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

A. 簡述我國收入分配的實際情況（城鄉、居民、地區、行業等），分析產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產生分配不公的原因：
一、城鄉差距造成了基尼系數的擴大，這種狀況相對於城鄉比較普遍的拉開了收入差距。

二、收入差距拉開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從相當均等拉開到這么大的差距，比起經過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況，沖擊力要大得多。

三、相對於收入分配來說，更為嚴重的是起點不公平。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觀存在的，人們的稟賦、出身家庭的貧富、所處地區的自然條件有差別。但是後天的起點不公平就有關社會政策的選擇。人們主要的不滿是受教育的機會、健康的機會、遷徙的機會等等的不公平。

四、過程的不公平最為嚴重。人的發展機會是不是平等的，進入市場的機會是不是平等的，從比較貧窮的階層提升的機會是不是平等的。

五、公共政策對起點的公平關注不夠，各方面改革不到位引發過程的不公平。


(1)中國農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擴展閱讀：
一、我國收入分配的實際情況：
1、 全社會收入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超過0.4（差距合理區域上線）
2、城鎮居民年增速8%~9%；農村居民年增4%~5%
3、不同的行業工資相差較大
4、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
5、財富分布不公平

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佔有全部城市財富45%；
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佔有全部城市財富1.4

二、解決分配不公的對策。

第一，大力發展生產力，繁榮社會主義經濟。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前提和基礎。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加快經濟發展，把「蛋糕」做得越來越大，不斷增強國家經濟實力。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為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質基礎。

第二，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斷增加農民的收入。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核心內容。我國目前基尼系數偏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偏大。當前我國政府向農業傾斜的各項政策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有效政策。

第三，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重要途徑。地區差距是形成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縮小地區差距的關鍵是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是優勢互補、統籌兼顧。

第四，規范收入分配關系，調節收入差距。這是縮小偏大的基尼系數的主渠道。規范收入分配關系主要應從五個方面入手。
(1)保護合法收入。
(2)取締非法收入。
(3)整頓不合理收入。
(4)調節過高收入。
(5)保障最低收

B. 中國貧富比例是多少

瑞信研究院公布的《2015年度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的中產階層按絕對值計算達1.09億人，為全球最多，但僅佔全國成年人口的11%，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15.9%，目前中國仍有九成人口生活在中產階級水平之下。因此，中國的社會結構更像是金字塔型而非均衡合理的橄欖型。

現狀

（一）城鄉間的收入差距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均收入不斷提高，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9年的405元提升到2015年的31790.3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由160.2元提升到10772元，城鄉收入的差距在絕對量上不斷的擴大，二者之間的差距已由244.8元上升至21018.3元。

二者之間的相對差距雖然在近幾年出現下滑的態勢，城鄉收入比由2009年的最高點3.33下降至2015年的2.95，但是相對差距依然保持在較高的位置，同時城鄉收入比也超過了1979年的2.52。現階段城鄉收入比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國家加大了對農村的支持力度，但另一方面更有可能是人口因素造成的。

近年來中國農村人口增長呈下降趨勢，農村人口不斷的向城鎮轉移，城鎮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向城鎮轉移的這部分人口並沒有獲得較高的收入，因此會拉低城鎮居民的人居可支配收入，同時也會使原有的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鎮二元結構演化，從而造成城鎮內部的貧富差距更加突出。

（二）區域間的收入差距

雖然中國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但是各個區域之間的發展水平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區域間的不平衡發展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東部最發達地區的人均GDP與西部最貧困的地區之間的差距在2015年已擴大到8萬元以上，且這種差距還將會繼續擴大。

如果以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進行衡量，則2015年東部最發達地區已超過西部最貧困地區29000元以上，是西部最貧困地區的2倍之多。

（三）行業間的收入差距

行業間的收入差距體現在部分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以及高新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收入過高，具體特徵表現為准入門檻較高、專業性強、能夠獲得較高的利潤等，這些行業主要包括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融保險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體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等。

