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錄音機是什麼時候中國有的。
1960年3月
⑵ 請問「唱片機」流行的年代是哪個時期
19世紀90年代，留聲機開始在歐美等國投入應用。與此同時，唱片也很快傳入中國。1897年，位於南京路上的英商謀得利洋行最先將蠟筒留聲機和圓柱形蠟筒唱片引進上海。這種可以留住聲音的機器被上海人叫作留聲機，會自己唱歌的碟片則被稱作唱片。由於謀得利的最先引進之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唱片被統稱為「謀得利唱片」，猶如報紙當時在上海灘上被統稱為「申報紙」一樣。
當時進口的唱片內容多為外國音樂，一般人難以聽懂，洋商們便想法迎合中國老百姓的喜好。20世紀初，法國人樂浜生在上海設攤收費播放《洋人大笑》唱片，其廣告語為：「十文錢即可聽一次洋人大笑，使你忍俊不禁，為之捧腹。凡聽而不笑者，分文不取。」這張片長2分32秒，以各種笑聲組合起來的唱片在當時大受歡迎，銷路奇暢，在很多人腦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今天，人們還把這張《洋人大笑》作為傳入中國的第一代唱片。
「雞犬之爭」
這以後，洋商們開始在上海生產唱片，他們一般在中國進行錄音，然後送往國外，製成唱片，再運回中國銷售。如1904年勝利唱片公司灌制京劇藝人孫菊仙的《捉放曹》等唱片就是如此，這已被視為中國唱片事業開始起步的象徵。
最早在中國設廠生產銷售唱片的是法國百代公司和英國留聲機公司。百代公司於1908年在上海南陽橋（今西藏南路）附近租房成立「東方百代唱片公司」，由樂浜生經營，其唱片商標為一隻報曉的雄雞。幾年後，因經營得法，樂浜生大發橫財，百代公司遂於1915年左右，在上海徐家匯謹記橋徐家匯路（今衡山路）1434號購得地皮，成立唱片製造公司，從此開始了中國的唱片製造業。英國留聲機公司成立於1898年，第二年，公司老闆以100英鎊買下弗郎西斯·巴勞德所畫的「小狗聽留聲機」及其版權。因此畫名為「HisMaster』sVoice」（主人的聲音，簡稱為「HMV」），所以該公司以後便稱為HMV公司。幾乎和「百代」同時，「HMV」開始在中國錄音生產唱片，和「百代」形成激烈的唱片業競爭。因兩家公司的唱片商標分別為「雄雞報曉」和「狗聽喇叭」，故這場商業競爭被報界戲稱為「雞犬之爭」。
「大中華」、「新月」和「長城」
20世紀20年代後，上海的經濟得到很大發展，唱片的銷售也進入黃金時期，報刊上幾乎每天都有各家唱片公司的廣告在爭奇斗艷。除百代和勝利（HMV）外，高亭、蓓開、歌林、寶塔等各國著名唱片公司紛紛在上海設廠開店，中國人自己開辦的唱機唱片廠也萌始於這一時期。
1917年，孫中山邀請日本人鏗尾慶到上海創辦唱片廠，中日合資的大中華留聲唱片公司遂在虹口大連路設廠開業，商標為「雙鸚鵡」。「大中華」生產的唱片用不同顏色的片芯紙來區別唱片種類：紅色為京劇，綠色為歌曲，藍色為地方戲曲。1924年，它還曾為孫中山先生灌制了幾張演講唱片，這是「大中華」歷史上最光彩的一頁。1927年，「大中華」收回日資，改由中國人自主經營，成為中國大地上第一家真正的中國唱片廠。
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是當時上海另一家有影響的國產唱片公司，「華商資本，華人製造」是它大力宣揚的口號。
「新月」成立於1930年，主要成員大多為粵人，它除了錄制大量廣東音樂外，還為中國初期的電影音樂貢獻了一份力量。1930年問世的中國第一部配音有聲片《野草閑花》所用的唱片，即是由「新月」錄制的。這張由孫瑜作詞，金焰和阮玲玉演唱的唱片，是中國電影歌曲的開山之作，已成為中國電影篳路藍縷、耕耘發展的珍貴記錄。
「新月」以錄制電影音樂而自豪，「長城」則為錄制中國京劇而驕傲。1931年6月，上海聞人杜月笙的杜氏祠堂落成，全國京劇名伶雲集上海，其中梅蘭芳、程硯秋、荀慧生、尚小雲四大名旦合演的《五花洞》是杜祠堂會中最精彩的節目。堂會結束後，長城唱片公司靈機一動，由上海著名劇評家、梅花館主鄭子褒出面，邀求四大名旦共灌《五花洞》唱片一張。經過重重磨難，由四大名旦合作的《五花洞》終於1932年1月11日晚間灌錄成功。很長時間里，長城唱片公司一直以此片為豪，大作廣告，其廣告語是：「空前絕後千古不朽之佳作」。確實，京劇史上4位大師雖曾有多次同台演出，而他們精誠合作保留的聲樂資料卻僅此一份，它錄下了四大名旦藝術高峰時期的唱腔，堪稱彌足珍貴。
龍頭還是「百代」
