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舊中國一窮二白
1. 舊中國的定義與歷史背景：舊中國指1912年至1949年間的中國，這是一個從封建社會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在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歷了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國內的混亂。
2. 舊中國的政治形勢：中華民族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後，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影響，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但並未徹底改變這一現狀。
3. 舊中國人民的生活：在舊中國，人民生活在三座大山的壓迫下，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導致人民生活困苦。
4. 舊中國的工業：舊中國工業規模小，產量低，結構畸形，技術水平低下，布局不合理。國內資本中，官僚資本佔主導地位。
5. 舊中國的農業：盡管中國是世界農業大國，但封建生產關系占據主導，生產方式落後，效率低下，抵禦自然災害能力弱。
6. 舊中國社會的生活方式：社會生活方式與千年之前差別不大，農村地區尤其貧困。
7. 舊中國的教育事業：教育、科學、文化事業極為落後，文盲率高，大學數量少，畢業生稀少。
8. 舊中國的人民思想：文化被殖民、封建、官僚資本主義文化統治，先進思想文化受到壓制。
9. 舊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醫療衛生事業落後，各種疾病無法得到有效控制，人民健康水平極低。
10. 舊中國的對外交往：在國際上，舊中國因貧窮而沒有地位，受到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
總的來說，舊中國的描述揭示了當時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困境和苦難。這是一個積貧積弱、備受壓迫和苦難的時期。
『貳』 歷史上中國為什麼貧窮至極
中國也曾經富有過，乾隆時期，中國的GDP佔世界的1/3，但是財富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老百姓依然貧窮而且封建落後，幾乎沒有基礎建設可言，當政者沉睡在天朝上國夢里無法自拔。而當被認為奇淫技巧的英國正在開始工業革命，逐步稱霸世界。最後清政府落後挨打，被世界蹂躪。
『叄』 古代中國人為什麼貧窮 老挨餓
很多年輕的朋友並不知道，中國解決吃飯問題在有史以來，僅僅是最近30多年的事情，在30多年之前，尤其是在清代以前，中國人其實一直貧困，有人說古代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的，在歷史上，中國從來就沒有「自給自足」過，一旦遇上水旱蝗災，就會爆發大規模的飢荒，歷朝歷代都是如此，就算是號稱鼎盛的唐朝，也爆發水旱蝗災，也餓死整片整片的人。
也就是說，在歷史上，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富裕過，這才是歷史的事實。那麼，古代中國人為什麼貧窮？對於這個問題，有人說是因為科技不發達。可是科技怎麼樣才會發達？其實是因為市場的刺激，科技才會發達。科技不發達不是窮的原因，而恰恰是窮的結果。
讀到這里，我想朋友們心中有一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古代中國人貧窮，關鍵原因是在於商品經濟不發達、商業和貿易不繁榮。
認識到這一點，可以說你已經把對脈了。但是，我們又可以繼續追問下去：那麼古代中國為什麼市場經濟不發達呢？
我的答案是：歷朝歷代的統治者普遍堅持「重農抑商」的錯誤經濟指導思想，並在國家政策上限制工商業的發展。在歷朝政府的壓迫下，古代中國人的生產活動，並不是為了追求利潤，而是為了自家的消費，所謂「男耕女織」，只有當自家出現了生活盈餘品的時候，才拿到集市上去交換（趕集），在這樣的經濟形態下，人民不可能富裕起來。
那麼歷朝政府是如何壓迫商業的呢？我舉個例子，漢高祖劉邦。劉邦當上皇帝之後，說過一句什麼話呢？他說：
「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它是說：我們這個國家的商人是賤人，我不準商人穿絲綢的衣服，不準商人乘坐馬車，並且我們要對商人施加苛捐雜稅，逼死這些不務正業的王八蛋，看他們還敢經商不！
當然，這是演繹方式的翻譯法了。那麼為什麼古代的中國皇帝要壓迫商人呢？因為中國的皇帝認為：農民生產糧食，是「務正業」，商人是不生產糧食的，因此商人是「寄生蟲」，是「不務正業」。他們認為：農業是本，商業是末，所以要「重本抑末」，一個人不種田、專門做生意，這種人是「捨本逐末」，要嚴加看管，你比如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他說過什麼話呢？他說過這么一句狠話：
