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人會怎麼評價印度沖突

⑴ 巴布爾後裔的復國之戰，印度莫卧兒帝國與阿富汗人的斗爭

公元1530年的冬天，印度莫卧兒帝國的創建者巴布爾因病去世，這位突厥化蒙古人在生前通過三場戰役的勝利為子孫建立了一個領土頗為遼闊的帝國，可是在巴布爾活著的時候，卻始終沒有徹底征服兇悍的阿富汗人，為其後裔的統治留下了巨大的威脅。 突厥化蒙古人 巴布爾去世之後，他的兒子胡馬雍成為了莫卧兒帝國的新皇帝，正當這位新統治者准備擴張父親留給自己的帝國之時。在印度北部的比哈爾城，一位名叫舍爾沙的阿富汗將領成為了當地的統治者，舍爾沙即位之後便積極擴張自己的軍事力量，許多阿富汗的普什圖人都前去投靠他，使舍爾沙很快便擁有了一支強大的軍隊。 舍爾沙出生於公元1486年，僅僅比莫卧兒帝國的創建者巴布爾小三歲，可是這位野心極大的阿富汗人卻沒有巴布爾的運氣和顯赫的身世。當巴布爾正雄心壯志的遠征印度的時候，舍爾沙還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他的父親哈桑汗也不是什麼貴族，只是一位出身阿富汗蘇爾部落的養馬人。 舍爾沙的畫像 到了1539年的時候，舍爾沙宣布在印度北部的土地上建立蘇爾王朝，這個消息傳到莫卧兒帝國的皇宮後，胡馬雍開始意識到了舍爾沙的威脅，他立即集結軍隊前去討伐舍爾沙，結果被老練的舍爾沙一次又一次的擊氏遲敗，使胡馬雍的信心遭到了重創。 就在胡馬雍因無法擊敗阿富汗人而悶悶不樂的時候，舍爾沙向胡馬雍發動了一場決戰，他親自率領軍隊前去追擊莫卧兒軍隊，雙方在曲女城附近展開了一場血戰，結果莫卧兒軍隊被重創，不可一世的莫卧兒軍隊全軍覆沒。這場戰役使胡馬雍被迫逃離印度，舍爾沙的軍隊佔領了莫卧兒帝國的首都德里，莫卧兒帝國進入了被阿富汗人統治的「 」亡國時期」。 在薩法維帝國流亡時期的胡馬雍 被舍爾沙趕出印度之後，胡馬雍前去投靠和自己父親巴布爾結盟過的薩法維帝國，希望得到薩法維帝國君主塔赫馬斯普的幫助，胡馬雍抵達波斯之後，塔赫馬斯普對胡馬雍進行了熱情的接待，並且答應會幫助胡馬雍復國。 可是塔赫馬斯普也明白，舍爾沙並不是一個泛泛之輩，他也曾了解過阿富汗軍隊的驍勇善戰，因此塔赫馬斯普並沒有直接派兵幫助胡馬雍復國。塔赫馬斯普命令胡馬雍在薩法維帝國的皇宮好好休息，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波斯大軍自然會幫助胡馬雍重新回到印度，棚攜收復莫卧兒帝國的失地。 塔赫馬斯普的畫像 胡馬雍在波斯寄人籬下五年之後，從阿富汗方向傳來了一個讓他激動不已的消息，胡馬雍的舊部寫信告訴他：「 」蘇爾王朝的創建者舍爾沙陣亡了！」 根據史書的記載，舍爾沙在1545年再次對印度的拉吉普特人發動了遠征，作為印度教守衛者的拉吉普特人一直是舍爾沙的死對頭，經常對舍爾沙的軍隊進行襲擊。憤怒的舍爾沙決定發動一場徹底消滅拉吉普特人的戰爭，可是這一次幸運之神並沒有眷顧他，在當年夏季的一場戰役中，舍爾沙在戰場上因為意外而陣亡。 舍爾沙的陵墓 舍爾沙去世之後，他的兒子達爾汗成為了蘇爾王朝的新國王，達爾汗和胡馬雍一樣，都沒有繼承自己父親的軍事才能，性格上也都非常優鏈核伏柔寡斷。當可怕的舍爾沙陣亡後，胡馬雍立即找到了塔赫馬斯普，讓他實現當初的許諾，幫助自己收復被阿富汗人佔領的失地，此時的塔赫馬斯普也得知了舍爾沙去世的消息，於是便派出一支波斯大軍跟隨胡馬雍前往印度復國。 關於胡馬雍和達爾汗的斗爭，筆者打算在此段講一個小趣聞，胡馬雍的父親巴布爾的名字，在蒙古語中是「 」老虎」的意思，而舍爾沙的名字在波斯語中是「 」獅子王」的意思。獅子王去世之後，老虎的後代向獅子王的後代發動了戰爭，一場獅虎大戰即將爆發！ 胡馬雍率軍出征 在決定收復失地之前，胡馬雍四處散播消息說自己即將遠征印度，恢復莫卧兒帝國在印度的統治，一些曾為莫卧兒帝國服役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得知消息後，立即前往波斯去投靠胡馬雍，其中不乏曾跟隨過巴布爾征戰的老兵，這些人個個都是驍勇善戰的老戰士。經過一系列的戰前動員，胡馬雍的身邊已經聚集了兩萬多名精銳騎兵，這些人作為胡馬雍的舊部，深受胡馬雍的信任。 到了胡馬雍即將離開波斯的時候，塔赫馬斯普也兌現了自己當初的承諾，他派出了一支三萬多人組成的波斯大軍支援胡馬雍，讓胡馬雍感激不已。這支波斯軍隊還裝備了大量的火器，當年巴布爾就是憑借著薩法維帝國的火器才征服印度，有了這支波斯大軍的支持，胡馬雍信心大增，立即率領軍隊前去收復失地。 裝備火器的莫卧兒軍隊 公元1545年的秋天，胡馬雍率軍征討蘇爾王朝的阿富汗軍隊，在經過一場殘酷的攻城戰後，胡馬雍的軍隊佔領了莫卧兒帝國的龍興之地喀布爾。他的父親巴布爾當年被烏茲別克軍趕出中亞之後，曾在喀布爾建立了喀布爾王國，並且以喀布爾為中心，不斷南下入侵印度，經過十幾年的苦戰，終於建立了莫卧兒帝國。 胡馬雍進入喀布爾城後，他的內心百感交集，他獨自一人跑到了喀布爾城外的巴布爾陵墓，向父親訴說多年的流亡之苦，並且在陵墓前向自己的父親立下誓言：「 」我一定會收復您曾征服過的土地，將那些兇殘的阿富汗人趕出莫卧兒帝國的土地。」 巴布爾的陵墓 胡馬雍對喀布爾的佔領無疑增強了莫卧兒軍隊的士氣，可是這個時候胡馬雍並沒有乘勝南下，收復被阿富汗人佔領的國都德里，彷彿已經忘記了自己在父親陵墓前立下的誓言。胡馬雍雖然沒有遺傳父親的軍事才能，卻遺傳了父親熱愛玩耍的性格，他終日沉醉在養花訓鷹的幸福生活中，並且在喀布爾修建了許多華麗的花園。 後來胡馬雍在喀布爾整整逗留了十年，期間並沒有對南部的阿富汗人進行太多打擊，直到1555年的時候，胡馬雍才在部下拜拉姆汗的勸說下決定南下，胡馬雍任命拜拉姆汗為先鋒，自己則率領大部隊緊隨其後，兵鋒直指被阿富汗人佔領的德里城。 胡馬雍的畫像 經過一個多月的行軍，莫卧兒帝國的軍隊終於來到了德里城的城下，城內的阿富汗守軍在達爾汗的帶領下進行迎戰，胡馬雍軍隊裝備的波斯火炮讓阿富汗軍隊震驚不已，無數阿富汗人被火炮從城牆上擊落。就在德里城即將被攻破的時候，達爾汗率領軍隊突圍，結果被拜拉姆汗率領的騎兵圍堵，雙方在進行一番血戰後，達爾汗的軍隊全線潰敗，他本人在幾名親信的護衛下逃離戰場。 德里城被攻陷後，胡馬雍開始乘勝追擊，將阿格拉的阿富汗守軍也殲滅，歷時僅十五年的蘇爾王朝宣布滅亡。在將大部分阿富汗人都趕出莫卧兒帝國的城市後，胡馬雍率領軍隊進入了德里，向城中的居民宣布自己已經光復了莫卧兒帝國的國土。 年輕時的阿克巴大帝 胡馬雍重新登上寶座之後，僅僅在德里待了一年便因為意外而去世，根據史書的記載，胡馬雍一天中午抱著一摞書准備下樓，結果不小心被自己的長袍絆倒，然後從樓梯上滾了下去，摔成了重傷，臨死前將王位傳給了年僅十三歲的兒子阿克巴，並且讓自己的部下拜拉姆汗輔佐阿克巴。 胡馬雍去世之後，他的兒子阿克巴大帝在內憂外患中閃亮登場，阿克巴作為莫卧兒帝國歷史上最著名的統治者，為莫卧兒帝國的中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阿克巴統治時期，莫卧兒帝國的國力達到了頂峰，阿克巴也成為了印度人心目中的偉大帝王。 參考資料：《巴布爾回憶錄》《阿克巴大帝時代》

