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的什麼宗教傳入我國

Ⅰ 佛教是什麼朝代傳入我國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產生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古印度，公元前三世紀被定為印度國教，並開始向國外傳播。佛教傳入中國後，對中國人的思想意識、民族關系、文化藝術、風俗習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對於佛教傳人中國的時間，學術界眾說紛壇，至今未能統一。歸納起來，大致有六說。
「先秦說」。此說以晉代王嘉《拾遺記》的記載為依據。據載，燕昭王七年（前3O5），印度有道術人名屍羅，歷經五年，千里跋涉來到燕都。清代有學者認為，這是「佛法入中國之始」（《茶香室叢鈔》卷十三）。以上文所述，佛教於公元前三世紀方始外傳，而公元前四世紀已有印度僧人來華，顯然是講不通的。唐代和尚道宣在《感應記》中根據《列子·仲尼篇》「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之語，斷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即春秋時代已有佛教傳入。而考諸中印古代史料，佛祖釋迎牟尼僅長孔於十餘歲，比孔子早死數年，兩人是同時代人。孔子在世時，佛教也尚處初創階段，因此說孔子知佛也是靠不住的。
其餘五說為「秦朝說」、「西漢武帝時期說」、「西漢末說」、「四漢末東漢初說」和「東漢初說」。前二說因為史料不可靠或不夠允分，未受到學術界特別重視。後三說四年代相近，又都有正史、野史材料作證，各執一辭，難分高下。其中尤以「東漢初說」，流傳最廣，影響最大。佛教界一直有漢明帝求法，佛教初傳的史話。相傳在東漢永平七年（64），明帝夢見神人身披金光飛於殿前，第二天，他就向大臣詢問此神的來歷。太史傅毅回答說：西方有一位名叫「佛」的神仙，陛下夢見的恐怕就是他。明帝十分羨慕，就派蔡愔、秦景等人到西域求佛法。三年後，他們到達西域的大月支國，遇到兩位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便邀請他們來華。迦葉摩騰、竺法蘭接受了邀請，攜帶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著，來到洛陽。明帝特意建造白馬寺供他們居住。在寺中，二位高僧譯出《四十二章經》，一般認為這是中土最早的佛經譯本。自西晉以來，漢明帝求法說，一直在佛教徒中盛傳不衰。但現代佛教史家卻頗懷疑其人其事，理由是：一，所謂感夢遣使之說，顯然是帶有神奇色彩的傳聞。二，漢明帝求法的年代，說法很不一致，如感夢之年有永平三年、四年、七年之異，遣使之年有永平七年、十年、十八年之別，說明沒有可靠的材料可資定論。三，明帝派遣的使者也有多種說法。有說出使者為張騫、秦景、王遵；有說蔡愔、秦景同行，或秦景、王遵同去。總之十分不確切。四，對佛經的傳譯也頗多疑問，如《四十二章經》是否漢代所譯？是譯本還是抄本？譯者到底是誰？都無法定論。
紛繁諸說，都不是出自憑空臆造。要定出一說，也實非易事。目前一般流行的說法是佛教在兩漢之際即公歷紀元前後傳入中國。

Ⅱ 佛教是公元前6至5世紀由古印度釋牟尼創立的在什麼時候傳入中國

據歷史記載，應該是秦朝就有穗臘寬陸陸續續的佛教法師進入中國。

不過公認的正規的時間，根據《四十二章經序》、《牟子理惑論》等多種典籍的記載，東漢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漢明帝劉庄在永平七年（公元64年）於夜晚夢見一位神人，全身金色，項有日光，在殿前飛繞而行。第二天會集群臣，問：「這是什麼神？」當時學識淵博的大臣傅毅回答道：「聽說西方有號稱『佛』的得道者，能飛行於虛空，神通廣大，陛下所夢見的想必就是佛。」第二年，漢明帝派遣蔡愔（yīn）博士及弟子秦景等十人遠征西域求法。使團到達大月氏國後，抄得佛經42章（這就是著名的《四十二章經》），並於永平十年(公元67年)，在當地遇見高僧迦攝摩騰、竺法蘭，邀請二師來漢地傳播佛教。二師接受邀請，用白馬馱著佛像和經卷，隨蔡愔一行來到洛陽。漢明帝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專門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馬寺」。白馬寺是我國漢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經則收藏於皇室局亂圖書檔案館「蘭台石室」中。這就是「白馬馱經」的故事。