競爭雖然激烈，然穩占唱片行業龍頭地位的還是非「百代」莫屬。百代在20世紀30年代的宣傳口號是：「當代名歌全歸百代，影壇俊傑盡是一家」，這充分表現了百代當年的霸氣，而百代也確實驕傲地做到了這一點。當時百代出版的唱片種類最多，包括曲藝、戲曲、器樂曲及歌曲等，其中尤以國語流行歌曲數量最多，也最為人津津樂道。整個30年代，百代囊括了流行音樂唱片70％以上的市場份額，擁有最佳的創作和編曲人材，並聘用了水平極高的白俄樂隊伴奏。
當時的百代場面極闊，著名歌星有自己的錄音室，作曲家有自己的辦公室，裡面均陳設有鋼琴。流行歌壇最負盛名的歌星，如周璇、白虹、姚莉和李香蘭等，均隸屬於百代旗下；而紅透半邊天的影壇明星，如胡蝶、阮玲玉等也都紛紛為百代一展歌喉。打開當時的報刊，幾乎每天都可看到百代的大幅廣告，而滬上的一些廣播電台，也都時時刻刻在播放百代的唱片。百代確確實實稱得上是當時唱片業的大哥大。
造就了明星
唱片業的蓬勃發展，造就了很多明星，並拓寬了他們事業發展的道路。早期的流行歌曲多出自歌舞團的表演節目，如《毛毛雨》、《桃花江》、《可憐的秋香》等，熱門的歌舞演員，像黎明暉、王人美、黎莉莉等，自然而然地成為第一代的唱片明星。她們「歌而優則演」，後來紛紛涉足影壇，成為風雲一時的影界紅星。30年代末至40年代的一些重要歌星，如白虹、龔秋霞、白光等，也都依循這一途徑而成名。
與此同時，一些電影明星雖然在歌唱造詣上並不盡如人意，但依仗其驕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也紛紛成為各唱片公司網羅的對象，胡蝶、阮玲玉、徐來、陳雲裳、李麗華、金焰、趙丹、梅熹等一批影壇紅星都灌錄過唱片，並各有自己的「上榜歌曲」，如金焰的《大路歌》，趙丹的《春天裡》等。
此外，由於當時的一些電影選用了一些正統的聲樂家來演唱插曲，如郎毓秀演唱的《天倫歌》，盛家倫演唱的《夜半歌聲》等，這種舉措促進了流行歌曲的「文藝化」，並使這些學院派出生的音樂家也成了「唱片明星」。
唱片的影響在這幾股勢力的推動下日趨廣大，並在各個層次的聽眾中找到了知音。當時，霞飛路（今淮海路）上由白俄開設的唱片店，場地寬敞，片源豐富，是音樂愛好者頻頻光顧的聖地。
愜意的場景
我們在老電影和老照片中可以經常看到這樣愜意的場景：一對夫婦旁邊依偎著一雙兒女，全家滿臉幸福地在聽著從哥倫比亞鑽石唱機或寶芳公司的花殼手搖唱機里傳出的美妙音樂。雖然，每放一張唱片就得搖手柄上發條，再換唱針。每分鍾78轉的唱片，每放一面最多二三分鍾就要停機翻身。盡管如此麻煩，但上海人素來喜歡趕時髦，職員以上的家庭，還是會咬咬牙買上一個，小心翼翼地伺候著。那絕對是家裡的超貴重物品，小孩子是不準隨便觸摸的。其實，上述這些唱機還是普通型的，高檔的豪華型唱機只能出現在有錢人家的客廳里，那往往是集唱機和收音於一身，尺寸碩大，落地造型，上機下櫃，華麗非凡，當然，價格也十分驚人。
唱機唱片雖非大眾之物，但對大眾的影響卻不可小覷。一台唱機，聆聽的對象絕非僅僅只是一個家庭，親戚、朋友、鄰居、同學都可能受到恩澤。我們從現在的一些懷舊文章中常常可以會心地讀到這樣的情節：一幫年輕人如何偷偷聚到同學或朋友的一間小屋裡，傾聽著那神奇木匣里傳出的美妙樂音。那種刺激神秘的情景，在年輕人的心靈里往往會刻上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在幾十年後，還會時時想起那間小屋，那個碩大的喇叭，那唱針劃在唱片上的沙沙聲響。
以下是關於唱片機沒落的歷史:
http://www.frchina.net/forumnew/viewthread.php?tid=25199
⑶ 唱片業是何時興起的
1877年愛迪生發明留聲機。1887年蠟筒留聲機推上市場，由於機器笨重，使用不便，且不能復制，未能獲得有價值的商業應用。1888年德國人貝里納改進了早期留聲機，推出了圓盤唱片。圓盤唱片由於水平播放，使針壓保持穩定，提高了音質，而且它的生產工藝便於工業化大規模復制，使唱片走入人們生活成為可能。因此圓盤唱片的出現，宣告了唱片工業的誕生。
⑷ 錄音機和留聲機是什麼時候傳入中國
40年代
⑸ 中國哪年開始有錄音機
葵花牌盒式磁帶錄音機是中國第一台盒式磁帶錄音機。由上海電聲廠生產於上世紀70年代末，附原包裝帶說明書，變壓器，品相好，能使用。很值得收藏
⑹ 錄音器是從什麼年代有的
1888年美國的O.史密斯發表了利用剩磁錄音的論文，奠定了錄音機的理論基礎。1898年，丹麥V.波爾森發明了鋼絲錄音機。1907年波爾森又發明了鋼絲錄音機的直流偏磁法，使錄音機進入實用階段。1927年，美國W.L.卡森和G.W.科彭特發明了鋼絲錄音機交流偏磁法(現在使用的交流偏磁法為後人所研製)。1930年出現鋼絲錄音機商品，不久又出現鋼帶錄音機商品。1935年，德國通用電氣公司製成磁帶錄音機。1951年和1953年，中國上海鍾聲電工社先後製成了中國第一台鋼絲錄音機和磁帶錄音機。1963年，荷蘭飛利浦公司發明了盒式磁帶，從此盒式磁帶錄音機很快在家庭中得到普及。
