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國的儒學是如何在古代影響其他國家的
儒學傳播到東南亞國家的南洋地區，是近幾個世紀的事情。影響較大的是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其途徑仍然是廟學文化。這主要是由於華人大量移居南洋後，將中國的傳統文化帶到了當地。儒學隨著華人學校教育而得以傳播。於是孔廟在當地也就應運而生。東南亞單獨建立的孔廟是很少的，一般都是在華文學校中，設立祭祀孔子的殿堂或者牌位，供學校祭祀用。這種文化現象不妨就稱其為「廟學文化」建築。印度尼西亞於1729年就建立了明成書院，這種書院雖以教書育人為主，但由於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中國廟學合一的性質。
2. 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同時期的書院在組織管理上有何異同
我國書院制度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書院是我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為中國教育史上與官學平行交叉發展的一種教育制度，它萌芽於唐末，鼎盛於宋元，普及於明清，改制於清末，是集教育、學術、藏書為一體的文化教育機構。它不是官學，但有官學成分，不是私學但又吸收私學長處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學和私學相結合的產物。自書院出現以後，我國古代教育便發生了一個很大變化，即出現了官學、私學和書院相平行發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勢，直到清朝末年，它們之間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滲透與融合，促進了我國古代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繁榮。
（一）中國古代書院發展之軌跡
1、書院制度的起源
書院之名始於唐代，分官私兩類，但都不是聚徒講學的教育組織。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國家由強盛走向衰落，政治腐敗，民生凋敝，文教事業也受到嚴重沖擊，官學廢馳，禮義衰亡。於是一些宿學鴻儒受佛教禪林的啟發，紛紛到一些清靜、優美的名勝之地讀書治學。此後，歸隱山林、論道修身，聚徒講學之風逐漸興起。真正具有聚徒講學性質的書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發展成為較完備的書院制度，成為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2、書院制度的確立
到了宋代，國家重歸統一，社會生產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相對穩定，士心開始向學，由於統治者忙於拓疆守土，無暇顧及興學建校之事，只重科舉對現有人才的選拔和吸收，以滿足立國之初的一時之需。因此在建國近百年的時間里，官學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正是在此背景下，書院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獲得較大的發展，並確立了自己作為一種重要的教育組織形式的地位。宋代書院的發展軌跡，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
1）宋初的勃興 宋立國後，暫時無力顧及振興官學，因而對著名私學採取「贖買」政策，始為官私聯營的學校模式出現。宋初的六大著名書院即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興學期間，官學空前興盛；且重在改革的實踐理性成為主流，純學術的研究日漸消沉，因而書院不彰，連著名的六大書院也破敗停辦或改為官學。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內部的傾軋和科舉的腐敗，致使南宋的官學形同虛設。更由於朱熹等人對書院卓有成效的復辦和理學的流行，書院又日漸昌熾。
宋代書院普遍訂立了比較完備的條規，這是書院制度化的重要標志，其中朱熹親自擬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成為書院學規的典範。
3、書院制度的官學化
到了元代，統治者為緩和蒙漢民族的矛盾，籠絡漢族士心，對書院採取保護提倡的政策，同時也逐漸加以控制，使元代書院日益呈官學化趨勢。元政府還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後的出路等方面嚴格控制。元政府採取這些措施，逐漸使書院失去了其自由講學的特質，最後與官學無異。它賴以生存，飲譽於世的學術特色逐漸由淡化到消失，最後淪為科舉的附庸。
4、書院制度的勃興與毀禁
明代書院的發展「經歷了沉寂——勃興——禁毀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視發展官學，提倡科舉取士，使官學興極一時，書院備受冷落，近百年不興。
2）中期的復興
明中葉以後，因官學空疏，科舉腐化，書院教育由此復甦，嘉靖以後，發展到極盛。
3）後期的沉淪
由於書院研究學術特質的復歸，書院講學的政治色彩愈來愈濃，「諷議朝政、裁量人物」，統治者深感「搖撼朝廷」。明代後期，當權者先後四次禁毀書院，嚴重地戕害了學術思想的發展。尤其是，「洞學科舉」的創設，使書院、官學、科舉逐漸融為一體。
5、書院特質的消失與改制
清初，統治者為壓制輿論，消除南明的復國情緒，對書院嚴加限制，但禁而不絕，不過這時的書院已經同官學沒有什麼區別，從元代開始的書院官學化傾向，到清代達到極致。清代書院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八股文制藝，目的是參加科舉考試，獲取功名，完全喪失了書院原有的教學風格與學術研究的性質，其獨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無幾。
鴉片戰爭之後，閉關鎖國百餘年的「天朝大國」的大門終於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所打破。在「師夷制夷」的洋務運動中，洋務學堂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改革舊式書院就成為大勢所趨。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終於採納了張之洞、劉坤一的建議，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下詔將各省城書院改為大學堂，各府書院改為中學堂，各州縣書院改為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至此書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歷程之後，最終匯入了近代學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國古代書院制度之評價
1、辦學特質
書院是介於私學與官學之間的一種特殊的教學組織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徵。具體而論，其辦學特質可以歸納為：
