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人是怎麼命名年的

❶ 誰命名中國china之名 年月

China/中國——為無名國度命名
「中國」的發明
1871年，一位身在巴黎的晚清官員不滿歐美人給中國起的名字：「按彼此立約通商數十年來，西人既知中國曰大清，曰中華，核罩何仍以『齋那』（China）、『吉那』（China）、『什音』（La Chine）、『芝那』（Shina）、『吉塔』（Cathay）等名呼之？且中國自古迄今四千餘年，從無此名，不知西人究何所奉而以是名呼之耶？」這位叫作張德彝的官員無疑是對的，他認識到外國人和大清國民在為中國命名方面存在的差異。更讓人吃驚的是，他將「清」與「中國」並列起來。雖然「中國」在這里指的是「清朝」，但是它本身卻沒有相應的指示物，盡管這一詞彙非常古老（「自古迄今四千餘年」）。
在張德彝寫下不滿僅僅幾年後，著名的客家外交家兼學者黃遵憲寫道，「考地球之國，若英吉利若法蘭西，皆有全國總名。獨中國無之。」二十年後（1900年），梁啟超補充道，「吾中國有最可怪者一事，則以數百兆人立國於世界者數千年，而至今無一國名也。」「中國」不是國名；它的名字還尚待給出。那麼當時「中國」是什麼意思，為何它在梁啟超說的「無名之國」僅僅十年後，就成為了國家的名字？在這個無名的國度里，人們更喜歡用王朝來稱呼他們所屬的國家，這一致命的特點使得他們無法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
「中國/China」這一概念，伴隨其五千年的歷史，已經深深植根於當代意識，以至於我們很難昌明想像它曾經的「無名」帶給梁啟超、章太炎、楊度以及同時代很多知識分子的痛苦。他們那一代人，可以被描述為中華帝國的最後一代思想家，也是中國的第一代民族主義者。這一代人作出的分析甚至讓敏銳的學者都感到驚訝。在最近關於19世紀中國跨語際交流的研究中，劉禾考察了「現代世界形成過程對中國的建構」。劉禾翻譯上文張德彝的那段話時，把兩處「中國」都翻譯成「我國」（my country），這種翻譯雖然並非不正確，卻具有誤導性，因為正如「country」一詞所暗示的，劉禾的翻譯將張德彝所使用的術語指涉為這片土地和人民。解讀從20世紀到更早時期對「中國」這一詞彙的使用時，存在這樣一種傾向：傑出的文獻學家梅維恆（Victor H. Mair）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根本拒絕用「China」來指涉過去，而選擇使用「東亞核心區域」（East Asian Heartland）這一短語。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後，「中國」變成了一個民族和國家的名稱。而在這之前，梅維恆的短語似乎更接近「中國」的本意。
梁啟超和同時代的民族主義者與張德彝之間的區別，不僅僅在於後者乃清朝官員，而前者具有反清立場。稍微誇張地說，二者真正的區別是兩種關於世界的不同歷史意識的區別。清朝的子民並不是出於強制而這樣看待自身。不僅對於官員，而且對於普通人民來說，政府耐氏告的名稱便是國家的名稱。海外華人用王朝來計算時間；東南亞的華人寺廟里19世紀的匾額都是以朝代（大清國）和皇帝年號（通常是光緒）來標記時間的。「中國」一詞在之後的幾十年裡，逐漸向上升級為國家與政權的名字，這一段歷史也是該時期政治意識轉型的歷史；那段時期，民族國家的觀念取代了帝國、王朝的觀念，而「中國」一詞開始代表一個民族國家，其歷史覆蓋了全部的時間，而在此之前，歷史都是以王朝更替來記載的。當梁啟超這樣的民族主義者用「新的民族目的論」來審視「中國」一詞舊有的用法時，他們看到的並非是一種發源於不同世界的意識，而是前人所缺乏的歷史和政治意識，也即歷史和政治意識的失敗。在前文引用過的同一篇文章中，梁啟超指出了前人造成國家衰弱的三個失敗之處：不知道國家和天下的區別；不知道國家和朝廷的區別；不知道國家和國民的關系。
