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我國結合國情為低碳經濟頒布了什麼措施
對話人 齊曄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采訪人 中國環境報記者 張業亮
點擊一
焦點關注 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方向
關鍵思路 從自身國情和實際出發，承擔與我國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
記者:近年來，中國公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推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行動。您怎麼評價中國在這方面的工作？在未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還要做哪些努力，需要堅持哪些原則？
齊曄:首先，要說明的是，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目標是明確的，措施扎實有力。在採取行動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實效性方面，我可以講，中國在世界各個大國當中做得最好。中國政府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題中應有之義。2005年，在「十一五」規劃綱要中，我國提出在5年內將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中國政府在2007年公布的《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又重申:到2010年，實現單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經過3年的持續努力，中國已經實現了減少單位GDP能耗10％。在這個月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又特別強調抓好國家方案的落實，努力實現「十一五」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10％左右、森林覆蓋率達到20％等目標。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要把降低單位GDP能耗以及主要污染物減排工作繼續下去，中國在節能以及溫室氣體減排上的努力本身就是對世界人民應對氣候變化的巨大貢獻，同時也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本身所要求的。這兩者實際上是一致的。
其次，保護環境是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充分認識到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可持續發展是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和手段。中國還會繼續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統籌考慮經濟發展、消除貧困、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共贏。在溫室氣體減排問題上，中國遭到部分發達國家的指責，這是不公平的。
我相信，在未來的國際氣候變化談判及合作中，中國將繼續堅持《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基本框架，堅持《巴厘島路線圖》所確定的方向，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進一步加強《公約》及《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中國會從自身國情和實際出發，承擔與我國發展階段、應負責任和實際能力相稱的國際義務，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應有貢獻。
記者:國務院於8月12日召開常務會議，部署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要求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一要求體現出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怎樣的新思路？
齊曄:把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一項非常令人鼓舞的政策。目前，我們正在進行「十二五」規劃的前期研究，在「十二五」規劃中可能會有明確的關於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定。中國政府不僅在戰略及組織上，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而且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我們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這在國內、國際上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新的規劃中，不僅要把節能、主要污染物減排指標納入「十二五」的約束性指標，而且還可能把單位GDP的碳強度作為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在各級政府工作內容上突出地體現出來。這是一個重大的進展，因為單位GDP的碳強度是與二氧化碳排放量緊密相關的一個指標。降低單位GDP的碳強度，減少碳排放，在有限的碳排放空間之下，發揮能源、資源的最大作用，有利於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最大化。
假如在「十二五」規劃中納入單位GDP碳強度，其影響非常深遠。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就必須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和部署，約束單位GDP的碳強度，促使我國國民經濟向低碳化方向發展，建設低碳社會。縱觀全球，自上世紀70年代能源危機以後，全球出現節能趨勢。一些發達國家的經濟近年來出現了所謂的「解耦」(Decoupling)效應，即GDP還在繼續增長，但整個能耗並沒有隨之以同樣高的速度增長，其經濟發展實質上實現了低碳化。
