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辦事效率是多少

Ⅰ 印度民眾排長隊購氧自救，氧氣對新冠患者有多重要

氧氣對新冠患者有多重要

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的主要發病機理是炎性分泌物或滲出物大量充斥在肺間質及肺泡里，從而阻斷了新鮮空氣進入肺泡與體內二氧化碳進行交換，導致機體缺氧，甚至多臟器功能衰竭而死亡。目前還沒有特效對抗新冠病毒的葯物，更多採取的是對症支持療法，其中吸氧是貫穿於新冠肺炎救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對症治療措施。

Ⅱ 印度僅12%婦女用衛生巾，為何印度政府還要對衛生巾收奢侈品費

印度本身就是一個很貧窮的國家，有些人連飯都吃不上哪裡有錢去用衛生巾啊！正是因為這樣子，所以衛生巾就成為了奢侈品，只有印度的富人能用得起。度政府對衛生巾收奢侈品費這也只是針對富人的，壓根觸及不到那些窮人的利益，即使有人有異議這樣也鬧不起來，而且印度的政府也並不是很富有，再怎麼這個規定也是可以增加國家稅收的，像他們那樣的一個窮國家，多一項稅收就多一項收入。畢竟印度的富人也是少數的，這也是印度政府的無奈。

如果印度政府富有了，哪裡還會在意那麼一點點的稅收。如果印度人民富有了，誰又會注意這一點點的稅收，說白了那都是窮。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印度的婦女在印度的地位是極其低下的，在印度一個男人可以娶好多個媳婦，這一點就是可以看出來的，印度的人權極其的不平等。而這個稅收又主要是針對女性的用品收的，沒有人會替她們主持這個正義，所以政府才會如此大膽的徵收此項稅目。而我們經常也會經我們國家的新聞上聽到有關印度的新聞基本上都是關於一些婦女被強奸啊，要不就是某富人被殺疑犯在逃，還有就是兒童一堆堆的沒飯吃。

都是些負面的，所有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在那個貧窮的印度都會發生。所以作為一名女性我還是對我出生在中國感到幸運的， 希望大家也都珍惜自己身在中國，多一些奮斗少一些抱怨！

Ⅲ 為什麼印度基礎設施不如中國發達

1、印度土地為私人所有，所以修建基礎設施非常困難！
2、印度發展（類似改革開放）比中國晚了10多年的時間，所以看起來基礎設施很差！
3、印度是多黨，而中國是一 黨，所以辦事效率不是印度能比的！
4、印度主要民族有好幾十個，進行基礎建設需要相關人等同意！

Ⅳ 歷史上到今天為止，社會效率最高的國家（地區，城市）

中國香港!!!絕對是中國香港!!!

因為香港有最完備的公務員制度。

一、歷史
1842年8月29日，英國政府強迫清朝簽訂南京條約， 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1843年4月， 英國向其任命的香港總督先後頒發了《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這是兩個關於香港政治體制最早的重要法律文件，根據這兩個文件建立了香港的政治制度。從這兩個文件的內容和香港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到香港現行政治制度的一些特點。

第一，具有鮮明的殖民主義性質。香港總督是英女王派駐香港的代表，是香港的首長，下設行政局、立法局協助他工作，有很大的權力，但最終權力集中於倫敦。香港製定的法律不能違反英國政府的訓令，英王對香港製定的法律有否決權，英王會同樞密院、英國議會都可為香港製定法律，《王室訓令》第二十六條還規定有十項內容的法案，總督不得以王室名義批准。《英王制誥》強調要維護英國政府對香港的各項權益，凡授予總督的一切權力，總督必須認識到只能按照倫敦給予他的指示去行使這些權力。由此鮮明地體現了香港政治制度的殖民主義特色。從英國佔領香港一百多年的歷史來看，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大都是英國委任的，只是到了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以後，英國才急急忙忙提出要在香港實行代議制，1985年才有了部分民選議員的產生。行政、立法兩局中開始時沒有華人，到1880年立法局才有一名華人議員，到1926年行政局才有一名華人議員，到本世紀70年代以後，行政、立法兩局中才逐步增加了華人議員。

現在的《英王制誥》和《王室訓令》是經過修訂後於1917年重新公布的，1917年後又有一些改變，但這兩個文件的許多條款仍保留了19世紀時的原文。香港的實際情況雖有些變化，如從1991年香港立法局開始實行部分直接選舉，1993年香港總督不再兼任立法局主席，行政、立法兩局中華人議員增加了，高級行政官員中華人的數目增加了，但是香港政治制度的殖民主義性質基本沒有改變。

第二，總督高度集權。香港政治制度的這一特點與殖民主義性質是緊密相聯的，只有賦予總督以巨大權力，才有利於維護殖民主義的統治。香港政府出版的年報也承認：「港督是英女王在香港的代表，具有指導香港政務的最高權力，名義上又是香港的三軍總司令」。《英王制誥》亦規定香港一切文武官員及平民都必須順從英王委任之港督。可見在英國殖民主義統治下，即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在香港也沒有，長期沒有選舉制、代議制，全港都服從港督一人。

