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進入中原之前中國人信什麼

『壹』 佛教在傳入中國的時候經歷了什麼，為什麼會分為藏傳佛教和中原佛教兩部分

我們華夏的佛教來自古代印度，准確的說是在漢明帝時期佛教進入到我們華夏的。經過歷代的發展，它與中原相結合。這個地區獨特的文化氛圍在中原發展成了佛教。因為唐朝時期，中原佛教文化通過文成公主傳入西藏，並與當地苯教結合成為當今的藏傳佛教。因此，中原佛教和藏傳佛教有著相同的起源，只是因為它們在不同的地域文化中傳播並有自己的特點。

我國大多數藏族人都是虔誠的信徒，藏族文化讓許多人感到神秘和嚮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於藏傳佛教及其虔誠的信徒。為了不褻瀆藏傳佛教的深層文化現象，本文將結合藏傳佛教的七個外部符號:六字真言、馬隊、風馬旗、祈禱輪、唐卡、磕頭、天葬，來探討與藏傳佛教相關的文化，從而讓大家更接近藏傳佛教。

『貳』 佛教是怎樣傳入中國的

佛教何時傳入中國，歷來眾說紛紜。由於年代遙遠，今日欲考出其確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據有關文獻記載，可能大體上確定其在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

古代銅器佛教創立於公元前六至五世紀的古印度，開始主要流行於恆河中上游一帶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後，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圍國家傳播，向南傳到斯里蘭卡和東南亞國家；向北傳入大夏、安息並沿著絲綢之路向西域各國傳播。漢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後，佛教逐漸傳入中國內地。在西漢末年，西域各國到漢的外交使節、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國時魏國魚豢所著《魏略·西戎傳》（《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注引）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廬（《魏書·釋老志》作『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日復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文作「復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晨門，皆弟子號。」大月氏是中亞佛教盛行的國家之一，直接派僧侶來中國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經典《浮屠經》，這說明佛教已引起當時社會上某些人們的注意。這是佛教思想傳入中國最早的記錄。

東漢初年，在統治階級上層已有信奉佛教者。當時人們把佛教這種外來宗教看做是中國流行的各種神仙方術中的一種，把佛陀依附於黃老進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後漢書》卷四二《楚王英傳》記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人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國政務之官員）曰：『托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立即將此情況上報皇帝。明帝下詔書說：「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男信士）、桑門（沙門）之盛饌。」並把這個詔書下達給各封國的國傅。

以上記載，是中國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之見於史籍者，楚王劉英是第一人。楚王英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當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國已有佛教傳入，但它只是作為當時流行的重視祭祀的黃老方術之一種，成為當時一部分中國人民之信仰，在社會上沒有發生重大影響。可是，從明鼎帝給楚王英的詔令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佛教，已經得到中國政府的默認，甚至給予以支持。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流傳著漢明帝永平年間因夢見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說法，並以此作為佛教正式傳入我國的開始。這種說法幾乎得到歷代統治階級的承認。例如：後趙著作郎王度上給石虎奏議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唐太宗《三藏聖教序》有：「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唐代著名古文家韓愈在其上給憲宗的《論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漢明帝時始有佛法……」

從現有資料進行考察，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之說，雖然帶有一些虛構成分，但其基本情節還是比較可信的，只不過它不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只能說明印度佛教進一步向中國傳播而已。

關於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的記載很多，說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記載是著於東漢的《四十二章經序》：「昔漢孝明皇帝，夜夢見神人，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飛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悅之。明日問群臣，此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寫取佛經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於是道法流布，處處修立佛寺，遠人伏化，願為臣妾者不可勝數。國內清寧，含識之類（佛教語，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賴，於今不絕也。」

此外，東漢末年的《牟子理惑論》、晉王浮《老子化胡經》、東晉表宏《後漢紀》、宋范曄《後漢書·西域傳》、南齊王琰《冥祥記》、梁僧{右《出三藏記集》、粱慧皎《高僧傳》、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東魏楊街之《洛陽伽藍記》、北齊魏收《魏書·釋老志》、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等書，皆有明帝感夢求法的記載，但在時間和細節上各有不同。這主要是由於東漢以後，佛教與道教的斗爭激烈，佛教徒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葉，把漢明帝求法的故事盡可能地完備起來的緣故。如佛教徒鑒於傳說中漢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張騫」的名字，惟恐與漢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張騫相混淆，而遭到論敵的攻擊，因而便把張騫的名字刪除，而易為蔡情，王琰的《冥祥記》就是這樣改的。

