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請問國際關系學院在歷史上出過哪些名人
外經貿部前副部長安民，財政部司長鄒加怡，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著名國際問題學者閻學通、楚樹龍、劉江永、李義虎、李紹先、陶堅、楊明傑、楊伯江，歌手劉歡等。
秦剛，男，1966年3月生，籍貫河北，大學畢業。
1984—1988，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學習；
1988—1992，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科員；
1992—1995 ，外交部西歐司隨員、三秘；
1995—1999，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使館三秘、二秘；
1999—2002，外交部西歐司二秘、副處長、處長；
2002—2005，駐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大使館參贊；
2005—2009，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發言人
閻學通，男，1952年生於天津。成長在知識分子家庭，曾在黑龍江建設兵團度過九年勞動歲月，1982年畢業於黑龍江大學英語系，獲學士學位；1986年畢業於國際關系學院，獲國際政治學碩士學位；1992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1982年9月-2000年6月，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歷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對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主任等職。是我國國際關系學界中倡導科學方法論和預測國際形勢的著名學者
楚樹龍現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中央電視台國際報道顧問，中美友協理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理事。 楚樹龍1978年在大連外國語學院獲英語言文學學士學位，1985年獲北京國際關系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93年獲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博士學位。
1979年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語專業畢業後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1987年獲法學碩士後赴早稻田大學讀博士課程；1988年輟學回國，當年被聘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副研究員；1992年任該所研究員、東亞研究室主任；1993年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客座研究員；1994年國家人事部授予全國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95年國務院頒發特殊津貼表彰；1998年美國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1999年任中央外辦參贊（副局長）；2002年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偉倫兼職教授；2003年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兼副所長。 現兼任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常務理事、教育部日本問題專家組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亞非發展交流協會理事、中國太平洋學會理事、中華日本學會《日本學刊》編委、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特邀研究員、《環球時報》「清華-環球對話」「清華-環球論壇」專欄特邀主持人等。
李紹先，山西太原人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國際輿論研究室主任。中國中東學會副秘書長。中東問題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代表著作： 《一脈相承阿拉伯人》、《海灣尋蹤》，時事出版社出版。
楊伯江，歷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機構（NIRA）客座研究員、日本國際論壇客座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東北亞研究室副主任、哈佛大學客座研究員、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東北亞研究室主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涉台研究中心主任、朝鮮半島研究室主任等重要職務。現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兼任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
劉歡，現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西方音樂史》。
1963年8月26日出生於天津的一個教師家庭；
1981年至1985年就讀於北京著名的政治外交類高校國際關系學院，攻讀法國文學專業；
1985年奪得北京首屆高校英語、法語歌曲比賽雙料冠軍；
1985、1986年隨中央講師團自願赴寧夏石嘴山支教一年，講授音樂；
1986年參加中央電視台《電影世界》周末文藝晚會錄像，演唱英法歌曲《鄉村搖滾》《我的路》以及電影《德黑蘭43年》《野鵝敢死隊》主題歌，這是第一次進棚錄音，也是首次錄像；
1987年首次為電視連續劇《雪城》錄音主題歌《心中的太陽》、片尾曲《離不開你》；
1987年錄制電視連續劇《便衣警察》主題歌《少年壯志不言愁》；
1988年榮獲《人民日報》主辦的由全國讀者投票評選「八八十大金星」稱號，得票數位居第二；
1988年為時事政論片《世紀行》創作主題曲《你是一面旗幟》；
1988年首次自己投資自己製作錄制演唱專輯卡帶《劉歡的沙龍》；
1988、1990、1992年連續三屆當選「全國影視十佳歌手」；
1990年憑借歌曲《丁香雨》《黑船》獲得《中國青年報》主辦的「全國十大青年作曲家」創作、演唱雙獎；
1990年與韋唯合作演唱第十一屆亞運會會歌《亞洲雄風》；
1991年參加中央電視台首次大型賑災義演電視直播晚會，演唱歌曲《世界需要熱心》，因「遲到」被「封殺」；
1991年與歌手韋唯共同發起北京演藝界賑災義演，在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與北京電視台合作共募善款1600萬元，並與眾明星錄制和演唱專為此創作的歌曲《共有的家園》；
1993年應導演鄭曉龍、馮小剛的邀請為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創作音樂；
1993年與韋唯合作演唱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主題歌《五星邀五環》；
1993年與韋唯合作演唱首屆東亞運動會主題歌《崛起的東亞》；
1993年應北京奧申委邀請與韋唯合作錄制奧斯卡獲獎得者喬治•莫羅德專為北京申奧創作的歌曲《GoodLuckBeijing祝福北京》英文版，並赴摩納哥參加2000年奧運會舉辦國揭曉儀式；
1994年應邀赴紐約參加在舉世聞名音樂聖殿卡內基音樂廳舉行的演出；
1994年《北京人在紐約》榮獲北京電視藝術家協會頒發的「電視劇優秀音樂創作獎」；
1994年在上海萬人體育館參加第二屆中日歌會與陳燮陽指揮的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唱《千萬次的問》,與日本音樂才女五倫真弓演唱《戀人》
1994年應邀赴日本參加第12屆廣島亞運會開幕式，演唱自己的作品《讓我們同行》；
1994年應導演米家山的邀請為電影《帶軲轆的搖籃》創作音樂；
1995年應導演趙寶剛邀請為電視連續劇《東邊日出西邊雨》創作音樂；
1995年應文化部的邀請赴羅馬尼亞擔任布拉索夫國際流行音樂節評委； 1996年在「中國當代歌壇經典回顧展」大型活動中榮獲「中國十大歌手獎」和「中國十大詞曲作家獎」；
1997年應投資人朱時茂和製片人王偉的邀請為電視連續劇《胡雪岩》創作音樂；
1997年簽約索尼音樂和上海聲像；
1997年發行首張個人雙碟精選集《記住劉歡》；
1997年與韋唯合作演唱第八屆全運會主題歌《生命的放飛》；
1997年為下崗工人錄制公益歌曲《從頭再來》；
1997年應邀擔任領隊帶團參加香港亞洲流行音樂節；劉歡
1998年應著名作曲家譚盾之邀與世界大提琴大師馬友友同台合作，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一周年譚盾作品音樂會「天地人」；
1998年為國產美術大片《寶蓮燈》創作和演唱主題歌《天地在我心》； 1999年榮獲首屆CCTV和MTV「音樂盛典」「最受歡迎男歌手獎」；
2000年作為全球唯一的華人男歌手,被載入美國出版全球發行的《》精裝紀念冊；其作品《愛之無奈》同時收入該紀念冊之珍藏版；
2000、2002年應邀擔任CCTV第九屆、第十屆全國青年歌手電筒視大獎賽決賽評委；
