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中國和印度怎麼說

『壹』 《禪宗是什麼：胡適談禪說佛》

胡適先生曾較早指出中國禪與印度禪的不同，認為只有到了慧能、道一時代，才可論真正形成中國禪，他認為禪宗的興起是佛教中國化的"一個很偉大的運動"。他從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中國傳統儒家的思想是入世的，是要講修齊治平的，與印度哲學的出世主義不同。所以把"佛教中國化，簡單化後，才有中國的理學"。在禪宗史研究的某些具體問題上，胡適的其他觀點大部分是錯誤的。簡略地再說點胡適先生對禪學研究的貢獻，如他通過考證認為:"我們剔除神話，考證史料，不能不承認達摩是個歷史的人物，…"
(以上內容來源《佛教》聖嚴法師◎原著)

『貳』 關於胡適的故事

1.怕老婆的小故事

中國現代著名學者胡適是屬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屬老虎的，胡適常開玩笑說：「兔子怕老虎。」當時就流傳了胡適怕老婆的笑話。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給胡適十幾個法國的古銅幣，因錢上有「PTT」三個字母，讀起來諧音正巧為「怕太太」。胡適與幾個怕太太的朋友開玩笑說：「如果成立一個『怕太太協會』，這些銅幣正好用來做會員的證章。」

2.胡說

胡適經常到大學里去講演。有一次，在某大學，講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孫中山先生的話。引用時，他就在黑板上寫：「孔說」，「孟說」，「孫說」。最後，他發表自己的意見時，竟引起了鬨堂大笑，原來他寫的是：「胡說」。

3.民國第一紅娘

胡適有「民國第一紅娘」之譽，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屬數不勝數。他喜歡看到青年人相戀、結合，並主持過150多次婚禮。這150多次證婚，從已知的記載來看，大多為胡適同輩友人、晚輩學者，成就的多是學界伉儷；婚禮地點也大多為中國國內。而有一樁胡適在美國證婚的婚禮，且有婚禮現場照片存世，卻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過。

《胡適日記》1939年5月12日這天，記載了他在美國的一次證婚。他寫道：今天本館秘書游建文君與張太真女士結婚。張女士是張履鰲先生的女兒，與上海劇團同來，我病在紐約時，他們正在紐約演戲，故建文與張女士常相見，以後就訂了婚約，我給他們證婚。

4.不幹了

三十年代初,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講課時他常常對白話文大加稱贊,引起一些只喜歡文言文而不喜歡白話文的學生的不滿。

一次,胡適正講得得意的時候，一位姓魏的學生突然站了起來,生氣地問：「胡先生,難道說白話文就毫無缺點嗎?」胡適微笑著回答說：「沒有。」那位學生更加激動了：「肯定有!白話文廢話大多,打電報用字多，花錢多。」胡適的目光頓時變亮了。輕聲地解釋說：「不一定吧!前幾天有位朋友給我打來電報，請我去政府部門工作，我決定不去,就回電拒絕了復電是用白話寫的，看來也很省字。請同學們根據我這個意思,用文言文寫一個回電，看看空間是白話文省字，還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剛說完，同學們立刻認真地寫了起來。

十五分鍾過去,胡適讓同學舉手,報告用字的數目,然後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電報稿,電文是這樣寫的：「才疏學淺,恐難勝任,不堪從命。」白話文的意思是：學問不深,恐怕很難擔任這個工作,不能服從安排。胡適說，這份寫得確實不錯，僅用了十二個字.但我的白話電報卻只用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胡適又解釋說：「幹不了」就有才疏學淺、恐難勝任的意思；「謝謝」既對朋友的介紹表示感謝，又有拒絕的意思。所以,廢話多不多,並不看它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只要注意選用字詞,白話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叄』 四大文明古國的概念是胡適提出來的

梁啟超在其寫於1900年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認為「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但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並非出自梁啟超，西方國家早期就有four major early（ancient）civilizations的說法，在美國一些歷史教科書中也有這類說法。梁啟超對四大文明古國說法傳播起到一定的作用。

『肆』 胡適拒留大陸的三句話是什麼

美國人來了，有麵包，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無自由；它們來了，無麵包，無自由。

中共曾未放棄對胡適的爭取，西山一帶的中共廣播放言，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保證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的館長。

但胡適卻說，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當時毛澤東託人給胡適帶口信說，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的館長，胡適聽後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

胡適的主要成就

1、學術成就

首先，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范疇之內，並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他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2、教育成就

