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找中國話劇的發展史
關於現代話劇的發展簡況
1．文明新戲時期
話劇是一種西方的戲劇形式，19世紀末由在上海的西方僑民引入中國。1907年中國留日學生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組織的春柳社被看作是最早的話劇團體。他們演出的這種不同於傳統戲曲，而主要適應於現代文明需要的西方戲劇形式，被稱為"文明新戲"或"文明戲"。1910年由任天知發起，有汪仲賢、歐陽予倩、陳大悲參加的進化社是我國第一個職業性的新劇團體，他們以"知天派新劇"為旗號，創造了中國現代話劇早期的創作與演出模式：強調現場的宣傳作用，強調演員的即興表演（採用"幕表制"，即不用劇本，只用演出提綱）。這種具有"街頭劇"特點的"廣場戲劇"隨著辛亥革命的失敗而衰落。1914年，現代話劇又出現了一個以現代大都市上海為中心、以職業化與商業化為特色的"甲寅中興"，其中，以鄭正秋導演的《惡家庭》為代表的家庭劇風行一時，並創造了文明新戲的最高票房紀錄。也正是由於文明新戲的商業化傾向，過於遷就小市民的欣賞趣味，以及藝術上的粗糙和演員的墮落，終於失去了觀眾。
2．愛美劇時期
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特別是1917年的文學革命開始後，新文學作家和理論家們一面更加猛烈地批判傳統舊戲，一面竭力提倡西洋新戲。1920年秋，原著名的文明戲演員汪仲賢在上海主持演出的蕭伯納的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意外失敗後，1921年，著名的文明戲演員汪仲賢在上海主持演出蕭伯納的名劇《華倫夫人之職業》意外失敗後，與沈雁冰、陳大悲、歐陽予倩、熊佛西等發起成立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話劇團體"民眾戲劇社"，同時出版了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專門的戲劇刊物《戲劇》月刊。為避免重蹈文明新戲職業化與商業化的覆轍，他們大力提倡非營業性質的愛美劇（愛美，即Amateur的譯音，意為"業余的"、"非職業的"）。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天津南開學校、北京清華學校為代表的學生業余演劇活動形成了一個高潮。 3．小劇場運動時期
小劇場運動起源於19世紀末的法國"自由劇場"的藝術實驗活動，後風行於歐美與日本，是現實主義與自然主義戲劇取代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戲劇，從而占據劇壇主導地位的一次戲劇革新運動。中國的小劇場運動以愛美劇的形式進行藝術實驗，建立起不同於文明新戲的話劇體制，其核心是以"導演制"取代"明星制"。小劇場運動劇本創作的重視，培養了田漢、丁西林等著名的劇作家。胡適模仿易卜生的《娜拉》創作的《終身大事》是現代話劇最早的創作劇本。創造社的郭沫若和田漢都是當時最有影響的以"詩人寫劇"而著稱的劇作家。與當時現代話劇多以悲劇和多幕劇為主的情況不同，丁西林則創作出了在藝術上十分成熟的獨幕喜劇。小劇場運動以愛美劇形式進行過各種藝術實驗，建立了不同於文明新戲的話劇體制，其核心是以"導演制"取代"明星制"。
4．左翼戲劇運動時期
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激發起了1928年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興起。1929年秋，上海藝術劇社成立，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無產階級戲劇"（或稱"新興戲劇"、"普羅戲劇"）的口號，1930年8月，又聯合辛酉、南國等劇社成立了上海劇團聯合會，後改為中國左翼劇團聯盟、中國左翼劇作家聯盟，成為30年代最為有名的"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力量，他們掀起的左翼戲劇運動，也成為30年代最有聲勢的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左翼戲劇運動以提倡"戲劇的大眾化"為特色，在各個領域向著"廣場戲劇"的方向發展，在工廠建立有工人劇團（藍衣劇團），在農村有熊佛西以"露天劇場"的形式實驗的"農民戲劇"，在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中建立有八一劇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又有"國防戲劇"的提倡。這時期成就最大的劇作家是《回春之曲》和《農村三部曲》（《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和作者田漢和洪深。