2000年榮獲中國原創歌曲排行榜最高獎項「傑出成就獎」；
2000年獲CCTV和Channel[V]頒發的「新千年傑出男歌手獎」；
2000年以「著名音樂家」的身份被收入國家郵政局發行的「新中國藝術家」大型明信片集；
2000年應譚盾的邀請參加在上海大劇院舉辦的譚盾千禧年作品音樂會暨上海新年音樂會，演唱《愛之無奈》、《相約如夢》和與人合作演唱歌劇《茶花女》選段；
2001年應邀錄制申奧歌曲《我們可以》並赴莫斯科參加鳳凰衛視製作的2008年奧運申辦國揭曉儀式直播節目；
2001年《少年壯志不言愁》.《千萬次的問》.《好漢歌》三作品同時入選北京百姓投票評選的新中國建國以來「我最喜愛的電視十佳歌曲」；
2001年與毛阿敏合作演唱第九屆全國運動會主題歌《又見彩虹》；
1999、2002年連續四年分別參加在世界著名的俄羅斯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英國倫敦千禧宮、希臘雅典衛城、南非約翰內斯堡曼德拉劇院舉行的「為中國喝彩」大型演出；
2002年應中國愛樂樂團總監、指揮余隆先生的邀請參加北京第五屆國際音樂節閉幕式演出；
2002年應邀參加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北京新年音樂會；年輕時的劉歡 2003年獲第三屆《音樂風雲榜》「終身成就獎」；
2003年與京文唱片合作發行首張翻唱專輯《六十年代生人—給我的同齡人及後代》；
2003年應邀擔任中國輕音樂協會首屆「學會獎」評委，並獲「流行音樂貢獻獎」；
2003年榮獲第四屆中國金唱片「最佳流行專輯」.「最佳男歌手」.「評委會大獎」，成為獲得獎項最多的音樂人；
2004年在首都體育館舉辦《歡歌2004》首次個人演唱會；
2004年獲得CCTV和Channel[V]頒發的第十屆華語歌曲「榜中榜」之「評委會特別獎」；
2006年在上海體育館舉辦《歡歌2006》個人演唱會；
2007年與莫華倫、廖昌永三人聯袂的《震撼音樂會》7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2008年獨立創作《福娃奧運漫遊記》主題曲《北京歡迎你》，並與蝌蚪合唱團聯袂演繹。
2008年8月8日受邀與莎拉 布萊曼演唱北京奧運會主題曲《我和你》
『貳』 世界各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看法
朋友你好！不同的國家對我國改革開放的看法都不一樣，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際地位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短短30年間，中國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走過的道路，實現了從貧困落後到繁榮發展、從農業大國到工業大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封閉孤立到全球交往的歷史性轉變。
●墨西哥學者韋利婭•埃爾南德斯：改革開放為世界造就了一個「中國奇跡」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巨變，受到了國外學者的高度關注和評價。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傳媒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韋利婭•埃爾南德斯說：「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高速發展的30年，改革開放為世界造就了一個『中國奇跡』。」法國索邦大學教授、著名經濟史專家雅克•馬賽義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在近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南非斯坦陵布希大學副校長阿諾德•萬•齊爾教授說：「30年來最震撼世界的國家無疑是中國，中國社會經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大跨越和大發展，可以說，世界各國都強烈感受到了中國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發生的巨變。」
●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謂顯著、驚人
在國外學者看來，1978年的中國還是一個低開放、低收入的國家，但改革開放政策使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大幅度提升。對此，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海珊不無感慨地說：「中國經濟30年的發展已經使中國變成了另外一個星球」。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也頗有同感地說：「中國過去三十年的成就可謂顯著、驚人。我們當初也沒有想到中國能發展得如此之快，能取得這樣的成功。」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西瑟斯•德里克(Scissors Derek)說：「30年前的中國在世界經濟舞台上的地位無足輕重，過去30年的發展帶來了中華巨龍的騰飛」。
●英國學者阿塔爾•海珊：中國農村上億人擺脫貧困，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權的巨大成就
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改變了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瀕於崩潰的經濟，而且使數億人擺脫了貧困，使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的生活還停留在缺吃少穿的階段，今天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於這種變化，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說：「數千年來，吃、穿、住一直是中國民眾操心的大問題。但在改革開放10年後，這些問題就基本得到解決。可以說，改革開放成就了這一歷史性的功績。」墨西哥知名經濟學家、中國農村問題專家約蘭達•特拉帕加•德爾芬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30年間，中國農村上億人擺脫貧困，現在中國基本上實現糧食自給自足，「對於一個人口超過13億的大國來說，這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中國政府對農村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實踐是獨特而卓有成效的」。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爾•海珊看來，這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事情，也是改善人權的巨大成就。
●俄羅斯學者雅科夫•貝格爾：改革開放改變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德國著名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現代化的過程體現為原先整合在一起的不同領域逐漸分離的過程。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就是社會領域不斷分化的過程，隨著政治——經濟的分化，迅速導致了其他各方面的分化的連鎖反應，文化的分化當然也是其重要結果。中國經濟的自律和分化導致了觀念的極大轉變，市場經濟促成了市場化的大眾文化的出現。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雅科夫•貝格爾認為，中國每年有數萬年輕人赴西方大學深造，數百萬人在本國大學學習，包括學習英語。在掌握現代化知識的同時，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受到了西方的世界觀、生活態度和行為方式的影響。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思想日趨國際化。他說，中國年輕人跟西方同齡人一樣聽同樣的音樂，看同樣的好萊塢大片、肥皂劇和電視娛樂節目。美國的電影和體育明星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不亞於本國。中國有的城市還准備建迪斯尼樂園。改革開放改變了成千上萬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人，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社會交往、愛情婚姻等。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可能改變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並進而塑造中國政治的未來
