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性弊端是怎麼形成的

A. 什麼是中國人民的性格缺陷，用客觀的角度分析中國人人性的先天缺陷。這樣至少我可以試著改正過來。

人都會喜歡穩定和平穩，當人對社會上的一種非穩定和非平穩的感受達到自己的承受極限時，人就會陷入狂暴，這與民族無關。當整個民族都陷入一種狂暴的情緒中時，就會有一種打破規則的沖動，摧毀建立這個規則的上層建築和最大受益階層，整個民族就會陷入狂暴無序中，最後殃及整個民族和國家，在這個過程中重建次序，出現新的受益階層和新的規則。
最近情況不怎麼好，如果處理不好，這次中國很危險，我們將沒有任何人會受益

B. 中國人的十大優點和十大缺點

中國人最大的缺點其實是懶，以前日本人在中國開公司就很無奈的說，不給中國人錢的話中國人一定不會幹活，但最要命的是就是給他們錢他們也不幹活。還有一些別的缺點大概就是整體素質不高，貪官較多，愛看熱鬧之類的。
當然中國人也有不少優點的，比如胸襟比較寬廣，不愛招惹是非，人情味兒比較濃等等。

C. 中國人性論主要圍繞什麼談論人的本質

中國古代的人性論

人性論是關於人的共同本質的理論。通常指撇開人的社會性和階級性去解釋人的共同本質的觀點或學說。隨著人類的不斷進化，我們便有了一個會思維的發達的大腦，於是就喜歡對感知的事物刨根究底，從而做出一個結論性的解釋。一些先哲把研究的視角對准了自己和同類，於是提出了「我是什麼？人是什麼？」的問題，先哲們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見解，於是紛紛著書立說，用自己的觀點解釋人和社會，於是就形成了許許多多的古典人性觀，這些人性觀的一些觀點至今還在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

人性的存在是以道德的存在為前提的，善惡這兩個范疇是與人的倫理道德聯系在一起的，是道德判斷、道德評價的結論，善即符合某種道德，惡即違背某種道德。如果沒有道德主體的人善惡的分別也沒有了意義，離開了道德善惡也就無從界定，所以人性善惡的問題也就是人性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在思想家們的眼裡，人性是與生俱來的先天固有的某種規定性，他在邏輯上先於善惡，善惡是其屬性，這樣，人性的善惡就成為道德主張的邏輯前提。人性論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如果沒有確定的人性論主張，道德的確立就缺少了根基。

人性論是關於人的一般本質的思想觀點，先秦是人性論的繁盛時期，探討人性的理論很多。當時關於人性的學說可謂是各有特色，對人性的剖析可謂是入木三分他們圍繞人性的善惡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局面時常出現，但他們異中有同，形成了中國人性理論的總體特徵。其中雖然有很多思想與我們現在的思想不相協調，也不乏值得我們借鑒的有益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關於人性論的思想有性善論、性惡論、性有善有惡論、性無善惡論等學說 。

孟子人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他是我國最先主張性善論的思想家，

孟子認為討論人性要推求其所以然，這個所以然是什麼呢？他並未明言，他舉例說，禹治水的成功在於利用了水向低處流的規律，因勢利導，於是水就安然無事了。天雖然高，星辰雖然遠，但一千年後冬至的日期還是可以推算出來的。同樣人性也是有其規律，這就是一心向善，如同水往低處流一樣，在孟子看來，人性向善就是人性本善，孟子論性善，一出言便立意甚高。孟子所說的善即人心中本來所固有的先驗的道德屬性的萌芽，即四個「善端」：「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來，這些「善端」是人天生就有的，因而亦在人性之列。孟子引用《詩經》天生育的眾民，每一事物都有其規律，百姓把握了這些規律，就喜好優良的道德，在孟子看來，這個規律對於人本說就是向善，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在他那裡性在心中、心性為一。他認為人心中有仁義禮智四種道德屬性的萌芽，即善的動機，它們能夠發展成仁義禮智等道德屬性，在孟子看來，因為人性中固有善的動機，所以人性是善的，顯然，他是在動機論的意義上說明人性本善的。

中國古代最先主張「性惡論」的是戰國中期人荀子（荀況），荀子認為，「人之生也固小人」，認為人生來就是出於自身本能的需要會去犧牲別人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發展，《荀子·性惡》篇說：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乎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

翻譯過來就是說，現在人的本性中，生來就貪圖名利，有惡的念頭，有耳目之欲、喜好聲色；如果對於人的本性不去克制，隨其所欲，那麼就會導致爭亂不止，忠信之士死於小人的讒言，個人生活淫靡而禮義廉恥都會被丟掉。

完全隨心所欲沒有約束的結果就是這么一個混亂而不得治理的社會狀況，這就證明了人性——是惡的。

「性惡論」對於當前官僚主義嚴重、腐敗橫生，社會整體道德水平下滑的社會現狀來說，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人性本惡，所以治理當前的學術腐敗、道德滑坡和政治腐敗，需要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理性而非本性作為人的行動准則，以法治而非德治去規范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執政者的行為。在上，期以真正實現「權為民所用，心為民所系」，在下，可以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積極向上的社會道德。以促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並最終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而中國古代 「無善無惡論」和「有善有惡論」的代表人物分別是戰國中期人告子（告不害）和戰國初期人世碩。告子他說：「性無善與無不善也……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世碩則主張人生來就具有「善」和「惡」這兩種不同的自然屬性，這兩種屬性是先天具有的，與生俱來的。他雖然認為人生來就有善與惡的不同本性，而要保持和發揚這種先天的本性，則在於養。後天養之善性，則是善性不斷增長；養之惡性，則是惡性不斷增長。後世贊成這個觀點的代表人物有漢代的董仲舒、揚雄、王充，唐代的韓愈等。王充在《論衡》一書中記載：「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

D. 人的劣根性是什麼

一、人人相輕
中國人不是文人相輕，而是人人相輕，只要想輕視別人，總有相輕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輕視外地人，上海人輕視外地人，城裡人輕視農村人，南方人輕視北方人，有錢人輕視窮人，開車的輕視走路的，走路的輕視掃路的，吃飯的輕視做飯的……就是不會相互尊重。
在企業裡面，就表現為碩士輕視本科，本科輕視大專，大專輕視中專，名校輕視非名校（靠！中國有什麼名校？），幹部輕視職員，職員輕視工人。更搞笑的是學理科的輕視學文科的，學文科的輕視學理科的，市場部的輕視技術部的，技術部的輕視市場部的。這不是隨口亂掰，我就常聽到「他們技術部的水平不行，解決不了什麼質量問題」、「他們市場部的人員素質太低了，基本的產品知識都不具備」……這樣的廢話加屁話。都是一個公司的，別人不行要伸手幫忙，站在那裡說風涼話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說句老實話，在一個公司裡面，都是出來打工的，誰比誰高多少呢？何況大家捧著的是一個飯碗。都是中國人，美國人把咱大使館說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還釣魚島，連香港人都說咱們是「大圈仔」，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輕視自己的同胞？一個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絕對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見那些吃飽了腆著肚子趾高氣昂地罵服務生的人，以及我們公司那些拿著幾千塊RMB（摺合幾百美金）的偽白領，以為自己忽然中產了，整個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樣，就覺得這個國家沒什麼希望。
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每次大考，統計總分要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然後依分數排名，根據排名自己挑座位，於是坐前面的就輕視坐後面的，老師還要說「你們坐前面的不要到後面去玩啊！」 ，估計中國人愛輕視別人的壞毛病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二、缺乏團隊精神
人人相輕，自然學不會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視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國人在企業裡面非常缺乏團隊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績效考核，有些部門經理不爽了，因為他們一算，自己的獎金要變少，還要被公司考核，於是背後說壞話的也有，開會大吵大鬧的也有，不聞不問的也有，種種姿態，不一而足。有同事問我：「不至於那麼嚴重吧，不就是搞績效考核嗎？一個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復雜，但是損害了某些人的個人利益，於是這個事情就變得復雜了。這些經理不會說自己的獎金變少了，而會說本部門的獎金變少了，本部門的風險變大了，或者挑起部門員工對制度的敵意，來對我施加壓力。所以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復雜了。
中國人很少會把團隊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其實在一個企業，團隊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個人也拿不了幾個月薪水。老外很崇尚個人價值，但在企業和組織裡面非常遵循個體服從整體的准則，這就是對企業的正確理解。所以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其實很不職業，就是沒有團隊精神，把個人或者部門凌駕於整個組織之上。開會講話都是「我們市場部」、「他們技術部」、「他們物流部」、「他們財務部」，聽起來不象是一個公司的，象有仇。我記得有次一個經理為他部門員工薪酬的事情問我「你們公司……」，我當時反問了一句「我們是誰？公司是誰？」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國人在自家小孩讀幼兒園的第一天，回來問的是「你今天為別的小朋友做了什麼？」、「你為老師做了什麼？」……這就是從小培養合作意識、團隊精神。我估計中國的父母可能問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沒有？」（擔心自家小孩沒喝到），「你今天在幼兒園乖嗎？」（擔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國人從小被教育的是強調利己，而不是強調合作。NBA那個嘉得樂飲料的廣告語「我有，我可以」被國內企業大肆抄襲，於是「我選擇，我喜歡」、「我運動，我快樂」之類的東西到處泛濫，其實這裡面就隱含著一種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老愛做些糾枉過正的事情，要麼滅絕人性的搞共產主義，要麼把西方的個人價值觀誇張到極端自私的地步。一個社會也好，一個企業一個組織也好，應該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強調自己，漠視別人，這個國家不會進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國奴。
缺乏團隊精神，企業內耗就多了，在我們公司，有40%的工作時間是去解決內耗的，因為部門間的摩擦太多，個人間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幾萬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們中國企業百來號人就象一盤散沙，這不是一個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中國人的歷史就是這樣的，老愛自己內部起鬨，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會顧全大局，不顧全大局，就學不會妥協，不會妥協，就天天吵架，你爭我斗，企業就在這樣的內耗中完蛋了。

