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遷對歷史產生了怎麼樣的影響
中國歷史上氣候的變遷,不僅具有明顯的時間差異性和空間差異性,同時由於兩種差異性的交互運行,對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響.溫度變遷,有過多次反復,由寒轉暖,又由暖轉寒；濕潤狀況的變遷,由濕潤而逐漸乾燥,旱情增加.
從第四紀更新世晚期,距今約1.1萬年前後開始,地球從第四紀冰期中的最近一次亞冰期,進入到現代的亞間冰期,人們也稱之為冰後期.這一段時間大體上相當於人類進入到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關於這時期的氣候,挪威的冰川學家曾做出近10000年來的雪線升降圖,說明雪線升降幅度並不小,表明冰後期以來,氣候有明顯的變化.我國有悠久的歷史記載,竺可楨將這些記載加以整理分析,發現我國5000多年來的氣候有4次溫暖期和4次寒冷期交替出現.
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000年左右,即從仰韶文化時代到安陽殷墟時代,是第一個溫暖期,這個時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最冷月溫度約比現在高3℃-5℃.
從公元前1000年左右到公元前850年（周代初期）,有一個短暫的寒冷期,年平均氣溫在0℃以下.
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秦漢時代,又進入到一個新的溫暖時期.
從公元初年到公元600年,即東漢、三國到六朝時代,進入第二個寒冷時期.
從公元600年到1000年,即隋唐時代,是第三個溫暖期.
從公元1000到1200年,即南宋時代是第三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l℃左右.
從公元1200到1300年,即宋末元初,是第四個溫暖期,但是這次不如隋唐時那樣溫暖,表現在大象生存的北限,逐漸由淮河流域移到長江流域以南,如浙江、廣東、雲南等地.
在公元1300年以後,即明、清時代以來,是第四個寒冷期,溫度比現代要低1-2℃.
近5000年來,雖然是寒冷期與溫暖期交替出現,但是總的趨勢是由溫暖向寒冷變化,寒冷期一次比一次長,一次比一次冷.在第二次寒期,只有淮河在公元225年有封凍.而在第四個寒冷期的1670年,長江幾乎都封凍了.
有趣的事情是：挪威冰川學家用雪線高度表示氣溫升降,竺可幀用的是歷史文獻記載資料,結果卻十分一致,說明冰後期以來的氣候變化具有全球的普遍性,絕對不是一種巧合.
1973 年,竺可楨提出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周期性波動變化的基本狀況.他認為近2000a 中,漢代是溫暖時期,三國開始後不久,氣候變冷,並一直推遲到唐代開始.唐末以後,氣候再次變冷,至15世紀漸入小冰期,呈兩峰三谷結構,直至20 世紀初氣候回暖,小冰期結束.漢代、唐代是年均溫高於現代約2℃左右的溫暖時期.該研究成果已為氣候學界和歷史地理學界廣泛採用.但近些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改進,許多學者對竺可楨的工作作了補充.其中朱士光等認為2000～ 3000年以來,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①西周冷干氣候(公元前11 世紀至公元前8 世紀中期) ; ②春秋至西漢前期暖濕氣候(公元前8 世紀中期至公元前1 世紀) ; ③西漢後期至北朝涼干氣候(公元前1 世紀中期至6 世紀) ; ④隋和唐前、中期暖濕氣候(7～ 8 世紀) ; ⑤唐後期至北宋時期涼干氣候(9～ 11 世紀) ; ⑥金前期濕干氣候(12 世紀) ;⑦金後期和元代涼干氣候(13 和14 世紀前半葉) ; ⑧明清時期冷干氣候(14 世紀後半葉至20 世紀初).後來許多地理學家對我國的氣候變化作了進一步修改,但總得趨勢大致如此.
歷史時期的氣候不僅在氣溫上有周期性波動,引起冷暖的變化,而且在濕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變化.總得說來,暖期與濕期、冷期與干期是相互對應的,但每個冷暖期內部又有干濕波動,不可一概而論.朱士光等研究認為,氣溫的變化要快於降水量的變化,而降水量的變化幅度又大於氣溫變化的幅度.在歷史時期,氣候冷暖波動與干濕波動有明顯的相關性,但不完全同步.