而收入較低的行業往往具有競爭較為激烈、生產的產品附加值較低、准入門檻較低且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特徵，這些行業主要包括農林牧漁業、製造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業等。

其中金融保險業是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而農林牧漁業是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二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2014年時達到79917元，收入比達到3.82。

（四）財產差距不斷增大

除收入之外，人民所擁有的財產對貧富差距的影響越來越重要，而近年來中國財產逐漸向少數人聚集，這種財產不平等程度的加深也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北京大學公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5》顯示，頂端1%的家庭佔有全國約三分之一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

2015年胡潤公布的中國富豪榜中，前726人的財富為99350億元，佔2015年中國GDP的14.5%。同時，房地產在居民財富中佔有較大的比重，《中國家庭財富調查報告2016》顯示，房產凈值佔全國家庭人均財富的65.61%。

而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特別是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的快速上漲導致了貧富差距的分化，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有房者和無房者之間的分化，還體現在不同城市之間的分化，過高的房價也使貸款買房者提前透支了未來的收入，使買房者「貧困化」。

此外，金融資產也對貧富差距的擴大具有推動作用，而且出現金融資產逐漸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趨勢。《中國民生發展報告》也顯示中國財產不平等程度逐年走高，1995年中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2002年為0.55，2012年達到0.73，財產不平等程度已明顯高於收入不平等程度。

解決方法

（一）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實現勞動報酬和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高，在合理保護資本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規范和約束資本行為，建立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的工資增長機制，加強工會力量，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縮小雇員與經理層的收入差距，增強勞動者的談判地位，同時需要規范國有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提高非壟斷性行業的勞動者報酬。

（二）強化稅收制度在收入分配中的調節作用

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加快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逐步轉向以家庭為單位課征所得稅，充分考慮家庭異質性問題，建立個稅綜合資料庫，健全財產稅稅收體系，進一步完善財產稅的稅基、稅種和稅率，加強對資本所得的徵收力度，盡快實現房產信息登記聯網制度。

適時開征房產稅、遺產稅，重點向擁有多套房產的人群征稅，減緩貧富差距向代際間的傳遞，降低弱勢行業的稅負標准，減輕低收入人群的稅負壓力。

（三）健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提高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加大對低收入人群的扶持力度，保證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水平，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預算體系，加強保障資金的監管，確保資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積極引入民間資本，穩定社會保障制度的資金來源，鼓勵企業積極從事各項慈善事業，健全公益財產管理制度。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國貧富差距

C.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如何統計的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根據全國十幾萬戶抽樣調查基礎數據，依據每個樣本戶所代表的戶數加權匯總而成。

可支配收入指調查戶在調查期內獲得的、可用於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即調查戶可以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可支配收入既包括現金，也包括實物收入。按照收入的來源，可支配收入包含四項，分別為：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

計算公式為：可支配收入 = 工資性收入 + 經營凈收入 + 財產凈收入 + 轉移凈收入。

其中：

經營凈收入 = 經營收入 – 經營費用 – 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 – 生產稅。

財產凈收入 = 財產性收入 – 財產性支出。

轉移凈收入 = 轉移性收入 – 轉移性支出。

(3)中國農村人口收入如何分布擴展閱讀：

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於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即居民可用於自由支配的收入，既包括現金收入，也包括實物收入。按照收入的來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

調查方法全國及分城鄉居民收支數據來源於國家統計局組織實施的住戶收支與生活狀況調查，按季度發布。國家統計局採用分層、多階段、與人口規模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樣方法，在全國31個省（區、市）的1650個縣（市、區）隨機抽選16萬個居民家庭作為調查戶。

國家統計局派駐各地的直屬調查隊按照統一的制度方法，組織調查戶記賬採集居民收入、支出、家庭經營和生產投資狀況等數據；同時按照統一的調查問卷，收集住戶成員及勞動力從業情況、住房與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居民基本社會公共服務享有情況等其他調查內容。

