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脫亞入歐
福澤諭吉：脫亞論
以下是福澤諭吉對脫亞入歐的解釋，作為一個中國人，裡面提到的侮辱性詞，該生氣就得生氣
隨著世界交通的手段便利起來，西洋文明之風逐日東漸。其所到之處，就連青草和空氣也被此風所披靡。大致說來，雖說古代和今天的西洋人沒有多大不同，但他們的舉動在古代較為遲鈍，而今天變得活躍起來，無非是利用交通這個利器的緣故。對於東方國家的當務之急來說，此文明的東漸之勢十分強勁，如果下定決心來阻止它的話，這樣做倒也不是不行，但觀察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發現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莫不如與時俱進，共同在文明之海中浮沉，共同掀起文明的波浪，共同品嘗文明的苦樂，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文明就像麻疹的流行一樣。眼下東京的麻疹最初是從西部的長崎地方向東傳播，並隨著春暖的氣候逐漸蔓延開來。此時即便是痛恨該流行病的危害，想要防禦它的話，又有可行的手段嗎？我確信沒有這樣的手段。純粹有害的流行病，其勢力的激烈程度尚且如此，更不要說利害相伴、或利益往往更多的文明了。當前不但不應阻止文明，反而應盡力幫助文明的蔓延，讓國民盡快沐浴文明的風氣，這才是智者之所為。
西洋近代文明進入我日本以嘉永年間的開國為開端，雖然國民漸漸明白應該採用西洋文明，氣氛也逐漸活躍起來，但在通往進步的大道上，卻橫卧著一個守舊衰老的政府（這里的政府指德川幕府――譯者注）。應該如何是好呢？保存政府的話，文明是絕對進不來的，因為近代文明與日本的陳規舊套勢不兩立。而要擺脫陳規舊套的話，政府也同時不得不廢滅。如果試圖阻止文明的入侵，日本國的獨立也不能保證，因為世界文明的喧鬧，不允許一個東洋孤島在此獨睡。
對此，我們日本的有識之士，基於「國家為重」、「政府為輕」的大義，又幸運地依靠帝室的神聖尊嚴（這里的帝室指天皇――譯者注），斷然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國內無論朝野，一切都採用西洋近代文明，不僅要脫去日本的陳規舊習，而且還要在整個亞細亞洲中開創出一個新的格局。其關鍵所在，唯「脫亞」二字。
雖然我日本之國位於亞細亞東部，但國民的精神已經開始脫離亞細亞的頑固守舊，向西洋文明轉移。然而不幸的是在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這里的支那指中國――譯者注），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自古以來受亞細亞式的政教風俗所熏陶，這與我日本國並無不同。也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也許是盡管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之中，但在遺傳教育方面卻有不盡相同之處。日、支、韓三國相對而言，與日本相比，支國與韓國的相似之處更為接近。這兩個國家一樣，不管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思改進之道。
在當今交通至便的世界中，對文明的事物不見不聞是不可能的。但僅僅耳目的見聞還不足以打動人心，因為留戀陳規舊習之情是千古不變之理。如果在文明日新月異的交鋒場上論及教育之事，就要談到儒教主義。學校的教旨號稱「仁義禮智」，只不過是徹頭徹尾的虛飾外表的東西。實際上豈止是沒有真理原則的知識和見識，宛如一個連道德都到了毫無廉恥的地步，卻還傲然不知自省的人。
以我來看，這兩個國家在今日文明東漸的風潮之際，連它們自己的獨立都維持不了。當然如果出現下述的情況的話，又另當別論。這就是：這兩個國家出現有識志士，首先帶頭推進國事的進步，就像我國的維新一樣，對其政府實行重大改革，籌劃舉國大計，率先進行政治變革，同時使人心煥然一新。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那麼毫無疑問，從現在開始不出數年他們將會亡國，其國土將被世界文明諸國所分割。
在遭遇如同麻疹那樣流行的文明開化時，支、韓兩國違背傳染的天然規律，為了躲避傳染，硬是把自己關閉在一個房間里，閉塞空氣的流通。雖說經常用「唇齒相依」來比喻鄰國間的相互幫助，但現在的支那、朝鮮對於我日本卻沒有絲毫的幫助。不僅如此，以西洋文明人的眼光來看，由於三國地理相接，常常把這三國同樣看待。因此對支、韓的批評，也就等價於對我日本的批評。
假如支那、朝鮮政府的陳舊專制體制無法律可依，西洋人就懷疑日本也是無法律的國家；假如支那、朝鮮的知識人自我沉溺不知科學為何物，西洋人就認為日本也是陰陽五行的國家；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恥，日本人的俠義就會因此被掩蓋；假如朝鮮國對人使用酷刑，日本人就會被推測也是同樣的沒有人性。如此事例，不勝枚舉。
打個比方，屋院相鄰的村莊內的一群人，在他們出現無法無天的愚行而且殘酷無情的時候，即使這個村莊里偶爾有一家人注意品行的端正，也會被他人的醜行所淹沒。和這個例子一樣，支、韓兩國的影響已成為既成的事實，間接地對我外交產生了障礙，這樣的事情實際上並不少，可以說這是我日本國的一大不幸。
既然如此，作為當今之策，我國不應猶豫，與其坐等鄰國的開明，共同振興亞洲，不如脫離其行列，而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的方法，也不必因其為鄰國而特別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對他們的態度方式對付即可。與壞朋友親近的人也難免近墨者黑，我們要從內心謝絕亞細亞東方的壞朋友。
⑵ 只那是什麼意思
日本辭書《廣辭苑》解，「支那」，「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源於『秦』的轉訛），初出現於印度佛典」。在日本，「從江戶時代（公元1603—1867年）中期以後曾使用過。」到19世紀中期之前，日本人用「支那」指稱中國與「唐國」、「清國」等無意義上的差別，沒有特別的政治含意。
日本社會開始用「支那」蔑稱中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失敗，1895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近代中國的恥辱推向極點。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先是震驚，繼而因勝利而陶醉，上街遊行，狂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逐漸由中性詞演變為貶義詞。