「若有不務耕種，專事末作者，是為遊民，則逮捕之。」
朱元璋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有人敢不種田而專門做生意的話，這種人就是「遊民」，我們要將這種人抓起來治罪。
再往前看，就算是那位以所謂「開明」著稱的唐太宗，也說過這樣的話： 「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儔類，正為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這話我就不譯了，總的意思是：做生意的人是賤人、下等人。
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在這種錯誤的經濟指導思想下，出台過一種叫做「賤商令」的東西，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壓迫，對其穿衣、建屋、乘車等各方各面，都出台了歧視性的規定，例如前面提到過的漢高祖劉邦，他就下過「賤商令」，規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生意人本人及子孫「不得仕宦為吏」。
此外，朱元璋還規定過：「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還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經「禁商販、僕役、倡優、下賤不許服用貂裘」。
象這種例子根本就是列舉不完的，總之，歷朝歷代的中國皇帝，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壓迫商人、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可是問題又來了，這些當皇帝的，為什麼不允許商人群體壯大呢？
對此，唐太宗李世民曾經說過一句這樣的話：「禁絕浮華，勸課耕織，使民還其本，俗反其真，則競懷仁義之心，永絕貪殘之路。此務農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體意思是這樣的：只有使人民務農，人民才會老實本分，你要讓人民都做生意去了，人民就會變貪，變貪了就不安分。實際上唐太宗還有一句言外之意，那就是：人民不安分，我的皇位就很難穩固。
說到這里，讀者應該有恍然大悟的感覺了，歷朝歷代的皇帝認為：全國人民都務農了，人人就吃飽了，人人都吃飽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沒有人起來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讓人民都經商去了，那麼人心就會膨脹起來，國家就容易不穩定，局勢就不好控制，這就是古代中國皇帝的普遍觀念。
正是出於如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對中國商人施加各種苛捐雜稅，千方百計地打壓商業，舉個例子，明萬曆年代按察使應朝卿，他在給朝廷的奏疏中曾經指出：
「自稅使紛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稅額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應朝卿的這個報告讓我們看到：在明萬曆年間，由於政府的苛捐雜稅，在民間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減少60-70%，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商人都走向破產的境地。
歷朝政府不但在國內打壓貿易，在國際上也打壓貿易，你比如說那個臭名昭著的「海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朱元璋說：「仍禁瀕海居民不得私出海」、 「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還有清朝中頁的廣州「一口通商」政策，其實就是變相的「海禁」政策，只不過是稍微開了一個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會思考的，在這種國家政策的指導下，民間就興起了「當官光榮」、「經商低賤」的觀念，你比如說「市儈」這個詞，它本來是個名詞，是古代的房產中介，但它在漢語中，竟然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所謂「士農工商」，古代中國的生意人社會地位最低，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這種國家政策指導思想下，社會上就有了一個這樣的價值觀：當官才是成功，發財的不算。
