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則小文：為什麼西方國家感情上偏愛印度，而不待見中國
因為印度獨立後採用了接近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中國具有偉大而又獨立的歷史文化，在新中國建立後採用了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孰優孰劣，不能脫離2個國家的政治現實來比較，現在中國的發展，顯示了現行中國的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甚至引起不少西方國家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現象的反思，能夠為人類發展提供更多的模式，應該是國人的驕傲，無需過於介意西方國家的感情。
❷ 西方文官考試制度吸取了中國科舉制的哪些"合理內核
科舉制度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選拔官吏的主要途徑，自唐武德四年（621年）創立，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廢止，在我國歷史上共存續1300多年。在此期間，科舉考試成為一種制度化、規范化、系統化的考試制度。
科舉制度作為朝廷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在鞏固統治、安定社會、維護統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作為封建社會成熟時期出現的選拔方法，科舉考試與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步驟是一致和適應的，是上層建築的一種體現形式，因此對其歷史作用不能抹殺。
首先，科舉制度使統治基礎下移，真正做到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知識分子的特權地位，雖然有部分是依靠財富獲取的，但更多的是通過科舉獲取功名而形成的。因此，大量出身低微貧寒的士子，可以通過科舉使本人以及家庭的社會地位晉升。科舉提供了一條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選拔人才的途徑，也為社會下層分子提供了一條上進的途徑，使社會不斷進行階級的對流，對鞏固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穩定政治和社會產生了積極作用。
其次，科舉選士制度的確立、健全與完善，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官隊伍的建立和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的形成。
再次，科舉考試制度，嚴格奉行「三公」原則，即「公開考試」、「公平競爭」和「公正錄取」。這是中國人才選拔方式長期演變的結果，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科舉取士確是封建時代所採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競爭機制，是選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徑，保證了封建國家的政治需要。正因為如此，早期以傳教士為主的西方人士來華後都對科舉制度大加褒賞，向西方予以介紹，並希望為西方所採用。18世紀前後的西方有識之士極力推崇中國的科舉考試和文官政治，並在此後相繼仿效中國的辦法，推行了文官考試制度。
一、科舉制在西方的傳播過程
（一）科舉制最早在西方的傳播
西方人中，到底誰最早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制？根據美國學者鄧嗣禹在1943年哈佛亞洲研究學報上的說法，關於中國科舉制的最早記載見於加斯帕德·達·克魯茲的著述。他曾於1548年航抵東印度，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前往中國；是到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1569年他回到葡萄牙，1569至1570年間，他用葡萄牙文寫作的游記手稿在威尼斯以義大利文首次出版。R·威爾斯將其譯為英文，以「來自中國行省的報告」為題，收入里查德·艾登的《東印度群島及其他國家旅行記》一書。克魯茲在文中說中國官員們「必須有那項功名或頭銜……他們效忠皇上，不避危難。他們奉行『學而優則仕』。」文中還簡要地提到了碩士、博士的情況。而另一種說法是，尚在克魯茲之前，就至少有兩位葡萄牙人或多或少地提到了中國的科舉取士。而這兩位葡萄牙人，竟然曾經是中國監獄的囚犯，一個叫維埃拉（Vierira），另一個是蓋略特·伯來拉，他們都是葡萄牙人。維埃拉是一支由費爾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率領的葡萄牙艦隊的成員，1517年到廣州，在粵停留三年後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為皇帝舉哀期間（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暫停海外交易的中國規矩，1521年9月被送到廣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從廣州監牢中維埃拉（Vierira）發出信函回國。他在信中就中國的外交、社會關系、吏制等發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說到：中國的法官都是來自文人學士，「獲得一種學位的每位文人學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後再升任到高級職務上」。蓋略特·伯來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國海防軍俘獲，他雖不是當年葡俘中惟一寫出自身經歷的人，但他有關科舉制的敘述可以說是最詳盡的一個，這在其著作《南明行記》中有所體現。據他所說，察院要審訊囚犯和授予學銜。察院年年巡視，被選拔來充任要職的人則每三年會聚一次，在為他們准備的大堂里受到考試。向他們提出許多問題，如回答合格，夠得到學銜，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們；但那些要當「老爺」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帶。考試完畢，測驗通過後，要為那些得到學銜的人舉行隆重儀式，經常要共同盛宴慶祝。更令人驚訝的是，當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國考生是在嚴密監視的條件下進行考試時，也戲稱中國應試者為「囚犯」，將他們等待金榜題名的人生得意之際，則稱為「等待判決」。而且，他還發現同牢的中國「難友」中，竟有因考試落榜而蹲監獄者。
