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概括鄉土中國是什麼

⑴ 《鄉土中國》的大概內容

《故鄉》是李箕永的作品，李箕永，生於1895年，卒於1984年，是朝鮮現代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的優秀代表、傑出的創始人之一。《故鄉》，反映了「卡普」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作，也是朝鮮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品，在朝鮮文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二地主安承學是《故鄉》中反動勢力的代表。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也是地主閔判書的凶惡管家和爪牙。他靠高利貸和收租而成為村裡的暴發戶。他剛剛來到元德村時，本是一個毫無所有、一貧如洗的流浪漢。由於狡猾詭詐，善於鑽營，在郡里弄到了一個雇員的差事。

接著，這個人人唾罵的壞蛋又得到了地主閔判書的垂青和信任，讓他成為地主的代理人。他到處催租逼債，為非作歹，人面獸心。他認賊作父，同日本警察勾搭起來，又是一個奴顏婢膝甘當洋奴的民族敗類。

《故鄉》的藝術成就，也是十分突出的。

首先，他塑造了符合於時代要求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典型形象——金喜俊，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金喜俊是作家早期創作同類革命知識分子的繼續和發展。作家曾說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給『卡普』作家們提出了創作與運動的新形勢相適應的主人公的光榮任務。《故鄉》就是這一課題的回答。」應該說，這一光榮任務，首先由李箕永勝利地完成了。

其次，《故鄉》中生動地展示了朝鮮農村的民俗風貌。如：農樂隊的歌舞、婚禮的歡慶和生日的祝賀以及其他民間習俗的描繪，散發著濃郁的鄉土氣息，顯示了與眾不同的民族特色。

再次，善於利用景物描寫展示人物的內心世界，借景抒情，把人物精神面貌和感情活動，通過自然景物生動而形象地展示在讀者面前。如：抗租斗爭勝利的一章中的黎明的描寫：

……灰黑色的雲彩已經開始在天空的一角漸漸地散去，它彷彿向人們預告：光明就要來臨……」這種景物描寫是寓意深刻的，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斗爭的勝利就在眼前。

⑵ 鄉土中國的概念是什麼

概念。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怎麼樣的社會？它不是一個具體社會的描寫，而是從具體社會提煉出的一些概念，它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里的一種特具的體系，支配著生活的各個方面。概念在這個意義上，是我們認識事物的工具。

泥土。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土，即泥土。我們的民族和泥土是分不開的，從土裡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土」是命根，直接靠農業謀生的人是粘著在土地上的。我們很可以相信，以農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

居住。在中國，大多數的農民是聚村而居的。這一點對於我們鄉土社會的性質很有影響。美國的鄉下大多是一戶人家自稱一個單位，很少屋沿相接的鄰舍。這是他們早年拓殖時代，人少地多的結果，同事也保持了他們個別負責、獨來獨往的精神。我們中國很少類似的情形。

地方。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於地方性的。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裡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繫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裡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兩種社會。在社會學里，我們常分出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一種並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用Tonnies的話說：前者是Gemeinschaft，後者是Gesellschaft；用Durkheim的話說：前者是「有機的團結」，後者是「機械的團結」。用我們自己的話說，前者是禮俗社會，後者是法理社會。在這里，我想說明的是在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鄉民，他們平素所接觸的是生而與俱的人物，正像我們的父母兄弟一般，並不是由於我們選擇得來的關系，而是無需選擇，甚至先我而在的一個生活環境。鄉土社會的信用並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於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時的可靠性。

生育制度。孝是什麼？歸結到心二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觸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後去承他們的歡，做到自己的心安。這說明了鄉土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基本辦法。

智力。鄉下人沒有見過城裡的市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於城裡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一般。「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麼識字不識字卻 並非愚不愚的標准。智力是學習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學不到什麼的。鄉下孩子在教室里認字認不過教授們的孩子，和教授的孩子在田野里捉蚱蜢不過鄉下的孩子，在意義上是相同的。這不是他們日常混熟的環境。

知識。這樣看來，鄉村工作的朋友們說鄉下人愚，顯然不是指他們智力不及人，而是說他們知識不及人了。這一點，依我們上面所說的，還是不太能自圓其說。至多是說，鄉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上是不及城裡人多，這是正確的。

語言。文字是一種雙方用來代表一種意義的記號。語言本是用聲音來表達的象徵體系。象徵是附著意義的事物或動作，我說「附著」是因為「意義」是靠聯想作用加上去的，並不是事物或動作本身具有的性質。這是社會的產物，因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為的時候，個人才需要有所表達；而且表達的結果必須使對方明白所要表達的意義。所以象徵是包括多數人共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因之，我們絕不能有個人的語言，只能有社會的語言。要使多數人能對同一象徵具有同一意義，他們必須有相同的經歷，就是說在相似的環境中接觸和使用同一象徵，因而在象徵上附著了同一意義。因此在每個特色的生活團體中，必有他們特殊的語言，有許多別種語言所無法翻譯的子句。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並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

