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國古代絲綢在國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衣、食、住、行是人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四大要素，而絲綢作為衣料，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一方面，絲綢美化、滋潤著中國人的生活。艷麗柔美的綾羅綢緞裝飾著男女老少的服裝，裝飾著家庭中的床褥，裝飾著廳堂廟宇等公共場所，裝飾著古籍書畫等文房用品。甚至小到手帕、荷包等小件，都可以覓見絲綢的蹤影。另一方面，蠶桑絲織業是中國農村經濟特別是南方農村經濟的主要依賴，也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政及外貿收入之一，在國民經濟建設中起著很大的作用。除了與這些表面的服用價值和經濟價值密切相關外，絲綢也與中國傳統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一、 絲綢與語言文學
在已經發現的甲骨文中，以「糸」為偏旁的有100多個。許慎《說文解字》所收字中「糸」旁260個，「巾」旁75個，「衣」旁120多個，都直接或間接與絲綢紡織有關。在以「糸」為偏旁的文字中，關於紡織絲綢業的有繅、繹、經、緯、繪、織、綜、統、紀、紡、絕、繼、續、紹、紆、約、紊、辮、結、練、綉、繢、編、緝等，關於紡織纖維和紡紗搓線的有緒、緬、純、綃、綹、細、級、線、縷、繩、紉、繆、綢等，關於紡織品種類的有繒、紈、綺、縑、綈、縞、綾、縵等，關於紡織品色彩的有綠、縹、緹、紫、紅、紺、繰、緇、縟等，關於服裝飾品的有纓、紳、綬、組、紐、綸、緣、絝、絛等，其他引申義的還有紙、彝、綏等。其中關於絲綢工藝和服飾的佔主要地位，約為50%；絲綢品種其次，佔35%左右；織物色名約佔30%；其他文字約佔15%。
到南北朝時期，由紡織絲綢衍生出來的文字進一步增加。梁顧野王《玉篇》收錄與「糸」相關的七部共計400餘字。而到宋本《玉篇》中則收「糸」部計459字，「巾」部172字，「衣」部294字。至清代《康熙字典》中的「糸」部約有830字，又較宋代增加很多。這說明中國語言與絲綢的關系相當密切。
在現代漢語中，源自絲綢紡織的一些詞彙還有很多復合片語和成語，大大地豐富了我們民族的語言，增強了表達力，如「綜合」、「繼續」、「線索」、「約束」、「編輯」、「組織」、「機構」、「聯絡」、「連綿」、「經天緯地」、「錦心綉口」、「提綱挈領」、「作繭自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等。其中，「作繭自縛」原指一條家蠶吐絲結繭的過程，後多用來指自我束縛、自我封閉；「錦心綉口」、「錦綉河山」、「錦上添花」等都是用絲織物的美麗來形容其他事物的美麗；「經天緯地」取經緯相交構成整個天地之意，如今的地理學上所用的「經度」、「緯度」就來源於此；「組織」的原意是織物的經緯線交織的結構，後泛指各種人為的組合；「機構」乃是織機的結構，後泛指一切機械和組織結構；「綜合」原是指眾多的絲線穿過綜眼而被有序地集合在一起；「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為藍草染料在染色後能得到比草色更深的色彩，用於比喻後輩超過前輩；「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則是對染工整日在染缸旁被染料沾染的形象描繪，比喻人的思想易受朋友或環境的影響。
除了大量專業性的紡織科技著作，如《蠶書》、《梓人遺制》、《天工開物》等直接記述絲綢生產外，中國古代還有大量的詩詞小說等文學作品與絲綢生產有關。這些文學作品出現的基礎是封建社會中男耕女織的生產狀況。由於家庭絲織在古代社會中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女性又較易成為文人描寫的對象，因此，「女織」就成為文學家們的重要題材了。這類的實例極多。