對科舉制度記載更為詳細的、對西方影響更大的是聖奧斯丁會修士儒安·貢查列斯·德·門多薩編寫整理的著作。門多薩的著作首次於1585年（明萬曆十三年）在羅馬出版，目前在中國的中譯本名為《中華大帝國史》。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文中除了介紹了科舉的競爭性，還介紹了如何授予學位，以及是如何慶賀的，對中國的科舉極具贊美之意，他寫道：「在當今世界上為人所知的國家中，這個龐大的王國是治理最佳的一個。」但應該說門多薩對中國事物具有一種近乎於不切實際的信心與心有靈犀的理解力。他在零亂的資料中敏銳地發現中國教育與統治制度之間的關系和中國文明對知識特有的尊重。在那裡只有飽學博聞的人通過國家考試才能成為官吏參與管理政府事務，任何一個人在學識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進入社會上層，這就意味著一種平等與競爭的健康的社會機制。這一發現對16世紀末西方封建等級社會是一大震驚，同時也預示著以後一個多世紀里西方對中國科舉與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傳教士筆下的中國古代科舉制度
隨著西方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會主）一批批前往中國，他們在中國傳播西方科學，同時又向自己的國家介紹中國的哲學和許多奇聞軼事，其中也包括科舉制度。在這些耶穌會會士中，最有名的是義大利人利瑪竇。利瑪竇在明朝末年以傳教士身份來到中國，自明萬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國生活了28年，並被任命為帝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在《書信集》中，有不少關於科考的記載。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長信中，利瑪竇應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紹了當月在南昌舉行的鄉試情況。他說：現在我就開始介紹中國科舉，也希望您把這種制度介紹給您目前服務的公侯，要他們知道這在中國與義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區別！在管理、政治與秩序等方面，中國的確超過其他民族。利瑪竇作為在中國度過了後半生的耶穌會傳教士，晚年時（他於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贊賞的態度高度評價了中國科舉選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他認為：「標志著與西方的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稱為『哲學家』（指儒生知識分子）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他們來掌理」（《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卷第6章）。利瑪竇這段話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他認為中國當時的文官政治優於當時的西方；二是間接地評價了科舉取士制度。
利瑪竇的中國札記中甚至將府試的日期都能寫得清清楚楚，他對中國的考場（貢院）的描寫更是極為詳盡，將小單間大小、構造都描繪得如此細致，甚至注意到了小單間有防止考試舞弊的功能：「在每個大城市都有一座專門為這一考試而修建的寬闊無比的宮殿，四周圍以高牆。考場內有許多套間隔絕外務，專供上面提到的考官討論呈交上來的手稿。在這座宮殿的中心有四千多個小單間，每間只夠放下一個人用的一張桌和一把椅。小單間構造得使相鄰的人不能談話甚至見面。當本地考官和朝廷考官到達這個城市時，立即被帶到這座宮殿里各就各位，而不得與任何人談話。甚至在評閱考卷時他們也不準彼此交談。這段特殊時期日夜都有地方官的和軍隊的警衛不斷在巡邏，以防宮殿內工作的人和外邊的人以口頭或書面形式進行任何接觸。」「在第三天，要從指導行政的計劃時將會出現的各種可能性中抽出三道難題或策論進行考試。答卷仍要寫成一式三份，各份都說明作者對解決他選擇來討論的爭論所要提供的判斷。當各個候選人選定他要進行討論的論題並記牢以後，他就進入負責官員指定給他的房間，默默地進行寫作；每個人都必須把他的手稿再抄入一本特別帶來的紙本上，在文章的最後除了自己的姓名以外，還要寫明他祖上三代的姓名。然後這個紙本也要加封，只有負責人才能啟封。每個人這樣的手抄本可以隨他用多少，並把它們親手呈交負責人。這些抄本由專門指定的書記或抄手再重新抄過。為了防止任何徇私，抄本上都用紅筆寫上一個特別的字，然後再送交呈考官，而作者的筆跡則全部消除。這些不留筆跡的手稿才是送交考官評定的試卷。本人手跡本則編號與送呈考官的試卷上的符號相對應。遵循這種方法是要防止識別手稿並從書寫的字體中隱瞞作者本人及其筆跡。」在文中利瑪竇准確地介紹了中國科舉考試為防止徇私舞弊而採取的彌封、紅號和謄錄制度。利瑪竇對於中進士後的士子將會得到如何地位也進行了極為詳盡的描寫，他驚嘆中國簡直是一個「文憑社會」。
在新教徒中，另外一個較早到中國的是馬利遜。他於1807年受倫敦會派遣，1809年受任為東印度公司翻譯。1817年（清嘉慶十三年），他作為翻譯隨阿美士德勛爵到北京。1824年他返回英國，帶去大批漢文書籍。他的代表作是漢英字典，在這部字典中他根據中文的原始材料，精闢詳盡地描述了中國的科舉制。他的記述迄今仍是有關科舉制最重要的英文史料之一。
而奧伐羅·塞默多，漢名曾德昭，他是繼利瑪竇之後通曉中國語言文學的歐洲人。他將中國的文化思想、哲學歷史等通過《大中國志》（葡文名為《中國及其附近地區宣教史》）介紹到歐洲，引起一場中學西漸的浪潮。正如英譯本序言所說：「他的辛勤撰述，已被譯成多種他國文字，且為若干作家引用，在歐洲諸國深受歡迎。」曾德昭在其《大中國志》中給中國教育描繪了一幅理想的圖畫。他注意到了在德行、善舉、孝順等方面進行道德教育的早期作用，曾德昭很推崇這種教育方式，特別是在道德方面的開發，這點至關重要，因為品行不良的人是不允許參加科舉考試的。曾德昭在《大中國志》中對考生進行考試的小房間作了詳盡的介紹：它有4．5英尺長、3．5英尺寬、一人高，以及上面是如何的臟不可言。每個小房間里有一張桌子用作寫字和吃飯，還有一把椅子。曾德昭強調小房間的「小」，突出了考生們進出通道的狹窄，也談到了中國的三級考試，即學士（秀才）、碩士（舉人）、博士（進士），還介紹了一甲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
17、18世紀，隨著一批批來華傳教士的宣傳和媒介作用，中國已在西方國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之一的科舉制已為西方文化輸進新鮮的血液，而中國的科舉制度已被當時的歐洲各國廣為贊譽。筆者認為中國的科舉制首先對法、德兩國發生了深刻的作用，而且可能最早受到中國科舉制影響的是德國。
二、科舉制對西方文官制度的影響
（一）對法國和德國的影響
中國與歐洲尤其是與法國之間，從17世紀末開始，出現了長達一百多年極不尋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國為其顯著特徵的文化交流史。
從伏爾泰的詩歌和其他作品中，我們知道他是中國文明最真誠而熱切的崇拜者，是所有的「愛慕中國」者中最狂熱的一位學者。伏爾泰認為，中國自平民選擇優秀人才為政府服務的方法很值得歐洲各國模仿。對中國文明始終加以贊揚的伏爾泰，對中國的科舉制度也贊不絕口，不過伏爾泰美化中國科舉制，其目的是利用中國來攻擊法國封建王朝的專橫。
