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的

1. 問：小麥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小麥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小麥的歷史
盡管穀物的起源尚未確定，但人們相信，它原產於西南亞。可以肯定的是，人類文明的歷 史和群起是與小麥的歷史緊密相關的。野生麥被認為是所有麥類的祖先，在美索不達米亞 和西南來發現了它們的化石。 顯然，在12000年前，人們已將小麥作為食物。座落於泥羅 河邊的墳墓 始建於公元前5000年，在這些墳墓的壁畫上也有對小麥的描繪，而眾所周知，最早生產發酵麵包的是古埃及人。小麥長期以來都帶有宗教 色彩並成為無數宗教儀式的一部份。希臘人和羅馬人都信奉小麥神和麵包神。
在西班牙人第一次登陸美洲以前，小麥僅僅在舊大陸被培植。1943年，哥倫布在第二次遠征 時將它帶到了新大陸。400年過後，給在19世紀， 堪薩斯的俄國移民的定居帶來了名為"土耳其紅麥"的麥種。這在當時 是最優良的品種。紅麥成為美國谷類業的重要貿易產品。

2. 小麥什麼時候進入中國

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小麥最先進入了中國的西北地區。遠道而來的小麥進入中國以後，也遇到了水土不服。小麥雖然屬旱地作物，但要求有較好的灌溉條件，以致古人認為，麥和稻一樣，適宜在低濕地種植，所謂「小麥宜下田」，而中國北方農業所面臨的最大不利因素便是乾旱。

當小麥進入中國南方之後，其所遇到的困難正好相反。南方雨水充沛，地勢低窪，厥土塗泥，宜稻不宜麥。特別是在稻麥二熟地區，水稻在收割之後，為了能及時地種上小麥，必須地排干稻田中的積水，因此，排水成為在南方稻田上推廣種麥的關鍵。

不過，對於具有悠久農業歷史和先進農業技術的中國人來說，改造自然環境使之適應小麥的生長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和種稻比起來，種麥所需要的技術和勞力也相對簡單一些，影響小麥在中國發展的更大的阻力來自於人們的食物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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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是現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有1/3以上人口以小麥為主食。小麥種植面積和總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國，其重要性也僅次於水稻。

小麥起源於亞洲西部。今天所種植的普通小麥是由三種野生小麥經過兩次的天然遠緣雜交和經歷了九千多年的自然選擇和人工選擇而形成的。考古學家在九千年以前中東地區古墓里發現了人類最早種植的小麥，這是一種一個小穗只結一粒種子，所謂一粒小麥。

大約在公元前五千年的時候，一粒小麥又與一種野生小麥自然雜交，形成了二粒小麥。後來二粒小麥又與粗山羊草發生了雜交。這一結合，不僅可以結出三粒種子，使產量得以提高，而且小麥還可以發面，使得小麥的食用品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因此受到最廣泛的歡迎。

3. 小麥原產地,何時怎樣傳入中國

小麥原產地在西亞的新月沃地。中國最早發現小麥遺址是在河姆渡流域附近。

新疆的孔雀河流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樓蘭；在樓蘭的小河墓地也發現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麥。四千年前的塔里木河 和孔雀河下游一帶的沙漠綠洲中，有著較充沛的水資源和高達40%的植被覆蓋率。那時水中有游盪的魚兒，林中有飛奔的動物，翠綠的草地可以放牧，土地適於耕種。在小環境里有著相當不錯的生存土壤。但是唯一的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便是沙漠綠洲生態的脆弱性，一點點改變就會給生命造成意想不到的災難。

南方原先很少種麥，漢以後才逐漸向南推廣。《晉書·五行志》說：「元帝大興二年（公元319年），吳郡（今江蘇）、吳興（今浙江湖州）、東陽（今浙江東陽）無麥禾（這里的禾是指稻說的），大飢。」可見四世紀初，麥在江浙一帶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在此以後，又陸續得到推廣，主要是出於農民自己的傳播，有時王朝政府或地方官也曾督促推廣。南宋初年，北方人大批地遷移到長江中下游和福建、廣東等省。北方人習慣於吃麥，麥的需要量突然增加，因而麥價大漲，刺激了麥的生產。因此，麥的栽培迅速 擴大開來。南宋庄季裕在他寫的《雞肋編》（十二世紀前期）中說：「此時一眼看去，連片的麥田，已經不亞於淮北。」這就是說，已經不亞於北方了。