⑺ 簡述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歷史
1985年之前是中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起步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中共在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上的全面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以及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中國的國民經濟逐漸得到恢復並取得初步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社會公眾開始在思想上沖破極「左」牢籠的束縛，渴望了解新生活、新知識和新觀念，社會公眾的文化消費需求也得到了復甦。在此宏觀社會背景下，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化產業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恢復性發展，尤其是娛樂業逐漸地從無到有開始起步。比如，20世紀70年代末，國外盒式錄音帶和錄音機開始湧入中國，這一新興錄音設備和製品，由於使用方便而深受消費者的歡迎。80年代初，中國開始建立錄音製品出版社，與此同時，海外錄像機和錄像帶大量傳入中國。1983年，上海市和廣州市在全國城市中首先進行錄像的生產和經營，自此開始，音像業在中國城市中迅速地得以發展。1979年，上海市創作出了中國第一部電視報道劇《永不凋謝的紅花——張志新》、第一條國內企業電視廣告「參桂補酒」和第一條外商廣告「雷達表」，1984年出現了第一家營業性的卡拉OK廳，以後又出現了第一家音樂茶座、第一家營業性舞廳等，建立了最早的文化演出公司，恢復了外國音樂的廣播節目，使群眾的文化消費市場逐步得到恢復。[1]盡管由於當時文化生產和流通的機制還沒有完全從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文化商品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不能滿足居民的需求，基本處於求大於供的狀態，但這一時期中國文化領域的實踐，無疑有力地沖擊了中國社會公眾原有的價值觀念。比如，伴隨著20世紀80年代大眾傳媒的發展以及西方傳播學進入中國尤其是進入科研機構和大學課堂，不僅引發了中國新聞界的一場大論辯，而且也使中國的傳媒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場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新聞媒介究竟是以傳遞信息為主還是以宣傳為主」、「信息傳播在當今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等方面。在此過程中，「信息是抽象概念」，「信息傳播無視信息的階級性」等反面意見接踵而來。然而，在國際新聞媒介參與信息革命和國內大力推進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諸如「新聞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事業」等提法終於開始在中國城市中流行；在學術界，這樣的提法逐漸成為共識和普遍的學術用語。因此，這一時期中國城市文化領域的嶄新實踐，給中國城市公眾的思想觀念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人們逐漸地開始意識到，文化不僅僅只是政治宣傳(像文化大革命時期表現的那樣)，只具有教化的功能，而且也是一種娛樂品，更是一個經濟門類；文化行業不只會花錢，而且還能賺錢。