總督的權力主要有：1.享有英王授予的一切權力。即《英王制誥》所稱「王室授權並指令港督兼總司令行使在他職權范圍內之一切權力」；2.享有巨大的行政權。港督有權召開行政局會議，向行政局提出議案，在征詢行政局議員意見後作出決定，有權否決行政局議員的意見並呈報王室，有權根據英王透過一名重要國務大臣的訓令委任行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擔任行政局主席並主持行政局會議，可見行政局是總督的咨詢機構。總督還有權依法任命法官、太平紳士及其他官員。總督之下還有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布政司和他總管的各政府部門對總督負責；3.享有立法權。總督有權參照立法局的意見及得該局同意制定法律，有權可隨時解散立法局，有權批准或拒絕立法局通過的法案。1993年後香港總督雖不再擔任立法局主席，但立法局並不享有完全的立法權，作為總督的立法咨詢機構這一性質並未改變；4.享有一定的司法權。除有權任命法官外，總督有權赦免刑事案的共同犯，令其提供證據，把首犯或其他犯人繩之以法，有權將罪犯釋放或有條件釋放、赦免或減刑、緩刑及減免罰款、怠金或沒收物；5.享有軍權。總督在平時是名義上的三軍總司令，但英軍司令應向他提供部隊的兵力和香港的防務情況，在緊急時期總督可以下令出動軍隊協助維持香港的安全，事先不要請示英國政府，只有在國際事務中動用軍隊則須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

第三，長期形成的英國式的司法制度和公務人員制度。一百多年來，香港根據英國的司法制度和公務人員制度逐步形成了自己比較完備的相應制度，這種公務人員制度在維護香港的行政工作效率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香港現在設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由高等法院和上訴法院組成，對刑事和民事案件都有無限制的審裁權。最高法院的首腦是首席法官，法官稱為按察司，不服上訴法院的判決可上訴到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香港還設有地方法院，處理民事和刑事案件，民事可處理一定金額以內的案件，刑事可處理較為嚴重的案件，不服地方法院判決的可向上訴法院起訴。香港還設有裁判司署法庭和其他專門法庭，裁判司署法庭審理比較輕微的刑事案件，律政司可根據案情的嚴重性申請將它轉解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審訊。其他專門法庭是指兒童法庭、死因裁判法庭、小額錢債審裁處、勞資審裁處、土地審裁處、色情物品審裁處等法庭。法官通常是由一個獨立的司法人員敘用委員會向總督推薦，由總督委任。香港法院在審理案件中實行遵循案例、獨立審判、公平訴訟程序與陪審制度的原則。

香港的公務人員制度基本上是模仿英國的文官制度，它的特點是：1.公開考試、擇優錄用、嚴格考核、論功行賞；2.公務人員制度法制化。對公務人員的地位、職責、權利和義務等都有法規的明文規定，這樣有利於公務人員的連續性、穩定性，只要依法辦事，就可長期任職；3.公務人員專業化。隨著科技的發展和要求，日益要求公務人員專業化；4.公務人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為了執行公務，要求公務人員不得參加某些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5.公務人員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比較優厚。

第四，有較多的咨詢機構。這是香港政制的又一特點。香港的咨詢組織一般分為五大類：即向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如保護稀有動植物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法定組織（如教育委員會），向部門首長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如勞工顧問委員會），向政府提供意見的非法定組織（如交通咨詢委員會），以及執行某項事務的委員會（如香港考試局），共有咨詢委員會500多個， 獲委任進入委員會的約5000餘人。這些咨詢委員會在溝通香港政府與居民的意見和維護英國的殖民主義統治上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社會結構

在任何歷史時期中，社會總是以其特定的結構形態存在與發展的。社會結構是人類社會有機整體中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社會體系中各個階層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比較持久、穩定的模式。一方面，社會結構規定著人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及其分層；另一方面，社會結構的發展變化，既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階層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分層理論是社會學的專門理論，在多種多樣的社會分層理論中，馬克思的理論和韋伯的理論影響較大。馬克思認為，經濟因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那些佔有並控制生產資料的人是統治階級，那些不佔有或不控制生產資料並被剝削的人是從屬階級。韋伯把階級的概念分解成彼此不同而又彼此有關三個因素，即權力、財富和聲望，由此提出了所謂「三元分層標准」，即從權力地位、經濟地位和聲望地位三個維度研究社會地位的差異。[1]

在近現代城市社會中，由職業、財產、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權力與聲望等因素形成的不同社會層次表現得最為典型。在二戰前的香港社會中，由上述因素而形成的不同社會階層劃分是明顯存在的。另外，由於香港處於異族統治之下的現實，在決定社會分層的各種因素中，種族因素的作用極為突出。總體來看，在社會等級的金字塔上，外國人作為一個整體，占居著社會中上階層的位置，其中以英國人為主的歐美人高居於社會等級的頂峰。其下是本地成長起來的華人中上階層，再下面則是華人社會下層。本文將對每一社會階層的角色特徵與互動作用進行詳細的分析，由此對二戰前香港的社會結構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把握。