麥和稻的生長季節不同，只要安排得好，就可以在秋季收稻以後種麥，夏季收麥以後插秧，同一塊田一年可以兩熟。麥的推廣並不妨礙稻的栽培面積。北宋朱長文的《吳郡圖經續記》（1084年）就說：「吳中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割麥後種稻，一年兩熟，稻有早晚。」後來南宋陳旉（fū膚）《農書》（1149年）和王禎《農書》（1313年）所說的也是稻麥兩熟制。而且根據王禎《農書》的記載，南方對於種麥，已有相當技術水平，單位面積產量也比較高，並不比北方差。

小麥不但向南方推廣，同時北方也在發展。

元以前就有這樣的農諺：「收麥如救火」。在生產工具方面唐代已使用麥釤（shàn扇，一種長形的鐮刀），到元朝初年又有了新的改進，創造了用麥籠、麥釤、麥綽（一種竹篾編成的抄麥器，形狀象簸箕而稍大，它的一邊裝有釤刃，當揮刃割麥穗時，麥穗自然落到綽里）結合成為一整套的快速收麥器。它的使用方法是這樣的：麥籠安裝在下面有四個小輪的木架子上，用繩系在腰部拖著走。割麥人用釤割麥穗，麥穗跟著落向綽里去，隨手把綽里的麥往後倒到籠里，籠裝滿了以後就拉到打麥場上。據王禎《農書》的記載：「一天可以收割十畝，比南方用鐮刀割，要快十倍。」如果不是種麥很多，是不會創造出這種快速收麥器的。

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的估計來推算，當時小麥約佔全國糧食總產量的15%多一點。這雖是一個粗略的估算，但已明白地可以看出，小麥在明代糧食作物中僅次於稻而居第二位。

4. 小麥是什麼時候，經過哪條線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

小麥這種作物大概是從天而降的,繁體的麥字有「走字旁」,有專家分析說,很可能是風將「小麥」這種作物吹到中原地區的.
小麥作物在歷史,應該說與秦國統一六國關系不大.秦國還是主要靠粟米這種作物為主的.
我國最早的石磨出土時間在西漢,戰國時代,石磨技術不成熟,小麥無法拖去外殼,方便食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小麥的種植不普遍.
但,也有學者指出,西漢的石磨技術已經十分發達了,可見在戰國時代,很有可能有石磨的原始式樣存在.人們可能已經大量播種和食用小麥了.可這種說法,沒有得到考古的證明,只是一種推測吧.

5. 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到中國的

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並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

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情況，已被大量考古發現所證實。漢代的水利工程規模都很大，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主要發現有：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和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來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大面積的種植小麥，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

我國栽培小麥，從考古學提供的材料來看，大約有四千年以上的歷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東部的巴里坤縣石子鄉土墩遺址(屬新疆新石器時代三種文化類型之一的 「含彩陶類型」)里曾發現過已經碳化的小麥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東端的羅布泊西北約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個原始社會的墓葬的隨葬草簍內又發現了保存完好的小麥粒(2)。