佛教雖在西漢之際已傳入中國內地，但發展極為緩慢。根據現存可靠資料，在東漢末年以前，除傳說西漢哀帝時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經》和東漢明帝時譯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經》以外，沒有其他佛經傳譯。而到東漢末年，由於儒家思想統治地位動搖，對人們的束縛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機會與其他各家思想同時傳播；而且由於社會長期動亂不定和危機嚴重，它可以與老莊的消極無為和悲觀厭世思想一起受到人們的歡迎。東漢桓帝時，安息僧人安世高來到東漢首都洛陽，譯出小乘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的許多單品（章）小經。他是佛教經典的第一個中文翻譯家。據梁啟超說：「其書傳於今者，真偽合計，尚三十餘種，其為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安世高翻譯佛經時住在洛陽，並且還有一位中國人臨淮（今安徽宿遷西北）嚴浮調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僅翻譯佛經，而且到處宣傳佛教教義。靈帝末年，中原戰亂，安世高避亂到江南傳教，最後死於會稽（今浙江紹興市）。從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寫的佛經，才第一次有幾種中國文字的譯本。

古代田園風景安世高所譯佛經多屬小乘佛教。所謂「小乘」是公元前後興起的大乘佛教對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貶稱。「乘」是梵語運載物（如車、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稱能運載無數眾生超脫苦海，達到彼岸，而說小乘佛教只能運載少量生靈達到彼岸。安世高所譯經籍的主要內容是介紹小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和修行方法，中國內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過這些經籍加深對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譯經典「義理明析，文字允正」，在佛教史上很有影響。

在中國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學傳入漢地的僧人是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原籍大月氏，「稟持法戒，以精勤著稱，諷誦群經，志存宣法」，於漢桓帝建和元年（147）來到洛陽，至靈帝中平年間（184—189），共譯出佛經十四（或十五）部。他也有兩個中國人做助手，一是洛陽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陽張蓮（字少安）。從此看來，當桓、靈之際，中國已有不少佛經中文譯本，這就說明當時的佛教，已經漸漸成為中國人的宗教。

『叄』 佛教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佛教西漢末年東漢初年傳入我國。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於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以及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入則更要早一些。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已有定論。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璺（wen四聲）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先秦說。認為早在先秦時期，佛教就已經傳入我國。如「周世佛法已來」說，把佛教的傳入上溯到公元前10世紀的周昭王、穆王之世（《漢法本內傳》《周書異記》）。又有人說孔子已聞「西方有聖者焉」。而據史料推算，孔子和釋迦牟尼屬同時代人，當時儒家、佛教均處初創階段，中國和印度兩國尚無交通關系，所以孔子和釋迦牟尼相互知曉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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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於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制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

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餘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綵衣物、銅質塗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於正史記載。

傳入中國漢族地區的佛教，經過長期的經典傳譯、講習、融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形成具有民族特點的各種學派和宗派；並外傳朝鮮、日本和越南。

漢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張騫出使西域期間，曾在大夏見到從鯿販運去的蜀布、邛竹杖，說明當時中印之間已有民間往來，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

漢武帝還開辟了海上航道與印度東海岸的黃支等地建立聯系。近年考古發現，東漢時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蘇連雲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證實也屬於東漢時期。東漢明帝於永平八年（65）賜楚王英詔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可見當時已有佛教傳入。

『肆』 請問中國人在道教儒教和佛教之前，中國人信啥

中國的古人，信仰自然，古代的中國稱為神州，所謂神仙遍地走的地方，大家本來就在道的本體中自然存在，沒有所謂的信教一說。說信教已經是在否定了不信教的人而立教，已經不是大道了。

『伍』 佛教是在什麼時候傳入我國中原地區

公歷紀元前後，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長期傳播發展，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途徑、地區和民族文化、社會歷史背景的不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漢地佛教（漢語系）、藏傳佛教（藏語系）和雲南地區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

那麼說到漢地佛教，也就是樓主所提到的內容。佛教傳入中國漢地年代，學術界尚無定論。古代漢文史籍中記載，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防等18人來到中國。恐怕這事最早的記錄的佛教傳入中國。另外，據《善見律毗婆沙》記述，在阿育王時代，佛教第三次結集後，曾派大德摩訶勒棄多至臾那世界（原註：漢地）；派末世摩至雪山邊國。西藏多羅那他《印度佛教史》稱達摩阿育王時，高僧善見至大支那弘法。南傳佛教史書則稱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這些布教活動因無譯述遺跡傳世，無法證實。