應該說正式傳入猜亮中國的時間，是公元68年。

洛陽白馬寺和當年馱經的白馬雕像

Ⅲ 起源於印度的佛教在何時傳到我國古代中印文化

當印度佛教興盛之時，阿育王派遣眾多傳教師到四方傳布佛教教義，弘揚佛法。於是，佛教開始在印度以外的地區，如斯里蘭卡、緬甸以及中亞、西域一帶傳播，印度佛教終於成為世界性宗教。佛教究竟在什麼時候傳入中國，歷來有多種的說法。大致可以推斷，隨著漢朝與西域交通的開拓發展，佛教逐漸經由中亞、西域一帶進入我國。因此，自東漢以來，中國就已接觸佛教，三國、兩晉以前是佛教傳入的適應期，南北朝更成為佛教譯經事業的高峰。隋唐時期更是達到了歷史的頂峰。發揮出了燦爛的佛教文化光輝，確立了中國佛教的八大宗派。歷經二千年的發展，由於歷代祖師的播種耕耘，由印度傳來的佛教在中國大地上生根、開花與結果，正式成為中國的佛教。

◆夜夢金人的漢明帝
佛教傳入的情形，有各種不同的史料記載，有的說秦始皇時有沙門室利房等十八人攜帶佛經來到咸陽城，卻遭到拘捕下獄的不幸命運；有的說漢武帝派霍去病攻打西域，曾擄獲一尊金人，帶回漢土，武帝將其供奉在甘泉宮，當時以為金人就是佛像；也有的提到，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曾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佛經，以上這些說法，都是佛教初傳時期的傳聞。
但在各種史料中，以東漢明帝夜夢金人的故事最為人津津樂道。
永平十年(公元六十七年)，明帝夢見一位金人，身長六丈，相貌庄嚴美好，全身金光燦爛，在金鸞殿的上空飛翔。夢醒之後，明帝遍問群臣，所夢金人到底是什麼？太使傅毅答說：「臣聽說《周書異記》中有一段記載：周昭王即位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平旦時分，所有江河泉池忽然泛升高漲，四處的井水也溢出來，狂風大作，宮殿、房舍、山川、大地也都震動起來。到了夜晚，有五色光芒入貫太微，在西方遍布成青紅色。當時，昭王問太使蘇由：『這是什麼祥瑞？』蘇由回答說：『西方有大聖人誕生。』昭王問：『對天下有何影響？』蘇由答道：『此時沒有，一千年後聲教被及此土。』於是昭王即派人把這件事情鐫刻在石頭上，埋在南郊的天祠前。如果以年代計算，剛好就是當今之時，陛下所夢的金人，想必就是西方大聖人無疑。」由於這個因緣，明帝便派遣使者蔡愔、秦景、王遵等十八人西行到印度求佛法。

奉命出使西域的蔡愔，路過大月氏國，遇到了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高僧，這是歷史上空前的際遇，可以說，由於漢明帝一夢，從此促成了中國向西方求取佛法而開通西域的現實需要，佛教也因此在中國展開了歷史的第一頁。

◆迎接第一尊佛像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兩位西域高僧隨著蔡愔等人，用白馬馱著佛像圖卷軸及《四十二章經》等，自西域到中國弘揚佛法，這時是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蔡愔等人將攜回的佛像呈給明帝。明帝一見，正與夢中的金人相同，驚喜萬分，令人臨摹多幅，分別供奉在南宮清涼台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有佛像的開始。
蔡愔等人所帶回的圖卷中描繪的佛像，正是當年優填王派人以栴檀木雕刻的釋迦像的畫像。