一般而言，孟德斯鳩對中國是持批判態度的，但他卻用中國的科舉取士譴責法國的以財富買官。孟德斯鳩讀過不少歐洲漢學著作和中國典籍的譯作。他從他的中國朋友黃嘉略處獲知了許多有關中國的材料，並將他們之間的談話做成筆記，內容涉及中國宗教、政治和法律、歷史、文字、民俗等。他在與黃嘉略的談話中認為中國歷代帝王採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中國沒有世襲的官吏和貴族，皇帝通過科舉等途徑選拔官吏。凡是具有真才實學的人，不論出身如何，都有經過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機會。考試的內容是儒家經典，這有助於以儒家思想治國。除科舉外，地方官吏還可以向朝廷薦舉品德高尚的人充任官員。這種制度有利於提高官吏的素質。而法國實行賣官鬻爵制，宮廷以此作為重要的收入來源，其結果是官員極端無能，唯以斂財為目的，百姓深受其害，而且代代相傳，遺患無窮。
魁奈作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在其著作《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專有一節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中國人一旦獲得進士的榮耀稱號，即無必要再為貧困而擔憂，對他來說，這個稱號本身就是一種保障。除了他能從親戚和朋友那裡收到不計其數的饋贈禮品以外，他肯定會被任命在最重要的政府機構任職……。」
從以上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法國教育受中國競爭性文化考試原則影響很大，而從競爭性考試中選拔文職官員的制度通過學者們（尤其是伏爾泰）的宣傳，在法國已是眾所周知。
除了法國以外，德國也是較早提到中國的科舉制並加以採用的西方國家，而且可能是最早吸收中國科舉制的合理內核--平等競爭、公開考試的國家。德國著名的數學家、哲學家，歐洲重視研究中國的著名學者之一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年）是一個有遠見的學者，他在《中國新志》一書的序言中提出中西文化應相輔相成的見解。曾多次建議西方君主向中國的科舉制學習。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年）的著作中也有類似反映。正是這些學者的大聲疾呼，於是在德國大地上還是小邦林立、戰火紛飛之時，威廉占據普魯士王權後就實行了一種「開明專制」的統治，並著手對官吏制度進行改革。當時考試制度已在普魯士運用，如挑選軍隊中的軍法官，就必須採用考試的方法。1713年，威廉一世規定所有的法官、律師等都必須經過國家統一考試後任命。1737年，考試的范圍又擴大了，規定凡與司法行政有關的官吏都必須事先通過考試才能任命。1743年，菲特烈大帝規定凡到政府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先進行實習，期滿1年後經過考試，合格的才可正式錄用。1770年，政府又頒布法令，對考試內容、范圍及其它方面加以補充，規定凡要在政府部門擔任高級官員的，必須具有一定的文憑，而且還要經過政府部門的考試。從這些措施我們可以看出，18世紀時，德國的文官制度已初具規模了。而其官吏制度的核心就是考試制度的運用，無疑是借鑒了中國的傳統科舉制度，吸收了中國科舉制度的精髓--平等競爭、公開考試。此後，德國的文官制度雖又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行之有效的文官制度並未作多大變動，德國的魏瑪憲法對此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雖然法國、德國早期就吸收中國科舉制精髓建立了文官考試制度，但是較不穩定和正規，對其他國家影響也較小。而英國在16世紀處鼎盛時期，號稱「日不落帝國」，它於1855年以後所實行的文官考試制度又較系統而卓有成效，因而後來被其他歐美國家和日本等國所仿效。英國成為中國科舉制度對歐美文官考試制度影響的典型國家和重要中介。難怪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中說：「英國行考試制度最早，美國行考試制度才不過二三十年，英國的考試制度就是學我們中國的。中國的考試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二）對英國的影響
G·L·斯當東爵士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寫道：「中國的考試據說永遠公開舉行。監考人員以及到場的長官和地方官員不許存一點偏見私心。舉子得參加筆試及口試兩種，這一點同英國大學考試制度有些近似。錄取的人不止於取得一個科名，而且是做官的必要途徑。即使考試落第的人，只是由於他參加了考試，有助於社會文化，也可以取得從事若干職業的身份。這種考試制度對社會上所有階層的人都是公開的和平等的，沒有人被排斥在這種機會之外。但事實上富人子弟受教育的機會比窮人子弟多，自然錄取的機會也比窮人子弟多。雖然如此，有些天才的窮人子弟還是可以通過這種制度脫穎而出。至少有這種可能性對窮人來說就是一個安慰。官的權勢是由自己的功名得來的，這也增加官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除非考試官濫用職權徇私舞弊，有學問和才乾的人是有一定的保證的。除非有特殊原因使人不顧一切鋌而走險，這種制度對維持社會秩序是有利的」。他贊揚了中國的科舉制和中國政府。
英國人麥杜思在中國封建制度已進入晚期，科舉選士這一政治制度也已嚴重腐朽、凝固僵化了的19世紀中葉，在他撰寫於1847年間的《留華札記》中，仍極力主張西方國家仿行中國的「公職競爭的考試制度」，高度贊譽：「中國的國脈之所以歷久不墜，純粹地完全是由於政治修明，政治之所以修明是由於能起用賢能有學問的人。」對於麥杜思對科舉選官制度的這一評估是否具有科學性，當然還要作具體分析和進一步的研究。實際上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國家管理人才也不都是最優秀的人才，讀書人中的精英豪傑也未必如唐太宗所標榜的「盡入吾彀中」。誠然，即使在現代社會，也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哪種人才選拔制度能夠確保這一點，毫無遺漏地把所有優秀人才「入彀」，為國家所用。要求封建社會的科舉制度完全做到「野無遺賢」是不可能的。從這個角度審視，麥杜思的評估是有道理的。
應該說在英國有著一大批中國的崇拜者。其中密迪樂最為持久並幾乎是狂熱地鼓吹實行中國科舉制，他堅持認為：「中華帝國之所以長治久安，其原因僅僅是也完全是因為它有個只提拔德才兼備者的好政府。」他強烈呼籲建立起向全體英國臣民開放的競爭性的考試制度，從而提高英國行政官員的水平，並促進大英帝國的團結。而英國人約翰遜更認為：「知識和顯赫是一回事，升遷是品德和能力提高的結果。」科舉制使任何人都只能依靠自己的學識和才具取得官職，即使皇親國戚也是這樣。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數英國學者強調的不是中國科舉制的具體實施的細節，而是合乎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內核和競爭的精神，這就是考試制度，公開競爭。一般學術界、教育界人士都認為，英國18世紀開始實行的考試制度是直接模仿中國的。《大英網路全書》就曾指出：「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出現於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據公元前1115年的記載），並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實行定期考核（據公元前2200年的記載）。」