數據採集完成後，市縣級調查隊使用統一的方法和數據處理程序，對原始調查資料進行編碼、審核、錄入，然後將分戶基礎數據直接傳輸至國家統計局進行統一匯總計算。

D. 目前中國農民的現狀如何‌

根據國家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我國還有農村人口七億人，約占我國人口總量的50%，但是，現在真正堅持在農村進行一線農業種植活動的人數可能還不到四億，而其中真正稱得上算是農村勞動力的人口，那就更少了。從全國大多數地區來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大量農村勞動力將失去城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速，城鄉之間的差距將進一步擴大。就個人而言，我認為將來會有很少和更少的農民，他將來真正堅持在前線養殖。

因此，種植益處越來越低，種植成本越來越高。而且，難以提高種植規模和人均種植規模，導致最終種植效益的延遲，這將是影響中國農民種植的主要因素。

E. 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哪裡

家庭農業生產經營收入：這是實行家庭承包制後農民取得收入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最穩定的方式。根據數據統計，2000年農戶家庭農業生產經營收入仍占家庭總收入的65.5%，由此可見，這部分以農業種養業為主的收入來源仍是目前農村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基本部分。

集體經濟收入：集體經濟收入曾是改革開放後鄉鎮企業等集體經濟剛剛興起時農民的重要增收來源，但是由於近年來各種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都遇到了資金、技術、管理、人才、市場等問題，這種收入的增長逐漸開始乏力。

其他各種收入：包括來自於各種財產投資性的收入、政府財政或支農政策的轉移性收入、租賃變賣財產收入、親友贈送等各種收入。

F. 2020年中國農村人口的官方數據是多少

截止2020年，中國的農民還有大約5.6億人左右。

從1949年開始中國有5.4億人，其中農村人口佔比89.36%；而到了2018年，全國人口已近14億，農村人口佔比卻降至40.42%。這意味著，70年，中國農民佔比減少五成。也就是說，中國14億人口中有40.42%是農民，而粗略計算截止2018年中國農民還有5.6億左右。

深層原因則是中國從貧窮落後的農業國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70年來，中國城市數量顯著增多、城市人口規模明顯擴大、經濟總量顯著增加，聚集在城市的二、三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

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186萬人，比上年少增166萬人。年末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2%，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

全國農民工[7]總量28560萬人，比上年下降1.8%。其中，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下降2.7%；本地農民工11601萬人，下降0.4%。

以上內容參考：人民網-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G. 農村收入變化及其原因

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與原因分析

內容提要：根據2001年在福建省壽寧縣和廈門市10個鄉鎮913戶農村居民抽樣調查的資料，本文分析了農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和原因。作者認為，隨著農戶收入的提高，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日益擴大，經濟越是發達，收入差距也越大。地域因素和不同收入來源都對農戶收入產生顯著影響。統計分析還表明，是否黨員和是否擔任村幹部對農戶收入並不具有顯著影響，而受教育程度則對農戶收入具有正面積極影響。
關鍵詞：農村居民 收入差距 社會轉型

