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決中國環境問題

『壹』 我國環境保護的三大政策是什麼

1、預防為主，防治結合政策

其主要措施是：把環境保護納入國家和地方的中長期及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對開發建設項目實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

2、誰污染，誰治理政策

其主要措施有：對超過排放標准向大氣、水體等排放污染物的企事業單位徵收超標排污費，專門用於防治污染；對嚴重污染的企事業單位實行限期治理；結合企業技術改造防治工業污染。

3、強化環境管理政策

其主要措施有：逐步建立和完善環境保護法規與標准體系，建立健全各級政府的環境保護機構及國家和地方監測網路；實行地方各級政府環境目標責任制；對重要城市實行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

我國環境形勢嚴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唯GDP的政績觀尚未得到根本扭轉。

一些地方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甚至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環境保護仍處於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

二是經濟發展和城鎮化建設進程中的環境壓力日趨強化。

我國粗放工業模式尚未根本改變，產業結構重型化特徵明顯。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能源、鋼鐵、水泥等消耗量最大的國家之一，主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消費結構快速升級，不可持續的消費行為日益盛行。

三是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

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更多環境責任的壓力日益加大。我國對外產品出口承擔了巨大的生態環境逆差。

『貳』 面對嚴峻的環境問題,我國應如何應對

對世界各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反思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人類面臨嚴重的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產生的對資源與環境的需求超出了地球生態系統資源與環境的供給能力。資源枯竭，尤其是石油、天然氣的枯竭，將使人類的生存、發展面臨著極其嚴重的挑戰。1968年，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們發表了《增長的極限》，在全球學術界和政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自此，國際機構、各國政府和學者就資源環境危機和可持續發展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就可持續發展戰略達成了很多共識。