三、疑心大，不誠信
做人事經理免不了經常和人溝通，我就發現我們公司的人與人之間特別不坦誠，大家總是相互猜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我知道他是這樣看我的……」、「他肯定在老闆面前說了我的壞話……」、「這個事情我不好說，不想惹麻煩……」，人前不說真話，人後亂說壞話。於是，企業的市場問題、生產問題變成了人際關系的問題，簡單的問題搞復雜了。
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別人，到了讀中學的時候就會耍政治手腕了，剛才還在一起踢球，轉身就找老師打小報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輪流安排人寫紀律監察報告，中國人活得不陽光，就是這樣被教化出來的。
不講誠信也是從小養成的壞毛病。我媽媽從小教育我不準撒謊，但她自己卻沒有做到，鄰居來借油明明有說沒有，答應小學畢業跟我買輛自行車結果沒買，經常把公家的電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國人說謊跟玩似的，因為家庭教育跟學校教育都沒上好這一課。進了企業，就是對同事不講誠信，對老闆不講誠信，對客戶不講誠信。我剛做人事經理的時候，很多人跟我說，人事經理就是老闆的傳聲筒，做這個職位只有死路一條，千萬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發現其實老闆沒什麼大問題，而是他們天生的愛猜疑老闆，又不當著老闆的面說實話。所以自己營造一個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業裡面的人際關系矛盾都是這樣造成的。
我們跟老外打交道，有問題他們會當面指出，不管多難堪，但這並不妨礙他吃飯的時候跟你談笑風生。所以老外開會，會上可能有10種聲音，但會後只有1種聲音；中國人開會，會上沒人說話，但會後可能有10種聲音。我們老闆開會結束時通常會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全體沉默。一出會議室，跑到自己辦公室門一關就開始開部門小會了，靠。
無論在一個社會或是企業裡面，誠信度越低，運行成本越高。中國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很難相信別人，其實是我們社會不夠文明的一個表現。

四、蔑視制度
當人事經理的第一天，老闆就跟我說：你最大的任務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還不大理解，後來明白了老闆的苦心，公司的各種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沒人遵守。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一是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二是員工意識里根本就沒有對制度的概念。
中國人很聰明，但不知怎麼把「制度」這個東西（包括制度的設計和遵守）總是搞不好。我是學法律的，我一直認為美國今天之所以這么強大，就是立國時把管理國家的體系和制度設計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設。西方人的制度設計有時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對制度的執行在我們看來近乎呆板，而中國人的聰明之處則是在於不管什麼制度，都可以把它迴避、歪曲、改造，直到這個制度等於沒有。
我上任後訂了一個考勤制度，規定遲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積三次計曠工一天（因為公司的遲到現象很嚴重）。結果制度出來後，我一看有的員工遲到三次了，想著曠工罰款太重，心一軟，就對員工說：「到了第三次遲到就補請一個事假吧，事假總比曠工好，下次不要遲到了」（這是我率先違反制度）。結果有的員工下個月仍然遲到三次，剛開始請遲到後事假，後來請病假（因為病假扣的錢更少），後來每次遲到都請病假，到後來連請假條也沒有了，打個電話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濫起因是自己放閘，下了一個通知：「以後遲到一律不準事後補假」。不準事後請假，遲到的員工就把請假條的時間提前一天，反正經理們不管。我那時想到了《鹿鼎記》裡面康熙對韋小寶說的一句話：「鰲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實在是退無可退了啊！」。最後實在沒轍，宣布「遲到一律不準請假」。實施的當月有個女職員遲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記曠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來：「我從小就沒有曠過課，現在居然被記曠工，你可以問××經理我那天遲到是因為……」，最後一句是「公司講不講人性化管理？！」我堅持不為所動，心想自己就是太講人性，所以釀成如此大錯。
一個考勤制度執行都如此艱難，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說了。我上任以來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為外人道。很多員工暗地裡說我是老闆的監工，為了討好老闆不惜犧牲群眾利益，真是比杜娥還冤。企業從40人變到200人，管理半徑變大，價值觀的沖突變多，沒有統一的制度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可是我們的經理們憑感覺管理慣了，用制度管理別人不習慣，用制度約束自己不習慣，員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習慣，所以上下一心蔑視制度。
我媽媽最小的一個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歲的時候在外面混，經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內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後我媽媽次次都把他成功地營救出來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媽媽就會到處找關系（我認為她在那個城市簡直有一個關系寶庫），比如哪個的愛人是刑警隊的，哪個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備好禮送過去，我那個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來了。所以我很小就有這樣一個概念，辦什麼事都要找關系，有關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個小舅被判了7年，出來後40歲，這輩子估計基本廢掉了。我想就是他因為以前在我媽媽的包屁下，習慣性地蔑視國家法律制度。所以說，制度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員工談話，結尾通常會說：「今天我跟你談話的意思只是這個事情本身，沒有別的意思」，聽起來有點繞口。為什麼要這么說？因為他們非常敏感。你說他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問他們部門的工作量是否飽和，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問他最近有沒有繼續進修的打算，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談話的內容，而是花很長時間來琢磨為什麼要炒他。
中國企業的內耗多，有個原因是說實話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歡猜來猜去，相互間不信任，本來只是工作上的問題，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說實話。比如我對一個經理說「你處理這件事情有問題」，他可能會聯想到我不喜歡他這個人，有意針對他。然後他會思考我為什麼不喜歡他，是不是上次請客沒有叫我？最後一定會找出一個理由來，於是誤解就造成了。
有個故事說，一個人去找鄰居借斧頭，可是他覺得鄰居與他有些矛盾，不知道會不會借給他，所以邊走邊想，越想越氣，最後跑到鄰居的門口說：「你不用借斧頭給我了！我才不會求你！」
我就是一個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愛悶在心裡不直接說，自以為這是顧及別人情緒，是一種修養，其實很誤事。我曾經不喜歡我的一個下屬到了極點，有段時間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這個想法象條毒蛇一樣越纏越緊。但我強迫自己做了兩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來看我有什麼問題；第二是坦誠地跟他交換意見。結果兩人一攤開說，就那麼點事，大家還有繼續合作的機會，結果我們又共事到今天。
所以我現在強迫自己說實話，說出來至少還有消除誤解的機會，不說連機會都沒有了。
中國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會遺留下來的，再就是東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說含蓄不好，非要學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過了頭，就顯得有些小氣和陰暗了。其實相互不信任會活得很累，自己累，別人也累。哪裡有那麼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論事就完了。
談戀愛可以把簡單的事情搞復雜一點，千轉百回都行，辦企業也這樣，就會影響效率。中國人在企業裡面，怕著怕那，提防心太強，往往把簡單的事情搞復雜了。其實說穿了，人都很簡單，都是吃五穀雜糧長大了，哪有那麼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間怕出來的。
一個企業裡面的政治氣味太濃，跟老闆也有關系。如果老闆的控制欲太強，且以支配比他學歷高的職業經理人為樂，那這個企業就極有可能成為清宮戲里的朝廷，明爭暗鬥，不亦樂乎。中國的民營企業搞著搞著就這樣了，所以搞不長。
沒有一個環境是完全純凈的，發生政治行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個適當的程度。政治行為太泛濫了，就會損害誠信。