一、導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生產責任制的實施，農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與此同時，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也日益擴大。有關統計表明（參看唐平、曹蓉，1996），自1980年至1985年，中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農村人均純收入年遞增速度分別為16.4%、14.6%和12.9%。盡管東中西部地區農村居民收入水平都均有大幅度提高，但地區差距則不斷擴大。1980年，中、西部農村居民與東部農村居民收入的絕對差額分別為37元和46元，到1995年收入絕對差距則擴大到724和1066元。中國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擴大引起了許多相關學者的注意。張平在研究中國農村發展的不平等時，試圖回答鄉鎮企業在農村收入不平等中的作用，認為中國農村收入差距既來自區域內也來自區域間，其中區域間收入差異對總的不平等貢獻在加大，而區域間收入差距加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區域間工資性收入的不平等，即各個區域間農村非農化就業機會上的不均等（張平，1998）。趙滿華、竇文章（1997）在歸納農村居民收入發生變化的幾個特徵時，也談到不同區域之間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和家庭經營性純收入的比重明顯上升。
農民收入差距的擴大也引起了社會學者的關注。美國學者倪志偉根據1985年在福建農村的調查數據提出了著名的市場轉型理論（Nee, 1989）。倪志偉的研究表明，在人力資本和家庭組成因素一致的情況下，現任幹部家庭收入低於一般農戶。與企業主家庭相比，現任幹部家庭、離任幹部家庭的收入都存在相當差距。因此，倪志偉認為市場轉型經濟降低了對政治權力的回報，與此同時，人力資本對收入的作用得到提升，這表現在市場改革後夫妻合計教育程度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是正向的，且具有統計顯著性。而國內學者陸學藝（1999）則根據農村居民收入的變化以及農民的分化情況，認為農民已經分化為八個階層：農業勞動者、農民工、僱工、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勞動者與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者等。
為了進一步研究農村社會分層中地域差異的影響，我們於2001年10月在福建省廈門市和壽寧縣進行了問卷調查。本次調查抽取了福建省壽寧縣的5個鄉鎮和廈門市同安區4個鄉鎮以及廈門島內的禾山鎮，每個鄉鎮又抽取4個行政村，按隨機原則抽取20至25位訪問對象。此次調查共取得有效樣本913個，其中男性樣本513，女性樣本398，預設值為2。本文擬根據此次調查的數據對福建農村居民收入的差異及原因進行分析。
之所以在福建省內選擇廈門和壽寧的農村進行調查，是因為這兩個地區較具有代表性。廈門是五個經濟特區之一，享受國家特殊的優惠政策，在制度上相對寬松，經濟發展水平相當高，二、三產業發達，吸引外資數量也很多。城市周邊地區的農村也相應的受到了廈門島內的輻射，因此，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在農村地區屬於非常發達的。而壽寧地處北部山區，是福建省較窮的一個縣。這里交通不便，可利用資源雖然很多，但開發不夠，農民的主要產業就是種植業和養殖業，除此之外礦藏很少。種植和養殖出的成果由於交通不便和遠離鬧市地區，銷量很差。同時，當地又缺少先進的科學技術指導，因此，生產效率不高。

二、兩地農戶收入情況及內部差異

本次調查問卷中與本文分析相關的項目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農民去年經濟收入狀況，其中包括去年家庭總收入，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外出打工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等等。種植業收入包括種糧食以及蔬菜、水果、茶葉等經濟作物；養殖業包括養豬、養雞、養鴨、養魚等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辦工廠、開商店等收入；外出打工包括勞務輸出的收入。第二部分屬於自變項，包括個人特質、人力資本和政治資本等。個人特質包括性別、年齡、婚否等；人力資本主要是受教育水平；政治資本包括是否黨員、是否擔任村幹部。
從統計結果來看，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甚大。兩地農村居民家庭年均收入為15226.25元，而標准差則為40200.22元，離散系數高達264%（參看錶2）。另從表1可以看到，在所調查的家庭中，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高達100476元，而收入最低的5%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086元，前者是後者的92.5倍；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66533元，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1459元，前者是後者的45倍。從整體看，收入較高者之間的差異也越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年收入的離散系數高達168%，而收入最低的10%家庭收入的離散系數只有45%。

兩地農戶之間收入的差距也相當大。從表2可以看出，壽寧415個被調查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為8690.61元，標准差為8645.97元; 廈門364個被調查家庭的年平均收入22677.59元, 標准差為57217.59元。方差分析表明，兩地農戶收入的差距具有統計顯著性（p<.001）。從兩地農戶收入的離散系數可以發現，廈門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遠遠大於壽寧農戶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不同鄉鎮情況看，壽寧縣的大安、犀溪、竹管壠三個鄉的農戶平均年收入都在10000元以下，壽寧縣所調查的5個鄉鎮中只有鰲陽和武曲2個鎮農戶的年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廈門5個鄉鎮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都在萬元以上，其中同安區的蓮花、大嶝、內厝都在10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而湖裡區的的禾山鎮接近30000元，同安區的馬巷鎮高達40000多元（參看錶3）。方差分析表明，不同鄉鎮農戶收入的差異也具有統計顯著性（p<.001）。