1）官方的認可、扶助
2）注重藏書、讀書
3）自由講學，研討學術
書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產物之一，書院大多選址於名山大川、風景優美之地，與佛、道的影響不無聯系。
2、教學方式
1）講演辯論
中國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後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並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
2）自修問難
除學術講演外，書院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學生自修研究和質疑問難。書院藏書豐富，這為學生自由讀書和獨立鑽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的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強調讀書須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當請教大師，這就叫做「質疑問難」。朱熹創造的讀書六條（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3）研究探討
書院以學術探究和理智訓練為根本。無論是大師講演，還是學生自修，都十分明顯地體現了注重學術探討的研究精神。書院作為知識分子求知問學的精神家園，努力將學術研究與教育活動結合起來，他們一方面通過學術研究深化學理探討，促進教學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人才，擴大學派影響。正是這樣交互遞進，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封建社會思想和學術的發展。
4、組織管理
在組織管理上、書院也與普遍學校有所不同：
1）管理機構精簡化
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乾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於官學，書院冗員極少，且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則民主化
與普通私學一樣，書院師生均可來去自由，較少專制性的處罰。書院主持人的產生，多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書院曾明文規定。主持者「不稱職則更易」，還有「按季更易」的條例，不搞終身制。
3）管理方式學規化
由於書院的管理人員少，而師生又朝夕相處，所以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來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實屬必要。書院的學規大體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內容：一是指出為學的方向；二是為學、修養和待人處事的准則、方法；三是規定犯過的懲治。
最負盛名的學規有：朱熹所訂《白鹿洞書院教條》和呂祖謙所訂《麗澤書院學規》。
(三)書院與官、私學之比較分析
由於書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點，因而書院與官學相比，多有不同；與私學相較，也有所別。
1、與官學之比較
與官學相比，書院從以下幾個方面與官學多有不同：
1)從教師來看 官學的教師都是由朝廷任命，屬封建王朝的官吏；書院的教師則由地方聘請推薦，多為德才兼備的學者、士大夫，有的雖是朝廷命官，但作書院教師僅為兼職。
2)從學生來看 官學學生來源多為官宦子弟，等級性強，且需嚴格考試方能入學；書院的學生則來去自由，沒有等級尊卑之別，入學也無須什麼考試。
3)從教育內容來看 官學教授的內容多為朝廷核定的教材，內容較為固定、單一；書院教學內容取決於該書院的特點及山長，主講教師的所長，一般山長或主講教師的講授內容，決定於書院傳授知識及學術的主流，因而教學內容較為靈活、寬泛。
4)從教學組織形式來看 官學的教學比較呆板、單調；書院教學比較靈活、多種多樣。特別是書院的「講會」制度，成為書院的重要教學形式，這也是書院區別於官學的重要標志。
2、與私學之比較
書院自產生之日起，便與私學有天然的聯系，其共通點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它同私學一樣，是由民間集資創辦的，不屬官方之列，具有很強的獨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學一樣，書院是向下層社會開放，面向鄉間的；其三，同私學一樣，書院是以平民子弟為培養和教育對象；其四，與私學一樣，書院主要是一種素質教育，不以科舉仕進為辦學目的。
在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上，書院與私學有著不可分離的內在聯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書院是從私學脫胎而來，但書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學，這已不是對私學經驗的直接搬用，而是對私學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是一種獨立於官學和私學兩大教育系統之外的另一種新的教育系統。
誠如前述，作為一般的私學，基本上都處於一種自發性的狀態，它還未形成一套長期穩定的完備的教育規則，具體表現為：其一，沒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設施；其二，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其三，沒有專門的圖書藏所，更不具備印刷圖書、講義的條件；其四，沒有相應的教學計劃和規章制度；其五，是一種手工業式的辦學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學那樣進行分班教學；其六，沒有任何形式的考核體系，缺乏強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學校處於一種無組織的鬆散狀態等等。而書院則不同，它站在當時歷史的高度上，對官學和私學進行了全面的審視，並進而對這兩種教育制度進行了綜合與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既非私學又非官學的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
書院與一般私學不大相同的是：
1)書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學設施，又有專門的圖書藏所，不僅校舍宏偉，而且藏書極為豐富，這是一般私學所難以達到的。
2)書院有固定的教育經費作保障，建立了類似於官學的以學田為中心的教育經費體系。書院獲取學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間捐獻，二是政府拔賜。這是書院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前提，這也是一般私學所不具備的。