中國現在的經濟、社會發展處在一個特殊的階段——以大規模、高速度為基本特徵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中期。當前的工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對今後十幾年、幾十年的能源消耗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從長遠來說，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走低碳化道路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把氣候變化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從政策導向上有利於引導各級政府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新經濟增長點，加快建設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工業體系。點擊二焦點關注
我國如何發展低碳經濟
關鍵思路
低碳經濟所體現的是向著低碳化方向發展的程度
記者:現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著哪些機遇與挑戰？該怎樣把握與應對？
齊曄:低碳不是一個絕對的指標，不存在一個定量的數值表明總體的碳排放低於多少就是低碳。否則，我們就會陷入一個誤區。很多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歐盟，人均來講是在高碳排放的水平上，但是其單位GDP的碳排放比較低。如果規定單位GDP的碳排放必須是低於多少才是低碳，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各國的產業分工不同，所處的發展階段不一，技術實力不同，這樣劃定單位GDP的碳排放標准顯然是不合時宜的。
反過來講，人均碳排放也好，單位GDP碳排放也好，其變化速度很重要。例如，根據麥肯錫公司(Mc Kinsey & Company)的研究報告，中國的單位GDP碳排放強度近年來以每年大約5％的速度下降，在世界各個大國中，還沒有哪個大國能像中國這樣下降得這么快。這種下降的過程就是一個低碳化的過程，實際上，我們更強調「低碳化」這個過程。
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到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按照我們對低碳經濟內涵的理解，它的實質是「低碳化」。低碳經濟所體現的是向著低碳化方向發展的程度。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不是在某一天突然開始發展低碳經濟的，而是近30年來我國的經濟總體趨勢一直在向著低碳化發展。按照統計，從1980年到2000年，中國的GDP翻了兩番，能源消耗翻了一番，也就是說能源強度下降了一半。2000年後，我國的能源強度曾一度上升，但從2006年開始，我國的能源強度每年都在下降；按照「十一五」規劃，2010年能源強度要比2005年底下降20％。可以說，我國經濟正在走著「低碳化」的道路。
但是，從近期來說，我們必須考慮許多現實條件，不可盲目跟風。因為每一個地區和城市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地理位置等條件各不相同，所以發展道路也不可能一樣。中國萬元GDP的碳排放相對於發達國家比較高，但中國低碳化發展速度比發達國家快得多。長遠來說，中國肯定要逐步減少對高碳能源的依賴。近期，中國離不開主要本土能源——煤炭。我們應立足實際，在扎實、深入的研究基礎上開展試點，進行戰略規劃，走出一條符合國情、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之路。
記者:在我國擴內需、保增長、調結構的背景下，很多地方為何要走以低碳排放為特徵的新的發展道路？
齊曄:國家的政策導向和規定，不僅對各地起到了引導和規范作用，更為地方近期和長遠發展的投資提供了有益啟示。對於地方政府來說，發展低碳經濟要考慮到應對氣候變化、改善環境質量、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保障能源安全及促進就業等。僅僅要求地方政府去應對氣候變化而放棄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不公平的。地方政府在這方面有很多積極行動，如一些地方開始嘗試建設低碳城市。另外，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及建設生態文明也要求地方在發展經濟上要充分考慮到當地的生態環境約束、當地的環境容量。因此，地方政府在發展低碳經濟上還是有很大動力的。
中國政府一直把應對氣候變化作為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來對待。怎麼平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怎麼平衡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是需要各級政府充分考慮的事情。地方政府從2007年以來對應對氣候變化工作非常重視、非常積極，各省成立了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或者是將相關機構掛靠在節能減排領導小組下。很多省(市、區)，一些城市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計劃，甚至邀請國外專家進行了氣候變化對本地的影響評價。從行動上看，地方政府最近幾年還是非常積極，這與中央政府要求、來自國際國內的壓力、地方領導人認識水平的提高都有關系。
更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氣候變化切切實實影響到了自然環境、經濟及社會發展，帶來了影響與損害，要求我們要正視它的影響。例如，氣候變化帶來了更多的自然災害；有的自然災害盡管不是氣候變化直接造成的，但是受氣候變化影響，許多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更大了。
但是，地方與地方不一樣，應該考慮具體情況，不鼓勵為低碳而低碳。從中國整體發展階段來看，處於資金密集型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城市化進程尚未完成，還沒有進入現代化建設的高級階段，還有部分人口處於貧困狀況，單純追求低碳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可取的。事實上，高碳和低碳是相對的概念，很難確定一個標准來判斷。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低碳經濟、低碳社會和低碳城市，意思是向著「低碳化」的方向發展。點擊三焦點關注
發達國家的「綠色新政」
關鍵思路
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
記者: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很多發達國家推出了「綠色新政」，積極發展綠色經濟，走低碳道路，來應對全球變暖，克服金融危機。對此，您是怎麼看的？