人類影響氣候,氣候也影響人類.短時間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的異常氣候現象,如乾旱、洪澇、凍害、冰雹、沙暴等等,往往會造成嚴重的自然災害,足以給人類社會帶來毀滅性的打擊.比如,1943-1954年孟加拉地區的暴雨災害,引起了20世紀最大的飢荒,餓死人口達300-400萬；1968年-1973年非洲乾旱是非洲人民的一次大災難,使得查德、尼日、衣索比亞的牲口損失70-90%,僅在衣索比亞的沃洛省就餓死20萬人.當然,這種打擊往往是短暫的、局部的,雖然不至於影響生態系統,但是對人類造成的災害卻十分大.
長期的氣候變化,即使變化比較緩慢,也會使生態系統發生本質性的改變,使生產布局和生產方式完全改觀,從而影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
例如,在公元前3000-1000年的溫暖時期,竹類在黃河流域直到東部沿海都有廣泛分布；安陽殷墟發現有水牛和野豬等熱帶亞熱帶動物；甲骨文記載打獵時獲得一象,表明殷墟的化石象是土產的,河南原稱豫州就是一個人牽著大象的標志.商、周時代,梅子是北方人民重要的日常食品.《詩經》說：「若作和羹,爾唯鹽梅」,可見當時梅子是和鹽一樣重要的食品,是做菜不可缺少的佐料.《詩經》說：「終南何月,有條有梅」.終南山在西安之南,宋代以來就無梅了.陝西、山西等地入民只好用醋代替梅.
秦漢時期氣候也比較溫暖,《史記》記載當時經濟作物的地理分布是「桔之在江陵,桑之在齊魯,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陳夏」.可知當時亞熱帶植物的地界比現在更加偏北.
由於氣候變化直接影響農作物的地理分布,必然會影響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布局.例如,在先秦到西漢以前,我國絲織業布局是北絲南麻,絲織業絕大部分在黃河中、下游和冀中平原,當時最大的絲紡業中心在河北定縣,其他較小的中心也都在河北,河南和山東一帶,長江流域及南方各地則主要生產麻織物；西漢時期,蜀中僅以產麻布著名.雖然在東漢到魏晉以後,中原地區戰亂頻繁,經濟下降劇烈,南方各地社會生活則相對安定,絲織業有所發展,可是北絲南麻的布局一直維持到隋唐時代.從氣候變遷情況看,至隋唐時代,雖然氣候也有變化,但是平均氣溫仍暖於現代,可見絲綢之路出現在北方是有原因的.
北絲南麻布局的改變發生在宋代.由於氣候變冷,氣溫已低於現代,北方不利於桑蠶生產生殖,再加上唐末五代時北方戰亂,南方經濟上升,絲織業規模逐漸超過北方.北宋時鎮江、三台已形成為全國絲織業中心.南宋時,南京、常州、鎮江、蘇州都擁有巨大的絲織業生產能力.絲織業重心南移,正好相當於我國氣候由溫暖到寒冷的時期,這個歷史經驗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氣候變遷對農業耕作也有影響,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年）都說,他們那個時候,齊、魯（河北、山東一帶）農業種植可以一年兩熟.在這些地方直到解放初期,還只習慣於兩年三熟.唐朝的生長季也比現在長,《蠻書》（約成書於862年）說,曲靖以南,滇池以西,一年收獲兩季作物,9月收稻,4月小麥或大麥.而現代由於生長季縮短,不得不種豌豆和蠶豆,以代替小麥和大麥.這種歷史經驗仍有現實意義.例如,如果氣候變暖,就可以考慮雙季稻向高緯度、向高海拔擴展；若氣候變冷,就得採取措施,縮短水稻的生長時間.
一、時間差異性
氣候包括氣溫和干濕狀況兩大基本要素,研究歷史氣候也必須從這兩方面著手.著名科學家竺可楨先生的《中國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論文,〔①〕系統地總結了中國氣候變遷的基本規律,表現在五千年來溫度變化上,可以明顯地總結出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
1．第一個溫暖期從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到殷商時代.甲骨文記載當時安陽人種水稻是陰歷二月下種,比現在早一個多月.北京附近的泥炭層分析表明,五千年前那裡生長著大量的闊葉林,代表著相當溫和的氣候.
2．第一個寒冷期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850年,即西周寒冷期.《竹書紀年》記載周孝王時長江、漢水凍結的情況,說明當時的氣候比現在寒冷.
3．第二個溫暖期從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即東周到秦漢溫暖期.《春秋》中有魯國「春正月無冰」、「春二月無冰」、「春無冰」等多次記載.《荀子·富國篇》和《孟子·告子上》載齊魯地區農業種植一年兩熟.