3)書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建立了類似於官學人員編制和崗位。每人根據自己的崗位職責，分別負責學生的授課、考核，生活和書院的經費、祭祀、保衛安全等。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書院的學生也參與管理，如直接管理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的堂長、管幹、學長、齋長等，都由學生擔任。
除此之外，書院還制定了一系列獨有的頗具特色的教條、學規、學訓等，把得之於管理實踐的一系列經驗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這是書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標志。
綜上所述，書院雖與私學有著天然聯系，但又與私學有別；它既與官學有質的區別，但又吸取了官學中的許多積極成分，與官學有一定聯系，書院正是在廣泛吸取了私學和官學的有益經驗基礎上進行成功的改造之後，才形成的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國生活發展緊密古代社會近千年來一種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組織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極其重要的作用，始終是官學和一般私學所不能達到，也是它們所不能取代的。
(四)書院與歐洲中世紀大學之比較
就在東方古國中國書院制度日趨成熟，空前興盛之時，在遙遠的西方世界也出現了一種新的教育機構—近代大學，就其產生的特點來說，歐洲中世紀大學與中國古代書院不無相同之處，但卻與書院有著明顯有別的歷史命運，為此，筆者將從文化的層面對兩者進行比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義上是指人類社會區別於自然狀態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三個層次。就文化與書院和大學的關系而言，兩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觀念文化的影響和制約。
1、制度文化
從制度文化層面來說，中國古代與歐洲中世紀相比，在政治體制和宗教勢力兩個方面大有差異。
1)政治體制
中國古代自秦以來建立的中央統治政權，其政治體制始終是高度集權。與中央封建集權保持一致就成為書院延續的必要條件，當書院的自由研究、論辨講學沒有觸犯統治階段利益和動搖其政治秩序時，或者中央政權無力顧及書院的越軌行為時，書院方顯自己本色；一旦書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書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毀或者屈從權勢而走上官學化的道路。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同一時期的政治狀況不同，當時的歐洲可能更近似於我國春秋戰國諸侯分立的時代，許多民族國家和世俗政權並立，這才使大學的學術自由和辦學的自主成為可能；從歷史上看，歐洲中世紀大學較小受到世俗政權的干涉和干擾，中國書院卻很少有那麼幸運。
2)宗教勢力
中國文化素以非宗教化為榮，由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來的道教充其量僅是一種准宗教，外來的佛教也沒能發展到與王權抗衡的程度，世俗權威始終居於至高無上的地位。這對書院的存在和發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現為書院教學與研究與社會政治聯系，對於消除社會弊端，促進社會進步有益。後者主要表現在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職觀念，使書院難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誘惑，從而走上學而優則仕的老路，這必然影響到書院學術的范圍、質量和深度。
中世紀的歐洲宗教勢力強大，宗教對大學的影響遠遠大於世俗政權。這種影響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紀大學的教學內容帶有濃厚蒙昧色彩，但宗教為論證教義的合理性而主張廣涉博覽各個學科的知識尤其是自然科學的知識，同時也陶冶了人們的敬業鑽研的職業情趣，鍛煉了人們的思維的嚴密性，從而為科學文化的發展積累了深厚的智力資源。
2、觀念文化
從觀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異更為巨大。筆者再從文化取向和學術自主這兩個方面，對書院和大學進行比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問題在中西教學思想上表現得極為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在西方，主智主義可以說是貫穿西方教學價值觀思想歷史的一條主線，源遠流長，長期居於主導地位。在中國，倫理本位和極端實用主義備受尊崇，自然科學知識長期被正統教育所排斥，單純為政治服務，視學問為晉身之階，求仕成為求學的唯一目的。綜觀中國書院制度將近1000年的歷史中作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注重人倫綱常之道的教育，把倫理道德當作人類生活決定性因素的價值取向，從而限制了實證科學的發展。儒家主張自省，而不主張向外探索宇宙的奧秘，反映在教育內容上就是教育與自然科學知識分離，教育內容排斥科學知識。中國書院雖然注重相互爭鳴的學術研究，但書院大師們在維護宗法封建社會這個根本問題上則是一致的。雖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數量上的變化，而無實質性的變革。中近代的落後與重德輕智的文化傳統不無關系。
中世紀大學的興起，是西歐社會開始走向繁榮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現，中國世紀大學不僅為當時各領域的學者提供了活動的舞台，而且成為培育新一代學者的園地，學者們不僅擔負起保存文化，傳遞文化的責任，而且擔負起發展文化、創造文化的天職，雖然他們沒有沖破封建教會的控制，但在時代需要的推動下，他們注重理性思維能力的培養，科技文化知識的傳遞，這是對傳統基督教神學教育獨霸講壇的一大突破，客觀上為促進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興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學術自主
學術自主意味著學術要從政治懷抱中自由出來，只服從真理的標准，而不受外界的壓力。
中國封建社會政教合一，教育必須受政治權力的擺布，中國古代書院也如此，它始終未形成獨立的教育體制，學術無自主性，由於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祿的引誘，喪失了書院淡泊名利，專志於學術研究，志在治學修身而不事科舉的初衷，最後逐漸官學化，成為科舉的附庸。當近代革命在歐洲發生時各國都從科技成果中獲得巨大的利益時，而中國的童生士子卻長年累月地蠕動在應試趕考的黃土路上，在考場上比試如何寫好八股文，如何代聖人立言。正因為書院缺乏學術自主性，在近千年的歷史進程中，時興時衰，時浮時沉，隨著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沒落，書院制度及其優秀傳統又被封建社會所埋沒。