六、犯「君子」錯誤
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壞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樣。但中國人很喜歡把「好人」與「壞人」這個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標准去評判一個人的企業行為。公司要炒人，就會有員工說：「他人很好，公司為什麼要炒掉他？」
拜託，如果只有「壞人」才能被炒，請告訴我「壞人」在哪裡？
我從不認為我們公司的員工中有壞人，我只評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業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戀，那是他的價值觀和性取向的問題，並不能以此判斷他對公司的價值。如果對公司沒有價值，雷鋒我也不會要。
我在公司的績效考核制度中規定，每個部門每年必須有5%的員工被評為不合格，實際上我最初定的是10%，但後來所有的經理都反對，只好降低標准。即使是5%，經理們也不願執行，他們對我說：「如果我的部門員工都合格，你一定要弄出個5%，怎麼辦？我只好安排員工輪流做莊了」。他們說得理直氣壯，因為覺得自己是君子，對得起身邊的兄弟們。
我的回答是：「GE公司的淘汰率是20%，你認為我們公司的員工都比GE的員工優秀？」
真正的錯事10件中有9件是君子犯的，比如毛澤東與文革，斯大林與大蕭反，小人並沒有多少犯錯的機會。中國人往往給「君子」一個錯誤的定義，然後用它來掩蓋事實真相。如果一個經理在符合組織利益的前提下做「君子」，與員工講情義，這絕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是違背組織利益去對員工做人情，那麼這個「君子」不僅毫無價值，簡直形同犯罪。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准，但它是一條明確的線，你可以在這條線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線下。所以老外講「法理情」，把法律擺在第一位，但並不是我們在中學課本中學到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沒有溫情……」，他們只是先把人性定為「惡」，再用法律和制度來預防；中國人講「情理法」，先把人性定為「善」，出了事再事後懲罰，結果法律沒有遵守，人情味也越來越淡薄，醫院可以看著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著歹徒殺人，
老外可以實行彈性的工作時間制，因為他們的員工主動性和自律性比咱們強，「領老闆的薪水對老闆負責」是基本的職業道德，就象在國外有的街道，紅綠燈由司機自己按，因為遵守制度已經融入他們每個人的血脈中；要是在國內企業搞彈性工作時間，我相信90%的企業會死得很慘。中國的司機連紅燈都敢闖，你叫他自己按紅綠燈，他會一直按綠燈到自己不開車的那一天。
國內企業為什麼很難做好績效考核，因為中國人喜歡做爛好人，不願對別人作負面評價，所以績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實在當「君子」的背後，掩藏的本質是我們的經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對下屬作負面評價會引起下屬反擊而已。

七、推卸責任
我們公司的經理總抱怨老闆不授權，權力太小，無法管理員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煩的時候，他們會把問題往老闆那一交：「你看怎麼辦？」
這些經理不會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員工多，權力比員工大，那麼問題就應該到他為止，不然老闆要你做經理干什麼？可是他們總是把權力與責任分開，權力就是拿的錢多，管的人多，沒想過其實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你有多少權力，就要負起多少責任。
在我們公司，人事和財務工作不好做，因為這兩個部門代表公司行使職權，最容易被經理們「轉手」責任。當你正常過問他們事務的時候，經理們會很反感，認為你觸犯了他的一畝三分地，挑戰了他的權力；可是一碰到員工要加薪、預算被削減這樣的事情，他們就會說：「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這個錢我是同意的，可是財務部不同意！」。其實決定是我們跟他們一起下的，但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去與員工溝通，把責任和矛盾推卸到我們頭上。
推卸責任的一個潛在心理意識是，看不見自己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訓：「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難」，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說得真好。所以我們公司搞培訓的時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頂，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該犯的錯繼續犯。因為培訓那會老師講的問題他全分析到別人頭上去了，所以出了問題自然是別人的責任。
破壞環境是中國企業最推卸責任的做法。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得到1塊錢的利潤，也許我們後代用100塊錢的代價也不能彌補。所以老外推行 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表面上是一種標准，其實就是企業對保護環境的一種承諾，是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的企業自己對社會推卸責任，怎麼去要求員工對企業負起責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話說一個人的成就有多大，取決於他的胸懷有多大。做了人事經理後，我對這句話的感受尤為深切。
我們公司有個部門經理，在公司創立初期為公司做了很大貢獻，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養他。但他的心眼特別小，私心特別重，毫無包容精神，這是一個很要命的缺點。他幾乎永遠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認定他的上級（總監）不如他，但年終獎比他高，令他無法容忍，所以他經常跑到老闆那去說上級的壞話。我跟他說，別人能做你的上級，肯定有他的長處，即使別人有問題，你也應該與他達成諒解和共識，原因很簡單：你們是為一個目標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級。可是一直到今天，他還在固執地尋找一切機會攻擊他的上級。組織行為學裡面有句話說「屁股決定大腦」，就是本位主義，他的大腦就完全被他的屁股（個人立場）控制了。
我曾經跟老闆開玩笑，評價他為「武功盡失，經脈全廢」，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義，無可救葯。無論他的工作熱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強，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崗位，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我甚至斷定他在生活中也不會取得成功，至少有一個論據可以證明：他33歲了，至今還沒有女朋友。
與自己不喜歡或不喜歡自己的人相處，是對胸懷的一個極大的考驗。做大事的人的胸懷都是被反對者撐大的，就象李敖所說「男人的胸懷是被女人撐大的」一樣。摩托羅拉的總裁高爾文喜歡駕船航海，萬科的總裁王石喜歡登山，那都是練胸懷去了，人面對大海和高山的時候，心胸自然開闊，連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總勸員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見見世面，多長長見識。老窩在辦公室那點地方，做手頭那點事情，怎麼大氣得起來？有點事就急了。
我們搞計劃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獨生子會從小失去考驗自己包容性的機會。人要在一個環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斷地碰到矛盾，沒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麼跟別人合作？怎麼解決矛盾？所以中國人缺乏團隊精神，也和包容性有關。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開來說，就是文化性。人類創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們分別發展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這里說的是後一種。
我曾經看到這樣一個案例：一個中國人在一家國內的跨國公司工作，有一個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機會，結果公司把機會給了一個他認為專業技能、學歷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問老闆，老闆說：因為公司覺得那個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養和更開放的心態，而到一個不同的國家，面臨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發生沖突的時候，需要他把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糅合在一起，去實現公司的目標，這遠比技能重要。
這個案例給了我很深的啟示。
我始終認為，中國過了「五四」運動以後就基本沒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丟了。其實中國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結果我們沒有發揚，卻被新加坡發揚了，被韓國發揚了，最壞的是被小日本發揚了。
也許中國人窮怕了，好不容易趕上改革開放，所以功利得有點過了頭。我周圍的很多職業經理人用各種證書、MBA學歷把自己武裝到牙齒，恨不得一個個都變成經濟動物，談起工作都是專家，就是不會與人相處。前幾天我跟一個公司的同事聊天，他說大學畢業後6年時間里，他沒有讀過一本小說。
中國人喜歡形式主義，以為發揚文化就是上硬體，比如搞幾個藝術節，修幾座古廟，找幾個和尚念念經。人民到了放長假的時候在人山人海里遛一圈，就以為自己文化了。其實文化不是這些物化的東西，它是一種精神的力量，是以人為載體的。窮不是不要文化的借口，因為沒有文化會更窮。中國的企業做不長，做不強，技術和管理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缺乏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文化。別人搞了一百多年市場經濟和企業，那種文化傳統和底蘊是一種氣質，不是畫個濃妝就學得會的。現在國內有些企業一進去要軍訓，要把企業編的文化手冊倒背如流，那不是企業文化，是受迫性洗腦。

E. 人是如何看待中國人的人性問題的

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是一本書兩本書能說明白的，現在還是很多國際哲學家的問題，我說不管中國人，外國人作為人我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不過還要記住人是環境的產物，5千年年來中國形成了一套自己獨特的治國理念，方法，因為國與國之間的環境，背景不同，才造成不同國家之間人性有所區別。還是那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管中國人，外國人作為人我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