1985年到1992年是中國文化產業的逐步擴展階段。在這一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中國文化部門也開始積極探索改革的路子，文化工作者的生存意識、商品意識、競爭意識等顯著增強。面對日漸發育的文化市場，文化工作者逐步摸索出了「以文補文」「多業助文」等多種經營模式；開始嘗試性的調整和轉換文化體制，為克服中國文化部門中普遍存在的政企不分、政文不分、效率低下等問題，進行了文化企業和事業單位的領導建制的轉換試驗，如在劇團實行院長、團長負責制，在報社、出版社實行社長負責制等；許多城市文化部門開始在實踐中尋求改革「大鍋飯」分配模式的途徑，如1987年沈陽市電影公司對其所屬的12家電影院實行了「三掛鉤」承包經營。諸如此類的改革舉措，使中國的文化領域在新的歷史時期呈現出銳意進取的態勢。同時，在這一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中國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文化需求也日益增長。比如，上海市人均GDP在1990年達到5910元人民幣，1992年則上升到8652元人民幣。上海市居民生活消費的恩格爾系數從70%左右逐漸降低到60%左右，人均每年文化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從80年代的4%以下逐漸增加到1992年的7.8%，成為市民家庭日常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2]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文化消費需求的增長，無疑有力地促進了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在這一時期，不僅產業化的浪潮擴展到了中國文化的製造業和文化服務業領域，出現了各種形式的以營利為宗旨的文化企業 和廣告公司，而且文化產業也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比如，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中國已有圖書出版社200多家，出版圖書品種1.5萬種，總印數33.74億冊。到1986年，出版社增加到446家，比1978年增長一倍以上，出書品種5.2萬種，總印數52.03億冊，與1978年相比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長。
與此同時，1985年以後中國文化領域出現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中國公眾的文化消費特徵越來越朝著娛樂型、多樣化、可參與性的方向發展，在中國社會公眾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化形態，幾乎都是娛樂性的、消遣性的消費文化。如1986-1987年的崔健搖滾樂；1988年風行的卡拉OK；1989的汪國真詩歌；1990年的電視連續劇《渴望》；1991年的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等等。順應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性的文化需求，1985年以後，另一引人注目的現象則是各種文化娛樂設施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90年，京、津、滬、黑、吉、遼、皖、蘇、浙、閩、川、粵等19個省、市、自治區的城鎮有歌廳、舞廳、卡拉OK廳共6966家，檯球廳37201家，電子游戲廳17039家。[3]1992年，單是上海市就有娛樂場所2000多家。這一時期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就是1988年，在政府體制改革，許多國家機構被精簡的情況下，文化產業司卻在文化部機關大精簡中脫穎而出，成為文化部唯一新成立的司。這一引人注目的重大舉措，表明文化產業已得到了國家的正式認可，也標志著以中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進入了從自發到自覺的新的歷史階段。