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和各國政府提出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和發展戰略，主要具有下述內容：第一，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公平性原則，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持續性原則，強調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性；共同性原則，強調實現可持續發展，是人類共同的道義和責任。第二，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資源的持續利用。為實現這種持續利用，提出了最低安全標准，即社會使用可再生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可再生資源的更新速度；社會使用不可再生資源的速度，不得超過作為其替代品的資源的開發速度；社會排放污染物的速度，不得超過環境對污染物的吸收能力。第三，可持續發展戰略方面，除芬蘭、瑞典、挪威、德國等少數發達國家外，各國都把環境保護放在可持續戰略的優先地位，強調運用環境稅、產權界定等經濟手段及行政手段、法制手段來保護森林、淡水、耕地、海洋、大氣免受各種有毒物質的污染。第四，相信市場激勵與科技進步能自動解決可持續發展面臨的環境問題、資源替換問題。認為市場機制可通過資源價格的變動反映資源的稀缺狀況，一旦資源面臨枯竭，資源價格上漲會促使人們尋找替代資源，而科技進步為資源替換提供了技術手段。第五，在工業領域推廣清潔生產戰略。所謂清潔生產，就是工業生產中通過產品設計、原料選擇、工藝改革、技術管理、生產過程內部循環利用等環節的科學化、合理化，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廢棄物。循環利用生產中排放的廢棄物，變廢為寶，減少污染。第六，建立了可持續發展核算體系，用以評價各國可持續發展的狀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上述對世界可持續發展思想、戰略的內容概括可能不全面，但並不妨礙我們就它的主要方面作出評價。由於對全球資源、環境危機的性質和根源缺乏正確認識，以西方為代表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存在著以下缺陷：第一，看不到造成非持續發展的主要根源在於，私人資本利益主導下的大工業生產方式，使經濟增長建立在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和索取上，經濟發展採取高增長、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失衡和環境破壞。各國雖然對高投入、高消耗的生產模式和浪費型的高消費模式進行了批判，但沒有意願和能力改造這種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相反，各國政府仍舊以追求經濟增長為中心，竭力不損及目前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第二，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是建立發展的可持續資源和環境基礎。各國很重視環境問題，卻低估了資源危機的可能性和嚴重性，沒有建立可信的資源替換戰略或者資源代際分配計劃，對資源可持續利用缺乏具體的對策。美國政府的資源戰略，僅僅是全力發展強大的高技術軍事力量來保障自己的資源和能源安全。最近，布希政府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目的就在於控制世界石油資源，以達到稱霸世界和保障自己能源供應的目的。歐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帶有資源色彩，但只限於降低不可更新能源（石油、天然氣等）的消耗，發展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只強調對生物多樣性和其他重要資源的保護，而沒有應對資源危機的全面的資源替代戰略。這說明西方忽視了一定階段和一定的技術水平下，爆發資源危機的可能性和現實性。第三，盲目相信自發的科技進步能解決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資源問題、環境問題，忽視了現實中科學技術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是最終解決資源與與環境問題的手段。另一方面，在科技進步完全服從資本利益時，它在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同時，由於其巨大的杠桿作用，會迅速消耗大量寶貴的資源，對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認識上的片面性導致實踐上的盲目樂觀，各國政府都缺乏應戰資源與環境危機的科技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第四，發達國家的可持續戰略忽視了世界人口的增長對全球生態系統所構成的壓力，尤其是忽視了發展中國家龐大的貧困人口——佔世界人口1/3——靠種植、採集或捕捉食物過活，直接破壞了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生態環境，成為生態危機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和它們主導的國際機構，對發展中國家的扶貧和發展援助不夠，對世界人口增長的控制重視不夠。不僅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甚至推行生態（環境）標准，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設立種種貿易壁壘，損害這些國家的發展，削弱了這些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我國有學者認為知識經濟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顯然，不論是教育、科研、咨詢、策劃等知識產業還是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和航空航天技術所孕育的大量高科技知識密集型產業，將大大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知識經濟不能取代物質經濟使人類進入虛擬經濟時代，二者是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部分。隨著人口規模擴大和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隨著發展中國家消除貧困、推進工業化的進程，世界農業、工業等物質生產部門的規模還會繼續擴張，對資源與環境的消耗還會繼續增長。知識與技術只能節約資源的使用和消耗，延緩危機的到來。也就是說，知識經濟只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僅僅依靠知識經濟的發展，是不能全面應對人類面臨的資源和環境危機的。

總之，以西方為代表的、現有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短視的、消極的、片面的。僅僅用發展知識經濟的辦法作為可持續戰略的根本途徑，也同樣是消極的、危險的。人類需要制定更積極的、富有遠見的、全面的戰略，才能有效地渡過難關。

二．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是最終化解危機的手段

科學技術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中的作用是無可替代的。它是最終解決資源、環境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手段和途徑。面對即將到來的能源危機，必須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為化解危機作好充分的准備。

首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科技進步會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擴大生產的可能性邊界。如節能技術、節材技術、節水技術、科學的種養技術，會節約各種資源、能源，減少廢棄物的排放。而資源、能源的低消耗又會延緩資源危機的到來，減輕廢棄物的排放對自然環境的污染。科技進步還會導致一大批高新技術產業的誕生和教育、科研等知識產業的發展，拓展產業發展的空間。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微電子產業、通信產品、計算機等電子產品的製造和發展，帶動軟體、信息傳播、信息咨詢與信息服務業的發展，成為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主導產業。生物技術將分離出生物農業、生物化工、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制葯、生物食品、生物信息等十餘個門類的技術，並孕育出眾多的生物產業。21世紀類似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高新技術還有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航空航天技術等。這些高技術產業和知識產業的發展，不僅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成為21世紀最有前途的主導產業，而且會促使資源消耗型 的經濟體系轉換為資源節約型經濟體系。

其次，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是資源的可持續。當經濟發展所依賴的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枯竭時，必須及時找到替代資源，尤其是用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從長遠看，非再生資源終究要枯竭，物質生產所依賴的資源、能源終究要向可再生資源和能源轉換。而科技進步是尋找替代資源、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終手段。