胡適在高校執教，學生中有名的包括牟宗三、羅爾綱、顧頡剛、俞平伯、傅斯年等。此外，胡適還注意幫助同儕、提攜後進。林語堂在其留學期間，清政府取消對留學生資助，林語堂靠著胡適的資助繼續在國外讀書。

20世紀30年代，胡適獨具慧眼，提拔、任命、幫助梁實秋完成了日後號稱梁實秋對文壇的三大功績之一的翻譯莎士比亞全集。陳之藩與胡適為忘年之交，赴美留學得到胡適贊助。致胡適信件收入《大學時代給胡適的信》。季羨林雖不是胡適的學生，但歸國初期也受到胡適提拔。

『伍』 胡適拒留大陸的三句話

在胡適還沒有決定離開北平時，西山一帶的中國共產黨的廣播電台，已經明確宣布：只要胡適不離開北平，不跟蔣介石走，中共確保北平解放後仍讓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北京圖書館館長。北大同仁與下屬也有勸胡適留下的，但胡適只是搖搖頭，還是決定走。勸得急時，他留下三句話：

「在蘇俄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他們來了（指中共），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後來有朋友傳達了毛澤東給胡適的一個口信：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聽後，只冷冷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

(5)胡適對中國和印度怎麼說擴展閱讀：

胡適人物簡介：

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騂，後改適，字適之。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徽州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

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領袖。

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新詩。

「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幹政治」的態度。於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

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長。1949年去美國。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胡適一生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陸』 如何正確對待中西文化問題，結合五四新文化運動史實

