產業，只要它形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簇群即可。在一定時期的發展過程中，也未必要求整個主導產業的發展，可以著力發展其中有重要作用的「子產業」或「片斷」，有所為有所不為。
此次討論之所以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正如有的學者在來稿中所言，這主要和兩個方面的原因有關，一是中國正處於轉軌的關鍵時期，迫切需要有利的機會來推動改革的深入進行；二是中國的繁榮昌盛是中國各族人民的強烈願望，中國知識分子為此而進行理論上的探索義不容辭。
此次討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需要進行深入探討的重大問題還很多，中國經濟學人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