據文獻記載，我國大面積推廣種植小麥當始於漢代。《漢書·食貨志(上)》雲：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按：《春秋》記載麥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所謂宿麥，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雲宿麥，即冬小麥。因此，漢武帝派「遣謁者勸種宿麥」(3)。漢成帝(劉驁，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時，著名農學家汜勝之曾以 「輕車使者」的名義，在關中平原推廣種植小麥而著稱天下(4)。《後漢書》所載東漢皇帝對糧食生產所下的十幾次詔書，其中有九次涉及麥(5)，充分顯示了麥在漢代糧食生產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學者所說：「兩漢以粟麥為主的糧食生產結構是北方作為全國經濟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於文獻記載資料尚少，還不足以說明在我國北方地區漢代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我國何時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學術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響的說法是，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他認為，我國唐代的碾碨經營賦有獨特的歷史性，是以小麥的磨粉作業為主要內容的。如果小麥種植還不普及，碾碨經營就不可能大規模流行(7)。60年代以後，由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不斷發現，我國一些學者開始改變對這一問題的固有觀點，提出了漢代我國即已開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新觀點。但從總體而論，我國學者還沒有人探究過這一問題，還不曾對「唐代碾碨經營論」進行過辯論，即還不曾使人們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有一個立體的認識，甚至還有少數同志贊同西瞚先生的觀點。所以，本文旨在通過與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經營論」的辯論，對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作一番考證。

在未介入正題之前，首先我們應該弄清何為碾碨，西嶋先生認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運動的石碾，即進行脫粒、磨面的工具。」並指出：「碾碨主要是用於小麥制粉的應用水平運動的工具，由於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後，尤其是在唐代迅速發展並作為營利投資的對象而在許多庄園附屬磨坊中佔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對於西嶋先生對「碾碨」一詞的解釋，筆者有不同的認識，「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為碾即輾的別體字，碨即磑的別體字。輾字單獨來講，有車輪轉動之意。磑，磨也。輾與碨組成一詞，即有輪轉帶動磨轉之意。輪轉的動力何來?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別的動力。《北齊書·高堂隆傳》雲：「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並有利於時。」《通典·食貨·水利田》亦雲：「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余頃，今為富商大賈竟造碾碨，堰遏費水，渠流梗澀。」可見碾碨在當時實指水磨而言，並非指石碾而雲，不然的話，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經營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即朝廷和碾碨經營者之間以水利權為中心的對抗」(9)�就不會發生。朝廷禁壓碾碨設置就與以「保護灌溉水利為目的的農本主義」無關(10)。事實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經營論」是指「水磨經營」而言，而與「石碾經營」相距甚遠。

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真的與水磨的出現有關嗎?筆者認為，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

為什麼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因為在石磨發明以前，人們是把麥子、大豆煮成飯吃的，「麥飯豆羹皆野人農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麥子磨成麵粉。由粒食改為麵食，是我們民族飲食史上的一大進步。「餅餌麥飲甘豆羹」(13)，顏師古註：「溲麵而熟之則為餅，餅之言並也，相合並也。麥飯，磨麥合皮而炊之也。」王應麟補註：「《說文》，『餅，麵食也』。麥末謂之面。」《說文解字》雲：「面，麥屑末也。」漢代時期，正是我國石磨普及推廣時期，也是小麥由粗食到細食的轉變時期。正如陳文華先生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燒餅、面條、餛飩、水餃、饅頭、包子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於是小麥就成了深受人們歡迎的糧食。社會的需要大大促進了小麥種植的發展。」(14)

根據筆者的研究，石磨大約誕生於戰國時期，而普及使用則在漢代(15)。目前見於考古學方面與此有關的發現，實用性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有：河北滿城王陵山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的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圓形凹槽，周邊突起，當中有一道橫梁，兩側各有一個長方形孔，底面滿布圓窩狀磨齒，中心稍有內凹，下扇磨齒亦為圓窩狀，表現微隆起，中心有一圓柱形鐵軸，磨通高18、徑54厘米，銅漏鬥上部大，口下腹收斂作小口，腰部外施寬頻紋一道，上口徑94.5、下口徑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處，漏斗內壁平伸出四個支爪，兩兩相對，其跨度超過石磨直徑，這說明四個支爪上原當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質器。」(16)

山東濟南市出土的漢代石磨，該磨分上、下兩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頂部中央為相對的平面作半月形的進料口，中隔橫梁。上扇邊緣較薄，邊緣側面有長方形洞，為安裝推磨棍之處。上扇邊緣表面刻滿斜線紋。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齒的形狀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圓，凹坑亦略呈棗核形(17)。