齊曄:現在，「綠色新政」是個時髦的熱門詞彙，媒體談論得比較多。一個倡導「綠色新政」的言辭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一個國家在這方面的行動。比如，我們談論很多的奧巴馬「能源新政」，不能從奧巴馬的競選語言去看，而要從其當選之後的立法議案中判斷。
具體來說，我們來看看美國眾議院6月底通過的《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要求到2020年，美國電力生產中至少12％為太陽能、風能、地熱等清潔能源，另有8％通過節能措施減少能源消費，兩項相加必須達到20％)。在這部法案中，有些指標有進步，但是主要指標與美國宣傳的、奧巴馬宣稱的有差距，而且差距相當大。奧巴馬宣稱的是一回事，列入美國的法律是一回事，將來能做到的更是另一回事。我們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奧巴馬的「綠色新政」從法律上來講沒有特別出奇的東西。甚至有些指標，比如可再生能源占發電量的比例，在這一法案的比例與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宣稱的比例相差了1/5。在競選時，奧巴馬宣稱的指標是25％，而在美國眾議院通過的這一法案中，規定的是20％。
20％是個什麼概念？當年，小布希政府的規劃就是到2020年達到20％，而奧巴馬政府將來在實際操作上也許還不如小布希政府。因為，這個20％是可以打折扣的。例如，一個電廠的能效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比例可以降到12％，因為法案規定了「另有8％可以通過節能措施來減少能源消費」。本來，小布希政府就要求電廠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比例佔到20％，但是有了這一法案，電廠為了減少開發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他們就會提高能效，減少發一度電的標煤量。電廠提高能效之後，美國政府對於其可再生能源指標的要求就會降低。在這一點上，奧巴馬政府與小布希政府相比沒有進步。點擊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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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談判進程 關鍵思路
發達國家必須作表率
記者:國際社會正就氣候變化有關議題進行談判，以期在年底舉行的聯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上取得積極成果。您對目前的談判進程有何評價？
齊曄:目前，氣候變化談判是極端困難又極端容易的事情。在各國都在考慮自身利益的情況下，找到利益共同點很難。但如果大家站在全人類的利益上，這個問題就變得很簡單了。
圍繞溫室氣體減排指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斗爭十分激烈，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當前所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不僅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要求，而且還向發展中國家轉嫁減排的義務。發展中國家普遍認為，發達國家在過去200多年工業化的進程中毫無節制地排放溫室氣體，是造成當前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而發展中國家是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發達國家一方面要通過落實具體的減排指標來大幅度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必要的資金、技術支持，幫助他們應對氣候變化。
在這個問題上，發達國家必須作表率。不是因為發達國家有錢、技術水平高，而是因為造成目前這個情況，發達國家確實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緊緊咬著發展中國家不放這樣的做法沒有意義，是斤斤計較的行為，是不應該而且不可行的。我認為，在哥本哈根會議之前，我們始終要抱有希望。這個時代是需要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的一個時代，我們面對氣候變化這個問題，也同樣需要追求理想，保持樂觀。
記者:上月舉行的G8峰會沒有明確提出發達國家的中期減排目標，反而對發展中國家強調減排。鑒於目前情況，您認為國際社會應該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氣候變化談判？
齊曄:事實上，氣候變化不僅是個重大問題，同時是一個緊迫問題，不應該把精力放在2050年，而是要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近期可以看到的未來，這樣來確定指標、進行討論才更有意義。如果發達國家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引向2050年這樣一個遙遠的未來，這種討論不僅對於目前無濟於事，往往會使我們摸不準下一步前進的方向，而且，到時候將沒有任何國家對未能實現目標而負責。
此時此刻，我們要做的才是最重要的。在《京都議定書》第一階段減排任務即將於2012年到期後制定2012年～2020年第二階段的減排任務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把自己的責任交給子孫後代去完成，發達國家把自己的債務交由發展中國家去完成，無論從哪個角度都是說不過去的。
究其原因，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是造成目前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重要原因，這一事實已為世界各國所廣泛接受。而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間的確跟一國的發展空間很有關系，這也是很多國家不願意承擔或者有效落實溫室氣體減排責任的原因。從近期來看，在目前的技術水平之下，沒有了二氧化碳的排放空間，往往意味著喪失了發展的空間。由於碳排放的空間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一國發展的空間大小，因此，很多國家都存在著「搭便車」的心理，這也是影響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的一個關鍵因素。點擊五焦點關注
中美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角色
關鍵思路
