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古代歷史著作都有哪些
《金史》撰成於元代，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興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修成以後得到了許多學者的好評。學者們一般認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雖談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卻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學家趙翼評論說：《金史》敘事最詳略，文筆亦極老潔，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記》卷27)《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說：元人之於此書，經營已久，與宋、遼二史倉促成書者不一樣，所以本書首尾完備、條例整齊、簡約而無疏漏、周贍而不繁蕪，在宋、遼、金三史之中，是最為完善的。確實，與宋、遼二史相比，其優點是比較突出的。
《金史》之所以得到較好的評價，主要在於它纂修的准備時間比較長，有了比較好的史料准備。與遼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記注院，掌修起居注；秘書監設有著作局，掌修日歷；還有國史院，掌修實錄和國史。其實錄編修最為完備，太祖以下除衛紹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實錄；除此之外，還有記載金朝先世的《先朝實錄》3卷；生前未稱帝，死後追加尊號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顯宗也都有實錄；此外還修有國史，包括皇帝本紀及功臣列傳；金宣宗時，因害怕蒙古軍的再次進犯，金由中都(今北京)遷往開封，這些歷史文獻也隨之攜至汴京。汴京被蒙古軍攻克之後，當時依附於蒙古，並參與了攻汴戰斗的漢族地主軍閥張柔頗具遠見，在其他蒙軍將士爭搶金帛財寶時，他卻來到金史館，將金朝實錄及其他秘府圖書運回了家中。這些圖書文獻在中統二年(1261年)被獻之於朝廷。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聯軍攻克蔡州，金朝滅亡了。元朝建立後，金朝遺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遼、金二史的建議，而且開始著手搜集、整理金代的歷史資料。衛紹王朝沒有實錄，現在衛紹王本紀中的材料都是中統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遷蔡州之後，史書記載中斷，也是因為王鄂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著有《汝南遺事》4卷，才得以將這一段亡國的歷史始末記載下來。因而金代歷史文獻保存得比遼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實，如金末文人劉祁著《歸潛志》、詩人元好問著《壬辰雜編》(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實。可見元末修《金史》，既有實錄、國史為根據，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補綴，還有劉祁、元好問等人的著作可直接資以參證，其所依據與《遼史》纂修時所據要豐富多了。加上這些資料又已經過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編纂者易於著手，這與《宋史》撰寫時面對一堆數量龐大、毫無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樣。於是《金史》比遼、宋二史高出一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四史》
歷次修《金史》，除依據張萬戶獻上的實錄外，還有就是金朝末年兩位學者的著述，即劉祁的《歸潛志》和元好問的《壬辰雜編》。金亡以後，元好問以編史為己任，聽說《金實錄》在張萬戶家，就向他表示，願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實錄》，但沒有如願。不過，他沒有灰心，並且說：「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於是就在家裡著述，「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採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名之為「野史」，即《壬辰雜編》一書。劉祁的《歸潛志》也是元代編寫《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問和劉祁二人親身經歷了金末的喪亂之事，書中所論都是耳聞目睹，且二人文筆又好，所以《金史》中有關金末歷史的記載，寫得十分生動，使人讀之歷歷如見。
在編寫體例上，《金史》也有創新。書中的本紀第一卷，不是從阿骨打開始，而是以《世紀》為開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跡，便於讀者對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時的社會情況有個大致的了解。本紀的最後一卷，又增加了《世紀補》，用以記述熙宗的父親景宣帝、金世宗的父親睿宗、金章宗的父親顯宗。這三人原來都是大臣，只是由於他們的兒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諸臣傳，所以又立《世記補》。這種體例，後來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里還可以看到《交聘表》，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與宋、西夏、高麗等國和戰，以及它們之間的往來諸事，一一記錄下來，讀起來一目瞭然。
《金史》以「實錄」為依據，史料翔實可信。如在記述金與遼的往來和征戰中，對金統治者所用的詐謀詭計等，都能如實地敘述；對金朝統治階級的殘暴、荒淫、互相傾軋，也能比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書內容比較詳細，共有三十九卷，佔全書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貨志》、《選舉志》、《百官志》五種寫得不錯，能反映出金朝社會的基本特徵。
《金史》也有許多不足之處。有的重要人物沒有列傳，甚至無記載。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稱帝的渤海人楊朴，是阿骨打身邊重要的謀臣，金建國之初，「諸事革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這樣重要的人物為什麼在《金史》中隻字未提呢？大約不會是疏漏，而是不願把阿骨打稱帝這件開創金朝基業的事，說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沒有記載，如天會十年（1132年）金立的偽齊遷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偽齊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國大事，《金史》中一概不書。此外，《金史》列傳中的人名雜亂，一人多名或譯名不一的現象很多。
《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共294卷，三百萬字，耗時19年。記載的歷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計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等其他政權，共1362年的逐年記載詳細歷史。它是中國的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註《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稱贊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於前，文省於舊，惟《通鑒》可以當之。」
《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
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鑒》，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恐怕現在是最後一遍了，不是不想讀而是沒那個時間啰......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里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明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斷代史。全書336卷，其中目錄4卷、本紀24卷、志75卷、表13卷、列傳220卷，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其修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卻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修成之後，得到後代史家的好評，認為它超越了宋、遼、金、元諸史。清史學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趙翼
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記》
白壽彝
《明史》是一部史料價值較高的正史。《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諸史修纂之經驗，成為二十四史中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後諸史中，更為突出。—— 《中國通史》
余秋雨
《明史》後來成為整個二十四史中寫得較好的一部，這是我們直到今天還要承認的事實。——《山居筆記 · 一個王朝的背影》
劉庭華