後到西漢時期，中印已有民間來往，可能佛教也隨之傳入漢地。經典的傳入，據傳始於漢元壽元年，但究為何經，已失傳無聞。雖然，歷來均以漢明帝永平年間（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經》為佛法傳入中國之始。但是此說是否為歷史事實，近代頗有爭議。

所以，目前一般認為，佛教是在東漢時期【正式】傳入中國。

『陸』 佛教傳入中原 佛教什麼時候傳入中原

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依史料記載，一般認為為漢明帝時期，「漢明感夢，初傳其道」的說法最為有名，證據更充分，三國以來即被流傳。
東漢永平七年（公元64年），漢明帝劉庄（劉秀之子）夜宿南宮，夢一個身高六丈，頭頂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來，在殿庭飛繞。次日晨，漢明帝將此夢告訴給大臣們，博士傅毅啟奏說「西方有神，稱為佛，就像您夢到的那永平求法樣」。漢明帝聽罷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餘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經、佛法。
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國第一座佛寺白馬寺，是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官辦寺院，有中國佛教的「祖庭」和「釋源」之稱，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歷史。
梁代慧皎《高僧傳》記載此事雲：「漢明帝夢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夢，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見摩騰、竺法蘭二梵僧，乃要還漢地，譯《四十二章經》，二僧住處，今雒陽門白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漢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像來華，是為佛教傳入之年。明帝為紀念白馬馱經，將二僧所住的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寺。爾後，凡僧尼所住之處即稱為「寺」。白馬寺被後世佛弟子尊為「祖源」和「釋源」，而二僧所合譯的《四十二章經》，也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繼迦葉摩騰與竺法蘭之後，陸續有梵僧來華，他們主要經由絲路前來。然梵僧弘化有顯著事跡者，始於東漢末年以洛陽為中心的譯經工作。據《開元釋教錄》載，從桓帝到獻帝(一八九－二二○)的四十年中，譯有經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這說明中國佛教開始了較大規模的發展。而譯經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婁迦讖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為安息太子，東漢桓帝建和元年(一四七)東來洛陽，二十餘年間，致力譯經，共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諦經》、《八正道經》等三十餘部，多為小乘禪數「阿毗曇」之學，是中國早期傳譯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禪觀的修行及傳譯的平易精簡，對佛教的傳播貢獻卓著，是中國早期佛學流布的奠基者。
支婁迦讖(簡稱支讖)，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陽，於靈帝時譯出經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為大乘之學，以《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最為重要。《道行般若經》乃中國般若系經典最早的譯本，其後魏晉玄學興起，般若思想能相應盛行，此經居啟蒙之大功；《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是介紹大乘禪觀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經》又為阿彌陀佛信仰傳入漢地的開始。支讖的譯典，為後世大乘佛教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阿毗曇系，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這是由於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傳入中國，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同類，僅通行於少數的王公貴族之間，如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爾後，在社會政治上，宦官外戚斗爭為患，天災時起，黃巾起義，軍閥混戰而民不聊生；在學術上，兩漢儒家困於「經學考據」、「讖緯合流」而抑鬱難抒。因此平民、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心靈困頓之時，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紓解了他們的情緒，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所以，到了漢末三國時代，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由少數人逐漸擴展到多數人，弘化地區也由洛陽、長安往南方開展。