4．第二個寒冷期從公元一世紀到公元600年,即東漢南北朝寒冷期,這個寒冷期以公元4世紀前半期達到頂點.《資治通鑒》載晉成帝初年,渤海灣從昌黎到營口連續三年全部結冰,冰上可往來車馬及幾千人的大部隊,年平均氣溫比現在低2—4℃.
5．第三個溫暖期從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即隋唐時期,其間公元650、689、678年冬季,長安無雪無冰,當時氣候溫暖可見.
6．第三個寒冷期從公元1000年到1200年,即兩宋時期,此間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通車,1110年、1178年福州荔枝兩度全部凍死.
7．第四個溫暖期從公元1200年到1300年,即宋末元代溫暖期.1225年,道士丘處機在北京長春宮作《春遊》詩雲：「清明時節杏花開,萬戶千門日往來.」說明當時北京氣候比現在溫暖.
8．第四個寒冷期從公元1300年到1900年,即明清嚴寒期.此間,1329年太湖結冰厚達數尺,橘盡凍死.1493年,淮河流域降大雪,從當年九月降至次年二月方止.洞庭湖變成「冰陸」,車馬通行.
五千年來,我國氣候四個溫暖期與四個寒冷期交替變遷,其時間上的差異性是非常明顯的.
二、空間差異性
影響歷史時期氣候變遷的是太陽輻射、下墊面、大氣環流及人類活動影響四大因子,這幾個因子相互作用決定著氣候的變遷,加上我國所處的緯度位置、海陸位置、廣闊面積、復雜地形及支配氣候的環流因素,決定了我國氣候變遷的又一個特性——空間差異性的產生.
地球上氣候波動首先和太陽輻射的強弱有關,春、夏、秋、冬四季的輪回,寒、溫、熱三帶的分別,都是因為太陽輻射強弱不同的緣故.我國領土北起黑龍江江心,南至曾母暗沙,南北跨49個緯度.從南到北,包括赤道帶、熱帶、亞熱帶、暖溫帶、溫帶和寒溫帶等六個熱量帶,其中又以溫帶、暖溫帶、亞熱帶面積最廣,這是決定我們氣候類型多樣性和氣候變遷的空間差異性的基本因素.
從海陸位置看,我國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大陸——亞歐大陸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之間,由於地表熱量狀況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溫壓場,從而產生明顯的季風環流,對我國的氣候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世界同緯度相比,我國黃河流域相當於地中海一帶,長江以南的緯度相當於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區.若按行星風系規律,我國江南則屬於一片沙漠,但因亞熱帶季風氣候作用,卻使我國東部和南部成為溫度高、降水量多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亞熱帶自然資源最豐富的地區.
從我國呈東西走向的三列山系來看,它們作為南北冷暖氣流的屏障,又構成了重要的氣候分界線.其中海拔1500—2500米的秦嶺山脈作用最明顯.秦嶺以北為暖溫帶,以南為亞熱帶,所謂「十月先開嶺山梅,南枝向暖北向寒」的詩句,正說明秦嶺是我國南北氣候的分界線.海拔5000米以上的西藏高原,既得不到太平洋的濕潤氣候,又被喜馬拉雅山切斷了來自印度洋的水汽通路,使我國西北內陸變成為沙漠性的乾燥氣候.加上西伯利亞冷氣流由蒙古高原爆發性地南侵,形成強大的寒潮影響了冬半年北部大半個中國,又加大了西、北、東、南氣候變化的空間差異性.
在中國,氣候由南向北,由東向西依次漸冷,森林、草原、荒沙、沙漠也依次出現,從而形成了東、西、南、北氣候的迥然不同,最大的特點是形成了東南中國與西北中國氣候的自然分異.這種氣候變遷的空間差性與時間差異性交錯運行,對每一個時期中國歷史發展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三、時、空差異的影響
首先是政治上的影響.
氣候的時空差異性所造成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分野,對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刻.現代地理學家以黑龍江的黑河到雲南的騰沖為兩端,在中國地圖上劃一斜線,斜線以西以北為西北中國,擁有佔中國領土面積57．1％的土地和占總人數5．6％的人口,大體上是歷史上游牧民族或少數民族的主要活動區；斜線以東以南為東南中國,擁有佔領土面積42％的土地和占總人口數94％的人口,基本上是歷史上農業民族（漢族）的主要活動區.〔②〕其中,隨氣候的變遷,東南部經濟文化日漸超過北部,人口密度也越來越大.
