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印度佛教如何傳入中國
漢代，印度佛教傳人了中國。在印度，自阿育王於公元前三至二世紀把佛教立為國教之後，佛教便取得了統攝印度思想學術的地位。佛教在中國初傳，主要是作為信仰和方術（舊時指醫、卜、星、相、煉丹等技術）流行於民間的。佛教被廣大知識分子所接受，是從兩晉（公元265年至316年為西晉，公元317年至420年為東晉）時期開始的。知識分子特別感興趣的是佛教的思想理論，尤其是佛教提出的一些中國傳統學術較少研究的理論問題。到了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時期，佛教的影響越來越大，幾乎遍及整個中國。
佛教東傳中國，是一種外來宗教向另一個文化高度發達國家的傳人。比起佛教來，中國人固有的意識，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有許多明顯的優越之處，這就決定了佛教思想對中國人的意識不是「征服」，而只能是「融匯」，即發揚它本身獨特的思想內容，補充到中國人的思想、文化中去。經歷了近2000年的漫長歲月，佛教已融匯、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佛教哲學本身蘊藏著極深的智慧，它對字宙人生的洞察，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各種概念的分析，都有其獨特與獨到之處。在世界觀上，佛教否認有至高無上的「神」，認為事物是處在無始無終、無邊無際的因果網路之中；在人生觀上，佛教強調主體的自覺，並把一己的解脫與拯救人類聯系起來。佛學和中國古典哲學交互影響，推動了哲學提出新的命題和新的方法，並以其獨特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給予了人們以新的啟發，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了一個新的境界。
隋唐時期，佛教的思想體系已發展、演變成十多個派別，比如天台宗、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等，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在文學方面，學術界有「佛教文學」這一概念。數千卷譯自梵文的佛教經典，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瑰麗、典雅的文學作品，如《維摩詰經》、《法華經》、《華嚴經》、《楞嚴經》等尤為歷代文人所喜愛，甚至被人們作為純粹的文學作品來研讀。佛教還為中國文學帶來了新的意境、新的文體、新的遣詞方法。《法華經》、《維摩詰經》、《百喻經》等直接鼓舞了晉唐小說的創作。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公元365～427年，東晉詩人）、王維（公元701～761年。唐詩人）、白居易、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宋代政治家、思想家、詩人）、蘇軾（公元1037～1101年，宋詩人）等大文學家的詩歌創作，大詩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一些詩篇、特別是人蜀（乾元二年，即公元759年，杜甫棄官，經秦州、同穀人。蜀，投奔嚴武，定居成都草堂。嚴武死後，又漂泊夔州）後期的詩作所表現出來的心境，也顯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響。唐人傳奇（當時興起的短篇小說）和宋人話本（當時興起的白話小說）中常講因果報應、人冥轉世、南柯黃粱，這裡面的許多東西都不是中國人固有的思想，而攙雜著不少印度人的觀念，因此在文學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情調。
唐代文學中，受印度影響的，除了傳奇之外，還有變文。變文是這一時期興起的一種說唱文學，由韻文和散文交錯組成，內容原為佛經故事，後來范圍擴大，也講中國歷史故事和民間傳說。在中國敦煌石窟中發現的大量變文中，除佛經故事外，就有《孟姜女變文》、《漢將王陵變文》、《伍子胥變文》等等。變文的產生與印度的影響密切相關，變文這種體裁來自印度已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因素，我們今天仍然廣泛使用的許多用語都來自佛教，比如世界、如實、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等。由於介紹新概念，很自然地輸入了許多新詞，比如反應佛教基本概念的蘊、諦、因緣、境界、真如、法界、大乘、小乘、業、果、報等等，這一類詞中有些是漢語原有的，但在佛典中使用時便賦予了它們全新的含義，應視為新詞；有些是外來語的音譯詞，如佛陀、菩薩、沙門、般若、菩提、波羅蜜、瑜伽、禪、劫等等。除此而外，還有一些佛教的專用詞語（包括短語），如真諦、法門、頓悟、化身、變相、不可思議、打成一片、心心相印、舉手投足。一針見血等等。其中有些詞已經完全融會到漢語中，很難看出外來語的痕跡，比如實際、希望、安樂、形象、消化、傲慢。在唐宋文人的詩文中，使用佛教詞語、典故成為一時風氣。
由此可見，要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學、歷史、哲學、藝術，不搞清它們與佛教文化的關系及所受影響，就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也不可能總結出符合歷史實際的規律；若要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文化史，也不能不研究佛教。事實上，從公元148年安息僧人安世高來華譯經（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佛學的開始）算起，至公元1175年朱熹（公元1130~1200年，宋代唯心主義哲學家）、陸九淵（公元1139~1193年，宋代哲學家）鵝湖之會（宋孝宗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朱善和陸九淵的一個共同朋友呂祖謙，邀請朱、陸二人和兩派其他人物在江西的一個名勝鵝湖寺相會，討論兩人思想的異同。這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化運動即理學的創立）的這1000餘年間，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輝煌期，也就是中外學者盛贊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化。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主流是佛學，其時間之長，聲勢之大，影響之廣，都遠非兩漢經學（中國的一門包含有豐富哲學內容的古老的學問，它的研究對象是儒家經典，即《易》、《詩》、《書》、《禮》、《樂》、《春秋》等「六經」。《樂》有聲無書，所謂「六經」實際上只有「五經」）和宋明理學（宋元明清時期以討論理氣、心性等問題為中心的哲學思潮，又稱「道學」）所能比擬（bǐnǐ，比較）。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上生根、成長的佛教，不光結構獨特，宗派體系各異，而且呈現出不同於印度的氣象和特質。有人把中國佛教的特質歸納為：調和性、融攝性和簡易性。所謂調和性，是指對佛教外部的不同思想、觀點的妥協、依從、迎合、附會，自然更包括對某些類似或一致的觀點的贊同、推崇、吸取和融合。所謂融攝性，是指中國佛教統攝內部各類經典和各派學說、統一各地各派學風的特性。中國佛教中真正綿延不絕的是在印度也沒有成宗的禪宗和凈土宗，尤其是禪宗，更是唐代以後中國佛教的主流。禪宗和凈土宗的久遠流傳是與它們的教義和修行方法的簡易分不開的，所以，簡易性也是中國佛教區別於印度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