這樣的國策，將無數的中國精英關在了書齋之中，壓抑了無數個可以創造財富的靈魂，所以古代中國人致富了之後，不是想著擴大自己的生意和事業，而是千方百計地去花錢買個官職來當，當時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著官服下葬，活著當不成官，死了也要過把官癮。可見人的執念，是如此之大。
大家還記得清朝中晚期廣州的首富伍秉鑒嗎？這人富可敵國，可是他就不喜歡別人叫他「伍老闆」、「伍總」之類的，他喜歡別人叫他什麼呢？他就喜歡別人叫他「浩官」，雖然我姓伍的這一輩子當不了官，但是起碼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聲「官」，哄哄我，我才高興。總之，什麼都要沾個「官」字，才有面子。
歷代中國的抑商政策還導致了一個容易被人忽視的結果：因為政府打壓商人，所以古代中國的商人致富之後，他們不會花心思去將生意做大，而是做什麼呢？他們去買田。他們認為：做生意只是個手段，它不是我的事業，我真正的事業，是要麼捐個官、過把官癮，要麼是用掙來的錢購置田產。富人們你這么干，我也這么干，則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並。所謂地主階級，就是這么來的。
所以在「重義輕利」的古代中國，稍微有點才華的青年才俊，都遠離了市場，他們都念八股文、考科舉去了，所謂「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么來的。問題是這群讀書人畢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貪欲，所以他們一旦考取功名、當上官老爺之後，權力在手，心中的貪欲就復甦、並開始膨脹，所以他們開始盤剝富戶、壓榨商人，四處斂財，久而久之，社會上做蛋糕的人就越來越少，分蛋糕的人則越來越多，這樣的社會，要想不貧窮，那才怪了。
說到這里我們就會明白：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他們是憑直覺去看問題的，而不是憑經濟常識，其實當時也沒有什麼經濟常識，皇帝們及他們的文人幕僚們憑直覺認為：農民生產糧食，商人消費糧食，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務農、取締經商。但是這群統治者萬萬沒有想到：商人雖然不務農，但是商人的經商活動會給農業發送巨大的需求信號，這個需求信號會促使更多的人去務農、而且是更好地務農，在巨大的商業利益驅動下，農業才可能集團化發展，才會有人發明殺蟲劑、農業機器、以及各種提高農業產量的高科技，進而才會有工業科技的發展，國家才能富強，社會才能真正長治久安。
可見古代中國人貧窮，在於統治者的三觀不正。農耕文明無法造就富強的國家，農耕文明也根本無法抵抗商業文明，懂得了這一點，我們回頭再看過去200年發生的種種，問題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本文摘自微信公眾號「馮學榮讀史」，原題為《古代中國人為什麼貧窮》。】
『肆』 導致我國中國境內人民貧困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為主導的綜合轉型時期，導致中國貧困問題產生的原因亦非常復雜，它既包含了計劃經濟時代致貧的因素，亦有市場經濟條件下某些因素的影響，盡管各因素對中國貧困問題的影響度還在發生著相應變化，但中國現階段乃至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所面臨的貧困問題，都將是諸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通過文獻資料和實 1.歷史原因。中外研究貧困問題的學者大多贊成這樣的觀點，即發達國家的貧困往往是現實原因導致的貧困，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卻通常是歷史積淀下來的。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說舊中國的貧窮落後是導致新中國貧窮的主要原因，那麼，現階段的貧困顯然有著改革開放數十年的影響，包括人口眾多、決策失誤、生產效率長期低下和禁錮人們思想觀念的戶籍制度等等，造成了大多數農村居民長期處於赤貧狀態而不能自拔，城鎮居民亦因長期以來只領取低工資而處於低水平生活狀態。這些歷史因素及其造成的貧窮後果均不是短期內能夠消除得了的，尤其是觀念、技能等方面的落後更是一個長期制約因素。如據有關資料，1998年在湖北農村貧困家庭中，有84.1％的勞動力仍以傳統農業即種植業為謀生手段，貧困地區外出打工的勞動力僅佔全部勞動力的12.5％。（註：張在全、婁策貴：《湖北跨世紀扶貧戰略研究》，載《統計與決策》，1999（6），11頁。）再如以往水利建設中對移民生活的考慮就較少，據世界銀行調查統計，中國目前有300—600萬庫區移民長期處於貧困狀態。（註：世界銀行：《中國：90年代的扶貧戰略》，中文版，44頁，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3。）