中世紀大學享有較高程度的自治，大學可以拒絕來自外部的各類干預，並為獨立生存和自由研究爭取了一定的「特權」，這對科學研究和學術繁榮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客觀條件。學術自主，使中世紀大學為社會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學者，對西方文化進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大學不僅成為民族的靈魂，而且也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文化淵源，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由於大學的產生和發展，才使西方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不斷地積累、冶煉、更新和升華，構築起西方的現代文明的大廈和開放性的知識系統。也正是在這個進程中，西方的大學制度也不斷地完善，因而能夠從容自由地應付新的文化挑戰，歷久而不衰。
由此可見，相同的時間，相同的機構，卻由於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歷史命運，很是值得深思體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體制之比較
西方中世紀教育體制結構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為主要特色。中國中世紀教育體制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作為附庸。在課程內容、思想價值、教育成果諸方面，都存在差異，最後西方突破教會的控制，轉向人文主義，大學逐漸成為當時自由思想的根據地，培養出一大批有獨立個性的文化人，促進了歐洲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而中國的教育體制始終徘徊在專制的陰影之下，主要培養了一批御用文人，無法走出傳統的怪圈。中世紀中西方教育體制對社會發展產生了不同的影響。在比較考察之中，給人耐人尋味的啟示，中國現代化進程需要從中找出許多歷史的教訓。
一、教育結構系統的考察
中世紀初期，基督教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育。6世紀起，基督教教育逐漸超出家庭的范圍而走向學校。主要有兩類：一是修道院附設的學校，二是由教會和政府主辦的學校。789年，查理大帝發布公告，要求各地教會設立學校，刪訂有關書籍，使教區內兒童學習。該公告被稱為「中世紀教育的第一個總綱」。之後，教會在各地辦起各類學校。
7-8世紀，西歐世俗教育逐漸興起，尤其在愛爾蘭和英格蘭較為發達。隨著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發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學校應運而生。城市學校分二種：一是為上層市民即工商業經營者設立的學校，如文法學校之類，服務於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讀寫需要。二是為下層市民主要是手工業者子弟而設立的學校，如行會學校之類，以培養技術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紀後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礎。
文藝復興開始後，市民階級重新發現了古希臘的自然哲學和古羅馬的法律科學為了與教會學校相抗衡，市民階級仿照古希臘的「學園」創辦了許多學院，講授和研習哲學、神學、醫學和法學，這種兼具教學和科研職能的機構後來發展成近代意義上的大學。11世紀後期，第1所大學是義大利的薩勒諾大學，其最初是一所醫科學校。其後義大利的波尼亞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英國的牛津大學……等著名大學創辦。13世紀，各大城市紛紛創辦大學，教會也或參與創設。
大學最初是作為一種行會組織而被特許的，「大學」這個詞的原義是「融合為一」、「會社」、「協會」，最初的全名為「教師與學生的聯合」，即教師與學生組織的一種社會團體。其最初不過是私人間的一種結合，是一種學術研究的自由團體，後來才漸漸成為正式的教育機關。也是一個為學習服務的聯合體，如書販、信差、葯商、抄寫人，甚至旅店老闆，都可算是大學的成員。他們象其他行會一樣，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權益。許多大學成為一個自治的組織，對地方當局和教會都保持相對的獨立性。也有一些大學為教會創設，如巴黎大學由巴黎聖母院的神學院發展而來。其管理模式也可分兩類：波尼亞大學的學生主體模式，由學生組成委員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僱傭和監督教師，安排教學計劃。巴黎大學的教師主體模式，由教師組成行會，選出校長，制定章程，安排教學工作。14世紀後，學生與教師的組織開始聯合。
大學獨立自治的特權是通過不屈不撓的斗爭贏來的，歐洲所有古老的大學，沒有哪一所不曾經歷過相關的卓絕斗爭。如巴黎大學處在教會和世俗勢力雙重的夾擊下，其爭取自治的道路艱苦而漫長，甚至付出流血的代價。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調停，這位法學家出身的教皇發布了有大學「獨立憲章」之稱的教諭令《知識之父》，確認了大學的法權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學有教學、罷課、結社、授予學位等的自決權。這份由教皇親自授予的獨立憲章，使巴黎大學最終擺脫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團體的法律地位，這一地位也得到國王的認可。此後，有關斗爭還時有發生，而獨立自治的傳統延續至今，巴黎大學成為法國的生命之樹，它吸收著歐洲各國最優秀的教師和最好的學生。
各大學在這幾個世紀中，雖然道路都頗為坎坷，它們既反抗教會，又要反對國王，但最終都擺脫教權與王權的控制，其在中世紀或可看成是與宗教、世俗權力並駕齊驅的文化力量，成為獨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據地，作為西方文藝復興的搖藍，是西方教育現代化的先聲。