與從清朝到「中國／China」的轉變相伴隨的是將中國發明成一個民族國家。名稱的變化是更宏大進程的一部分，這一進程調動了各個學科，包括歷史學、地理學、考古學以及人種學，來對民族國家進行建構。「中國」一詞，隨著此後的革命進程將獲取不同的意義，不同的對手對它的理解也截然不同。這一過程在某些方面仍在繼續，雖然與一個世紀前的情況大有不同。
20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家和文獻學家為追尋「中國」一詞的起源和意義下了很大的工夫。根據一項完整的調查—此調查用20頁的篇幅羅列了秦統一前「中國」一詞的使用情況，王爾敏定義了 19 世紀之前「中國」一詞所涉及的五種含義：
（1）京師；（2）國境之內；（3）諸夏之領域；（4）中等之國（周朝較小諸侯的王國，當時周被稱為「天下」）；（5）中央之國。
以上含義無一指涉現代民族國家。在帝國時期開始後的兩千年裡，「中國」一詞不再具有重要性，它通常指的是王朝的中心，或者用來區分華夏與北方草原游牧部落之間的疆域（諷刺的是，華夏是北方和西北的部族聯盟，起源於非漢族，卻被中原人用來當作自己的名字，例如「中華」或者「中夏」）。在前面提到的研究中，劉禾考察了清朝和歐美霸權在語言學意義上的遭遇，這一遭遇導致具有長久歷史的詞語意義發生了劇烈變化，產生了我們今天在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中理解的「China」以及漢語中的等價詞語，特別是今天居住在那裡的人們用以稱呼自己國家的名稱—中國。這也意味著，那裡的居民，「Chinese people」，便有了「中國人」這一等價語。
劉禾通過追溯「夷」這一詞語意義的變化來證明上述變遷。它最初指的是「外來的」，但是自1830年代起開始指「野蠻的」。這一變化是為了履行條約義務，而對詞語意義進行了定型，而這次與中國簽署條約的是英國人。對「外來」意義的定型，同時限定了詞語的內在意義，從而產生了華夷之分，這不僅會帶來嚴重的外交後果，也讓中國居於文明的核心。因為「中國」一詞的字面含義是「中央之國」。列文森將19世紀的變革描述為「從天下到國家」，預示了中國空間的自我認知從「世界」縮小為諸民族國家中的一個。但是這一全新的用法也含有擴張的一面。至18世紀，「中國」一詞從一個高度地方化的、對應於帝國中心的空間概念，或者一個「原始」的文明空間概念，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疆域概念，它覆蓋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區域。
劉禾的分析提醒我們，正如「夷」這一詞語，「China」最終變成了單數，並在漢語中與「中國」相對應。雖然在19世紀，它仍然受到許多清朝官員或知識分子的抵制，但是卻從外文用法中獲得了現實地位。當「中國」一詞於周代後期最初出現時（大約公元前一千年晚期），它指的是多個王國，並且經常用作復數——「中央諸國」（Central States）。劉禾提供的材料證明，19世紀，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仍舊這樣理解這個詞。但在19世紀的進程中，面對涌現的國際秩序及其所帶來的壓力，「中國」成為了單數，指的是有著確定疆域的國家，以及正在生成中的中華民族。按照劉禾的說法，這一意義是「跨語際遭遇」的產物，為古老的詞語注入了全新的意義。
到1860年代，這些用法進入了清朝外交文件中。可以看到的是，這一時期，「China/中國」兩個詞語在國際條約的翻譯之中發生了連結，成為了對等物，指的既是領土，又是建立於這一領土之上的國家。「中國」一詞出現在官方文件中的頻率不斷增加，特別是對外國文件中提到「China」一詞作出回應時，幾乎可以與「大清國」互換使用。它不再指「中央的諸國」；當用來表述一個單數的主權實體中國時，該詞的歷史指示物消失了（並且最終被遺忘了）。劉禾的說法並不牽強，正是翻譯的過程最終使得「中國」成為了國家的名稱，自此這個國家便以「China」的各個變體而為國際社會所認知。