一、外國人社會

二戰以前，香港的外籍人口數量通常占總人口的2%-3%，其中歐美人士約佔一半，其餘主要是葡萄牙人、印度人和日本人。戰前的香港具有殖民地社會的鮮明特徵，在這個華洋共處的社會里，外國人和華人有著全然不同的職業結構、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涇渭分明的兩個陣營。外國人這一少數群體構成了一個處於優勢地位的社會階層。

從經濟上看，經過數十年的經營，英商資本在香港商界呼風喚雨，掌握著香港的經濟命脈。其中最具實力的四大英資集團是匯豐、渣打、怡和和太古。匯豐及渣打兩家銀行控制著香港的金融體系，地產界則往往以置地公司的態度決定進退。二戰前中環最貴重的土地及最有名的建築物，差不多都為置地及其他英資公司所佔有。[2]

從政治上看，歐籍人士及其他外國人在港英政府中把持著大大小小的行政職位。1914年政府公務員為4447名，其中歐洲人為515名，所佔比例是11.6％。1930年，在10004名公務員中，歐洲人佔956名，所佔比例仍是11％。1920年代，香港大學已經培養出了華人畢業生，英國殖民地部從節省工資的角度出發，同意香港政府某些部門自主聘用港大畢業生出任年薪5千元以下的職位。但是，類似的任用極為稀少。政府各部門首長都是外國人，他們以華人工作效率低下、不夠可靠為由拒絕聘用華人。只有教育司署聘用了30名畢業生做教師，而工務署則表示不希望聘用本地的畢業生。[3] 就連政府部門中的許多低級職位，如警隊中的督察、獄卒、衛生局的幫辦、工務局的管工以及各政府機構中的文員等等，也多優先考慮外籍人士，給予華人的機會很少。例如，1939年，香港警察部隊的構成如下：歐洲人306名，佔13.8％，印度人774人，佔34.9％，本地華人844名，佔38％，來自威海衛的華人296人，佔13.3％。[4] 這與外國人在香港總人口中所佔2％-3%的比例是極不相稱的。歐洲人把持各種職位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各部門首腦認為，歐籍下屬比華人更可靠，更少貪污腐化，工作效率更高。此外還有一個效忠大英帝國的問題。另一方面，這種任用制度能為歐洲人帶來實際的經濟利益。希望在香港發展的低級歐籍官員子弟常常做為實習職員進入某些政府機構，他們很快會被提升到高級職位上，以英鎊計付工資。[5]

從職業構成看，絕大多數外國人從事著中高級職業。在1901年的人口統計中共有3981名外國人明確報稱了自己的職業，以從業人數多少為序，依次為職員770人，占外國人職業人口總數的19.3%，政府雇員558人，佔14％，商人309人，佔7.8%，更夫202人，佔5％，工程師140人，佔3.5％。[6] 30年以後，這種情況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詳見下表：

表一：1931年香港外國人職業分布表

職 別 人 數 比例（％）

公共行政及防務 10745 57.4

職員 2038 10.9

交通運輸業雇員 1384 7.4

專業人士 1286 6.9

商業、金融保險業 999 5.3

金屬工人 146 0.8

其他 2110 11.3

合計 18708 100.00

資料來源：《1931年香港人口統計報告書》第144頁，表35。

上表顯示，政府雇員、商人、職員、專業人士仍然是外國人所從事的主要職業。外國人除了占居著政界、商界以及技術部門的重要職位外，等而下者也在各類政府機構及商業機構中擔當文員。此外，在外國人群體中也有體力勞動者和無所事事的流浪漢，但其數量都比較少。

從收入及生活方式看， 由於外國人占居了高就業層次的先機，外國人的收入水平相當之高，生活非常優越。1901年，華人苦力的平均月收入為9元，相當於年收入108元。而在歐洲人中，將月薪數萬元的總督和布政司扣除在外，其餘任職於政府部門者年均收入為1892元。[7] 歐洲人認為，在香港月收入不足80元的人（即年收入960元）是非常窮困的：「他們的運氣極差，這樣的收入是一種恥辱」。[8] 當時富有的歐洲人家庭仆從成群，一家大約要僱傭12－15個華人做傭人，分司廚師、管家、保姆、洗衣、裁縫、花匠、轎夫、車夫、灑掃等各職。[9]

據1921年《德臣西報》報道，歐美人士的生活因收入不同而劃分出不同的等級，住在山頂區的相對富有，其次是低級政府官員的子弟，這些人或在警隊、清凈局等機構中任低級職位，或在公司中任低級雇員，其年收入從150英鎊到500多英鎊不等。還有一些人因職業關系只能過較低水平的生活。對於居港歐美人士生活的總體狀況，該報道指出，「如果以家鄉的窮人概念來衡量的話，根本不存在窮人」。[10]