◆最初東來的印度高僧
迦攝摩騰是中印度人，精通大小乘經典。竺法蘭也是中印度人，能夠誦出幾萬章的經論。他們隨著漢明帝的使者來到洛陽傳教，並受到明帝隆重歡迎。西域高僧迦攝摩騰與竺法蘭遠自西域而來的事，引起當時道士的惶恐不安，千方百計阻止皇帝允許佛教傳入，故有一場轟動的佛道比試。 最終以佛教勝利而圓滿。佛教從此流傳天下。
在那個時代，佛教的出現，令當時的人耳目一新。最初，漢明帝以極隆重的儀式親自迎奉兩位高僧，招待他們住在洛陽鴻臚寺。「鴻臚」，本來是掌管諸侯和外國來朝覲者所住的賓館；「寺」，原本是當時官署的名稱。經過佛道比試之後，明帝敕旨將鴻臚寺改名為白馬寺，用以贊揚兩位高僧以白馬馱經來到洛陽，因此取名「白馬寺」。
然而，據《梁高僧傳》卷一記載，「白馬寺」的命名由來是：相傳，某天竺國的國王，曾破壞諸寺，僅有招提寺尚未遭損毀，夜裏有一匹白馬繞塔悲鳴。此事傳至國王耳裏，國王乃令中止破壞寺廟，因此改招提寺為白馬寺。據說，漢明帝就是沿用這個天竺白馬寺的典故，把寺名取為白馬寺。
明帝除了在寺中安置佛像，並明令該寺為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的安居處所，所以後代僧尼的住所就通稱為寺。白馬寺因而成為中國的第一座佛寺。

◆漢譯佛經的濫觴
迦攝摩騰與竺法蘭熟闇西域方言，到洛陽後開始學習漢語，隨後翻譯出《四十二章經》等。漢明帝曾敕令將《四十二章經》收藏在朝廷藏書的蘭台中。《四十二章經》，旨在宣揚佛教的基本教義，被推崇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

◆禪經的最初譯者
自從漢武帝時代開拓西域，「絲綢之路」成為一條貫通中西的貿易孔道，往往伴隨著貿易而進行文化交流、宗教傳播。許多西域、天竺僧侶隨著商隊來到中國，成為中國佛教的播種者、拓荒者。

繼迦攝摩騰與竺法蘭之後，來華的西域高僧有安息國(古波斯，今伊朗)的安世高，月氏國的支婁迦讖、支謙，康居國的康僧會，以及印度的曇柯迦羅等人。因為他們都是西域人或印度人，在不熟悉漢語，又缺乏原典的情況下，只能根據他們口述的經文大意，再由中國人記錄為文字。藉由初期譯經僧的譯文來弘傳佛法，中國人開始接受佛教的思想與知識。
繼第一部《四十二章經》譯出後，譯經僧來華愈多，也開始有完整經論的翻譯。據載：安世高放棄安息國王位而出家求道，他原本就通曉天文與醫術，又博綜經藏，尤精於阿毗曇學，一生奉持禪經；來到中國後，很快地學會了漢語，從桓帝建和年間到靈帝建寧年間(一四八～一七二)，共二十幾年，翻譯了許多佛經。其中，較重要而且有影響力的是：《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小十二門經》、《道地經》、《人本欲生經》等。當時各譯經僧所傳譯的諸經，或有謬誤的情形，而安世高所譯的經典，義理明晰，文字允正，是佛教傳入初期譯經僧中的翹楚。他譯的經典多屬小乘，以宣揚法數與禪觀為主，如《安般守意經》是一部禪定修行的指南書，經中指出數息、相隨、止、觀、還、凈等六階段禪法的過程。關於數息的方法，帶給中國佛教的影響很深。法數，即阿毗曇(阿毘達磨)，就是佛教的基本教義以「數」的形式將教法加以分類，如四聖諦、五蘊、八正道、十二因緣等。可以說，繼迦攝摩騰、竺法蘭之後，在中國佛教史上，安世高是以最初翻譯經典而享有盛名的。