1992年以後是中國文化產業的全面擴張階段。這一時期，中共確立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在這個宏觀背景下，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開始從「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從「辦文化」向「管文化」、從「小文化」向「大文化」等轉變。如天津市對直屬藝術表演團體採取了三個層次的管理模式。第一層次是對少數重點劇團規定藝術生產指標，經費由國家撥款予以重點扶持。第二層次，對多數劇團實行「定額補助，一次包死，超支自負，盈餘歸己」。第三層次，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上海市在1997年至2000年的新一輪改革中，根據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的要求，對市屬藝術院團布局結構和管理模式進行重新定位，把它們分為政府重點投入院團、政府部分資助院團、社會辦團、民間職業劇團等四個層面，在文化生態上形成自上而下的金字塔狀結構。並在確保重點院團的前提下，鼓勵社會辦團，規范並發展民間職業劇團。在探索城市文化經濟宏觀管理新路子的同時，一些城市也大刀闊斧地對文化機構及其隊伍進行「消腫」。如上海、哈爾濱、沈陽、天津等城市通過合並、撤銷等方式對多餘的劇團進行了精簡。上海市文化局原有劇團18個，經過重新布局結構和撤並後，到1998年還有15個市文化局直屬藝術團體。為了「消腫」，上海市文化局從1992年開始在各藝術院團實行全員聘任制的改革，即在對全體演職人員進行全面考核的基礎上，確定各個工作崗位，自主安排演職人員上崗或待崗下崗，自1997年以來，上海市文化局又開始新一輪的藝術劇團體制改革，中心內容是實施全員聘任合同制，改國家用工為單位用工，改固定製用工為合同制用工。這一改革是全員聘任制的發展，為解決人員能進能出問題邁出了堅實的一步。[4]
這一時期，在文化體制改革的有力刺激下，社會力量和外資參與中國文化經濟發展的新格局也已開始形成。這尤其集中體現在社會各界對文化產業的大量投入上。以文化藝術、娛樂、音像書刊發展為例，1997年國有文化部門創辦的文化經營單位只佔整個文化經營單位的10%左右，而非國有文化部門創辦的已佔88.6%。[5]在北京，「民營國營同台競爭」，甚至成為一大新景觀。北京是中國的首都和文化中心之一。不僅匯聚了一大批中央級的文化機構，而且由於首都行政機構、軍地部門多，文化層次多，客觀上形成了一種多元制衡的體制現象，給多樣性的文化產業投資者提供了非常大的生存空間。在北京，之所以能形成一個由20萬文化人組成的「北飄集團」(意為在北京自由漂流和隨機組合)，無疑與這種多元制衡的彈性體制空間密切相關。北京「民營國營同台競爭」的一個典型案例，是1993年由民營企業家錢程與中央樂團簽約，出資45萬元承包了北京音樂廳。承包方除保證中國交響樂團演出場地以外，主要以出租場地、承辦國內外演出為經營方向。自承包以來，音樂廳大膽探索演出市場規律，其改革成效大致可歸納為三方面：規范秩序，增加演出，收齊場租；廣泛吸收社會投資；投資創新性劇目。2000年初，北京市與錢程簽約，同意他以自然人的身份，承包由政府投資上億元剛改建完畢的北京標志性文化建築——中山公園音樂堂。一位民營企業家使國營音樂廳職能「復位」顯示了民營資本在激活文化市場和發展文化產業方面的獨特功能、地位和作用。據統計，2001年，北京地區全年共有音樂演出3000場，其中僅北京音樂廳和中山公園音樂堂的演出場次就達700場。品種繁多的音樂會既包括了古典音樂，又有流行音樂和現代音樂，基本可以滿足觀眾不同的欣賞口味。2001年，在北京音樂廳和中山公園音樂堂系列演出的帶動下，北京地區的許多演出一系列的方式推出，降低了成本，取得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在上海，1999年初開始，平均每天都有十多家企業申辦中外合資娛樂場所，它們希望在上海未來娛樂市場大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在此情形下，上海出現了和新型的大商廈建設結合起來，把娛樂場所建設在綜合商廈內，將消費與購物休閑融為一體的新趨勢，如徐家匯的港匯廣場、匯金百貨、東方商廈等，已經以一流的商廈硬體作基礎，以「錯位消費」的經營方式形成了一個聲勢浩大的娛樂消費圈。[6]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1992年以來，中國文化市場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按照文化經濟學理論，現代文化市場一般包括文化產品市場、文化服務市場、文化要素市場三大部分，它們是連接文化產業和居民文化消費的橋梁和紐帶。