（三）對美國的影響
美國文官制度是在英國文官制度的基礎上，經過多次改革逐步建立起來的。但仍有詳盡的證據表明美國文官制度受到了中國科舉制的重要影響。
美國在1776年宣布獨立後，聯邦政府任用官員的制度經歷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從華盛頓總統到亞當斯總統，任用官員的標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個人的品格；第二時期是從傑克遜總統到1883年，任用原則是「政黨分贓」；第三時期是從1883年現代文官制度確立以後，任用原則是「競爭擇優」。
1868年10月，在中國京師同文館任總教習的美國人馬丁博士（中文名丁韙良），出席了在波士頓召開的「美國東方學會」會議，並宣讀了題為《關於中國的競爭考試》的論文，在文中他極力建議美國政府應該像新近實行文官考試的英、法、德等國一樣建立文官考試制度，並向長期有效地實行科舉制的中國學習，其中說到：「在中國這種制度最為成功，如果此次能從他們的經驗中獲益，那麼這不是第一次獲益也決不會是最後一次，和火葯、造紙術一樣，這也會是我們大的獲益的經驗。他們的這些貢獻對整個社會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之一影響了現代社會徹底變革，其他的對經濟文化同樣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樣應該承認，如果我們採用了他們的測試候選人能力及為政府提供最佳人才的方法，那麼我們心中的獲益絕不會比剛才提到的那些發明對我們的影響少。」
另一位美國人施惠廉寫了一本《最古老與最年輕的帝國--中國與美國》，在書中也極度贊美中國的科舉制度，推薦美國政府採用。終於，任用制度的改革開始了，首先是從舉行考試開始的。1853年，國會對一項撥款法案作了修正，要求「通過考試」來挑選政府工作人員，以使他們不致因無能而壞事。考試在這里一舉而被提出了。然而，那時參加考試的往往只限於被提名的少數人，所以仍不能保證最合格的人入選。1870年內政部長D·科克斯發出行政命令，要求用公開競爭考試作為挑選政府工作人員的基礎。1871年國會通過了一項至今有效的法案，授權總統制定有關美國文官的規程以提高行政效率。格蘭特總統仿效英國建立了一個文官事務委員會，協助起草有關規程，並監督公開競爭考試的進行。這個委員會做了很多工作，後來因為國會不予撥款而於1873年中止了活動。但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國會終於在1883年通過了《調整和改革美國文官制度的法案》，即《彭德爾頓法》。從而確立了美國公務員制度的功績制原則，奠定了美國公務員制度的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的科舉制在16世紀就為西方國家所悉，西方人把中國看成是西方文官制度的故鄉，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科舉制度作為我國封建社會中後期的一項選官制度之所以盛行一千多年，原因就在於它留下合理的內核和競爭的精神，這就是考試制度和公開競爭。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形態變遷了，合乎人類社會「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潮流即考試、競爭制度卻長期被推行。科舉制度在中國的歷史上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它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應該說西方文官政體是西方各國結合本國國情所創立的一種嶄新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官政體源於中國的科舉制，而又在中國的科舉制的基礎上有了很大的發展。科舉製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精英的選選機制對近代西方文官政體的形成與發展具有直接的。深刻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科舉制仍然具有借鑒意義。科舉制具有恆久的價值。我們更需從科舉制中吸收其合理的內核--「公開考試，平等競爭」的精神，以期獲得啟迪和收益。
❸ 濡備綍姝ｇ『鐪嬪緟涓瑗挎枃鍖栦氦嫻
鍥為【涓瑗挎枃鍖栦氦嫻佺殑鍘嗗彶錛屼笉緇忔剰闂翠綘浼氭敞鎰忎粬浠鐨勮韓褰扁斺斾紶鏁欏＋錛岃繎浠ｅ巻鍙查暱娌抽噷錛屼粬浠鍏呭綋浜嗗厛閿嬶紝涓轟紶鎾瑗挎柟鏂囧寲鍜屾濇兂鑰岀Н鏋佸旇蛋錛岀┛姊浜庡悇澶у満鍚堬紝緇欎腑瑗挎枃鍖栦氦嫻佺暀涓嬩簡涓絎旈毦浜庢姽鍘葷殑閲嶅僵銆傝タ鏂逛紶鏁欏＋錛屼綔涓轟腑瑗挎柟鏂囧寲浜ゆ祦鐨勯噸瑕佺粍鎴愰儴鍒嗭紝鍦ㄦ柊涓栫邯鍏ㄧ悆鍖栫殑鑳屾櫙涓嬶紝鍙插︾晫瀵硅タ鏂逛紶鏁欏＋鐨勭爺絀,鏃ョ泭娣卞叆錛屽苟甯屾湜浠ユや負鍊熼壌錛屾帰緔㈠嚭涓鏉￠傚悎褰撲粖涓瑗挎枃鍖栦氦嫻佺殑閬撹礬錛岃繘涓姝ヤ績榪涗腑瑗挎枃鍖栫箒鑽ｅ拰鍙戝睍銆傞偅濡備綍杈ㄨ瘉鍦扮湅寰呰タ鏂逛紶鏁欏＋鍦ㄥ崕媧誨姩鍙婂叾浣滅敤鍒欐樉寰楄嚦鍏抽噸瑕併 浼楁墍鍛ㄧ煡錛屼竴鏋氱‖甯佸垎姝ｅ弽浜岄潰錛岃屼綔涓鴻繎浠ｄ腑瑗挎枃鍖栦氦嫻佺殑鍏堥攱鈥斺斾紶鏁欏＋錛屼粬浠鐨勪紶鏁欏逛腑瑗挎枃鍖栦氦嫻佷篃瀛樺湪鍒╁紛榪欐柟闈銆傝岃繖綃囨枃絝犺ㄨ虹殑涓繪棬鏄涓洪渶奼傚綋浠婁腑瑗挎枃鍖栦氦嫻佹彁渚涢儴鍒嗗熼壌錛屼互姝ゅ湪鐪嬪緟榪戜唬浼犳暀澹瀵逛腑瑗挎枃鍖栫殑褰卞搷鏂歸潰錛屼富瑕佷晶閲嶄簬縐鏋佸獎鍝嶃 涓銆 涓瑗挎帴瑙︾殑鍏堥攱銆 瑗挎柟浼犳暀澹鍚戜腑鍥戒漢浼犳挱鍩虹潱鏁欑殑榪囩▼涓嶆槸涓甯嗛庨『鐨勩傝繖閲屾棦鏈夎タ鏂規斂娌諱笂鐨勫瑰硻銆佸啗浜嬩笂鐨勫啿紿佺瓑鏄炬ц儗鏅鍘熷洜,涔熸湁浣涘剴鏂囧寲鐔忛櫠涓嬬殑涓鍥戒漢鏍規繁钂傚滻鐨勫瑰紓鍩熸枃鍖栫殑鎺掑栨у獎鍝嶇瓑鍐呴殣鎬у師鍥犮傚熀鐫ｆ暀鍦ㄤ腑鍥界殑浼犳挱鐢辨潵宸蹭箙銆傛竻鍒濈敱浜庣綏椹鏁欏環涓娓呮斂搴鐨勨滅ぜ浠涔嬩簤鈥,搴風啓甯閬備笅浠ょ佹暀:鈥滀互鍚庝笉蹇呰タ媧嬩漢鍦ㄤ腑鍥戒紶鏁,紱佹㈠彲涔,鍏嶅緱澶氫簨銆傗濇ゅ悗娓呮斂搴滃張榪涗竴姝ュ己鍖栫佹暀浠,鍥犳ゅ熀鐫ｆ暀鍦ㄤ腑鍥戒紶鎾鍙璋撲婦姝ョ淮鑹般 浠16涓栫邯鍒19涓栫邯涓婂崐鍙,涓鍥界殑澶ч棬緔х揣鍏抽棴鐫,瑗挎柟浼犳暀澹鉶藉薄閬鎽掑純,浣嗕粛涓嶆柇鏉ヨ交鍙╁叧闂ㄣ備唬琛ㄤ漢鐗╂湁錛氬埄椹紿︺佹堡鑻ユ湜銆侀┈紺奸娿佹椽鑻ョ堪銆佺綏寰峰厛銆佹潕鎹熸懇澶絳夈備互鍒╅┈紿︺佹堡鑻ユ湜鍜岄┈紺奸婁負渚嬨 1577 騫村埄鐜涚﹁媧懼埌涓滄柟浼犳暀錛屼竴寮濮嬪埄椹紿︿負浼犳暀鑰屼紶鏁欙紝緇撴灉鍒板勭伴拤錛岀浉褰撲笉欏哄埄銆傚悗鏉ヤ粬鏀瑰彉浜嗙瓥鐣ワ紝鍐沖畾閲囧彇鏇茬嚎浼犳暀鐨勬柟閽堬紝鍏堝悜鍏浼楀紑鏀懼浘涔﹀ゃ佸睍紺哄湴鍥俱佸ｄ紶瑗挎柟縐戞妧絳夛紝鐒跺悗鍐嶄己鏈鴻屼簨錛岄┈涓婂氨鏀瑰彉浜嗗勫冦傚埄鐜涚︾殑榪欎簺琛屽姩涓嶄粎鍚稿紩浜嗗緢澶氬鉤姘戠櫨濮擄紝鑰屼笖涔熸嫑鏉ヤ簡寰堝氱煡璇嗗垎瀛愶紝鎷涜嚦澶ф壒涓鍥藉＋澶уか鐨勪翰寰曪紝褰卞搷涔熻秺鏉ヨ秺澶с傚厛鏄鐬垮お緔犺窡闅忎粬錛岀灴瀛︿細騫朵翰鎵嬪埗浣滀簡澶╃悆浠銆鏄熺洏銆俒3]鍚庢潵鍚戝埄鐜涚﹀︿範鏁板︾殑浜哄氳搗鏉ワ細鏈夌煡鍚嶅﹁呴【璧峰厓銆佺煡搴滅帇娉銆佽憲鍚嶅﹁呮潕蹇冩枊鐨勫効瀛愬強浠栫殑涓や釜瀛︾敓鍜屽綋鏃剁殑緲版灄鐜嬭偗鍫傜殑瀛︾敓寮犲吇榛樼瓑銆傝屽痙鍥戒紶鏁欏＋奼よ嫢鏈涘湪涓鍥界殑澧冮亣銆傛堡鑻ユ湜鍦ㄦ槑鏈濈殑鏃跺欒憲榪伴囧氾紝浠栧弬涓庣紪鍐欑炕璇戠殑钁椾綔鏈夈婅繙闀滆淬嬨併婁富鍒剁兢寰併嬨併婂潳鑸嗘牸鑷淬嬨銆婃祽澶╀華璇淬浜斿嵎銆併婅タ媧嬫祴鏃ュ巻銆嬩竴鍗楓併婃皯鍘嗚ˉ娉ㄩ噴鎯戙嬩竴鍗楓併婂ぇ嫻嬨嬩簩鍗楓併婃槦鍥俱嬪叓騫呫併婃亽鏄熻〃銆嬩簲鍗楓併婁氦椋熷巻鎸囥嬩竷鍗楓併婃祴椋熻淬嬩簩鍗楓併婃祴澶╃害璇淬嬩簩鍗楓併婃柊娉曞巻寮曘嬩竴鍗楓併婂巻娉曡タ浼犮嬨併婁富鍒剁兢寰點嬩簩鍗楓併婂彜浠婁氦椋熻冦嬩竴鍗楓併婂﹀巻灝忚京銆嬩竴鍗風瓥錛氣滀竴銆併婃亽鏄熷嚭娌°嬨併婁氦椋熻〃銆嬬瓑絳夛紝鍏朵腑娑夊強澶╂枃鍘嗘硶鐨勶紝鍩烘湰涓婇兘鏄鍖呭惈鍦銆婂磭紲鍘嗕功銆鍐咃紝鎴栧拰銆婂磭紲鍘嗕功銆嬫湁鍏熾傛槑鏈奼よ嫢鏈涜繕鎾板啓浜嗗硅タ媧嬬伀鐐鐨勬暣涓鍒墮犲伐鑹虹殑銆婄伀鏀繪寛瑕併涓涔︺ 1807騫,鐫ｆ暀鏂版暀浼犳暀澹鏉ュ崕浣滄柊鐨勫姫鍔涖傝嫳鍥戒雞鏁︿細鐨勯┈紺奸婃潵鍒頒腑鍥,姝ゅ悗緹庡浗鐨勭編閮ㄤ細銆佸湥鍏浼氥侀暱鑰佷細銆佺編浠ョ編浼氱瓑涔熺悍綰鋒淳鍛樻潵鍗庝紶鏁欍傜洿鍒伴甫鐗囨垬浜,棣欐腐鍓茶┿佷簲鍙ｅ紑鍩犻氬晢鍚,鏈変簡鏉＄害淇濋殰鐨勪紶鏁欏＋浠鎵嶅皢媧誨姩鍩哄湴榪佸埌榪欎簺鍦版柟,浠ュ悗,鍙堝線鍐呴檰鑵瑰湴榪佺Щ銆傝繖鏈熼棿,闄や簡浼犳暀澹浠鐨勬倝蹇冧紶鏁欏竷閬,鐩存帴褰卞搷淇′紬澶,浠栦滑榪樺嚭鐗堜簡澶ч噺鐨勫畻鏁欎功綾嶃傛湁鐨勫﹁呯粺璁,浠呭湪1843-1860騫,棣欐腐銆