最後，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環境污染，要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如環境化學、分析化學、生態學的發展，為人類認識環境問題提供了科學依據。而生態技術、清潔生產的工藝技術，各種有毒物質的分離技術、節能節材技術，則大大減少了生產過程中排放的各種廢棄物和有毒物質，或者直接為環境的治理提供了技術手段。此外，地球科學和空間遙感技術在探測自然資源、監測自然災害和環境惡化方面，有著巨大的應用前景。

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必須把新能源技術和生物技術的開發放在首位。因為，在二十一世紀，最緊迫、對人類生存影響至為重要的資源危機是生化能源危機。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生化能源的可開采時間不太長久。一旦枯竭，目前技術條件下替代石化能源的可再生能源——水電、風力發電、地熱能發電、潮汐能反電及生物質能，遠遠不能滿足現代工業、農業、交通運輸、城鄉居民生活對能源的需求。而太陽能、氫能、核聚變能等潛力巨大的新能源，其利用技術還遠不成熟，離商業用途還十分遙遠。如作為地球最後、也最有潛力的可再生能源——太陽能，其大規模利用技術、尤其是儲備技術，短期內還無法開發出來。因此，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化解能源危機，必須大力開發新能源技術。此外，礦物燃料（石化能源）是地球氣候變暖、災害頻繁發生、臭氧層被破壞的主要原因。如果人類能開發出包括太陽能、氫能、核聚變能和生物質能等無害環境的新能源利用技術，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環境狀況將得到根本改觀。

石油、天然氣、煤炭還是重要的化工原料。目前，全球大約1/3的生化資源被用作化工原料，而非動力原料或燃料。各種工業原料，比如重要化學纖維、化學材料，及農業生產大量使用的化肥、農葯、農膜，都依賴於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化工原料。生化資源的枯竭，不僅打擊能源供應和化學工業的發展，而且導致化肥、農葯供應中斷，農業大規模減產，形成全球性食品危機和飢荒。而生物技術的發展，既可從生物質中提取各種生物質原料，以替代石化原料，滿足工業原料的需要；又可通過開發各種生物肥料、生物農葯，如種植固氮作物、開發固氮微生物、用生物技術抑制農作物的病蟲害，來滿足農業發展的需要。因此，防止農業危機、尤其是糧食危機，必須緊緊依靠生物技術的發展。生物技術的發展還將使人類擺脫以大型農業機械為代表的石油農業的道路，使農業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總之，生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最終離不開科學技術。我們應根據資源、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需要，制定可持續的科技發展戰略，重點發展新能源技術、生物技術及清潔生產的工藝技術、資源循環利用技術、生態環境技術，以保證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突破資本利益的限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調節機制

可持續發展的調節機制，是計劃調節機制。

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調節機制，能有效地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生產要素配置到最需要它的部門、地區和最有競爭力的企業，形成合理的產業結構和資源的高效利用。同時，以私有產權制度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制度能鼓勵人們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激發人的創造性，激勵企業的創新和發展，從而推動生產力向前發展。因此，市場調節機制是到目前為止最有效的促進經濟繁榮與進步的機制。

但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調節機制，在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嚴重的局限性：它能有效地激勵私人企業提高生產效率，卻不能有效解決私人企業經濟活動帶來的外部性及其對環境的影響。私人資本通常急功近利，不僅不會關心可持續發展這樣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反而以掠奪資源、犧牲環境為代價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壟斷大資本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常常阻撓國際社會保護環境的努力，使人類在應對全球性資源、環境危機時處於滯後、被動的狀態。

從長遠來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伴隨著新的替代資源的開發利用及對環境破壞很少的生產方式的出現，地球對人口的承載能力，資源環境對經濟活動的負荷能力會不斷擴大。但是，技術進步的速度並不是總能趕上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耗竭速度。因為技術的進步受到人類認識能力的限制。有些技術的發明、創造只需要數月或數年的時間，而有些重大的技術突破可能需要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因此，科技進步的自發發展不一定能及時實現資源替換、保證危機的解決。相反，在一定的時期和一定的技術水平下，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存在著無法突破的極限。此時，為保證人類免受危機的打擊，必須由政府實施計劃調節。