一、現代化意識的曲折顯現—— 從「中體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補」 現代化並不是一個單向的歷史過程，而是近代西方的沖擊與東方國家內部回應兩者相結合的一個錯綜復雜過程。對於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東方國家來說，自強圖存的第一個回應是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它的具體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進技藝。對於像中國這樣一個悠久的東亞文明傳播中心來說，西方沖擊在傳統知識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響是文化回應，即東西兩種不同文化體系的沖突，這就是關於東西文化觀的論戰的由來。 從自強運動（即洋務運動）到「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期階段。在這一階段中，居於領導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應付「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提出的最早的現代化口號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哲學上來看，這種兩分法可能是謬誤的，但中體西用論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學來補中學之不足，承認中學不是完美無缺而有可補之處，這畢竟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思想界的一個進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統治階級包括它的知識精英從御夷圖強到變法圖強，都是一種「防禦性現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在「保」的前提下進行「變」，就是在中國的舊「體」的框架內引進西方的器用。這種現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獲得成功的，那就是東鄰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號下進行的明治維新。中國的維新運動就是學日本的維新而來。日本的成功並不是丟棄自己東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發揚狂熱的「神國主義」保持自己的國本的條件下，急速建設「軍國主義的工業制度」，建立了一個可與西方匹敵的准現代國家，通過侵略戰爭贏得世界聲譽。「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識」的畸形現代化打敗了「中體西用」的現代化，固然證明中國現代化的失敗，但如果把失敗完全歸之於中體西用論的失誤，那就把復雜的歷史過於簡單化了。 「西化」論的主流思潮並非「全盤西化」 維新運動失敗之後，社會進化論的輸入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裝，於是激進的革命派提出種族革命的理論（孫中山、章炳麟等），維新派思想家梁啟超則從保國保種的思想轉向根本改造國民素質的「新民」理倫。「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梁氏這種除舊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國處在過渡時代的意識、現代競爭意識等現代化思想的閃光。這顯然已開始突破了中體西用論的框框。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設計的新德性，諸如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尚武、進取冒險、權利思想、國家思想、義務思想等等，與當代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在《人的現代化》一書中開列的現代人特徵比較，有許多觀點是吻合的。新民運動就是人的「新化」運動，是從「中體西用」觀向「西化」觀過渡的橋梁。 在辛亥革命以後，中體西用的思潮日趨衰落，但是主張中西調和的觀點仍一直占居上風。到「五四」前後，陳獨秀、胡適等人在報刊上以毫不妥協精神向封建舊文化挑戰，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軒然大波。陳獨秀以毫不調和的立場來對待中西文明的沖突，旗幟鮮明地主張接受近代西洋文明來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也就徹底否定了「中體西用」論。他寫道：「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禮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答佩劍青年》）陳獨秀所說「歐化」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西化」，即梁啟超所說的「新化」，這是二十世紀初中國思想界對現代化的理解，其內涵就是科學化和民主化。對此胡適加以發揮，提出了東方落後民族應當以西化方式實現追趕型的現化化觀點（《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後來他在《我們對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中，又進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謂東西方有「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對立這種流行成見，並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義的。清末以來，對西方文明的估價從器物層次上升到制度層次，現在又從制度層次上升到精神領域，不能不說是一個大進步。在十餘年內中國現代啟蒙思想的猛進，由此可見一斑。總之，五四時期的西化論的主流思想是輸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精神，通過激進的文化革命來徹底改造中國舊文化，以爭取中國的文藝復興。 從「西化」論到「中西互補」論 有關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在「五四」前後歷時達十餘年，在這場論戰中徹底反傳統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還有待於深入研究。從近百年中國啟蒙思想運動來看，「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主要並不在於已經批倒了各種舊禮教和舊道德，而在於破除了對自由探索的各種桎梏，形成了一個各種新思潮百家爭鳴的局面。只有在這樣的思想黃金時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才得以迅速傳播。在「五四」前後發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論戰中，圍繞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年）一書展開的論戰，是後斯關於東西文化問題討論的一個新的熱點。 近代中國涌現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種反映，世界思潮的變化也必然影響中國思潮的轉變。「五四」以前，中國維新志士倡導的新學，留學生提倡的新文化，實際上都是十九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各種問題，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機，使西方思潮發生了大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形勢下，從俄國和西方輸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潮，持激進的觀點批判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從西方、印度、日本輸入中國的羅素、泰戈爾等人的思想，則持溫和的觀點重新估價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東西文化的論戰，都面臨全新的復雜形勢。曾經謳歌過西方文明的梁啟超到歐洲旅遊歸來，對西歐文明的幻想破滅了。曾經鼓吹過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陳獨秀轉向了俄國社會主義新文明。梁啟超號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聖」和「東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觀點是：「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歐游心影錄》）。這一觀點可以稱之為「中西互補」論，但其骨子裡卻是「以中補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來代替「歐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角度來看，這無疑是一種開倒車的思潮。但這一思潮中包含了對西方現代化的批判的審視，從這個角度來看，又有其合理的內核。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接受並全面發揮了梁啟超的觀點，並把它歸結成為一個新的命題：東方化還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還是歐化的問題。該書的特色是不局限於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比較，而是第一次從更廣闊的視野把中國、印度與西洋三種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較，主要是從人生哲學的角度分析研究。該書以獨創的文化多元論來反對當時西化論的文化一元論，即認為中國、印度、西方三種文化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發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價值觀念和倫理哲學，而否認東西文化屬於人類文化發展的不同階段。因此，中國人無論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達到的地點。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論的理論根據。另一方面，作者又認為這三條路向是可以穿行的，並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觀，認為在最近未來將有「中國文化復興」，將來繼之以「印度文化復興」。在當時，這本書確是從世界比較文化這個新角度來探討中西化問題的一部論著，引起思想界的轟動並非虛妄。