◆般若經典的初譯
與安世高的翻譯禪學經典佔有同樣開創意義的，翻譯大乘般若學系統經典的是支婁迦讖。支婁迦讖，又稱支讖，他也是東漢桓帝末年來到洛陽，而在靈帝光和、中平年間(一七八～一八九)譯出《道行般若經》及《般舟三昧經》等共十四部。其中，《道行般若經》對弘揚般若思想，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傳教江南的先鋒
支謙是月氏的後裔，他的祖父早在漢靈帝時就率眾數百人來華，因此受封為率善中郎將。支謙名越，字恭明，是一位居士，曾受業於支婁迦讖的門徒支亮。支婁迦讖、支亮、支謙三人，被世人稱為「三支」，有「天下博知，不出三支」的美譽。他住吳國三十多年，先後受到吳主孫權、孫亮的禮遇，拜為博士。他譯有《大明度無極經》、《大般泥洹經》、《維摩詰經》、《首楞嚴經》、《大阿彌陀經》等，一共三十六部。由支婁迦讖介紹的《般若經》，得到支謙的大力弘揚，形成所謂的「般若學派」，與安世高的「禪學派」成為初期佛教弘傳的兩大主流。
最早把佛教傳到江南一帶的是支謙，繼支謙之後，使佛教在江南紮根的是康僧會。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後來世居印度，其父親因經商移居交趾。十幾歲時，父母雙亡，便在交趾出家，廣讀佛書，並博覽儒家和方技之書，能文善辯。吳赤烏十年(二四七)，康僧會從交趾來到建業，從安世高的弟子受業，學習安世高所傳的小乘禪法，與陳慧共同註解《安般守意經》。
康僧會在建業，除譯經以外，立志要把佛法傳播於江南，所以比較重視對一般民眾的度化。他建造茅屋，設立佛像，常在市井之間托缽弘法。但是吳候孫權對康僧會驚服不已，因而發心建造佛塔，供養佛舍利。支持佛教在江南的弘揚。

這些都代表江南佛教逐漸興盛的情形。因為首次在江南建寺，故稱建初寺，這就是江南的第一座佛寺。孫權把建初寺一帶之地命名為佛陀里，江南佛法因此興起，康僧會的貢獻應居首功。

◆漢僧入道的開始
魏國初期對於宗教活動曾經明令禁止，但初傳入的佛教依然在民間默默流傳。到中期以後，禁令放寬，促使印度和西域來的僧侶又在洛陽積極從事譯經和傳教活動。第一位翻譯戒律經典的曇柯迦羅，在魏嘉平年間(二四九～二五四)從中印度來到洛陽。魏地原來就有出家人，但沒有受具足戒，只是剃除須發，外貌上不同於一般人而已，他們舉行齋戒，從事祭祀。曇柯迦羅來魏以後，目睹這種情況，譯出《僧祇戒本》，是第一部漢譯律本。因此，曇柯迦羅也被後世尊為中國律宗之祖。他創立傳戒制度，使剃度的出家人正式受戒，成為真正的出家僧侶，朱士行就是當中最為知名的一位。根據史料記載，嚴佛調是中國第一位華籍出家人，而朱士行才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位正式受戒的出家人。

從漢末到三國，主要是透過這些印度、西域來華的高僧大德譯經弘教，使佛教經典與佛教思想逐漸在中國播下種子。但在初傳期間，佛教與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如儒、道兩家，必須經過一段適應的過程，才能融入中國文化社會當中，成為中國的佛教。當佛教逐漸傳播於民間之後，信仰的人越來越多，知識分子也在其後將近百年間，接受佛學思想，使佛教思想與中國文化思想完全融和。真正為中國佛教奠定深厚根基的，則是魏晉南北朝的印度高僧佛圖澄、西域高僧鳩摩羅什，以及中國的道安、慧遠、僧肇等幾位高僧的卓越貢獻。

佛教自東漢明帝永平年間(西元一世紀頃)傳入我國，歷經百年，到桓帝、靈帝時期才有長足的發展。然而初期傳譯的經典，都由西域間接傳來，譯經諸師既不通漢語，筆述者也未必精通教義，故難免有錯誤或未能盡善的缺憾。所以朱士行說：「文意隱質，諸未盡善。」《宋高僧傳》卷三贊寧論述初期譯經的情形是：「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因此，歷代高僧冒千險，歷萬難，非西行求得正法，則不能安心。

古代西行者，多數走陸路，經甘肅走廊、天山南路，入帕米爾高原，過克什米爾，再南下赴印度；也有少數走海路的，經南海，過麻六甲海峽，到斯里蘭卡和印度。以陸路一線為主，當時雖有商路可通，但困難重重。除了大漠與高山的險惡外，加上漢人求法僧侶多缺資財，不諳各地語言，只有少數人結伴前行，更加艱難。