在西北中國與東南中國之間,古長城沿線大體上與農、牧區自然分界線相吻合.早在1121年,道士丘處機北過張家口第一隘口野狐嶺時吟詩曰：「登高南望,俯視太行諸山,晴嵐可愛.北顧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風自此隔絕矣.」《遼史·營衛志》亦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廓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魚以食,皮毛以衣,轉徒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這種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歷史上農、牧分區和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的對峙,兩種經濟、兩個民族既相互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每當寒冷期代替溫暖期之時,總有大規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溫潤的地區遷徒,中原地區的農業王朝便面臨著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戰.其中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公元1200年左右,契丹、女真和蒙古族的接踵南下,以及公元1700年左右滿族入關,是農牧民族軍事沖突的最典型事例.中原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的戰和關系始終是影響和制約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
農牧民族的對峙,最直接的影響是在政治方面.隨著幾次最大的軍事沖突,出現了幾個典型的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與「五胡亂華」相伴隨的是第一個南北朝時期——北方的十六國及北魏、北齊、北周與南方的東晉及宋、齊、梁、陳對峙；與契丹、女真和蒙古南下相伴隨的是第二個南北朝時期——遼、金與兩宋政權的對峙；到了明代,先是明初明政權與北元蒙古的政權對峙；繼而是明末南明政權與清政權對峙.由於長期的南北對峙,農業民族要抵抗強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憑藉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以組織分散的農民去修築萬里長城,保衛自己的安居樂業,這就是中國專制集權體制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是經濟上的影響.
五六千年前,與溫暖期同時,是一相當濕潤的氣候.當時的黑龍江流域,為幾千年來最濕潤的時期,北京平原為河流縱橫、池沼廣布之鄉.距今2500年左右,氣候轉向乾燥.在北京考古發掘中發現代表濕潤氣候的混炭沼逐漸消失.距今約1000年左右,氣候再次變干.根據大量的地方誌中的旱澇記載,我國東南地區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旱災相對增加,以公元1000年為界線,此前1000年的旱期持續時間短,濕潤時期持續時間長；此後的濕潤時期短,乾旱時期長.最近500年來旱澇材料排成年表顯示,旱災明顯地多於水災.
氣候的干濕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極大,乾冷地帶農業生產受到嚴重限制自不必說,在其它地區,也因氣候冷暖干濕的變化而左右著農業生產的發展.一般說來,氣溫每降低1℃,亞熱帶北界位置也隨著向南推移一個緯度左右,適宜於農作物生長的北界位置也隨著南移.五千年來中國氣候波動的總趨勢是：溫暖期一個比一個短,溫暖度一個比一個低,這就從整體上決定了農業經濟為基礎的經濟重心向南遷移的大趨勢.中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南移主要表現在三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經濟停滯和衰退,長江流域大規模開發與南方經濟上升；五代兩宋時期,南方經濟上升並超過北方,形成了新的經濟重心,經濟上「南盛北衰」的局面繼續發展；明清以來,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畸形發展,東西差距及南北差距進一步擴大.縱觀這三次大規模的經濟重心南移,正好與歷史上第二、第三、第四個寒冷期的到來相始終,從中不難窺見地理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再次是文化上的影響.
經濟是基礎,它的變化決定著上層建築的變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必然引起上層建築中的文化發生巨大變化,最明顯的表現是：隋唐以前,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北方,文化中心也在北方隋唐以後,經濟重心南移,文化中心也相應地移到了南方.
秦漢時期定都關中,經濟文化重心在黃河流域,有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和「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的說法.到了隋唐以後,糧食供給開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開始向南遷移.到宋代,有了「蘇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說法.到明清時期,又有「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此時中國文化以最富裕的長江流域為根據地,形成了「東南財富地,江浙人文藪」的局面.至近現代,隨著沿海經濟的發展,廣東、福建在經濟上漸漸占據重要位置,中國的文化又有了進一步南移的傾向.