再舉幾個例子便足可以說明問題。亨利·惠頓（Henry Wheaton）《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的中文版於1864年首次問世，其中的世界地圖使用了「中國」這兩個漢字來指示今天中國的區域，「大清國」仍舊被用作清朝的官方稱謂。例如，1869年的《中秘通商條約》第十九條將簽署國稱為「大清國」與「大秘國」。如果不進行更徹底和更系統的分析，我們很難知道究竟是什麼決定了稱謂的選擇。看上去有可能是，當指示機構時，更多採用「大清國」，但這只是我的一個印象。更重要的做法是，比較在同一處地方所使用的「大清國」和「中國」，甚至更有意思的是考察條約中提到「中國人」的地方。
同樣值得強調的是，使用名稱的第一個字來表示全名（例如以「中」來表示「中國」或以「秘」來表示「秘魯國」），這一縮略形式引入了另外一層抽象因素。國家由名字的第一個音節來代表，而所有具體的指代都整合到發音中，這一音節也因此毫不含糊地指涉一個實體—中國。比起「中國」在官方文件和備忘錄中的頻繁使用更能說明問題的是「中國人」的提法。在1860年代的文件里，「華人」和「華民」仍然是提到海內外中國人時最通常的一種用法（如「廣東華民」）。但是，文件中也充斥了「中國人」、「中國工人」的提法，至少還有一次提到「秘魯之中國人」。這至少表明了去疆域化中國人觀念的出現，它要求「中國」作為國家在其領土疆域之外承認中國人並對他們負責。
當20世紀初的晚清知識分子開始關注這一問題時，外交實踐已經建立了「China」與「Chineseness」的現代觀念，而漢語的對應詞便是「中國」和「中國人」。在我們能夠解釋為什麼這些實踐將「中國」作為「China」的對應詞之前，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但是如果我們將梁啟超的解決方案作為當時的一個典型的話，最終使用這一術語來稱呼這個民族，應當是出於實際的原因。在上文已經引述的段落中，梁啟超說，既有的王朝機構和外國觀念（China，Cathay等）都不能提供一個可替代的方式來為「吾史」命名。「萬無得已……稱之曰中國史」，他寫道，因為這一術語乃「吾人口頭所習慣者」。大約三十年後，歷史學家柳詒徵為「中國」一詞的使用提供了一個類似的證據。最近，一位歷史學家認為，「中國」一詞的意義變化既是與過去的決裂，也是對過去的延續。這一矛盾性抓住了現代中國與其歷史之間的矛盾關系。
為國家命名只是「發明中國」的第一步。更具挑戰性的下一步，則是將領土、人民及其歷史中國化。梁啟超於 1902 年發表的《新史學》，便試圖實現這一目標。既然「China/中國」的新觀念是與歐洲現代性遭遇的產物，後者也為實現這一目標提供了工具，新的歷史學科便是工具之一。其他工具還包括地理學、人種學和考古學。早在中華民國取代清朝之前，歷史教育已經在製造「新國民」方面開始發揮作用，直到今天它仍然非常重要。同樣重要的還有地理學，它試圖帶來一種關於「中國」空間的新意識。同時，考古學將「中國人」的起源帶回到更加遠古的過去。而人種學則在新興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學科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因為它關繫到從族群多樣性中完成民族建構的任務。
不過，對於歷史的考察仍然充滿了矛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便是族群構成的問題，這一問題關繫到如何將「天下」轉變成一個同質的民族國家。「中國」這一全新的意識將中國視為在生物和文化上的統一體，這一觀念與過去多民族之天下帝國的歷史事實產生了沖突。族群意識不僅未能確認民族的同質性，反而使民族空間族群化了。1980年代以來，對「中華民族」的質疑再次成為學者考察的對象，這一次是由費孝通對於中國「多元一體」的描述引起的。費孝通在「民族自在」和「民族自覺」之間作了區分，這是對馬克思階級意識劃分的一種延續。在某種程度上，意識在將一致性帶入到不完整實體時發揮了非常關鍵的作用，費孝通所作的區分不僅表明了當下與過去的聯結，而且指出了當下與過去存在的差異。