不少國外學者肯定中國的村民選舉、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法治的進步，認為這些都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成果。他們注意到，中國公民比以前享有了更多的民主權利和自由。正如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所指出的：「中國正在發生很多變化，在政府中、在共產黨內、在經濟領域中和在一般社會生活中，這些變化可能改變中國人對民主的看法，並進而塑造中國政治的未來。」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認為，中國共產黨採取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相當有效地應對了(黨所面臨的)許多挑戰……從而維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權力」。
●南非學者馬丁•戴維斯：中國政府作出的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科學發展戰略決策具有遠見卓識
大多數國外學者肯定，中國經濟不僅在數量上發展迅速，而且其科技含量越來越高。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南非斯坦陵布希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馬丁•戴維斯，自1986年以來，先後訪問中國25次，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有著獨到的見解。他說，中國政府作出的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科學發展戰略決策具有遠見卓識。30年來，中國科技界在納米、超導、古生物、航天科技等方面一項項自主創新成果讓中國科學家站到了世界前沿。從「兩彈一星」到「載人航天」，中國科學家更加自信，中國自主創新能力更強，中國科技發展的前景更輝煌。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金融時報》分別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可能成為科技領先者。中國的互聯網用戶為全球第一，甚至超過北美用戶的總和，而且多是年輕人。中國還擁有世界超級計算機500強中的15台，成為僅次於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超級計算機大國。中國培養的科技人才比西方多得多，每年達64.4萬，比美國多三倍。「中國曾經是創造了四大發明的文明古國，它的科技創造力有可能突然爆發出來並一舉成為眾多現代科技領域的領先者。」
外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無疑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俄羅斯學者季塔連科：創新是中國黨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徵，創新能力和決心使黨和政府能夠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進行連續的深入的變革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留下「三大經驗」：第一條經驗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之前進行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准備工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討論，起到了解放思想、為改革培育土壤的作用；第二條經驗是，所有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都以中國特殊國情為基礎，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改革，不像俄羅斯照搬西方經濟教條；第三條經驗是，政府推廣政策時採取「循序漸進」的做法，正是這種漸進性改革保證了理論上的全面性和實踐的實驗性能夠結合在一起。季塔連科特別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實踐證明，強有力的政權能夠解決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他還認為，創新是中國黨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徵，創新能力和決心使黨和政府能夠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進行連續的深入的變革。
●美國學者齊邁克：中國共產黨的決策客觀上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變化，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僅憑這一點，「我就要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
美國洛杉磯太平洋國際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齊邁克認為，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富有智慧的中國人民不斷突破禁區，並把一系列重大措施付諸實施。「讓市場的力量充分發揮作用，開放經濟特區，打破國營獨大的所有制模式，鼓勵人們自由擇業，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出國學習先進的科技知識，取消人民公社，關閉經營不善的國營企業，大批吸引外資進入中國……如果沒有這一項接一項的大膽嘗試和重大措施的出台，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能取得如此的成功。」他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分不開的。所以他說：「盡管一些西方人經常批評中國共產黨，但我認為它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以及所採取的有效的改革措施值得充分肯定。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這些決策客觀上給中國和世界帶來了巨大變化，極大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因此，僅憑這一點，我就要給中國共產黨打一個高分。」
●俄羅斯專家皮沃瓦羅娃：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整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打破了原有社會主義的教條
新加坡的鄭永年說，「這次金融危機期間及其後，如果美國發展成了社會主義，或者歐洲更加社會主義化，並不會使人感到驚訝。對中國來說更是這樣。它提醒人們，中國需要避免的是意在消滅市場和資本的貧窮社會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本身。社會主義就是要社會對資本和政治進行節制和監管」。俄羅斯學者皮沃瓦羅娃贊揚中國的改革開放「創造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一整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打破了原有社會主義的教條。這符合世界潮流。
●瑞士學者勝雅律：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是一項正確的政策，深謀遠慮的政策
在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時，以研究並向西方介紹中國的「三十六計」而聞名的歐洲著名漢學家、瑞士比較法研究所勝雅律教授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無疑是一項正確的政策……如今已持續30年，而且還要繼續下去，這顯然是一項深謀遠慮的政策。」
多數國外學者認為，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以及國際影響的加大，中國應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全球經濟增長，中國開始扮演決定性的角色
在美國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上，媒體注意到一個細節：美國總統布希在白宮以晚宴款待各國領袖，每次與客人合影時布希都站在左邊，唯獨與胡錦濤合影時，是讓胡錦濤站在左邊。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目睹這一幕。他說，過去是「美國打噴嚏，全世界就感冒」；如今變了，「全球經濟增長，中國開始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在此次峰會之前，《紐約時報》已經指出，在這次被稱作「第二次布雷頓森林會議」的峰會上，最吃香的是中國。法國《世界日報》12月3日發表達尼埃爾•韋爾內的文章，指出「世界重心」正在「向逐漸取代西方位置的亞洲遷移」。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裴敏欣：中國因改革開放而崛起並成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可謂是二戰後第二大最能影響世界格局的國際事件