山西襄汾縣漢代臨汾故城遺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進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錐體形。磨齒為點狀紋，凹入成小圓坑，上扇側有長方孔，為安裝磨棍之處(18)。

洛陽河南縣城東區漢代糧倉遺址出土石磨四件，編號302∶3為石磨蓋，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兩個半月形漏斗，斗內嵌鐵片。磨擦面的磨齒紋，是短的長方坑，共六匝。磨上扇邊緣有長方孔三眼，可安裝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徑50厘米，邊厚7厘米。317∶29為磨的下扇，磨齒形制為短的長方坑。磨中心方孔內有鐵片，原來也當安裝了鐵軸。此磨扇直徑49厘米，邊厚6厘米，中間厚8厘米。另外兩個磨盤出於305糧倉和320糧倉，報告說此二件已殘損 (19)。

甘肅省古浪縣陳家河檯子漢代遺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為凹入菱形紋，與棗核紋近似(20)。

河南淇縣縣城土產公司院內出土的漢代石磨，直徑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圓形漏斗兩個，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徑為3厘米，小的孔徑為2厘米。上扇表面飾陰刻平行線紋，邊緣側鑿一個裝推磨棍的長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鐵質圓軸，磨齒是八區斜線紋 (21)。

屬於明器的漢代石磨和陶磨，據不完全統計，大約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寧夏、北京十個省市，五十多個縣(23)。正如李發林同志在研究我國古代轉磨(石磨)產生的地域和具體時間時指出的那樣：「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戰國、兩漢、三國的轉磨大都發現於黃河、長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邊的遼河流域則相當罕見，兩漢轉磨出土的地區大都是盛產小麥的地區，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麥這種糧食需要做成麵粉，才便於進一步製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們談的是有關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既然說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那麼，伴隨漢代石磨的考古發現，必然有小麥或與小麥相關資料的發現。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出土過漢代小麥實物的地點有十處。即：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陝西西安西郊漢代建築遺址、河南洛陽西郊、河南新安鐵門、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江蘇邗江甘泉西漢「妾莫書」木槨墓、新疆民豐尼雅漢代遺址、新疆樓蘭故城遺址、內蒙烏蘭布和(25)、甘肅居延肩水金關漢代遺址(26)。與此有關的考古發現還有：60年代初，洛陽老城西北郊 81號漢墓出土的小口、圓肩陶倉，在蓋上分別書有「麥」、「黍」、「粟」、「豆」等字樣(27)。西安市東郊漢墓出土的一件陶倉上，用墨書「小麥囤」字樣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鳳凰山十號漢墓出土的簡牘中，據裘錫圭先生考釋，曾有「以麥為租」的記載，一個大竹片上記：「市陽租五十三石三頭六升半，其六石一升當□物，其一斗大半當麥」等文字(29)。1972年，洛陽金谷園車站11號漢墓出土的一批書有文字的陶倉中，據發掘者報告，這些陶倉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書四個文字，分別為「小麥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別粉書如下數種糧食品種的名稱「粟」、「黍」、「黍米」、「小麥」、「麥□」、「〓」、「〓米」等。Ⅲ式10件，有6件倉的肩部分別粉書「白米」、「小麥」、「米」、「黍」等字樣(30)。另外，據有些學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中所見農作物也有小麥的記載。如簡文：「出麥五斗，廩夷胡瞫長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麥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劇作六十六人五月盡八月。」(《甲》1601)

至於說水磨的產生與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有無必然聯系，筆者認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標志著我國糧食加工技術已發展到一定的高度，而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聯系。據文獻記載，水磨在我國的出現，大約始於晉代。《魏書·崔亮傳》雲：「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谷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設置竟發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長史長孫祥上奏說，由於近年來富商大賈爭相設置水磨，曾經灌溉4萬余傾的鄭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萬余頃，妨礙民用的情況極為嚴重。並奏請禁止和毀掉水磨(31)。代宗廣德二年(公元764 年)，戶部侍郎李棲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餘處(32)。大歷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設置在涇水上的水磨使用使農田無法得到灌溉的困狀，請求決開鄭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護(33)。次年正月，朝廷頒布毀掉水磨的詔敕，鄭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處盡被拆除(34)。