騫垮窞銆佸帵闂ㄣ佸畞娉銆佺忓窞銆佷笂嫻風瓑閫氬晢鍙ｅ哺灝辨湁434縐嶄功綾嶅嚭鐗,鍏朵腑瀹楁暀涔︾睄329縐,鍗犳繪暟鐨75.8%銆傝繖鍦ㄥ綋鏃舵垜鍥芥姤鍒婂嚭鐗堜笟鏋佷笉鍙戣揪鐨勬儏鍐典笅,鍦ㄨタ鏂瑰畻鏁欐枃鍖栧苟涓嶄負澶氭暟涓鍥戒漢鎵鐭ョ殑鎯呭喌涓,鍏跺獎鍝嶆槸棰囧ぇ鐨勩傚巻鍙插湴鑰冨療鎴戝浗鍩虹潱鏁欐枃鍖栫殑娓婃簮,瑗挎柟浼犳暀澹鎶婅タ鏂圭殑瀹楁暀浠嬬粛鍒頒腑鍥,涓嶄粎浣誇腑鍥借繎浠ｅ畻鏁欐濇兂澧炴坊浜嗘柊鐨勫唴瀹,鏇寸粰鍗氬ぇ嫻╃氱殑涓鍥借繎浠ｆ濇兂鍙插炴坊浜嗘柊鐨勫唴瀹廣傝タ鏂逛紶鏁欏＋鐨勫姫鍔涘規垜鍥藉畻鏁欐枃鍖栦互鑷蟲皯鏃忔枃鍖栫殑涓板瘜鍙戝睍璧峰埌浜嗗緢閲嶈佺殑浣滅敤銆 浜屻佽タ瀛︿笢娓愮殑瀹炶返 19涓栫邯浠ュ悗,瑗挎柟浼犳暀澹寮濮嬪湪涓鍥藉壋鍔炲︽牎銆佸嚭鐗堜功綾嶆姤鍒,鎻寮浜嗚繎浠ｈタ瀛︿笢娓愮殑搴忓箷銆備紶鏁欏＋鍗蟲媴褰撹タ瀛︿笢娓愮殑瀹炶返鑰呫傛暀浼氬湪涓鍥芥墍鍔炲︽牎鍙栧緱鎯婁漢鐨勫彂灞曘1889騫,鏁欎細瀛︽牎瀛︾敓鎬繪暟涓嶅埌涓涓囦竷鍗冧漢銆傚埌1918騫,鏁欎細瀛︽牎綰︿竴涓囦笁鍗冩墍,瀛︾敓鎬繪暟綰︿笁鍗佷簲涓囧悕銆備及璁″埌1926騫,鏁欎細瀛︽牎鎬繪暟綰﹁揪涓涓囦簲鍗冩墍,瀛︾敓鍏辯害鍏鍗佷竾鍚嶃傝屽埌浜1937騫,鏁欎細瀛︽牎鍦ㄦ牎瀛︾敓浼拌℃繪暟綰︿竴鐧句竾鍚,鍏朵腑澶у︾敓綰﹀叓鍗冨悕,涓瀛︾敓綰︿節涓囧悕,鍏朵綑涓哄皬瀛︾敓鍙婁竴浜涚炲﹂櫌鏍″︾敓銆傚叾涓鍩虹潱鏁欓噸鐐規斁鍦ㄥぇ瀛,澶╀富鏁欏垯鏀懼湪灝忓﹀拰紲炲︺傚彟鎹緇熻,鍦1914騫,鏁欎細瀛︽牎鏈変竴涓囦簩鍗冨氭墍,瀛︾敓綰︿簩鍗佷簲涓囧悕;褰撴椂涓鍥藉畼絝嬪︽牎鍏變簲涓囦竷鍗冧簩鐧懼叚鍗佷竷鎵,瀛︾敓鍏辯害涓鐧懼叚鍗佷笁涓囧悕,涓庢暀浼氬︽牎鐨勬瘮渚:瀛︽牎鏄浜旀瘮涓,瀛︾敓鏄鍏姣斾竴,鐢辨ゅ彲瑙佹暀浼氭暀鑲插湪褰撴椂鐨勬瘮閲嶄簡銆傛暀浼氱壒鍒閲嶈嗛珮絳夋暀鑲蹭簨涓氥傛嵁1917騫存棩浜虹粺璁,鍦ㄥ栧浗浜哄姙鐨勫垵絳夊︽牎涓,瀛︾敓鏁板崰褰撴椂涓鍥藉︾敓鎬繪暟鐨4%,涓絳夊︽牎鍗11%,鑰屽湪澶栦漢鍔炵殑楂樼瓑瀛︽牎涓,瀛︾敓鏁板崰褰撴椂涓鍥芥柊寮忓︽牎瀛︾敓鎬繪暟鐨80%銆傞櫎鏅閫氭暀鑲插,鍦ㄩ拡瀵規畫鐤句漢鎵榪涜岀殑鐗規畩鏁欒偛鏂歸潰,鍩虹潱鏁欎細浜﹀彂鎸ヤ簡鍗佸垎閲嶈佺殑浣滅敤,灝ゅ叾鏄棣栧壋涔嬪姛,涓嶅彲紓ㄧ伃銆傛墍鏈夎繖浜涘︽牎鐨勮劇珛,涓轟粙緇嶈タ鏂瑰厛榪涚殑縐戞妧鏂囧寲鍜屼漢鏂囧︽湳,寮曡繘瑗挎柟鏂板紡鏁欒偛浣撳埗,閫犲氨涓浠ｆ柊寮忎漢鎵,鏃犵枒璧蜂簡寮鍏堟渤鐨勪綔鐢,鍏跺瑰嚑鍗冨勾鐨勬棫寮忓皝寤烘暀鑲,褰㈡垚宸ㄥぇ鐨勫啿鍑誨姏,瀹㈣備笂鍔犲揩浜嗕腑鍥界幇浠ｅ寲鐨勮繘紼嬨備腑鍥芥渶鏃╃殑榪戜唬鎶ュ垔鏄鐢卞栧浗浼犳暀澹椹紺奸婂壋鍔炵殑銆傛ゅ悗,鍚勫浗浼犳暀澹鐩哥戶鍦ㄥ崡媧嬪拰涓鍥藉壋鍔炰簡涓鎵逛腑鏂囨姤鍒娿傞甫鐗囨垬浜夊悗,鏇村氱殑澶栧浗浼犳暀澹銆佸晢浜鴻繘鍏ヤ腑鍥,澶栦漢鍒涘姙鐨勫悇綾繪姤鍒婁篃澶ч噺澧炲姞銆傛嵁緇熻,1842騫村埌鎴婃垖鍙樻硶鍓嶅悗,澶栦漢鍦ㄥ崕鍒涘姙鐨勬姤鍒婅揪170澶氱,綰﹀崰鍚屾椂鏈熸垜鍥芥姤鍒婃繪暟鐨95%銆傚叾涓褰卞搷杈冨ぇ鐨勬湁緹庡浗浼犳暀澹鏋椾箰鐭ュ湪涓婃搗鍒涘姙鐨勩婃暀浼氭柊鎶ャ(鍚庢敼鍚銆婁竾鍥藉叕鎶ャ)銆佺編鍥戒紶鏁欏＋涓侀煪鑹鍒涘姙鐨勩婁腑瑗塊椈瑙佸綍銆(鍚庢敼鍚嶄負銆婃牸鑷存眹緙栥)銆佽嫳鍥藉晢浜虹編鏌ュ厔寮熷湪涓婃搗鍒涘姙鐨勩婄敵鎶ャ嬬瓑銆傝繖浜涙姤鍒婂湪瀹ｄ紶瀹楁暀銆佽繘琛屾畺姘戞暀鑲茬殑鍚屾椂,涔熷ｄ紶浜嗚タ鏂瑰厛榪涚殑縐戝︽枃鍖,鎴愪負涓鍥戒漢鎺ヨЕ瑗挎柟璧勬湰涓諱箟鏂囧寲鐨勫熀鏈閫斿緞銆傛磱鍔¤繍鍔ㄤ互鍚,瑗挎柟鐨勭戝︽妧鏈鍐嶄竴嬈′紶鍏ヤ腑鍥,褰撴椂鐨勬磱鍔′漢澹,涓昏侀噰鍙栤滀腑瀛︿負浣,瑗垮︿負鐢ㄢ濈殑鎬佸害鏉ラ潰瀵硅タ瀛,鑰屼富瑕佸叧娉ㄧ殑鏄瑗挎柟鐨勫厛榪涙﹀櫒浠ュ強鐩稿叧鐨勫櫒姊拌繍杈撶瓑,鑰屾湭璇曞浘瀵硅タ鏂圭殑瀛︽湳鎬濇兂鍔犱互涔,鍥犳ゅ湪榪欐湡闂村︽湳鎬濇兂鏂歸潰鐨勪紶鍏ヤ富瑕佺敱瑗挎柟浼犳暀澹鍒涘姙鐨勫獟浣,浠ュ強媧嬪姟鏈烘瀯涓涓哄啗浜嬬洰鐨勯『閬撹瘧浠嬬殑涔︾睄銆傚湪榪欐椂鏈,瑗垮﹂氳繃閬嶅竷鍚勫湴鐨勬柊寮忓﹀爞銆佸悇縐嶈繎浠ｆ姤鍒婂拰鍝佺嶇箒澶氱殑瑗誇功,寰楀埌姣旇緝騫挎硾鐨勪紶鎾,瑗垮︾殑褰卞搷宸茬粡閫愭笎浠庣煡璇嗙晫鎵╁ぇ鍒扮ぞ浼氬熀灞傘傞殢鐫媧嬪姟榪愬姩鐨勫紑\灞曘佽祫鏈涓諱箟鐢熶駭鏂瑰紡鐨勫嚭鐜板拰瑗垮︾殑騫挎硾浼犳挱,浼犵粺鐨勫皝寤鴻傚康寮濮嬪彈鍒版瀬澶х殑鍐插嚮,紺句細浠峰艱傚康涔熼愭笎鍙戠敓鍙樺寲銆鐢插崍鎴樹簤浠ュ悗,鐢變簬涓鍥藉綋鏃墮潰涓寸潃鍥界牬瀹朵骸鐨勫懡榪,璁稿氭湁璇嗕箣澹寮濮嬫洿縐鏋佸叏闈㈠湴鍚戣タ鏂瑰︿範,鍑虹幇浜姊佸惎瓚銆佸悍鏈変負銆佽礙鍡ｅ悓絳変竴鎵規濇兂瀹躲備粬浠鍚戣タ鏂瑰︿範澶ч噺鐨勮嚜鐒剁戝﹀拰紺句細縐戝︾殑鐭ヨ瘑,鏀挎不涓婁篃瑕佹眰鏀歸潻銆傝繖涓鏃舵湡澶ч噺鐨勮タ鏂圭煡璇嗕紶鍏ヤ腑鍥,褰卞搷闈炲父騫挎硾銆傝稿氫漢浠ヨ漿璇戞棩鏈浜烘墍钁楃殑瑗垮︿功綾嶆潵鎺ュ彈瑗垮︺備紶鏁欏＋灝嗚タ瀛︿紶鍏ユ垜鍥,瀹㈣備笂瀵規垜鍥借繎浠ｇ戝︺佹枃鏁欍佸尰瀛︿簨涓氱殑褰㈡垚鍜屽彂灞曡搗淇冭繘浣滅敤,涔熷規垜鍥界煡璇嗗垎瀛愮殑瀛﹁瘑銆佹濇兂璧峰埌
浜嗗惎鍙戜綔鐢ㄣ傚緪瀵褲佸崕琛¤姵銆佹潕鍠勫叞銆鐜嬮煬絳変竴澶ф壒縐戝﹀躲佹濇兂瀹朵篃姝ｆ槸鍦ㄤ笌瑗挎柟浼犳暀澹鐨勫悎浣滀腑榪涗竴姝ユ嫇瀹戒簡瑙嗛噹,騫跺湪榪戜唬涓鍥界戞妧銆佹枃鏁欎簨涓氥佹濇兂棰嗗煙澶氭湁寤烘爲,騫朵駭鐢熼噸澶у獎鍝嶃 涓夈佷紶鎾涓瀛︾殑浣胯 19涓栫邯浠ユ潵浼犳暀澹瀵逛腑鍥界殑鐮旂┒,鏄鏈夊彶浠ユ潵絎涓嬈″ぇ瑙勬ā鐨勯潪鍎掑舵枃鍖栧湀鐨勭煡璇嗗垎瀛愬逛腑鍥芥枃鍖栫殑鎺㈢┒銆傚熺敤鈥滄梺瑙傝呮竻鈥濊繖涓璇存硶,浠栦滑鐨勭爺絀朵腑鏈変腑鍥戒漢鑷宸辨病鏈夊仛鎴栬呯湅涓嶅埌鐨勬柊椴滀笢瑗褲備紶鏁欏＋鍦ㄤ腑鍥界殑璇璦鏂囧瓧鏂歸潰瀹屾垚浜嗚稿氬紑鍒涙х殑宸ヤ綔銆傝璦鏄浼犳暀澹甯冮亾鐨勫熀紜,鏃╂湡鏉ュ崕浼犳暀澹涓嶅緱涓嶆攢瓚婃眽璇榪欓亾涓囬噷闀垮煄銆傜紪杈戜簡澶ч噺鐨勮タ鏂囥佹眽鏂囧瓧鍏,濡1815騫撮┈紺奸婂嚭鐗堜簡鑻辨枃鐗堢殑銆婃眽璇璇娉曘,琚瑾変負19涓栫邯鑻卞浗涓鍥藉︾殑濂犲熀浜轟箣涓鐨勮嫳鍥戒紶鏁欏＋楹﹂兘鎬濆湪楦︾墖鎴樹簤鍚庡嚭鐗堜簡銆婃眽鑻卞瓧鍏搞嬪拰銆婅嫳奼夊瓧鍏搞嬶紝鍏跺畠鐮旂┒涓鏂囪娉曠殑榪樻湁浼犳暀澹鏅忛┈澶鍜屽瘜鍠勭瓑絳夈傚嚭鐗堣繖浜涘瓧鍏告槸榪囧幓澶栧浗浜虹爺絀朵腑鍥界殑蹇呭囦箣涔,浠ュ埄浜庢洿澶氱殑瑗誇漢鏈夊叴瓚ｇ爺絀朵腑瀛︺備紶鏁欏＋鐨勮礎鐚鍦ㄤ簬鎶婁腑鍥界粡鍏鎬粙緇嶅埌瑗挎柟,濡傜炕璇戜簡澶ч噺鐨勪腑鍥界粡鍏,濡銆婅鴻銆銆併婅佸瓙銆嬬瓑璇戞垚瑗挎枃騫朵粙緇嶅埌瑗挎柟;浼犳暀澹鍦ㄧ紪鎾板瓧鍏搞佺炕璇戜腑鍥界粡鍏哥殑鍚屾椂,涔熸槸涓鍥介棶棰樼殑鐮旂┒鑰呫傝稿氫紶鏁欏＋鍥炲浗鍚,閮藉湪澶у︿腑寮璁句簡奼夊璁插駭,騫舵媴浠諱富璁,鏈夌殑鍒欑洿鎺ュ弬鍔犳垨甯鍔╂х編瀛︽湳鏈烘瀯寤虹珛涓鍥藉︾殑鐮旂┒涓蹇冦傚叾涓寰堝氫漢濡傚崼涓夌晱銆佺悊闆呭悇絳夎繕鎴愪負鏈鍥芥瀬鏈夊獎鍝嶅拰瀛︽湳鍦頒綅鐨勪腑鍥藉﹀跺拰涓鍥藉︾殑娉版枟;浼犳暀澹鍦ㄥ悜涓鍥戒紶甯冪忛煶涓庝粙緇嶈タ瀛︽椂,涔熸敞鎰忓逛腑鍥界ぞ浼氬悇鏂歸潰鎯呭喌榪涜屽箍娉涜屾繁鍏ョ殑璋冩煡鐮旂┒,騫跺悜瑗挎柟紺句細浣滆﹀敖鐨勪粙緇嶃傚:瑁ㄦ不鏂囪盪鍗庢椂,緹庡浗浼犳暀浜嬪姟灞渚胯佹眰浠栤滃湪宸ヤ綔鍜岀幆澧冨厑璁哥殑鎯呭喌涓„„鎶婃湁鍏充腑鍥戒漢姘戠殑鐗瑰緛銆佺姸鍐點侀庝織銆佷範鎯絳夌瓑,鐗瑰埆瑕佹眰瀵硅繖浜涙儏鍐靛彈浠栦滑鐨勫畻鏁欏獎鍝,鍚戝叕鐞嗕細鍋氬嚭瀹屾暣鐨勬姤鍛娿傗濆敖綆¤繖浜涗紶鏁欏＋瀵逛腑鍥芥枃鍖栫殑鐮旂┒鍙婂叾瑙傜偣甯︽湁涓瀹氱殑鍋忚,浣嗗氭暟浼犳暀澹瀵逛腑鍥藉剴瀛︽枃鍖栬繕鏄鎸佽偗瀹氭佸害鐨勩備笉鍙鍚﹁ょ殑鏄,榪欎簺澶栧浗浼犳暀澹浠ュ叾鐗規湁鐨勮傚療瑙嗚掑拰瀛︽湳椋庢牸瀵逛紶緇熷浗瀛︽彁鍑轟簡涓浜涜緝涓鑲鐨勬壒鍒ゃ備篃姝ｅ洜濡傛,涓浜涘垵姝ヤ簡瑙ｄ腑鍥芥枃鍖栫殑浼犳暀澹,鍦ㄤ腑鍥界ぞ浼氭枃鍖栫敓媧諱腑鏇捐〃鐜板緱鐩稿綋媧昏穬,鐗瑰埆鏄鍦ㄦ磱鍔¤繍鍔ㄥ拰緇存柊榪愬姩涓,璁稿氫紶鏁欏＋鎴愪負涓鍥芥敼闈╄繍鍔ㄧ殑鍙備笌鑰,鍦ㄥ巻鍙蹭笂鐣欎笅浜嗛暱涔呯殑鐥曡抗銆 