三、影響農戶收入差異的原因

是哪些因素造成農村居民收入之間如此巨大的差異呢？根據調查資料，我們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一是收入來源，二是個人因素，包括是否村幹部、是否黨員以及文化程度等。
先來看收入來源對農戶收入的影響。在問卷中我們問到被訪者是否有種植業收入、養殖業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房屋出租收入以及這些收入的具體數字。為了便於分析，我們把種植收入與養殖收入合為一項稱為「農業收入」。統計表明，在780位被訪者中，有農業收入的家庭486戶，佔62.3%；有家庭經營收入的家庭188戶，佔24%；有外出打工收入的家庭251戶，佔32%；有房租收入的家庭54戶，佔6.9%。從表4可以看出，有農業收入的農戶的年人均收入為2447.2元, 沒有農業收入的農戶的年人均收入為4646.97元, 後者遠遠高於前者；沒有家庭經營收入的農戶的年人均收入為2974.83元, 有此項收入的農戶的年人均收入則高達4225.79元；沒有房租收入農戶的人均年收入為3033.34元，有房租

收入農戶的人均年收入則達6453.41元。方差分析表明，是否具有上述三項收入對農戶人均收入造成的差異具有統計顯著性。在表4所列的幾項收入來源中，有打工收入與沒有打工收入的農戶的人均年收入相差不大，而且也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表明，以農業為主要收入的家庭的收入都較低，而家庭經營和房屋出租都能大大提高家庭的收入。
那麼，個人因素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又是如何呢？從個人政治面貌看，在壽寧的413個被訪者中，按家庭年人均收入的高低排列依次是：黨員2523.18元、共青團員2234.66元、曾入過團者2217.84元、群眾1807.32元，但方差分析表明這種差異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在廈門的362個被訪者中，家庭人均年收入最高的是共青團員，為7489.39元，其次是黨員，5707.42元，入過團者列第三，最後是群眾，但這些差異也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從是否擔任村幹部這方面看，在壽寧的被訪者中目前擔任村幹部者的收入最高，其次是曾經擔任過幹部者，而在廈門組中，曾經擔任過村幹部者的家庭人均收入最高，其次才是目前在任的村幹部。但這些差異在統計上不具有顯著性，表明是否擔任村幹部並不是造成家庭收入差異的原因。

為了進一步分析農村居民收入差異的原因，在表7中我們建立了兩個不同的回歸模型。 在模型I中，我們分別以虛擬變數「是否有農業收入」、「是否有經營收入」、「是否有打工收入」以及「是否有房租收入」作為自變數（1=有，0=無），用以預測家庭人均年收入。在包括壽寧和廈門兩地的總樣本中，有農業收入對家庭人均年收入有負面影響，且有統計顯著性；經營收入和房租收入對家庭收入有正面影響，也有統計顯著性。在總體樣本的方程中，我們還加入了是否壽寧作為控制變數，統計結果顯示區域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而在壽寧縣的樣本中，值得注意的是，是否有房租收入對家庭收入的影響不具有統計顯著性，而是否有打工收入對則家庭收入則具有正面影響，且有一定的顯著性，表明在壽寧外出打工確實是家庭的一個重要收入來源。在廈門樣本中，是否有農業收入與是否有經營收入沒有統計顯著性，而只有房租收入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有統計顯著性。
在模型II中，我們增加了「是否黨員」、「是否現村幹部」和受教育年限三個預測變數，另外加入受訪者的性別和年齡作為控制變數。由於農村居民的收入通常是以家庭為單位計算的，因此我們在訪問中沒有問受訪者個人的年收入是多少，只問受訪者家庭的年收入是多少，而家庭人均年收入是通過將家庭的年收入除以家庭人口計算的。當我們用受訪者的一些個人特質（是否黨員、是否村幹部以及文化程度）作為自變數預測家庭人均年收入時，就必須控制性別和年齡這兩個變數。在控制了性別和年齡這兩個變數以後，個人的不同特質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才可以進行比較。

