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國和日本的外交如何日本始終如何看待中國和日本的關系
樓上說錯了 日本國民其實多數還是不錯的 都是老百姓 我在日本住過6年 很多人無償幫助你 很熱心 年紀大的日本人可能內疚 經常耽誤自己時間來幫助你 但是很多右翼分子還夢想著帝國之夢 在中日兩國之間造謠聲勢 不過總的來說 日本老百姓還是不錯的 都是過日子
⑵ 日本對中國是怎樣大家對日本這個國家有什麼看法
先讓我們回顧一下ODA（政府開發援助）的歷史。對外援助是國際關系的產物。國家之間的相互援助本身，可以說自國家產生以來便已有之。但它作為近現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現象，則還是形成於近代主權國家體系出現的時期，後來經過兩戰期間的發展，最終於二戰以後才逐步演變成如今的援助體系。戰後國際貿易體系經歷了從關貿總協定到世貿組織的發展歷程，貨幣金融體系則經歷了從布雷頓森林體繫到多邊協調體系的發展歷程。同樣，對外援助體系也經歷了從東西方援助競爭到以經合組織下屬的開發援助委員會（DAC）為中心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ODA）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歷程。在此過程中，國際援助體系日臻完善，與此相適應的援助理論體系也日趨精密。ODA作為政府援助，其內容既包括無償援助，也包括需要由受援國予以償還的優惠貸款。例如，美國在冷戰時期實施的巨額軍援往往都是「慷慨」的無償援助。而在發達國家提供的經濟開發援助中，有償貸款卻占據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在日本提供的雙邊ODA資金中，有償援助的比重遠遠大於無償援助。發達國家的援助「任務」，也是眾多發展中國家經過長期努力爭取到的結果，同時也是發達國家保證自己的利益而有些「迫不得已」的保持世界平衡（也包括保有世界級的購買市場）的手段和方法。畢竟世界的海是相通的，世界的空氣是一樣的，壞了哪一家都會「殃及池魚」。
日本對華ODA主要分有償資金、無償資金合作及技術合作3大部分，已形成在資金構成上以日元貸款為主、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為輔的形式。可以看出，以日元貸款為主，也就是說，大部分ODA的錢是要還的，不是白拿白用，只是利息要低些。其餘的都要和「施善者」合作，也就是他要告訴「受領者」你該如何花錢，大多數的錢要你買指定的東西，貴不貴值不值你無權評論，俗話說「白吃棗還能埋怨棗不甜嗎」，而且還有可能培養了「粗人」的你對「貴族棗」的「高尚」偏愛。不過更多的事實是，要想再吃，只能買了。
對於這幾年日本ODA的日元貸款，只有中國真正做到了自己的信用，認真償還每一筆的日元貸款，看看其他國家，比如印尼，根本沒有償還的意識和可能。我們可以想像銀行的錢是否願意借給有信譽能償還的客戶還是拿錢賴賬的人呢？不過日本的ODA的事實又讓我們有些困惑，日本ODA貸款給與印尼這些東南亞的要多於中國，精明的日本人怎麼糊塗了？其實，日本人一點也沒有糊塗，這里已經很明顯的體現了某種「喜好」和「擔心」，也正說明了「朋友」還有顧慮。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尚在經濟復興時期即以援助國和受援國的雙重身份加入了西方陣營的對外援助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確立後，在對東南亞地區國家戰爭賠償過程中形成的獨具日本特色的對外經濟合作（援助）ODA模式，為日本經濟的復興與高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20世紀60年代中期躋身名副其實的援助國後，通過增加對亞洲親美反共政權的經濟援助，既緩解了日美之間的矛盾，又擴大了在亞洲的政治影響。70年代初，日本通過「乞油援助」，順利擺脫了石油危機的困擾，經濟大國地位日益鞏固。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配合國家發展戰略目標（由經濟大國向政治大國）的轉變，日本對外援助也開始急劇增加，在某種程度上達到了以經濟實力影響國際政治的效果。