浼犳暀澹鍦ㄤ紶鏁欒繃紼嬩腑甯︽潵宸ㄥぇ鐨勮礎鐚鐨勫悓鏃訛紝涔熷甫鏉ヤ紬澶氱殑鏂囧寲闂棰橈紝濡傚啿鍑諱紶緇熸枃鍖栥佸ゴ褰規皯浼楁濇兂銆佹帬澶轟腑鍥借祫婧愮瓑絳夈 鎴戜滑甯歌翠互鍙蹭負閴達紝榪戜唬浼犳暀澹鎵鎵婕旂殑瑙掕壊鍙婂逛腑鍥界殑褰卞搷鍊煎緱鎴戜滑娣辨濓紝榪涘叆21涓栫邯錛岀粡嫻庡叏鐞冨寲鏃ョ泭娣卞叆鍜屽彂灞曪紝涓瑗誇氦嫻佷篃榪涘叆浜嗕竴涓鏂扮殑闃舵碉紝涓嶅啀鐨勫崟鏂歸潰鐨勬枃鍖栬緭鍑猴紝鑰屾槸鍙屾柟澶氬眰嬈″拰鍏ㄦ柟浣嶇殑浜ゆ祦錛屽惛鏀朵互寰緇忛獙錛屽苟鎺㈢儲鍑轟竴鏉￠傚悎涓鍥藉浗鎯呯殑娓犻亾灝や負閲嶈併傞殢鐫鎴戜滑緇忔祹鐨勫彂灞曪紝涓鍥藉礇璧峰凡鎴愪負閲嶈佺殑璇濋橈紝鑰屾枃鍖栦紶鎾鎴愪負鎴戝浗鎴愪負澶у浗鐨勪竴涓閲嶈侀殰紕嶏紝濡備綍璁╀腑鍥藉湪鎴愪負緇忔祹澶у浗鐨勫悓鏃舵垚涓轟竴涓鏀挎不澶у浗錛屾枃鍖栬蔣瀹炲姏鑷沖叧閲嶈侊紝涓烘ゆ垜鍥藉湪鍏ㄧ悆縐鏋佹帹騫挎眽璇鏁欏︼紝璇曞浘閫氳繃奼夎鏁欏︽墿澶т腑鍥藉湪涓栫晫鐨勫獎鍝嶅拰鍦頒綅錛岃╀笘鐣屽悇鍥借繘涓姝ヤ簡瑙ｄ腑鍥斤紝鍦ㄦ垜鐪嬫潵榪欎笉澶變負涓縐嶈壇濂界殑鏂瑰紡錛屼絾榪滆繙涓嶅熴 棣栧厛錛屽唴蹇т弗閲嶏紝鍥藉唴鎬濇兂涓誨艱繎騫存潵鍙楀埌鐩存帴鎸戞垬錛岃タ鏂硅祫鏈涓諱箟鎬濇兂鍦ㄤ腑鍥芥濇兂鐣屽獎鍝嶆繁騫匡紝鐗瑰埆鐨勫叧浜庝環鍊艱傚拰浜虹敓瑙傛柟闈錛屽姞涔嬭嚜涓婁笘綰80騫翠唬瀵瑰栧紑鏀劇殑鍙戝睍錛屽浗鍐呭勾闈掍竴浠ｆ濇兂緇忓巻浜嗘繁鍒葷殑鍙樺寲錛屾嫓閲戜富涔夈佷釜浜轟富涔夌瓑鎬濇兂涓ラ噸娉涙互錛屽叾嬈★紝鍥藉唴5000騫寸殑鏂囧寲綺鵑珦鏈鑳藉彈鍒拌壇濂界殑鎻愬★紝浼樿壇鏂囧寲浼犵粺嫻佸け涓ラ噸錛屽湪浼犵粺鏂囧寲鑴辮妭鍜岃タ鏂規枃鍖栨硾婊ョ殑鍐插嚮涓嬶紝鍥芥皯鎬濇兂鍙戝睍璁╀漢鍫蹇с傛墍浠ワ紝鍦ㄦ垜鐪嬫潵錛岃佹帹騫垮拰鍙戝睍涓瑗挎枃鍖栵紝棣栧厛鐨勯噸鐐圭嫚鎶撹嚜韜鏂囧寲濉戦狅紝鑰岄潪鎵涓虹殑椹鍏嬫濅富涔変富瀵兼濇兂銆傝╂皯浼楁嫢鏈夌簿紲炲綊瀹匡紝濉戞皯鏃忛瓊錛屽己涓鍥介瓌銆
鍏舵★紝鍦ㄥ浗鍐呯粡鍘嗗戦瓊寮洪瓌鍚庯紝鍥藉跺簲灝藉績鎵撻犳皯鏃忔枃鍖栵紝5000鏂囧寲榪囦簬搴炴潅錛岃岃兘澶熶紶杈撲笌鍥介檯鐗瑰埆鏄瑗挎柟鐨勬洿涓虹█灝戱紝涓嶅傛瘯鍏跺姛浜庝竴褰癸紝鎻愮偧姘戞棌鏂囧寲涓鐨勪紭鑹閮ㄥ垎錛屽苟浠ユや負涓葷嚎錛屽熼壌瑗挎柟浼犳暀澹鍏堣緭鍏ユ暟瀛︺佸ぉ鏂囥佸尰瀛︾瓑浼樿壇鎴愬垎涓鑸錛屽悓鏃墮傚綋鍚告敹澶栨潵浼樿壇鏂囧寲錛屼嬌涔嬩笌涓鍗庢枃鍖栬瀺鍚堛 涓瑗挎枃鍖栦氦嫻佹槸涓涓鍘嗗彶鐨勮繃紼嬶紝鍦ㄥ浗闄呭寲鐨勪粖澶╋紝鍔犲己涓瑗挎枃鍖栦氦嫻侊紝鏄涓瑗垮弻鏂瑰姞寮哄叏鏂逛綅浜嗚В鐨勪竴涓閲嶈佹柟闈錛屼篃鏄鎴戝浗宕涜搗鐨勪竴涓鑹濂藉戞満錛屽厖鍒嗗埄鐢5000騫存枃鍖栧簳鈒達紝騫跺惛鏀朵紭鑹鐨勮タ鏂規枃鍖栫簿楂擄紝浠ュ彶涓洪壌錛屾垜鐩鎬俊涓鍥芥枃鍖栧皢鏇翠負綣佽崳銆
❹ 羅素論中國人的性格外國人眼中的當時的中國人具有哪些重要的性格特徵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哲學家、數學家和邏輯學家之一，同時也是活躍的政治活動家，並致力於哲學的大眾化、普及化。無數人將羅素視為這個時代的先知，而與此同時羅素的許多政治立場卻又是十分有爭議性的。他出生於1872年，當時大英帝國正值巔峰，逝於1970年，此時英國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其帝國已經沒落。
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
西方人中間有一種論調：中國人不可思議，滿腦子的神秘思想，我們難以理解。如果到中國去長期生活體驗一下，可能也會使我抱這樣的觀點。但是，依我在那個國家講學期間的所見所聞，並沒有發現有任何跡像可以證明這種論點是正確的。我與中國人交談就像與英國人交談一樣，他們回答我也很像英國人回答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相當有教養，聰慧而明智。我根本不相信「東方人陰險」的神話。我確信，在一場互相欺騙的游戲中，一個英國人或一個美國人十有八九會戰勝一個中國人。可是當許多相當貧窮的中國人與富裕的白種人做生意時，這種活動常常只是有利於其中的一方，那毫無疑問，白人受騙上當，而中國人只有像派駐倫敦那樣的昏庸官僚才會如此。
中國人最博得人們贊賞的品質之一，是他們把握外國人感情的能力。不論是到中國去旅遊的，還是多年居住在那兒的，幾乎所有的外國人都喜愛中國人。盡管英日兩國結成聯盟，但是我想不起哪一個孤身在遠東的英國人，會像喜愛中國人那樣喜愛日本人。只有那些在他們中間長期生活的人，才能獲得自己的看法和標准。初來乍到中國，一定對那裡顯而易見的弊端感到震驚：乞丐成群，貧窮驚人，疾病橫行，社會混亂，政治腐敗。每個有正義感的西方人，無不首先強烈地期待中國人能革除這些弊端。中國理所當然地應進行改革。
但是，中國人，甚至是那些本來可以避免充當不幸的犧牲品的人，對外國人的這種激情表現出無動於衷和麻木不仁的態度。他們就像等待蘇打水的泡沫會自行消失一樣，等待著中國現狀中的弊端自行消失。而且，這種盲目的觀望等待態度，也逐漸影響到被搞糊塗的外國旅遊者的理智。等一陣憤恨過去之後，他們開始懷疑起自己原來一直確信無疑的信條是否正確。時刻提防不幸的可能降臨，是不是一種真正的明智？放棄現有的歡樂，終月想著災難的可能在某一時刻到來，是不是一種慎重？難道我們的生命應該在建造一座永遠無法居住的海市蜃樓中度過？
中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持否定態度，因而他們能忍受貧困、疾病和腐敗。但是，作為對這些弊端的自我補償，中國人保持著文明享樂的能力。他們經常自娛、逗笑，在陽光下取樂和討論哲學。這是工業化的國家所沒有的。中國人，包括各階層的人，比我所了解的任何民族都更喜歡開玩笑。他們在每一件事情上尋找樂趣，而且總是用笑話來緩和爭端。
中國政界的腐敗和混亂所造成的損害，遠不如我們想見的那麼可怕。我們西方的所謂「高效率」政府，特別是日本政府那掠奪成性的追求巨大權力的慾望所帶來的災難比中國要大得多。絕大多數現代政府的行為都具有危害性。因此，他們乾得越差，效果就越好。在中國，政府懶散、腐敗、愚昧，那裡卻有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這種個人自由在世界上其他國家已喪失殆盡、