我國最早的文學作品《詩經》中已有許多關於絲綢生產的描述。著名的《豳風?七月》中有一段描寫蠶桑絲綢生產的詩句：「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再如《小雅?采綠》則與染色染草有關：「終朝采綠，不盈一。予發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到漢魏六朝時，仍然有大量與絲綢有關的詩歌被記錄下來，如漢代《古詩?上山采蘼蕪》：「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余。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逮欽立輯校：《古詩五首》，《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一二《古詩》，中華書局1983年。再如漢樂府《陌上桑》，描寫了一個採桑女子羅敷的故事，同樣十分著名：「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逮欽立輯校：《陌上桑》，《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漢詩》卷九《樂府古辭》，中華書局1983年。此外，六朝有許多詩歌如《蠶絲歌》、《採桑度》等也是以絲綢生產為題的。
唐代是我國詩歌創作的高峰期，各種與紡織相關的詩歌更多。許多著名詩人均寫下了這類詩篇或詩句，如杜甫的《白絲行》和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的詩句等。唐代詩人中以此為題材寫得最多的是白居易、王建等人。白居易是一位現實主義詩人，多有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如《繚綾》、《紅線毯》、《重賦吟》等，專以絲綢生產為題。其中《繚綾》一首廣為傳唱：「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王建是晚唐詩人，寫了許多如《簇蠶詞》、《田家行》、《織錦曲》、《搗衣曲》等反映蠶桑絲織生產的詩。其中，《織錦曲》描寫四川織錦戶的生活：「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回花側葉與人別，唯恐秋天絲線干。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
宋代以詞著名，詞中也有不少對蠶桑景象的描繪。蘇軾《浣溪紗》就曾描寫農村的繅絲生產：「麻葉層層葉光，誰家煮繭一村香，隔籬嬌語絡絲娘。」「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繅車，牛衣古柳賣黃瓜。」辛棄疾有《鷓鴣天》雲：「陌上柔條初破芽，東鄰蠶種已生些。」又有《粉蝶兒》雲：「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綉，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下得，雨風。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縐。」均與絲綢生產有關。而宋詞中寫得最好的紡織詞要數無名氏的《九張機》，它寫活了一個織錦女子把相思之情織入圖案的故事：「一張機。採桑陌上試春衣。風晴日暖慵無力。桃花枝上，啼鶯言語，不肯放人歸。兩張機。行人立馬意遲遲。深心未忍輕吩咐，回頭一笑，花間歸去，只恐被花知。三張機。吳蠶已老燕雛飛。東風宴罷長洲苑，輕綃催趁，館娃宮女，要換舞時衣。四張機。咿啞聲里暗顰眉。回梭織朵垂蓮子。盤花易綰，愁心難整，脈脈亂如絲。五張機。橫紋織就沈郎詩。中心一句無人會。不言愁恨，不言憔悴。只恁寄相思。六張機。行行都是耍花兒。花間更有雙蝴蝶，停梭一晌，閑窗影里。獨自看多時。七張機。鴛鴦織就又遲疑。只恐被人輕裁剪，分飛兩處，一場離恨，何計再相隨。八張機。回紋知是阿誰詩。織成一片凄涼意。行行讀遍，厭厭無語，不忍更尋思。九張機。雙花雙葉又雙枝。薄情自古多離別，從頭到底。將心縈系。穿過一條絲。」