5．劇場戲劇時期
劇場戲劇（即"大劇場"演出）以職業化和營業性為特點，是中國話劇從業余走向專業的標志，也是中國話劇從幼稚期走向成熟期的標志。其必備條件有二，一是必須是一種藝術，二是必須有票房號召力。而成功的關鍵則在於劇本的創作。人們認識到這一點，是從1929年開始的，但真正得以實現則是在1934年曹禺的處女作《雷雨》面世之後，這就是《雷雨》對現代話劇的特殊貢獻：達到了文學性與舞台性、藝術性與欣賞性的高度統一。劇場戲劇的重要作家除曹禺外，還有夏衍、李健吾等。
6．廣場戲劇時期
1937年抗戰爆發後，中國話劇再次向"廣場戲劇"傾斜，並出現了三次高潮。
一是抗戰初期，組織救亡演劇隊（抗敵演劇隊）分赴各地成為當時戲劇演出的主要形式，其演出形式主要有街頭劇、廣場劇、活報劇、茶館劇、遊行劇、諧劇等多種樣式，其中，被稱為"好一計鞭子"的《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後一計》最為有名。
二是抗戰中期，以延安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即"解放區"），以秧歌劇和民族新歌劇以形式的廣場戲劇最為活躍，其中，秧歌劇的代表有《兄妹開荒》、《夫妻識字》等，民族新歌劇的代表則是《白毛女》以及《赤葉河》、《劉胡蘭》等。
三是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反內戰、反飢餓的全國性學生運動熱潮的高漲，具有極強的政治的廣場活報劇成為當時戲劇的主要形式。這時期，職業劇作家創作的作品，陳白塵的《陞官圖》、吳祖光的《捉鬼傳》、宋之的的《群猴》、瞿白音的《南下列車》等，都具有廣場戲劇的特點，也是學生劇團經常演出的劇目。
7．劇場戲劇再興時期
在廣場戲劇不斷掀起高潮的同時，在大後方（以及淪陷區）劇場戲劇在大中城市也繼續得到繁榮，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歷史劇的創作繁榮，主要代表有郭沫若的戰國史劇、陽翰笙的太平天國史劇、阿英的南明史劇等。二是知識分子題材創作的繁榮，主要代表有夏衍的《法西斯細菌》、《天涯芳草》，以及宋之的的《祖國在召喚》、陳白塵的《歲寒圖》、袁俊（張駿祥）的《萬世師表》、於伶的《長夜行》、吳祖光的《風雪夜歸人》、田漢的《麗人行》等。三是諷刺作品的繁榮，主要代表有陳白塵的《結婚進行曲》、《陞官圖》，以及老舍的《殘霧》、丁西林的《三塊錢國幣》、《妙峰山》、袁俊的《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山城故事》等。此外，淪陷區以《秋海棠》為代表的"市民化"戲劇創作和演出也呈現出畸形的繁榮態勢，正好與後來解放區戲劇的"農民化"形成了鮮明的兩極化傾向。
三、曹禺的話劇創作
《雷雨》廣泛地吸收了西方戲劇的優點，明顯受到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和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等西方戲劇觀念和創作方法的影響，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功地表現了20年代中國帶有濃厚封建性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中各種人物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成為中國現代第一出真正的悲劇，從而使話劇這種外來的藝術形式完全中國化，成為我國新文學中一種獨特的藝術樣式。
易卜生戲劇"社會悲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周朴園形象的塑造和作品的主題思想方面。