前面筆者已經說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歷史與其相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為標志。其次是與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和精耕細作的水平與防旱保墒技術的提高有關。與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有關石磨在漢代的普遍推廣使用的情況，已被大量的考古發現所證實，從而也說明，我國大面積種植小麥的確始於漢代。下面我們再從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筆者認為，農田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與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為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什麼這樣講，正如陳文華先生在研究這一問題時指出的那樣：「小麥種植經過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積推廣成為主糧之一，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小麥生長期長，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說：『高田種小麥，終久不成穗。』而華北地區雨量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麥的播種和生長。竺可楨先生指出：『如種小麥，則四五月值小麥需雨最急之時，華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無灌溉設施，華北種小麥是不適宜的。』(35)�而漢代的灌溉事業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發達，精耕細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過去提高，有利於小麥種植的擴展。」(36)

漢代的水利工程，如漢武帝時的漕渠、龍首渠、六輔渠、白渠等，規模都很大。「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穀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了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余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37)

目前，見於考古學在此方面的發現，首推陝西西漢白渠渠首遺址。該遺址位於鄭國渠渠首以北的涇河上游，渠道一段長300餘米為井渠，這些井渠現為東西一字排列的七個礫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涇河岸，岸下有暗渠露頭，進水口下距今涇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東12米接明渠，這項水利工程採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將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技術(38)。其次是安徽安豐東漢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遺址。這是一個蓄泄兼顧，以蓄為主的水利工程。大壩建在一條泄水溝上面，是用一層草一層土相間疊築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是習見之物，僅《洛陽燒溝漢墓》一書就收錄兩漢水井97件。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輪、陶水斗、水漕等設備。在其它地區的水井模型中有的還有轆轤。水井資料以北京宣武門一帶最為集中，共發現陶管井一百餘口；河南泌陽板橋和洛陽漢河南縣城發現東漢磚井旁還附有陶管或磚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學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樣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與井灌有一定關系。」(41)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不同類型的水利設施相輔相成，再現了漢代水利灌溉事業的蓬勃發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陽縣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就是漢代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兩大部分：一為正院，一為側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後院。側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長1.31米，寬1.14米。正院的前門為硬山式建築，門廳兩邊為懸山式馬廄；由二門進入中庭有三層門樓，兩邊有相對的四層角樓，周設瞭望孔。主體建築是兩層重檐廡殿式，築於一高台之上，兩旁有倉房、廂房、廁所、廚房以及傭人住房等。側院的田園分為兩大部分：一為旱田，一為水田。圍牆長1.30米，寬0.24米，牆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為塊田，長36厘米，寬18厘米，分為六大塊，每塊長18厘米。每塊上有小孔54個(18 ×3，估計表示農作物的棵數)，塊與塊之間以壟溝分隔，規整且有條理。二式為條田，長28厘米，寬1.9厘米，共12塊(壟)，每塊田裡有苗20棵，中間以田埂隔開。水田：全長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乾渠分為東西兩部分，每邊有畦田7塊，共14塊。每塊田中有苗32棵(8×4)。每兩塊間有支溝高出畦田，便於放水流向畦內。水井和乾渠：井為圓形，上、下口的直徑均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徑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乾渠寬4厘米，長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徑為1.2厘米，成圓形。南端成弧形與井底部緊密結合在一起。田園全長130厘米，寬24厘米，牆高18厘米，牆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壟蓋頂，上有脊，寬7厘米。

這座陶制三進院落模型的出土，不僅是地主庄園井灌系統的真實寫照，更說明漢代時期，在我國北方地區，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設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現在農田水利灌溉事業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國小麥的大面積種植在這一時期才得以推廣。