不少國外學者認為，改革開放既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也對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成為全球產品的主要生產者，「中國製造」讓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受益。中國對全球的影響力大大提升。中國經濟對世界的影響舉足輕重。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功，對世界經濟產生了積極影響，其他國家也可分享到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裴敏欣認為，如果要排列二戰後世界上最重要的有影響世界格局的國際事件，那麼除了冷戰結束，中國因改革開放而崛起並成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排在第二位不會有爭議。
阿根廷薩爾瓦多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豪爾赫•馬萊納說：「國際社會和發達的北方國家為了使中國利用經濟繁榮來緩解危機而賦予中國的主角地位是顯而易見的。」南非學者馬丁•戴維斯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濟繁榮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整個世界經濟、地緣政治格局都會因中國的發展而改變。
●俄羅斯學者雅科夫•貝格爾：在中國全球化的同時，世界也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化」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對中國30年的發展有一段概括性看法。他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這個誕生過儒家、道家哲學思想的古老國度，如今已經屹立在世界舞台的顯要位置，但她從未有過野心，始終保持著『謙謙君子』的風度。在奧運會之後，我相信中國人民還會以平和心態面對世界，不驕不躁，踏實工作。」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主任研究員雅科夫•貝格爾認為，隨著中國影響的擴大，中國會「全球化」，而世界也會「中國化」。他說，從中華文明的歷史經驗來看，它能夠成功吸收其他文化的元素，使其自身文化得到充實和鞏固，但不會被其他文化所徹底改變，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像改變中國經濟那樣在未來徹底改變中國文化。未來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在中國全球化的同時，世界也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化」，這既表現在經濟方面，也表現在文化方面。
●荷蘭籍中國問題專家柯偉亮：中國必須積極參與打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荷蘭籍中國問題專家柯偉亮指出，在30年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一直「韜光養晦」，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這項策略是成功的。但如今中國必須積極參與打造國際經濟新秩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應有的作用。他說：「當前世界經濟急需一套全新的管理體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已不適應需要。中國必須在新的國際管理組織中擔任領導角色，中國不能再逃避。」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在一篇題為《下一步，中國會讓整個世界安心》的文章中指出：北京奧運會是一次最好的演出，展示了許多人一起擊缶和打太極的場面……其主題是和平發展。但中國人還應當繼續努力，不應該表現自己的民族優越感。中國的經濟規模要求中國人必須謙虛謹慎，以便讓世界各國相信，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
●維也納大學學者特拉普爾：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必須意識到自己承擔的全球責任，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貢獻
2005年9月15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提出了建設「和諧世界」的理念，進一步樹立起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維也納大學學者特拉普爾表示，中國不會成為繼美國之後的另一個世界警察。他認為，首先，世界現代史已表明，只有一兩個警察來管理世界是管不好的。就算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國，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目前正在上演的金融危機就是很好的例子。其次，中國文化的最顯著特徵是目光遠大，中國哲學的精髓是謙和。儒家突出一個「和」字。歷史上，中國沒有殖民地，沒有境外駐軍，盡管中國曾有過這樣的實力和機會。所以，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必須意識到自己承擔的全球責任，為世界的和平發展做貢獻。
國外學者認為，用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或西方自由主義理論都難以說明中國的成功。於是，便出現了種種解釋。幾年前，「北京共識」比較流行，近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受到關注。
●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喬舒亞•庫珀•雷默：「北京共識」的核心是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進行發展
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2004年，美國高盛公司高級顧問、清華大學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理論。他認為，「北京共識」的核心是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進行發展。就中國而言，發展的三個基本定理是：（1）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2）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3）循序漸進、積聚能量。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適於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榜樣。墨西哥學者杜塞爾•恩里克認為，「北京共識」與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不同，政府在其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即根據發展情況，不斷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不斷對政策措施進行修正。墨西哥和拉美國家盲目採用新自由主義理論，造成了可悲的結果。「北京共識」值得發展中國家學習。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中國模式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因此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混合模式，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蘇聯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極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因此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中國模式是國際最優經驗和中國本身實踐結合的產物，既有世界性，也有中國性。因此，在討論中國模式時，光強調國際性或者光強調地方性（中國特色）都不是很科學的。
●俄羅斯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中國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東亞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傢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皮沃瓦羅娃認為，中國模式是「以社會經濟發展為導向、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這一模式是與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俄羅斯經濟學院教授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指出：「中國的發展模式，或者說東亞的發展模式，對所有發展中國傢具有無法抗拒的誘惑力，因為這種模式引發了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一輪增長……這種模式與美國開出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處方可謂背道而馳。」