綜上所述，西方中世紀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結構，其中以教會、王權與世俗多元對立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會辦學為主導，後期以城市世俗辦學為主導。大學在歐洲成為與教會和王權並駕齊驅的三大勢力。關於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權力格局，人們常以「上帝的事歸上帝，凱撒的事歸凱撒」的名句來描述。其實還可加上一句：「亞里士多德的事歸亞里士多德」。體現出其民間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國於戰國、秦代開始設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學體制）。漢代太學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為標志，從數十人增加到成帝時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設國子監，總管國家各級各類官學。唐初大力發展官學體系，國子監下轄六學二館（弘文館、崇文館），並在太醫署下設醫學、禮部的祠部下設崇玄學、秘書外省下設小學。北宋經慶歷興學、熙豐興學、崇寧興學，官學體制進一步完備，太學擴建規模，更增加了武學、畫學等專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對獨立的教育行政管理體系，加強了對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學系統有兩京國子監、宗學，及武學、陰陽學、醫學等。清代因襲明代的中央官學體制，國子監有六堂二廳，並隸設算學、旗學、俄羅斯學、琉球學。宗人府隸設宗學、覺羅學。內務府隸設景山官學、咸安宮官學、回緬官學。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學，欽天監有天文學，太醫院有醫學，樂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學教育體系已非常龐雜。
地方官府辦學，漢代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王莽執政時，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統設置學校：郡設「學」，縣、道、邑設「校」，鄉設「庠」，聚設「序」，各配備經師1人。東漢前期地方教育相當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個地方郡國學制模式，規定了學校的規模與學官設置，教師與學生的錄用標准等，標志著中國古代地方官學教育制度規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學有府學、州學、縣學。宋代設置諸路學官，以加強地方教育管理，經歷次興學運動，形成遍布全國各地的官學網路，其規模與數量超過漢、唐。明、清代地方官學更是遍布各地，重點突出。
春秋戰國時期私學雖一度興旺，但戰國後期法家改革開始取締。秦、漢至明、清，民間私學一般只相對官學起一些輔助性補充作用，以歷代私塾的蒙學教育最為典型。而漢代的私家學術傳授，主要補充當時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晉南北朝時私學的消長與官學的盛衰對應，乃出於世道的動盪，而非私學真正的發展成長。唐代允許民間基層設立私學，也為補地方官學的不足。私人書院在北宋初期的興起與南宋的恢復，也是地方官學薄弱所致。宋末，書院開始受制於政府而開始官學化，元代官府進一步加強了對書院的控制，一些書院演變為地方官學，官府更新建許多書院，都成為國家科舉考試的附庸。明中葉至清初，私學書院再次勃興，原因是原有的官學體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養經世致用人材的任務，存在著自身無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藉助私學書院這種形式。至乾嘉時期，其學風轉向訓詁考證方面。同時，我們從書院教育的主體內容、教育思想諸方面，可知道其並不能形成獨立的私學文化教育體系。
所以，中國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結構，以國家官府辦學為主導，私學書院為輔助的教育體系，為專制政治的強化服務。其特點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學與私學的二元體制，然而實質上，私學始終是官學的附庸，民間辦學沒有產生突破的思想，更沒有與官學對抗的力量，私學並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從上述特點而言，中國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種封閉式的一元化結構系統，且在千年的運作中沒有質的改變。
3. 1、中國書院的起源、發展、特點及其評價 2、簡述十七大報告中有關教育的重要內容
長江流域書院與長江文化
一長江流域書院的歷史發展概況
書院作為古代一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組織，是在唐、宋時奠基的。從書院的萌芽，到書院的形成和最終定型，其過程主要發生於長江流域一帶。
書院作為古代一種民間的文化教育組織，最初萌芽於唐中葉至五代之時。盡管這批早期書院的性質、辦學規模以及具體的制度、教學活動等尚有許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從這些最早稱名「書院」，包括它們的讀書、講學、論文、藏書、著書等與「書」有關的文化教育活動來看，毫無疑問它們是中國書院的早期形態，並且初步具備了完整書院形態的一些特點。
書院與長江流域有著不解之緣，這在書院萌芽時就已體現出來。早在唐中葉以後，中華大地就開始星星點點萌芽著一些書院，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最初萌芽的書院絕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長江流域一帶，這與向來是文化重鎮的黃河流域形成鮮明對比。據我們從全國的地方誌中搜集的唐五代時萌芽、稱名的書院中，主要分布在長江流域的浙江（6所）、福建（6所）、江西（13所）、湖南（8所）、四川（5所）等省。
書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當宋初官學不興之時，書院在全國各地逐漸興起。不再像唐五代時期那樣，書院主要是個人讀書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講學的教育活動，北宋時期的書院基本上是一種依靠民間力量興辦起來的正規學校。這里既有專門主持教學、行政管理的山長職事，還有規制化的講堂、齋舍、祠廟、書樓，以及一定規模的藏書等等。這樣一種正規、完備的教育組織，雖主要是依靠民間力量創辦起來的，但同時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風行全國。
在北宋時期這股興辦書院的熱潮中，長江流域又走在全國的前列，成為書院初興的發祥地。相反，向來是人文文化發達的黃河流域，在北宋時期興辦書院的熱潮中，雖也有不錯的表現，但是比起長江流域來說，則仍有相當的距離。如河南是北宋時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時期河南所創辦的書院也只有10所，這和長江流域的許多省區相比有明顯差別，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於黃河流域的其他省區創辦的書院則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東7所，陝西4所。