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責任不對等記者:中美兩國是世界上有影響力的大國，也是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在剛結束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上，兩國最終簽署了《關於中美兩國加強在氣候變化、能源和環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請問您對此有何解讀？這對年底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有何影響？
齊曄:這個協議更多是個框架，也有一些實質性內容，如中美兩國將在新能源領域設立聯合研究中心以及建立氣候變化領域的對話機制。
中國和美國是兩個有影響力的大國。這就是說，中美兩國的所作所為對未來的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以及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來說影響很大。籠統來說，這樣沒錯。但是這樣容易產生誤解。中美兩國都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國，但是從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歷史累積來看，中美兩國相差懸殊。從經濟實力及技術水平來說，兩國相差很大。作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大的國家，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對國際社會的努力具有重要影響，美國能否承諾減排義務關乎今年年底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能否取得實質性成果。
我們既要看到兩國的共性，也要看到差異性，正是這樣的差異性決定了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責任是不對等的。如果說我們在中美對話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中，僅僅看到了共性，而不看到差異性，往往就模糊了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採取的措施，使得人們對中國的要求與美國類似了。正如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中規定的，要求在2018年，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要與美國有同樣減排的措施及標准。這樣的話，就是模糊了中美兩國在溫室氣體減排責任上的差異性，把問題的性質錯誤理解、錯誤對待了。
中美兩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對話要本著解決問題的目的，其基礎是不僅要認識到共性，還要認識到差異性。認識不到差異性對於解決問題是沒有幫助的，反而會把世界的注意力不恰當地引向中國。
⑵ 從經濟常識角度分析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經濟，其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利用和低碳或無碳能源開發。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現實和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
（一）低碳經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
世界經濟在經歷了工業化、信息化之後，正在走向低碳化。2003年英國政府發表了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能源白皮書，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概念。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到201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到2050年建立低碳經濟社會。為此，英國引入了氣候變化稅、碳排放貿易基金、碳信託交易基金、可再生能源配額等政策。日本與英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方面有很多共同的願景。2007年6月，日本與英國聯合主辦了以「發展可持續低碳社會」為主題的研討會，勾畫了未來低碳社會發展的藍圖，並投入巨資開發利用太陽能、風能、光能、氫能、燃料電池等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積極開展潮汐能、水能、地熱能等方面的研究；停止或限制高能耗產業發展，鼓勵高能耗產業向國外轉移，對一些高耗能產品制定了特別嚴格的能耗標准。2007年7月，美國出台了《低碳經濟法案》，公布了題為《抓住能源機遇：創建低碳經濟》的報告，提出了創建低碳經濟的10步計劃，對風能、太陽能、生物燃料等一系列可再生能源項目實行減免稅收、提供貸款擔保和經費支持等優惠政策。除英國、日本、美國以外，加拿大、法國、義大利等發達國家都在發展低碳經濟方面做出了積極的努力。巴西、墨西哥、韓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主動減排、限排，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國際社會主流的戰略選擇。
（二）發展低碳經濟是應對氣候變化的現實選擇
在全球氣溫變暖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近百年來，我國氣溫上升了0.4 — 0.5℃。1986—2006年，我國連續出現了21個全國性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與災害的頻率和強度明顯增大、損失增加，水資源短缺和區域不平衡加劇、生態環境惡化，農業生產損失巨大、糧食安全壓力增加，海平面持續上升、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受到威脅。據2006年底發布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預測，未來中國氣候變暖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很可能在未來50年至80年全國平均氣溫升高2—3℃；到2030年，中國沿海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幅度為10—16cm，導致海岸區洪水泛濫的機會增大；氣候變化將使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增加。如果不採取措施，21世紀後半期，中國主要農作物，如小麥、水稻和玉米的產量最多可下降37%；今後20年至50年間的農業生產也將受到氣候變化的嚴重沖擊。面對未來氣溫升高及其可能導致的一系列嚴重後果，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當務之急。