90年代至今，盡管日本經濟不景氣而影響了對外援助總額的持續增長，但其雄居世界最大援助國寶座的地位並未動搖，只是援助的形式和內容變得更加復雜多樣。事實表明，對於在軍事上受到極大限制的日本來說，對外經濟援助始終是其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而美國不同，對外援助只是輔助手段，不過美國的ODA相比日本援助金額也不低了。（「日本友人」總拿美國來和日本作比較的，看來知識積累還有所不足，分析問題還不深刻。）如果說日本在做好事，但做好事不留名是美德，做好事要極力告訴所有的人，我們難免不得不懷疑這些「大款」的不純的動機。當然，對華日元貸款在當時中國百廢待興，資金缺乏，剛剛恢復建設的時候，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但中國人是有良心的，中國不僅多次感謝了（根本沒有象有些善於說謊的日本人說的那樣，中國毫無謝意，從不感謝，中國實實在在具體的作了，又出書又寫了報告，而且也和這位「友人」一樣很少談論ODA的實質，為「朋友」留些面子），而且也利用盡可能的條件宣傳了中日友好（如果當時有現在這樣的媒體和互聯網，可能全國人民都會「哈日」了），可以說在很長時間我們是盡量不揭日本的戰爭之「痛」（看看當時大量引進的日本電影電視劇就可知我們的社會輿論的導向了）。後來的發展，眾所周知，挑起種種事端的誰了？對了，是我們的「朋友」。日本希望日元的作用（應該說更多是放貸的作用），能夠讓中國人民忘了血淋淋的歷史，也能夠建立起「主子」和「奴才」的關系。可是我們還沒有變成白痴，還有尊嚴，我們還能算得來歷史的帳，因為我們的「朋友」給我們造成的創傷還很深，還有血在滲出，因為「朋友」搶走了我們的錢後現在「好心」[借錢]給我們的同時?
讓我們回到日本的ODA的具體問題上來。在日本外務省的網頁上就有ODA的相關一欄，新的ODA方案中明確的寫上了今後日本推行ODA的主要目的是透過其實現「國家利益」。日本自己的媒體早已得出結論，「對於無法將軍事作為外交手段的日本政府來說，ODA歷來都是一個重要的外交渠道」。看來日本人自己都承認了ODA不是白給的「陷餅」，為何「日本友人」及其「友人N…世」還要宣傳這是「免費的午餐」呢，是不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社科院朱風嵐學者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點到實處，讓我們節選一些他發表的論文來看看他是怎樣具體分析：
[1991年4月，海部俊樹首相向國會發表了日本政府的"ODA四指針」，即日本在實施對外援助時要充分注意受援國的以下情況：軍事支出；武器開發及生產；武器輸出與輸入；民主化、市場經濟體系、基本人權與自由保障。就是在日本政府強行通過《PKO法案》的國會上，戰後日本對外援助史上第一部具有法律效力的《ODA大綱》亦被順利通過。
日本政府對ODA四原則的具體運用主要有以下特點：
第一，加強對沖突國家或熱點地區的援助。冷戰結束後，雖然美蘇支持或參與下的戰爭不復存在，但因種族、宗教等導致的地區性沖突和戰爭成為國際安全問題的新焦點，也自然為向「政治大國」邁進過程中的日本所關注。日本政府表示，日本不僅將通過增加對聯合國維和活動的財政支持，為解決冷戰後的地區沖突做貢獻，而且還將在解決沖突和爭端後，對當事國家或地區進行經濟援助，以鞏固其和平穩定。為此，日本毛遂自薦，主動承擔戰亂地區重建的國際援助會議，並承諾充當主要出資國。1993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後，日本搶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前，恢復對越南的經濟援助，提供500億日元貸款，50億日元無償援助，又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供600億日元資金，因此當上了國際援越會議主席。同樣，海灣戰爭後的1993年5月，日本政府不顧美國的反對，對伊朗重開了曾中斷17年的日元貸款，其用意無非是想取代美國在伊朗的政治影響。1994年外務省的《ODA白皮書》明確指出，對於向原南斯拉夫地區、盧安達等國家，日本不僅應從人道的觀點，而且還應從建設新的和平秩序的觀點出發做出積極貢獻。1995年6月，日本與朝鮮之間達成有關向朝提供緊急大米援助的協議，向世人展示日本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中不?