與此同時，北宋時期所創辦的著名書院，也大多集中在長江流域一帶。如湖南就有嶽麓書院、石鼓書院，其辦學規模大，影響甚顯。嶽麓書院山長周式，因此還受北宋真宗趙恆的召見，並得到賜書、賜額的待遇。石鼓書院因辦學影響大亦受到朝廷賜額。故而，湖南的嶽麓、石鼓兩書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書院。江西的著名書院亦很多，如白鹿洞書院就受到朝廷賜九經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書院之一。另外，江西還有許多著名的書院，包括南豐縣的華林書院、安義縣的雷塘書院、南城縣的盱江書院等等。有人將江西的華林書院、東佳書堂、雷塘書院稱之為江南的三所名院。此外，像江蘇的茅山書院、浙江的稽山書院，均是北宋時期著名書院。當然，北宋時期黃河流域也產生了一些著名的書院，如河南嵩陽書院、睢陽書院，山東泰山書院、徂徠書院。它們或因辦學規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書院或著名書院的名錄中。但是與長江流域的著名書院相比，其興辦的規模和影響仍為遜色。
到了南宋，由於政治、軍事形勢的急劇變化，中原地區已被金兵佔領，作為民間新興的書院教育受到了嚴重的摧殘，除個別之處，中原地區再也難覓書院的弦歌之聲。相反，江南地區的書院建設則被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長江流域各地紛紛創辦書院，在數量、規模上均超過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時期江南書院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書院教育與理學思潮的一體化。即這段時期積極創辦、主持書院者主要是活躍於當時學術思想界的理學家們。他們往往在書院中標榜自己獨立的辦學宗旨，發揮自己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利用書院展開學術討論。同時，在關於書院管理制度、辦學特色方面也都出現了新的風貌。應該說，到南宋時，書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並影響以後達數百年之久。
當然，南宋時期書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長江流域中。自中原淪於金兵鐵蹄之下，北方書院盪然無存。而嶽麓、白鹿、麗澤、象山四所書院則崛起於長江流域，成為「南宋之四大書院」。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大書院均有名師主持，張南軒主嶽麓，朱熹主白鹿洞，呂祖謙主麗澤，陸九淵主象山。由於他們四人是南宋理學思潮四大學派的宗師，所以這四大書院又成為當時名聲顯赫的四大理學學派的基地。
由於南宋時期江南的書院均與理學思潮結合，隨著理學思潮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宋理宗之後，理學的地位得到確認，書院則更是如雨後春筍一般地蔓延開來。整個宋代的書院建置數目表明，長江流域的書院數量已佔全國總數的74郾43%，黃河流域僅佔3郾25%。
元朝的書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廣和普及，故而才有「書院之盛，莫盛於元」之說。這種推廣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源於兩個方面。首先是民間的力量。元代書院中相當多者仍保留了民間教育組織形式的這一特點。大量不願仕元的宋代遺民主要是通過在民間創辦書院以從事獨立的教學、學術研究活動。加之元朝當局對這種民間興學的熱忱並不制止，反而是鼓勵。
其次是官府對書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書院能夠得到推廣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書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極書院，這表現出元政府對書院教育的承認，亦為以後的書院推廣政策開了一個先河。以後，各級地方官府紛紛效法，官員們紛紛在自己的治所建設書院。長江流域的大量書院就是由地方官員主持、地方財政創辦的。如浮梁的紹文書院、吉州的白鷺洲書院、潭州的嶽麓書院、婺源州的晦庵書院、南康的白鹿洞書院、浙江青田的石門書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復或修建的。為了保證書院教育的建設發展，元代政府還對書院的管理給予了特殊的關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書院教育的山長列為朝廷命官：凡州縣書院的山長與學正、學錄、教諭一樣，並由禮部任命；凡各省所屬書院的山長，則與所屬州縣學正、學錄、教諭一樣，並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書院的生徒也與官學的學生同等對待。這些政策，雖然導致書院官學化程度的加強，使書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確實也起到了使書院得以推廣和普及的作用。
民間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時期書院得到大力推廣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於民間士紳對書院教育的極度熱忱和嚮往，他們普遍將資助、創辦書院看做是自己的社會責任、文化使命與「兼善萬世」的歷史功業，故而往往將最大的熱情傾注在書院建設方面。另一方面，官方雖然對書院自由講學有所限制，但對書院在發揮基礎教育、精英教育及社會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傾注力量對書院加強扶持，希望藉助書院教育，以實現「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目標。在這股關於書院的推廣普及的熱潮中，長江流域一直居於全國的前列。
二長江文化的發達是長江流域書院崛起的歷史條件
唐、宋以後，長江流域書院的崛起，與當時長江文化的發展息息相關。唐、宋以降，長江流域的書院教育能夠萌芽、興起、發展及全面推廣，並一直居於全國的前列，離不開唐、宋以來文化重心南移、長江文化蓬勃發展的歷史背景。這里列舉幾個主要條件，以闡述說明書院形成、發展的社會文化原因。
（1）士紳社會的發展
唐、宋以後的一千多年，士紳社會與書院教育有一種很強的互動關系：士紳社會的發展，必然通過積極地創辦書院以表達自己對社會的責任和對文化的關懷；書院教育的發達，又可以培養、再生新一代士紳。長江流域的書院之所以那麼發達，其重要的條件是唐、宋以後這個區域的士紳社會發展很快，士紳的社會力量，推動著長江流域不斷興起一個個創辦書院的熱潮。
（2）學術思想的繁榮
書院既是中國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學術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書院的盛衰與宋以後學術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唐、宋以來，中國學術史上最重大的發展，就是出現了綜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綜合性的學術形態——理學。理學思想源於中唐以後，創建於北宋之時，大盛於南宋時，其發展的進程幾乎與書院同步。唐代以前，長江流域的學術思想總是處於邊緣地位。而理學思潮出現後，情況則發生了很大變化。理學形成於北宋，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出生於道州營道縣(今湖南道縣)，他的學術活動主要是在長江流域一帶。周敦頤所奠基的理學成為宋以後占統治地位的主流學術，標志著長江流域學術地位的崛起。特別是到了南宋，理學學術的重心完全轉移到了南方，長江流域一帶成為理學的重鎮。理學史上幾個重要的學派，如朱熹的考亭學派、陸九淵的象山學派、胡宏張栻的湖湘學派、呂祖謙的婺學派，另外，還有與理學展開學術爭鳴的浙東事功之學，包括永嘉學派與永康學派，都活躍於長江流域一帶。他們在這里研讀經史、闡談義理、會講論辯、著書出書。書院成為他們從事學術研究、傳播思想、創建學派的最好場所。