根據表7的分析結果，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農業收入對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影響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根據模型I，在總樣本中，「是否有農業收入」對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具有顯著性，在壽寧地區樣本中這一預測變數對家庭收入的影響也具有顯著性，但在廈門樣本中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在模型II中的總樣本中，在加入上述預測變數和控制變數後，在模型I中對收入具有統計顯著性水平的「是否有農業收入」不再具有統計顯著性，這說明在總樣本中，是否有農業收入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可能是其他因素導致的。根據模型II，在廈門地區的樣本中，農業收入對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也不具有統計顯著性。但在壽寧地區，在加入以上預測變數和控制變數後，農業收入對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還是具有統計顯著性。
第二，是否黨員與是否村幹部對農民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影響不顯著。在模型II中，與非黨員相比，黨員家庭的收入顯然略高一些，但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只有在壽寧的樣本中，這一預測變數才有微弱的顯著性（p<0.1）。
第三，文化程度對家庭人均收入的影響具有正面積極影響。不管是總樣本，還是廈門地區或壽寧地區的樣本，受教育年限對家庭人均收入都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如果我們進一步比較壽寧與廈門的兩個樣本的話，廈門樣本中受教育年限對家庭人均收入的非標准回歸系為646.53, 遠遠高於壽寧的124.26。這表明，經濟發達地區教育對收入的影響更顯著。

四、結論

根據以上分析，在此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結論：
第一，農民家庭之間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經濟學中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有關統計表明，從1980年到1995年，全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24增加到0.34 (參看張平,1998), 湖北省從1981年到1996年農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從原來的0.1739增加到0.2574（時明國，1998）。從統計上看，離散系數的意義與基尼系數是一樣的，因此本文用離散系數來表示收入差距。本項調查的結果表明，農戶收入的標准差高達264%，而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竟是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的45倍。從壽寧與廈門兩地的比較來看，廈門經濟發達，農村居民的收入也較高，但廈門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異也較大。因此，隨著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貧富差距有可能進一步加大。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問題。
第二，地區條件差異是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一個重要因素。壽寧與廈門兩地農戶收入的差異十分顯著。從總體看，農戶家庭收入的離散系數高達264%，但把兩地分開計算，壽寧農戶之間收入的離散系數只有100%，廈門地區也降至161%。廈門地區農戶年均收入高達22677.59元，而壽寧只有8690.614元，前者是後者的2.6倍，而且回歸分析也表明這種差異具有統計上的高度顯著性。值得注意的是，農戶收入的差異不僅表現在壽寧和廈門這兩個條件和發展水平都存在差異的地區之間，同一地區不同鄉鎮農戶之間的收入差異也相當大，而且方差分析表明，不同鄉鎮的這種差異也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表4的數據和表7的回歸分析充分表明不同的收入源對家庭總體收入有著顯著影響，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收入偏低，有經營收入或房租收入的家庭則收入較高。這正是壽寧和廈門兩地農戶存大巨大差異以及不同鄉鎮農戶收入差異的主要原因。壽寧地處福建東北部，交通不便，以農業為主，而且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廈門為最早開放的經濟特區之一，經濟發達，有許多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同時有大量外來人口湧入，許多農民也不再種田而從事商業經營或出租房屋為生。
第三，政治資本對家庭收入的影響並不顯著。邊燕傑與約翰•羅根在研究天津1978年到1993年改革進程及其收入變化時提出與倪志偉的市場轉型論相左的權力維續論（Bian and Logan, 1996）。他們認為，政治權力的維續在再分配和市場兩種體制中都有體現。在再分配體制中，再分配的機制一直在起作用，勞動報酬的分配都受政治權力的制約。在市場體制和條件下，政治權力之所以有得到維續，是因為市場是在政治權力結構的影響下成長的，擁有政治權力者可以優先到市場體制中獲取優惠。但本項研究的結果表明，政治權力對農戶收入的影響並不顯著。從政治面貌看，盡管在壽寧地區黨員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在廈門地區團員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但這些差異並不具有統計顯著性。從是否擔任村幹部這方面看，壽寧的現任村幹部的家庭人均收入略高於其他家庭，而在廈門則是曾經擔任過村幹部者比現任村幹部和其他村民的家庭年收入略高。同樣這種差異也不具有統計顯著性。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表明，是否黨員、是否現任村幹部對家庭人均收入並不具有顯著影響。這說明在市場轉型中的農村，權力在分配中的作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第四，人力資本對家庭收入的影響日益重要。 根據倪志偉的市場轉型理論（Nee, 1989,1991）, 在市場化的過程中隨著政治權力淡出市場，人力資本的作用將提升，教育的投資回報將會增加，人力資本因此會在階層化的過程中比政治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內一些相關的研究表明（如李培林，1995）教育對收入的回報顯著而且穩定。我們回歸分析也證明了這一點：受教育年限不僅與家庭的人均收入存在顯著影響，而且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廈門，受教育程度對家庭收入的影響也遠遠大於市場化程度和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壽寧。