因此，中國目前面臨的貧困問題雖然有現實諸多因素的影響，但過去數十年中城鄉貧困的積累卻促使了貧困問題更加突出，部分貧困人口仍然生活在歷史的貧困之中。當然，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和政府反貧困政策的實施，歷史貧困作為導致中國現實貧困問題的一個影響因素，在經歷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後，其重要性正在減退，再過10—20年，歷史貧困是應當從中國貧困問題致因中予以剔除的因素。 2.自然原因。馬克思的級差地租理論，揭示過好地與差地的收益和地租的差異。對城鄉居民而言，自然環境及相應條件的好壞，亦是制約其收入與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根據「八七扶貧攻堅計劃」中確定的592個國家重點扶貧縣名單，可以發現幾乎都是山區、 高原等自然環境較差甚至惡劣的地區，其中有307個集中在西南、西北地區以及中部地區的大山區，貧困人口約佔全國貧困人口總數的60％，如湘西、鄂西就是位居中國中部的湘、鄂兩省的貧困地區；迄今仍未脫掉貧困縣帽子的幾乎均是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其中少數民族大多聚居地區尤其如此，這使得佔全國總人口不到10％的少數民族貧困人口卻要佔全國鄉村貧困人口的40％。（註：唐曉光：《中國貧困與反貧困理論》，34、5頁，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5。）就貧困強度指數而言，1994年的寧夏為2.77％，河南為0.66％，廣東為0.03％，（註：段慶林：《我國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基本特徵》，載《統計與決策》1999（6），22頁。）寧夏是廣東的92.33倍， 這種差距因為發達地區發展速度愈快還在日益拉大。洪澇、地震、台風、火災、病蟲害等各種天災是導致貧困的又一重要原因。據統計，全國每年遭受各種自然災害襲擊的人數為2億多人，無論採取多麼有效的救災措施，都會有一部分人口因災陷入困境，即使按1％的災民生活困難計，每年也有200多萬人因天災陷入貧困。因此，自然條件不是輕易可以改變的，天災更是無法避免，它們使貧者愈貧、脫貧者返貧，甚至使一部分生活水平較高的人口陷入貧困境地，從而是中國貧困問題的長期致貧原因。 3.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原因。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特徵，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向來呈遞形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因國家施行的是重點發展東部地區的經濟政策，使得東、中、西部三個經濟區域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迅速擴大，發展不平衡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平衡，這是中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比重高、程度深、數量大的重要原因。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顯示，1996年全國城市貧困率為4.2％，貧困人口為1176萬人。其中，東部地區城鎮貧困人口為188.16萬人，佔16％；中部地區城鎮貧困人口為658.56萬人，佔56％，西部地區城鎮貧困人口為329.28萬人，佔28％；東部地區城鎮困難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費收入為2012.98元，其中最高是廣東省為3291.46元，最低的是海南省為1429元；中部地區城鎮困難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費收入為1545.93元，其中最高者安徽省1911.82元，最低者為內蒙古1259.46元；西部地區城鎮困難居民家庭人均年生活費收入為1714.85元，最高者為雲南省2017.99元，最低者為寧夏1175.82元；由此可窺貧困人口的分布和區域經濟發展整體水平密切相關。（註：尹世洪：《當前中國城市貧困問題》，34～36、196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因此，國家還應當將地區經濟政策作適度調整，縮小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差距就被看成是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 4.