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是如何接觸中國風的

① 米蘭時裝周秀中國元素，中國元素是如何逐漸登上國際時尚的舞台

隨著現在時代的逐漸發展，很多人對時尚的要求，也越來越多，很多人對自己的川大也越來越生疏的摯愛，慢慢地很多人對時尚方面的東西都非常的關注米蘭時裝周秀，中國人數逐漸登上國際的舞台。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明星超模等等都會穿著很多帶有中國元素的衣服走秀，在這一層面上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中國的時尚元素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說，不管是加在很多品牌還是很多衣服，上面這種顏色都非常好看，並且中國人壽具有古典的東方美任何一個人穿上都能穿出優雅的感覺所以這也是外國人為什麼逐漸地使用中國元素的原因，穿著不僅好看還很時尚以上觀點，希望能對你有所幫助。

② 十八世紀為什麼在歐洲大陸掀起中國風

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深藏既久，蓄勢待發。一朝被引，即成疾風。所向披靡，傾倒一方。
文化是人類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的產物，是人情和人性表現的載體。所以文化不管什麼類型，產生自哪個民族或地域，因為有人性這個媒介，一經接觸，就會相互吸引，進而相互交流，相互影響，乃至相互交融。當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會很快交融，有的甚至還會發生摩擦，以至戰爭，例如宗教文化，歷史上的十字軍東征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都是。但大的趨勢是交融,而交流是它的過程。
一般來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除此以外，生產力發展的先後，也會對文化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歐洲人自17世紀起就開始擺脫農耕文明，開始了工業文明。他們的文化遂轉型為「工業文化」，而我們直到現在，雖然生產方式已經工業化了，但文化形態基本上還保留著農耕文明的特點。因為一種新型文化形態的形成需要時間的沉澱。工業文化的背景是雄厚的物質力量和以「普濟眾生」為己任的基督教精神，所以這種文化的特點是陽剛文化，強力文化，它是進取性的，是岀擊型的。而我們的農耕文化是一種陰柔文化，它是封閉性的，是守成型的。
今天講的這個題目就跟西方這種「工業文化」的特點很有關系。因為是岀擊型的，所以它要輸出他們的文化，首先是他們的宗教文化，即基督教文化，這就必須派傳教士；因為是進取性的，求知慾很強，急於了解世界的事情，並且拿回自己想要的東西。最初的西方傳教士就起著這雙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國家輸出教義，同時從對象國獲取信息和情報。這就形成了歐洲人對中國發生興趣的初潮。這股初潮的主要「弄潮兒」是歐洲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都有雙重的素質：虔誠的佈道士和執著的科學家、探險家。
初潮
直到元代，西方人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此後，傳教士們開始翻譯中國文化典籍

利瑪竇
在元代以前，西方人對中國所知甚少。最初他們只知道有個產「絲」的地方，就把那地方叫「賽麗斯」，後來又叫「契丹」，再後是「奇那」。中國有史料說，羅馬人曾在6、7世紀派使團來過中國。但歐洲卻找不到這樣的證據。反正西方人直到忽必烈的騎兵橫掃歐洲大陸時，才知道中國的真實存在。13、14世紀之交馬可·波羅的歷險，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的興趣。但那是個別人的行為。官方行為約兩個半世紀後，即1583年才獲明代萬曆皇帝的准許。在這前後葡萄牙、法國、義大利等國都派出了傳教士來中國。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營梵蒂岡派出的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M attieo R icci，1552 -1610，圖）。
利瑪竇於1582年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他採取聰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國的社會和生活，經過19年的苦心經營，上上下下結交了許多中國的士大夫（包括當時最大的學者徐光啟）甚至京都要員，終於在1601年見到了中國皇帝（萬曆皇帝朱翊鈞）。最後他死在中國，生前留下了《利瑪竇札記》。他的墓直到現在仍在北京。利瑪竇是個很有眼光的傳教士，他的工夫並沒有完全用在公關上，而用在對中國國情首先是對中國古代儒家經典的研究和翻譯上。1593年他已經將「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語翻譯了出來，呈送給梵蒂岡教皇。利瑪竇開了個好頭。不久他的繼任者金尼閣（比利時人）也把「五經」（《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翻譯成拉丁文，並在杭州刊印出來。這是中國古籍最早的西文譯本。
當然這兩個人的譯本還只是起個「拋磚引玉」的作用，它們本身還算不上完善的譯本。完善的譯本過了半個世紀才出現，那已經是清代的早期和中期了。清代早期的康熙皇帝和中期的乾隆皇帝都是比較開明的帝王。他們允許西方傳教士繼續來中國傳教（康熙於1692年宣布基督教對中國「有益無害」），而且還親自和他們交流。傳教士們便利用這個機會發奮地研究掌握中國的方方面面，他們仍把古代經典的翻譯當作要務之一。於是經過幾代傳教士的努力，這些儒家經典系列都有了完整的譯本，其中「四書」的完整拉丁文全譯者是比利時傳教士衛方濟（F ran ciscu s N oel，1651-1729）。他在前人的基礎上經過20餘年的努力，於1711年在布拉格大學刊印了他的「四書」全譯本和介紹中國其他古代思想家的《中國哲學》一書。「五經」的拉丁文全譯本則是由好幾位傳教士如法國的白晉、劉應、馬若索和雷孝思等人完成的。到了乾隆時期，這些古籍又有了法文譯本，它們是由法國傳教士孫璋、宋君榮和錢德明等人完成的。此外他們還用法文寫了《孔子傳》和《孔子弟子傳略》等這樣一些著作在北京出版。這已經是18世紀下半葉的事了。
高潮
高潮形成於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中葉。主要標志有下列幾個方面：
中國學成熱門
這些西方傳教士為了達到更有效的傳教佈道的目的，作了堅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對中國國情進行了可以說全方位的了解，不僅是典籍，對中國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天文數學、科學技術、醫學、農業、園林等等都進行了研究，著書立說，出版了不少具有開拓意義的著作，許多人因而成了了不起的學者。據記載，1682年，義大利傳教士柏應理回羅馬時，帶回的在華傳教士的著作達400多冊。同時他們也將大量中國的各種書籍帶回歐洲。如17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回國時，光贈送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的中國圖書就有300冊。法國另一名傳教士馬若索為法國皇家文庫收集了幾千卷中國圖書。在傳教士寫的著作中，語言文字方面的就有義大利人衛匡國的《中國文法》、西班牙華羅的《官話簡易讀法》、路易十四的顧問傅爾蒙的《中國文典》等；史地方面的如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1585，被譯成多種語言）、馮秉正的12卷本的《中國通史》（1783）、特別是A·基爾契的影響最大的《中國》；法國傳教士杜赫德包羅萬象的巨著《中華帝國志》很受啟蒙學者的歡迎。其他如哲學、天文學、醫學乃至武術方面的書籍亦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