這是儒學現代化的一部開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學的高潮中誕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學轉眼之間就披著振興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場，這說明對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單靠猛烈的文字討伐是無濟於事的。 在「五四」後期關於中西文化觀論戰的新爭論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長期被人遺忘的書，那就是楊明齋寫的《評中西文化觀》。楊在十月革命前就到過俄國，加入過布爾什維克黨，後來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有數的馬克思主義宣傳家之一。《評中西文化觀》出版於1924年初，全書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評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第二卷評梁啟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評章士釗的《農國辨》，第四卷總解釋，從理論與歷史的結合來闡明一種新的文化觀。如果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反映文化折衷論觀點的集大成之作，那麼，《評中西文化觀》就是從廣闊的視野對各種折衷論觀點進行較系統地分析批判的獨一無二的著作。此書通篇沒有引用馬克思的詞句，而是用「大多數社會的事實及其歷史」來研究文化問題，「從大多數平民生活方面觀察中國文化」，然後對歷史的復雜現象進行理論概括。作者把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漁獵、畜牧、農業、工業四個階段，指出長期生活在農業生產組織下的社會的經濟變遷是依靠於「自然轉機的大流」，從而長期停止了進化。他用這個觀點，對中國文化的特徵、儒家的學說和人生觀，孔老墨的思想發展背景、實行儒家文化的後果等，提出了新解釋。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倫理等在中國之所以能生存不變至二千餘年的原因，便是全憑農業生產組織」。農業生產方法進到工業生產方法，才能引起生產力的大變動，這樣，最重要的就是產生了資本、知識、教育、組織、秩序五種新生產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種新生產之要求的設備，這便是由農漸化為工，於是『新世界』生。」這里所通俗表述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史觀，實際上是關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進化的現代化理論的最基本觀點。這在當時是極其難能可貴的。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轉向一種嶄新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演進歷程，《評中西文化觀》大概是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統性論著。這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啟蒙運動、中國現代化啟蒙思想運動留下的珍貴遺產。 必須指出，關於中國文化復興的思想，並不始於梁漱溟，在梁啟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嚴復的後期言論也露此端倪，孫中山更是一貫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說：孫氏「是為國粹與歐化的折中」（《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孫中山沒有參加東西文化觀的論戰，但他熱情贊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於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貫主張把中國固有文明與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結合，認為這樣才能使中國「駕乎歐美之上」。他一貫反對盲目抄襲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個現代化綱領《建國方略》的「物質建設計劃」中，講完總的建設計劃之後，特別指出中國建設不能追隨「西方文明之舊路徑」。他打了一個比喻，哥倫布航行美洲時，從歐洲繞道極遠而到美洲，而現在則可採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國的經濟建設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徑」。他一再提倡中國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學習歐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經驗來鼓勵國人的現代化的鬥志。在這方面，他顯然高出於同時代的那些啟蒙思想家。但孫中山以為中國對於外國的長處只要能夠「迎頭去學，十年過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三民主義》）。很顯然，這一估計失誤是與他對中國封建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缺乏認識，對於舊體制改造的艱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開的。 二、現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之爭 過去審視30年代中國社會思潮的起伏變化，局限在文化「圍剿」與「反圍剿」的框架之中，這里擴大視角，提出探索中國現代化概念的形成問題。 「現代化」一詞，在「五四」前後東西文化觀的爭論中，已偶爾出現，如有所謂「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適為英文《基督教年鑒》寫的《文化的沖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現代化」的提法。但「現代化」一詞作為一個新的詞彙在報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報月刊》為創刊周年紀念發行特大號，刊出「中國現代化問題號」徵文特輯，大概是這個新概念運用的正式開端。這次徵文是在世界經濟危機導致國民經濟衰落和東四省喪失的背景下舉行的，重點討論兩個問題：一，中國現代化的困難和障礙是什麼；二、中國現代化應當採取的方式以及實現這個方式的步驟。 這次討論會共收到10篇短論和16篇專論，作者包括了當時學術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吳澤霖、金仲華等人。徵文提出的觀點五花八門，論述深淺不一；但對中國現代化問題的總的趨向性意見，多數人都是一致的，即認為在當時中國的現狀下，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主張走受節制的資本主義或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如大體作一統計：完全贊成走私人資本主義道路的，只有1篇；認為應采某種社會主義形式或以社會主義作為終極目標的，約有5篇；認為應兼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者之長，或主張採取非資本主義形式、統制經濟、節制資本的，約有9篇；未正面回答採取何種方式而強調或專論工業化、產業革命、國民經濟改造為先決條件的文章，約有5篇；沒有明確回答問題或討論其他問題的，有3篇。雖然論者對現代化缺乏統一認識，但認為應「著重於經濟之改造與生產力提高」以及類似的論文，在討論中明顯占上風。這次徵文討論可以看作是知識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測驗，對民族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思想回應，較之20年代東西文化之爭時對西方文明進行抽象而空洞的辯護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對世界潮流的趨向認識的講步。 在這次討論之後不久，1935年初，陶希聖等十位教授發表了一個《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這是當時國民黨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實際上盡是浮詞和同語反復，空洞無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義文化統一中國。無論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經拋出，就立即引起全國文化界的熱烈討論。這是繼「五四」前後那場大爭論之後思想界的又一場大爭論。涉及的不只是文化問題，而是由此引出中國的出路即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 所謂本位文化建設，從中西文化沖突的角度來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嚴重沖擊而引起的「重整反應」。20年代有過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這場論戰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對立面、觀點最激烈的是主張全盤西化論的陳序經。他在《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觀點，指明是針對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觀點而發，因此實際上是20年代論戰的繼續與發展，於是對十教授宣言的評論也引起對全盤西化論的觀點的評論。 胡適的「文化惰性」理論 在這里，有一學術公案必須予以澄清。近年來，海內外學者都有人根據胡適在這場論戰中偶爾使用「全盤西化」一詞，把他劃為「全盤西化派」。事情是這樣的：在討論開展之初，陳序經或別的論戰者都沒有把胡適歸入全盤西化派，而是歸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這是有案可查的。胡適由於被人說成是折衷論者，就在陳序經逼他明確表態之後，在《獨立評論》142號的《編輯後記》中聲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論的不可能。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這一聲明為全盤西化論大為張目，一時群起而攻之。