1992年之前，在文化面向市場的背景下，文化市場中的文化產品市場和文化服務市場已經在中國取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文化要素市場如文化資金市場、文化藝術設施市場、文化藝術人才和勞務市場、文化中介市場、文化產權市場、版權市場等的成長卻一直十分遲緩。1992年以來，在中國的一些中心城市，不僅文化市場中的文化產品市場和文化服務市場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取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在前階段發展滯後的文化要素市場也開始逐漸地孕育和生長。這里僅以文化要素市場中的文化中介市場發展為例說明之。
毫無疑問，文化中介機構是文化生產、供應、銷售、消費鏈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文化經紀人往往既有極強的市場繁感性和相當程度的文化藝術造詣，又有著廣泛的社會聯系和獨有的供銷渠道，可以在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充當重要的橋梁角色，能成功地把文化產品和服務推向市場。可以預見，隨著文化生產和經營專業化、社會化水平程度的提高，未來的中國文化市場將是一個非常依賴文化中介機構和文化經紀人的市場。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已形成了一種以中介機構、經紀人為主體的文化市場體制，如圖書出版業的經紀人最早出現在英國和美國，現在在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幾乎任何一個稍有成就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經紀人。適應世界文化產業和文化市場發展的這一潮流，1992年以來，國內一些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等，也在發展文化中介市場方面作了許多積極而成功的探索。例如，上海市建立了多家正規的中介服務的文化實體，逐步覆蓋了演出市場的大部分領域，向要素市場的專業化、規范化和國際化跨出了一大步。最有代表性的包括：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公司、上海市演出總公司、上海文大演出中心、上海廣電演出有限公司等。其中，A.上海市演出公司是全國最早建立的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演出公司之一。它專門經營境內外各類文藝演出，同時經營演出廣告、舞台設計、展覽、演出器材等相關業務，其特點是初步形成集約化的經營機制，實現了整體運作。到1999年初，已經舉辦演出15000多場，演出足跡遍布了全國100多個大中小城市，並與美、英、法、德、日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個演出團體進行了合作。B.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公司。它是上海市開展對外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是上海唯一授權組派國內文藝團體、美術團體包括個人赴海外演出或展覽的專業服務機構。C.上海市演出總公司，是上海市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一類專業演出經紀機構，專業經營境內外各類文藝演出，同時兼營演出廣告、舞美設計、音像燈光器材等。D.上海文大演出中心。它是實行企業化管理的演出中介機構，專門承接境內外各類文藝演出，策劃、運作大型演出活動，承接各類文藝培訓和文藝比賽及提供與文藝演出有關的咨詢活動。E.上海廣電演出有限公司。它是從事演出經紀的專業公司，特別是舉辦與廣播、電視、電影相關的文藝活動，負責上海市廣播電影電視局系統商業性文化演出活動。[7]