❷ 為什麼我們國人的姓名不超過四個字，外國人的姓名那麼長

我們在看美劇的時候，經常會記不住角色的名字，劇中角色的名字實在是太長了，少的可能有七八個字，長一點的可能有十多個字，實在是非常難記。中國人的名字就好記很多，一般都不超過三個字。我國和外國人的名字字數不一樣，主要還是我們命名的方式不一樣。

外國和中國名字不一樣，主要還是兩國的文化不同，取名習慣不一樣。大道至簡，我認為中國人取名的方式還是比較科學，不會像外國人名字那樣過長。可能也是漢字博大精深，一個字就有很深的內涵了，不需要多個字來表達。

❸ 春節的傳說

1.春節傳說之一：熬年守歲放鞭炮

熬年守歲，其實就是在一年的最後一天夜裡不睡覺，熬一整夜來迎接新的一年。想必大家都是在一親人一起開著春晚搓麻將、打牌中度過這一晚的，探究這個習俗的來歷，民間流傳著這樣的一個小故事：

相傳在太古時期，有一種叫「年」年的怪獸會在每年的天黑以後出來吃人，雞鳴破曉後便返回山林中，百姓們便把「年」肆虐的一夜視為關口來煞，稱作「年關」。

為了平安度過這一年，百姓們每到這一天晚上，都會提前做好晚飯，關好門窗，躲在屋裡全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飯」，由於這頓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辦得很豐盛，還要在吃飯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靈保佑，平安地度過這一夜，吃過晚飯後，誰都不敢睡覺，擠坐在一起閑聊壯膽。後來大家又發現「年」最怕紅色、火光和炸響。

因此，每年熬年守歲，其實就是在一年的最後一天夜裡不睡覺，熬一整夜來迎接新的一年。想必大家都是在一親人一起開著春晚搓麻將、打牌中度過這一晚的，探究這個習俗的來歷，民間流傳著這樣的一個小故事：

相傳在太古時期，有一種叫「年」年的怪獸會在每年的天黑以後出來吃人，雞鳴破曉後便返回山林中，百姓們便把「年」肆虐的一夜視為關口來煞，稱作「年關」。

為了平安度過這一年，百姓們每到這一天晚上，都會提前做好晚飯，關好門窗，躲在屋裡全家老小一起吃「年夜飯」，由於這頓晚餐具有凶吉未卜的意味，所以置辦得很豐盛，還要在吃飯前先供祭祖先，祈求祖先的神靈保佑，平安地度過這一夜，吃過晚飯後，誰都不敢睡覺，擠坐在一起閑聊壯膽。後來大家又發現「年」最怕紅色、火光和炸響。

因此，每年除夕，家家貼紅對聯、燃放爆竹；戶戶燭火通明、守更待歲初一一大早，還要走親串友道喜問好。這風俗越傳越廣，成了中國民間最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守歲習俗興起於南北朝，人們點起蠟燭或油燈，通宵守夜，象徵著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驅走，期待著新的一年吉祥如意。這種風俗被人們流傳至今。除夕，家家貼紅對聯、燃放爆竹；戶戶燭火通明、守更待歲初一一大早，還要走親串友道喜問好。這風俗越傳越廣，成了中國民間最最隆重的傳統節日。

守歲習俗興起於南北朝，人們點起蠟燭或油燈，通宵守夜，象徵著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驅走，期待著新的一年吉祥如意。這種風俗被人們流傳至今。

2.春節傳說之二：萬年創建歷法說

相傳，在古時候，有個名叫萬年的聰明小伙兒，常年被混亂的節令所困擾，就有了把節令定準的打算。一天，他上山砍柴累了，坐在樹陰下休息時，無意間受到樹影的移動啟發設計出了可以測定一天時間的晷儀，後來，又在山崖上的滴泉啟發下做了一個五層漏壺，來計算時間。天長日久，他又發現四季輪回的規律。

作為一個有抱負的青年，萬年決定為國分憂，就帶著日晷和漏壺去見但是的國君祖乙，為他講清了日月運行的道理。祖乙聽後龍顏大悅，在天壇前修建日月閣，築起日晷台和漏壺亭。希望萬年創建歷法，為天下的黎民百姓造福。

一次，祖乙在登上日月壇時，看見天壇邊的石壁上刻著一首詩：

日出日落三百六，

周而復始從頭來。

草木枯榮分四時，

一歲月有十二圓。

萬年指著天象，對祖乙說：「現在正是十二個月滿，舊歲已完，新春復始，祈請國君定個節吧」。祖乙說：「春為歲首，就叫春節吧」。據說這就是春節的來歷。後來，國君為紀念萬年的功績，便將太陽歷命名為「萬年歷」，封萬年為日月壽星。以後，人們在過年時掛上壽星圖，據說就是為了紀念德高望重的萬年。