求法者艱苦備至，飽嘗九死一生之苦，有些人勞頓積苦，客死荒途；有些人中途折返；有些人只到了於闐、高昌諸國；有些人久居他鄉而歸不得。見於記載的，則是不畏死亡，風塵僕僕在路途上的極少數人；更多人是齎志以歿，或永遠的隱姓埋名了。在這些無以計數的西行求法高僧中，能夠留芳千古的，以法顯、玄奘和義凈等三位高僧最為著名。

西行求法，先後達五百年，最熱烈時期，也有兩世紀之久，求法高僧多達一百八十人。最早西行求法的，就是我國第一位出家受具足戒的朱士行。繼朱士行之後，東晉的西行求法高僧之中，致力於蒐集經典者有支法領，師事印度高僧受教者有於法蘭與智嚴，尋訪聖跡者有寶雲、智猛等人。西行高僧大多天資卓絕，學養豐碩，所以能吸收異國思想，也善能參究佛典奧義。他們不只帶回大批梵典，對譯經事業貢獻鉅大，同時傳播中國文化於國外，並且把印度的天文、歷法、醫學、因明、工藝等傳入中國。就隋唐時代而言，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力極大極深。西行者游歷諸國的記錄，如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等書，所記西域及南海各國人種、宗教、文化、語言、政經、地理等資料，不只有助於當代國防軍政的研究，並且也成為後世研究歷史文化、地理及南海文化的重要史料。

◆最初西行求法的朱士行

早在東漢末年，有支讖和竺佛朔譯出《道行般若經》，朱士行在甘露五年(二六〇年)出家之前，已在洛陽研究和講解該經，然發現譯文的文句簡略，義理艱澀，前後不能貫通。所以矢志捐身，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經》的梵文原本。

朱士行在曹魏甘露五年從雍州(陝西、甘肅)出發，通過河西走廊到敦煌，經西域南道，橫渡流沙，直抵於闐國。於闐是天山南路南道的東西交通要道，印度佛教經由此地傳到我國內地，此地大乘雖廣為流行，但居正統的仍是小乘。

朱士行在於闐抄錄《大品般若經》的梵本，共有九十章，總計六十萬言，他想派遣弟子弗如檀等十人將該經送回洛陽。弟子弗如檀終於在晉太康三年(二八二)將該經送回洛陽，前後達二十餘年。元康元年(二九一)，由無羅叉、竺叔蘭等人合力譯成漢本，取名為《放光般若經》。朱士行以八十高齡終老於闐。

後世著名的佛教學者，都對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壯舉給予極高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從漢僧西行求法的歷史來看，朱士行可說是開創風氣的先鋒，當時通往西域的道路十分難走，又乏人引導，朱士行只憑一片真誠，竟然達到了目的，這種熱忱足以和後來的法顯、玄奘媲美。他求法的經典雖然只限於《大品般若經》一種，譯出也不夠完全，但對於當時的義學影響卻很大，所以翻譯佛典的風氣隨即風行於京華一帶，凡是有心講習者都奉為圭臬。
朱士行西行的貢獻是求得《大品般若經》，從而在我國開啟了義學的先河；同時將西域佛教傳入我國，也促進了東西政治、文化的交流。

◆敦煌菩薩竺法護

在鳩摩羅什大師尚未來到中國以前，中國佛教初期最偉大的譯經家就是竺法護。大乘佛教的中心，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也是竺法護以《正法華經》為題第一次譯出，流布於世。鳩摩羅什以前，到中國的譯經僧雖然很多，但以譯經部數來看，竺法護的成績最為可觀。

竺法護，月氏國人，世居敦煌郡，八歲出家，禮印度高僧為師，隨師姓「竺」，具有過目不忘的能力，讀經能日誦萬言。為了立志於求學，不辭辛勞，萬里尋師，不但精通六經，且涉獵百家之說。