中國的法律像其他國家一樣不完善。有時候，某人因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而在國外勢力的壓力下坐牢，正如他會在英國、美國遭到同樣命運一樣。但這種情況實屬罕見；平常在實際生活中，很少有乾擾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情況發生，就如個歐洲人在1914年以來，一個美國人在1917年以來，享有個人的自由一樣。一個中國人並沒有需要隨波逐流的壓力感。人們依然只需像自己，並不擔心所得出的結論公布後會引起怎麼樣的後果。個人主義在西方已被廢棄，但在中國卻依然生存著。這有好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中國的每個勞苦百姓，或多或少保持著自我尊重和人格尊嚴，而這在西方只有極少數金融寡頭才有。
中國人的「死要面子」經常使在中國的外國人感到荒唐可笑。然而，中國人僅僅是要求實現與他們社會生活方式相一致的個人尊嚴。每個人都要「面子」，甚至連社會地位最卑下的乞丐也是如此。如果你不想嚴重觸犯中國人的道德規范，那你就不要使他丟面子，不然你就是在羞辱他。如果你用違反中國道施規則的方式和一個中國人講話，那他一定會嘲笑你；如果中國人不想把你的行為看作是一種冒犯，那你的話必定被他們當作了笑料。
有一次．我認為我教的一些學生不像我期望的那樣用功，我就像以前對我的英國學生那樣談了些看法。但我很快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這些學生都很不自在地笑了。我對此感到很驚訝，後來我才搞清楚了其中的原因。中國人，甚至那些最文明的人遠比我們西方人更講究客套。然而這種習慣不利於提高效率，更為嚴重的是不利於在人與人之間建立誠摯而真實的關系。如果我是中國人的話，我將希望減少一點表面客套帶來的痛苦。但是，中國人由於遭受西方列強的欺辱已經養成了一種溫文爾雅的心性。中國人的彬彬有禮與我們西方人的直率相比，究竟孰優孰劣，我尚不敢斷言。
在一個英國人看來，喜歡妥協和屈服於公眾輿論的壓力，是中國人性格中的特點。很少有一種沖突發展成為軒然大波。滿洲皇帝的待遇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例子。在西方，國家一旦變為共和國，人們向來是砍掉被廢黜的君主的頭，或至少將其流放到國外。在中國給皇帝依然保留皇上的稱號，華麗的宮殿，大批的太監內臣，每年九百萬元的貫俸。溥儀現在正滿十六歲，安寧舒適地住在紫禁城內。在一次國內戰爭中，他曾名義上復辟過幾天，但他又一次被推翻，並沒因為他的復辟行徑而受到任何懲罰。
在中國，公眾輿論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1920年北洋軍閥御用的「安福國會」的垮台主要歸咎於輿論的壓力。這個國會是親日派，並接受日本貸款。對日本人的切齒仇恨，是中國人的一股最強大、最廣泛的政治激情。這場反對「安福國會」的運動是在學生們的宣傳鼓動下發起的。一開始，「安福國會」有著占絕對優勢的軍隊力量，但當士兵們在輿論影響下明白了應當為誰而戰時，就開始倒戈。最後反對派進入了北京，幾乎不打一槍就一舉推翻了「安福國會」的政府。
這種公眾輿論的影響，在一次教師的罷工斗爭中也起了關鍵作用，那場教師罷工斗爭在我離開北京時取得了勝利。當時政府由於腐敗，財政資金一直緊缺，拖欠了教師好幾個月的工資。教師們被迫在學生們的聲援下向政府和平請願，強烈要求頒發工資。結果，士兵和警察出面鎮壓，雙方發生沖突，許多教師和學生都受了傷。尊師重教在中國民眾中有著深刻而廣泛的基礎，因而這件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報界立即發表文章表示聲討此事，政府剛得了三個依憑武力強行敲詐勒索的軍閥900萬元的不義之財。政府如果拒絕教師們提出的幾萬元的合理要求，實在找不出任何借口，無奈只能向輿論屈服。我想在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家裡，不會因為教師的利益而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反響。
沒有比中國人的忍耐更令歐洲人吃驚的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深刻地認識到外國人對中華民族生存造成的威脅。他們清楚地知道日本人在滿洲和山東的侵略行徑，也明白在香港的英國人正在不遺餘力地破壞廣州革命，企圖建立一個親英的南方政府。他們深知，世界上所有的列強都無一例外地對中國尚未開發的豐富資源，特別是對中國的煤炭、鐵礦垂涎三尺，虎視耽耽。日本是放在中國人面前的一個典型。日本通過推行野蠻的軍國主義，實行嚴酷的紀律，倡立一種新的反動宗教，成功地遏制了「文明的」工業主義者的貪婪慾望。但是，中國人既不模仿日本，也不願馴服地屈從外國勢力的控制。他們考慮問題，不是以幾十年計算，而是以幾個世紀計算。他們以前曾被外族征服過，首先是蒙古人，之後是滿族人；但最後這兩個外族征服者，卻都反被他們同化了。中國的文明淵源流長，亘古不變；經過幾代人之後，入侵者反變得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了。
滿洲里地域廣闊，有一片可供移民的土地。日本人聲稱需要殖民地容納其餘的人口而侵入滿洲里。然而，中國內地遷移到滿洲的移民比日本要多一百倍。不管滿洲此時的政治勢態如何，它必然仍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一旦日本處境危難，滿洲里將會重新回歸中國所有。四萬萬中國人匯聚成這樣一種強大的力量：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撓的剛強偉力，以及無與倫比的民族凝聚力。盡管中國也有內戰，但只是表面喧鬧。中國人蔑視敵人軍隊的方法，他們一直等到敵人在自相殘殺中消耗了銳氣和精力才起來反抗。
中國的文明遠比中國的政治更具有大一統的特性。中國文明是世界上幾大古國文明中唯一得以倖存和延續下來的文明。自從孔子時代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和羅馬帝國的文明都相繼消亡，但中國文明卻通過持續不斷的改良，得以維持了下來。中國文明也一直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從早先的佛教影響，直到現代的西方科學的影響。但是，佛教並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沒有把他們變成歐洲人。在中國我遇到一些人，他們像我們西方國家教授那樣熟知西方文化。然而，他們並沒有失去文化心理上的平衡，也未脫離自己的人民。他們認為，西方一些不好的東西，如野蠻好戰，動亂不安，欺負弱小，利慾熏心，追求純粹的物質享受目標等，是不可取的。而一些好的東西，特別是西方科學，中國人則希望學習採納。
古老的中國本土文化已經變得幾近僵死，其文化與藝術已不像過去那樣具有生機，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滿足現代中國人的需求了。凡受過歐美教育的中國人都認識到，他們需要外來的新因素來振興他們的傳統文化。因而，他們開始轉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國傳統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們並不希望創建一種類似我們的文明。他們期望開拓一條更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國人不被煽動尚武精神，那他們一定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更加燦爛的文明。這種新文明將比我們西方人現在所能創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到目前為止，我主要談了中國人性格好的一面；但是中華民族如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一樣，也有其不好的一面。我不情願談及中國人性格上的弱點，因為我在與中國人交往中深深感受到中國人是這樣的謙恭有禮，溫和善良，寧願說自己這些好的感受。但是，不論是出於對中國的真正友善，還是從尊重事實的角度來看，不承認中國人性格中的弱點是錯誤的。我只要求讀者能記住，平心而論，我認為中華民族是我所遇見的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之一。同時，我准備起草一份嚴肅的起訴書，控告任何一個欺侮中國的列強。在我快要離開中國之前，有一位著名的中國作家誠懇地要求我談談中國人性格的主要缺點。我以猶豫的心情談了三點：貪心，懦弱，缺乏同情心。說起來很奇怪，這位作家非但不生氣，反而承認我的批評公正中肯，並和我繼續討論可以對這些缺點進行醫治的辦法。這也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最大美德。