學習。學是模仿，習是反復，反復地做，靠時間的磨練，是一個人慣於一種新的做法。

文化。文化是依賴象徵體系和個人的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這樣說，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著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還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歷史對於個人並不是點綴物，而是實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礎。我們不但要在個人的今昔之間築通橋梁，而且在社會的世代之間也得築通橋梁，不然沒有了文化，也沒有了我們現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經驗。在鄉土社會中，歷代不移的結果，人不但在熟人中長大，而且還在熟悉的地方上出生長大。熟悉的地方可以包括極長時間的人和土的混合。祖先們在這地方混熟了，他們的經驗也必然就是子孫們所會得到的經驗。時間的悠久是從譜繫上說的，從每個人可能得到的經驗說，確實同一方式的重復上演。同一戲台上演著同一的戲，這個班子里演員所需記得的，也只有一套戲文。他們個別的經驗，就等於世代的經驗。經驗無需不斷累積，只需老是保存。

⑶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主要講了什麼

《鄉土中國》是費老實地調研的社會學經典之作，一部研究中國基層傳統社會—農村的作品。

靠種地謀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貴。城裡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這位最近於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對，管著鄉間一切的閑事。他們象徵著可貴的泥土。

費老說：「我初次出國時，我的奶媽偷偷的把一包用紅紙裹著的東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後來，她又避了人和我說，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時，可以把紅紙包裹著的東西煮一點湯吃。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

費老認為他的《鄉土中國》「只是一段嘗試的記錄」，嘗試回答他自己提出的「作為中國基層社會的鄉土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社會」這個問題。

我國是一個以農耕文明而起點從而綿延發展的文明古國，農耕國度的人民，時代在田間勞作，自給自足，他們不會去侵犯別人的財產。所以費老在書中說，鄉土社會不是一個富於抵抗能力的組織，農業民族受侵略比較多。然而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卻不同，他們血液中便流淌著征服欲，所以這也可以解釋中國人求穩求和，家和萬事興的心態。為什麼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可以綿延五千年，原因也在於中國人愛好和平，反對戰爭，但是中國人並不懼怕戰爭。

中國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農耕文明佔有巨大作用，因為農業是直接取自於土地，以農業為生的時代家庭定居是常態。我們可以看見許多農村家庭好幾代都不會搬離自己的家庭，時代棲居在一個地方，由此鄉土社會中，每個人的活動范圍是非常狹窄的，人與人的接觸也是局限於小范圍的人群，即大多是熟人，而現代城市人每天遇到的幾乎都是陌生人，你必須時常拿出通訊錄看看他們的名字，而鄉村哪裡需要什麼通訊錄呢。

「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這是開篇《鄉土本色》的第一句話。「鄉」指的是鄉下人生活的村落，「土」指的是土地、泥土。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村與村之間較孤立；以土地為生的人們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不流動是常態，遷移是非常少見的。在這樣一個以村落為單位的聚居環境中，鄉土社會的生活富於地方性，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人而言，村子裡的人都是他長時間、經常頻繁接觸到的「熟人」。在這個熟人社會里，人們互相知道對方的底細，從熟悉中得到信任。而在陌生人社會里，口說無憑，這才需要法律的制約；鄉土社會中法律無從發生，它的信用不建立在契約之上，而建立在熟悉的基礎上。

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裡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繫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裡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

在社會學里，我們常分出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一種並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一種是為了要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前者是禮俗社會，後者是法理社會。依費老所言，「禮俗社會」在社會學上的性質是「沒有具體目的，只是因為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法理社會」則是「為了完成一件任務而結合的社會」。這兩種社會情態，最重要的不同在於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與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鄉土社會由「禮」來規范，維持「禮」的力量是「傳統」（對傳統的敬畏感）；而現代社會秩序由「法」來制約，法律靠國家權力推行。

在討論權利的性質時，費孝通給出了四個概念：

a.橫暴權力：發生於社會沖突，是利用來剝削被統治者以獲得利益的工具

b.同意權力：從社會合作面向來看，是分工體系的產物

c.教化權力：社會繼替中發生的長老權利，屬文化性，非政治性的強制

（社會繼替指人物在固定的社會結構中的流動）

d.時勢權力：發生在激烈的社會變遷過程中

（社會變遷指社會結構本身的變動）

橫暴權力的誘惑力正相關於此權力所能帶來的經濟利得，在經濟收益越貧瘠的地方，橫暴權力漸弱。同意權力是分工的產物，分工越發達，此種權力越強。在農業性的鄉土社會中，自上而下的橫暴權力受到經濟的制約（此種權力太強，低層人活不下去了要揭竿而起）；同時鄉土社會是小農經濟，並無旺盛的分工需求。

所以整個鄉土社會呈現出來的權力結構名義上是「專制獨裁」，實際上是鬆弛的、無為的。社會層面的民主也因為分工並不興旺的原因，將同意權力的范圍縮小到幾乎關門的程度。

在這其中，教化權力又在社會繼替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化權利一定是在結構固定的社會中才能發揮效用，此種權力將村莊的新人（孩童）引導到村莊既有的生活中來，在其中承擔教化的作用。而時勢權力，則是在社會結構本身的變遷劇烈時才會興起，所謂的「時勢造英雄」。在社會變遷劇烈的背景下，固守舊癖不願接受新鮮事物成為有害，新時代敢於嘗試敢於冒險的人就得了這個權力。

《鄉土中國》是前現代中國的國情咨詢報告，歷經37年的風雨，仍以強烈的現實性再次引起人們的思索。書中所提出的「禮治秩序」及其「差序格局」的概念，是以民間傳統習俗為基礎，進行社會管理，並提升為一系列制度的社會管理模式。它作為治國理政的藍圖，為歷代聖賢所推崇。以禮治秩序來概括鄉土中國，是認識前現代中國社會國情，切入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