《明史》體例嚴謹，首尾連貫，材料翔實，文筆簡潔，舛誤很少，是自清代以來史家公認的一部質量上乘的史著。相反，《元史》的編修，由於迫於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壓力，歷時11個月共331天，31人參加，組織領導工作緊迫、匆忙、粗亂，近180萬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草成，根本沒有時間來核對史料的真偽和問題的分析比較。確切地說，《元史》是史官們迫於政治壓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誤甚多，內容前後重復、互相矛盾的地方隨處可見。——《中國歷史是幹部的教科書》
後漢書
《後漢書》由南朝劉宋時的范曄（398年－445年）所著，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四史」。書中分十紀、八十列傳和八志（司馬彪續作），記載了從王莽起至漢獻帝的195年歷史。《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個類傳。在列傳方面，《後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
後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東漢的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後漢書》紀十卷和列傳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曄，章懷太子李賢注，此書綜合當時流傳的七部後漢史料，並參考袁宏所著的《後漢紀》，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後漢史。北宋時，有人把晉朝司馬彪《續漢書》志三十卷，劉昭注，與之合刊，成今天《後漢書》。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後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後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准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傳》、《宦者傳》、《文苑傳》、《獨行傳》、《方術傳》、《逸民傳》、《列女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傑出女性，並不都是貞女節婦，還包括並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
《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後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
《後漢書》自有其特點。從體例上看，與《史記》和《漢書》相比，有一些改進。在本紀方面，它不同於《漢書》的一帝一紀，而是援引《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和帝劉肇）後附殤帝(殤帝劉隆)，《順帝紀》（順帝劉保）後附沖、質二帝。這既節省了篇幅，又不遺漏史實，一舉而兩得。在皇後方面，改變了《史記》與《漢書》將皇後列入《外戚傳》（呂後除外）的寫法，為皇後寫了本紀。這樣改動，符合東漢六個皇後臨朝稱制的史實。
在列傳方面，《後漢書》除了因襲《史記》、《漢書》的列傳外，還新增了黨錮、宦者、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種列傳。這些列傳既是新創，又反映了東漢的實際情況。如東漢一代黨錮大興，許多比較正直的大臣都以結黨的罪名被殺；另外，東漢的宦官多參與朝政，殺戮大臣，是黨錮之獄的主要製造者。這些現象充分反映了東漢王朝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和斗爭。范曄根據這些史實，創立了黨錮和宦者兩個列傳。為列女立傳，最早始於西漢的劉向，范曄在劉向的啟發下增寫了《列女傳》，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現。他寫《列女傳》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傳》中，有擇夫重品行而輕富貴的桓少君、博學的班昭、斷機勸夫求學的樂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於三綱五常的界域。《後漢書》的列傳，還往往打破時間的順序，將行事近似的人寫成合傳。
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三人，並不是同時代的人，因為他們都輕利祿而善屬文，行為近似，所以合傳。
《新唐書》
《新唐書》是北宋時期宋祁、歐陽修、范鎮、呂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記載唐朝歷史的紀傳體斷代史書，「二十四史」之一。全書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紀10卷，志50卷，表15卷，列傳150卷。《新唐書》前後修史歷經17年，於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書》修成後，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本書勝過《舊唐書》的地方。《新唐書》在體例上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新唐書》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
《新唐書》以清新質朴的語言特點為後世人賞識。也有了巨大的影響。
《史記》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作者是西漢時期的司馬遷。司馬遷，字子長，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歷十餘年而完成。《史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採用這種體裁撰寫。同時，書中的文字生動性，敘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文學影響
《史記》對古代的小說、戲劇、傳記文學、散文，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首先，從總體上來說，《史記》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
《史記》所寫的雖然是歷史上的實有人物，但是，通過「互見」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徵的方法，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都有這樣的現象，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只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歷史著作中，情況較為特別。
由此，《史記》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後代的小說、戲劇中，所寫的帝王、英雄、俠客、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有不少是從《史記》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
在武俠小說方面，除了人物類型，它的體裁和敘事方式也受到《史記》的顯著影響。中國傳統小說多以「傳」為名，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並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這一切重要特徵，主要是淵源於《史記》的。
後世小說多以《史記》為取材之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孫皓暉的《大秦帝國》和寒川子的《戰國縱橫》。
戲劇方面，由於《史記》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人物性格鮮明，矛盾沖突尖銳，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
據傅惜華《元代雜劇全目》所載，取材於《史記》的劇目就有180多種。 據李長之統計，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有16種采自《史記》的故事。其中包括《趙氏孤兒》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當然更多。到後來的京劇中，仍然有許多是取材於《史記》的，如眾所周知的《霸王別姬》等。
宋元時期，隨著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史記》的內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例如宋元戲文有《趙氏孤兒報冤記》；元明雜劇有《冤報冤趙氏孤兒》（元·紀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權）、《灌將軍使酒罵座記》（明·葉憲祖）；明清傳奇有《竊符記》、《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戲及新編歷史劇有《搜孤救孤》（京劇）、《卧薪嘗膽》（漢劇越劇）、《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歸趙》（京劇）、《鴻門宴》（京劇 川劇漢劇秦腔）、《蕭何月下追韓信》（京劇 川劇 漢劇 秦腔）、《霸王別姬》（京劇）、《大風歌》（話劇）。
在傳記文學方面，由於《史記》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由此產生了大量的歷史人物傳記。
雖然，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著不如《史記》，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將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也是極為可觀的。
此外，史傳以外的別傳、家傳、墓誌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也與《史記》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