『柒』 佛教出現之前，人們信什麼教

佛教出現之前 ,印度教

印度教，乃印度的婆羅門教。佛陀在未出家以前，曾是婆羅門教的遵行者，有深入的學習和領會。然而佛陀並非毫無選擇的全盤接受，而是以批評的態度，透過個人的修證體驗，對於婆羅門教的主張，提出了不少新的看法。例如：印度教說有「我」，佛教則說「無我」；印度教說「梵」為宇宙之體，佛教則說諸法因緣生滅的本體是空；印度教嚴格區分階級制度，佛教則提倡一切眾生平等；後期印度教的派別中出現以苦行或樂行的修持，佛教則主張「中道」為修行原則等。
盡管在學說上彼此各成體系，但兩千五百多年來，佛教與印度教在印度本土相互消融，也豐富了印度的哲學思想。尤其是當古印度中的四姓階級轉信佛教，悟道證果，乃至在印度中期，印度教藉佛教壯大自宗，都顯而易見佛教的出現為印度教的過去提供了深刻的反省，也為印度教的未來指出了寬闊的走向。
印度教形成於8世紀，它是綜合各種宗教，主要是婆羅門教和佛教信仰產生出來的一個新教，得到了當時印度上層人物王孫貴族的支持。印度教繼承婆羅門教的教義，仍信仰梵，並對存在著造業、果報和輪回的觀點，贊成和積極發揮。但並不同於婆羅門教的教義、教規等。首先，婆羅門教原是一個多神教，而印度教是一個具有相當特殊性的神教。印度教也信仰多神，但在多神中應以梵天、毗濕拏、濕婆三神為主神。認為，梵天是主管創造世界之神；毗濕拏是主管維持世界之神；濕婆是主管破壞世界之神。在三個主神中，又往往把毗濕拏或濕婆立為一個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並都是這兩個神之一的化身，所以是具有特殊性的神教。其次，印度教吸收了佛教禁慾的主張，並把釋迦牟尼吸收為其主神的化身之一。再次，印度教也普遍建立起僧團和寺廟。婆羅門教初無寺廟，公元一世紀左右才開始有點零星廟宇。印度教自建立起，它的祭祀活動在寺廟舉行，有些慶典祭祀還有專門的舞蹈者跳祭神舞，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形成了盛大、熱烈的場面。因此，產生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最後，在哲學上，是以一個更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為基礎。提出這一體系的是8世紀吠檀多哲學大師商羯羅。他創立了不二論，即一元論學說，認為除宇宙精神梵以外沒有任何真實的物，梵和個人精神是同一的、「不二」的。為人們指出了如何擺脫虛妄，達到真實的道路。在他看來，物質、個人靈魂、具有人性的神又都是存在的，但從總的真理的意義上來說，這一切都是幻覺，是梵以幻力進行了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結果。他認為，把幻象當成真有，是以人自身的無知無明為條件的。並強調指出：「只有智者可以透過它看到它背後除了唯一實在的梵以外無它物。」在商羯羅的眼裡，人的本我，也即他的不死的靈魂，他的精神，在本性上是與最高實在梵完全相同，人生的目的，就是摒虛幻不實的物質世界，使人的本我與梵合一。至此便可以擺脫痛苦的世世輪回，進入神妙而又銷魂的純粹極樂狀態。鼓吹解脫之道是在心智上進行多方面的修養，逐步做到能區分永恆的東西和無常的東西，控制自己的感官，放棄對於世間物質的執著，熱心嚮往與梵的結合，通過冥想梵我如一的真理獲得堅定的信仰。商羯羅就是以這一客觀唯心論的哲學理論，引導人們崇尚印度教。他還親自組織了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動。並在印度建立了四個聖地和仿照佛教僧團成立了「十名教團」印度教組織。這在最終擊敗佛教起了很大作用。
印度教的簡介
西元前十六世紀，雅利安人進入印度，開始了印度本土的古老文明。就像其他原始部落對自然山川的敬畏與崇拜，雅利安人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也必須膜拜、禮贊、歌頌一切自然神只，且將贊歌編為聖典，相互傳頌。到了後期，與人們生活關系較為密切的神只，受到最多的崇拜，雅利安人便由「多神信仰」逐漸轉向「主神信仰」的模式。
為了與神溝通，祭祀便成為一件大事，司祭者擁有無上權威，能為自己祭祀、為他人祭祀及教授聖典。於是，在階級制度嚴格劃分的社會里，司祭者被尊為最高階級的婆羅門，他們依著「祭祀萬能」的神聖職權，開啟了神權色彩濃厚的婆羅門思想。
婆羅門教主張：「梵」是宇宙現象的本體，人的生命現象為「我」，宇宙萬物皆因「我」而生，故「梵、我」本來不二，凡人不解此理，只好輪回受苦，唯有體證梵我合一，才能得到解脫。此思想彌漫在當時的印度社會，直到西元前六世紀，出現了反婆羅門教的思想家，他們反對祭祀，主張透過禪定、苦行或享樂來完成解脫。鑒於當時修苦、修樂思想的充斥，佛陀提出了不偏於苦，不偏於樂的中道觀，做為修行的根本原則。
阿育王及迦膩色迦王時期，佛教成為印度的主要宗教，婆羅門教便相形式微；公元四世紀時，婆羅門教受到笈多王朝的大力支持，又進一步雜糅了佛教及其他學派的思想，於是發生了較大的轉變，而以「新婆羅門教」自居，企圖恢復舊有地位，這就是今日所說的「印度教」。在印度教的許多流派中，又以毗濕奴派、濕婆派及性力派為主。八世紀以後，印度教的主要思想家商羯羅，依據婆羅門教的根本教義，又吸取耆那教及佛教的優點，使印度教宗教實踐的成份加大，原有繁瑣的理論淡化，印度教遂一躍而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直到伊斯蘭教入侵印度以後，佛教遭受嚴重迫害，印度教卻因為與伊斯蘭教的思想有所交融，而在某些區域仍舊保持著很大的勢力。
到了近代，隨著西方殖民主義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傳入，印度教掀起了廣泛的宗教改革，反對古印度教中存在的種姓制度、偶像崇拜、繁瑣宗教儀式、寡婦殉葬等愚昧現象。但至目前，印度教仍是印度最有影響力的宗教，大多數人多信奉此教，其種族階級的不平等待遇及寡婦殉葬等諸多民間陋習仍然未能完全被革除。