胡適察覺到「全盤」一詞不妥，於是很快就承認了自己「用字的疏忽」，聲明「全盤」的意思不過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詞來代替「全盤西化」（《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從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始終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積極的鼓吹者和傳播者，他對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價值觀的推崇簡直是五體投地，甚至否認有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對祖國的文化遺產從未採取過否定一切的態度。早在「五四」時期，他就提出「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口號，就是用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態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遺產的價值。因此，只能說胡適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決不能說他是全盤西化派。 胡適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於他持激進的文化革命觀，其基礎是他有一套獨特的「文化惰性」理論。胡適認為，在多種文化沖突中進行自我調整，絕不能採取折衷態度。因為舊文化有一種「惰性」，這種惰性的根子可能在於某種固有環境與歷史條件下形成的生活習慣，構成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質生活驟變，思想學術改觀，政治制度翻造，那個本位都不會有毀滅危險。因此有遠見的領袖們不應焦慮中國本位的動搖，而應焦慮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國，「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盤接受了，舊文化的『惰性』自然會使他成為一個折衷調和的中國本位的新文化」（《編輯後記》）。胡適的這種獨特的西化理論，當時就有人稱之為「文化的自然折衷論」。我認為這就是胡適堅持必須盡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這種看來非常過火的西化觀，同我們常說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其精神是一致的。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看，可說是一種頗有獨到之見的文化的「涵化」理論。拚命走極端，再讓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調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倡導此說還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華民族近百年來經歷了多次大革命的震盪仍未能徹底沖掉舊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說確有某些可取之處。不管怎樣，這一激進文化革命觀決沒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國的歷史文化。這一點，在胡適對中國本位文化觀提出尖銳批評的同時，有明確的表白。他認為應該虛心接受西方科學工藝的世界文化的朝氣銳氣來打掉我國「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氣」；中國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滅的文化將來自然會因這一番科學文化的淘洗而格外發輝光大的」（《試評所謂「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這些觀點，胡適幾年前就在《文化的沖突》一文中闡明過。如果認為胡適為了政治上倒向國民黨而修改自己的觀點以與十教授調和，那是完全錯誤的。 現代化概念：中國思想界自身認識深化的產物 1935年關於中國文化出路的討論，實質上是關於如何重建中國文化問題的討論。這次討論較之「五四」前後中西文化觀的討論和1933年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廣度與深度都前進了一大步，學院習氣也要少得多。在幾個月中就留下大約150多篇論文，參加討論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種觀點都自由地暢抒己見，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張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非資本主義化的，有主張民族資本主義性的文化即三民主義的文化，也有主張介紹社會主義文化的，但這場大爭論仍反映了當時思想界的一般動向。 一、在這場爭論中，全盤西化論剛亮出旗幟，就遭到從西化派到中國文化本位派的批評與責難，可見其立論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盤西化最終也仍要折衷和妥協，這實際上已從根本上否定了全盤西化論的觀點（張佛泉：《西化問題之批判》）。胡適也在討論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盤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討論中提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並解釋為「全盤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來「調整中國固有之優美文化」，這可視為是「全盤西化」論的修正觀點（熊夢飛：《談「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之閑天》）。但總的說來，在這次討論之後，「全盤西化」這個曇花一現的口號，在中國思想界幾乎完全無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來中西文化之爭，辯論的雙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觀，採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好就絕對的好，壞就絕對的壞。胡適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執迷態度是一個突出的表現。在這次討論中，對如何認識西方文化的問題，持分析態度的意見顯然占上風，不論對資本主義文化或社會主義文化，都提倡進行客觀的科學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論的人也客觀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歷史的惰性，特別是指出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義」，以及階級斗爭、國際斗爭之殘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農業經濟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較從文化層次擴大到經濟層次。 三、「中國本位文化」論與西化論的兩極對立，在討論中逐步接近，或者說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棄了「全盤」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斷充實對「本位」的闡釋，提出建立「中國本位意識」的觀點。一是要徹底檢討我們自己民族的優點與缺點，這叫作「認識自己工作」；二是須盡量探索歐美各強的實情和歐美文化的本質，這叫作「認識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過去的盛衰興亡史實，發現其所以興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則，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這叫作「比較認識工作」（劉jié＠①敖：《中國本位意識與中國本位文化》）。這較之東西文化討論時的泛泛空論，有明顯的進步。 四、在討論中，不論是主張西化論者還是主張中國本位論者，都逐步產生一種新認識，即用「現代化」這個新概念來取代「西化」或「中國化」等概念。「現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卻不能包括現代化」。中國現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發展自然科學，這是現代化的根本基礎。第二，促進工業發展，一個國家若無現代工業，平時無法生活，戰時無法進攻。第三，提倡各種現代學術，沒有現代學術也不能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學化，以使我們的思想、態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現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張熙若：《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 30年代的文化爭論是20年代文化爭論的繼續和擴大。從「東方化」引出「中國本位」觀點，從「西化」引出「現代化」的觀點，表明中國思想界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思想認識在逐步深化中。把現代化的基本概念確定為工業化、科學化、合理化、社會化，在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國知識界通過自身的思想論辯與探索得出的現代化概念，與戰後西方學者根據馬克斯·韋伯的觀點提出的現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現代化一詞引起哲學家討論的興趣。馮友蘭曾指出「西化」改為「現代化」是一種見解上的改變：「這表示，一般人已漸覺得以前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的，並不是因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為它是近代底或現代底。我們近百年之所以到處吃虧，並不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國底，而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是中古底，這一覺悟是很大底」（《新事論》）。 近年來西方流行的一種現代化理論，是二次大戰後美國學術界提出來的，對中國人來說是一種舶來品。實際上中國從自己的實踐中提出現代化的概念和觀點，早於西方的現代化理論約20年。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我國理論界對於自己的豐富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探索都遠遠地落後了！