⑵ 蒙古人後裔統治印度的時候為什麼沒有改變種姓制度

印度算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以，但是馬克思卻說印度沒有歷史，在印度還有一段曾經被蒙古人統治的時期，蒙古人帖木兒的後裔巴布爾，曾經攻下了印度，建立了一個封建的王朝。帖木兒以及他們家的雹悶後代都在長相上偏向於中東人，在他們建立這個王朝的時候，使用的官方語言是波斯語，他們之所以沒有統一印度的種姓，是因為他們兵敗了，被驅逐出羨埋了印度。
越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越是早早兄肆螞的就廢除了這個種姓制度，在印度這個國家經濟特別的落後，有一大半原因是種族制度制約的他們國家。國家特別的封建，階級層次感特別的嚴重。印度的那些國民，他們的生活真的是很可憐，因為他們最下等的種姓的人群，生活的就非常的困難。

⑶ 要不是這些戰地照片，對印自衛反擊戰會被多少網友當成「神劇」

​從被解放軍俘虜印軍坦克說起

前兩天，聽人講笑話一樣說起印度寶萊塢拍了一部電影，主角相貌猙獰，和解放軍作戰槍也打不死，炮也炸不死，戰場上還能來一段大篷車式的抒情舞蹈，當時不禁感慨這 「抗日神劇」 開始走向出口了，看來將來世界影視藝術史上必會提到其重大貢獻。

真實的情況是……

1962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打響以後，據說印軍的戰鬥力曾經讓總參的王尚榮部長大吃一驚。印軍放在第一線的旁遮普聯隊、廓爾喀聯隊、拉吉普特聯隊等都是曾經打過二戰中激烈惡戰的部隊，凶名在外。所以戰前我軍計算其戰鬥力，是按照與國民黨軍精銳部隊等同的公式來推算的。

誰知打起來竟然是摧枯拉朽，有一位參戰的戰士這樣評價他們的戰斗： 我們碰到的這伙印度兵奇怪咧，不但不投降，竟然還敢於抵抗！（「敵人非但不投降，還膽敢向我還擊！」）

反正，看來前面提到的這印度電影是不能讓打過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老兵們看的，否則某位老爺子笑得發了膽結石可不是玩的。

「竟然還敢於抵抗……」這樣奇葩的評價不是我軍誇張，而是有真實圖片為證的。

注意，兩輛戰車在塗裝和自衛武器等方面存在微妙的差別，第一張照片的電台天線的位置也不一樣。

在對印作戰前線，藍志貴拍攝了很多經典照片，有些要幾十年後才被人們認識到其價值。比如下面這張拍攝的，便是戰爭史上著名的 「達旺沙盤」 ，連西方的軍校里都經常提起呢。

​1962年10月26日，我軍攻佔達旺，並准備繼續向前方德讓宗方向突擊前進。此時我軍已經不能再藉助最初的突襲效果，料想印軍將在前方嚴密布防，作戰可能面臨重大犧牲。

然而，根據陰法唐政委回憶， 我軍攻佔達旺以北五公里處的邦崗共（原為印軍指揮所），發現印軍居然留下了一個完好的沙盤，上面清楚地標明了印軍各部的位置。大家很快發現一條通往西山口的山谷印軍完全沒有設防。

當時偵察科長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好運氣，曾認為是印軍的詭計。然而綜合俘虜口供，證明這上面的標志竟然全是真的！於是指揮戰斗的張國華司令員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就指著這個沙盤制訂作戰方案，下達各部實施迂迴、穿插、分割的任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穿過印軍沒有布防的山谷，繞到印軍主力後面，切斷德讓宗與邦迪拉之間的公路，堵截敵南逃退路。

印軍……根本沒想到我軍竟然弄出了這么一個南北縱深達150公里的口袋，連逃的力氣都省了，除少數指揮官乘坐直升機逃走外，大多數在飢寒交迫之下當了俘虜。

這也使我軍有了在第一次歸還印軍戰俘時一下子就交給他們三千多人的底氣。

當然，各國軍校提到這個「達旺沙盤」目的只有一個—— 提醒學員們即便打了敗仗，也不能把這么重要的東西原封不動留給對手啊。

不是每架直升機都能把長官接走，這一架 蘇制米-4直升機 看來是因為地形復雜來了個「我自橫刀向天笑」，動不了無法起飛被抓了俘虜，旁邊坡地上可看到印軍的對空聯絡用三角白色標志。

難道是印度陸軍被打急了，倉皇中忘記了直升機的性能限制，竟然在陡坡上擺下讓飛機降落的標志，結果坑了友軍？

根據印軍第四師師長尼蘭詹·普拉沙德少將的回憶，這架飛機是派去前線扯冬和龍布方向執行偵察任務的，並尋找失蹤的達爾維准將，編號BZ-590。解放軍390團人員回憶，該機飛到吉牙附近被我擊傷過，後來在本穹東側地區將其俘虜。

如果此說准確，那塊白色三角標志可能是印軍直升機負傷迫降後擺出請求救援的，但沒有第二架飛機趕來，否則可能會被坑得也趴窩在這里—— 此前中國軍隊曾在一架擊落的貝爾直升機旁設伏，結果釣來了第二架，連飛行員都給俘虜了。

在戰斗中我軍繳獲了多架印軍飛機，包括米-4直升機、貝爾直升機和「雙水獺」飛機，大多數被俘原因是印軍方面對飛機運用不當，不是被我們的輕武器弄下來，就是起落時出了事故被放棄……

不過，在不適於裝甲車輛活動的山地作戰中能抓到印軍的坦克，還是令人有些驚訝。這是因為印軍在當地並沒有投入成建制的裝甲部隊，而我軍也沒有見到消滅印軍坦克的記載。而照片證明，這樣的事情，在對印自衛反擊戰的戰場上的確發生過。

那麼，這些坦克是怎樣落入中國方面手中的呢？尋找蛛絲馬跡，戰後中國方面從政治角度決定歸還印度方面大多數被俘裝備和全部人員，表達我方和平誠意， 在歸還印軍的裝備清單中，的確有兩輛M3A4坦克，但並沒有提到怎樣將它們俘獲，只是說明著兩輛坦克都有機件損壞。

考慮到印軍並沒有大規模出動裝甲部隊，考慮其作戰特點，這幾輛坦克應該是配屬給印軍前線指揮部門使用的警戒車輛——印軍記錄在東西兩線都有少量坦克配合作戰。

我軍雖然攜帶簡單的反坦克武器如57毫米無後座力炮，但主要用於打碉堡，未見與敵坦克戰斗的記錄，說明敵坦克可能根本沒有來得及投入一線作戰。而其機件損壞和其他若干我方獲得的戰利品是同樣特徵，通常是印軍主動破壞的結果。