F. 人性的缺點都有哪些

虛榮心，當你買衣服的時候，服務員一直在旁邊稱贊，這會使你更容易掏錢。
小貪，當店員告訴你，這商品在別的地方要比這里貴，或者說別的舉例，讓你覺得是你賺了，這樣你就會有成功感。更容易掏錢。
從眾心理就不說了，就是跟潮流。
還有就是新鮮感，店員會告訴你這個商品是今天才到的，或者是新出的。這樣會讓你覺得枯燥的生活能有點新的東西也不錯。
自私的想法，店員會告訴你這商品是限量的，然後說本地只有多少多少，買完要等明年或沒了，別人都沒有。這樣的話會讓你的私心爆發。誰不想擁有少數人才有的東西。優點：愛心、同情心、憐憫之心、亂轎感恩之心、責任感、善良、勤勞、勇敢 、寬容(自己的觀點)缺點：傲慢、妒忌、暴怒、懶惰、貪婪、暴食、色慾 （來自七宗罪）另外自己覺得人性的缺點還有懦弱，對七枝正宗罪暴食與嘩搭肆色慾不太認同，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叫食色性也嗎，也沒說食色是缺點只說是人的本性。人性的弱點主要就是自私貪婪，人的心存了太多的貪念就會讓原本剛強正直的氣節變的柔弱、偏激還容易失去理智，過去原本很純潔的人格也會變得很污濁了，最終就是名聲掃地，一文不值，還會損害自己一輩子的品德。所以想要克服人性的弱點首先就不要貪婪，這是個寶貴的品德。
人性的弱點其實就是貪婪、自私、喜歡抱怨、虛榮，幾乎人人都有這樣的弱點，如果人們一生光是追求金錢，那麼是永無止境的，甚至還會為了金錢而名譽掃地，所以千萬不要太過於貪婪了，更不要用小聰明來算計別人，這樣做的結果將會傷害別人也會傷害自己。人性的弱點還有虛榮心，因為虛榮最後導致了嫉妒以及各種慾望的產生。

G. 中國人人性的缺點是什麼

小氣！膽小！好奇！愛湊熱鬧！

H. 關於人性本惡的詳細來源有哪些

看看下面資料吧 希望能幫助你
孔子的仁禮相成思想及人性觀
楊春梅

摘 要：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和禮各自的地位和價值及其相互關系，一直是眾所注目的重要問題。或雲仁重於禮，或雲禮重於仁，眾說紛紛，莫衷一是。事實上，仁固然是孔子的發現，但仁的發現原本是對禮的意蘊深入開掘的結果，而禮的價值也正由仁的發現而重新確立。仁是禮的內在根據，仁心外化而成禮，依禮而行而成仁，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恰成一辯證的統一關系，而其前提則是：仁作為一個德性范疇乃是一個動態的存在，即仁由根之於心的潛在的德性，到經過禮的規范而實現為完美的人格，其間有一個發展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仁之作為潛在的德性和禮之作為外在的規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價值。仁不發於心，則禮便成為毫無意義的虛文；而失去禮的規范，則仁流為自然性情，雖不失為直，但卻難免於野，甚至難免為亂。由仁之作為動態的范疇這一特點，我們又不妨推斷：人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獨特的人性觀。

關鍵詞：孔子 仁禮相成 動態 人性觀

孔子的學說，當時深得其心的弟子顏淵已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嘆（《論語·子罕》以下引《論語》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對孔子學說的理解也已有差異。孔子卒後，關於孔子學說的真諦更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兩千多年來，解釋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棟，但孔子的思想卻不僅沒有因此而變得清晰明朗起來，相反，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更加難以把握了。不過，在眾多不同的解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一些為大家所一致認同的東西，這就是仁和禮。盡管人們對仁和禮各自的內涵及相互關系仍有不同意見，但幾乎無人否認，仁和禮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綱領性意義的兩個概念。

一、仁的發現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

仁的觀念在孔子之前已經產生。據學者們研究，仁字和仁的觀念皆淵源於古東夷文化，後來進入「中國」，成為「中國人」的文化觀念。春秋時，仁往往與忠、義、信、敏、孝、愛等並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並未受到特別的重視，只有到了孔子這里，仁才被從其它德性中超拔出來，並被賦予新的豐富的內涵。（1）

春秋時期，禮崩樂壞，世衰道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為「自諸候出」，再降則「政在大夫」，三降則「陪臣執國命」，「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級秩序完全亂了套。但是，在這崩潰和混亂的局面中，禮樂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一方面，有識之士鑒於禮崩樂壞的混亂局面，竭力強調以禮治國的重要性，認為禮是「國之基」，「人之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左傳》隱公十一年）；「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左傳》昭公五年）；「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識之士的倡導下，一股頗具規模的禮治思潮蔚然興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為了鞏固其已經獲得的地位權力，滿足其高高在上的虛榮心，也需要用禮樂來文飾自己。他們除了自己親自學習禮樂知識外，還重用一些懂得禮樂知識的人。掌握一定的禮樂文化知識成為當時一般士人入仕為官的一條捷徑。如此一來，學習和研究禮樂文化竟成為一時的社會熱門（關於春秋時期禮治思潮的興起和學禮之風的盛行，吳龍輝博士有較詳細的論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這種風氣的影響。據說他小時候做游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禮儀演習，大概就與這種風氣的影響有關。長大以後，孔子憑著「好學不厭」的精神，敏求善思，終於成為一位名聞當時的禮樂文化大師。他設壇收徒，不僅很多普通人來向他學習，而且一些貴族人物也經常來向他學習，請教各種禮樂知識。

孔子十分重視禮，認為對一般人來說，「不學禮，無以立」（《季氏》）；對統治者來擔�吧蝦美瘢�蠣褚資埂保ā斷芪省罰��吧蝦美瘢�蠣衲�也瘓礎保ā蹲勇貳罰�R虼耍�鬃又髡擰翱思焊蠢瘛保��筧嗣恰胺搶裎鶚櫻�搶裎尢��搶裎鷓裕�搶裎鴝�保ā堆趙ā罰�5�鬃佣雜誒裼凶約憾撈氐睦斫狻K��擔?

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陽貨》）

孔子的意思是說，禮樂不僅僅是一種形式和節奏，而是有著更為本質的內涵。那 么，這個更本質的內涵是什麼呢？《論語·陽貨》中的一段記載，給我們提供了很珍貴的啟示：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從以上對話中我們不難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喪這一禮制，並不是毫無意義的一種形式，實際上，它是兒女報答父母養育之恩的一種恰當的方式。一個真正熱愛和懷念父母的人，會自覺地遵守這一規定，否則便於心難安。這種發自內心的真摯感情，孔子稱之為仁。仁既是禮所由生的內在根據，也是人們自覺守禮的內在動力。只有仁發於心，則行才能合於禮，仁心不動，禮就失去了根據，變成一堆毫無意義的虛文。既然是虛文，當然就可以隨意改動，也可以隨意廢棄了。宰我欲改三年喪制，孔子便斥之為「不仁」，原因即在於此。由此可見，所謂禮的本質內涵不是別的，正是仁。孔子說：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

的確，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禮樂制度的本質內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質內涵，又如何能尊重其儀文形式呢？

毫無疑問，在孔子的心目中，仁顯然超越禮而具有先決性的意義和價值。《論語·八佾》如下一段記載，可以證明這一點：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矣。」

馮友蘭解釋此段說：「子夏以『繪事後素』而悟及『禮後』，蓋人必有真性情，然後可以行禮，猶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後可施脂粉也。否則禮為虛偽形式，非惟不足貴，且亦可賤矣。」又說：「不仁之人，無真性情，雖行禮樂之文，適足增其虛偽耳。」（3）馮友蘭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後可以行禮」來釋「禮後」，可以說十分恰當獨到。所謂「真性情」，即是根之於心、流露於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見，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對於禮的優先性和決定性的地位，的確是無可懷疑的。