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與之相隨的是漢代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漢代時期，我國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技術已經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為主要內容的耕作措施。「黃河流域氣候比較乾燥，雨水比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個月。特別是 『春旱多風』，對春種作物的播種特別不利，嚴重影響主糧的收成。因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響冬播作物小麥的播種和生長。於是如何確保土壤中有足夠的水分，保證種子出苗生長，是當時生產上的主要課題。耕—耙—耱的技術就是為解決這個問題而誕生的。」(43)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必然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不僅是水田種麥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種麥也能獲得豐收。

漢代耕作技術上的進步，從考古學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鐵犁鏵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耬播資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鐵農具的發現等方面。

目前，見於已公布的考古資料，發現漢代犁鏵的地區有：陝西、河南、山西、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甘肅、內蒙、新疆、遼寧、廣西、貴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區是陝西關中地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繼在富平、蘭田、浦城、興平、長安、禮泉、西安、咸陽、隴縣等地發現全鐵大鏵、小鏵、鏵冠、犁鏡以及巨形鐵鏵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個鐵農具窖藏中發現大小鐵鏵、犁鏡等農具達85件(45)。由於大小鏵往往共出，表明它們在功能方面當有所區別。犁鏡的發明在犁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巨形犁鏵可能是數牛牽引的開溝犁，似與當時注意水利灌溉事業有關(46)。

關於牛耕資料的發現，西漢時期有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壁畫墓中的牛耕圖(47)，甘肅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漢末年木牛犁模型(48)；東漢時期有江蘇睢寧雙溝畫像石牛耕圖(49)，陝西綏德東漢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畫像石牛耕圖(50)，陝西米脂畫像石牛耕圖(51)，內蒙古和林格爾壁畫墓牛耕圖(52)等等。

耬播資料的發現，如在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墓中發現一幅耬播圖，系用一牛挽三(?)腳耬車(53)。「此外在遼陽三道壕、陝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發現有西漢鐵耬足，在河南南陽還發現了西漢耬足范。」(54)採用耬播可使開溝、播種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時可使播種均勻，深度一致，減少土壤水分損失。耬車的發明和使用不僅是播種史上一個重大進步，尤其是為大面積種植小麥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種工具。

除上所述，在兩漢遺址和墓葬中還大批量發現小型鐵農具。比如河南臨汝夏店西漢冶鐵遺址發現大小鐵三百餘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長條形直銎和長條形後部帶方銎兩種。此外，還有凹字形鐵口和兩齒，象鋤、鍤、銍、鏟、耙、鍘刀等小型鐵制農具資料在不少地區亦有發現。

正如楊寬先生所說：「漢代由於各種大小形制的鐵鏵的創造和使用，由於各種優質韌性鑄鐵農具的成批生產和推廣使用，使得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大大擴展了獨立進行生產的能力。」(56)所以說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精耕細作水平不斷提高的兩漢時期，我國北方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都有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必備條件。

大面積種植小麥的因素若與當時社會經濟相聯系，則反映在人口的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諸多方面。西嶋先生認為：「小麥種植量的增加，作為碾碨經營的一個特點，是因為碾碨經營多附屬於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種植小麥增多的起因在於當時最顯著的兩種傾向。即：一是城市的發展，二是庄園經營的發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說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話，我們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發展」改為「人口的增長」，把「庄園經營的發展」改為「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似乎更接近漢代歷史實際。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發展」、「庄園經營的發展」作為唐代小麥種植與碾碨經營之間經濟結構的兩個顯著特點，那麼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與石磨的普遍推廣使用之間經濟結構的特點是什麼呢?筆者認為：一是人口的增長，二是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講?因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在古代農業國家中尤其如此。漢代時期，人們絕大多數不用肉食，純以穀物蔬菜為生。據葛劍雄先生考證： 「西漢末的糧食總產比初年大約增長了三倍左右，……則西漢期間總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長率約為7%。」(58)糧食總產的提高，不外乎通過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產量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當時在農田水利事業蓬勃發展，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細作與防旱保墒技術提高的情況下，大面積的種植小麥，必然為糧食生產開辟了一個廣闊的前景。同時也為人口的增殖創造了必備的物質條件。