●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季塔連科：中國改革開放理論提出了解決中國國內和國際發展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和不同文明沖突的最佳模式
多數學者逐步認同，中國模式的核心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是「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結合。因此，它既克服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缺點，又避免了傳統自由主義的弊病，值得發展中國家乃至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借鑒。俄羅斯學者米哈伊爾•季塔連科認為，中國的經驗可以成為縮小南北差距、打破「金元帝國」對世界格局壟斷的基礎。中國改革開放理論避免了社會主義危機，提出了解決中國國內和國際發展之間的社會經濟矛盾和不同文明沖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國外學者看來，「中國模式」具有以下幾個明顯特點：（1）中國模式具有特殊性。中國的成功在於選擇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2）中國模式具有包容性、兼容性和創新性，它努力把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把經濟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協調起來，把政府宏觀調控與市場微觀運行結合起來，把效率與公正協調起來，把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3）中國模式強調發展的人民性。「華盛頓共識」的目的是幫助銀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識」的目標是幫助普通民眾，強調以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利益為本。
多數國外學者認為，中國目前面臨極好的發展機遇，但同時也面臨許多挑戰。
●日本學者宇野重昭：中國改革開放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種思想和道德標準的真空狀態,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
國外學者認為，目前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金融危機給中國建設美好的社會福利制度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從發達國家的歷史看，所有社會福利制度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教育制度都是在一個國家經濟高度增長的時候建立起來的。中國目前應當利用擴大內需的機會，盡快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務制度，這是保證社會穩定的根本，也是經濟進一步增長的動力基礎。沒有保障體系，內需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拉動。
還有的學者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了價值缺失，需要引起充分注意。日本學者宇野重昭認為，中國改革開放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種思想和道德標準的真空狀態,帶來了許多社會問題。」「經濟改革越是向前推進,就越是有必要重新加強傳統道德,即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澤菲林•迪亞布雷：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壯大,中國必須充分考慮貧富差距擴大問題
聯合國前副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署長澤菲林•迪亞布雷認為，200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就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這意味著貧富差距擴大。他指出:「在經濟轉軌的初期也許還可以容忍一些不平等的現象存在,但隨著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必須充分考慮這個問題。」
荷蘭國際關系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柯偉亮(Willem van Kemenade)認為，「保持穩定」既是中國政府此前30年最大的成就之一，也是今後將面對的最大挑戰。為此，中國政府需要大力發展農村和偏遠地區經濟，盡快提高弱勢群體的收入，糾正社會不公。日本學者奧島真一郎與內村鈴木認為,「中國政府有必要像20世紀的許多國家那樣,確立一種再分配製度,……以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機會均等」。
●英國劍橋大學發展學委員會主席彼得•諾蘭：中國政府要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
英國劍橋大學發展學委員會主席彼得•諾蘭長期研究中國問題，其《處在十字路口的中國》一文以極其宏大的視野深入分析了中國當前面臨的一些深層問題,如貧困與不平等、全球商業革命給中國企業帶來的挑戰、環境惡化、政府能力的下降、國際關系中存在的挑戰、金融機構面臨的危機等。他由此認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已經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中國政府要解決現在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就不能倒向自由市場原教旨主義,而是要對現有的道路進行改進。其中,他尤其強調了國家的作用，強調政府應該在根本上提高效率和消除腐敗。
●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桑德施耐德：中國發展的成功和失敗其實就只有「一線之隔」，走錯一步，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保持穩定」
俄羅斯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學者強調，中國經濟的發展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的發展以及面臨的威脅與挑戰都會對世界格局的發展和走向產生影響。該基金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不會遭遇來自大國的直接軍事威脅,但卻存在隱性風險。比如,隨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地位的加強,世界的傳統領袖(美國、歐盟、日本)決不會在自己控制的市場空間對中國讓步。在這種情況下,「共產主義中國」就會被他們視為潛在的危險,必然受到他們來自各方面的遏制,包括政治、思想、軍事等方面的遏制,以達到削弱中國國際地位的目的。中國領導人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對這種威脅作出正確的反應。當然,西方世界也不希望與世界經濟密切相連的中國出現混亂。因此,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最有效措施就是在高層建立合理的機構和機制，以應對各種風險。德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德國外交政策協會研究所所長桑德施耐德：「中國發展的成功和失敗其實就只有『一線之隔』，走錯一步，結果可能是災難性的，而這其中的關鍵就是『保持穩定』」。