雙方作戰地域為喜馬拉雅山南坡，這里要麼地勢陡峭，要麼溪谷縱橫，都不是使用坦克的良好戰場（除非太二，誰會在這里用坦克？）， 很大可能是印軍坦克勉強進入戰場，但或者由於後路被切斷失去油料補給，或者由於道路原因發生故障，不得不將其破壞後放棄，結果成了我軍的戰利品。

當然，如果有熟悉那段戰史的朋友能夠找到我軍和印度坦克有過作戰，那會更有效地補充這段 歷史 。

根據外電報道，我軍在這次戰爭中俘虜的印度坦克並沒有都交還回去，還是留了個紀念品，這就是在北京的中國坦克博物館保存的6019號車，它們的型號都是美製M3A4斯圖亞特輕型坦克。

​這型坦克在二戰中也曾是中國遠征軍在印緬作戰時的裝備，中國裝甲兵評價它雖然不如同時裝備的M4謝爾曼式中型坦克皮實，但底盤較高，機動能力好，適宜於復雜地形使用，而且，比日軍一線所有戰車更強大。

考慮到這種坦克是在二戰中活躍的老式車輛，戰後很快被廢棄，印度方面能讓它在1962年依然在喜馬拉雅山地區出動，這份維護的本領也算了不起啦。

不過，想想還是有點啼笑皆非——在那場戰爭中，中國方面並沒有出動裝甲部隊，卻能把對手的坦克抓來，沒有出動航空兵部隊，卻能把對手的飛機繳獲，後人聽說，會不會以為我們又在寫神劇啊？

【完】

⑷ 巴基斯坦和印度到底有什麼關系，有何恩怨情仇

拜神不同，印巴先分家再火並

二戰結束以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英國迫於壓力將其英屬殖民地分而治之， 就是現代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國家。從此後印巴關系時緊時緩，成為南亞的熱點。表面上看印巴對立是老牌殖民國家統治遺留問題，而更進一步地探究就會發現，如此僵化機械的自治方案是以宗教---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為基礎的，遺憾的是，理論上的宗教信仰分割和現實中教徒的地理分布並不是完美同步，由此，分治導致了兩大宗教教眾倉促之間的逃亡和遷徙，短時間內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加劇了兩大宗教的敵對，這對之後的印巴關系都有著深刻影響。從中也能體會到政教分離、宗教世俗化的必要性。

印巴雙方沖突的核心在克什米爾地區，該地區確定不了歸屬，就是因為王公高層是印度教，而普通民眾大部分是伊斯蘭教，意向無法統一，最後只能劃一條實際控制線，一邊歸印度，一邊歸巴基斯坦。自分治以來，印巴雙方已經打過兩次仗，期間小規模沖突更是無數。雙方的主權領土之爭的背後，宗教、民族都在推波助瀾，但是還有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資源之爭。

水利資源：觸動利益比觸動靈魂還難

就比如2019年2月初印度遭自殺式恐怖襲擊後，除了軍事報復，還截斷了幾條河的水流來制裁下游的巴基斯坦，水是生命之源，它影響著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水資源成為雙方沖突的另一誘因。印度在殖民時代就很重視水資源的控制，這大概是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出自本能地需求吧，獨立之後，在尼赫魯領導之下，大興水利工程。現任總理莫迪同樣重視水資源管理，投資900億美元在河流貫通項目（river-linking project）上，這個項目是莫迪上任之前就有的，也就是說印度在水資源管理方面，歷界政府態度是高度統一的。

與此同時，巴基斯坦水資源很緊張，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國家之一，印巴雙方在世界銀行的調停之下1960年簽了IWT（Ins Waters Treaty），然而國家有界河流無界，這個協議就如同分治方案一樣，在實際執行的時候，不但引發印巴國際沖突，還引發印度國內的沖突。具體到克什米爾地區，河水在流向巴基斯坦的時候，經過印控克什米爾地區，所以主權問題與水資源磋商交錯在一起，問題更復雜，而雙方水資源的摩擦愈來愈多，大有超越主權領土爭端之勢，成為印巴沖突面臨的頭號課題。

印巴矛盾是綜合、長期性的，已滲透兩國的方方面面。和平安穩的生活誰不嚮往？然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印巴爭端，好像一句話可以概括，那就是「走得太遠，就忘記了為什麼出發。」

若只如初見：曾經「印巴的一家親」

著名清代詞人納蘭性德曾有詞句：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悲風秋畫扇。這既是戀人之間的表白，用於兩國也不顯突兀，但在地緣政治中，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印巴歷史的變遷也可以以此形容。「打扮」歷史的過程中，兩國從政府到學界到民眾，各方訴求表現背後的心理變化意味深長。就比如說古印度和印度共和國在地理意義上，並不是等同的，古印度包括現代的印度的一部分外加現在的巴基斯坦、尼泊爾還有孟加拉瓜。巴基斯坦的歷史教科書里，「古印度」是要被屏弊的，巴基斯坦不願意用古印度這個說法。在向後人灌輸國家歷史的時候，會有意識地根據現在的民族訴求相應地增刪，與其說它是在記錄歷史不如說是在製造（making）歷史。

現代的印度，即印度共和國，因為在名稱上和古印度保持一致，聽起來它更像是和古印度一脈相承的。而巴基斯坦雖然是從古印度中獨立出來的一部分，卻對「印度」敬而遠之，個中微妙心理和民族宗教情緒挺耐人尋味，隨著兩國關系的惡化，巴方更是只認「印度（India）」是現代的印度共和國，對於曾經屬於古印度這一史實放任其被印巴對立所激起的排斥心理覆蓋，誰這么認為彷彿是一種政治不正確，巴方把自己的歷史重新定義，就是要撇清和現代印度的關系。然而官方口徑和普通民眾的心理認同畢竟還是有距離，要沖突還是融洽，要戰爭還是要和平，這難道不是最簡單的選擇題？

但是從世界范圍來看，學術界的「印度歷史」，指的是整個南亞地區，當然包括巴基斯坦在內。普通人的概念里，古印度（Ancient India）也是現代的獨立的印度共和國的前身，二者是等同的，英國把科依諾爾鑽石（Kohinoor diamond，世界最大鑽石之一，原重191克拉）歸還給印度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件事上，巴基斯擔、孟加拉國完全靠邊站。

巴基斯坦對自己的過去也不是說要完全割裂，承認可以，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命名如何解讀。只不過巴方對待歷史的態度就算改變了，也很難在國際社會的語境里讓大家覺得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和現代的印度三者加總起來差不多等同於「古印度」。

伊斯蘭教改良者Sir Syed Ahmed Khan為穆斯林爭取權利同時也說過：「印度（Hinstan）比作新娘的話，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像新娘的一雙眼睛，無論哪個削弱了，都有損新娘的美麗」，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如何和諧相處，需要智慧、需要時間、更需要胸懷。