從前面我們引證的考古資料來看，當時以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小農，在將小麥作為主要糧食作物來種植的情況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麵粉的能力。這一時期的地主庄園已經初具規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園經濟生活的考古資料，除前面我們列舉的河南淮陽大連鄉堌堆李村漢墓出土的陶制三進庄園院落模型外，與此有關的發現，如河南密縣後土郭村漢墓出土的一件樓式陶倉房上，曾繪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畫面(59)。1971年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發現的壁畫，壁畫內容有相當一部分是圍繞著庄園圖分別繪畫農耕圖、園圃圖、採桑圖、漚麻圖、碓舂圖、谷倉圖、釀造圖、果樹圖、網漁圖、牧馬圖、牧羊圖、牧牛圖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陸棗園村王莽時期的壁畫墓，其北壁壁畫內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園生活情景，畫面上不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築物、農夫揚鞭耕田播種、地主在地頭的樹蔭下監工(61)。1982年山西平陸聖人澗村漢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樓」，其第二層，樓內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長8、寬6厘米，旁有二人對面席坐；小案長5、寬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樓外的四周圍有欄桿，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這些以及前面我們提到的有關犁耕、耬播的壁畫、畫像石資料等等，都是漢代地主庄園經濟發展的真實寫照。當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經營論」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63)，並沒有這么多的考古發現作為研究資料，因此，如果說西嶋先生也運用上述有關考古資料，他的研究結論將和筆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經營多附屬庄園經營，……庄園經營者兼做碾碨經營，雖然也是為了用於自家消費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經濟意義的是為了將庄園收租的小麥加工制面並出售而獲得巨利。」那麼在漢代，麵粉的加工如何呢?筆者認為：地主庄園或者包括一些自耕農都開始經營石磨麵粉加工，但主要是為了自家的消費，其次是將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過這種出售數量很小，獲利也不可能太大。關於這一問題，從每座漢墓多數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來看，當時，地主庄園經營麵粉加工的能力還比較低，也沒有投入更多的勞動力來經營麵粉加工。所以說，在大面積種植小麥的漢代，優先享用小麥麵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廣大自耕農，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在城市能夠享用麥麵食品的還是少數達官顯貴。故而也可以這樣說，漢代的城市經濟雖然很發達，但與大面積種植小麥並無直接關系。

綜上所述，我國漢代大面積種植小麥是有一定歷史背景的，它應以石磨的普遍使用為標志。農田水利事業的蓬勃發展和精耕細作水平與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為大面積種植小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否則，漢代的糧食生產就不能滿足漢代人口的急劇增長，地主庄園經濟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將受到一定的限制。

6. 小麥進入中國的第一站在哪小麥什麼時候傳入中國的

一般說，3000年前小麥進入中國，威海、煙台、青島為萊國，萊---小麥的意思。
目前都認為是西亞傳進，在甘肅東灰山發現的小麥遺存遺址，經檢測距離現在有3600多年以上

7. 小麥何時在中國開始種植

小麥的原產地在西亞，根據目前的考古發現，小麥傳入中國的時間大約在距今4000年以前。新疆地區發現了4000年前的碳化小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原黃河流域開始種植小麥。經過數千年的栽培歷史，我國小麥的種植資源豐富，種植面積廣闊，產量世界第一，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小麥生產國。

8. 小麥是何時被引進中國的

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
中國最早發現小麥遺址是在河姆渡流域附近。新疆的孔雀河流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樓蘭；在樓蘭的小河墓地也發現了四千年前的炭化小麥。
小麥是小麥系植物的統稱，是一種在世界各地廣泛種植的禾本科植物，起源於中東新月沃土(Levant)地區，是世界上最早栽培的農作物之一，小麥的穎果是人類的主食之一，磨成麵粉後可製作麵包、饅頭、餅干、面條等食物；發酵後可製成啤酒、酒精、伏特加，或生質燃料。小麥富含澱粉、蛋白質、脂肪、礦物質、鈣、鐵、硫胺素、核黃素、煙酸、維生素A及維生素C等。小麥是三大穀物之一，產量幾乎全作食用，僅約有六分之一作為飼料使用。2010年小麥是世界上總產量位居第二的糧食作物(6.51億噸)，僅次於玉米(8.44億噸)。