周朴園是《雷雨》的主人公，是劇中各種悲劇的根源。作品以他為中心，安排了兩條主要的線索：一是他與妻子蘩漪的沖突，以表現家庭內部的矛盾；一是他與礦工魯大海的沖突，以表現他與工人的對立，這兩條線索又通過侍萍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構成了尖銳復雜的戲劇沖突。周朴園是一個狠毒兇殘的資本家，作者通過魯大海之口，揭露了他血淋淋的發跡史：從前在哈爾濱包修江橋時，他故意讓江堤出險，淹死了兩千多個工人，進而將每個工人的撫恤金中扣去300塊錢。只要能弄錢，他什麼都做得出來。
周朴園更是一個專製冷酷的封建家長，在家中，他的話就是法律，為了貫徹他的意志，不惜犧牲任何人的幸福。他與蘩漪的關系，表面上是一種夫妻關系，實際上卻完全是一種主僕關系，他需要蘩漪做的，只是為孩子們樹立一個"服從的榜樣"。在"第一幕"他強迫蘩漪喝葯的一場戲中，蘩漪拒絕了他的要求，他先是讓小兒子周沖端著葯去勸，看著周沖含淚的眼睛，蘩漪只好退而求其次，請求留到晚上再喝。可他仍不肯讓步，又命令大兒子周萍去勸，並且要跪著勸，直到蘩漪認輸方才罷手。在他的眼中，根本沒有蘩漪獨立的人格和起碼的尊嚴，他關心的也不是妻子的健康，而只是自己的意志。
周朴園與前妻侍萍的關系，更充分暴露了他偽善的本質，年輕時他誘騙了侍萍，當他以為侍萍已經投河自盡後，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紀念自己一生中僅有的一次真愛，不僅將自己兒子的取名為"周萍"，保留了侍萍生周萍時的房間模樣，甚至喜歡關窗的習慣，而且還一直把侍萍當作"正式嫁過周家的人看"，要為她修一座墓。但是，當他日思暮想的侍萍以女傭母親的身份出現在他面前時，竟馬上翻臉不認人。
但曹禺並沒有把周朴園作為一個階級的典型，而是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來塑造的。他對蘩漪的冷酷，是因為他始終無法得到她的愛；他與魯大海的沖突，則是當時社會上日益激烈的勞資矛盾的反映；而對侍萍的翻臉，則因為他不敢正視自己心愛的姑娘重又嫁人生子的現實，最後，當侍萍再次出現在周家的客廳時，他懷著懺悔的心情，命令周萍前來與自己的生母相認。雖然作者在創作之初，"並沒有顯明地意識著我要匡正、諷刺或攻擊些什麼"，但是，"寫到末了，隱隱彷彿有一種情感的洶涌的流來推動我，我在發泄著被壓抑的憤懣，毀謗著中國的家庭和社會"（曹禺：《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88年）。而從人的角度去感受生活，對生活進行藝術概括，這正是易卜生的戲劇觀。
莎士比亞戲劇"性格悲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蘩漪形象的塑造上。
蘩漪"是一個受過一點新的教育的舊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明慧，--她對詩文的愛好，但也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熱情和力量在她心裡翻騰著。"曹禺在劇本的"舞台提示"中這樣寫道，"她的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蠻勁'，使她能夠忽然做出不顧一切的決定。她愛起人像一團火那樣熱烈；恨起人來也會像一團火，把人燒毀。"她是周朴園的續弦，如果算上侍萍，她實際上是周朴園的第三個妻子。
蘩漪來到周家18年，不但沒有得到丈夫平等的愛，反而在精神上受到長期的摧殘。她知道丈夫年輕時的荒唐事，知道周萍是丈夫與女傭的女兒生的"私生子"，也眼睜睜地看著丈夫為紀念這個兒子的生母所保留的房間。而丈夫對她，則僅僅是看作一個兒子們的榜樣。這種壓抑的家庭環境和不平等的待遇，使她產生了強烈的反抗心理。她懷著對愛情和自由的嚮往，懷著對周家的報復，瘋狂地纏著大少爺周萍。而當她發現周萍喜新厭舊，想擺脫她轉而去追求四鳳時，她更不惜追到魯家，在魯大海將要發現周萍的關鍵時刻，關上窗戶，斷了周萍的後路，把他暴露在魯大海面前，想借魯大海的手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最後，終於導致了四鳳觸電身亡，周萍也開槍自殺。