（三）發展低碳經濟是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
我國正處於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重化工業發展比較迅速。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能源的大量需求和快速增長一時難以改變。2007年能源消費總量達到了26.5億噸，比2006年增長7.8%。「十一五」頭兩年的能源消費增幅明顯高於年均4%的增長目標。我國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65%左右仍為煤炭。電力中，水電佔比只有20%左右，火電佔比達77%以上。2007年，我國煤炭消費量佔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69.5%。長期以煤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給我國帶來了比較嚴重的環境問題。目前全國85%的二氧化碳、90%的二氧化硫和73%的煙塵都是由燃煤排放的。這種以煤為核心的能源結構在現在以及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很難改變。隨著工業重化工化的進一步發展，煤炭在能源消費總量中的比重將不斷加大，二氧化碳的排放還會不斷增長。由於技術和設備相對陳舊，我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遠高於發達國家。目前，我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居世界第二位。預計到2015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佔世界的比例將達到20.7%，超過美國（20.1%）成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1]。我國未來的碳排放形勢相當嚴峻，發展低碳經濟是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選擇。
(四)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低碳經濟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前提來謀求最大產出的經濟發展理念或發展形式。「低碳」強調的是一種區別於傳統的高能耗、多污染為代價的新發展思路。「經濟」則強調了這種新理念根本上不排斥發展。因此，廣義上，「低碳」可以被視為經濟發展在環境保護、節能降耗等方面新的約束條件。但是這類條件並非一味消極地限制和約束發展，而是可以通過與新約束條件相匹配的技術和制度，創造和擴大市場規模，激發人的創造性和盈利能力，從而促進發展。目前，由於經濟危機的沖擊，全球經濟增速放緩。但發展低碳經濟不僅不會放慢經濟增長，反而會促進經濟的新一輪高增長。發展節能技術、碳捕獲和儲存技術，開發利用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電力設施效率等，都可以創造就業機會，帶動經濟增長。當前，全球不少企業已經嘗到了低碳經濟帶來的甜頭。據統計，德國風能發電設備2005年的出口收入已達約60億歐元，佔全球風力發電設備交易額的一半左右。日本在光伏發電技術領域居世界領先，是全球最大的光伏設備出口國，僅夏普公司的光伏發電設備就佔世界的1/3。可以預見，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
二、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建議
發展低碳經濟離不開低碳經濟政策推動。目前，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政策有的處於空白，有的亟待完善。下文從教育、經濟、管理、技術、投入5個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低碳教育政策
第一，明確政府在低碳教育中的主體責任。應從組織、管理方面解決目前低碳教育責任不明確的問題，把低碳教育納入國家和地方教育體系中去，成為各級教育行政部門及學校的重要職責，使低碳教育由目前的個體自發行為，變成政府行為。政府應針對不同年齡、不同需求制定不同的低碳教育內容，不斷完善低碳教材體系，加大低碳教育的師資培訓。
第二，籌建專門的低碳博物館。博物館是向公民宣傳普及各種科技知識的場所，但在我國現有的各種博物館中，少有專門涉及低碳科普教育的。應將低碳博物館的建立健全納入政府議事日程，填補我國博物館的這一空白。除了建立國家、省、市各級低碳博物館之外，也可在現有的博物館基礎上嫁接低碳博物館或低碳博物單元。
第三，設立全國低碳日或世界低碳日。全國性的主題日作為普及相關主題知識的重要載體，可以收到很好的社會效果。設立全國低碳日，可以持續宣傳和普及低碳知識，提高公民低碳意識。同時，可考慮倡議設立世界低碳日，使其與世界環境日、世界地球日等世界性主題日共同擔當起普及宣傳低碳經濟的重任。
（二）低碳經濟政策
第一，推行基於配額交易的碳排放權交易。目前國內碳排放權交易的主要類型是基於項目的碳排放權交易，基於配額的碳排放權交易由於主體交易市場尚不具備而進展緩慢。根據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經驗，在發展以清潔發展機制項目為代表的基於項目的碳排放權交易的同時，應積極加快基於配額交易的主體市場建設，利用市場化的手段配置環境容量資源的使用。所以，我國應積極籌建基於配額交易的碳交易所，完善碳交易所的相關法規，加快二氧化碳排放權衍生產品的金融創新工作[2]。
第二，開征二氧化碳稅。二氧化碳稅，也稱碳稅，是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徵收的一種環境稅。它的實際徵收往往是對煤、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徵收，而不是直接對二氧化碳的排放徵收，這主要是由於直接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為征稅對象，在技術上不易操作[3]。由於所有化石燃料中的碳最終都會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放，對化石燃料中的碳征稅，就相當於對化石燃料燃燒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徵收排放稅。從長遠來看，實施碳稅是勢在必行的。研究表明，近期在中國徵收低稅率碳稅對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但對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用明顯[4]。
第三，建立徵收生態環境補償費制度。對生態環境造成直接影響的各項行為活動，如各類礦產資源的開采、能源開采（包括煤炭開采和石油開采）、森林砍伐、草原的過度使用、地下水資源的過量開采、地表水資源的開發、土地開發等開征生態環境補償費。根據生態環境補償費的徵收目的，可採用產品收費、使用者收費等多種方式。