（3）佛道宗教的發達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組織，一方面在於它兼具傳統私學的自由講學與官學制度的完備的雙重長處，另一方面則在於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與佛道宗教教育的特色。同時，佛道宗教亦對理學的形成產生很大的影響。所以，佛道宗教的發達，又構成了書院建設及理學學術發展的重要文化條件。
佛、道二教在長江流域有廣泛而深入的傳播。由於佛教寺廟、道教宮觀林立於名山之中，而早期的書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響而創設於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論，修養方法也影響了理學學術及書院教學。故而，長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書院繁榮的重要文化條件。
（4）造紙印刷的發達
書院作為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能夠形成、發展於唐、宋之際，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書籍的普及。書院首先要能藏書，然後圍繞著藏書能夠展開教書、讀書、著書及出書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動。
由於長江流域的造紙業、印刷業的發達，使原本十分珍貴的書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間普遍具有收藏書冊典籍的可能，這樣，就有可能使先秦、兩漢曾經流行的各種私學演進成書院這種更具特色的教育機構。
三長江流域書院對長江文化發展的推動
（1）文化創新功能
這主要體現在宋元明清時期學術文化的創新與發展。兩宋時期，特別是南宋，長江流域書院與理學緊密結合，從而導致了理學的蓬勃發展和學術地位的確立。元、明、清時期，長江流域的學術能夠繼續獲得蓬勃發展，同樣與這段時期的書院在學術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聯系。明中葉以後，長江流域的心學思潮得以蓬勃發展，這是由於明中葉的書院教育與當時的心學思潮的結合有關。代表明代心學思潮有兩大學派：王學與湛學。王學是指王陽明及其後學所形成的學派。王陽明因在長江流域的諸書院中講學，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門、江右王門、南中王門、楚中王門等，這些王門弟子又是在長江流域創辦或主持書院講學的主力軍。湛學則是指湛若水創建的學派。湛若水師從陳獻章，後獨立門戶，到處建書院講學，黃宗羲稱其「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從游者殆遍天下。」至明、清之際，學術思潮發生了一系列的重要變化。最初，以「實學」相標榜的一代學者活躍於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他們同樣利用書院研究學術。如無錫的東林書院就是晚明時期影響甚巨的著名書院，清初的浙東學派也以甬上證人書院為基地研究學術。清乾嘉以後，以詁經考史為特色的漢學思潮興起，他們同樣利用了書院，浙江杭州的詁經精舍就是這些書院中影響最大的一所。
（2）書院的文化積累功能
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著述。著述是書院實現文化積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學術大師在主持書院工作的時候，同時也從事學術著述，他們的許多代表著作也是在書院中完成的。同時，他們常常將各種講義、經說整理成書，供學生研究參考。許多書院生徒將自己對老師質疑問難的對話記錄下來，編成「語錄」、「答問」之類的書。另外，許多生徒在學習的過程中，撰述論文或著作。這樣，書院在它的長期辦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學術文化。從宋代朱熹的《朱子語類》、張栻的《南軒孟子說》、呂祖謙的《麗澤講義》，到清代的《紫陽書院課藝》、《尊經書院初集》、《詁經精舍文集》等，均是長江流域書院所積累起來的學術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書出版。書院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刻書出版功能。其刻書的范圍，除了積累自己的文化學術成果，如刊刻書院主持者的著作、講義以及語錄、課藝、書院志、同門錄外，還刊刻能服務書院教學、研究、交流的經史子集各類圖書。這樣，書院又在事實上成為各個地方的刻書出版中心。在古代出版業中，出現了因校勘嚴謹、質地精良而著稱的「書院本」圖書，而長江流域的江蘇、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書院，均大量刊刻了這種「書院本」的書籍。明、清以來，書院刊刻書籍的數量越來越大，故而有的書院還設有刊刻圖書的書局，承擔地方上刊刻出版書籍的任務。
其三是藏書。藏書是書院的三大規制之一，故而是書院的重要組成要件。所以，遍布長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書院，均通過收藏、借閱典籍圖書的活動，將各種類型的圖書典籍集中起來，並通過捐贈、刊刻、購置等手段不斷豐富藏書，使書院的藏書成為地方文化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書院的藏書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圖書收藏中是少有的。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書院的規制。書院在千年辦學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統，除了祭祀至聖先師孔子外，祭祀對象還包括與本書院尊崇學統的相關人物、地方的名儒鄉賢、創建書院的有功之士等。這樣書院的祭祀就有很濃厚的承傳學統、彰顯地方文化的文化積累功能。長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學術傳統和地域文化，如蜀學和巴蜀文化、湘學及湖湘文化、徽學及徽文化、贛學和贛文化、浙學和浙文化等，這種地方學術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書院辦學過程中的學術思想積淀的結果。而各地的書院祭祀，對保存及強化這種地方學術、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如四川的書院祭祀三蘇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書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國、胡宏、張栻等，江西的書院祭祀朱熹、陸九淵等，浙江的書院祭祀呂祖謙、陳亮等。