必須注意，孔子並沒有因為仁的發現而貶低或輕視禮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規范價值，相反，恰恰是仁的發現為禮的合理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根據。禮既然是仁心外化的必然表現，那麼只要是人，如果他內心還有一點真性情，如果他不想泯滅這點真性情而淪為禽獸的話，那麼他就應該而且必須自覺地遵守禮的規范，否則，他就是「不仁」。這樣，本來是仁心外化的禮，最終卻反過來成為判別一個人仁還是不仁的標准。由此可見，仁雖然超越禮而對禮的生成和踐履具有先決性的意義和價值，但它並未取代禮在社會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和價值。相反，當孔子把禮深深地植根於仁的基礎上之後，禮作為支配人類生活和行為的道德規范，其合理性、權威性、必要性、重要性，都被更加有力地確認下來。更為重要的是，屬於心性范疇的仁還為禮的永恆性奠定了基礎。世道會變，但人之為人本諸自然的一些基本性情不會變（如親情、友情、惻隱之情等等），與這些性情相適應的一些人類行為的基本規范也不會變。荀子說：「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荀子·天論》）董仲舒也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天人三策》，見《漢書·董仲舒傳》）這些話人們往往只道其荒謬的一面，而未見其合理的一面。如果能從儒家心性論的角度去審視，則這些話未嘗沒有一定的邏輯必然性。換言之，禮的合理性、權威性、永恆性在儒家那裡不是憑空確立的，而是有其心性的基礎。事實上，從本諸自然的人之常情出發來論證傳統禮義道德的合理性和永恆性，這是自孔子以至當代新儒家一脈相傳的家法。可以說，由孔子創立的儒家仁學，自始至終都擔負著為傳統禮義辯護的理論使命。

馮友蘭曾說：「孔子對於中國文化之貢獻，即在一開始試將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論化，與以理論的根據。」（3）這話非常正確。而孔子所給與原有制度的「理論的根據」不是別的，正是仁。如果說，禮是孔子歸本三代、述古得來的話，那麼作為禮之根本的仁，則完全是孔子動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體貼出來的，是孔子述中所作。仁基一立，本諸三代的禮樂制度，在三代禮樂秩序這一現實的根基崩解之後，又獲得了一個新的「生長點」（1）。在這個「生長點」上，三代禮樂這顆數千年歷史孕育而成的文化的種子，經孔子親手采擷、點播，又重新生根發芽。孔子之後，在歷代儒家不斷地澆灌和護理之下，這棵新芽歷經兩千多年的時空穿越，終於又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為主幹的中國傳統文化。因此，發現仁，並且把禮樂文化植根於仁的基礎上，這確實是孔子對中國文化最偉大的貢獻。藉助於仁，中國傳統文化順利地實現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轉折；藉助於仁，孔子之前數千年和孔子之後數千年的文化血脈得以溝通連接，而沒有中絕斷裂。大哉仁！大哉孔子！

二、仁、禮相成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裡面，仁和禮實在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彼此混然一體，而非毫不相干、各自獨存。它們相輔相成，誰也離不開誰。如果說，仁是人之為人的本質規定的話，那麼禮便是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其本質的唯一恰當的方式和途徑。孔孟都曾把禮比喻為出入房屋所必經的門戶。孔子說：

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雍也》）

孟子說：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孟子·萬章下》）

以禮為門，這個比喻形象而又恰切，准確地反映出禮在孔子和整個儒家思想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一個人，除非自甘墮落做那見不得人的「穿窬」者（《陽貨》），否則，便不能出不由戶，也不能行不由禮。只有經過禮這道門，人才能實現其人之為人的本質，或者說，只有經過禮這道門，仁才能由內在的德性轉化為外在的德行。而只有當仁由內在的德性轉化為外在的德行時，它才能成為一種真正完美的人格。孔子教人「成仁」、「成人」，實際上就是引導人們將其潛在的德性經由禮的規范和約束，在實踐中實現為完美的人格。可以說，離開禮，別無其他「成仁」、「成人」的門路。《論語·憲問》篇載子路問孔子「成人」之道，孔子即回答說：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卡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可見，「文之以禮樂」是任何人「成人」的必由之路，少了這一步，即使擁有「知」、「不欲」、「勇」、「藝」等優秀素質，也不可謂之「成人」。孔子還說：

恭而無禮而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

看來，一旦失去禮的規范和約束，不僅「成人」無望，而且還會使一些原本可貴的品質走向它們的反面，帶來種種弊端，甚至釀成大亂。特別是「勇」，孔子認為「君子道者三」，而「勇者不懼」居其一（《憲問》）。他還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為政》）。可見，他主張有勇。但「勇而無禮則亂」，「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陽貨》）所以，他又明確表示自己「惡勇而無禮者」。其弟子子路以勇武聞名，孔子也很看重他，曾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聽了很高興，而孔子卻接著說：「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認為子路雖是一個難得的治國之才，但還不是一個仁者：「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也。」（《公冶長》）孔子為什麼不以仁許由，原因或不止一條，但子路的「勇而無禮」，恐怕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孔子認為應「為國以禮」，而子路卻總是「其言不讓」（《先進》），「野哉由也」是孔子經常訓斥子路的話。孔子曾說「事君盡禮」（《八佾》），又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但他認為子路及其另一位弟子冉求都做不到這一點。因此他們只可以說是有才能的「具臣」，而不能說是「以道」、「盡禮」的「大臣」。盡管他也肯定子路、冉求都不至於跟隨著亂臣賊子去做那「弒父與君」的悖逆之事，但從君子人格的完美性上看，由於不能「以道」、「盡禮」，所以總不免有所缺欠。在眾多的弟子中，孔子唯一許為「三月不違仁」、並且曾想以衣缽相傳的人是顏回。為什麼呢？原因也可能不止一條，但顏回對禮的地位和價值有著深刻的體認，深得孔子仁學和禮學的關系之奧秘，或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克己復禮為仁」即是孔子傳給顏回的仁學大法。顏回請問其目，孔子又教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十六字訣。顏回聽了恍然有悟，恭恭敬敬地謝道：「回雖不敏，請事斯語。」（《顏淵》）後來顏回贊美孔子對他教育的恩德時，用的也是「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這樣的話。看來，顏回對禮的體會和踐履與孔子許其為仁之間，恐怕有著不小的關聯。而禮對孔子「成仁」或「成人」之教的價值及其在孔門儒學中的地位，也由此可以想見了。

從成就完美人格的角度來說，仁可以說是德之質 ，而禮則是德之文，文質須相輔而行，才能成就完美的人格。所以孔子說：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衛靈公》）

又說：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

總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仁和禮的關系可以概括為八個字，即：依仁成禮，以禮成仁。仁是禮的內在根據，只有仁發於心，才能自覺地遵守禮；也只有依禮而行，才能最終成就仁。這看起來好像雞生蛋、蛋生雞一樣是一個矛盾，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前一個仁指的是人之為人本諸自然、根之於心的真性情，而後一個仁則指的是經由禮的規范之後，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了的完美人格。兩個仁實際上是同一范疇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上所具有的兩種不同的型態。換言之，仁作為一個道德范疇，有一個從潛在的德性到經由禮的規范而實現為完美人格的過程。它是動態的，不是靜止不變的。因此，依仁成禮和以禮成仁兩者不僅不矛盾，而且恰恰有內在的邏輯關系。由此我們還可以發現，仁作為一種品德具有內在和外在雙重性質。就其根源而言，仁是內在的，就其實現而言，仁是外在的。明白了這一點，則那種關於「《論語》中的『仁』充滿悖論，神秘莫測」，「復雜得使人灰心喪氣」的悲嘆便似乎可以終止了。（4）

三、由仁禮相成看孔子的人性觀

仁禮相輔相成的關系，或者可以這樣來比喻：根之於心的性情之仁猶如一塊璞玉，雖然蘊含著上好的玉質，但未經雕琢之前，它還不能說是純美純善的藝術品。它不僅質朴無文，混沌未開，而且還混合著其它雜質，甚至藏污納垢。這時，充其量它只是一塊上好的玉材而已，既非藝術成品，也就沒有多少觀賞價值。一塊玉材只有經過一番精雕細刻之後，才能剔去雜質，盡現文理，成為美侖美奐、賞心悅目的藝術珍品。同樣，根之於心的仁要從潛在的德性之真發展為現實的人格之美，也必須經過一番刻磨雕琢的功夫，只不過刻磨雕琢的工具不是刻刀，而是禮。因此，學禮、知禮、視聽言動皆不違禮是人們修養成人必不可少的功夫。仁不存於心，禮就失去了意義和價值；仁雖存於心，沒有禮的約束和規范，也未必能實現為完美的人格。《三字經》中「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這幾句話，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而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為仁」這句話，也必須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也才感到妥帖。