1930年，當時的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並由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決議說，「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鑒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系，故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從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和口語，仍把中國蔑稱為「支那」，侵華日軍被稱為「支那派遣軍」，中國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戰結束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代表團到東京，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務省，從此以後不許再用 「支那」這個名稱。同年6月6日，日本外務次官向各報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專院校校長，先後發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稱的正式文件，文件寫道：「查支那之稱呼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日本還有人以孫中山過去曾用過「支那」稱呼為自己辯解。孫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數場合的確使用過「支那」一詞，原因之一是當時正處於「支那」向貶義詞演變的初期。
但從1905年後，「支那」的貶義逐漸濃厚，從此，孫中山就不再用「支那」一詞，而是用「中國」。另一個原因是，孫中山作為革命者，他認為「支那」等同於清王朝，而「中國」則是他進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建立前稱「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後改稱「中國」。
* 支那 拼寫形式有 Cina China Sina (日人支那シナ即為sina直譯)
本身只是純音譯
⑶ china 的這個稱呼的來歷
歐洲一些國家稱中國為「China」、「Chine」是源於
「秦」（Chin）。英文「瓷器」（china）一詞則是由
「China」一詞派生來的，而不是「China」是從「c
hina」派生的。說Chinese是「瓷人」完全是無中生
有，挑撥離間。隨便問問你身邊的美國人或英國人就會得出答案。
Chinese硬譯是「秦人」。就像早先的華人自稱「唐人」，
絕不會有人說這其實是蔑稱「糖人」。歐洲從羅馬帝國時就知道
中國，那時中國是「大秦」。俄國知道中國比較晚，那時已經是
北宋。但和他們更臨近的是遼。所以他們稱中國「契丹」。把自
己稱作「瓷人」的中國人是自取其辱，把中國人稱作「瓷人」的
外國人是別有用心。問問任何一個說英語的人就知道，「瓷人」
在英語里叫「china dolls」。真正罵人的話是「C
hina－man」。聽見別人這么稱你再抗議不遲。至於稱我
們「秦人」，雖然使巫婆、任丁他們顯得更「正宗」，但沒什麼
不好。秦帝國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皇朝，當時世
界上最強盛國家。如果歐洲也是和俄國人一樣到了北宋才知道有
個中國，管咱們叫「宋人」，那才真叫人氣得肝兒疼。
至於字尾，加州人、德州人這些「外來戶」倒是「an」結尾了，
也不知為什麼當年參與美利堅立國的「Marylander」、
「New Yorker」、「New Englander」
就楞把好名都留給他們了。就連當年最被歧視非洲人，也得了「
African」的好名字，實在是顛倒了耶！
詞語作為表達思想的載體，常常被打上時代的烙印、留有
歷史變遷的痕跡，「支那」一詞的稱呼也是一樣。據考證，「
支那」原是「Cina」〔d�in�〕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古代中
國的稱呼，最早出現在梵文佛經中。梵文Cina進入不同的語言
中，其讀音變化不大，譯音是「China」、「支那」、「脂那」、
「至那」或「震旦」。根據對Cina的來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
含意也不相同。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有四種：1．認為Cina在梵
文中表示中國「絲」。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臘人，都用
中國絲（梵文Cina）指稱中國；2．認為Cina是秦國的「秦」的
梵文譯音，Cina的梵文含義是「秦國」，是古代印度人對秦漢
時期的中國的稱呼；3．認為Cina在梵文中有「偏僻遙遠」的意
思；4．認為Cina指羌族。
梵文Cina在印度出現後，向西方傳播，經由中亞到歐洲，
進入英語，逐步演變為今天英語中的「China」。羅馬傳教士衛
匡國在1655年最早提出China是秦國的「秦」的譯音。在China
一詞出現前，歐洲對中國的稱呼基本上都來自Cina〔d�in�〕
的讀音，只是根據不同的語言稍有差異。梵文Cina向東方傳播，
進入中國和日本，譯音為「支那」、「脂那」、「震旦」等。
梵文Cina進入古代中國後，古代一般把梵文Cina音譯為「震旦
」，但Cina（震旦）是外國人（最初是印度人）對古代中國的
稱呼，中國人一般不這樣使用。
作為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與中國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
人使用漢字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受以唐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影響極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隨著中國王朝的更迭，對中國的稱
呼主要有「唐國」、「大宋」、「大明」、「清國」等。
Cina進入日本後，大多數音譯為「支那」。日本辭書《廣
辭苑》解，「支那」，「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源於『秦』的
轉訛），初出現於印度佛典」。在日本，「從江戶時代（公元
1603—1867年）中期以後曾使用過。」到19世紀中期之前，日
本人用「支那」指稱中國與「唐國」、「清國」等無意義上的
差別，沒有特別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在1888年
印刷的日軍必讀的《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用「支那」指稱中
國，並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中國人，但「支那」一詞尚未直接與
對中國的歧視聯系在一起。