9. 小麥傳入中國 小麥什麼時候傳入中國

截止201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鎬京遺址持續進行考古發掘，說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麥已經在國都鎬京周圍開始規模化種植。

2016年，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對鎬京遺址持續進行考古發掘，在一個西周中期用於填埋垃圾的灰坑裡，考古人員發現了一批碳化的小麥顆粒，雖然距今有2800多年,但小麥顆粒形狀依舊保存完好。

在皂角樹二里頭文化遺址中，發現有栽培小麥，且占糧食作物的第四位。說明在夏代，麥子是主要糧食作物之一。

(9)中國的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的擴展閱讀

小麥傳入中國的途徑

小麥傳入中國的途徑之一是歐亞草原通道。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後，小麥被分布在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所接受，並迅速由西向東傳播，通過阿爾泰—天山地區到達蒙古高原地區，被分布在蒙古高原南緣的以鄂爾多斯為代表的青銅文化區所接收。

然後通過多條南北向的河谷通道如黃河、桑乾河、永定河，直達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帶黃河中下游地區。這條通道也是在絲綢之路出現之前，連接東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線。隨著小麥傳入的還有青銅冶金術等其它關鍵技術。

而傳入西北地區的小麥走的可能是綠洲通道，小麥自中亞出發，向西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塔里木盆地，沿著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兩側的綠洲通道向西傳播，穿越河西走廊，進入黃土高原地區。這條綠洲通道到了後來就是絲綢之路。

值得研究的細節特別有趣。考古學家王仁湘認為小麥傳入中國時只是傳入了種植技術，與之相應的飲食傳統並沒有被傳入或者被接受。

在古代粒食傳統背景下，小麥和水稻、小米一樣也許被煮著吃，很難下咽。因此在北方的產量和播種面積並不大。直到秦漢，將小麥磨成麵粉後蒸食成饅頭，它的面積與產量才大大提高，並最終代替了粟與黍。和西方烘烤的麵包傳統不同，饅頭是中國蒸食傳統的代表，和面條一樣深得人心。

10. 小麥什麼時候傳入中國

目前已見報道的有關早期小麥遺存的考古發現多達數十例，至遲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麥已經傳入到中國境內，而且很有可能早至距今4500年。

小麥起源於西亞，後傳入中國，並逐步地取代了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了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形成了現今中國「南稻北麥」的農業生產格局。

考古證據還揭示，小麥傳入中國至少有兩個途徑，即草原通道和綠洲通道。草原通道的傳播路線是：西亞－中亞－歐亞草原諸青銅文化－中國北方文化區－黃河中下游地區。

綠洲通道的傳播路線是：西亞－中亞－帕米爾高原－塔里木盆地南北兩側的綠洲－河西走廊－黃土高原地區。

(10)中國的小麥是什麼時候引進的擴展閱讀

小麥起源於西亞的肥沃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這個地帶大體包括現今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約旦、敘利亞、伊拉克東北部和土耳其東南部。

小麥是新石器時代人類對其祖先植物進行馴化的產物，栽培歷史已有萬年以上。中亞的廣大地區曾在史前原始社會居民點上發掘出許多殘留的實物，其中包括野生和栽培的小麥干小穗、乾子粒、炭化麥粒以及麥穗、麥粒在硬泥上的印痕。

其後，小麥即從西亞、中東一帶西向傳入歐洲和非洲，東向傳入印度、阿富汗、中國。中國的小麥則由黃河中游向外傳播，逐漸擴展到長江以南各地；並傳入朝鮮、日本。15世紀至17世紀間，歐洲殖民者將小麥傳至南、北美洲；18世紀，小麥才傳到大洋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