『捌』 佛教傳入之前，中國人拜什麼神

佛教傳入之前，中國一直以道教為主，拜道教神祇。但中國人更信祖宗，更多的人是拜祭祖宗。

『玖』 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人信俸什麼,燒香不

燒香是中國的，現存文獻《詩經》《尚書》已有記載，則其起源必早於詩書時代即西周。

佛教進入中國之前信奉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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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香起源
燒香是中國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三個特點極為引人注目：

一是普遍性，漢人燒香，少數民族絕大多數也燒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無處不燒

二是歷史悠久，現存文獻《詩經》《尚書》已有記載，則其起源必早於詩書時代即西周。
三是普及性，幾乎做什麼都要燒香：對祖宗要燒，對天地神佛各路仙家要燒，對動物要燒，對山川樹木石頭要燒；在廟里燒，在廁所也燒；過節要燒，平常也要燒；作為一種生活情調要燒，所謂對月焚香，對花焚香，對美人焚香，雅而韻，妙不可言；作為一種門第身份，所謂沉水熏陸，宴客斗香，以顯豪奢；虔敬時要燒，有焚香彈琴，有焚香讀書；肅殺時也要燒，辟邪祛妖，去穢除腥；有事要燒，無事也要燒，燒本身就是事，而且還會上癮，稱為「香癖」，就彷彿現代人的抽煙飲茶一樣。

趣的是，不特中國燒香，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國家也燒。香的英語寫作incense，查《簡明不列顛網路全書》（第八卷第543頁），載有如下內容：古埃及人從阿拉伯和索馬里沿海地區引進香料樹，把香當作宗教儀式中的重要用品。巴比倫人在祈禱和占卜時往往焚香。以色列人在被擄往巴比倫（公元前586年－－前 538年）以前引進了香，到了公元前5世紀，一些祭壇專供奉香之用。印度教特別是濕婆派在正式禮拜和家常禮拜中都要焚香；佛教在節日禮拜、成年禮拜以及日常禮拜中都焚香。日本神道教也焚得。從公元前8世紀希臘人就焚燒木頭和樹脂，以供奉神明和祛除惡魔。羅馬人先是焚燒香木，後來引進了香，焚香在公祭和私祭上以及崇奉皇帝時越來越顯得重要。

中國燒香的歷史，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以漢武帝為界，前面為第一期，可稱初始期。其間，所燒的香有以下幾種：
柴，玉帛，牲體，香蒿，粟稷等。

燒香的作用是唯一的，用來祭祀。燒香行為由國家掌握，由祭司執行。
周人升煙以祭天，稱作「禋」或「禋祀」。《詩·周頌·維清》：「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箋：「文王受命始祭天。」即是說，這種祭制始於周文王。
其具體祭法為：將犧牲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煙，表示告天。《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熈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註：「禋之言煙。」「 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疏：「禋，芬芳之祭。」（用《十三經註疏》本，下同。）
可見，所謂禋祀，一是點火升煙，二是煙氣為香氣。以香煙祭神，那麼這就是後世所謂「燒香」了。

這一期，香事有以下特點：一是香品原始，為未加工的自然物，還不是後世正規意義上的「香料」（樹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器具如後世的「香爐」；三是專用於祭祀，而祭祀由國家掌握，即，燒香還沒有生活化，民間化。明周嘉胄《香乘》引丁謂《天香傳》謂：「香之為用，從上古矣。所以奉神明，可以達蠲潔。三代禋祀，首惟馨之薦，而沉水熏陸無聞也。其用甚重，採制粗略。」