日本社會開始用「支那」蔑稱中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清
政府失敗，1895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
關條約，把近代中國的恥辱推向極點。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
為「上國」的日本人先是震驚，繼而因勝利而陶醉，上街遊行，
狂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一詞在日
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逐漸由中性詞演變為貶義詞。甚至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
前的荷蘭字典中，對「支那」的解釋是：「支那，即愚蠢的中
國人，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對「支那」的
解釋也大同小異。
日本等外國用「支那」蔑稱中國，在海外的華僑中引起強
烈反感。有些留學生和華僑投書日本報紙，要求日本人不要再
用「支那」一詞，改用「中國」，並引起了一場關於中國國號
稱謂的爭論。1908年，印尼華僑曾向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當局
提出抗議，反對「支那」的侮辱性稱呼。在中日簽訂二十一條、
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國內爆發了更為強烈的抗議「支
那」蔑稱的運動。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不要把中國稱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絕。到1930年，
當時的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並由當時的中
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決議說，「中國政府中央政
治會議鑒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
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
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系，故
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
寫NationalRepubicof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
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從1930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
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和口語，仍把中國蔑稱為「支
那」，侵華日軍被稱為「支那派遣軍」，中國人被叫成「支那
人」。直到二戰結束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代表團到東京，
1946年6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務省，從此以後不
許再用「支那」這個名稱。同年6月6日，日本外務次官向各報
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7月3日向各大專院校校長，先後發
出避免使用「支那」名稱的正式文件，文件寫道：「查支那之
稱呼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鑒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
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
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二戰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支那」逐漸變成死詞，
不再使用。但日本社會上，至今仍有極少數右翼分子仍故意稱
中國為「支那」；極個別人把面條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
的一些地圖上把中國東海叫成「東支那海」（只不過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寫），廣大僑胞對此極為反感。有位在東
京開飯館的僑胞為要求取消「支那」稱呼，數十年如一日不懈
抗爭，他在餐館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憤寫下敬白：「……如果
有人把中國叫『支那』，將使我們回憶起日本侵略中國，侮辱
中國人的那段歷史……」有人憤怒地質問說：把中國叫成「支
那」，如同過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JAP」，東方人把日本稱呼
「倭」，為什麼不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
日本還有人以孫中山過去曾用過「支那」稱呼為自己辯解。
孫中山在1899年、1903年等少數場合的確使用過「支那」一詞，
原因之一是當時正處於「支那」向貶義詞演變的初期。但從19
05年後，「支那」的貶義逐漸濃厚，從此，孫中山就不再用「
支那」一詞，而是用「中國」。另一個原因是，孫中山作為革
命者，他認為「支那」等同於清王朝，而「中國」則是他進行
革命所要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建立前稱「支那」指清
王朝，辛亥革命後改稱「中國」。
「中國」一詞最早出現在《詩經》中，指京師、京都；後
來指漢族、華夏族居住地，當時中原漢族以外稱為「四夷」，
「東方一隅為中國，余皆夷狄」。漢族、華夏族居中，稱「中
國」，即中央之國，是地理概念。大約到19世紀中葉，「中國
」一詞才作為國家概念出現，辛亥革命才正式把中國作為國號
固定下來，1911年10月11日，革命軍在咨議局議定13條重要方
針，其中第二條即為：「稱中國為中華民國。」1949年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庄嚴宣告：「中國人
民從此站起來了！」從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新中國的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