（三）低碳管理政策
第一，構建低碳經濟發展的組織機構和戰略規劃，制定《低碳經濟法》等法律法規。建議在國家能源領導小組、國務院節能減排工作領導小組、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工作領導小組的基礎上成立國務院低碳經濟發展領導小組，加強對低碳經濟發展工作的規劃、協調和領導。借鑒、吸收、消化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的發展理念，在我國已有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國家方案、行動規劃、方針措施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節能減排的工作需求，盡快開始研究制定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4]。同時，加速《低碳經濟法》等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實施；加快低碳經濟技術標准體系建設，健全比較科學的計量手段和自動監測系統，實現低碳經濟工作的規范化、定量化和系統化。
第二，建立針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低碳考核制度。在環境保護、溫室氣體減排方面，往往出現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因此，在發展低碳經濟時可以採取以下幾種方式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一是通過法律、法規規范地方政府發展低碳經濟的權利和義務；二是推行「低碳GDP」考核制度，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低碳經濟指標體系，將現行的GDP指標扣除因環境污染、自然資源消耗、生態環境退化的損失；三是將實施低碳發展的評價指標納入地方的經濟核算體系和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
第三，制定和實施低碳認證制度。低碳標志是一種產品的證明性商標，表明該產品不僅質量合格，而且從產品原材料的採掘到最終廢棄物的處置，整個生命周期過程均符合特定的環境保護要求，對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無害。低碳認證一方面有利於消費者選擇低碳產品，促進低碳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另一方面有利於提高企業低碳意識。應積極推動低碳認證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建立健全低碳標志標准，向企業宣傳低碳標志的意義，鼓勵企業進行認證。
第四，建立押金退款政策。建議先行在伐木特許權的所有者中實行押金退款制度。此外，還可將押金退款制度拓展到生態保護領域和污染防治領域，由自然資源開發者和新建工業項目者向環境管理部門交納一定數額的押金，以此來保證其在自然資源開發過程中和開發後對生態環境的恢復，以及對新建項目「三同時」制度的執行，待完成後退還。
（四）低碳技術政策
第一，完善低碳技術創新的激勵政策。推行科技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低碳產品開發人員的技術入股、專利入股、管理要素入股、成果入股和持股經營政策，採取期權、期股等各種分配激勵方式，以獎勵在低碳技術創新方面有突出貢獻的科技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使他們的薪酬水平與人才市場接軌。放寬低碳技術入股的比例限制，加大獎勵力度，使低碳技術人員的收入與崗位技能、工作業績以及經濟效益緊密掛鉤。
第二，實施促進低碳技術創新的采購政策。政府「低碳」采購，是指政府購買和使用符合低碳認證標準的產品和服務的行為。政府采購是彌補市場機制不足，保護、激勵技術創新的重要渠道。利用政府采購創造市場空間，對於實現低碳技術創新會起到極大的扶持和促進作用。在低碳新產品、新技術剛剛推向市場，產品發展的初期階段，政府「低碳」采購是一種很重要的激勵手段。為了促進低碳技術創新，政府應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低碳采購制度，科學規范地制定政府低碳采購標准、清單和指南，指導具體的低碳采購活動，如規定公共工程項目要採用國內的高新低碳技術產品，規定低碳科技產品采購占政府總采購的比例等。政府應定期公布低碳采購清單和數量，優先採購和使用符合低碳認證標準的產品。
第三，發展低碳技術風險投資機構。一項低碳技術成果從開發出來到大規模推廣應用，其中存在很大風險。科研單位和高等院校在低碳技術研究過程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無力繼續承擔後續風險，而企業作為受讓技術方也投入了大量成本，因此也不願承擔這些風險。低碳技術創新與產業化的高風險性，已成為制約低碳技術產業化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部門應給予優惠政策，扶持建立一批低碳技術風險投資機構，由這些機構承擔低碳技術成果研究、開發和產業化過程中的風險，若低碳技術開發應用成功，投資機構可從企業生產新產品所得利潤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風險投資的回報。
（五）低碳投入政策
第一，增列低碳經濟發展支出預算項目。政府預算支出是低碳經濟發展資金的根本保證。要確保低碳經濟發展資金的穩定，把低碳經濟發展資金列入財政預算的支出范疇，把低碳經濟發展資金作為財政的經常性支出，為財政履行發展低碳經濟職能提供製度保證。這也是不少發達國家普遍採用的做法。應在國家財政預算科目中單列出低碳經濟發展支出項目，並立法規定其支出額度和增長幅度，以確保國家在低碳經濟發展問題上的宏觀調控力度。要建立政府低碳經濟發展投資增長機制，通過立法形式確定一定時期內政府低碳經濟發展投資佔GDP的比例或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並明確規定低碳經濟發展投資增長速度要略高於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
第二，完善調動企業、個人等主體投資低碳經濟積極性的政策。以當前我國的經濟和社會現狀，要想在一定的時期內發展低碳經濟，遏制能源、氣候、環境整體惡化的勢頭，僅僅依靠國家有限的財政支撐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理的。引導市場力量自覺防範、減排、治理污染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可採用下述措施調動企業、個人等主體投資低碳經濟的積極性：對企業低碳經濟投資項目在貸款額度、貸款利率、還貸條件等方面給予優惠；對企業投資於防污設備給予投資抵免、稅前還貸、加速折舊等多種形式的支持；對低碳經濟融資給予稅收優惠；對低碳產業和有明顯污染削減的技術改造項目進行貼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