『叄』 什麼是遠東危機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始和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國聯為終的遠東危機時期，英國是「唯一在遠東擁有較大利益的歐洲國家」〔（1）〕，對遠東時局的演進有著重大影響。在危機的全部過程中，英國始終立足於維護其在華利益的立場，以帝國主義的目光審視著事態的變化，以殖民主義的口吻對危機加以評價。由於缺乏與日本抗衡的力量，英國只能求助於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執行著一條以防日、限日和避免與日發生軍事沖突為主要內容的政策。《李頓調查報告》是這一幾經變化的政策的最終體現。本文的主題便是對危機後期英國所持政策的探討。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在中國東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並不斷擴大事態。英國完全清楚，事件是日本「軍部或滿洲司令官（即關東軍司令官）所為」，日軍「仔細從事密謀和隱蔽的計劃似乎是明顯的。」〔（2）〕英國駐國聯代表塞西爾在一份備忘錄中指出：「不容置疑，一個保護國是東京軍部的既定政策。」〔（3）〕然而，由於英國在華利益主要分布在長城以南地區，特別是在長江中下游流域，而在東北的利益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日本的侵略活動未對英在華利益構成威脅和壓力。因此，親日傾向頗為明顯的英國政府認為：「英國在滿洲的利益明顯少於（英國）與日本保持坦誠關系的益處。」〔（4）〕再有，當時英國在遠東的軍事實力不足以同日本對抗，以及歐美列強對日本的行徑都持不過問的態度，「沒有人有絲毫想要在貓脖子上系鈴鐺的念頭。」〔（5）〕，因而，英國對事變持消極的「不幹涉主義」政策，〔（6）〕避免捲入糾紛，特別是防止引起日本對英國的不滿。英國外交部訓令駐外使節「特別不要首先對任何一方（指中日）提出抗議。」〔（7）〕其具體的作法就是英國利用受它操縱的國聯，敷衍中國的呼籲和國際輿論。英國此舉是對日本的姑息，客觀上起到了放縱日本的作用。
10月26日和28日，日本提出要與中國進行直接談判，並附有5個條件，以不談判就不撤軍相威脅。而中國則提出先撤軍後談判。人所盡知，按照日本的條件進行中日談判「將是中國同爬在自己背上的老虎談判，」但英國卻努力試圖促成談判。〔（8）〕國聯遂通過決議，主張中日直接談判。英國估計到國聯在談判問題上不會有所作為，只能以「表示遺憾」而告終。為了應付國際輿論，英國借日本提出要求國聯派一調查團到東北「調查」的建議之際，操縱國聯。於12月10日，在國聯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派調查團到中國東北進行「調查」的決議。日本的本意旨在阻止國聯通過制裁它的決議，並用拖延時間的方式，以造成侵佔東北的既成事實。而英國則隨機應變，藉此掩飾外交上的失敗和被動。英國預料，調查工作需要6－9個月的時間。屆時，雙方情緒會冷靜下來，風波會自行平息。這就是李頓調查團的由來。英國又一次姑息了日本。
在中國東北的得手，使日本的野心急劇膨脹，為了轉移國際上對其強占東北的視線，並取得進攻中國內地的新基地，迫使國民黨南京政府屈服，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日本借所謂「日本和尚事件」，挑起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在本不屬於其勢力范圍的上海的侵略活動「將改變長江流域的全部形勢，」並首先直接威脅到英國在華利益，這使英國大為震驚。英國政府已明確意識到日本的「冒險政策遠遠超出了我們迄今為止所估計的那樣。」〔（9）〕1月29日，英國外交大臣西蒙致信首相麥克唐納：「我在思想上已不懷疑日本正在推行一個野心勃勃的計劃，如同它們在滿洲一樣。」〔（10）〕外交部遠東問題顧問普拉特預測：「如果日本繼續未受到抑制，英國將被迫從遠東全部撤出。」〔（11）〕
根據其實力，英國在中國的唯一目的是盡可能通過外交途徑遏制日本在華東地區的侵略擴張，防止英國在華利益受損。為此，英國推行「積極的和解政策」〔（12）〕，採取了較前強硬的方針和一系列積極主動的措施，由「非常出色的中國事務問題專家」〔（13）〕蘭普森領銜出面，在中日之間進行斡旋和調解，終於促成了《淞滬停戰協定》的簽定。英國主動而積極的干預是「一·二八」事變得以平息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英國將它視為一大外交勝利。
（二）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上海局勢逐漸穩定下來。7月17日，駐滬日軍「已根據停戰協定，完成了撤退」，〔（14）〕長江中下游的緊張氣氛終得緩和。在這半年多時間里，日本借上海事變轉移了國際輿論的注意力，贏得了時間，基本完成了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因而，如何對待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再次成為英國遠東政策所面臨的中心問題，它關繫到中國乃至遠東的局勢是否能夠穩定。「一·二八」事變時日本的所作所為對英國產生了強烈震撼，「在遠東，由於來自日本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惡意，使我們損失慘重。」〔（15）〕「（日本）對於英國在遠東而言，有一種真正危險。」〔（16）〕日本已成為威脅英國在華利益的勢力，並危及著英國在遠東的既得利益和維系亞太地區和平的華盛頓體系。這迫使英國採取謹慎和認真的態度對待事態發展，積極謀求東北地區局勢的穩定，防止日本再次進入中國內地。
在對待日本侵佔東北這一問題上，英國仍站在殖民主義的立場上，認為東北是日本的勢力范圍，是日本的「生命線」，強調東北問題的「復雜性」。外交部遠東事務副次官威利斯利寫道：「以法律根據來裁決目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力的發展是困難的。」〔（17）〕因為，他們認為，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是違背和踐踏國際公約的，但從經濟和物質上講，日本卻「有利於」該地區的發展。而且，英國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認為日本實際上已控制了東北，還扶植了一個傀儡政權，因此，擬在東北恢復「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態已是不可能的，日本「將在滿洲取得勝利，就象它在朝鮮那樣」。〔（18）〕英國還認為：「只要它能避免，日本不會打算同西方決裂。」〔（19）〕但是，英國也清楚地看到，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憤怒。在國聯，許多中小國家紛紛抨擊日本，要求國聯對日實行制裁；「各國的民主力量不約而同地發出反對日本，聲援中國的呼聲；在中國，反日愛國運動此起彼伏。蘭普森電告西蒙：「如果我們在任何方式上寬恕了非正義或庇護日本，其影響是相當可嘆的和世界范圍的。」〔（20）〕這種影響「可能會導致英國在國聯陷於左右為難的被動地位」，以致英國對國聯的控制力的被削弱和在中國出現反英運動。英國對1927年中國的反英運動記憶猶新，尤其是對抵制英貨的斗爭手段。另外，英國不願看到東北被日本獨吞，因為，這違背了英國所支持的「門戶開放」原則，會使東北的大門對英國關閉起來。因此，「為了生死存亡的主要利益，我們必須繼續進行調解。」〔（21）〕這時的「調解」已不同於以前，是面對長城內外的現實和英國在華利益的安危，採取謹慎和有效的外交措施，維持現狀。普拉特頗有權威性地說：「無法根據純粹的司法原則，找出永久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我們必須拋開理論上的主權而面對現實。」〔（22）〕
鑒於遠東的現狀，英國制定相應政策的原則是「既不激怒日本，也不放棄與中國的友誼」，扮演「維持和平的平衡力量」。〔（23）〕由於「日本確有足夠的力量來公開反抗世界，而且，不會有任何國家為了達到限制它的目的而准備戰爭。」〔（24）〕因此，英國政府認為：一方面「我們必須避免處在（與日本）對抗的位置上，要保持處在道路的中間部位。」〔（25）〕另一方面，雖然，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及其軍隊無心也無力抗戰，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又被圍困在湘贛閩等地而無法開赴抗日前線，但是，在遠東地區，中國仍是一股打擊、抵禦和牽制日本的強有力的力量，並有可觀的潛力。除了正在全國蔓延並因得到世界廣泛支持的抗日愛國運動外，在經濟貿易上，中國的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的打擊也是十分沉重的。再有，中國政府及社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希望英國等列強出面干預，阻止日本的侵略擴張，所以，如果英國袖手旁觀或過於偏袒日本，勢必導致中國因失望而遷怒英國。英國外交部官員認識到，只有促進同中國的聯系，英國才能維持在遠東的影響。〔（26）〕
在這種情況下，平衡原則成為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的基調。〔（27）〕在執行過程中，英國仍不直接出面，而是在幕後操縱國聯代為行事。西蒙把英國的行動方針歸納為：「（1）相信國聯並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其一致行動；（2）在將會招致與日本嚴重對立但又沒有必要的情況下，不要起帶頭作用；（3）公平地對待中日；（4）努力將日本留在國聯中。」〔（28）〕12月13日，普拉特在備忘錄中，就英國在國聯中奉行的原則寫道：「英國代表應避免處在一個突出或主導的地位，」並強調：「英國政府……的原則是……在雙方的爭議中，保持與他們的傳統友誼並盡量最大能力在遠東恢復和諧的國際關系。」〔（29）〕
（三）
英國在推行其政策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偽滿洲國。日本一再揚言：「滿洲問題的解決辦法在於承認滿洲國為自治的國家，」〔（29）〕並以退出國聯為要挾。對此，英國完全清楚，如果承認偽滿國。就等於公開支持日本的侵略擴張。在國際上，這會被視為踐踏了《九國公約》等國際條約，有損於英國的名譽和形象；在中國，則必將引起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反對，導致英國在華利益受損。對於偽滿洲國，英國清楚：「作為傀儡的溥儀絕對沒有力量，……日本的當務之急是要鞏固它（偽滿洲國）在滿洲的地位，而總的計劃是要把它變成如同朝鮮一樣的國家。」〔（31）〕假如英國滿足了日本的要求，無疑是承認了東北為日本的殖民地，其結果將會使英國等列強無法在東北推行「門戶開放」政策，致使日後不能將自己的勢力擴展到東北。因此，英國的對策是以《九國公約》中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條款為由，反對東北「獨立」，要求取消偽滿洲國；在建議在確認中國對東北的主權的前提下，允許東北自治和承認日本在東北的特殊地位。