（3）文化傳播的功能
書院是一種多功能的文化組織，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點就是傳播文化。因此，長江流域蓬勃興起的書院群，極大地促進了這個地域的文化傳播。
書院在文化傳播方面所以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與書院這種教育組織的特色是分不開的。首先，書院將精英化的高等教育與普及化的基礎教育結合起來。在中國古代，一般情況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學系統承擔高等教育的職能；而基礎教育則沒有納入正規的教育體制，主要由家族、民間社會來承擔。而宋以後建立的書院體制，則承擔了上述兩方面的教育職能。一方面，各地書院尤其是那些名書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機構，主講者為國內名流大師，來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學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們之間傳播的內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學」。另一方面，大量建於鄉村、城鎮、家族的書院均屬那種基礎教育程度的書院，它們在發展地方基礎教育、促進文化發展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書院能將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結合起來。書院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種學校教育，以補充或取代官學教育的不足。
其三，書院能夠將經史教育與各種專科教育結合起來。在中國傳統教學內容體系中，經學、文史等一直是教學的主體，書院的教學內容也是以此為主。但是，書院畢竟是一種相對自由靈活的教育體制，故而也產生出了許多專科方面的教育，包括專習官話的正音書院、專習武事的肄武書院、專講醫學的醫科書院等。晚清時期，各地還建立了許多專講西學西藝的書院。
綜上所述，長江流域書院對長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事實上，書院既充分發揮了促進長江文化發展的作用，同時也是長江文化發達的一個重要標志。
4. 中國古代書院各有哪些特色傳承下來了嗎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嶽麓書院
嶽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間，隱存著一座雅緻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門前懸掛有一副楹聯，上曰「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這就是北宋開寶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正式創立的嶽麓書院。
這塊令湖南人驕傲了幾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會覺得太過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會默然承認，這座靜靜的庭院實在是有這樣的資本。單就清季以來，書院便培養出17000餘名學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沈藎、楊昌濟、程潛等，那一個不是一等一的傑出人物？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白鹿洞書院
唐貞元年間，洛陽人李渤與其兄李涉在此隱居讀書，養一白鹿自娛。此鹿通人性，常跟隨左右，且能跋涉數十里到星子縣城將主人要買的書、紙、筆、墨等如數購回，故時人稱李渤為白鹿先生，其所居為白鹿洞。後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讀書台舊址創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辦起學校，稱「廬山國學」，也就是白鹿洞書院的前身。
白鹿洞書院最盛時，有360餘間建築，屢經興廢，今尚存禮聖殿、御書閣、朱子祠等。書院內，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樓閣，古樸典雅；佳花名木，姿態各異；碑額詩聯，比比皆是。這充分體現了古書院攻讀經史、求索問道、賦詩作聯、舞文弄墨的特色。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嵩陽書院
嵩陽書院，原名嵩陽寺，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區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極峰，面對雙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陽而得名。嵩陽書院是中國古代著名高等學府，在歷史上以理學著稱於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學大師程顥、程頤在此聚眾講學，使書院名聲大振。北宋名儒司馬光、范仲淹、韓維、李剛、朱熹、呂晦等也曾在此講學。嵩陽書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學傳播聖地。
嵩陽書院在古代並不是單純的指一個院落而言,而是由一個主體院落和周圍多個單體建築群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較廣闊。大至而言，除今天我們看到的嵩陽書院建築外，屬於書院的建築物，比較有名的還有位於嵩陽書院東北逍遙谷疊石溪中的天光雲影亭、觀瀾亭、川上亭和位於太室山虎頭峰西麓的嵩陽書院別墅－君子亭；書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嶺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築。
· 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應天書院
應天書院的前身是後晉時楊愨所辦的私學，北宋政權開科取士，應天書院人才輩出，百餘名學子在科舉中及第的竟多達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將該書院賜額為「應天府書院」。宋仁宗時，又於l043年將應天書院這一府學改為南京國子監，使之成為北宋的最高學府之一。後該書院在應天知府、著名文學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擴展。著名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師在此任教，顯盛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