關於中國文化重心的南移,前人多從「中國歷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方面去研究,這里介紹兩家,藉以說明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丁文江在《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③〕一文中根據二十四史中漢、唐、宋、明各代人物,分省列表為：
時代 前漢 後漢 唐 北宋 南宋 明
人物最多的省 山東 河南 陝西 河南 浙江 浙江
河南 陝西 河北 河北 福建 江蘇
日本桑原騭藏在《由歷史上觀察的中國南北文化》〔④〕一文中,以科舉為例,交明清兩代登科第者列表統計,明代從洪武四年起至萬曆四十四年止,每科狀元、榜眼、探花和會元總共244人,其中南方215人,佔88％,北方29人,佔12％.清康熙十八年開制科,共錄取50人,其中南方佔42人.乾隆元年制科,共取15人,南方佔14人.明清兩代共出狀元203人,南方有188人.
四、有關問題的討論
1、通過上述中國氣候變遷的特點及影響的討論,進一步認識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問題.怎樣看待地理環境與歷史發展的關系,這是一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過去由於片面地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因而很少具體地研討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作用.近年來,通過各方面的研究和討論,認識到地理環境本身是人類社會及其歷史發展的一部分,在人類改造自然環境時,不能違背自然規律的約束,否則,將受到自然規律的懲罰.但是,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關系究竟怎樣?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發展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是眾說紛紜.通過本文分析,我們首先可以肯定,地理環境對社會歷史的影響是一個歷史的范疇,隨著時代的演進,它的作用方式、作用程度在發生著不斷地變化,因此,我們要重視歷史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學習和研究.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中國封建社會何以特別漫長?資本主義萌芽為什麼發展極其緩慢?不少同志認為地理條件是最根本的因素.具體地說,中國內外部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特點,既產生了對專制政體的要求,又維護了封建小農業的強盛,使中國難以具備向資本主義過渡的客觀條件,從而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這些觀點正確與否?還需要對中國歷史地理作深入細致地研究後才能得出結論.
其次,通過上述分析,我們還認識到,人類歷史與地理環境是一個統一體,兩者之間相互制約、互相作用,這種相互間的制約和作用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區表現出不同的形式.大致說來,生產力水平越低,人類受地理環境的制約作用越大；社會發展階段越古老,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性越大.在中國古代,因氣候跡遷的時空差異性而影響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表明地理環境對中國歷史的確起到了促進或延緩的作用.特別是中國歷史上幾次少數民族政權與漢政權的對立（秦漢與匈奴,東晉南朝與「五胡」,宋與遼、金,明與蒙古、滿族等）,無不起因於氣候時空差異所造成的農、牧區對立的環境因素.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社會對地理環境制約作用越來越大,地理環境可以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但是,這並不等於說地理環境的作用就減少了.由於人類對地理環境的作用,導致了地理環境的變化,形成了新的地理環境系統,在原來的自然環境之外,又增加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系統,從而對人類社會產生新的影響.在近現代的中國氣候變遷中,我們就不得不探討人們對環境污染所造成氣候環境的新變化和新影響,這就決定了研究歷史地理對現實和實踐的指導意義.
2．通過對中國歷史上氣候變化特性的討論,進一步認識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歷史地理學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的學科,關於它的學科性質,在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目前國內各高校歷史系和部分地理系都開設了《中國歷史地理》課,但由於對它的學科屬性看法不同,講授的內容、學習的重點和研究的方向都很不一致.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沿革地理的研究；有人把它當作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偏重於對歷史時期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探討；有人把它當作歷史學與地理學邊緣學科,側重於跨學科的研究.
我們認為歷史地理學既是歷史學與地理學交叉的邊緣學科,也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中多門學科邊緣地位上相互交叉和相互聯系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歷史地理學不僅研究自然環境變化的自然過程,而且也研究改造自然環境變化的人為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重點探討的是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變化規律.由此可見,它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歷史學或地理學的分支學科,而是多學科相互聯系的一個新的學科體系.正如前蘇聯歷史地理學家熱庫林所說的那樣,它不僅是在地理學和歷史學的銜接處形成的邊緣學科,而且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又「曾與民族志學、地名學、農業史及一系列其它科學門類緊相關聯.」因而准確地說,它是「處於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邊緣地位上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社會和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性.」〔⑤〕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對歷史地理學研究的視野才會得以逐步地開闊.
學科性質決定了學科的研究途徑.世界是一個整體,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現代科技已走到學科間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歷史地理學正是適應這樣的時代要求而產生的.因此,它必然要求我們掌握不同學科的知識,在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進行跨學科研究的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研究工作.本文分析如能在這方面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目的也就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