晉武帝泰始年間(二六五～二七四)，寺院、圖像、佛像等，普遍受到崇敬，然《般若經》等方等部的經典還在西域，未能完全傳布於中國。竺法護發憤立志弘法，隨師游歷西域諸國。據載，他能通達西域三十六國語言，熟諳印度、西域各國的字體、發音等，具備這樣的能力，確立了他翻譯經典的基礎。

竺法護為求《般若經》，隨師從敦煌經西域南道，先往於闐國，再到疏勒，轉往西域北道，經龜茲而回敦煌，完成西域一周之旅。大致游歷了安息、月氏、大秦、劍浮、龜茲、於闐、疏勒、鄯善、焉耆、匈奴、鮮卑等十幾個地方。依傳記所載，他攜帶大批胡本回中原的途中，從敦煌到長安之間，隨時隨地都在從事譯經工作。總計一生游化二十餘年，在武帝太康五年(二八四)譯出《修行道地經》、《阿惟越致遮經》，其後，直到懷帝永嘉二年(三○八)為止，共有二十幾年歲月，便是他在長安積極從事翻譯事業的顛峰時期。竺法護從最初譯經到晚年，在譯經事業上得到許多得力助手，如聶承遠、聶道真、帛元信、竺法首、陳士倫、孫伯虎、虞世雅等人，都擔任潤筆譯校的工作。總計竺法護翻譯的經典共有一五四部三○九卷(《出三藏記集》載)，其中，流傳較普遍的是《方等泥洹經》、《光贊般若經》、《漸備一切智經》、《舍利弗悔過經》、《普曜經》等。竺法護的晚年，世局動亂，以七十八高齡入寂，窮其一生心力從事譯經大業，是一位偉大的譯經家。

◆橫渡沙漠游歷印度的法顯大師

法顯，俗姓龔，平陽郡武陽(山西臨汾)人。幼年時，三個兄弟先後夭折，父母惟恐法顯也遭遇不測，在三歲時就讓他剃度為沙彌，但仍住在家中。後因患病將死，才將他送往寺院。病癒之後，法顯就不再返回俗家。二十歲受具足戒，慨嘆律藏殘缺，因而發願前往西域、印度尋求戒律原典。

東晉隆安三年(三九九)，法顯約同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人，由長安出發，取道河西走廊，行到張掖。適逢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慇勤挽留，竭誠護持供養他，法顯因而在此結夏安居。

在張掖期間，一行人又加入了智嚴、慧簡、僧紹、寶雲、僧景等人，彼此結伴，向西前進至敦煌。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一出敦煌，就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沙漠，幸而當時有太守李浩供給橫渡沙漠的資糧，法顯等人於是與智嚴、寶雲等分別隨使先行。沙漠之中，氣候酷熱，多惡風，沿途所經，上無飛鳥，下無走獸，遍目所極，茫然一片，只憑偶而見到的枯骨為標幟。後經鄯善國(今新疆鄯善)、烏夷國(今新疆焉耆)，與寶雲等一行人相逢。當時的烏夷國奉行小乘教，一般居民不知禮儀，拒絕資助求法的費用，智嚴、慧簡、慧嵬遂轉向高昌(今新疆吐魯番)求助，而法顯等人則得到符公孫的供給，又繼續向西南方前進。在杳無人煙的沙漠中橫渡，實為艱難困苦，一行人走了一個多月後，終於到達於闐國(今新疆和闐)。此地物產豐饒，人民信仰大乘佛法，法顯等人因而受到優厚的禮遇。不久，慧景、道整隨著慧達先出發前往竭叉國，法顯等人則滯留在於闐國三個月，主要是為了觀看從四月一日到十四日的行像盛會。結束後，僧紹獨自一人隨胡僧到罽賓，法顯等人則經子合國，南行入蔥嶺，到達麾國過夏。其後，法顯等人再翻山越嶺，經過了二十五天，到達與印度接境的竭叉國，與慧景等人會合，並參加國王所舉行的五年大施會。