⑸ 印度全名族大起義為什麼會失敗

印度民族起義失敗原因：
這次起義所以失敗，一方面是因為，就全國來說。封建王公和地主的絕大多數是站在英國殖民者一邊，竭力阻止自己地區爆發起義並從兵力、財力上支持英國統治者，使起義在范圍上受到限制，使英國殖民者有可能在一個地區被趕走而在另一個地區穩穩安身，並把未起義地區變成鎮壓起義的基地；另方面，也因為領導起義的封建主本身有很大階級局限性，無力擔當領導起義的重任。
只企圖恢復封建舊秩序：
首先，他們只考慮如敬恢復封建舊秩序，而絲毫不考慮下層人民的要求就使群眾感到失望。他們的政治主張從莫卧兒皇帝詔書、那那·薩希布給法國皇帝的信和奧德幼王的宣言這三份重要文件中便可看出。莫卧兒皇帝1857年8月詔書提出，要恢復王公養嗣權利，歸還土邦，取消英國殖民政權對地主的種種勒索，被剝奪土地的柴明達爾凡參加起義的，土地一律歸還，維護和保障地主的尊嚴和榮譽，使每個地主都能全權統治他的領地。還提出恢復大商人的地位，使手工業者「重新為國王、王公和富人服務」等。至於如何對待農民則隻字未提。那那·薩希布給路易·波拿巴的信中列舉了英國殖民統治的罪行，其中大部分是講印度王公的領地被剝奪，年金被取消，地主土地課稅太重，地主的及寺廟的免稅土地被重新征稅，干預印度教，取消撒提等等。信中講到起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奧德幼王的宣言在列舉英國殖民者破壞印度人的宗教、榮譽、生命、財產四大罪行後特別指出，在英國統治下，竟把印度上等階級和下等階級一樣看待，上等階級沒有得到特別的尊重。這三份文件表明，無論是莫卧兒皇帝或土邦王公，他們起義都是為了恢復印度的封建秩序，重建封建主階級在政治、經濟、思想各方面的統治地位。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參加起義的大小封建主在一切起義的地方都是忙於抓政權，奪回被兼並的土地，對起義的下層人民則只知利用，從不考慮如何改善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這里且不談他們要完全復舊的企圖是開歷史倒車，違背時代潮流，不可能行得通，畢竟這還只是他們的主觀設想。僅就現實而論，他們在起義過程中只知恢復自己權勢，完全置群眾的要求於不顧，不可避免地會阻礙群眾的進一步發動。已參加起義的群眾對他們感到失望，未起義地區的群眾看到起義後不過如此，對於起義的熱情也驟然消退。這就是為什麼起義像狂風暴雨一陣瓢潑而下後，卻突然停止不前的根本原因。
自身局限：
其次，這些封建主雖說口頭上大都接受莫卧兒旗號，但內心裡還是各有各的主意，各打各的算盤，都想在起義後擴大自己的勢力。加之，起圓吵義的王公和封建立各有部屬，自成系統，平素既少接觸，戰時就很難相互為謀。這一切在起義的組織領導上就表現為各自以我為中心，消極防禦，孤城自守，從來沒有形成統一指揮，沒有統一的渣腔慎戰略配合，不能利用起義頭幾個月的有利形勢，主動發起戰略出擊，擴大起義范圍和影響。這就給英國人以充分的機會，重整旗鼓，全面發動反撲。
應該指出，領導起義的封建主中有一些是很堅定的，如坦地亞·托比、章西女王等，他們以民族利益為重，堅貞不屈，視死如歸，表現了愛國者的崇高氣節，成為民族英雄，受到後人景仰。但多數參加起義的封建主瞻前顧後，三心二意，唯恐起義不成，危及現有利益。有些人例如王妃姬娜德·瑪哈爾以及她周圍的一些權臣一直與敵人暗中勾結，形勢越困難，他們的活動越猖撅。英國殖民者是了解多數封建主這種心理的，於是發動政治攻勢。1858年11月維多利亞女王宣言的發表最終使封建主放下了武器。少數堅持斗爭的領導人無法挽狂瀾於既倒，其中不少人最終也死於叛徒告密之下。
事實表明，封建主階級的舊包袱是過於沉重了，此時靠他們來領導民族起義，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⑹ 為什麼我們的歷史課本都沒有我們國家對印度，越南戰爭的介紹

首先對越戰爭，當時我們已經與蘇聯交惡，蘇聯在我邊境陳兵百萬虎視眈眈，越共一直是我們的好兄弟，但是它倒向了蘇聯，蘇聯援助啊什麼，越南又打跑了美國人，覺得自己牛的很，它與蘇聯同流合污，我們當時處境很危急啊，北方有蘇聯，南方有小越南。於是我們鄧小平先生那時候就親西方了，訪問美國跟美國打了招呼後，馬上以排山倒海之勢幾乎夷平了越南，破壞了人家基礎設施，經濟設施。書本上不講是怕刺激越南敏感的神經，而且是我們發動的戰爭，與我們現在中華民族韜光養晦，熱愛和平的精神不符。

對印度戰爭公正的說就是對有爭議的土地打起來了，然後我們佔領了一些沒還，還給人家一大部分，我們國家不是棒子，說獨島我的就是我的，我們會擱置爭議，留給後人解決。現在還在談判呢

⑺ 印度的官方語言有22種之多，為何不統一官方語言呢

這種情況是有比較復雜的原因的，一方面是因為歷史問題使印度的民族分裂，各個民族不能夠團結的擰成一股繩，所以就不能統一語言。還有一方面就是印度的百姓受教育程度普遍低，所以都只學到自己當地的語言，不能夠統一語言。下面詳細分析一下這兩個方面。

03.英語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統一交流恩語言。

由於歷史的分裂問題，讓英語成為了各個民族交流的唯一語言，這成為了印度人的習慣，所以也沒有辦法統一一種印度語言來成為國語。

⑻ 初中歷史問題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新中國實行「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而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亦明確表示支持新中國，中蘇兩黨兩國之間展開了廣泛的合作，中蘇關系進入了後來被稱為「蜜月時期」的友好合作新階段。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新中國的領導人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先後到蘇聯訪問，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進行了會談。在此期間，中蘇兩國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正式結成同盟。此後，兩國的經濟貿易關系也迅速發展起來。從1950年到1957年，蘇聯對新中國的經濟文化建設給予了大規模的援助，其中最突出的是援助中國建設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中蘇兩國還在軍事、外交領域緊密合作，共同反對美國對朝鮮的侵略等等。

這種類似「蜜月時期」的中蘇關系持續了好幾年。其間蘇聯雖然發生過斯大林逝世，新領導人登台等重大事件，但它對中蘇之間的友好合作關系並未產生影響。與「蜜月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關系相適應，中蘇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方面也保持著「高度一致」，幾乎沒有出現過什麼「分歧」。雙方都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都奉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國際上則以一種聲音說話，並採取共同的路線政策。盡管在「蜜月時期」中蘇卜舉兩黨兩國也有過「矛盾」 和「磨擦」，但它所涉及的只是處理雙邊關系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具體問題，與理論、路線、政策和意識形態問題無關；盡管兩國領導人也曾在私下裡相互抱怨，卻從未將「埋怨」上綱到「意識形態分歧」的高度，更不可能公開地互相抨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後來毛澤東也曾多次批評斯大林有大國沙文主義，批評斯大林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等等，但在斯大林健在時，中國的領導人卻從未這樣說過，不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中共黨內，毛澤東等都沒有這樣說過。其實，這並不奇怪。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曾得到過蘇聯黨和政府及斯大林的指導、援助，因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自稱是斯大林的學生。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共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對社會主義建設卻缺乏經驗，不能不繼續向蘇聯和蘇共學習，不能不繼續取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正因為如此，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中，也像過去一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的迷信。在他們心目中，斯大林是繼列寧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導師、領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權威；蘇共是列寧締造、斯大林領導的黨，是各國共產黨的領頭羊，蘇聯則是社會主義各國的榜樣。既然如此，中共和中國只能緊跟蘇共和蘇聯，只能繼續接受斯大林的指導和幫助，不可能也不敢對蘇共、蘇聯和斯大林有任何懷疑。即使對蘇方的某些具體做法不滿意，也不可能和不敢在理論、路線、政策上懷疑蘇共、蘇聯和斯大林。從某種意義上說，「蜜月時期」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實際上是中共和新中國力求「緊跟」蘇共和蘇聯的結果。

然而，中蘇「蜜月關系」和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完全一致」雖然持續了一段時間，卻不可能長久持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中蘇關系也難免會發生變化。果然，從1956年初開始，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一致」的狀況首先叢弊慧受到沖擊，稍後，中蘇「蜜月關系」也隨之逐漸發生動搖了。