蘩漪形象的成功，主要就在於作者深刻地表現了她矛盾復雜的"雷雨式"的性格。她對周朴園表面上是屈從的，但內心裡卻充滿了仇恨和反抗。她追求周萍，不惜陷入"母親不低頻母親，情婦不像情婦"的可悲境地，這與其說是愛的爆發，不如說是恨的宣洩。蘩漪是作者認為"值得贊美"的人物，所以在創作中，作者著力描寫了她因"環境的窒息"而做出的一次"困獸的搏鬥"，以及在這一過程中生命里所交織的"最殘酷的愛和最不忍的恨"（曹禺：《雷雨·序》）。
古希臘戲劇"命運悲劇"的影響，則主要表現在侍萍形象的塑造上。
侍萍是無錫周公館女傭梅媽的女兒，被周家大少爺周朴園誘騙，與他生了兩個兒子--周萍和魯大海。30年前的一個除夕，她生下第二個兒子才三天，周朴園為了娶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姐，趕走了侍萍。那天晚上，侍萍帶著剛出生的兒子跳了河，人們都有以為她死了，但她被人救起，並且又嫁了兩次人，還生了個女兒，就是現在的魯四鳳。
這個性格剛強而受盡侮辱和迫害的女人，一直在努力擺脫命運的安排，由於她自己的母親是傭人，自己才如此命苦，被人玩弄又被人拋棄，因此，她一直不準自己的女兒再蹈自己的覆轍，沒想到丈夫魯貴又把女兒送進了公館做使女。為了把女兒找回來，沒想到自己又踏進了周家的大門。命運更作弄的人是，她的女兒又同樣地與公館里的大少爺不清不白，而這位大少爺竟是周萍--四鳳同母異父的哥哥。由於作者在當時從來就沒有看見過像侍萍這樣的"下人"有何出路，他的所見所聞全是無論怎樣掙扎也不能改變自己境遇的人，因此，也就只能用"命運悲劇"來替他們作解釋了。
受西方古典主義戲劇觀的影響，《雷雨》在結構上十分講究，四幕戲的時間集中在一天之內（從上午到深夜），地點也集中在周魯兩家的范圍內，出場的八個主要人物全都有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因此，作者自己也意識它有些"太像戲"了，技巧上也運用得太過分。此外，作者還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現代悲劇觀的影響，在渲染悲憫的宗教思想和神秘的命運色彩的同時，又強調距離的審美效果。在初版本中，特別設計了相同場景的"序幕"和"尾聲"，讓人們早早在就知道了故事的結局：十年後，周公館成了教會醫院，這里住著兩個瘋了的老婦人--蘩漪和侍萍，周朴園也成了基督教徒。讓人們在了解了故事發生的原由後，能夠再回味心中曾湧起的那份情感。
《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為背景，以"交際花"陳白露的華麗客廳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寶和下處"為具體地點，展示了"有餘"和"不足"兩個社會階層完全不同的生存狀態，實現了對"損不足以奉有餘"的社會的揭露。全劇共四幕，其時間分別為：黎明，黃昏，午夜，凌晨。作品主要描寫了三類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響而在社會上發生不同變化的青年學生，如墮落為交際花的陳白露、仍然嚮往光明的方達生；二是"有餘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銀行家潘月亭、大豐銀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顧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張喬治、大旅館茶房王福升以及沒出場的惡霸金八等；三是社會底層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銀行拋棄的小職員黃省三、不幸落入黑社會之手的小東西等。
曹禺在清華讀書期間，特別是在河北女子師范教書期間，見識過許多"娜拉式"的新女性，陳白露就是她們中的一位。在沒有走進社會之前，她們都是美麗而純真的"竹均"，對未來充滿理想；走進社會後，很快就變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她們憑借著自己的聰明和美麗，在娛樂圈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暫時在現代大都市中站住了腳，沒有重蹈子君的覆轍，但是，卻面臨著娜拉和子君都未曾遇到的一個新問題：如何抵禦金錢的誘惑和腐蝕。於是，很快投入了銀行家潘月亭的懷抱，完成了從"不足者"到"有餘者"的變化。