1998年1月，日本發起主辦「關於爭端預防戰略東方國際會議」，邀請眾多的非洲國家代表以及聯合國、非洲機構代表參加。同年秋，日本在東京召開第二次非洲會議，其在非洲的影響和作用不斷增強。日本不但牽頭實施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而且多次主辦柬埔寨復興國際會議，這種出錢又出力的行為，為日本贏得了國際聲譽。
第二，以支援市場經濟化、民主化為由，通過增加、減少或凍結ODA來加強其在構築國際新秩序進程中的發言權。日本對冷戰後致力於實行民主化和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中亞5國、高加索3國和蒙古、越南、柬埔寨，中南美的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秘魯以及在新體制下重返國際社會的巴勒斯坦、南非等國家都給予了大量援助。
第三，從其「無核三原則」的外交立場出發，力圖以ODA為手段來掌握世界軍控的主導權。將對外援助與受援國的防務政策掛鉤是冷戰後日本ODA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在對中國的ODA政策上，日本不但與中國的核試驗掛鉤，還與中國正常的軍費支出增長相聯系，反復要求中國政府提高軍費支出透明度，立即停止核試驗，並以停止1995年度的無償資金援助進行所謂的制裁。日本政府在利用ODA為籌碼影響受援國的軍備政策上，並非一視同仁，而是有明確的選擇性和針對性。
日本ODA量的增加一向被看作是其「國際貢獻」的重要內容和尺度。的確，冷戰後隨著日本ODA政治化的日益明顯，它已成為日本實現「政治大國」戰略目標中強有力的外交工具，其在日本對外政策手段中的絕對作用正在進一步增強。但是，《PKO法案》、《自衛隊法》以及《防衛大綱》等一系列法案的通過，又使日本增添了新的「政治大國」戰略目標的外交手段。事實進一步證明，日本政府確已不滿足於僅僅通過經濟援助的手段來影響國際政治和推行「政治大國」戰略目標，而是要直接從政治和軍事人手謀求在國際社會發揮影響和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進入後冷戰時期的今天，對外經濟援助在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也在相對悄然下降……]
以上具體的分析，已經讓我們很明白了日本ODA打得是張什麼樣的牌。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中國經濟快速的發展，日本對華的ODA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小了，國外的直接投資將可以替代日元貸款。而且正如前朱總理對日本ODA的幹事所言的那樣，中國完全用能力調達足夠的資金，言下之意是，可以不需要日本的ODA了。其實日本也看到了這一點，也調整了對華的ODA的結構，目前，日元貸款主要用於中國的環保等和日本也息息相關的領域。日本對華的ODA最終還是會結束它的冠冕堂皇的「使命」的。
最後還想補充的是，關於非典時期的日本積極地對華援助，在日本國內早已有人分析了其真正的背景。小泉純一郎在對朝外交上的尷尬，和由於自己的參拜靖國造成的中日關系的冷淡，已經造成了外交毫無作為的首相的不良形象，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重塑自己對華有智有謀得政治形象（給中國些實惠以期減小抗議自己參拜的聲音，同時迎合國民的期望：期望看到對華的強硬立場而又能穩固中日的「緊密」關系），提高自己的政治得分。不過在批准對華的抗擊非典的援款的時候，也遭到了日本許多國民的強烈反對，在當時的民放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不應該給中國援助的回答幾乎過半，剩下的是有條件給與，在中國保證非典不能傳入日本後可以考慮，以及不願回答者。在數量上，不少日本國民埋怨給得太多了，難道他們就是我們「真正的朋友」？至於美國給與中國的非典援助不多，這和美國的國際政策以及美國對華經濟做出的分析等有關。霸權的美國暫時不需要拉近中國而取得什麼政治上的好處，和中國的關系也還算暫時處在平穩期，伊拉克戰爭後期的問題是美國最棘手要解決的，同時美國經濟界大多認為現在的中國有經濟實力對付這樣「災害」，只需作象徵性的支援即可。這點幾乎得到了世界的共識，所以大
多數國家認為沒必要以多少經濟的援助來做對華友好的標准，只是根據自身的實力向中國提供支持。比如印度軍方很象徵性的給了不到一萬美元的葯品。但還是有很多國家和國際公司向中國提供了不少經濟上的支援，包括美國。當然有一點也不能忽視，就是當時的西方輿論都在指責和埋怨中國對於非典初期的處理不當，日本也不例外，NHK在非典結束的時候，還製作了一個專題，在黃金時間播出，反復指責了非典開始時的中國的「隱瞞和欺騙」對世界造成的損失。這里，我們要知道，國家之間的「友誼」不能用我們生活中交友的准則來判定，這樣的做法既幼稚又可笑。（何況非典時期的中國並未到了亡國大難的關頭，最後的經濟統計顯示當時的國民經濟還是健康發展的，國沒亂，糧沒斷。「日本友人」在文章中對「患難」一次的頻繁使用有些莫名其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