H. 2021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出爐，各個城市的情況如何

各個城市的數據差異非常大，我們經常所提到的北上廣深處於前列。

每當我們提到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數據的時候，這些數據總能反映出區域性質的特徵。除此之外，我個人其實並不看好這些平均數據，因為這些平均數據並不能代表大家的真實情況，我個人會更加相信中位數數據，所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其實並不準確。

一、這個數據是怎麼回事？

這是國家統計局更新的2021年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詳細數據，在所有的省份當中，全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了2萬元以上，北京和上海這樣的城市更是高達人均7萬元以上。雖然這個數據看起來非常好，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間的差距非常大，中西部省份的人均可收入數據並不高。

I. 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是怎麼樣的

截止2005年，我國農村人口人數百分比為63.76%。

經國務院批准，我國於2005年底開展了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工作。這次調查以全國為總體，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次總體，採取分層、多階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樣方法。

最終樣本單位為調查小區。這次調查的樣本量為1705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1.31%。在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通過調查工作人員的艱苦努力，調查的各項任務已基本完成。快速匯總的全國總人口及其結構的主要數據已基本完成。

相關內容解釋

總人口：2005年11月1日零時，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總人口為130628萬人，與2000年11月1日零時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6583萬人相比，增加了4045萬人，增長3.2%;年平均增加809萬人，年平均增長0.63%。根據調查數據推算，2005年年末總人口為130756萬人。

流動人口：全國人口中，流動人口為14735萬人，其中，跨省流動人口4779萬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流動人口增加296萬人，跨省流動人口增加537萬人。

城鄉構成：全國人口中，居住在城鎮的人口56157萬人，占總人口的42.99%;居住在鄉村的人口74471萬人，占總人口的57.01%。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個百分點。

性別構成：全國人口中，男性為67309萬人，占總人口的51.53%;女性為63319萬人，占總人口的48.47%。性別比(以女性為100，男性對女性的比例)為106.30，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下降0.44。

J. 中國統計年鑒中，按收入五等份分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中，收入的五等份分什麼標准各占農村人口的比重是

收入五等份的劃分標準是國家統計局制定的。那是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全國農村住戶抽樣調查解惑匯總計算出的，從這個指標不好推算五個層次收入水平人口占農村人口發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