佛教日益中國化的過程，也就是不斷為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所吸收和改造的過程。因此，中國佛教的特質，歸根結蒂由中國國情所制約和決定。中國佛教特質的形成，自有其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社會根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的嚴密統治。中國自秦漢以來，直到清朝滅亡，所實行的始終是專制主義的國家政權，皇帝及其所屬的官僚統治機構是地主階級利益的集中體現，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中國最高的封建統治者往往出於維護自身統治的需要提倡、扶植佛教，也可以出於同樣的需要限制甚至毀滅佛教。就是說，封建統治者的佛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佛教的命運、方向、軌道和特點。
2．以家庭宗法制度為基礎的封建倫理關系。「父為子綱，君為巨綱，夫為妻綱」等等綱常名教，形成了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一整套道德規范。「忠」、「孝」是封建社會政治道德領域的兩面最高旗幟，是人們生活和行為的最高准則。中國封建社會巨大的倫理關系網路、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既是抵制佛教流傳的核心力量，也是融化佛教信仰的消融劑。
3．政治上的統一和各民族的融合。這種統一和融合直接推動了統一的佛教的形成。
4．封建統治階級的變遷和頻繁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有一個演變、發展的過程，到隋唐時代，士族（東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地主階級內部逐漸形成的世代讀書做官的大族，在政治經濟各方面享有特權）地主漸趨沒落，庶族（封建社會里世代平民身份的家族）地主日益興起，這就促使貴族化色彩較少的佛教宗派得以形成和流傳。中國農民人數眾多，農民起義不斷爆發，也不斷遭到失敗；農民文化落後，居住分散，勞動繁重，因此，直指心性、頓悟成佛的禪宗和口念阿彌陀佛的凈土宗，由於其簡易性，很容易被他們所接受並產生廣泛影響。
㈡ 印度佛教何時傳入中國
1. 印度佛教的傳入對於我國歷史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學術界普遍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年至東漢初年之間，通過西域地區傳入我國的。
3. 文獻記載，公元前2年，西漢使者景盧出使大月氏時，曾受到大月氏王派遣的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
4. 這一事件被視為佛教初傳我國的重要標志，被後人稱為「伊存授經」。
㈢ 印度佛教是什麼時候傳入我國的
漢代與印度交往中，印度佛教傳入具有歷史性意義。普遍認為，佛教是在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時由印度從西域傳入的。
根據記載，公元前2年，西漢時期的景盧出使大月氏，大月氏王令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伊存是大月氏使者，景盧受其口授《浮屠經》。這一佛教初傳事件被史稱「伊存授經」。
㈣ 佛佛教傳入中國多少年了
東漢永平十年 公元67年,佛教正式由官方傳入中國佛教發源於印度，傳到中國後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互相影響、吸收，發展為中國的民族宗教之一，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對哲學、文學、藝術等其他文化形態，都發生了深遠的多方面的影響。按正式文獻記載，佛教在漢朝傳來中國
一千九百年左右
㈤ 佛教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是公元前6～前5世紀時由古印度迦毗羅衛國(在今尼泊爾境內)王子喬答摩•悉達多所創立。到公元前3世紀，開始廣為傳播。佛教傳入我國，是通過西域古絲道東來的。西漢末年，西域大月氏派使臣到漢朝，曾給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到東漢明帝時，佛教正式傳入中國。漢明帝曾派使臣到大月氏去邀請天竺沙門(即和尚)攝摩騰和竺法蘭兩人攜帶佛經東來，他們用白馬馱著佛經來到東漢都城洛陽，東漢王朝特地修建了白馬寺。發展到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流傳甚廣，影響遍及全國。從此印僧東來佈道，漢僧西去求法成為為時數百年人數眾多的活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中國和印度兩大古代文明產生了具有深刻內涵的匯聚。
從東漢時期開始，由於佛教逐漸通過古絲道傳入中國。以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表現印度、羅馬題材的犍陀羅藝術也流傳到我國新疆地區，給我國的繪畫、工藝美術、雕刻和建築帶來了希臘、羅馬的風韻。例如，羅布泊南漢代樓蘭國都扜泥城的廢址米蘭，在本世紀初發現了羅馬式壁畫。壁畫中的王子、比丘和有翼天使，以及佛教僧侶，同埃及法雍的畫風如出一轍。壁畫的畫題所表現的應是佛教故事，但構圖、色調和繪畫技巧則完全是羅馬式的。尤其有趣的是，印度佛教故事中善牙太子和王妃所駕的馬車，竟是一輛羅馬式的駟馬車。時代晚於米蘭的庫車、拜城千佛洞的繪畫，亦多為希臘、羅馬格調。見於各處的宴飲圖中都附有古典希臘藝術中的海馬和美人魚等題材的插圖，來源也不外乎是羅馬統治下的埃及。在內地，河南唐河漢墓出土的畫像石上面，已出現希臘、羅馬盛行的有翼的人物和動物，形象十分生動，是屬於東漢早期的遺物。這種犍陀羅藝術一直在我國新疆地區流傳到8世紀。沿著絲綢之路的南北二道，許多佛寺遺址發現的大型壁畫就是希臘、羅馬、印度、波斯和中國畫法融會的結晶。