通過上述喻論，我們似可對孔子的人性觀有所解悟。有的學者說，孔子對人性未曾有明確的主張，此說似可商榷。仁作為潛在的德性根之於心，其質地美善，但未經禮的雕琢之前，它又非純美純善，這就是我們從上述喻論中得出的結論。如此，則似乎可以肯定：人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即是孔子的人性觀。以此為基礎，孔子既確立了仁的自主性地位，又確立了禮的規范性權威。因為人性有善，所以「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因為人性非純美純善，所以需要「學禮」、「知禮」，「克己復禮為仁」，「不學禮，無以立」。毫無疑問，如果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果為孔子的人性觀，則人在修養成人的過程中，其來自內部的自由、自律和來自外部的他由、他律，應當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關系，其間並無邏輯上的矛盾和不徹底。有的學者之所以有此看法，主要原因可能即是未能認清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這一獨特的人性觀。

關於孔子人性觀的上述認定，還可以使我們對於從孔子到孟荀之間儒學發展的邏輯線索有更加清醒的認識。事實上，孟子的性本善和荀子的性本惡，恰是孔子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兩個方面合乎邏輯的分化和發展。孟子就其性美善的一面而言性善，以此為基礎，強調「存心養性」，強調道德自覺；荀子則就其人性非純美純善的一面而言性惡，強調克己修身，強調禮法規范。看起來矛盾對立、不可調和，事實上卻本出一源，都是上承孔子而來。

從仁禮相輔相成的關系中推論孔子的人性觀乃是一個嘗試，結論未必恰當，但研究孔子的人性觀，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以子貢在孔門弟子中的地位及其與孔子關系的密切，他所「不可得而聞」的，別人恐怕也難得而聞。因此，《論語》所載孔子明確論及人性的話只有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我們也不能太相信子貢的話。從《論語》所載內容來看，孔子的確不象後來的孟子和荀子那樣，直接而明確地談論人性是什麼或不是什麼。這可能與他對人性動態而復雜的特點的深刻體認有關。我們平常說到孩子，往往說：這孩子還小，沒定性。就是說這孩子長大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準。說不準自然就不好強說。孔子對於人性的態度，可能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如果用查引得的方法，從《論語》中尋找「性」字，然後就此探究孔子的人性觀，那一定會空手失望而歸，絕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一句「性相近」，並非沒有價值，但除了含有後來孟子所揭示的「聖人與我同然者」的意思之外，並未揭示「性」本身的性質內涵。因此，我們不能用查引得的方式去研究孔子的人性觀。事實上，孔子有他自己談論人性的獨特方式，如果我們能轉換一下角度，重新審視一下《論語》中的有關記載，那麼，其中很多並未明言人性如何的話，實際上恰恰蘊含著孔子的人性預設及其對人性的獨特體認。比如，當宰我欲改三年之喪而孔子批評他「不仁」時，這正如我們平常指責某某人「沒人性」一樣，其中正暗含著一個人性本善的價值預設。再如，孔子論「直躬」，說「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這個「直」實際上就是父子天性的自然流露。天性由中而出，不加偽飾，是為直。孔子很珍視直性，反對不直，認為「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論語·雍也》）。直所透露出來的真性情乃是「禮之本」，如父子天性即是孝敬之本。失去了這點天性，什麼孝敬什麼禮義，統統失去了意義。這點天性乃是善的種子，或者用王陽明的話說，是照亮人生的「一點靈明」，可貴無比。但是，孔子又說，「直而無禮則絞」。這又說明，直之為性雖然可貴，但若無禮樂文飾節制，也未必即是美德，縱使父子天性也不例外。如果對父母不能「生事之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單憑一點父子天性，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孝敬。如此一來，則孔子關於天性美善而又非純美純善，必經禮樂規范而後至美至善的思想，豈不是昭然若揭了嗎？細審上引孔子話語，其間雖無一個性字，但其所論卻都是人性在具體情況下的具體表現。孔子正是從這些各不相同的人性表現方式中，展露出人性動態而又復雜的特點。只要我們轉換角度，改變方法，放寬視野，則就不難發現，孔子的人性觀絕非一句「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所可范圍，而是有著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涵。

I. 中國式人情社會，究竟有什麼問題

人情關系它會構建起龐大而牢不可破的社會關系網路，看似溫情，實則充滿冷漠和不信任。每個人都渴望擁有一張可以讓別人羨慕的關系網，每個人都在想盡一切辦法建立起自己的關系網，每個人都期待從自己的關系網中獲益，而關系網最大的本質就是互相利用、相互依賴。於是，大家都想盡辦法拉關系，走後門。其不良後果是形成了更加不公的社會環境。

任何事情都有兩面性，人類社會非常重視人情味，有時就會變成一種弊端。中國社會是以人為本的社會，我們會看到，因為人情和徇私枉法，因為人情而戴上自己的枷鎖，什麼裙帶關系、酒桌文化、走後門、送禮等等，都是通過人情。這樣的人類社會與法治社會背道而馳，這種少數人的人情味，傷害了大多數人的公平，甚至傷害了社會正義。

J. 中國人的性格缺點是什麼

一、人人相輕

中國人不是文人相輕，而是人人相輕，只要想輕視別人，總有相輕的理由。比如北京人輕視外地人，上海人輕視外地人，城裡人輕視農村人，南方人輕視北方人，有錢人輕視窮人，開車的輕視走路的，走路的輕視掃路的，吃飯的輕視做飯的……就是不會相互尊重。

在企業裡面，就表現為碩士輕視本科，本科輕視大專，大專輕視中專，名校輕視非名校（靠！中國有什麼名校？），幹部輕視職員，職員輕視工人。更搞笑的是學理科的輕視學文科的，學文科的輕視學理科的，市場部的輕視技術部的，技術部的輕視市場部的。這不是隨口亂掰，我就常聽到「他們技術部的水平不行，解決不了什麼質量問題」、「他們市場部的人員素質太低了，基本的產品知識都不具備」……這樣的廢話加屁話。都是一個公司的，別人不行要伸手幫忙，站在那裡說風涼話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說句老實話，在一個公司裡面，都是出來打工的，誰比誰高多少呢？何況大家捧著的是一個飯碗。都是中國人，美國人把咱大使館說炸就炸了，日本人就是不還釣魚島，連香港人都說咱們是「大圈仔」，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輕視自己的同胞？一個缺乏同情心的民族絕對不會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我每次看見那些吃飽了腆著肚子趾高氣昂地罵服務生的人，以及我們公司那些拿著幾千塊RMB（摺合幾百美金）的偽白領，以為自己忽然中產了，整個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傻樣，就覺得這個國家沒什麼希望。

我記得以前讀書的時候，每次大考，統計總分要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然後依分數排名，根據排名自己挑座位，於是坐前面的就輕視坐後面的，老師還要說「你們坐前面的不要到後面去玩啊！」 ，估計中國人愛輕視別人的壞毛病就是那時候養成的。

二、缺乏團隊精神

人人相輕，自然學不會相互合作。加之私心重、視野窄、眼光短，所以中國人在企業裡面非常缺乏團隊精神。

我最近在公司推行績效考核，有些部門經理不爽了，因為他們一算，自己的獎金要變少，還要被公司考核，於是背後說壞話的也有，開會大吵大鬧的也有，不聞不問的也有，種種姿態，不一而足。有同事問我：「不至於那麼嚴重吧，不就是搞績效考核嗎？一個制度而已」。制度本身倒不復雜，但是損害了某些人的個人利益，於是這個事情就變得復雜了。這些經理不會說自己的獎金變少了，而會說本部門的獎金變少了，本部門的風險變大了，或者挑起部門員工對制度的敵意，來對我施加壓力。所以一個很簡單的事情，就變得非常復雜了。

中國人很少會把團隊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其實在一個企業，團隊利益和個人利益是一起的，公司好了大家都好，公司垮了，個人也拿不了幾個月薪水。老外很崇尚個人價值，但在企業和組織裡面非常遵循個體服從整體的准則，這就是對企業的正確理解。所以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其實很不職業，就是沒有團隊精神，把個人或者部門凌駕於整個組織之上。開會講話都是「我們市場部」、「他們技術部」、「他們物流部」、「他們財務部」，聽起來不象是一個公司的，象有仇。我記得有次一個經理為他部門員工薪酬的事情問我「你們公司……」，我當時反問了一句「我們是誰？公司是誰？」他一下子楞住了。