3.春節傳說之三：「壓歲錢」的來歷

傳說古時候有一種身黑手白的小妖叫「祟」，每逢大年三十的夜裡都出來害小孩。他只要用那雙慘白的手在熟睡的小孩額頭摸三下，小孩子就會發高燒，講囈語；等到幾天後高燒退去，原本聰明伶俐的孩子就變得神志不清，呆頭呆腦了！

人們害怕「祟」來傷害自己的孩子，就在這一天通宵燈火團坐不睡，「守祟」保護孩子。後來有一戶姓管的人家老來得子，為了保護這來之不易的孩子，他們在這一晚就逼著孩子玩耍，用紅紙包八枚銅錢，小孩拆了又包，一直到睡下。但這夫妻倆可不敢睡，守在孩子身邊。半夜狂風驟起，「祟」又來張狂而來，當它得意地准備用手去摸孩子的額頭時，枕邊突然裂出一道亮光，「祟」嚇得魂飛魄散，倉惶而逃。後來這對夫婦把「紅紙包銅錢」的事告訴大夥兒，家家戶戶也就年年按照這樣的方法防「祟」，小孩子們再沒被傷害過。

據說這八枚銅錢是八仙變的，暗中保佑孩子平安。紅包「壓祟」的習俗也延傳至今，因「歲」與「祟」諧音，「壓祟」發展到現在也就自然叫做「壓歲」了。

4.春節傳說之四：貼春聯和門神

據說貼春聯的習俗，大約始於一千多年前的後蜀時期，春聯的原始形式就是人們所說的「桃符」。

在中國古代神話中，有個鬼界，當中有座棵覆蓋三千里桃樹的山，樹上有隻金雞。每當清晨金雞長鳴時，夜晚出去的鬼就必趕回。負責看守鬼界大門的兩個神人叫神荼、郁壘，如果鬼在夜間幹了傷天害理的事，他們就會立即將它捉去喂虎，所有的鬼都怕他們。於是民間就用桃木刻成他們的模樣，放在自家門口，以避邪防害。

後來，人們乾脆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郁壘的名字，認為這樣做同樣可以鎮邪去惡。這種桃木板後來就被叫做「桃符」。

到了宋代，人們便開始在桃木板上寫對聯，一則不失桃木鎮邪的意義，二則表達自己美好心願，三則裝飾門戶，以求美觀。又在象徵喜氣吉祥的紅紙上寫對聯，新春之際貼在門窗兩邊，用以表達人們祈求來年福運的美好心願。由於我國民居的大門，通常都是兩扇對開，所以門神總是成雙成對。

唐朝以後，除了以往的神荼、郁壘二將以外，人們又把秦叔寶和尉遲恭兩位唐代武將當作門神。相傳，唐太宗生病，聽見門外鬼魅呼號，徹夜不得安寧。

於是他讓這兩位將軍手持武器立於門旁鎮守，第二天夜裡就再也沒有鬼魅搔擾了。其後，唐太宗讓人把這兩位將軍的形象畫下來貼在門上，這一習俗開始在民間廣為流傳。

(3)我們中國人是怎麼命名年的擴展閱讀：

1.春節，中國四大傳統節日之一，是傳統上的農歷新年。春節俗稱「年節」，傳統名稱為新年、大年、天臘、新歲，口頭上又稱度歲、慶新歲、過年。

2.中國人過春節至少已有4000年以上的歷史。在民間，舊時傳統意義上的春節是指從臘月的臘祭或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一直到正月十九日。在現代，人們把春節定於農歷正月初一，但一般至少要到農歷正月十五（上元節）新年才算結束。

3.在春節期間，中國的漢族和一些少數民族都要舉行各種慶祝活動。這些活動均以拜祭神靈、祭奠祖先、除舊布新、迎禧接福、祈求豐年為主要內容，形式豐富多彩，帶有濃郁的各民族特色。受到中華文化的影響，屬於漢字文化圈的一些國家和民族也有慶祝春節的習俗。春節是個歡樂祥和的節日，也是親人團聚的日子 。

4.人們在春節這期間都盡可能地回到家裡和親人團聚，在這節日里親朋好友之間走訪拜年，表達對親朋間的情懷以及對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5.春節是中華民族最隆重的傳統佳節，同時也是中國人情感得以釋放、心理訴求得以滿足的重要載體，是中華民族一年一度的狂歡節和永遠的精神支柱。春節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並稱為中國四大傳統節日。

6.「春節」民俗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