包括文化產品市場、文化服務市場、文化要素市場在內的中國文化市場的發展無疑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具有相生相長的關系。文化產業的發展會刺激居民的文化消費，從而促進文化市場的發育；文化市場的發育能夠促進各類文化產品和要素在交易活動中的自由流動，實現文化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拓展文化產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中國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文化市場逐步繁榮，以及文化產業已有相當程度發展的背景下，9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產業已被一些城市，特別是中心城市列入發展戰略和規劃之中。1996年，北京市提出要「重新認識文化產業的巨大潛力，迅速壯大北京的文化產業」，「使其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使北京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產業基地」。1999年，上海市提出的文化產業發展目標是：體現上海高檔次、多樣化、開放型的文化發展水平，形成以高新技術為支撐的多元化的產業格局，成為增強上海中心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柱和推進文明城市建設的強大動力。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這一時期不僅中國文化產業化的浪潮，從多種所有制進一步擴展到了國有大型骨幹文化單位，而且文化產業也逐漸由流通業向製造業、服務業擴展並出現了文化企業集團化的趨勢。比如，上海的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北京紫禁城影視公司、上海東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廣播電視中心等等，都是中國文化企業集團化過程中的產物和成功案例。
在上述諸因素的作用下，1992年以來，中國文化產業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據1999年5月北京市統計局統計，文化行業與旅遊行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約為281.2億元，佔全市GDP的14%。[8]1996年，分布於中國各大中城市的報紙共2202種，與1978年的186種相比，增長近12倍。適應居民消費性的、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報紙的種類也大大的增加了，由原來以黨委機關報為主發展到多種報紙並存，出現了經濟類、國際時事類、文化類、休閑類、生活服務類、法制類、文摘類、觀點類、學習類等報紙，出現了周末報、體育報、星期刊、都市早報、都市晚報、都市快報等。報業的經濟利潤也十分可觀。1996年全國報業廣告總收入為77.6億元，佔全國廣告營業額的21.2%。其中《廣州日報》《新民晚報》《羊城晚報》等的廣告收入高居榜首，均超過5.5億元，許多報社新建的辦公樓成為當地城市的新景觀。[9]從印刷手段和技術設備看，目前全國絕大多數報社都採用了激光照排和膠版印刷等先進技術。少數大報社實現了微機聯網，逐步將采編手段推向現代化。自1980年至1998年，分布於中國大中小城市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分別從原來的106家、38家增長為1244家、880家，分別增長10.7倍、22.2倍；電視人口覆蓋率從49.5%增至87.5%，增長37.9個百分點。有線電視網已遍布中國絕大部分城市，初步形成了一個規模宏大、覆蓋全面的有線廣播電視專用傳輸網。1992年以來，中國的音像製品業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據統計，1998年10月至1999年3月全國35家光碟加工復制廠，近百條光碟生產線，一直滿負荷運轉，仍不能滿足訂貨需求。音像業的發展不僅極大地刺激了中國流行音樂和卡拉OK的發展，而且也拓寬了所謂的「後電影市場」，使電影除了票房收入以外，還可以製成音像藝術品來獲取經濟利潤。尤其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以來中國的互聯網業發展也非常迅速。據調查，在中國，1999年上網計算機146萬台，其中專線上網25萬台，撥號上網121萬台；上網總人數400萬，其中專線上網76萬，撥號上網256萬，兩者兼備68萬；互聯網站點數約9906個。從用戶的地域分布看，居前三位的是北京、廣東、上海，分別佔21.02%，11.77%和8.71%。[