家庭與個人原因。一方面，從家庭結構來看，單親家庭，有殘疾人、重疾患者、無養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的家庭，往往經濟負擔較重，容易陷入貧困（在發達國家，單親家庭往往成為政府救濟或援助的主要對象）；另一方面，從個人因素來看，孤寡老人和孤兒，殘疾人，重症患者，受教育程度低者，或因無依無靠或因無工作收入或因收入極低，通常是貧困人口的基本成員。據統計，需要幫助的殘疾人群體約佔全國總人口的5％，全國有6000多萬殘疾人；（註：鄭功成、張奇林、許飛瓊：《中華慈善事業》，13頁，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9。）民政部門1997年傳統的社會救濟對象（包括社會困難戶，無勞動能力、無固定收入、無直系供養親屬的人員和60年代精簡退職老職工等）為5856萬人。（註：民政部：《中國民政統計年鑒1998》，193、179頁，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編輯部，1998。）在鄉村，僅五保戶在1997年就達300萬人，其中，得到集體供給的有200.3萬人。（註：民政部：《中國民政統計年鑒1998》，193、179頁，中國民政統計年鑒編輯部，1998。）據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抽樣調查，1995年家庭戶主文化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貧困家庭佔全部貧困家庭的80.3％，與1990年相比，初中和小學文化程度的貧困比重增長了14.1和11.3個百分點，從而表明了個人文化程度的差異對生活水平的影響。（註：國家統計局城調總隊：《中國城鎮居民貧困問題研究》，載《城市管理》，1997（2）。）家庭結構的差異與個人情況的差異是任何時候都無法統一的，從而亦意味並因上述情況而導致的貧困現象不可避免，而政府在實施緩貧與濟貧政策時，不僅需要考慮以家庭為單位，而且亦應當考慮個人因素。 5.失業原因。勞動者在就業競爭中失敗而被迫失業，意味著喪失了收入來源，失業者及其家庭可能因此而陷入生活困境。近幾年來，隨著國有經濟的調整，中國正處於失業、下崗高峰時期。以武漢市為例，由於職工失業、下崗原因而產生的貧困人口已經成為該市貧困人口中的主體部分，在該市1998年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中，失業及下崗職工家庭成員佔領取者總數的63％，其中7 個城區中領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下崗職工人數為13653人次（國有企業6007人次、集體企業為7646人次），佔14.6％。（註：武漢市民政局：《關於市政協九屆二次會議第569號提案的回復》，2頁，1999年7月7日。）可見，政府對城鎮貧困群體的救助重點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即由傳統的救濟對象轉移到失業、下崗職工家庭。值得指出的是，導致就業失敗的原因並非只是失敗者自身素質低，也有的是人際關系不良，有的是整個經濟不景氣導致裁員，有的則是受國家產業政策影響，有的是因企業經營的失敗（如破產、被兼並）等。因此，國家的反貧困政策應當充分考慮城鎮貧困人口群體的這種變化，將就業政策的調整納入反貧困對策中，盡可能多地提供就業機會將成為城鎮最好的反貧措施。 6.收入分配原因。收入分配對貧困問題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行業分配不公與分配要素發生變化兩個方面。行業分配不公既體現在工資收入上，也體現在工資外收入上，金融保險等行業不僅工資收入高，工資外收入也高；涉外單位與部分股份制企業則可以為員工提供高工資待遇；而農、林、牧、漁、水利行業等則收入較低，導致部分職工及其家庭成員淪為低收入階層，生活陷入貧困境地。二是財產所有權或資本、技術等作為新的要素進入分配領域，必然進一步拉大居民的收入差距，雖然資本與技術作為進入分配領域是時代要求和競爭、發展的需要，但一定時期內創造的財富總是一定的，擁有資本與技術者由此而出現收入急劇擴張效應，而只能憑勞動賺取收入者所分享的份額自然減少，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將直接影響著未來中國貧困問題的基本走勢，這是應當引起政府重視並需要採取有效措施來加以調控的。 導致貧困人口產生的原因還有許多，如企業因效益不良而發不出工資或拖欠工資，一些虧損、倒閉企業的離退休職工的退休金得不到保障（如據勞動與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聯合統計公報，1997年年底全國共拖欠養老金30億元（註：《中國勞動保障報》，1999—06—17。），家庭或個人投資失敗而陷入困境，因家庭成員有不良嗜好如賭博、吸毒等淪為貧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