東晉安帝元興元年(四○二)，法顯等人向北印度前進，越過蔥嶺，地勢驚險，常有惡龍吐毒風，又經年飄雪，當地人稱為雪山。到北印度境內的阮歷國後，一行人又沿著蔥嶺向西南行，山路崎嶇，千仞石壁，萬丈絕崖。法顯等人戰戰兢兢地攀過了七百多所簡陋艱險的梯道，踏踩繩橋，越印度河，到達烏萇國，在此結夏安居。然後南下，歷宿呵多國、犍陀衛國、竺剎屍羅國，到弗樓沙國，其間，僧景、寶雲隨慧達回國，慧應在此病故。法顯獨自前往那竭國，與慧景、道整會和，並在這里度過嚴寒的冬天。
元興二年，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忽遇寒風暴起，慧景突感寒疾，氣絕身亡，法顯撫屍，悲痛難抑。

法顯一行越過雪山，又先後經歷三十餘國，印度已在望。他們抵達王舍城後，打算前往城東北的靈鷲山禮拜，卻遭一僧規勸：「路況不佳，噬人黑獅經常出沒，不可前往。」法顯說：「我遠涉數萬里，經歷艱險，只有一個心願，就是參拜佛陀當年說法處，縱有險難，也絕不退縮。」後來法顯獨自上山，並感化了黑獅。

東晉安帝義熙元年(四○五)，他再回到巴連弗邑，廣為搜求經律，當時的北印度諸國皆用口傳，並無經本可抄，因此法顯再到中印度，在城邑的摩訶僧伽藍取得《摩訶僧祇律》。據說，這就是祇洹精舍所傳的律本，十八部律由其衍生而出，是佛陀在世時，大眾所共同奉行的法規。此外，他又得到《薩婆多部鈔律》七千偈、《雜阿毗曇心論》六千偈、《綖經》二千五百偈、《方等般泥洹經》五千偈及《摩訶僧祇阿毗曇論》。法顯在印度停留期間，也用心學習梵文與梵語，抄得經律等，達成他入印度求律的目的與願望。同行的道整，遠來印度的本意雖然是在求得戒律，但目睹僧團的法則及眾僧的威儀嚴正，深受感動，因而決心留住於此。法顯則堅持要把戒律流通到漢土為目的，祇好獨自一人回國。法顯沿著恆河東下，經瞻波國，於義熙四年到達東印度的印多摩利帝國，停留兩年之後，泛海前往獅子國(今斯里蘭卡)。在獅子國停留兩年，得到《彌沙塞律》及《長阿含經》、《雜阿含經》、《雜藏》等梵本各一部。

義熙七年，法顯搭乘載有二百餘人的商船泛海東行歸國，遇風飄泊九十日至耶婆提國(爪哇)，在此住了五個月。

義熙八年，法顯再搭乘貿易商船，航向廣州，又遇暴風，經八十餘日，才到達長廣郡界的嶗山(山東青島)。法顯登陸後，青州太守李嶷遣使迎請法顯到郡城，熱忱款待，法顯在此住了一冬一夏。

法顯從長安出發時，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耳順」之年，一路西行，經六年到達印度中部，停留六年，歸程經獅子國等地，又三年才回到青州，前後已經過了十五年，游歷三十國。

義熙九年，法顯到京都建康，在道場寺與佛馱跋陀羅從事翻譯，前後譯出《摩訶僧祇律》四十卷、《僧祇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大般泥洹經》六卷、《雜藏經》、《雜阿毘曇心論》等，共計百萬餘言。

法顯在建康居住數年後，再轉往荊州(今湖北江陵)的辛寺，在此圓寂，享壽八十六歲。
法顯把西行求法的經歷，寫成《佛國記》(又稱《法顯傳》)一書，記載求法經驗、見聞及游歷各國的風土民情、佛教狀況等，提供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這本書是我國僧侶旅遊印度傳記中，現存最古的典籍。書中內容保存有關西域諸國的古代史地資料，為研究西域及南亞地區的古代歷史、文化的重要歷史文獻。至今，《佛國記》仍是世人公認的不朽之作，近代並有英、法、德等譯本，備受各國歷史學者和考古學者的重視。
法顯在佛教史上，不獨為佛教的高僧，在我國留學史上也是空前的第一人，他對民族文化貢獻與影響，可說是光耀千古。