第二期，從漢武帝到三國，可稱引進期。漢武帝於中國香事的發展，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其一，武帝奉仙，為求長生，是神就敬，而打破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壟斷

其二，武帝時期香品漸走向實用化，如置椒房儲寵妃、郎官奏事口銜舌香等，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壟斷，使香進入生活日用。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武帝大規模開邊，就在這一時期，產自西域的真正的「香料」傳入中國。
《說郛》卷35引宋·吳曾《能改齋漫錄》稱：「又按漢武故事亦雲，毗邪王殺休屠王，以其眾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余，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然則燒香自漢已然矣。」此外，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國（今伊朗境內），《香乘》卷二引《漢書》稱：「安息國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樹皮膠，燒之通神明，辟眾惡。」樹皮膠，即樹脂，是為真正的香料。
由於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時的香事變得格外繁盛起來，後世野史筆記屢稱不絕。什麼焚「月支神香」解除長安瘟疫（《香乘》卷8），燔「百和之香」以候王母（《漢武外傳》），用東方朔「懷夢」香草在夢中與李夫人相見，直至燒「返魂香」使李夫人還魂－－這個傳說還傳到日本（見《源氏物語》）第48回）。

香事繁盛，香具應運而生，不久，中國第一個香爐也發明出來了，稱為「博山爐」。傳說上面還有劉向的銘文：「嘉此王氣，嶄岩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宋火青煙。」（見《香乘》卷38）。劉向為宣帝時人。從此，香品與香爐配，使中國的香事進入一個新階段。
然而，從武帝時引入西域香料始，降及東漢三國，在這三百多年間，香的使用還僅限於宮庭和上層貴族之中，極為名貴，難得進入尋常百姓之家。《香乘》卷2引《五色線》稱：「魏武與諸葛亮書雲：今奉雞舌香五斤，以表微意。」為饋贈之禮品。又《香乘》卷7引《三國志》稱：「魏武令雲：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內不得熏香。」足見焚香即使在宮庭中也還是一種奢侈。

第三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後的事。普及的原因有二：
一是「西（域）香」由「南（兩廣、海南）香」所取代。「迨煬帝除夜，火山燒沉甲煎不計其數，海南諸香畢至矣。」（《香乘》卷1）南香的大量湧入，使香的價格降低，為普及提供了物質准備。二是佛道二教從六朝以來大發展，輪番躋身於國教的至尊地位；

二教尚香，「返魂飛氣，出於道家；旃檀枷羅，盛於緇廬。」（顏氏《香史序》）從而，信徒洶洶，風氣大展，造成燒香走向普及。只不過，這時固有儒教還與釋道二教時相對抗沖突，傳統士人抵制特別是佛教，而使繁盛的香事略為減色。

迨至宋代，三教融合，燒香之俗，也便御風而行，為大家一致崇尚，士人拜祭孔子時也燒起香來。這就出現了本文一開頭所講那種局面。明屠隆總結道：「香之為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隱，坐語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悅神。四更殘月，興味蕭騷，焚之可以暢懷舒嘯。晴窗塌帖，揮塵閔吟，溫燈夜讀，焚以遠辟睡魔。謂古伴月可也。紅袖在側，秘語談私，執手擁護，焚以熏心熱意。謂士助情可也。塵雨閉窗，午睡初足，就案學書，啜茗味淡，一爐初熱，香藹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長嘯空樓，蒼山極目，未殘爐熱，香霧隱隱繞簾。又可祛邪辟穢，隨其所適，無施不可。」
香與美已融合為一，大量詩文專門寫香。茲舉北宋陳與義（字去非，與黃庭堅、陳師道齊名）的《焚香》為例：

明窗延靜書，默坐消塵緣
即將無限意，寓此一炷煙。
當時戒定慧，妙供均人天。
我豈不清友，於今心醒然。
爐香裊孤碧，雲縷霏數千。
悠然凌空去，縹緲隨風還。
世事有過現，熏性無變遷。
應是水中月，波定還自圓。

無限心意情懷，寓寄一炷煙中，人生喜怒哀樂乃至形而上的追問與探求均在此找到出路，於是也就難怪世事變遷而熏性是不改的了。香已經完全滲透內化到人的精神之中；這種滲透是那樣的深，以至到了民國年間，林語堂還津津樂道，在《生活的藝術》中專門辟一章向美國人介紹中國的焚香，前面明代屠隆的一段話，就是轉引自林氏這本書的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