中國人的缺乏同情心，使每個西方人感到震驚。他們缺乏人道主義的沖動，而這種沖動促使西方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安慰自己用百分之九十九的精力給他人造成的不幸．例如，我們一再禁止奧地利加入德國，阻止他們移民和獲得工業原料，結果，除了一部分維也納人願意靠我們的救濟行善而活下來以外，許多人都餓死了。中國人沒有花精力去餓死維也納人，也不會仁慈行善，讓一些維也納入活下去。當我在中國的時候，幾百萬人死於飢荒；有的人為了幾塊錢將自己的孩子出賣當奴隸，如果得不到這樣一筆錢，他們甚至會殺死這些孩子。救濟飢民這種行善事業，許多都是白種人在那裡乾，極少有中國人所為。即便有極少的救濟金也被貪官污吏所吞噬，當然，也可以這樣說，西方人之所以這樣做，與其說是幫助中國人，倒不如說是出於安撫自己的良心。只要中國目前的生育率和農業生產方式依然如故，發生飢荒將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在這一次飢荒中靠別人的慈善救濟倖存下來的人，也許在下一次飢荒中很難逃生。
中國只要改進農業生產技術，同時結合移民和大規模的控制生育，是可以永遠消除飢荒的。中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因而他們採用不同於白人靠單純救濟的方法去拯救飢民。大多數中國人對自己缺乏同情心都有一種同樣的解釋，並且對許多有關問題的看法是趨向一致的。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無法理解。如果一條狗被汽車嚴重輾傷，十有八九過路的中國人會停下來對這條可憐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並以此取樂。看到痛苦本身並不會引起一般中國人多少同情心。事實上，他們好像看到別人痛苦還感到很愜意開心。從中國歷史以及1911年以前刑事法典來看，中國人決不是沒有殘忍行為的心理沖動，但我本人並未遇見這種情況。有一點必須指出，所有的西方列強都是殘忍行為的實踐者，只不過我們西方人用偽善部分地掩蓋了我們的殘忍行為。
懦弱，是中國人的令人一看便知的一個缺點。但是，我並不相信他們真的就缺乏勇氣，貪生怕死。在戰場上兩軍相戰，雙方都想逃離戰揚，勝利就屬於首先發現對方潰退的一方。但是這只能說明中國士兵是明智的人。因為沒有什麼重大的沖突，軍隊也純粹是由雇傭兵組成。當勢態嚴重時，例如，「太平天國起義」，據說中國人打得非常勇猛頑強，特別是他們在有良帥驍將時更是如此。然而，我認為中國人與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相比，中國人可算不是勇敢的人民，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只知消極地忍耐。中國人的忍耐精神是少有的。中國人會為了在許多好戰的民族的人看來全無必要的動機，如只是為了不肯說出別人隱匿被盜物的地方而忍受折磨，甚至死亡。盡管比較起來他們缺乏戰斗的勇氣，但他們一點也不比我們西方人更怕死，他們隨時准備承擔自殺的義務就是一個明證。
貪心，我以為是中國人最大缺點。生活艱苦，很難掙錢，為了得到金錢，除了極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外，許多人會貪污犯罪。僅僅為了幾分錢，幾乎所有苦力階層的人都會甘受一次死的危險。中國與日本打仗陷入困境，主要是因為大多數的中國政治家根本不能抵制日本人的賄賂。我認為這種貪婪的缺點可能是根源於經濟條件。也許多少年代以來，品行廉潔的人在生活中吃虧了，得不到所需要的錢。只有當經濟條件改善了，這種貪婪的情況才會減少。我不相信今日中國的貪污腐敗要比歐洲18世紀的情形還要糟。我從沒聽說過中國的將軍比烏爾伯勒公爵更腐敗，也沒有聽說中國的政治家比卡迪納爾杜布瓦貪污受賄更甚。因此，隨著中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國人完全有希望變得像我們西方人那樣的誠實。當然至少西方人實際上如何廉潔，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我已經說起過，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有點懶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多聰明能乾而又多神多疑。但是，這只是他們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國人又很會狂熱激動；而且常常是一種集體的狂熱激動。盡管我很少見到，但這無疑是事實。「義和拳」運動的興起就證明了這點。中國歷史上也或多或少地充滿了這樣的動亂。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這種因素使他們變得不可捉摸，甚至對中國人的將來也難於預料。你可以想像他們中一部分人會變成積極的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勇敢無畏的抗日救國者，瘋狂的基督教徒，或狂熱地獻身於某個最終宣稱自己為絕對統治者的領袖。我認為正是中國人性格中的這種因素，才使中國人成為世界上最不顧一切後果的冒險者，盡管他們平時一貫小心翼翼。雖然浪漫主義的愛情在中國遠遠比在西方更受蔑視，但是中國歷史上許多皇帝由於追求浪漫主義的愛情而丟掉皇冠。
概括中國人的性格並不容易。給外國人印象最深的僅僅是中國人保留著一種尚未受到工業化影響的古代文明。所有這些古代文明可能在侵華的日本、歐洲和美國金融資本家的壓迫下喪失殆盡。中國藝術正在遭受毀壞，取而代之的是拙劣的模仿歐洲的二流繪畫。大多數受過歐洲教育的中國人都對本民族的繪畫缺乏審美能力，而且輕率地認為中國沒有遵循繪畫的透視法則。
到過中國的旅遊者發規，獨具魅力的中國優良文化傳統頗難保持下去。它必將隨著工業化的到來而消失。但是，有些東西仍然可以保留下去，如中國人的某些無與倫比的優秀道德品質。這些優秀的品質正是現代社會生活最最迫切需要的。在中國人所有的道德品質中，我最欣賞的是他們平和的氣質，這種氣質使地們在尋求解決爭端時更多地是講究平等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喜歡仰仗實力。當然，中國人能否繼續保持自己溫文平和的性格，完全取決於西方列強的所作所為。假如迫使中國人面對像日本在中國實行的那種極端野蠻的軍團主義暴行，那麼中國人出於自衛而會變得更加無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