美國人在自家小孩讀幼兒園的第一天，回來問的是「你今天為別的小朋友做了什麼？」、「你為老師做了什麼？」……這就是從小培養合作意識、團隊精神。我估計中國的父母可能問的是「你今天喝了牛奶沒有？」（擔心自家小孩沒喝到），「你今天在幼兒園乖嗎？」 （擔心不乖被人打）……所以中國人從小被教育的是強調利己，而不是強調合作。NBA那個嘉得樂飲料的廣告語「我有，我可以」被國內企業大肆抄襲，於是「我選擇，我喜歡」、「我運動，我快樂」之類的東西到處泛濫，其實這裡面就隱含著一種很突出「自我」的思想。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中國人老愛做些糾枉過正的事情，要麼滅絕人性的搞共產主義，要麼把西方的個人價值觀誇張到極端自私的地步。一個社會也好，一個企業一個組織也好，應該是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不合作，就是不利己，都強調自己，漠視別人，這個國家不會進步，一打仗大家又要做亡國奴。

缺乏團隊精神，企業內耗就多了，在我們公司，有 40%的工作時間是去解決內耗的，因為部門間的摩擦太多，個人間的摩擦太多。所以我就感慨，老外幾萬人的公司都管得好，咱們中國企業百來號人就象一盤散沙，這不是一個管理制度或者管理手段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中國人的歷史就是這樣的，老愛自己內部起鬨，一跟外人打就完了。私心太重，就不會顧全大局，不顧全大局，就學不會妥協，不會妥協，就天天吵架，你爭我斗，企業就在這樣的內耗中完蛋了。
、疑心大，不誠信

做人事經理免不了經常和人溝通，我就發現我們公司的人與人之間特別不坦誠，大家總是相互猜疑，經常聽到這樣的話「我知道他是這樣看我的……」、「他肯定在老闆面前說了我的壞話……」、「這個事情我不好說，不想惹麻煩……」，人前不說真話，人後亂說壞話。於是，企業的市場問題、生產問題變成了人際關系的問題，簡單的問題搞復雜了。

中國人從小就被教育不要信任別人，到了讀中學的時候就會耍政治手腕了，剛才還在一起踢球，轉身就找老師打小報告。我的初中班主任就每天輪流安排人寫紀律監察報告，中國人活得不陽光，就是這樣被教化出來的。

不講誠信也是從小養成的壞毛病。我媽媽從小教育我不準撒謊，但她自己卻沒有做到，鄰居來借油明明有說沒有，答應小學畢業跟我買輛自行車結果沒買，經常把公家的電池拿到自己家用……。所以中國人說謊跟玩似的，因為家庭教育跟學校教育都沒上好這一課。進了企業，就是對同事不講誠信，對老闆不講誠信，對客戶不講誠信。我剛做人事經理的時候，很多人跟我說，人事經理就是老闆的傳聲筒，做這個職位只有死路一條，千萬不要做啊！我做了一年，發現其實老闆沒什麼大問題，而是他們天生的愛猜疑老闆，又不當著老闆的面說實話。所以自己營造一個幻象，自己又信得不得了。企業裡面的人際關系矛盾都是這樣造成的。

我們跟老外打交道，有問題他們會當面指出，不管多難堪，但這並不妨礙他吃飯的時候跟你談笑風生。所以老外開會，會上可能有10種聲音，但會後只有1種聲音；中國人開會，會上沒人說話，但會後可能有10種聲音。我們老闆開會結束時通常會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全體沉默。一出會議室，跑到自己辦公室門一關就開始開部門小會了，靠。

無論在一個社會或是企業裡面，誠信度越低，運行成本越高。中國人只信任跟自己有血緣關系的人，很難相信別人，其實是我們社會不夠文明的一個表現。

四、蔑視制度

當人事經理的第一天，老闆就跟我說：你最大的任務就是把公司的管理制度化。起初還不大理解，後來明白了老闆的苦心，公司的各種制度不少，就是基本上沒人遵守。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一是制度設計本身有缺陷，二是員工意識里根本就沒有對制度的概念。

中國人很聰明，但不知怎麼把「制度」這個東西（包括制度的設計和遵守）總是搞不好。我是學法律的，我一直認為美國今天之所以這么強大，就是立國時把管理國家的體系和制度設計好了，大家可以安心搞建設。西方人的制度設計有時候是可以用「精妙」形容的，而且對制度的執行在我們看來近乎呆板，而中國人的聰明之處則是在於不管什麼制度，都可以把它迴避、歪曲、改造，直到這個制度等於沒有。

我上任後訂了一個考勤制度，規定遲到一次扣10元，第二次40元，累積三次計曠工一天（因為公司的遲到現象很嚴重）。結果制度出來後，我一看有的員工遲到三次了，想著曠工罰款太重，心一軟，就對員工說：「到了第三次遲到就補請一個事假吧，事假總比曠工好，下次不要遲到了」（這是我率先違反制度）。結果有的員工下個月仍然遲到三次，剛開始請遲到後事假，後來請病假（因為病假扣的錢更少），後來每次遲到都請病假，到後來連請假條也沒有了，打個電話就完事……我痛定思痛，反思洪水泛濫起因是自己放閘，下了一個通知： 「以後遲到一律不準事後補假」。不準事後請假，遲到的員工就把請假條的時間提前一天，反正經理們不管。我那時想到了《鹿鼎記》裡面康熙對韋小寶說的一句話：「鰲拜逼朕一步，朕就要退一步，朕實在是退無可退了啊！」。最後實在沒轍，宣布「遲到一律不準請假」。實施的當月有個女職員遲到三次，我通知她被記曠工了，她委屈得快要哭起來：「我從小就沒有曠過課，現在居然被記曠工，你可以問××經理我那天遲到是因為……」，最後一句是「公司講不講人性化管理？！」 我堅持不為所動，心想自己就是太講人性，所以釀成如此大錯。

一個考勤制度執行都如此艱難，其它的制度就不用多說了。我上任以來推行制度化管理，其中的辛酸不足為外人道。很多員工暗地裡說我是老闆的監工，為了討好老闆不惜犧牲群眾利益，真是比杜娥還冤。企業從40人變到200人，管理半徑變大，價值觀的沖突變多，沒有統一的制度就會變成一盤散沙。可是我們的經理們憑感覺管理慣了，用制度管理別人不習慣，用制度約束自己不習慣，員工被制度管理更加不習慣，所以上下一心蔑視制度。

我媽媽最小的一個弟弟，就是我的小舅，十八九歲的時候在外面混，經常惹事生非，三年之內被警察抓了9次，平均一年三次，然後我媽媽次次都把他成功地營救出來了。只要他一出事，我媽媽就會到處找關系（我認為她在那個城市簡直有一個關系寶庫），比如哪個的愛人是刑警隊的，哪個的姐夫是公安局的，備好禮送過去，我那個混江湖的小舅就得意洋洋地出來了。所以我很小就有這樣一個概念，辦什麼事都要找關系，有關系犯法了也不怕。

前年我那個小舅被判了7年，出來後40歲，這輩子估計基本廢掉了。我想就是他因為以前在我媽媽的包屁下，習慣性地蔑視國家法律制度。所以說，制度決定習慣，習慣決定性格，性格決定命運。

五、政治敏感度太高

我在公司跟員工談話，結尾通常會說：「今天我跟你談話的意思只是這個事情本身，沒有別的意思」，聽起來有點繞口。為什麼要這么說？因為他們非常敏感。你說他哪些方面需要改進，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問他們部門的工作量是否飽和，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你問他最近有沒有繼續進修的打算，他會聯想到公司是否想炒他。他可能根本不在意你跟他談話的內容，而是花很長時間來琢磨為什麼要炒他。

中國企業的內耗多，有個原因是說實話的成本太高。大家喜歡猜來猜去，相互間不信任，本來只是工作上的問題，非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所以都不說實話。比如我對一個經理說「你處理這件事情有問題」，他可能會聯想到我不喜歡他這個人，有意針對他。然後他會思考我為什麼不喜歡他，是不是上次請客沒有叫我？最後一定會找出一個理由來，於是誤解就造成了。

有個故事說，一個人去找鄰居借斧頭，可是他覺得鄰居與他有些矛盾，不知道會不會借給他，所以邊走邊想，越想越氣，最後跑到鄰居的門口說：「你不用借斧頭給我了！我才不會求你！」

我就是一個典型的特「含蓄」的人，有事愛悶在心裡不直接說，自以為這是顧及別人情（接）一種修養，其實很誤事。我曾經不喜歡我的一個下屬到了極點，有段時間我每天都想炒掉他，而且這個想法象條毒蛇一樣越纏越緊。但我強迫自己做了兩件事：第一是站在他的角度來看我有什麼問題；第二是坦誠地跟他交換意見。結果兩人一攤開說，就那麼點事，大家還有繼續合作的機會，結果我們又共事到今天。所以我現在強迫自己說實話，說出來至少還有消除誤解的機會，不說連機會都沒有了。