總的來說，戰前香港社會中外國人高人一等的地位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占居著過多的社會資源，享有種種特權。當然，這一特殊的社會階層內部也有高下之分。由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的緣故，來港的歐美人士從一開始就是以掌控香港政治、經濟命脈的面目出現的。他們或者是政府機構中的公務人員，或者是商場上的大班，屬於社會等級中的最高階層。由於英國統治者對華人始終心懷疑慮，他們更願意信任其他的外國人，因此，香港的其他外籍人士藉助於英國統治的便利，獲得了優於華人的地位。他們能夠在社會上謀取到較好的位置，可以輕易地躋身於中上層社會。葡萄牙人與印度人是香港的兩個主要外國人群體。從葡萄牙人的情況看，其成年人幾乎全部經營生意或做職員，即使最窮的人也不願從事體力勞動。[11] 印度人與香港的關系源遠流長，他們在香港是半永久性居住，主要從事貿易、商業和工業。[12]

事實上，前來香港的歐美人，尤其是英國人，並非其社會中的精華。有學者指出，「由於維多利亞這個細小的港口，貧瘠、遙遠、落後，缺乏誘惑性和歷史感，不及印度之能吸引英國貴族，也不似上海充滿了冒險的機會，來港的歐人大都只是一些平庸、缺乏創造能力、端莊、保守的中產階級」。[13] 就是這些才具平平的歐西人士和他們所信任的其他外籍人士，藉助於種族的優勢，成為香港社會中一個地位特殊的社會階層。

二、華人社會中上階層

香港開埠早期，華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與外國人社會對應存在，並絕對處於社會下層。19世紀下半期，華人社會內部開始發生分化，少數華人憑借著經濟上的成功使自己與華人社會的絕大多數區別開來。華人社會明顯形成了不同的層次。

（一）華人中上層社會的規模及其構成

香港華人中上層社會的出現完全是華商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結果。馬克斯•韋伯認為，處於某個統治者集團附庸地位的民族和宗教少數派，自願或不自願地被排除在有政治影響的地位之外，因而往往在特殊力量驅使下開始從事經濟活動。他們的最能乾的成員，由於在為國家服務方面沒有任何機會，所以力求在這個領域滿足使他們的能力得到承認的願望。[14] 香港華商的發展歷程與此頗有相似之處。在英國統治者獨攬了政治權力以後，華人的發展空間基本上只剩下從商致富一途。英國管治香港後，利用當地優良的港口條件，大力建設海港設施，使香港發展成為英國進行遠東貿易的重要樞紐，19世紀下半葉，香港確立了轉口貿易港的地位。圍繞著進出口貿易而興起的各種商業活動使香港發展成為一個商業城市。在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下，華商群體逐漸崛起。由於香港華人社會中既不存在官僚階層，也不存在紳士階層，香港的華人中上層社會成份比較單一，主要由大大小小的華商所構成。

19世紀下半葉，買辦與行商是華人中上層社會中最重要的兩支力量。

買辦是典型的在夾縫中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群體，他們是成功的「中間商人」。香港開埠後，華洋之間存在著一個空隙。華人以其勤儉的性格與豐富的商業經驗成功地填補了這個空隙。開埠初期，傳教士所創辦的學校中培養出了一些接受英語教育的華人，他們靠著語言上的便利條件，在主要從事東西方貿易的經濟環境中獲益匪淺，成為外資洋行、銀行、大公司的華人買辦。到19世紀下半期，買辦的勢力已經相當之大。

華商階層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利用英國人所營造的貿易環境而獨立發展起來的行商，他們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行商大致分為兩類，一是南北行，主要是運銷南北各地貨物。二是金山莊等向海外華人社會運銷貨品的商行。近代以來，由於大批華人移民北美、澳洲和南洋，這些地區對中國貨品的需求急劇增長，一批行商應運而生。專責販賣貨品供應北美的稱為金山莊，供應南洋的為南洋庄，此外還有秘魯庄、安南庄、呂宋庄等。其中以金山莊最具代表性。

從當時華人社會領袖的構成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買辦和行商勢力之大。1869年華商創辦東華醫院時有倡建總理12人，他們都是華商精英，其中以買辦和行商佔主流。另據統計，從1869年至1899年歷屆東華醫院的362名總理中，買辦和南北行商所佔的席位最多。此外，金山莊、公白行、米行、匹頭行商人的地位也比較引人注目。1887年至1899年保良局歷任總理116人中，南北行商、買辦、金山莊商人地位突出，錢庄、銀號、綢緞、花紗布和洋貨店商人也舉足輕重，情形與東華大同小異。[15]