『柒』 胡適有一篇文章是將小腳、鴉片是中國的陋俗，請問是哪篇文章

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駢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

——出自胡適《信心與反省》

這一期（《獨立》一零三期）里有壽生先生的一篇文章，題為「我們要有信心」。在這文里，他提出一個大問題：中華民族真不行嗎？他自己的答案是：我們是還有生存權的。
我很高興我們的青年在這種惡劣空氣里還能保持他們對於國家民族前途的絕大信心。這種信心是一個民族生存的基礎，我們當然是完全同情的。
可是我們要補充一點：這種信心本身要建築在穩固的基礎之上，不可站在散沙之上，如果信仰的根據不穩固，一朝根基動搖了，信仰也就完了。
壽生先生不贊成那些舊人「拿什麼五千年的古國喲，精神文明喲，地大物博喲，來遮醜。」這是不錯的。然而他自己提出的民族信心的根據，依我看來，文字上雖然和他們不同，實質上還是和他們同樣的站在散沙之上，同樣的擋不住風吹雨打。例如他說：我們今日之改進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為我們的固有文化太豐富了。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
這種思想在實質上和那五千年古國精神文明的迷夢是同樣的無稽的誇大。第一，他的原則「富於創造性的人，個性必強，接受性就較緩」，這個大前提就是完全無稽之談，就是懶惰的中國士大夫捏造出來替自己遮醜的胡說。事實上恰是相反的：凡富於創造性的人必敏於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決不能創造。創造是一個最誤人的名詞，其實創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時的一點點新花樣。古人說的最好：「太陽之下，沒有新的東西。」一切所謂創造都從模仿出來。我們不要被新名詞騙了。新名詞的模仿就是舊名詞的「學」字：「學之為言效也」是一句不磨的老話。例如學琴，必須先模仿琴師彈琴；學畫必須先模仿畫師作畫；就是畫自然界的景物，也是模仿。模仿熟了，就是學會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練的細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會「熟能生巧」，這一點功夫到時的奇巧新花樣就叫做創造。凡不肯模仿，就是不肯學人的長處。不肯學如何能創造？伽利略（Glileo）聽說荷蘭有個磨鏡匠人做成了一座望遠鏡，他就依他聽說的造法，自己製造了一座望遠鏡。這就是模仿，也就是創造。從十七世紀初年到如今，望遠鏡和顯微鏡都年年有進步，可是這三百年的進步，步步是模仿，也步步是創造。一切進步都是如此：沒有一件創造不是先從模仿下手的。孔子說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這就是一個聖人的模仿。懶人不肯模仿，所以決不會創造。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那一件里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歷法改革，無一次不是採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歷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我們到了民族中衰的時代，只有懶勁學印度人的吸食鴉片，卻沒有精力學滿洲人的不纏腳，那就是我們自殺的法門了。
第二，我們不可輕視日本人的模仿。壽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輕視日本的惡習慣，抹殺日本人善於模仿的絕大長處。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證明我在上文說的「一切創造都從模仿出來」的原則。壽生說：從唐以至日本明治維新，千數百年間，「日本有一件事足為中國取鏡者嗎？中國的學術思想在她手裡去發展改進過嗎？我們實無法說有。
這又是無稽的誣告了。三百年前，朱舜水到日本，他居留久了，能了解那個島國民族的優點，所以他寫信給中國的朋友說，日本的政治雖不能上比唐虞，可以說比得上三代盛世。這是一個中國大學者在長期寄居之後下的考語。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日本民族的長處全在他們肯一心一意的學別人的好處。他們學了中國的無數好處，但始終不曾學我們的小腳，人股文，鴉片煙。這不夠「為中國取鏡」嗎？他們學別國的文化，無論在那一方面，凡是學到家的，都能有創造的貢獻。這是必然的道理。淺見的人都說日本的山水人物畫是模仿中國的；其實日本畫自有他的特點，在人物方面的成績遠勝過中國畫，在山水方面也沒有走上四王的笨路。在文學方面，他們也有很大的創造。近年已有人賞識日本的小詩了。我且舉一個大家不甚留意的例子。文學史家往往說日本的《源氏物語》等作品是模仿中國唐人的小說《游氏窟》等畫的。現今《遊仙窟》已從日本翻印回中國來了，《源氏物語》也有了英國人衛來先生（Athur walcy ）的五巨冊的譯本。我們若比較這兩部畫，就不能不驚嘆日本人創造力的偉大。如果「源氏」真是從模仿《遊仙窟》出來的，那真是徒弟勝過師傅千萬倍了！壽生先生原文里批評日本的工商業，也是中了成見的毒。日本今日工商業的長腳發展，雖然也受了生活程度比人低和貨幣低落的恩惠，但他的根基實在是全靠科學與工商業的進步。今日大阪與蘭肯歇的競爭，骨子裡還是新式工業與舊式工業的競爭。日本今日自造的紡織器是世界各國公認為最新最良的。今日英國紡織業也不能不購買日本的新機器了。這是從模仿到創造的最好的例子。不然，我們工人的工資比日本更低，貨幣平常也比日本錢更賤，為什麼我們不能「與他國資本家搶商場」呢？我們到了今日，若還要抹煞事實，笑人模仿，而自居於「富於創造性者」的不屑模仿，那真是盲目的誇大狂了。