⑻ 留聲機的歷史
留聲機的誕生於1877年。世界上發明留聲機的人就是譽滿全球的發明大王——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
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根據電話傳話器里的膜板隨著說話聲會引起震動的現象，拿短針作了試驗，從中得到很大的啟發。說話的快慢高低能使短針產生相應的不同顫動。那麼，反過來，這種顫動也一定能發出原先的說話聲音。於是，他開始研究聲音重發的問題。
1877年8月15日，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讓助手克瑞西按圖樣制出一台由大圓筒、曲柄、受話機和膜板組成的怪機器。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指著這台怪機器對助手說："這是一台會說話的機器"，他取出一張錫箔，卷在刻有螺旋槽紋的金屬圓筒上，讓針的一頭輕擦著錫箔轉動，另一頭和受話機連接。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搖動曲柄，對著受話機唱起了「瑪麗有隻小羊羔，雪球兒似一身毛……」。唱完後，把針又放回原處，輕悠悠地再搖動曲柄。接著，機器不緊不慢、一圈又一圈地轉動著，唱起了「瑪麗有隻小羊羔……」，與剛才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唱的一模一樣。在一旁的助手們，碰到一架會說話的機器，竟然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會說話的機器」誕生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1877年12月，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公開表演了留聲機，外界輿論馬上把他譽為「科學界之拿破崙·波拿巴」，是19世紀最引人振奮的三大發明之一。即將開幕的巴黎世界博覽會立即把它作為時新展品展出。就連當時美國總統海斯也在留聲機旁轉了2個多小時。
10年後，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又把留聲機上的大圓筒和小曲柄改進成類似時鍾發條的裝置，由馬達帶動一個薄薄的蠟制大圓盤轉動的式樣，留聲機才廣為普及。
愛迪生發明留聲機的偶然性
然而，愛迪生這項著名的發明構思，卻是幸福的偶然性促成的。
一次， 愛迪生一人在靜靜的實驗室里研究改進在紙帶上列印符號的電報機。這時，電報機內的一種單調的聲音吸引了他。在試圖排作這種聲音時，愛迪生出乎意料地發現，這是紙帶在小軸壓力下發出的聲音。在改變小軸的壓力時，聲調的高度也隨之變化。這就使他產生了一個念頭：藉助運動載體上深度不同的溝道來記錄和回收聲音。
無獨有偶，愛迪生在另一次試驗電話的時候，發現傳話筒里的膜板，隨話聲而震動。他找了一根針，豎立板上，用手輕輕按著上端，然後對膜板講話。實驗證明，聲音愈高，顫動愈快；聲間低，顫動就慢。這個發現，更奠定了發明留聲機的決心。
幾天後，愛迪生就畫出了草圖，並立即和助手干起來，留聲機的主要部件，是一個金屬圓筒，圓筒邊上刻有螺旋槽紋，把它按在一根長軸上，長軸一頭裝著曲柄，搖動曲柄，圓筒就會相應轉動。此外，還有兩根金屬小管，管的一頭裝一塊中心有鈍頭針尖的膜板。經過無數次的改造，世界上第一台留聲機誕生了。愛迪生回憶說：「我大聲說完一句話，機器就回放我的聲音。我一生從未這樣驚奇過。」
愛迪生在發明留聲機之初，就一改再改。十年過後，他又從架子上的塵埃中把留聲機取下來，要繼續改進它，他僅在留聲機上的發明專利權就超過了一百項。他是耳聾之人，能發明這樣一個發聲的機器已是令人驚異了。當我們看到今天的留聲機時，不要忘記這上頭滲透著愛迪生無數辛勤勞動的心血。實質上，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留聲機所掀起的文明和發明巨浪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電唱機、磁帶錄音機、磁帶錄像機、激光聲像機……相繼問世，追溯其源頭，不都是來自愛迪生的偉大發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