20世紀以後，華人中上層社會產生了以下兩個顯著變化。首先，由於華人資本的進一步崛起，中上層社會的規模逐步擴大。當時，香港轉口貿易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航運業、金融業的勃興，而人口的急速增長，刺激了地產、酒店、零售百貨以及其他各行業的興旺。在香港經濟持續發展的環境里，香港華人在各經濟領域開疆拓土，華商經濟實力明顯增強。此時，華商的總體經濟實力尚不及英資強大，但是，華商經營的工商企業數量已經占居相當大的比例。20世紀上半期香港華人經濟的發展主要體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傳統的進出口貿易中，華商的經營規模進一步擴大。據統計，1894年，港九華商開辦「南北行約90餘家，次則金山莊約有百餘家。」[16] 而根據1915年《香港中華商業交通人名指南錄》的統計，當時香港華商開辦的商行數量為南北行84家，金山莊239家，從事西班牙和東南亞各地貿易的商行186家。此外，尚有上海庄等從事對國內貿易（廣東除外）的商行百餘家。[17] 上述數字僅為規模較大的商行。實際上，該《指南錄》中共列有大小商行約1700家，從事各種貨物的進出口業務。[18] 可見，從事進出口生意華商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以南北行、金山莊為代表的華資行商，大約掌握了當時香港貿易總額的四分之一。[19]

第二，華商在商業經營方面進行了新的拓展。隨著人口的增長，香港本地的百貨市場漸趨成熟。一批澳洲歸僑順應時勢，將西方百貨業經營的先進觀念引入香港。1900年，以澳洲歸僑馬應彪開設先施百貨公司為發端，華商開始進軍百貨業。此後，永安百貨公司、大新百貨公司、中華百貨公司先後成立。到30年代，先施、永安等公司已發展成多元化的大型企業集團，成為香港最早一批華資現代企業集團之一。[20]

第三，華商在金融保險領域涉足的范圍日益廣闊，介入的程度也更加深入。20世紀以前，香港只有外國銀行，與外國銀行並存的是華人開設的銀號。20世紀初葉，外國銀行、保險公司在香港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12年香港首家華商銀行－廣東銀行成立，其後，東亞銀行、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康年儲蓄銀行、香港嘉華儲蓄銀行、永安銀行等華商銀行陸續在香港成立。[21]

第四，華資進軍製造業。19世紀，香港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與造船修船有關的行業。而且，「大多數重工業如船廠、水泥廠、糖廠及公用事業，如香港電車公司、電力公司、煤氣電話公司都是歐洲人所有和經營的。[22] 20世紀以後，香港華人在歐洲人所不屑一顧的小型製造業中大展身手，使香港近代工業幾乎成為華資的一統天下。事實上，1910年代以後開設的工廠皆為華人所擁有。1930年代，華資工廠的數目增長相當快。「注冊工廠數目由1933年的403家增至1938年的829家」。[23]

第五，華人富商通過參股的方式進入歐洲人的公司，從而進一步壯大自身的經濟實力。20世紀初，一個「引人注意的現象是英國公司的董事會中出現了華人，包括那些在港注冊的資金最雄厚、影響最大的公司里都有了華人董事。」。[24] 例如，劉鑄伯在許多西方人經營的企業中有投資，與歐洲人結成合夥關系，身為香港電車公司、馬尼拉金礦公司、上海保險公司董事。[25]

對於華人在經濟上的成功，1910年代中期香港華人首富何東爵士這樣寫道： 「香港的各行各業均有華人參與。…… 由華人集資、華人主管及僱用華人的公司從事著火險、水險、人壽保險、航運、地產及造船修船等業務，這在本地已非罕見。今天，它們已躋身於成功企業之列，與英國人的同類公司友好競爭。……廣東人與生俱來的精明促成了其商業上巨大成功，他們已躋身於大企業之列，不比外人遜色」。[26] 1917年香港英文報紙《孖剌報》撰文指出， 「今日華人居民與60年前的華人居民有許多不同之處。那時，他們幾乎全部都是男僕或苦力，有極少數人是店主。…… 今日，香港吸引著富有的退職官員，甚至有北京政府的退職官員。同時，在我們中間也成長起富有的華商階層，他們掌握著香港財富的一大部分」。[27] 由於有越來越多的華人在工商業領域獲得成功，華商群體的數量日漸龐大，這直接導致了華人中上層社會規模的擴大。

其次，華人中上層社會的構成與以往明顯不同。

第一，買辦的數量大為減少，代之而起的是由買辦轉變而來的成功商人。20世紀之後，隨著買辦制度的日漸式微，原先的洋行買辦憑借著過去積累的資本及其所掌握的現代工商業經營手段，駕輕就熟地進行投資經商。在由買辦轉變而來的商人中，最成功者莫過於何東。何東曾任怡和洋行買辦多年，1900年以後自營商業，成為香港首富。[28] 再比如曾任渣甸洋行買辦的何甘棠也成為相當成功的商人。容子名家族祖孫三代都充任渣打銀行買辦，其本人則成為港中巨商之一。[29]

第二，來自其他行業的華商數量有所增加。在華商群體中，行商的勢力仍然是不可小覷，這是由香港轉口貿易港的地位所決定的。與此同時，隨著華人所涉足的經濟領域日益廣闊，來自於其他行業的華商也紛紛晉身於上流社會。例如，李右泉少年時來港學習經商，後來在香港創辦了多家工廠，是傑出的企業家。許愛周是航運業巨子，澳洲歸僑馬應彪、蔡興和郭泉等人是以百貨業而發達，簡東浦則是東亞銀行的創辦人。