第三，再看看「我們的固有文化」是不是真的「太豐富了」。壽生和其他誇大本國固有文化的人們，如果真肯平心想想，必然也會明白這句話也是無根的亂談。這個問題太大，不是這篇短文里所能詳細討論的，我只能指出幾個比較重要之點。使人明白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談不到「太豐富」的夢話。近代的科學文化，工業文化，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在那些方面，我們的貧乏未免太丟人了。
我們且談談老遠的過去時代罷。我們的周秦時代當然可以和希臘羅馬相提並論，然而我們如果平心研究希臘羅馬的文學，雕刻，科學，政治，單是這四項就不能不使我們感覺我們的文化的貧乏了。尤其是造形美術與算學的兩方面，我們真不能不低頭愧汗。我們試想想，「幾何原本」的作者歐幾里得正和孟子先後同時；在那麼早的時代，在二千多年前，我們在科學上早已大落後了！（少年愛國的人何不試拿《墨子》「經上篇」里的三五條幾何學界說來比較「幾何原本」？）從此以後，我們所有的，歐洲也都有；我們所沒有的，人家所獨有的，人家都比我們強。試舉一個例子：歐洲有三個一千年的大學，有許多個五百年以上的大學，至今繼續存在，繼續發展，我們有沒有？至於我們所獨有的寶貝，驕文，律詩，八股，小腳，太監，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貞節牌坊，地獄活現的監獄，廷杖，板子夾棍的法庭，……雖然「豐富」，雖然「在這世界無不足以單獨成一系統」，究竟都是使我們抬不起頭來的文物制度。即如壽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說起來也真正可憐！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聖賢缺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請問那萬丈光輝究竟照耀到那裡去了？
以上說的，都只是略略指出壽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是建築在散沙上面，經不起風吹草動，就會倒塌下來的。信心是我們需要的，但無根據的信心是沒有力量的。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須建築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之上，祖宗的光榮自是祖宗之光榮，不能救我們的痛苦羞辱。何況祖宗所建的基業不全是光榮呢？我們要指出：我們的民族信心必須站在「反省」的惟一基礎之上。反省就是要閉門思過，要誠心誠意的想，我們祖宗的罪孽深重，我們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認清了罪孽所在，然後我們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災滅罪。壽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的悲嘆詞句，他也許不知道這句傷心的話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園後面柏樹下對孫伏園先生說的，第二天被他記在《晨報》上，就流傳至今。我說出那句話的目的，不是要人消極，是要人反省；不是要人灰心，是要人起信心，發下大弘誓來懺悔；來替祖宗懺悔，替我們自己懺悔；要發願造新因來替代舊日種下的惡因。
今日的大患在於全國人不知恥。所以不知恥者，只是因為不曾反省。一個國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敗了，被人搶奪了一大塊土地去，這不算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在今日還容許整個的省分遍種鴉片煙，一個政府在今日還要依靠鴉片煙的稅收——公賣稅，吸戶稅，煙苗稅，過境稅一一來做政府的收人的一部分，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現代民族在今日還容許他們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麼「時輪金剛法會」「息災利民法會『，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有五千年的歷史，而沒有一個四十年的大學，甚至於沒有一個真正完備的大學，這是最大的恥辱。一個國家能養三百萬不能捍衛國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計劃任何區域的國民義務教育，這是最大的恥辱。
真誠的反省自然發生真誠的愧恥。孟子說的好：「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真誠的愧恥自然引起向上的努力，要發弘願努力學人家的好處，鏟除自家的罪惡。經過這種反省與仟悔之後，然後可以起新的信心：要信仰我們自己正是撥亂反正的人，這個擔子必須我們自己來挑起。三四十年的天足運動已經差不多完全鏟除了小腳的風氣：從前大腳的女人要裝小腳，現在小腳的女人要裝大腳了。風氣轉移的這樣快，這不夠堅定我們的自信心嗎？
歷史的反省自然使我們明了今日的失敗都因為過去的不努力，同時也可以使我們格外明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因果鐵律。鏟除過去的罪孽只是割斷已往種下的果。我們要收新果，必須努力造新因。祖宗生在過去的時代，他們沒有我們今日的新工具，也居然能給我們留下了不少的遺產。「我們今日有了祖宗不曾夢見的種種新工具，當然應該有比祖宗高明千百倍的成績，才對得起這個新鮮的世界。日本一個小島國，那麼貧瘠的土地，那麼少的人民，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只因為他們肯拚命的學人家，肯拚命的用這個世界的新工具，居然在半個世紀之內一躍而為世界三五大強國之一。這不夠鼓舞我們的信心嗎？
反省的結果應該使我們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輝萬丈」的宋明理學，那並不太豐富的固有文化，都是無濟於事的銀樣蠟槍頭。我們的前途在我們自己的手裡。我們的信心應該望在我們的將來。我們的將來全靠我們下什麼種，出多少力。「播了種一定會有收獲，用了力決不至於白費」：這是翁文灝先生要我們有的信心。