第一，為保證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有必要利用計劃手段對可使用的資源總量在各年度間實施計劃分配。計劃調節的目的在於防止再生資源的過度損耗或非再生資源的過快耗竭，以保證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首先，對具有戰略意義的不可再生資源，根據其替代速度在一定時期內實施計劃配置，限量開采，以保證這些資源可滿足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每年開采、投入的資源總量都是根據計劃確定的。對資源的開采實行許可證制度，以利於政府的監督與控制。同時，政府幹預生產過程，對大量消耗這些寶貴資源的產業發展實施嚴格的限制，以保證資源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比如，當石油、天然氣資源日益枯竭時，一方面政府應按時間對石化資源進行代際配置，逐年限量開采；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氣是最重要的能源，且是生產化肥農葯最重要的原料。應該優先供應工業必需品生產、交通運輸和糧食生產的需要，而限制耗能大、屬於高消費性質的產業對能源的消耗。其次，對可再生資源，比如森林資源、水資源、漁業資源，則根據其更新的規模和速度，實施計劃調節和限量開采，以保證這些資源的消耗速度不超出它們的更新、恢復速度。例如，根據林木的成長速度計劃每年最大的採伐量，對漁業資源在繁殖季節實施停止捕撈和休養生息的制度，對水資源實施節約用水，同時在各地區之間統一調度、公平分配。

但是，計劃調節主要是總量調節，它並不否定市場調節的作用。當資源逐年限量投放使用後，這些資源在各部門、企業或居民消費者間的配置，一般由市場來調節。計劃調節是為了實現資源的代際配置，體現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市場調節可以保證資源在代內的合理分配，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先有計劃調節，後有市場調節；先有代際之間的資源配置，後有代內分配。市場調節首先要服從計劃調節。

第二，森林、草原等植被是生態系統的核心。為保證生態系統的平衡與穩定，恢復生態平衡，有必要利用計劃手段，由政府提供各種優惠措施，鼓勵植被遭到破壞的地區，退耕還林、還草，蓄洪區退耕還湖；發展生態林和經濟林，進行生態建設。改革資源的產權制度，明確資源產權，促進資源的保護、恢復、建設和合理開發、利用。

第三，利用計劃手段調節生產，實施清潔生產戰略，減少各種廢料的排放，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調整產業結構，限制大量消耗資源與能源的汽車、空調產品和產業的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人口只佔世界的1/4，而能源消耗佔世界的3/4，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擁有大量的小汽車，需要消耗大量的石油產品。如果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也都普及家用小汽車，世界能源還能開采多久？

調節生產，大力發展資源消耗低的高新技術產業、知識產業和服務業，建立資源節約型經濟體系。這些產業賴以依靠的知識和人力資本是可再生資源，同時又具有收益遞增的效應。它們的發展，，不僅使經濟發展建立在知識、勞動力資源等可再生資源的基礎上，降低了自然資源的消耗，而且拓展了產業發展的空間，提高了就業水平，有利於公平分配收入。

調節生產必須大力發展水電、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降低非再生能源的比重。同時，大力發展農業生物技術和生態農業。通過生物技術代替化肥、農葯，即利用生物固氮或生物肥料供給作物肥料，用生物技術控制、防治作物病蟲害。發展生態農業，使農業生產充分利用土地、水、光、熱資源，實現農業資源的多層次綜合利用和農業剩餘物的再循環利用。生物農業和生態農業不僅為人類提供無毒無害的綠色產品，而且能為工業提供生物質能源（酒精、甲醇等）和生物質原料，滿足部分工業對能源、原材料的需要。生物農業、生態農業將因為它的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和綠色產品，成為21世紀最有希望的新興產業、主導產業。糧食危機也將化解，農民的收入水平也將大幅提高。農村、農業將從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的衰敗頹勢中扭轉過來。為農產品的生產、加工、貿易提供各種技術服務和人才培訓的新型城市——農商城市，將成為城市化過程中最具活力的聚集經濟體之一。發展中國家有可能消除二元經濟結構，在新的產業基礎上實現城鄉一體化。