第三，一批華人專業人士成為中上層社會的成員。香港華人的崛起是從經濟領域開始起步的，20世紀以後，華人也開始在其他領域顯露頭角。一批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華人深諳現代西方專業人士服務之道，成為醫生、大律師、律師、記者、教師、建築師、工程師、保險公司經理人員。如曹善允、羅文錦是先留學英國，後在香港執業的律師。還有如李樹芬等人是留學歸來的開業西醫。這批專業人士雖然不是經商出身，但以其專業技能可以獲得較高的經濟、社會地位。另外，居於社會中層的華人數量有所上升，主要包括知識分子、文員等。據陳謙在《香港舊事聞見雜錄》中記載：二戰前在香港開辦學校必須有保證人，而可以作保的人則有「香港太平紳士、醫生、牙醫、律師及持有香港政府發給專門技術執照者如司機、官校教員等。」[30] 由此可以想見這批專業人士已經躋身於社會的中上層。

（二）華人中上層社會的特點

20世紀以後，增添了新鮮血液的香港華人中上層社會產生了如下的新特點：

其一，接受過西式教育的華人明顯占居優勢地位，逐漸成為上層社會中的頂級人物。開埠初期，受外國傳教士影響，香港出現了第一批會講英語的華人。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一代接受英語教育和西式教育的華人脫穎而出。他們大多生長於香港，畢業於政府所設立的皇仁書院和拔萃書院。有一部分人還有海外游學，尤其是英國留學的經歷。這一批華人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如魚得水，獲益頗豐。他們在經濟上能夠最大限度地適應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創辦的企業往往站在經濟發展的前沿，如簡東浦之開辦東亞銀行，郭泉兄弟之創設現代百貨業。在政治上，他們日漸成為港英政府加以倚重的對象。對戰前香港知名華人的傳記略加分析便可發現，具有西式教育背景的華商在獲取社會職位方面明顯處於上風，而缺少西式教育背景的華商的活動范圍多局限於華人圈。另外，香港社會中，成為專業人士或在政府獲取行政職位都必須以西式教育資格為基礎。在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接受過西式教育或具有西化傾向的華人日益成為社會中的精英。

其二，世家的形成。開埠以來，華人中上層社會的成員絕大多數出身寒微，靠著白手起家獲得了財富和社會地位。20世紀以後，華人中上層社會經過數十年發展，已經具有相當的穩定性與連貫性，因此，華人社會中出現了一批顯赫家族。這些家族的祖輩多是貧賤的廣東人，憑借著廣東人長於經商的天賦而發達。他們成為富商之後多培養後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尤其是西式教育，由此保證了這些家族在香港能夠長盛不衰。二戰前可圈可點的顯赫家族主要有：何東家族、利希慎家族、馮平山家族、周少歧、周

Ⅳ 印度人工成本便宜一半，工人的工作效率是不是也會打折呢

首先個人的效率跟企業的管理是有著密切的關系的。雖然說印度的工人在工作的時候會有一些懶散，但這只是個別並不能代表全部，還是有很多人非常的熱愛工作的，對於工作也是非常的負責。而且印度工人的工資也是非常少，所以對於企業還是非常賺的。

不過我倒是覺得這其實是挺正常的，在基層勞動力方面你還真找不出幾個性價比比中國還高的了，雖然我並不覺得這是多光榮的一件事！「世界工廠」的稱號在我看來，嘲諷意味也是挺足的。