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最初是由蘇共二十大引起的。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蘇共新領導人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尖銳地批判了斯大林的嚴重錯誤，並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提出資本主義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註：參見《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人民日報，1963年9月6日。）這一不尋常的做法不僅在蘇聯國內，而且也在中國和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獲悉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多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此事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表明，中國領導人最初的反映比較復雜。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錯誤既「揭了蓋子」，又「捅了漏子」。毛澤東說：「說他揭了蓋子，就滲答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漏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4-5頁。）總之，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一方面並不反對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的錯誤，甚至認為這樣做也大有好處，解放了各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認為赫魯曉夫的做法有缺點，即批判斯大林這樣的重要人物事先未同兄弟黨商量，搞了突然襲擊；對斯大林一棍子打死，或者說是全盤否定斯大林，只講錯誤，不講功績。（註：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7頁。）這表明，從如何對待斯大林這一問題開始，中共中央並不完全贊同蘇共中央的看法和做法，有了自己的觀點。中蘇之間產生了分歧，打破了過去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總是 「完全一致」的局面。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領導人不僅在內部批評蘇共的做法，而且先後撰寫發表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第一次雖然婉轉卻是公開地表明了不同於蘇共的意見。除了在斯大林問題上雙方產生了分歧外，中共中央對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也不贊成，認為這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暴力革命的原則。不過，在最初的一年時間里，毛澤東等人並沒有就「和平過渡」問題與蘇共領導人爭辯，也沒有公開發表文章批評赫魯曉夫的觀點，直到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召開時，由於蘇共起草的《宣言》稿中又重提和平過渡問題，毛澤東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才在會議的內部討論中重申自己的不同觀點，要求蘇共同意修改《宣言》稿的看法。

此後不久，除上述兩大分歧外，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又有新發展。由於受蘇共二十大的間接影響。1956年先後發生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共中央對蘇共中央處理波匈事件的做法也不甚滿意，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因而批評蘇共和蘇聯在處理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時有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等等。不過，相對而言，1957年以前，中蘇在其他問題上的分歧都不及斯大林問題與和平過渡問題那麼重要，那麼引人注目。

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產生了重大分歧，以往「完全一致」的情況發生改變，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以筆者之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雙方的經歷不同，彼此缺乏了解，看問題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因而難免出現分歧。以斯大林問題為例，不管赫魯曉夫的做法是否完全正確，他畢竟是從蘇聯的情況和蘇聯的需要，包括赫魯曉夫本人的政治需要出發的，而中國領導人對斯大林執政時期的內情並不十分了解，對斯大林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後果並無切身感受，又主要是從國際共產主義和中國的需要出發考慮問題的，自然看法也就不會和蘇方完全相同了。二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和批判，無情地打破了斯大林一貫英明、正確的神話，打破了蘇共和蘇聯完美無缺的神話，也削弱了斯大林、蘇共和蘇聯長期唯我獨尊、高高在上的地位，破除了迷信，解放了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全世界共產黨人的思想，不僅使他們敢於懷疑蘇共蘇聯，也敢於發表不同於蘇共和蘇聯的意見了。而在蘇共二十大以前，特別是斯大林統治時期，這種情況是不可能出現的。三是經過建國初期幾年的實踐和發展，新中國逐漸壯大起來，中共領導人也有了一定的經驗，尤其是在如何搞建設方面，逐漸有了自己的看法，加之斯大林逝世後蘇聯新上台的領導人，包括赫魯曉夫在內，在資歷、威望、經驗等方面均無法與毛澤東等人相比，這使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心大大增強，無須再像過去那樣，在蘇共和蘇聯領導人面前十分謹慎小心。1949年和1957年毛澤東兩次訪問莫斯科時的不同心境，受到的不同待遇及他本人的不同表現，最生動地反映了這一點。

今天看來，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兩黨之間出現分歧，不僅事出有因，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本身也不是什麼壞事。至少，有分歧是正常的，而像「蜜月時期」 那樣「完全一致」倒並不正常。更重要的是，只要雙方處理得當，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不一定對既存的友好合作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這已為1956-1957 年的事實所證明。

實事求是地說，在1958年夏天以前的兩年多時間里，盡管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和平過渡、兄弟黨兄弟國家的關系等問題上有了重大分歧，雙方不斷產生爭執，但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倒退，甚至還有新的發展，比1955年以前更為密切。其間，不僅雙方繼續進行友好合作，蘇聯還增加了對中國的援助。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由於蘇聯答應在導彈核武器的研製方面幫助中國，並同意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樣品，中蘇兩國因而在1957年10月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的意識形態分歧未使中蘇關系發生逆轉，當然是有原因的。筆者認為，一是雙方的分歧和爭論並不很多，而且局限於一般理論問題的范圍，還沒有直接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二是在爭論中，主要是中方批評蘇方，而赫魯曉夫等人因為立足未穩麻煩頗多，特別需要中國領導人的支持，不得不對中方的批評採取忍耐態度；三是中方也需要蘇方的經濟軍事援助，並希望繼續維護中蘇友好合作的大局，因而在批評蘇方時所持的態度和方法均比較謹慎，並沒有上綱上線，更沒有激怒蘇方的意圖和做法，從而使爭論大致上能在心平氣和的氣氛中進行。可見，只要處理得當，意識形態分歧與中蘇關系的惡化並無必然的聯系。

（二）

盡管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兩年多時間里，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並沒有損害雙方的關系，但從1958年夏天起，中蘇關系還是開始發生逆轉，逐漸惡化了。誠然，中蘇關系的惡化並不能完全歸咎於意識形態分歧，但也不可否認，意識形態分歧也對加劇中蘇關系的惡化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需要認真研究的是， 1958年夏天以後，意識形態分歧是怎樣加劇中蘇關系惡化的？

筆者認為，總的說來，1958年夏天之後意識形態分歧之所以開始損害中蘇關系，是因為中蘇之間出現了其他新的爭執，致使意識形態分歧進一步擴大，並和其他爭執交織在一起，而雙方對分歧和爭執又採取了錯誤的態度。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1958年夏天開始，中蘇之間在涉及國家利益的許多問題上發生沖突，這不僅使雙方的分歧和爭執越來越多，而且各種分歧和爭執交織在一起，使原來似乎無關緊要的意識形態分歧陡然變得更加嚴重，更加復雜，更具破壞性了。

在國際交往中，任何一個國家無疑都要從本國的國家利益出發，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中蘇之間也不例外。不過，在「蜜月時期」，由於雙方基本上遵循了 「平等互利」的原則，不做損害對方國家利益的事，故雙方雖在一些小的問題上也有「磨擦」，但在大的方面沒有什麼爭執。然而，從1958年夏天起，情況卻發生了變化，中蘇兩國在涉及國家利益的一系列問題上發生了沖突。最初的風波就是當年夏天連續發生的長波電台和聯合潛艇艦隊事件。蘇方出於自身的需要，利用中國希望在建造潛艇方面得到蘇方幫助之事，提出雙方共同合作在中國建設一座長波電台和建立一支聯合潛艇艦隊。但中國方面卻認為，這是蘇方以幫助中國為借口，實際上侵犯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雙方為此爭執了好幾個月。毛澤東為之大發雷霆，赫魯曉夫則為此急匆匆地飛到北京，為蘇聯辯解。此事後來雖然都不了了之，但從此雙方種下惡感。接著，當年8月又發生台灣海峽問題的爭執。中國為打擊蔣介石集團和警告美國不要干涉中國內政，未與蘇方磋商便發動了炮擊金門、馬祖之戰，蘇方雖在表面上表示支持中國，反對美國，但因擔心炮擊金、馬會引起美國的武裝干涉，將蘇聯拖進美蘇大戰之中，故實際上對中國不滿，並且進而單方面撕毀1957年10月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收回了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的承諾。1959年中國為維護自己領土主權，反對印度在中印邊界進行挑釁，採取自衛手段。但蘇方認為中印邊界的武裝沖突對蘇美緩和不利，破壞了赫魯曉夫訪美的和平氣氛，因而不顧中國的一再反對，公開發表了一個袒護印度的聲明。此外，蘇聯也對中國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不滿，而中國則對赫魯曉夫熱衷同美國拉關系頗有微詞，如此等等。顯然，上述爭執都涉及彼此的國家利益。一般來說，在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沖突必然會影響到彼此關系的好壞，因而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沖突也必然損害雙方的關系，即使沒有意識形態的分歧，中蘇關系也會發生逆轉。然而，與一般的國際關系不同的是，中蘇之間不僅存在著國家利益問題，又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且兩者又總是不可避免地交織在一起，這就使問題更加復雜，更加嚴重了。