明清時期，小說盛行，小說中常見蠶桑絲綢的描寫。明代的「三言二拍」中經常能見到這類描寫，如《醒世恆言》中曾寫到江蘇盛澤鎮有一個名叫施復的手工業者，原是一家每年養幾筐蠶的小機戶，但由於他養蠶、繅絲的技術好，織出的綢質量上佳，商人們爭相增價搶購。僅僅幾年間，他就增添了三四張機子，並僱工織造。另一部明代小說《金瓶梅》則以開綢緞鋪的西門慶為主要人物，其中寫到的絲綢品名、貿易情況也十分多(圖042)。曹雪芹是江寧織造曹寅的後代，對絲綢生產和產品有著非同一般的理解，因此，其名作《紅樓夢》中亦有大量描寫絲綢紡織品之處，如鎖子錦、妝花緞、蟬翼紗、輕煙羅、繭綢、羽紗、緙絲、彈墨、洋縐、西洋布、雀金呢、哆羅呢、氆氌、倭緞等，不勝枚舉。
二、 絲綢與藝術
絲綢自古就是重要的書畫材料之一。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大量的帛書帛畫用的就是絲織品。唐宋之間，絲織品是文人繪畫的主要材料，傳世唐宋繪畫中大多數是絹本。到明清之際，絹本逐漸減少，紙本增加，但仍有不少書畫以絲綢作底，稱為絹本或綾本。約從宋代開始，絲綢還成為書畫的裝裱材料。宋元時主要使用緙絲和織錦做裱材及包首，明清時較多地用錦綾來裝裱書畫。因此，絲綢與美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周膺：《略論絲綢對中國繪畫的影響》，《絲綢史研究》1985年第2期。
在中國歷史上，絲綢與美術的關系更多地體現在絲綢生產場景作為常見題材頻繁出現在古代美術作品中。
商代青銅器上已見有蠶的紋飾，戰國時期則有許多帶採桑場面的青銅壺出土，採桑圖反映了當時採桑女勞動、歡愛、歌舞、祭祀的情景，十分生動。漢魏六朝至隋唐，絲綢生產場面經常出現在畫像石、畫像磚、壁畫、木板畫上。尤其是漢畫像石，在山東滕縣的宏道院和龍陽店、山東嘉祥縣武梁祠、山東肥城西北孝堂山郭巨祠、山東濟寧晉陽山慈雲寺、江蘇沛縣留城鎮、江蘇銅山洪樓、江蘇泗洪曹庄、四川成都曾家包等地都有紡織畫像石的發現，其主題多為曾母斷機訓子，圖中機具都為斜織機。趙豐：《漢代踏板織機的復原研究》，《文物》1996年第5期。在甘肅嘉峪關的魏晉壁畫墓中，則發現了大量關於採桑、絲絹的畫像磚。唐代則有兩幅傳世名作與絲綢生產有關，即《搗練圖》和《倦綉圖》，畫中不但反映了絲綢精練、刺綉、縫衣等過程，而且人物所穿著的服飾也反映了當時的絲綢圖案。
最為有名的反映絲綢生產過程的繪畫作品是南宋初年於潛縣令樓繪制的《耕織圖》。《耕織圖》以當時的農業和絲綢生產為題材，共設耕圖21事，織圖24事。其正本進呈宋高宗，被翰林畫院摹繪成彩色絹本，收於宮內，成為皇室成員了解蠶織生產的參考和欣賞品；副本留在家中。現傳宋元時期的《耕織圖》版本有吳皇後題注本、梁楷本、程棨本等。其中吳皇後題注本中共有浴蠶、切葉、暖種、拂烏兒、摘葉、體喂、一眠、二眠、三眠、暖蠶、大眠、忙采葉、眠起喂大葉、拾巧上山、簇、裝山、熁繭、下繭、蠶蛾出種、約繭、剝繭、稱繭、鹽繭、瓮藏、生繅、謝神供絲、絡垛、紡績、經靷、籰子、做緯、織作、挽花、下機、入箱等畫面，並繪有最早的腳踏繅絲車和提花綾機，生動而詳盡。乾隆時期，有人進元程棨本《耕織圖》，其上所繪嚴格按照宋樓次序。乾隆令人製成《耕織圖》的刻石，藏於頤和園。
明清各朝，《耕織圖》摹本紛紛問世，尤其是清代特別重視。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皇帝命宮廷畫家焦秉貞仿樓圖繪成《御制耕織圖》，並親自寫序作詩，刊發各地，勸諭農桑。後來雍正、乾隆各朝也予以效法，一時間摹刻《耕織圖》之風大盛，一些農書、方誌上也印有《耕織圖》，連許多石刻、窗戶木雕、瓷器彩繪、年畫紙幣、墨硯上都有《耕織圖》。《耕織圖》的盛行，還導致相同類型《棉花圖》的誕生。
絲綢與其他裝飾藝術的關系也很密切。絲綢曾是室內裝飾的牆布，因此在建築圖案中經常模仿絲綢的紋樣。青銅器、陶瓷、漆器、金銀器等裝飾紋樣也都曾跟隨絲綢裝飾之風，或與絲綢風格互相影響，體現著共同的時代特徵。例如，從青銅時代中期開始，各種禮器上出現的動物紋樣的周邊和間隙之處填滿了各種小幾何紋，如回紋、雷紋等，可能正是由於幾何紋暗花織物上加以動物為主題刺綉的影響所致。宋元之後的設計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錦地開光圖案，以小幾何形的瑣紋如曲水紋、鎖甲紋、球路紋等作地，上布帶環的窠狀紋樣作主題，無疑也是來源於絲綢圖案設計，並大量出現在瓷器、金屬器、漆器及建築等幾乎所有的藝術中和生活用品上。