第三，利用計劃手段調節收入分配和消費。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各國對財富的佔有和分配是不平等的。而地球資源總量是有限的。如果人類對資源和財富佔有不平等，現有的資源永遠不能滿足人類的需要，尤其是貧困人口的需要。通過計劃手段建立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既能滿足全人類基本的物質生活需要，又能抑制人們對財富的無止境的追求，抑制人們對資源、環境的掠奪和貪婪。

資本利益主導下的消費模式，是浪費資源的高消費模式。在這里，人們拚命地追求享受，追求物質財富。消費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勞動力的再生產，也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發展的需要。在這里，消費是為資本的擴張、市場的開拓服務的。特別是當社會需求不足時，各國政府會用凱思斯主義的政策，來刺激消費、啟動需求，而不管消費的對象是否必要，是否浪費資源。消費充分體現著資本的利益。利用計劃手段調節消費，首先要轉變以物質財富為中心的消費觀念，用經濟手段抑制汽車等高耗能、高耗材產品進入私人消費領域，使人們滿足基本的衣、食、住、用消費後，高層次消費轉向資源消耗少、節能型的服務消費，發展能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個人能力和素質的教育培訓消費、醫療保健消費、體育消費、文化娛樂消費，將個人的消費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培育結合起來。

四．實施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扶貧開發

造成全球資源、環境危機的根源之一，就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口的爆炸性增長。隨著產業革命的擴散，物質財富的增加，食物、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近二百多年來，世界人口，尤其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人口快速增長，對全球生態系統形成日益巨大的壓力。

據統計，世界人口在20世紀的100年裡，人口翻了兩翻，達60億，現在每年仍以8000萬至9000萬的速度增長。至2025年，世界人口將超過80億；到2100年，可能超過149億。人口的急劇增長，必然超越自然生態的承載能力，加快資源環境危機、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的到來。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資本、技術缺乏，傳統農業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大，貧困人口多，只能依靠簡單勞動、傳統技術和小片土地生存，直接依賴自然界提供食物和燃料。結果，毀林造田、濫砍濫伐、過度放牧、過度捕撈，對森林、草場進行掠奪式開發，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導致森林消失、植被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場退化，物種銳減，水產資源枯竭，形成人口增長、貧困和生態退化之間的惡性循環。

因此，必須通過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使人口規模控制在資源與環境可以承受的極限之內。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大力發展教育、醫療保健，增加人力資本積累，提高人口的質量；通過扶貧開發，消除貧困與生態的惡性循環，為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條件。


總之，世界經濟和人類生存面臨的危機表明，要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必須制定積極的、全
面的、有遠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僅要有有遠見的科技發展戰略，還應有政府的計劃調節、對人口增長的控制等。顯然，西方世界即使可以通過政策手段和法律手段消除市場運行的外部性，減少環境污染，卻不能擺脫資本利益的束縛，限制生產、限制不合理的高消費，實現資源總量的計劃調節和代際公平配置；而盲目相信市場機制和科技進步能自動解決資源代換，證明它們是何等的消極、短視：一旦技術進步不能解決資源替換、能源替換的問題，危機就會爆發。美國政府在對待全球可持續發展和環境問題上的立場，說明它只服從於大資本的眼前利益，沒有長遠的眼光，也證明西方世界無力解決工業文明的危機。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不否定市場調節配置資源的優點的同時，堅持對經濟發展實施計劃調節。面對21世紀的危機，我堅信，中國政府，也只有中國政府，能夠超越私人資本利益的束縛，有能力擔當起可持續發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