事實亦正是如此。從總的方面來看，中蘇之間在國家利益方面的爭執造成了彼此間的不滿和惡感，加劇了彼此的不信任。各方均開始懷疑對方的動機，甚至認為對方居心叵測。中蘇雙方都是注重意識形態的國家，當問題越來越多時，各方都必然要從意識形態方面去尋找原因，從理論、路線、政策方面去挖根子。正因為上述爭執的出現，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便開始懷疑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在很多問題上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而作出判斷認為赫魯曉夫等人已經走上了修正主義或半修正主義的道路。毛澤東等人覺得，若不是在理論、路線上出現了問題，赫魯曉夫怎麼會作出如此多損害社會主義中國的事情嗎？！與此同時，蘇共中央和赫魯曉夫也在想，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理論、路線肯定出了問題，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犯了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等等。可見，國家利益的沖突實際上促使了意識形態分歧的升級。再從上述爭執的某些具體問題來看，有些問題既涉及國家利益，也涉及意識形態。如對中國發動的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評價，就涉及到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路線和政治問題。又如對美國的態度，既是外交問題，也牽涉到理論問題。中國當時反對蘇美緩和時，所提出的重要理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帝國主義是戰爭的根源，不可能真正愛好和平，因而赫魯曉夫熱衷於討好美帝國主義，美化帝國主義的頭子等等都是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這樣一來，中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也隨著國家利益的沖突而進一步擴大，大大超出了1958年以前的范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國家利益的沖突促使意識形態分歧擴大和升級，另一方面，反過來，意識形態分歧的尖銳化又加劇了國家利益的沖突。這一點，在 1960年以後表現得更為明顯。當赫魯曉夫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進行圍攻，以便壓服中國的企圖失敗後，便進一步採取行動，撕毀了援助中國的所有合同和協定，撤回了所有在中國幫助建設的蘇聯專家，從而造成了中蘇之間國家利益的更大沖突。1963年，也是為了在意識形態的公開論戰中打擊和報復中國，蘇聯改變了過去一直堅持的立場，決定和美國、英國簽訂部分禁試核武器條約，以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致使中國方面非常惱火，終於下決心與蘇聯分道揚鑣。這些例子都說明，當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交織在一起，便互為因果，互相促進，使分歧和爭執變得越來越嚴重，越來越不可收拾，終於導致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第二，面對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中蘇雙方都改變了以往比較謹慎、就事論事與心平氣和的做法，採取了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強加於人、毫不妥協、無限上綱的武斷態度，致使爭執陷於不斷地進行報復和反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從而無可挽回地加劇了雙方關系的惡化和破裂。

盡管蘇共二十大以後，中蘇之間就對一些重大問題產生了不同的看法，雙方當時的觀點也不一定都對，但如前所述，雙方對待分歧的做法相對來說，都還比較謹慎，基本上是就事論事，雖然也在內部互相爭論和批評，但注意心平氣和，不強加於人。然而，1958年夏天以後，由於國家利益的沖突和意識形態分歧的擴大，雙方都開始變得不冷靜，變得武斷了。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面對分歧，雙方均認為，自己的看法是真正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方則是錯誤的，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在爭論中，雙方都堅持自己的觀點，總是批評對方，卻不注意考慮對方的意見是否有道理，更不願作自我批評。二是強加於人，毫不妥協。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消除分歧的願望，然而在一次又一次內部會談中，在一篇又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雙方又都堅持自己的觀點最正確，聲稱對方只有接受自己的觀點，承認並糾正錯誤，分歧才能消除。結果，所謂的談判、討論均成為對對方的批評。雙方均把對方的批評說成是「攻擊」，蘇方指責中方「反蘇」，中方則指責蘇方「反華」。更糟糕的是，在爭論中，雙方都採取「雞蛋里挑骨頭」和「算舊帳」的作法，以圖擊敗對方。明明彼此的看法很接近，只是提法上有所不同，但雙方不是「求同存異」，而是「棄同求異」，硬要找出所謂的「原則分歧」，大做文章。算歷史舊帳，則是將過去的爭執重新翻出來，以斥責對方。實際上事情早己過去，這樣做的結果只能徒增彼此的惡感。三是無限上綱。分歧本來都很具體，涉及到一個一個具體內容，本可以通過具體分析去分清「是非」，即採取所謂「就事論事」的做法。然而，隨著分歧的擴大，雙方均改變了態度，採取了「無限上綱」，將每一個分歧都上綱到是否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原則的態度，上綱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機會主義路線斗爭的高度。中方認為蘇方執行了一條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修正主義路線，赫魯曉夫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叛徒」，在蘇聯實行了資本主義復辟，如此等等；而蘇方也給中方加了一大堆帽子，如教條主義、冒險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等，總之是帽子滿天飛，綱越上越高。誠然，雙方的分歧不能說沒有任何「是非」，也不是不可以通過討論來分清「是非」，但究竟什麼是「真理」，不是自己說了就算數的，也不能靠「引經據典」 來證明，更不能通過強加於人，通過無限上綱來判斷，而只能由實踐，由歷史來檢驗。而實踐與歷史均證明，雙方當年自以為正確的許多觀點實際上並不正確，爭執中雙方堅持的許多觀點均經不起歷史的檢驗，正如鄧小平所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1頁。）四是不斷進行報復與反報復。在爭執中，雙方都指責爭論是由對方首先挑起的，因而自己一方只是「自衛反擊」，只是行使「答復對方攻擊的權利」，實際上就是不斷地進行報復與反報復，結果必然陷入惡性循環之中，誰也不願退讓一步，甚至認為退讓就是「投降」，就是「屈服」於對方，如此「循環往復」，只能是分歧越來越多，矛盾越來越尖銳，氣氛越來越緊張，後果則越來越嚴重。

第三，為了在意識形態爭執中最終戰勝對方，雙方均採取了「公開論戰」的做法，從而將爭執引向極端，成為對中蘇關系的致命打擊。

眾所周知，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爭執最後發展到最高峰時，採取了大規模「公開論戰」的方式。實事求是地說，「公開論戰」的發生有其必然性。既然雙方如前文所分析，固執己見，毫不妥協，又把爭執看得如此嚴重，勢必要導致「公開論戰」。一般地說，黨派之間、國家之間，甚至個人之間出現意識形態分歧，也都有可能採取「公開論戰」的做法。對「公開論戰」也不能一概否定。通常說，「真理愈辯愈明」，也不是毫無道理。然而，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蘇之間爆發的大規模的「公開論戰」卻非同一般，應另當別論。首先，論戰的規模之大稱得上是史無前例，不僅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上十分罕見，即使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先例；其次是論戰的雙方都是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大黨和大國，雙方都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都擁有數億支持者，並能通過當時堪稱現代化傳播手段，故影響廣及全世界；第三，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即雙方均各執一詞，對立之嚴重，矛盾之尖銳，態度之蠻橫，在歷史上也十分罕見。盡管這樣大規模的 「公開論戰」曾被毛澤東戲稱為只是「筆墨官司」，「天不會塌下來」，「樹木照樣長」，「河裡的魚照樣游」，「論戰一萬年也無妨」，（註：吳冷西：《十年論戰》，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914頁。）但由於雙方的態度並不正確，論戰並不是真正講道理，因而規模雖大，真理卻沒有愈辯愈明，任何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相反，大論戰把本來渾濁不清的水攪得更渾了，把雙方百姓的思想搞得更混亂了，甚至由於大論戰將意識形態分歧作為主要內容，反而將國家利益沖突這一實質性的問題掩蓋了；大論戰還變成了大批判，雙方在報紙上電台上互相罵來罵去，除了使雙方的對立更嚴重，錯誤更深，更不願妥協，不會產生任何積極的作用，這已為歷史所證明。總之，公開大論戰的方式將雙方的意識形態爭執推向極端，對中蘇關系來說，無疑是致命的一擊。在公開進行了大論戰之後，中蘇關系除了走向徹底破裂，再無別的路可走了。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後來確實對雙方關系的惡化與破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會如此，主要在於意識形態分歧與國家利益沖突交織在一起，雙方又對分歧和爭執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必須指出，筆者這樣說並不完全否認分歧和爭執也有「是」和「非」、正確與錯誤，也不完全否認有些「斗爭」，如中國對蘇聯企圖控制中國進行斗爭的必要性和意義，但就意識形態爭執的主要內容和雙方爭論的主要方式而言，基本上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這是可以斷言的。至於在爭執中，中蘇雙方誰應負更大的責任，則又須作具體分析，但這已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需要另文探討。