『捌』 對於困擾中國的問題，胡適有哪些獨到的見解

胡適先生是實用主義者，實用主義只忠於事實。胡適帶給中國的則是理性、常識和漸進式的改良主義，他對中國的毛病看得很透徹。當時陳獨秀把困擾中國的問題歸咎於帝國主義。

陳獨秀說：適之，難道你不承認帝國主義嗎？

胡適反問陳獨秀，難道李自成起義也是因為「帝國主義」，難道太平天國起義，也是因為「帝國主義」。中國的毛病來自五個鬼，貧窮、愚昧、疾病、擾亂、貪污，這五個鬼是中國最大的仇人，這里沒有「帝國主義」，沒有封建主義，如果中國沒有「五鬼」，「帝國主義」進不來。為什麼「帝國主義」不到美國、日本去搗亂。

9、畸形拜金

簡單說來，拜金主義只有三個信條：

第一，要自己能掙飯吃。第二，不可搶別人的飯吃。第三，要能想出法子來，開出路來，叫別人有掙飯吃的機會。

——《拜金主義》

10、假大空

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11、空談道德，不講規則

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空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反之，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范，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

——《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12、不敢直面

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吏的社會，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葯的大病，我們偏說一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玖』 歷史 ：除了胡適的「四大文明古國」的說法之外，還有什麼樣的劃分

我們的「四大文明古國」這一說法，由梁啟超先生最先提出。梁啟超於1900年寫下了《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並自注說，地球上古文明祖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梁啟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梁啟超提出人類文明經歷了三個時代：第一紀是「河流文明時代」，由中國、印度、埃及和小亞細亞這四個「古文明祖國」組成。第二紀為「內海文明時代」，由地中海、波羅的海、阿拉伯海和黃海、渤海等周邊文明構成。第三紀為「大洋文明時代」，是隨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出現。

『拾』 胡適有一個看法，印度禪宗（或佛學）是一種定的哲學，而中國的禪宗佛學是一種慧的哲學。他舉了一個例子

講佛學，胡適有自己的見地，甚至有真知灼見，但終究不是大修行人，他是專家學者沒錯，可他不是佛法的專家，佛法的專家，是那些高僧大德。宣化上人就曾經說過這個方面的問題，好像提到過梁啟超，他自以為是學者，無所不通，可是讀不懂《楞嚴經》，就說是偽經。專家學者再聰明，不真實修行，也難免落入世智辯聰，佛學不是那麼簡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