絲綢與藝術的關系還可以在音樂領域中找到。據史載，野蠶絲一直被用於製作琴弦，由此看來，作為中國器樂主要形式之一的弦樂也離不開絲綢，中國古代的器樂也因此被稱為「絲竹」。
三、 絲綢與宗教禮儀
古代中國是一個有著嚴格禮儀制度的國家。在古代社會中，絲織品本身就是高貴與身份的標志，而棉麻織品則是普通人的服用品。
「天子」的服飾無疑是最高等級的。《尚書?益稷》中已見對早期冕服十二章的記載：「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綉；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據後代的解釋，這十二章的含義是：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光明之意；龍，能變化而取其神之意；山，取其能雲雨或鎮重之意；華蟲，雉屬，取其有文章之德；宗彝，謂宗廟之尊，上有虎、蜼之形，取其勇猛智慧之意；藻，水草有文，或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作金斧形，取其能割斷之意；黻，兩己相背形，取臣民有背惡向善之意。周錫保：《中國服裝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15頁。十二章可以根據等級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數量。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定天子用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周錫保：《中國服裝史》，中國戲劇出版社1984年，第18頁。早期的十二章紋飾並無圖像傳世，現在可以見到最早的十二章紋是在山西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中的漆畫屏風中的帝王人像以及甘肅敦煌壁畫上描繪的皇帝圖像，但不全。真正帶有十二章的實物是北京定陵出土的明神宗的緙絲袞服。
龍紋也是皇帝服飾中的專用圖案題材。從史料記載和考古出土實物來看，龍紋最遲於遼代已用於皇帝服飾。到元代，五爪大龍被專用於皇帝服飾，而較小的三爪龍仍然可以用於一般場合。從明代起，則有五爪龍和四爪蟒的分別，還有與龍十分相似的飛魚、鬥牛，除五爪龍之外，蟒、飛魚和鬥牛都用於賜服。
除圖案外，色彩也是分辨等級的重要因素。史載秦時祭服尚黑，西漢尚黃，東漢則尚赤。但漢代又根據時令為服色之別，《後漢書?與服志》載： 五時色朝服為春青、夏朱、季夏黃、秋白、冬黑。紫色一般為貴者宴居之服，而綠色則為民所常服。唐代高祖時天子用赤黃袍衫，遂禁臣民服用赤黃之色，並規定三品以上服紫色大科綢綾及羅；五品以上服硃色小科綢綾及羅；六品以上服黃絲布、雜小綾、交梭、雙。太宗時命七品服綠色，龜甲雙巨十花綾，九品服青絲布及雜小綾。《舊唐書》卷四五《輿服志》。 大抵紫、緋、綠、青四色可定官品之高卑，即始於隋唐。宋代官服色彩等級與唐相同，但時服中有織錦圖案的區分。第一等用天下樂暈錦，第二等用簇四盤雕細錦，第三等用黃獅子大錦，第四等用翠毛細錦，第五等用紅錦，其餘將校則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和寶照中錦七等。
明清文武百官更多用補子表示品級。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常服花樣品級如下：「公、侯、駙馬、伯服，綉麒麟、白澤。文官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八品黃鸝，九品鵪鶉；雜職練鵲；風憲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明史》卷六七《輿服志三》。清代補子有圓、方之分，圓補主要為龍、蟒之類，用於王公貴族；方補用於百官。其中，文官：一品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鷳，六品鷺鷥，七品，八品鵪鶉，九品練雀；武官：一品麒麟，二品獅，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馬。