英國想乘日本尚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認」偽滿洲國之際，竭力勸阻日本「承認」偽政權，盡管英國明白「日本政府對滿洲國的承認不可能被拖延很長時間」。〔（32）〕9月15日，日本拒絕了英國的要求，在外交上「承認」了偽滿洲國。英國的第一個嘗試失敗。
李頓調查團是英國推行其政策的重要工具。調查團的活動完全處在英國的操縱下。3月14日，李頓調查團由日本抵達上海。15日，威利斯利指示蘭普森將英國的政策和主張轉告李頓。〔（33）〕為了防止李頓受國聯反日情緒的影響，9月21日，西蒙致電勸告李頓在返回英國的途中，不要在日內瓦停留。〔（34）〕
10月3日，由國聯頒發的《李頓調查報告》（下簡稱《報告》）〔（35）〕貫穿著英國「面對現實」的「平衡原則」。《報告》除了序言和緒論外，共有10章，洋洋18萬字，另附有委員會專家所作的9篇特別研究報告。它出於為了堅持「門戶開放」原則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的目的，承認了若幹事實。《報告》指出：承認中國對東北三省的領土主權，「東三省為中國之一部，此為中國及列國共認之事實」，指責日軍未經宣戰強占東北，「使其與中國分離而宣布獨立，事實俱在。」在中日爭端問題上，雖為日本辯解，認為中日雙方斗爭的性質「屬於經濟性質」，「至關於經濟絕交（即抵制日貨）之方法，調查團聲明非法舉動當所不免」、「雙方抗爭各有是處」等等，但確定「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所策動，「日方系抱有一種精密預備之計劃」，「一九三一年九日十八日夜，該項計劃曾以敏捷准確之方法實行之」。其行為「實亦不足以證明軍事行為之正當」。對於日方的「自衛」之說，「調查團……予以擯斥」，稱「是晚日方之軍事行動，不能視為合法自衛之辦法。」關於偽滿洲國，《報告》認為它是日本扶植起來的傀儡政權，因為「現在之政權，不能認為由真正及自然之獨立運動所產生。」「……『滿洲國』之構成……最有力之兩種分子，厥為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若無此二者，則『新國』決不能成立也。」對於偽滿洲國，「一般華人均異其趨」，認為它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在關於中日之爭的解決原則及措施的內容中，《報告》的觀點完全秉承了英國的主張。它認為，在中國東北應該正視現實狀況，「……如僅恢復舊狀並非解決辦法。……恢復原狀，亦徒使糾紛重現，是僅就該案全部之理論方法著想，而未顧及局勢之真相者也」；主張取消偽滿洲國，「維持及承認滿洲之現在政體，亦屬同樣不適當，……此種解決辦法與國際義務之主要原則不合，並與遠東和平所系之兩國好感有礙，且違反中國之利益，不顧滿洲人民之願望，……日後是否可以維護日本永久利益亦屬疑問」；要求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利益」，「吾人乃承認滿洲在日本經濟發展上之重要性，日本為該國經濟發展之必要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府，吾人亦不以為無理」，「日本在滿洲之權利及利益，乃不容漠視之事實。倘某種解決不承認此點，或忽略日本與該地歷史上之關系，亦不能認為適當之解決」；建議東北自治，「滿洲政府之改組，應於無背於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范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以求適合於該三省之地方情形與特徵。」為了防止日本「享有經濟甚至政治管理權，」獨霸東北，《報告》還進一步提出這種自治應是在國際共管的形式下進行，「以國際合作促進中國之建設，」「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就國聯行政院提名單中，指派國籍不同之外籍人員二名，監督（一）警察（二）稅收機關。該二員……當掌有廣泛許可權，」「行政長官當就國際清理銀行董事會提出之名單中，指派一外國人為東三省中央銀行之總顧問，」「自治政府行政長官得指派相當數額之外國顧問，其中日本人應佔一重要之比例，」「……由外國教練官之協助，組織特別憲兵，為東三省境內之唯一武裝實力。」
英國以《報告》為依據，以國聯為場所，進行調停斡旋活動。中國政府表示接受《報告》，而日本則反對它，特別對《報告》中「對滿洲現實事實的否認，帝國政府（指日本政府）斷然不能接受。」〔（36）〕日本政府發言人聲稱：「該報告對日不公正處甚多，但對華不公正處則絕無。」11月21日，國聯行政院就東北問題進行辯論。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在發言中竭力為日辯護，阻撓會議通過《報告》，把日軍的侵略行為說成是為了「遠東的和平和世界的和平，」〔（37）〕要求按日本的觀點修改《報告》。中國代表顧維鈞據理辯駁，予以痛斥。會議以中日代表的論戰相始終。而出席會議的西蒙則褊袒日本，將侵略者與被侵略者混為一談，強調《報告》中指責中國的部分，聲稱中日雙方均有過錯，而中國應對危機發生負責，並表示英國反對制裁日本。「全世界新聞記者普遍認為英美在滿洲事件中屈服於日本。」〔（38）〕12月6日，國聯召開大會。會場上爭論十分激烈，導致9日休會。日本不斷揚言要退出國聯。很明顯，「日本無意使用國聯的和平機構來解決他們的困難，……他們將不忍受外界對滿洲的干涉。」〔（39）〕
英國為了打消日本退出國聯的念頭，一方面操縱國聯制定了一個妥協方案，該方案迴避了要求日本取消對偽滿洲國的承認和國聯通過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決議，在形式上贊同《報告》。對於偽滿洲國的存在則僅是含糊地表示反對。英國將這個方案提交給國聯的一個十九人委員會，英國想以此來緩和國聯里的對峙。另一方面，英國打算採取拖延的辦法，「讓事情延續到（1933年）1月底，」〔（40）〕幻想對局發生轉機。直到1933年1月4日，英國還在向日本提出一些妥協條件，以換取日本的讓步。1月12日，普拉特在一份外交部備忘錄中寫道：「我們必須等待時機。屆時，……目前不可能的中日之間的問題解決會變成可能。」〔（41）〕然而，事違所願，在國聯，由於中國和中小國家的反對，妥協方案流產。另外，1月15日，美國當選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不承認偽滿洲國。美國新表現出的對日強硬態度，對英法等歐洲列強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在日本更為猖獗，日本政府對中國實行了新的侵略擴張計劃。1月3日，日軍佔領山海關，並向熱河地區發起進攻。日軍的炮火宣告了英國的政策的失敗，粉碎了英國想通過外交途徑和輿論壓力，「把日軍送回軍營，」以解決東北問題的企圖。「面對現實」，英國政府無可奈何地認為：「與其為了使日本留下而使國聯的尊嚴和原則受到損傷，倒不如讓它退出更好一些。」〔（42）〕西蒙自我解嘲地說：「准備看到的是日本的退出，而不是國聯放棄自己的原則。」〔（43）〕2月24日，國聯大會通過決議：東北的主權屬於中國；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國聯成員國不得對偽滿洲國予以承認；要求日軍撤至滿鐵屬地……。最後，松岡洋右板著面孔發表了簡短的聲明，他說：「日本政府不得不認為日本就中日之糾紛而與國聯合作之努力已達終點。」〔（44）〕日本代表旋即退場。3月27日，日本政府「相信已無同聯盟繼續合作的餘地。」宣布退出國聯。英國等國就遠東危機所作的調停斡旋工作以失敗而告結束。同時，日本加強和擴大了在熱河地區的侵略。5月31日，日本迫使南京政府簽訂了《塘沽協定》，完成了對中國東北和熱河的侵佔。
（四）
顯而易見，由於英國在華及遠東的經濟利益豐厚，在經歷過「一·二八」事變後，便不能再聽任日本為所欲為，但又因缺乏足以與日抗衡的力量為依託，使得英國只能仍以一系列國際條約為依據，在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口號下，求助於外交手段和輿論工具，來同日本進行周旋，以防止和限制其進一步擴大侵略為首要任務。為此，英國以犧牲中國東北為代價，企圖把日本局限在東北，以減輕日本對長江以南的壓力，但在那強權勝於公理的場合里，英國這種軟弱無力的政策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遠東危機的結果「明顯是日本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勝利。」〔（45）〕
這一時期英國的政策仍同前期一樣，是以自身利益的安全與否為核心，《報告》是其主要內容的體現。對於此時英國遠東政策，特別是對《報告》，中國史學界一直持否定的態度，認為《報告》「集中反映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同日本的勾結和爭奪。」〔（46）〕對此，我認為，英國的政策應該受到批判和指責。作為帝國主義國家，英國是不尊重中國主權的，而對日本的罪行卻表現出一種漠然。當日本以退出國聯來威脅西方干涉和輿論譴責時，英國耽心的是由於日本「仍是遠東的一流國家和決定因素……。如果日本退出國聯，國聯在公眾心目中會受到損傷。」〔（47）〕在《報告》中，多處無視中國的權益和地位。但是，我們也不應忽略當時的現實，即日本完成了對東北的佔領；南京政府的抗日意志消沉，中國軍隊已撤入關內；在東北，大規模有效軍事抵抗已基本停止。因此，面對日本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中國對東北的主權及防止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成為中國的當務之急。所以，英國的政策和《報告》在客觀上，對中國具有頗為有利的積極內容。正是這些內容在法律上否定了日本侵略行為的合法性，使日本在世界輿論面前處於受指責的被動地位。為此，日本大為惱怒，宣稱日本的政策「與國聯的見解完全不同」，拂袖離國聯而去。