（三）

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爭論及對雙方關系造成的危害，給人們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歷史教訓，值得後人認真汲取。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簡要地提一下筆者的初步看法。

第一，在處理國與國的關系時，應盡可能將國家利益與意識形態分開，並且盡可能地談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因素。

不同的國家之間，既有國家利益的問題，也必有意識形態的問題，不論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基本相同，還是根本不同的國家之間，都是如此，且都會發生矛盾。處理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應以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為重，這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和社會制度的差異雖然不能不考慮，但畢竟是第二位的，應盡可能地予以淡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千萬不要將國家利益的爭端與意識形態分歧混淆在一起，否則，就可能重蹈中蘇關系惡化、破裂的覆轍。

第二，對其他黨其他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是非，尤其是對其他兄弟黨和兄弟國家提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除涉及本國國家利益和世界各國共同利益的，應當十分慎重，不要輕易地肯定和否定，也不要妄加評論。

這是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各國的黨也總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自己的國情提出自己的理論，制定自己的路線和政策，並在實踐中進行探索。其他的黨和國家因為經歷、經驗不同，也不大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情況，難以理解這些黨和國家的想法，因而不應輕易地判斷其是非，更不應以自己所謂的「原則」、「框框」去套人家，對人家指手劃腳，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是任何大黨、中黨、小黨，都要互相尊重對方的選擇和經驗，對別的黨、別的國家的事情不應隨便指手劃腳。」「如果他們犯了錯誤，由他們自己去糾正。」（註：《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36頁。）

第三，如果兄弟黨、兄弟國家之間確實產生了涉及雙方的重大原則分歧，而是非又比較清楚，正確的一方認為必須堅持，也應採取說理的態度，同對方進行討論，或對對方進行適當的批評，同時允許對方提出或保留不同的看法，盡可能地「求同存異」，而不應強加於人，不應無限上綱，並且盡量避免採取「公開論戰」 的方式去解決分歧。