Ⅵ 印度面臨的諸多經濟問題有哪些

（1）失業和貧困失業和貧困是印度經濟發展的兩大痛楚。雖然歷屆政府都把增加就業和消除貧困作為執政的重要目標，但一直收效不大。印度的10億人口中有1/3文盲。年人均收入目前還不足480美元，其中有3億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赤貧的城市新移民在印度各大城市隨處可見。印度經濟增長緩慢，人口迅速增長，目前印度人口超過10億，比獨立初期翻了兩番，且還在以2%的年增長率增加，每年新增人口及新增勞動力都在1500萬人以上，這使印度經濟難以吸收不斷增加的勞動力，印度的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在「一五」計劃結束時，印度積存的失業人數為530萬，到1980年增加到2070萬，約占勞動力總數的8%。同時也使人均收入增加不多。由於印度製造業增長速度遠低於服務業，因此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很少。2002年，印度製造業吸納了620萬勞動人口，而有「世界工廠」之稱的中國製造業有1.6億名從業人員。高速發展的印度IT產業約有100萬名從業人員，不足全部勞動力的1%，雖然其產值佔印度GDP的4%。失業一方面將擴大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隊伍，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從而繼續阻礙印度經濟發展，特別是現代化進程。（2）製造業發展滯後印度目前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靠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也主要是靠軟體IT產業，製造業還不強。2003年的特點是服務業還在高速增長，農業年景較好，有了3%-4%的增長，製造業開始有所增長，所以這一年經濟發展比較平衡，也更快一些。製造業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由於它們是傳統部門，所以有很多傳統體制還沒有改革，包括政府對產業和投資的管制，對勞動力市場的管制等各種制約，不利於製造業的快速發展。服務業，尤其是軟體業的發展較快，是因為其作為新興部門，政府對其控制較少，所以發展較快。雖然20世紀90年代印度開始經濟改革，但是在製造業方面步伐比較慢，市場開放程度小，沒有利用好廉價勞動力的優勢。（3）投資環境欠佳印度投資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效率低下。印度政府機構辦事效率較低，世行報告顯示，在印度成立一家企業需要89天的時間，而中國則需41天。印度的勞動生產率也很低，雖然平均工資比中國低25%左右，但每個工人的產出卻比中國低50%。2、能源不足。印度的電力狀況落後，平均缺電率超過10%，嚴重影響企業的贏利能力。加之資金短缺使印度在短期內難以大量進口石油和建更多的核電站，進一步制約了印度投資的增長。3、政局不穩。印度社會結構、財富分配、種姓制度、貧富分化等常常會引發政治不穩定，進而影響吸納國際資本。4、勞動法嚴格。印度是惟一一個解僱員工需要得到政府批準的國家，企業停業或關閉也受到嚴格限制，客觀上限制了企業投資的積極性。5、環境受損。印度荒漠化程度較高，有1.43億公頃土地受到水土流失的侵蝕。現代工業發展和城市人口增加使河流污染和城市空氣污染問題更加嚴重，影響到經濟持續發展，而且危及人民生命安全。（4）財政赤字居高不下長期以來為解決資金問題，印度政府借諸赤字財政政策，1950年度到現在，幾乎年年有赤字。為彌補財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借內外債，使得印度的債務增多，幾十年來內外債如滾雪球似地不斷擴大，利息成為印度政府最大的非生產性支出項目。財政赤字居高不下，使物價指數反彈，造成通貨膨脹，對政府平衡預算增加了更大壓力。1990/1991年度財政開支失控，總赤字達到4333億盧比，竟佔到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8.4%，這一時期印度出現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80年代實行高額財政赤字的結果。1991年實行經濟改革以來，財政困難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十幾年來，中央政府財政赤字占國內總產值的比率一直超過5%。雖然近年來印度制定了《財政責任和預算管理法》，削減某些財政補貼，但財政狀況尚未根本好轉。印度現已成為世界上財政赤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多次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警告。（5）基礎設施落後基礎設施建設與經濟增長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關系密切，一個國家基礎設施不足就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影響跨國公司的投資興趣，嚴重阻礙經濟發展。在印度，公路狀況極差，缺少高速公路，通訊不暢，電力供應不穩，能源嚴重短缺，尤其是石油，基礎設施的滯後影響了外國投資環境，嚴重製約了印度經濟的發展。以交通為例，印度雖然有亞洲最龐大的鐵路網，但陳舊不堪，大部分是國家獨立以前殖民地時代建設的，很難實現現代化的運輸任務。印度目前還沒有一條國際標準的全封閉、全立交的高速公路，港口與機場設施陳舊，所有的港口都出現擁堵情況，交通運輸極端落後

Ⅶ 印度經濟發展的優勢和不足

優勢：印度的發展模式重消費而非投資、重內需而非出口、重服務業而非製造業、重高新技術產業而非勞動密集技術含量低的工業，這種方式使印度經濟對全球經濟不景氣沖擊的抵抗力較強，表現出比較強的韌勁和經濟平穩增長的長周期性。
印度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率比較好。例如，印度國內的儲蓄水平只有中國的一半，每年流入印度的境外直接投資大約只有中國的10％，印度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比中國落後大約10至15年,但印度卻取得了較快的經濟增速，而且它有30％至40％以上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自生產力的增長，而不是資本或勞動力的增加。
不足：印度國內辦事效率較低，往往不能集中力量在某一方面取得突破。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報告稱，在印度開辦一項業務所花的時間是在中國的兩倍，注冊資產在印度要花67天，而在中國只要32天；履行合約在印度要花425天，而在中國只花241天。印度社會經濟的分化也十分嚴重，現代化與落後共存，是一個對比鮮明和充滿矛盾的國家。印度位居世界經濟強國之列，但世界上最貧困的人口中有1／4生活在印度；它是世界第六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但數以億計的印度人卻缺乏電力能源；它的250多所大學培養了300多萬名科學精英，但40％的印度人口仍是文盲。在德里和班加羅爾等城市，茅草屋往往與跨國公司的摩天大廈交織在一起。
與中國相比，印度在很多方面佔有一定的優勢：

（一）軟體業方面。印度的軟體業迅猛發展，在世界名列前茅。印度目前擁有巨大的軟體人才庫，有大量的專業人才。產值、出口比重都很大。據麥肯錫的報告預測，到2008年印度的IT服務和後勤工作將會僱傭400萬從業人員，成為年出口額達到570億美元的行業，佔印度GDP總額的7%。相比之下，中國的軟體業發展的起步較晚，且差距很大。