方達生的出現，喚起了陳白露對過去的美好回憶，但過去的美好也僅僅是回憶中的一點殘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經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養在鳥籠里的一隻金絲雀，即使有方達生的援救，即使鳥籠的門可以打開，也已經喪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不會自己覓食了。陳白露是作者心中的一個理想，也是作者對這個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經被徹底的銹蝕，但在作者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女性，為了保護被人隨意買賣的"小東西"，甚至不惜與金八作對。
在作品中，潘月亭、李石清和黃省三，構成了一個既互為對照又互為補充的"三段式"人物鏈，很好地表現了"有餘者"和"不足者"的對立和變化。潘月亭和黃省三可以看作是"有餘者"和"不足者"的代表，而李石清則可以看作是從"不足者"變為"有餘者"的典型。因此，作品中的"潘李之間的沖突"和"李黃之間的沖突"都是作者有意識地要"著力"描寫的重點片斷，其主要目的就在於讓人們看到"損不足以奉有餘"的"人之道"的"殘忍"。
李石清是一個極端自私而又陰險狡猾的人，而黃省三則是一個非常神經質而又膽小怕事的人。通過李黃之間的沖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從"不足者"變為"有餘者"的動因。黃省三現在的處境，就是李石清的過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種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現在這樣喪心病狂地不擇手段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或重新落入黃省三的境地。反過來說，如果黃省三也像李石清一樣有心計有手腕還有膽量，他也可能成為李石清第二。而李石清如果擁有了潘月亭的錢財和權勢，他就會比潘月亭更加貪婪和荒淫。現在的李石清就如同"多年的媳婦"熬成了婆，在對待媳婦時就比當年的婆婆更加殘忍。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現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艱辛和屈辱，他看見了現在的黃省三就像看見了過去的自己，他從心底里瞧不起像黃省三這樣的怯懦者和失敗者。
與《雷雨》曾受到許多批評一樣，《日出》也曾遭到不少嚴厲的質疑。諸如作品的真實性問題、喜劇因素問題、第三幕（寶和下處）的安排是否合理的問題，以及"突擊了'現象'而忘記了應該突擊的'現實'"，"沒有把筆鋒直接指向造成一切黑暗和罪惡的根源的帝國主義"等等，最後的焦點，集中在了從《雷雨》到《日出》的變化，是作者的進步還是退步的關鍵問題上。這是一個仍然可以進行再探討的問題。一個得到了多數人認同的意見是：曹禺的這次"試探一次新路"的努力，不僅是成功的，而且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同樣的問題還發生在作者的第三部作品《原野》發表以後。
如果說《雷雨》主要體現了作者的對中國封建家庭的認識，《日出》主要體現了作者對中國現代都市社會的認識，那麼《原野》則主要體現了作者對人的精神承受力的理性探討。《原野》的故事是在一連串血海深仇的背景下展開的：仇虎的父親仇榮，被當過軍閥連長的惡霸地主焦閻王活埋，仇家的土地被搶占，仇家的房屋被燒毀，仇虎的妹妹被送進妓院而慘死，仇虎的未婚妻金子也被焦家的兒子焦大星強占，做了"填房"，仇虎自己也被投進了監獄。
曹禺敢於將《原野》的背景放在自己並不熟悉的農村，並不是要追隨時代潮流去表現農村中的階級斗爭，而是要借一個發生在農村的具有傳奇性的復仇故事，挖掘一個人在強烈的愛與恨夾擊下豐富而脆弱的內心世界，表現人充滿反抗意識的原始生命力和復仇者的心理變化。因此，作品一開始就將從獄中逃出來復仇的仇虎，置於欲復仇不能，而欲放棄又不甘的尷尬境地。仇虎胸中燃燒著復仇的火焰，然而，害得他家破人亡的罪魁禍首焦閻王已經先他而去，剩下的只是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以及尚?/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