⑼ 印度讓我知道為什麼要活著，要做什麼

1998年，梁冬加盟鳳凰衛視，因主編、主持《娛樂串串show》成為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2005年，李彥宏力邀梁冬加盟網路擔任副總裁，全面負責網路市場宣傳工作。這是一個電視人的完美轉身。但兩年後，梁冬說，「在網路做的事情與我的夢想還有一點點的不同」。他在印度與一位長者聊天時，「我想起了我曾經在兩年之前立下的一個誓言，就是做中國文化的，尤其是傳統的中國醫學文化的推廣。這個長者跟我說，對，這就是你應該做的事情。」
從印度回來後，梁冬從網路辭職。
在印度，梁冬究竟遇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讓我們從梁冬的七篇印度手記中傾聽這個故事。
困惑
有段時間挺困惑的。生活中的每件事，為什麼要這樣做？從小我們被教育要成為成功人士，不讓父母丟臉。考試純粹是為了父母，因為他們會攀比。我每次考得差，自己沒什麼，倒是替我媽擔心。就是說大部分的人，做什麼，或不做什麼，標准在於大眾。我到了30多歲吧，發現自己以及周遭一些人都有點不對勁，活得很焦慮，活在很深的恐懼里——有工作的怕失業；有老公的怕失去老公；活蹦亂跳的一面擔心熬夜對身體不好，一面熱烈地談著願景；覺得愛情是美好的，但並不確定了解什麼是愛情；成功滿足了虛榮感的，卻又帶來患得患失……我一直懷疑，為什麼這么努力，卻活得這么惴惴不安，究竟是誰在灌輸「我能」、「我的地盤要聽我的」的人生觀？
一個人老呆在一個地方，是看不到偏差的。是不是要離開現在的惶恐，去另一個地方看看？也算機緣巧合吧，去了印度，同行的還有4個人，藝術青年、廣告人、藝術青年的家屬、我的家屬。去之前聽到很多來自印度的謠言，於是大家准備了很多東西，榨菜、臘腸、火腿腸、方便麵……我跟他們說，其實我們唯一需要准備的，是一顆隨機應變的心。
德里街頭
下飛機，入關足足等了兩個小時，看見的全是外國人，所有人都抱著那種蠢蠢欲動的心來到印度。大家臉上居然都是一模一樣的表情，彷彿人人都企盼著穿上拖鞋，買一塊紗巾披在身上，趕緊拍張照片給那些還在辦公室格子間里的人炫耀。第一天晚上，我聞到了印度馬路邊的牛糞味，覺得很好聞——其實中國牛糞味也很好聞，難道印度的牛糞就比中國的牛糞香嗎？這絕對是一種惡俗的小資產階級情懷在作祟。我當時就做出了反省。
我們5個人看著妹尾河童的《窺視印度》設計行程，一開始就列出了十幾個地方要去，到了印度發現不合理，又砍掉了大部分，工作時間很少，我們那天剛打聽清楚，沒票了！我們很煩躁，不習慣那樣的工作節奏，但是我立刻提醒自己：難道到印度不就是為了要慢嗎？於是我和一個朋友坐在馬路邊抽煙，觀看人來人往，有兩件事情讓我詫異。一是街上有很多乞丐，乞丐臉上都是笑，二是印度人喜歡席地而坐，一坐就是兩個小時，也沒有浪費時間的焦慮。但是我們周遭呢，今天一天都不幹點什麼，會覺得自己好墮落哦！原來速度是阻礙我們達成平和的主要原因。
我在街上看狗四腳朝天睡覺，看牛在馬路上走。印度的馬路很神氣，同時能看到狗、馬、吉普車、小轎車、非常擠的公共汽車，還有猴子跑來跑去……其實只要坐在路邊就會發現很多東西。我想，我們不應該太趕路，去不了太多城市就呆在一兩個城市。
德里總統府廣場
這天我們去德里總統府廣場，有點像北京天安門，最大的差別在於那一大片是草坪和樹，就像一個森林公園，在那裡我又看見了草坪上的人，一群一群躺在草坪上——我就沒有見過有人躺在天安門廣場。我發現一對年輕男女，男孩子盤腿坐著，女孩子用草弄著男孩子的鼻子，我觀察了5分鍾，如是這般。要知道，對我們來說，很多事情從開始到結束都用了5分鍾。
我們的司機是印度人，我問他多大了，他說25歲。我的當地朋友很詫異，才25嗎？我說難道你僱用他的時候沒看身份證嗎？他說，印度是沒有身份證的，也沒有戶籍制度，他們想去哪待著都可以。但是這個國家也沒有亂啊！
「你幸福嗎？」我問司機。「不錯。」
「你老婆漂亮嗎？」「漂亮。」
「是自由戀愛嗎？」「父母介紹的。」
「你結婚前見過她嗎？」「沒有。」
那麼多人自由戀愛，卻天天為婚姻愛情而掙扎、痛苦、焦慮、反抗；為什麼他們就沒有呢？
泰姬陵
要去泰姬陵。我怕等買票無聊，就從朋友那裡借了一本中文書，印度哲學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謀生之道》，書里提到一個很有趣的觀點，我們為什麼要活著？我們工作的目的是什麼？作者建議每一個人都問問自己，做這件事是為了什麼？我覺得他的問題是有意義的。企業家到底是為了什麼，賺錢嗎？顯然不是。賺錢只是你做成了一件事情的結果而已，那這事情是什麼呢？是為某些人作出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幫助別人實現他們的願望。
在泰姬陵，我看到一個非常宏偉的建築，那是一個國王為自己心愛的女人修建的陵墓。我沿著城牆走了一大圈，然後盤腿坐在一顆大樹下，遠處的泰姬陵在我眼中跟明信片里的一樣，所以我覺得不需要拍照。我們大部分時候都很視覺化，忽略了許多感受，把眼睛閉上，才能聞到空氣里的味道；才會聽到嗡嗡的鳥的聲；感受到草里的蟲子在扒你的那種癢癢的滋味。
他們都在逛，我坐在那裡，坐累了，乾脆平躺下來睡了一覺。睡醒一覺，朋友說走啦走啦，我就站起來走。出門的時候，我們忽然發現樹上有很多松鼠，當你留心觀察松鼠，你會發現每隻松鼠都不一樣，有的像小孩很單純，有的像成功的企業家，有的很淫盪，在勾引別的松鼠，有的就很沒有安全感，拿到食物就跑，叼到很遠的地方找個小角落吃……
克久拉霍
我們去一個很小的城鎮克久拉霍，那裡有著名的愛廟。在那裡，我又躺在地上睡了一覺。太舒服了！陽光恰到好處，暖暖的。我旁邊還有一隻大狗，仰面朝天跟我一起睡。睡醒大家去吃飯，愛廟外面有顆大樹，大得有張餐桌立在上面，還有把梯子用於上下。我們剛坐下來，鳥烏壓壓一片，漫天飛過，原以為是麻雀，沒想到竟是大鸚鵡！那頓飯吃得酣暢淋漓。吃飽飯，閑逛的路上有家紡織品店，女人們瘋狂地沖了進去。我在門口碰見一個小男孩，他的眼神非常堅定。我跟他聊天。他說他是練瑜伽的，每天早上身體「干凈」的時候，他要做2個小時的功課。他還說，過程中更多的時候他是在思考兩個問題：一，我是誰，我要做什麼？二，我能不能不做？這和我在「網路」想的問題一模一樣！每天我都反復問自己，我在做什麼，或者說不做什麼。小男孩很小，看著他你會覺得這個國家很有趣。
小男孩說自己有個師傅，know
everything。我們就跟著他去了。又是一家紡織品店，裡面有位長者，我們席地而坐，他一個一個地講。為了混淆他，我故意和一個無關女性勾肩搭背，長者卻指著我太太說，她對你會很有幫助。他還說我應該做更重要的事情。我說我已經很重要了。他說不是的。
第二天本來要去另一個陵廟的，但我們睡到下午兩點。結果那個晚上反倒睡不著，我爬起來，躲到游泳池，想找煙抽又找不到，無所事事。一束強烈電光照過來，是酒店晚上巡夜的保安。我說，有煙嗎？他居然從腰包里抽出兩根給我，他總共也就3根煙。
抽了一根，我開始在酒店裡逛，在酒店大堂發現一部電腦。就在那裡，我看到了陳曉旭出家的消息。我很欣賞陳曉旭，不管什麼原因她做了自己的選擇。可是後來輿論……余秋雨有句話講得非常好：一群沒有信仰的人在點評一個有信仰的人。這些沒有信仰的人卻是如此地站在正義和真理的這一邊，對別人指手畫腳，他們才是真正的可憐蟲。
瓦萊納西
我們去了恆河邊上的小城市瓦萊納西，據說印度人千方百計都想去那裡。英語說得很好的三輪車夫說，我們是他拉到的第一批中國人。
我們穿過小巷，走到恆河邊，船夫帶著我們看恆河的落日。我們逆流而上，看見很多人在生火燒東西，定睛一看，是在火化屍體。《西遊記》里唐僧最後一難不是被推到水裡，然後很多屍體漂起來嗎？恆河就是這樣的。恆河邊有很多沒有窗戶的房子，讓人可以爬到那裡等死。而就在距離他們下游500米處，很多人在沐浴洗漱。一個朋友，平時有點「壞」的一個人，老喜歡說些「溝女」的事情，突然神色黯然。我說你怎麼了。他說他很感慨，印度人即使是文盲，都知道在哪裡死，中國人卻不知道。
恆河邊上人人念經、沐浴。坦白說，那些咒語……哪怕你反復念「可口可樂」，也會達到安神的目的。但是我在那些人臉上看到了虔誠，他願意相信自己是處在規則里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知道自己要去哪裡。這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我們的焦慮，我們在快速的離心的轉動中，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所以會擔憂。所有的恐懼來自不確定。
就像余華在《兄弟》里說的，一個中國人40年裡看到了一個歐洲人的400年。在這么一個社會發展，定力不足是所有患得患失、所有無所適從的根本原因。從印度回來，我跟許知遠聊這個話題，他剛剛寫了一篇文章《嶄新的傳統》。他說傳統讓我們處在一個歷史河流裡面，由於我們和傳統割裂，所以我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的，要去哪裡。
想法
我們這一輩人其實是沒有傳統的。由於經歷了特殊的歷史時期，絕大多數同輩人沒有辦法從父母那裡得到傳統。很多東西是不能從學校學到的，那種標准化、批量化的模式化的課本不可能把人培養成完整的人。我的父母不能給我任何指導，我那天跟我爸媽說，我所有的人生選擇都是在他們的建議前加了個負號。中國這個個人的時代讓人可以迅速改變自己的生活，突破自己的階級，但是也讓很多人在突破了之後無所適從。我確信社會需要相對傳統的脈絡，這樣才可以真正達到和諧社會。
這次印度之旅，我看到了傳統的力量。傳統給印度帶來了極其發達的產業，我在飛機上看當地的報紙和雜志，話題非常具有全球視野。是什麼東西在支撐這個國家？是夢想和趣味。印度今年的財經預算里有一部分叫做「dreambudget"，包括媒體產業、游戲產業、互聯網產業、文化產業……這個國家的預算里有一部分支付給國民的夢想，而他的夢想與傳統相關聯，是前人的後續，後人的前身。創意產業的本質其實不在創意，它會給人們一個誤導，認為標新立異是這個產業的核心。錯了！印度電影到現在也沒有太多的故事，還是在講愛情。它訴求的是人類恆久不變的追求和夢想。一個好的意識形態產品不需要很有創意，但需要很有感情，要符合人基本面上的慾望。所有的創新都是基於一個舊的，例如一根鉛筆和一個橡皮擦組在一起就成了橡皮鉛筆。
這次印度之旅，我更加清楚，當明白自己要做的事情時，任何工具都可以使用，或許我會去主持電視台節目，或許我會做一個出版物，重點不是你充當什麼角色，而是背後的邏輯。當你明白想要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就能從空氣裡面抓到想要的東西。心念一閃，震動四方。
這次印度之旅，我重新尋找自己，重新理解自己。去印度之前，離開「網路」的想法是有的，但我還在猶豫。從印度回來，我想清楚了。
（註：2007年5月，梁冬正式從網路離職。不久後，他創立正安中醫，以傳承中醫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為使命，全身心致力於中國古老中醫學的傳承研習與傳播推廣。）

⑽ 第三次中東戰爭和印度的關系

沒有太大的關系
第三次中東戰爭和印度的關系並不大。但是，這場戰爭也多少牽涉到一些印度元素在其中。
首先，在當時的聯合國軍隊中，有部分印度軍隊。而以色列方面則認為，印度在政治上有傾向於埃及的嫌疑。後來當戰爭爆發時，時任聯合國第三任秘書長的吳丹在埃及封閉了蒂郎海峽和驅逐聯合國維和部隊後，要求將聯合國軍隊向以色列方面移動時，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絕。因為以色列方面認為，此舉有可能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遭到破壞以及軍事機密被泄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