除官服需要用絲織品的花色來區別等級、確定禮儀之外，農、工、商、釋、道、儒亦都有自己特定的服飾。
絲綢還大量地用於宗教場合。無論是佛教的寺廟，還是道教的觀宇，總是布滿了色彩絢麗的絲綢。《洛陽伽藍記》載，宋雲、惠生使西域時見絲綢之路沿途的佛教場院總是「懸彩幡蓋，亦有萬計」。這類絲綢幡蓋中有佛像的幢幡，在當時被稱為「綉像」。這類綉像在藏傳佛教中被稱為「唐卡」，直到今天，大量的唐卡仍然保存在西藏、青海的藏傳佛教寺廟中。
四、 絲綢與風俗
我國悠久的絲綢歷史對民俗風情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唐代王建的《簇蠶詞》中，我們已經可以見到部分內容：「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曬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來為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願繭稠，女灑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衣上著。」而明清時期著名蠶鄉杭嘉湖一帶的習俗則更加豐富多彩。
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人們把豐收的期望寄託於神靈的保佑，因此進行各種祭祀活動。據史書記載，從3000多年前的周代開始，朝廷的統治者對祭祀蠶神活動就很重視。歷朝歷代，皇宮內都設有先蠶壇，供皇後親蠶時祭祀用，每當養蠶之前，須殺一頭牛祭祀蠶神嫘祖，祭祀儀式十分隆重。民間也是如此，蠶神的崇拜是蠶鄉風俗中最重要的活動。除祭祀嫘祖外，各地根據當地的風俗祭祀所崇拜的蠶神，有祭祀「蠶母」、「蠶花娘娘」者，有祭祀「蠶三姑」者，也有祭祀「蠶花五聖」、「青衣神」等蠶神者。民間供奉蠶神的場所也不完全相同，有的建有專門的蠶神廟、蠶王殿，有的在佛寺的偏殿或所供奉的菩薩旁塑個蠶神像，有的蠶農家在牆上砌有神龕供奉印有蠶神像的「神碼」。
養蠶一般在清明前後開始，浙江湖州地區有軋蠶花、劃龍船之盛會，其實是養蠶之前的精神調節和准備蠶具。養蠶之前要祛蠶祟，即用各種神像、畫符或其他法術驅趕一切有害於蠶的鬼邪、病毒、蟲害，同時也是一種衛生防疫措施。養蠶時蠶室門口用紅紙書「育月知禮」或「育蠶」等字，告知互不往來，稱為「蠶關門」。蠶過三眠，俗稱「出火」，此時蠶繭收成已成定局，蠶農家家做一種米粉小湯團，稱為「繭圓」，以祀蠶神。蠶兒上山結繭時，蠶農可以開門走動，稱「蠶開門」，並且各親戚間還以豬蹄、魚鮮、花果、糕點等食品互相贈送並探詢養蠶收成，俗稱「望蠶訊」。端午、小滿前後，蠶農往往要舉行一些慶祝活動，如湖州稱「謝蠶花」，德清謂「吃蠶花飯」，盛澤則有小滿戲，請來戲班公演。
養蠶時禁忌甚多。金代《務本新書》載蠶之雜忌有：「忌食濕葉，忌食熱葉。蠶初生時，忌屋內掃塵。忌煎魚肉。不得將煙火紙捻於蠶房內吹滅。忌側近舂搗。忌敲擊門、窗、槌、箔及有聲之物。忌蠶屋內哭泣、叫喚。忌穢語淫辭。夜間無令燈火光忽射蠶屋窗孔。未滿月產婦，不宜作蠶母。蠶母不得頻換顏色衣服，洗手長(常)要潔凈。忌帶酒人切桑飼蠶及抬解、布蠶。蠶生至老，大忌煙熏。不得放刀於灶上、箔上。灶前忌熱湯撥灰。忌產婦、孝子入家。忌燒皮、毛、亂發。忌酒、醋、五辛、羶、腥、麝香等物。」文中所禁多合科學道理，現在蠶鄉也有此類禁忌。嘉湖一帶還有許多語言禁忌，如忌「亮」字，忌說「醬」，因亮蠶、僵(與「醬」同音)蠶是蠶病，等等。
絲綢生產的相關行業也有著自己的生產習俗，祭祀著各行各業的發明神。比如，絲織業的祖神是黃帝軒轅氏，在蘇州城裡還有一座軒轅宮，正是蘇州絲織業祭祀的祖師神。染業的祖師是晉代葛洪，杭州景區葛嶺上抱朴道院邊出土了葛翁染業的石碑，杭州染坊工人每年都會到這里進行祭拜。刺綉業的祖師神則是上海露香園顧氏，雖然年代較晚，但也為蘇綉工人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