英國在遠東危機問題上的政策性失敗無疑是向日本表明，列強對於日本的擴張是無力加以有效阻擋的。危機結束後，日本變本加厲地在華進行侵略和滲透，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亞太地區締造的和平局面趨於瓦解。同時，國聯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小，逐漸名存實亡。另外，日本不斷膨脹的野心和肆無忌憚的行為，使英國在中國和遠東的處境日趨被動和艱難。塞西爾在1941年時寫道：遠東危機時期英國的為所欲為「……鼓舞了歐洲的侵略勢力－－首先是義大利，然後是德國－－蔑視日內瓦（即國聯）苦心建立起來的反侵略屏障，並把我們一步步帶到目前的地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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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貝利《二十世紀英國與世界事務》（M·H·Bailey,Britain and World Affairs in Twentith Century.）倫敦，1971年第54頁。
（2）羅漢·布特勒《1919－1939年英國外交文件集》（下簡稱《文件集》）（Rohan Butler,Documents on Britain Foreign Policy,1919-1939）倫敦，1960年，第2卷，第8冊，第508、511號。
（3）（7）（8）《文件集》第2卷，第8冊，第739號，538號，694號附件。
（4）《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1號。
（5）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制：西方、國聯與1931－1933年遠東危機》（C.Thorne,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The West,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倫敦，1972年，第200頁。
（6）拙文《論1931－1933年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南京大學學報》1991年增刊。
（9）（10）索恩，前揭書，第238頁。
（11）（1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238號，423號。
（12）拙文《英國與「一·二八」事件》，《江蘇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
（14）（15）（16）《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36號，678號，536號。
（17）羅傑·路易《1919－1939年英國遠東戰略》（Roger 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牛津，1971年，第200頁。
（18）索恩，前揭書，第293頁。
（19）《文件集》，第2卷，第10卷，第169號注（5）。
（20）《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293號。
（21）（2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45號注（11），第449號附件。
（22）羅傑·路易，前揭書，第200頁。
（23）（25）索恩，前揭書，第357－358頁，296頁。
（26）苔特《1933－1937年英國與東亞》（A.Tratt,Britainand East Asia,1933-1937），劍橋，1973年，第38頁。
（27）拙文《對遠東危機時期英國對日政策的若干評價的評價》，《史學月刊》，1993年第6期。
（28）《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674號注（2）。
（29）《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85號。
（30）（31）（32）《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419號，第513號，第462號。
（33）《文件集》，第2卷，第9冊，第356號注（16）。
（34）《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700號。
（35）其全名為《國際聯盟委員會關於日華糾紛的報告》。本文有關《李頓調查報告》的內容均摘自於龔古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帝國侵華文件選輯》（三聯，1958年），第138－166頁。
（36）中國檔案館《九·一八事變》中華書局，1988年，第695頁。
（37）索恩，前揭書，第336頁。
（38）伊恩·奈斯《1919－1952年英日的疏遠》（Ian Nish,Angle-Japanese Alienation,1919-1952），劍橋，1982年，第41頁。
（39）《文件集》，第2卷，第10冊，第528頁。
（40）索恩，前揭書，第360頁。
（41）《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42）索恩，前揭書，第362頁。
（43）考雷利·巴尼特《英國勢力的崩潰》（Correlli Barnetl,The Collapse of British Power）倫敦，1972年，第362－363頁。
（44）《顧維鈞回憶錄》第2分冊，中華書局，第182頁。
（45）《文件集》，第2卷，第11卷，第559號注（5）。
（46）洪育沂《1931－1939年國際關系史》三聯，1980年，第22頁。
（47）《文件集》，第2卷，第11冊，第202頁。
（48）索恩，前揭書，第8頁。
『肆』 中國`外國的科學家有哪些
中國：李四光（地質學家）、鄧稼先（你知道的）、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袁隆平（袁老對中國、世界功不可沒）侯德榜（著名科學家、化工專家、世界制鹼工業權威、中國現代化學工業主要奠基人之一，對我國化學工業，特別是純鹼工業和化肥工業的科學技術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國外：諾貝爾（諾貝爾發明了炸葯，取得了成千上萬的科研成果，成功地開辦了許多工廠，積聚了巨大的財富。在即將辭世之際，諾貝爾立下了遺囑：「請將我的財產變做基金，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那些在前一年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人。」根據他的這個遺囑，從1901年開始，具有國際性的諾貝爾創立了。 諾貝爾在遺囑中還寫道：「把獎金分為5份：一、獎給在物理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發明的人；二、獎給在化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或新改進的人；三、獎給在生理學和醫學方面有最重要發現的人；四、獎給在文學方面表現出了理想主義的傾向並有最優秀作品的人；五、獎給為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廢除使用武力與貢獻的人。」為此，諾貝爾分設了5個獎。1969年，諾貝爾獎新設了5個獎。1969年，諾貝爾新設了第6個獎----諾貝爾經濟學獎。）
居里夫人（世界著名科學家，研究放射性現象，發現鐳和釙（pō）兩種天然放射性元素，一生兩度獲諾貝爾獎（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第二次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用了好幾年在研究鐳的過程中，作為傑出科學家，居里夫人有一般科學家所沒有的社會影響。尤其因為是成功女性的先驅，她的典範激勵了很多人。）
達爾文（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曾乘貝格爾號艦作了歷時5 年的環球航行， 對動植物和地質結構等進行了大量的觀察和採集。出版《物種起源》這一劃時代的著作，提出了生物進化論學說，從而摧毀了各種唯心的神造論和物種不變論。除了生物學外，他的理論對人類學、心理學及哲學的發展都有不容忽視的影響。恩格斯將「進化論」列為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
范德華（榮譽：諾貝爾物理學獎（1910年），化學中有以他名字命名的范德華力。）
能斯特（能斯特是德國卓越的物理學家、物理化學家和化學史家。是W·奧斯特瓦爾德的學生，熱力學第三定律創始人，能斯特燈的創造者。1864年6月25日生於西普魯士的布里森，1887年畢業於維爾茨堡大學，並獲博士學位，在那裡，他認識了阿侖尼烏斯，並把他推薦給奧斯特瓦爾德當助手。第二年，他得出了電極電勢與溶液濃度的關系式，即能斯特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