中國人的政治敏感度太高，多半是文革那會遺留下來的，再就是東方人特有的含蓄。不是說含蓄不好，非要學老外在大街上裸奔，但是含蓄得過了頭，就顯得有些小氣和陰暗了。其實相互不信任會活得很累，自己累，別人也累。哪裡有那麼多的弦外之音？就事論事就完了。

談戀愛可以把簡單的事情搞復雜一點，千轉百回都行，辦企業也這樣，就會影響效率。中國人在企業裡面，怕著怕那，提防心太強，往往把簡單的事情搞復雜了。其實說穿了，人都很簡單，都是吃五穀雜糧長大了，哪有那麼可怕？都是你怕我，我怕你，相互間怕出來的。

一個企業裡面的政治氣味太濃，跟老闆也有關系。如果老闆的控制欲太強，且以支配比他學歷高的職業經理人為樂，那這個企業就極有可能成為清宮戲里的朝廷，明爭暗鬥，不亦樂乎。中國的民營企業搞著搞著就這樣了，所以搞不長。

沒有一個環境是完全純凈的，發生政治行為也很正常，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政治，但要控制在一個適當的程度。政治行為太泛濫了，就會損害誠信。

六、犯「君子」錯誤

這個世界上真正的壞人不多，就象真正的好人不多一樣。但中國人很喜歡把「好人」與「壞人」這個本身就很模糊的道德標准去評判一個人的企業行為。公司要炒人，就會有員工說：「他人很好，公司為什麼要炒掉他？」拜託，如果只有「壞人」才能被炒，請告訴我「壞人」在哪裡？

我從不認為我們公司的員工中有壞人，我只評判他是不是合格的企業人，如果他搞婚外情或者同性戀，那是他的價值觀和性取向的問題，並不能以此判斷他對公司的價值。如果對公司沒有價值，雷鋒我也不會要。

比如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標准，但它是一條明確的線，你可以在這條線上做得更好，但你不能在線下。所以老外講 「法理情」，把法律擺在第一位，但並不是我們在中學課本中學到的「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只有赤裸裸的金錢關系，沒有溫情……」，他們只是先把人性定為 「惡」，再用法律和制度來預防；中國人講「情理法」，先把人性定為「善」，出了事再事後懲罰，結果法律沒有遵守，人情味也越來越淡薄，醫院可以看著病人死，行人可以站在大街上看著歹徒殺人，老外可以實行彈性的工作時間制，因為他們的員工主動性和自律性比咱們強，「領老闆的薪水對老闆負責」是基本的職業道德，就象在國外有的街道，紅綠燈由司機自己按，因為遵守制度已經融入他們每個人的血脈中；要是在國內企業搞彈性工作時間，我相信 90%的企業會死得很慘。中國的司機連紅燈都敢闖，你叫他自己按紅綠燈，他會一直按綠燈到自己不開車的那一天。

國內企業為什麼很難做好績效考核，因為中國人喜歡做爛好人，不願對別人作負面評價，所以績效考核搞不下去。其實在當「君子」的背後，掩藏的本質是我們的經理人缺乏自信，害怕對下屬作負面評價會引起下屬反擊而已。

七、推卸責任

我們公司的經理總抱怨老闆不授權，權力太小，無法管理員工。可是遇到真正麻煩的時候，他們會把問題往老闆那一交：「你看怎麼辦？」這些經理不會去想，他拿的薪水比員工多，權力比員工大，那麼問題就應該到他為止，不然老闆要你做經理干什麼？可是他們總是把權力與責任分開，權力就是拿的錢多，管的人多，沒想過其實權力和責任是對等的，你有多少權力，就要負起多少責任。

在我們公司，人事和財務工作不好做，因為這兩個部門代表公司行使職權，最容易被經理們「轉手」責任。當你正常過問他們事務的時候，經理們會很反感，認為你觸犯了他的一畝三分地，挑戰了他的權力；可是一碰到員工要加薪、預算被削減這樣的事情，他們就會說：「你加薪我是同意的，可是人事部不同意！」、「花這個錢我是同意的，可是財務部不同意！」。其實決定是我們跟他們一起下的，但出現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去與員工溝通，把責任和矛盾推卸到我們頭上。

推卸責任的一個潛在心理意識是，看不見自己的問題。中國有句古訓：「知天知地知彼易，知己難」，意思是人可以知道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事情，就是不可自知，說得真好。所以我們公司搞培訓的時候，大家群情激昂，有如醍醐灌頂，可是一回到工作中，該犯的錯繼續犯。因為培訓那會老師講的問題他全分析到別人頭上去了，所以出了問題自然是別人的責任。

破壞環境是中國企業最推卸責任的做法。企業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得到1塊錢的利潤，也許我們後代用100 塊錢的代價也不能彌補。所以老外推行ISO14000（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表面上是一種標准，其實就是企業對保護環境的一種承諾，是企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的企業自己對社會推卸責任，怎麼去要求員工對企業負起責任？

八、缺乏包容性

有句話說一個人的成就有多大，取決於他的胸懷有多大。做了人事經理後，我對這句話的感受尤為深切。
我們公司有個部門經理，在公司創立初期為公司做了很大貢獻，公司也一直努力想培養他。但他的心眼特別小，私心特別重，毫無包容精神，這是一個很要命的缺點。他幾乎永遠站在自己的立場去理解任何事情，比如，他認定他的上級（總監）不如他，但年終獎比他高，令他無法容忍，所以他經常跑到老闆那去說上級的壞話。我跟他說，別人能做你的上級，肯定有他的長處，即使別人有問題，你也應該與他達成諒解和共識，原因很簡單：你們是為一個目標工作，而且他是你的上級。可是一直到今天，他還在固執地尋找一切機會攻擊他的上級。組織行為學裡面有句話說「屁股決定大腦」，就是本位主義，他的大腦就完全被他的屁股（個人立場）控制了。

我曾經跟老闆開玩笑，評價他為「武功盡失，經脈全廢」，意思是基本失去教育意義，無可救葯。無論他的工作熱情有多高，能力有多強，他不可能走到更高的管理崗位，這就是「性格決定命運」。我甚至斷定他在生活中也不會取得成功，至少有一個論據可以證明：他33歲了，至今還沒有女朋友。

與自己不喜歡或不喜歡自己的人相處，是對胸懷的一個極大的考驗。做大事的人的胸懷都是被反對者撐大的，就象李敖所說「男人的胸懷是被女人撐大的」一樣。摩托羅拉的總裁高爾文喜歡駕船航海，萬科的總裁王石喜歡登山，那都是練胸懷去了，人面對大海和高山的時候，心胸自然開闊，連心思都要透亮些。所以我總勸員工在工作之外多想想生活，多見見世面，多長長見識。老窩在辦公室那點地方，做手頭那點事情，怎麼大氣得起來？有點事就急了。

我們搞計劃生育，人口是控制住了，但另一方面，獨生子會從小失去考驗自己包容性的機會。人要在一個環境中才能碰到矛盾，而人一生中要不斷地碰到矛盾，沒有包容精神，一碰到不利自己的事情就跳，怎麼跟別人合作？怎麼解決矛盾？所以中國人缺乏團隊精神，也和包容性有關。

九、缺乏文化性

把包容性再延展開來說，就是文化性。人類創造的文化包括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它們分別發展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這里說的是後一種。

我曾經看到這樣一個案例：一個中國人在一家國內的跨國公司工作，有一個到海外出任分公司CEO的機會，結果公司把機會給了一個他認為專業技能、學歷背景都不如自己的老外。他去問老闆，老闆說：因為公司覺得那個老外有更高的人文修養和更開放的心態，而到一個不同的國家，面臨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發生沖突的時候，需要他把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糅合在一起，去實現公司的目標，這遠比技能重要。

這個案例給了我很深的啟示。我始終認為，中國過了「五四」運動以後就基本沒有文化了，到了文革就更加把以前的文化都丟了。其實中國的儒家文化有很多好的東西，結果我們沒有發揚，卻被新加坡發揚了，被韓國發揚了，最壞的是被小日本發揚了。也許中國人窮怕了，好不容易趕上改革開放，所以功利得有點過了頭。我周圍的很多職業經理人用各種證書、MBA學歷把自己武裝到牙齒，恨不得一個個都變成經濟動物，談起工作都是專家，就是不會與人相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