（二）金融機構方面。印度的金融系統運行比較健全，不良貸款比例較低，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僅為10.8%。印度的股票市場比較成熟，成為印度企業籌集資金的重要場所。

（三）企業制度方面。印度的私人資本在運作方面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印度獨立後，過去就存在的私營財團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產生了一大批新的私人財團。在印度實行經濟改革後，一大批從事信息技術產業、制葯工業、食品加工業、服裝紡織業、水泥建築業和旅館旅遊業的私營企業或私人財團迅速發展壯大，並很快進入全球化經營。印度的現代企業制度比較完善，企業的管理水平較高。

（四）人才和教育國際化方面。印度的人才國際交流多於中國。由於印度英語普及，高等教育機構使用的教學語言為英語，印度高校學生能夠較順利地獲得世界科技發展的重要信息。印度大學教育比較重視創新教育，學生創新能力較強。印度某些大學和專業學院已在國際上有較高的知名度。

（五）法律體系方面。印度的法律體系較健全。印度獨立後，法律體系逐漸完善，公眾的法律意識逐漸增強，為市場經濟發展提供法律保障。市場經濟是法制化的經濟，沒有完善的法制，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無法實現的。

（六）基礎設施方面。印度社會基礎設施要比中國落後幾十年，這也是制約印度經濟發展的主要瓶頸。

Ⅷ 世界上哪個國家辦事效率最高

沒有答案。社會很復雜，各個領域，有快有慢，標准眾多。每人都可以進行一個榜單排序。

Ⅸ 看完這些就明白為什麼俄羅斯願意和印度合作了

我國與印度都是俄羅斯軍品的首要用戶，我國進口的軍品絕大多數來自於俄羅斯，乃至一度超越百分之九十，印度的大多數軍品來自於俄羅斯。不管怎樣說，俄羅斯更喜愛與印度，不只給印度的商品功能十分好，也願意向印方轉讓技能，對印度軍事技能合作的規劃與水平都遠超越與我國的。相比之下，俄對我國的情緒要差很多，很多買賣的通常要通過長期的商洽。

這背面的真實原因為：我國長於學習，任何配備引入都以學習為方針，不只能學會，且通常能更上一層樓。相比之下，印度啥也學欠好，給再好的技能也造不出來好東西。印度拼裝蘇30已有多年，但是直到今日仍然造欠好蘇30,還需要很多引入各類零部件，弄得國商品比進口原品還要貴。

我國一心想開展自個的軍事工業，期望盡可能做到自給自足。所以從沒有單純地引入過商品，通常請求同時引入技能。收購方案通常要思考多方面的要素，不僅僅功能與報價，更主要的是能否學到東西。本來軍事技能轉讓就十分靈敏，不是錢多少的疑問，但是我國只對技能有愛好，既便拿不到技能，也會對什物進行研究，乃至進行拷貝。我國學習與消化的才能太強，或許說「看一眼就學會」有點過火，但是肯定能夠到達」觸類旁通「的作用。俄方曾反對我國拷貝其艦載雷達，但是傍邊方向其展現了所謂的拷貝品以後，俄方一會兒沒了脾氣，因為除了表面相似以外，內部結構不同十分大，比俄方水平還要高，也即是說，中方現已把俄方技能弄理解了。

中方有傑出的技能根底，有底氣討價還價，與中方商洽簽合同，對俄方實為一件痛苦事，底子占不到廉價，也因而商洽天然快不了。本世紀初時，我國每年進口的俄軍品約在20億美元以上，約佔俄悉數出口的4成，但是因為俄方沒能認真履行有關伊爾76運輸機的合同，中方簡直中止對俄收購，讓俄心痛不己。

印度僅僅為了買而買，所謂引入技能，僅僅一句廢話，印度早已用事實證明晰這一點，俄方底子不必憂慮。其比如都能夠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印度即引入了米格21的出產許可證，但是直到今日，印度仍然要進口米格21的零部件。這么的學習才能，底子沒有條件與俄方討價還價。既然如此，那麼俄方天然能夠開高價，也不怕出疑問，橫豎印方怎樣也有求於俄，印方的任何請求都能夠答案，只需肯出錢就行了，容許以後，是不是履行即是另一回事了。曾經即發生過，俄方答案轉讓T90坦克製作技能，成果卻拒不供給關健技能資料的工作。

與印度的商洽相同會拖，不過那是印度辦事效率太低，本來請求不高，十分好敷衍，付錢也適當爽快，差不多相同的東西，通常報價比我國多一倍以上。既便合同呈現什麼疑問，那麼印度也是情緒傑出，底子不會讓俄方下不了台。終究的成果即是：我國對俄進口額在逐漸削減，且有向俄反銷之勢，印度的進口額卻逐年添加。 望採納

Ⅹ 為什麼美國的商務談判節奏比印度的要快

這和一個國家的工作習俗，工作習慣有關系。印度是生活節奏比較慢的國家，所以在商務談判中節奏也不是特別的緊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