東晉末年，受法顯影響，西行求法者絡繹不絕，如康法朗、慧叡、智猛等人西行。南北朝時代西行求法者更為盛行，有曇無竭、曇朗一行二十五人、法力等三人、寶暹一行八人，及道普、道泰、法盛、慧覽、道葯、法獻、惠生、雲啟等，均獨自西行。其中較有成就者，以曇無竭為代表。

繼法顯之後唐代的玄奘大師再次走上了西行之路，他們都是我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們不只在佛教史上功績卓著，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他們游歷印度的史地著作，至今已成為研究中亞、印度文化的重要史料。唐代以後，西行求法者日漸稀少。直到十二世紀回教徒入侵西北印，求法的壯舉就從此終止。

西行求法是我國高僧大德向外尋求新思想、新知識所展現的具體行動，他們為了探求佛教教義的完美，翻山越嶺，橫穿亞洲大陸，周遊佛教世界，留給後人為求真理冒險犯難的偉大精神，實為千古的楷模；他們所遺留的著作，更是後代珍藏的文化寶藏。

佛教經典的漢譯，歷時悠久，卷帙繁復，事業龐大，是我國翻譯史上最燦爛光輝的一頁。從翻譯年代之久遠和翻譯作品之龐大來說，可以說是世界文化史首屈一指的大業。《四十二章經》是中國第一部翻譯的經典，那時正是佛教初傳中國的開始。由於佛經的翻譯，印度的佛教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印文化的交流。

◆歷代的譯經事業
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悠久，從東漢到唐代中葉，歷時八百年左右。中唐以後，仍有大量佛教經典從梵文譯成漢文、西藏文，也有從漢文轉譯成西藏文。中唐前後的這些譯經事業及其成果，成為我國佛教典籍文獻中的一大寶藏。到了宋、元二代，雖然也有經典的漢譯，但數量上顯著減少，而且所譯的經典多屬於印度佛教末期的典籍，或舊譯經典的重譯、拾遺，對中國佛教的發展而言，影響力也較小。譯經事業發展的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第一期佛經的引入，並非直接由印度本土，而是從西域諸國間接傳來，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地(阿富汗以北到蘇俄南部，西到波斯一帶)，有許多佛教學僧前來中國。當時翻譯所根據的佛典，大多是西域當地的語言或文字寫成的，通稱為「胡本」或「胡語經典」。
漢代佛經的翻譯，主要有大小乘兩大系統：一是以來自安息國，以安世高為代表的小乘禪學派；一是以大月氏的支婁迦讖為代表的大乘般若學。可以說，佛教傳入中國是大小乘同時並行，從經典翻譯的現象來看，正是反映了這個事實。
漢末三國時代的譯經僧中，最著名的是來自交趾(祖籍康居)的康僧會，他對江南佛教的傳播，影響極深。我國僧侶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是朱士行，他從於闐抄寫胡本的《大品般若經》九十章，囑咐弟子帶回洛陽，經由竺叔蘭與無羅叉譯出，稱為《放光般若經》。這部經在東晉時代，普遍受到研究。晉代譯師中，譯經數量最多的，首推西晉的竺法護，共譯出大乘經典一五四部三〇九卷，譯出時間在西元二六五至二七四年間。竺法護在西元二八六年譯出《正法華經》，於是有觀音信仰的啟發。

二、南北朝、隋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第二時期，譯經高僧不是來自西域，而是從印度來的。他們不但精通梵文，而且兼通漢文。由於諸譯師有系統地介紹佛經，分判不同宗論著作，逐步釐定各種義理的漢譯名詞用語，並且確立了特有的翻譯文體。他們的文體不求華美，但求切合原意，這是漢譯經典的大幅進展時期。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鳩摩羅什、佛馱跋陀羅、真諦等人。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第三時期的譯經事業，與前兩期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時期是由中國高僧所主導，為佛教經典的漢譯與宗派的建立締造了佳績。典型代表是玄奘及義凈兩位高僧。他們曾在印度居住十幾、二十年，不但精通梵文，佛學造詣更是博大精深。此外，善無畏、不空翻譯大量的密宗經典，也是這個時期的特色。第三期不但是國人譯經達到巔峰的時期，同時也是佛教的全盛時期。此後，一直到宋、元為止的譯經事業，都可視為唐代譯經制度、組織與規模的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